什么阻碍了中国创新

第一篇：什么阻碍了中国创新

之一中国的科技创新还缺什么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还不是一个创新型国家。这不仅仅是因为领导人自己承认，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可以看到，从日常应用的手机到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型工业设备，再到基础科研领域中的重要学科，不但原创的桂冠很少落到中国人头上，就是追踪模仿的高端产品或最高引用论文，也与我们的企业或科学家有一定距离。

那么，中国比起 “创新型国家”，到底还欠缺些什么呢？

是投入不足么？ 相信在具体项目上感到钱不够花，这是科研工作者永远的痛。但就总体情况而言，中国的研发投入不但可以傲视所有发展中国家，就是与老牌科技大国相比也不算少。去年，中国的科研经费投入达到了 8600 多亿元，有人估计，按照现在年均两位数的增长率，到 2015 年全国科技研发经费将达到 1.5 万亿元（相当于 2400 亿美元），考虑到货币升值的影响，届时中国的科研投入可达 3000 多亿美元。美国全国的研发经费在 2011 年是 4000 多亿美元。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2015 年后不久，中国的总科研经费就可以跟美国相当。

是政策不到位么？事实上，在 2006 年全国科技大会后，各级科技管理部门一下子颁布了几十项政策或指导意见，从支持科技型企业融资到研发补贴，从增加人才引进到科技资源共享，单纯从政策扶持而言，可以说，中国已经具备了世界各国支持研发的各项政策。是中国企业实力不够么？这曾经是一个很大问题，但如今，中国企业已经成为全球并购市场的主力军之一，许多大型国企已经在世界 500 强的多个领域中名列前茅。我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访学时，接待、接触和见识了多个中国大型企业代表团，只是到这个新技术的摇篮去学习取经的多，收获了技术回来的却鲜有见到几个，更不要说像美日韩企业那样，在这里设立科研经费，让 MIT 的科学家进行前沿性探索。

那么我们到底欠缺什么？这一点其实在领导人的讲话中有很清楚的表述。温总理在其创新大会的讲话中表示：要支持企业建设高水平研发中心；要以企业为主导深化产学研结合；要建立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机制；要创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建设规范的知识产权市场。说到底，就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还没有形成。

事实上，各级政府多年来一直在努力推动着企业的科技创新。可以说，几乎没有哪个比较成功的科技企业，没有得到各种类型的政府支持，包括白给钱的经费支持。

那么，何以企业还难以真正成为创新主体呢？用政策支持力度不够或政府投入不足已经很难解释这一点。根本的解释，是企业仍然缺乏科技创新的内在动力。

要让企业真正把科技创新作为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其核心第一在于科技创新比起其他条件更能够支持企业利润的增长；第二在于如果不搞科技创新，企业将受到市场以及体制的惩罚。

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些年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崛起，其支撑力主要还是来自对包括低价熟练劳动力、矿产、能源和土地以及金融等资源的占有，甚至是垄断和排他性占有（特别是对大型国企而言）。其中，除了低价劳动力，维持其他各种资源的占有，首先需要的不是科技创新而是政府关系。反之，不进行科技创新并不会导致这些资源的丧失。就国企而论，每次国资委会议上都把科技创新喊得震天响，但你见过哪个企业老总因为没有实现真正的创新而被打板子、企业被吊销什么许可证么？

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搞定国企或者国企的政府老板来获得这些资源，得到的回报恐怕也胜过累兮兮地搞研发。

最典型的恐怕就是 2009 年为应对金融危机砸下的 4 万亿了，大部分钱都跑到了房地产这样的土地资源利用、圈地圈矿这种资源积累，以及高速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上面（高铁的创新另文讨论）。

当然，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在专利报表、生产程序和工艺环节上的创新还是硕果累累的。国企或得到政府支持的高新企业需要利用前者交差，民营企业则需要利用生产工艺与程序的创新维持低成本的量化生产。

我们不是否定生产工艺与程序创新的意义。而且，真正实现了这些领域创新的，目前还只有中国企业中的佼佼者。只是，这些行为与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还相距甚远。

之二科技创新与国家意志 尽管科技界芸芸众生保持着矜持或批判的态度，但如果以此而认为中国的科技创新只是上层做做过场或者是政治秀，那就以偏盖全了。实际上，中国的国家创新体制，是非常明显的动员式的国家意志的体现。只是，在日益多元化的社会，特别是在利益主体日益多样化、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日益丰富的社会中，国家动员是否能起到足够的作用，这仍然有待观察。其中，国家动员的集中体现——16 个科技重大专项的实际实施效果，尤其值得观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好像不太乐观。

正是因为科技创新的国家动员特点，由具有较高行政地位的科技界人士来代言科技界，也就顺理成章。这并非是因为这些人地位更高，或者更容易说出政治正确的话，而是因为他们具有更大的动员能力，或者处在进行国家动员的关键环节上。

如果要进行国家动员，势必要形成一套自上而下的执行体系，伴以宣传机构的动员机制，同时相应地建立起一套自下而上的汇报体系，最终还需要一套自上而下的评估体系。

回头再来看中国的情况就可以发现，我们首先生产了一套汇聚全国各路精英制定的科技政策目标（包括项目预期目标），并通过科研资金的分配和倾斜将之转化成一套执行体系，而为了确保这一执行体系不会出现猫腻，就必然要设定种种极为细致的“防范措施”，主要是细化科研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如果看看新华社评论员和人民日报社论对科技创新大会的评论与报道，不难看出一套自上而下的宣传动员套路。

于是，在这种情景下，项目执行人就必然要将其成果量化成各种可以标准化的指标，基础科研主要就是论文，而应用研究则主要是专利。至于论文和专利实际产生的影响，则很难在标准化的程式中得到体现，因为可以标准化的衡量指标，如论文和专利的引用量，是不大可能在项目结题之前立刻能看出来的。

可问题在于，基础科研的影响力的核心——同行评价，以及应用化研究的核心影响——市场销售和利润，都很难在这一评估体系中得到体现，最多只能成为一个参照。

在这一体系之下，基础科研中按照科学研究自身规律发展出的课题方向，并非会被完全排斥在动员体系形成的目标之外，但就几率而言，它们能进入预设的大课题重点资助对象的可能性，比起由科学界自下而上地课题申请，会大为降低。

而要让企业真正把科技创新作为其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首先要确保科技创新成为支持企业利润的增长第一生产力；第二要让不搞科技创新的企业受到市场以及体制的惩罚。

然而，国家动员在企业创新方面实际上很难满足这两个条件。首先，组织动员可以给企业提供短期的研究经费，但这一研究经费如果不能结合企业自己的需求带来有市场的研究产出，并不能转化成企业的利润，即便可以通过做账的方式把这个钱变成利润，其数额比起企业的利润需求来，也往往是一个小数（国家支持的企业研究经费往往要依据企业自身的规模来确定一个比例）。

其次，像基础研究一样，依靠国家动员制定的战略目标往往并不能反映企业直接的市场和产品需求，而企业自身的产品改进所需要的技术创新需求，不仅难以进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评委们的法眼，往往也难以得到更加常规的支持，比如科技支撑计划或者 “863项目” 的支持。

第三，国家动员机制可以给企业研究补贴，但不能给不做创新的企业以惩罚。民企且不必说，就是国企，如果不进行技术创新，并不会导致其丧失继续垄断和排他性占有巨额利润的矿产、能源和土地以及金融等资源的权利。

支持国家创新动员的专家可能会指出，在近年来通过国家集中资源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包括按照新华社官方通稿列出的 “太空漫步、蛟龙潜海、超级计算机、铁基超导、高速铁路、超级杂交稻、基因测序”，以及通稿没有提到但官方报道中多有提及的大飞机专项。

但让我们看一下，被诗化为 “太空漫步” 的载人航天工程确实产生了重要工程成就，但在应用科研领域，你很难看到这个成就被转变为大型工程设备的中国制造，而在基础科研领域，用 “shenzhou” 作为主题词来检测，你也很难找到高引用的论文。其他几个领域也有类似情况。

也许高速铁路是一个例外，如果不算刘志军、张曙光之流的腐败和去年的温甬线动车事故，通过国家意志支持的高铁确实实现了集成式创新，让中国人享用了世界上最广泛的高速铁路网。需要提及的是，一项或一组创新项目，最重要的价值不在于有了多好听的名义，或者有能够技术出口之类的炫耀；而在于能让广泛的老百姓受益，并通过百姓的受益实现了市场的价值。

但不要忘记，高铁发展远不止是国家支持的产物（并没有列入国家级的重大专项），而是市场发展和铁道部自身被逼的产物。君不见，早在多年前的大部制改革中，已经有不少将铁道部并入大交通部的呼声。换句话说，铁道部如果不整出高铁这样的 “瓷器活” 来为自己正身，真有可能丧失对铁道这一稀缺资源的垄断性占有。这种逼出来的情况，其实与上天入海那样的领域并不相同。

再比如，大飞机项目尽管承载了领导人和众多国民的期盼，但最近其首席科学家透露了研究经费仍有不足。这个放风固然是为了争取更多经费，也让我们从中看出，大飞机公司（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市场的金融支持。按照研发计划，大飞机载人上天也就是几年的事情，如果市场需求真的足够强劲，本来不需要愁融资的问题。

不过，即便大飞机没有从市场上融到资，或者神州与天宫没有产出其他应用性的成果，它们也可以算圆满完成了国家动员的科技创新的任务。毕竟，国家动员体系需要的，首先是看得见的成绩，其次是可以接近标准化评估的交工与交差，而不是需要更多其他复杂因素来考核的市场销售利润与技术能力的提升。

之三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的科学研究？（文 / 宫鹏）印度总理曼莫汉 • 辛格最近悲观地表示，中国的科研水平已经领先于印度。辛格认为，印度在国际科学界的地位下降了，已被中国等国赶超。不过，尽管中国的论文发表数量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很多人认为这些研究论文的质量有待提高。学术不端固然是中国科研质量低下的重要原因，但是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

在过去 2000 年里，有两个文化基因影响了无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第一个文化基因是孔子的思想。孔子提出，知识分子同时也应该是忠诚（于权威）的管理者。另一个文化基因是庄子的著作。庄子认为，要想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独立，这样就避免了交换和冲突。此外，庄子还认为应当回避技术，以抵御贪婪。总而言之，这些文化鼓励中国社会进行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实践，但却压制了好奇心、商业化和技术发展。孔子和庄子的思想导致了中国社会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处于科学真空的状态，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学术界的一个后果是学术界的研究人员都希望进行引领性的研究，很少有人愿意从事辅助性的工作。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足够的能力领导科学研究。这就导致了重复和冗余，造成浪费。研究人员用尽各种借口购买相似的设备，用类似的方法处理数据。

即使把目光放在整个国家的层面上，这个问题依然存在。所有中国的合作单位、大学、研究所以及独立的政府机构，都希望成为领导组织，这就让参与研究的科学家很难共享数据。举个例子，中国的气象局有大约 2000 个气象站，这些气象站主要负责收集信息，预报天气。与此同时，中国水文局也有 2 万个左右的水文测量站，这些水文测量站也会收集天气信息，并且水文测量站的数据可以极大地改善气象局预报天气的精确度。不过，水文局从不公开他们的数据。

类似的，中国的文化还导致了另外一个问题：缺乏分工。负责科研的行政管理人员倾向于给那些声称正进行原创研究的人以更高的评价和更多的奖励。这样，那些愿意从事支援性工作的人数就减少了很多，尽管这些支援性的研究也很有用。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除了图书馆和研究设备销售公司之外，中国的专业化科研服务机构如此稀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境内的科学实验室别无选择，只能自己一条龙包圆所有的技术工作，哪怕仅仅是一些日常的样本分析和数据库开发也不例外。如果不能根据不同机构和不同科研人员各自的特长合理分配研究职责，科研进度遭到延误将是不可避免的。

宫鹏：中国应该开始对研究工作进行分工，并且合理地把工作分配给合适的专家。有什么方法可以消除这些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呢？首先，中国的教育体系应该尽早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中国已经通过模仿西方国家的大学教育模式改进了高等教育的质量。而现在需要做的，则是参照西方的基础教育模式改善中小学的教育方法。中国的中小学老师必须更加注意鼓励学生的好奇心，而科学教育也应当尽早开始。要完成这些改变，需要彻底改革中小学课程体系，同时斥资开展教师培训。

中国的科学家个人和政府科技项目监管人员，双方都应该在正式层面上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并积极展开合作。对于成功合作的研究案例，应当给予经济上的鼓励，按照每个参与研究者的贡献大小增加经费，提高奖励，或者提升职位。

中国应该开始对研究工作进行分工，并且合理地把工作分配给相关的专家。无论是化学分析、计算机工程、实验操作、设备管理，还是专业数据提供，都应该为相关的专家提供相应的位置。

最后，中国需要让本国的科学家多参与国际项目，同时还需要吸引国外顶尖的科学家来中国工作。对于研究报告和研究计划，需要进行国际评估。在重大科研项目的设计和完成阶段，引入批评可以起到正面作用。如果大学希望自己在国际上产生影响，也需要做同样的事情。中国应该从欧盟那里学习经验，为参与国际合作的研究人员提供经济支持。

举个例子，2009 年，中国政府拨款 4600 万人民币（700 万美元），用于一项 “全球地表覆盖遥感制图项目”。不过，中国政府同时规定，经费不能用于资助境外的合作者。一个全球性的项目理应需要来自世界各地的样本，但是因为中国政府的特殊规定，中国的科学家就不可能从很多国家获得样本了。中国必须意识到，自我隔离和自给自足的研究方法并不是发展现代科学的秘诀。改变并不容易，但也绝非完全不可能。改变的结果将会是一个强大的中国和一个和平的世界，就像无数代中国人所梦想的那样。

原文刊于《自然》杂志的“世界视野”专栏，该刊登世界各国科研人员的评论，这些评论并非是经过同行评议的学术论文，仅代表作者的个人意见。

第二篇：是什么阻碍了我们思考

是哪些习惯阻碍了你的思考？

如果你想努力变得有独特性，就要确认那些干扰思考清晰度的习惯，有些习惯取决于你独特的背景和经验。有许多习惯在某种程度上对每个人造成负面影响，这些习惯包括不愿改变、从众、刻板印象和自我欺骗等。你应该更多地关注那些突显出来的习惯，即“我是更好的”、爱面子、拒绝改变、从众、刻板印象和自我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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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更好的”

这种习惯屡见不鲜，并且从小就开始形成了。当我们小的时候，总是说：“我的妈妈更漂亮”“我的爸爸更有力量”，与自己相关的任何事物都是对自我的延伸。承认这些事物的优越性也是对自身优越性的表达。

随着我们渐渐长大，这样的习惯并不会轻易消失。罗兰·杰普森写道：“在后面的生活中，我们开始认为自己身边的世界就是最好的世界，认为那些习俗和观念是充满智慧并极富内涵的。”我们总是倾向于认为我们现在的观念、价值观、政治观和宗教信仰优于他人。

“我是更好的”这一习惯在人类社会中存在已久，原始社会认为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包括外国人、罪犯、心理障碍者、身体或情绪障碍者、其他种族人群、其他宗教信仰者、其他社会阶层）都是非人类。他们推理：“那些不属于某个部落、团体和教区的人不是真正的人类，他们充其量也就跟我们相似而已。”所以，在某些社会文化背景中，这些人会被非人格化，被认为没有人权。

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可能会觉得有点毛骨悚然，“我是更好的”这一习惯会让我们多数人都更愿意与别人有相似的言行。如果你的朋友倡导改变，我们会认为他是改革者；如果你的敌人倡导改变，我们会认为他是麻烦制造者和狂热者。爱国者与背叛者、政客与政治家的区别在于这些事物与我们自己的关系。

“我是更好的”这一习惯会阻碍我们的思维，破坏客观性，使我们更容易自我膨胀。如果你想优化自己的思维，那么你必须学会控制这种习惯，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不受自我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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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面子

与“我是更好的”相似，爱面子也是由自我自然产生的。但与之不同的是，爱面子总是发生在自己形象受到破坏之后。心理学家认为爱面子是一种防御机制，也就是说，爱面子是我们用于保护自我形象的策略。

多数儿童和成年人爱面子最常见的表达方式是：“这不是我的错，是他逼我这样的。”或者“这不是我的错，我没有别的选择。”这种借口尽管是对有益思维的阻碍，但至少是对已犯下错误更好的解释，这种不诚实可以让你推卸责任。

爱面子更危险的表达方式是合理化，合理化可以解释我们为什么“不去寻找真相而固守自己的观念”。比如说，你是吸烟者，你知道吸烟有害，但是你不会承认这一点，也不会去想办法论证这一点，反而你会说：“这个结论并不十分可靠”“吸烟给我带来精神上的放松，这些好处可以使那一点点害处变得不那么重要”。这就是合理化。尽管合理化有的时候似乎是真实的推理，但要区分这两种推理，有一种很简单的方法：如果你的推理有理有据，也就是说，你在验证了客观依据之后才有了自己的想法，这就是推理；如果你的依据是由自己的观念形成的，这就是合理化，也就是说，你先有了自己的想法，再来寻找支持你想法的理由。

罗兰·杰普森总结了爱面子的过程及其对思维的影响：

当我们已经适应了某种观念，内心的骄傲会阻止我们承认自己的观念是错的，当出现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否定这些意见，而不是去深究这些意见是否真实合理；我们总是觉得出现相异意见非常痛苦，只有找出例证支持自己的观点才踏实。我们都知道承认自己犯错令人苦恼，因此我们通常的第一反应就是不承认错误，我们会这样想：“我该怎样解释呢？”

要想控制要面子的习惯，必须在自我受到威胁时提高警惕，并记住这样一句谚语：拒绝承认自己错误的人会加深错误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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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改变

拒绝改变是一种对新的观点和做法不加思考而拒绝的倾向。一般而言，拒绝改变是人们对创造性事物的通常反应。伽利略提出太阳才是太阳系的中心，而非地球，他为此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发明犁、雨伞、汽车的人都曾被嘲笑过；首先倡导在手术中使用麻醉剂、用验尸来考证死亡原因、为女性争取选举权的人也曾受过同样的待遇；就算是我们现在看来非常合理的拒绝童工的规定，最初也曾被嘲笑：批评者们称其为对儿童的“布尔什维克”尝试。

我们有这种拒绝改变倾向的原因之一在于懒惰。已经习惯了某种方式之后，我们就不再愿意接受新的方式，因为这样做会破坏常规。另一个原因在于对传统方式的过度认可，我们总是相信旧的方式才是最好的，因为这些传统方式都是从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沿袭下来的，新的观念和方法似乎与祖辈的观点格格不入。

但是，真正的传统到底是什么呢？传统就是我们看待事物和做出行动的最佳方式吗？在某些情况下是这样，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则不尽然，就像萨姆·沃尔特·福斯在一首诗中写到的：

某天，一头乖巧的小牛，走在回家的路上，穿过一片原始森林，留下一串弯弯曲曲的脚印，如今，三百年过去了，那小牛已经死去，我仍然记得那串弯曲的脚印。

第二天，在这条小路上，又有狗和羊经过，还有许多人进进出出，他们会因为这条路很狭窄而不停地抱怨，但他们仍然会继续在当初那头小牛所经过的路上走过。

渐渐地，这条森林小径变成了狭窄的小路，老马背着重物顶着太阳走在这小路上，一百五十年过去了，他们仍然跟随着那头小牛的脚印。

时光如梭，这条小路变成了村落，村落又变成了繁华的城市，那条小路也变成了城市中的中央大道，二百五十年过去了，众人仍然跟随那头小牛的脚印。

就这样，数百年来，男女老少都行走在那头小牛曾走过的小路上，这条路现在竟然也四通八达，那头小牛虽然已经死去三百年，却为万人开辟了这条路，对开路的前辈有种崇敬之情。

在某些情况下，传统不过是已经确定好的先例，或者说是跟从先前的脚步，前人更喜欢跟从这些规则而不是另辟蹊径。

抗拒改变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害怕。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行为习惯，这些习惯就像旧鞋子一样，让人觉得舒服。新事物总是让人觉得有些害怕：“我们要怎样处理日常情况？”我们的想象带来了恐惧感，并且被一切不知名的东西不断强化，所以我们选择抵制新的东西而不是欣然接受；有的时候，我们假装按照规则行事，以避免羞耻感。

不幸的是，如果我们抵制改变，我们就错过了发现、发明、创造、进步的机会，这些都会以新观点的形式出现。抵制改变就是抵制最好、最有价值的观念。

接受改变也并不意味着不加批判地一味接受新观念，因为许多新的观念最后被证实是没有价值的。我们应该对每一种新观念进行足够充分的考证，不管新观念有多么奇怪，都应该给予相同的机会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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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

不是所有的从众都一无是处。我们把信件放在邮局的指定地点，接电话的时候会说“你好”而不是“再见”，努力拼写正确，遵循语法规则，遇到红灯就会停车，这样的行为数不胜数，这些都是从众行为。在这些情况下如果我们不从众，就会失掉宝贵的时间，惹恼周围人，威胁到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有害的从众是指我们为了获得群体归属感或者害怕与他人的不一致而对自己的言行不加思考地一味跟随。这种从众是胆小的表现，为了得到好的评价而牺牲自我的独立性。有些时候，我们更在乎别人怎样评价我们，而不太在乎到底什么是对的、真实而合理的。一旦我们开始从众，就会很快发现我们的言行并不是最好的，而是我们认为别人更为接纳的，这就阻碍了我们思维的创造性和批判性。

要避免从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的朋友、家人和同事都会给我们很大的压力，当团体的意见比较一致的时候，说“我不同意”或者“那是错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如果你曾经这样尝试过，你就知道被当作“背叛者”的痛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再地妥协以致最终放弃独特性的原因。有一个被广泛重复的实验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实验中有两个被试，告诉被试即将进行的是一个记忆实验，一个扮演教师的角色，另一个扮演学生的角色，当学生回答错误的时候，教师就可以电击学生，并且电击的强度越来越大。

在某种条件下人是被控制的。事实上，在实验中并没有真正的电击，学生的扮演者其实是实验者助手，他假装请求教师停止电击，甚至大喊自己胸闷，在最大电击的时候，学生变得安静。因为学生与教师就在相邻的房间，所以教师可以知道学生被电击死亡的可能性。

这个实验的结果是什么？近65%的教师对学生实施了最大强度的电击，多数教师扮演者都说自己并不想让学生痛苦，但当实验者坚持要求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还是照做了。

如果我们参加这样的实验，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但也可能有相似的表现。总之，从众现象在我们周围很常见，根据亚伯拉罕·马斯洛的观察：

大多数人并不是自己做决定，而是通过销售人员、广告人员、父母、宣传员、电视、报纸等来形成自己的看法，他们总是被别人影响，而不是自我决定，他们因此而感到无助、脆弱、易被影响。

不从众并不意味着不相信他人的言行，为了不同而不同，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对待从众的正确方式是自己思考，而不去担心到底有多少人支持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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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是概括化的极端形式，概括化根据基本要素将人、地点和观念进行分类。因此，我们会说多数篮球运动员个子都很高，医生从业之前一定有了许多实践经验，本田思域轿车会比雪佛兰跑车更省油，这些都是公平合理的概括化。当概括化超过一定程度的时候就称作过度概括化，比如，人们认为城市居民比乡村居民更不友好，运动员的学习成绩都不好。

刻板印象是更严重的概括化，刻板印象是已被固化的不灵活、不合理的概括化，就像沃尔特·李普曼解释的：

刻板印象是一种偏好，充满了喜欢或者不喜欢，伴随着害怕、欲望、强烈的愿望、骄傲和希望。任何能引起刻板印象的东西都是由相应的情感引起的。除非是我们故意保持刻板印象，否则我们不能轻易判断一个人是好还是坏。我们看到坏人、神圣的牧师、一本正经的英国人、悠闲的吉普赛人、轻松愉快的爱尔兰人、纯种的美国人……这些判断并非来源于公正、仁慈或者事实，都是先于证据而存在的。

最常见的刻板印象出现在民族、种族和信仰当中，也还有其他各种类型的刻板印象，比如同性恋、牧师、辍学学生、男女平等主义者、盲目爱国者、纽约、单身酒吧、母亲甚至是上帝，这些刻板印象因为更不常见而显得不那么严重。

刻板印象是关于很多观念的一个完整而系统的心理仓库，每种事物都有自己的位置，在这里没有比较、分类、权重或者选择，仅仅是储存。任何东西都是预先储存、预先决定和预先判断的。因此，刻板印象阻碍了思维的活动，剥夺了生命的无限多样性，把我们周围的人和环境都进行了事先的分类。

许多人发现要克服刻板印象很难，因为他们会觉得刻板印象是对世界的正确描述，和洞察力的效果是一样的。然而，揭露刻板印象十分必要，因为它歪曲了我们对现实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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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欺骗

一个小男孩和几个朋友去钓鱼，有人建议把钓到的鱼同大家共享，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意见，所以这个男孩同意了。慢慢地，男孩发现自己钓的鱼比朋友们钓的多，他的态度也因此而转变，到这一天结束的时候，他强烈反对分享，认为好的钓鱼者没有义务这样做。

这个男孩就是采用了一种自我欺骗的方式，凯瑟琳·安妮·波特这样说过：“阻碍人类思维的习惯之一，就是我们会忘记事物先前的状态并不能决定我们现在对它的观点。”

我的一位同事在开始上课时会请同学们做这样一个练习：“回想一个你在高中时代十分讨厌的男孩或者女孩，用几句话来解释你为什么讨厌他。”他看了上百条学生的回答，发现多数同学这样回答：“那个男孩有个不好的习惯”“那个女孩缺少……”仅仅有一两个同学会说：“我嫉妒（或者不成熟，或者有不安全感）。”换句话说，多数的怨恨和错误都归结于对方而非自己。还有一种类似的自我欺骗：学生的成绩不好，旷课、不写作业、没有备考，这些现象都是老师对学生的偏见造成的。

当某人得了重病，比如癌症，有时会欺骗自己说状况还没有严重到要看医生的程度；许多离婚的人不正视自己离婚的真正原因；许多酗酒者不承认自己对酒精的过度依赖，他们会说：“我随时可以停下来。”事实上这大多是个谎话。很多大麻吸食者欺骗自己说，他们吸食大麻是因为他们愿意，而不会承认他们是想借此逃避生活中的不愉快和挫折。如果他们吸食得很严重，他们也不承认自己的堕落，尽管他们周围的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他们没有钱、情绪低落、迷茫。

另外，许多人对自己能力的认识也存在自我欺骗，他们在他人面前装作懂得很多，并且自己也开始相信自己真的懂得很多。埃德温·克拉克是这样描述这些行为的：

有些人认为要在设计隧道方面给工程师提建议非常狂妄，但是他们却在一些比如葡萄牙移民、良好的货币流通性等复杂问题上毫不犹豫地发表意见，而这些意见往往很肤浅、来源不正确或者有失偏颇。

要想成为一个好的思考者，你必须根据事实情况来选择那些能解决问题的信息，要客观公平地评价这些信息，只有在你对自己坦诚的时候才可以做到这一点。

这6种阻碍思维的习惯—“我是更好的”、爱面子、拒绝改变、从众、刻板印象、自我欺骗都根深蒂固，因此要克服它们实属不易，但可以通过愿望和努力达到这一点。

第三篇：是什么阻碍了大学生就业

据了解，现在还未就业的毕业生竟有一半毕业于热门专业，那么——

因为缺乏工作经验、动手能力、社会阅历不成熟等各种原因，从毕业生离校到现在已近一个月，还有不少毕业生为了找一份工作，奔忙于各个招聘会。为了了解未就业毕业生的求职情况，我们在杭州市人才市场近日举办的一次未就业毕业生招聘会上展开一项调查，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90份。

未就业毕业生心态趋于平和

大城市因为就业机会多、就业条件好吸引了毕业生的眼球，而对于杭州以外的地区和一般县市，不少毕业生还是有排斥心理。调查中，有18.3%的毕业生不愿意去浙江杭州以外的地方工作，35%的毕业生不愿意去县市等小地方工作。毕业生挑中杭州等大城市均是看中了在这些地方工作的大环境和发展前景。

民营企业支撑起浙江经济的一大片天空，发展势头越来越好的民营企业也成了毕业生求职时选中的目标，调查中，73.3%的毕业生愿意去小型民营企业工作。但是，还有26.7%的毕业生排斥这类企业，企业制度不规范、信用不好成了他们排斥的主要原因。对于薪水，大部分毕业生都持比较平和的心态。调查中，60%的毕业生月薪期待值在1000~2000元，20%的毕业生月薪期待值在2000~3000元，超过3000元的只占18.3%。调查显示，随着找工作时间的增长，月薪期待值有降低的趋势。毕业于南华大学计算机专业的一位男生，曾经因为工资低，拒绝了一家给他1500元月薪的单位。经历了几次找工作无果之后，他所期待的月薪也就是他当初拒绝的那个水平。

对于普遍要求工作经验的招聘单位，毕业生也有话要说。“希望用人单位提供一些基础性的岗位，给应届毕业生一个就业机会”，“不要要求工作经验，多给应届生提供一些培训机会”，“招聘单位不要过分注重学历和成绩，应该不拘一格选人才”，这些成为应届毕业生呼吁最多的内容。

是什么阻碍了他们就业

其实有很多未就业毕业生不是找不到工作。在调查中，只有10%的人至今没有单位向他们伸出橄榄枝，其余90%均曾有过中意他们的单位。

是什么让他们主动使自己失业呢？原因很多色，其中，认为那些工作不适合自己成为最主要的原因，占31.5%。一位印刷专业的女生被一家销售办公用品的公司招去做营销，但一段时间后，她觉得与自己的兴趣、专业相差甚远，就主动放弃了这个职业，现在，她正在找一份更加适合自己的印刷设计工作。此外，工资低、地理位置不好、发展空间小、单位氛围差也是毕业生放弃已经到手的工作的原因。

对于刚踏出校门的毕业生来说，求职失败不是可怕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能总结失败原因，以在再次求职时扬长避短。在调查中，有70%的毕业生总结了自己失败的原因。很多毕业生都看到了自身不足，工作能力欠缺、学历不足等自身原因在他们总结的失败因素中占38.3%。一位艺术设计的毕业生很坦率地告诉记者，很多广告、设计公司都要求有很强的实际动手能力，但他是属于说的比做的多的那一种，他的“眼高手低”让他在找工作中频频受挫。同时，没有工作经验也是毕业生找工作最大的阻碍，占38.3%。一位学生物技术的毕业生曾经去应聘一家生物制药公司，因为没有工作经验，递上去的简历被招聘人员瞟了一眼之后，又很快被还回来。另外，不善于交流、不够自信、准备不充分也在阻碍毕业生的就业路，分别占3.3%、8.3%、6.7%。

找工作，你准备充分了吗？

由于越来越多的招聘单位要求工作经验，大学生们也早早地开始准备了。在我们所调查的未就业毕业生中，有70%的毕业生在读大学时就参加过实习，而且有很多毕业生参加过两次以上实习。有65%的毕业生参加过学校里的各种社团活动或具备担任学生干部的经验。一位王姓同学说，实习兼职是大学生获得工作经验的惟一途径。所以他在大学时期对实习兼职十分热衷。平时，学习紧张的时候只能小打小闹。一到寒暑假，他总是奔走于各种兼职招聘会，不放过任何实习机会，为自己将来的工作积累经验。

恰当地包装自己已经成为找工作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在调查中我们发现，63.4 %的毕业生找工作的花费在500元以下，23.3%在500~1000元之间，11.7%在1000~3000元之间，3000元以上的只有1人。在这笔费用当中，交通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在500元以下的这部分受调查毕业生中，交通费用在总开支中的比例一般在60%左右。置装、简历费用在毕业生的总开支中占的比例却很小，在调查中只有花费在3000元以上的一个毕业生考虑过服装问题，其余受调查对象均对服装抱无所谓态度；同时，简历也被很多毕业生忽视，甚至有两个男生号称“靠一支笔打天下”，从来没有制作过简历，只是带着一支笔在招聘会上填一张应聘人员登记表了事。

随着网络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网络已经成为求职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途径，调查中，80%的毕业生有通过网络找工作的经历。传统的招聘会形式也颇受毕业生的青睐，有95%的毕业生曾经在招聘会上找工作。此外，分别只有43.3%和26.7%的毕业生曾经通过传统媒体和熟人介绍找工作。

未就业毕业生一半毕业于热门专业

在接受调查的90名未就业毕业生中，拥有大专学历的占40%，58.3%的人拥有本科学历，仅有1人是研究生毕业。

这些毕业生大多已经多次找过工作了。调查显示，有13.3%的毕业生找工作的次数在10次以上，有45%的毕业生找工作的次数在4次到10次之间，3次及以下的占41.7%。调查结果显示，未就业毕业生并不一定就是专业冷门。在我们所调查的未就业毕业生中，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占总数的25%，设计、英语、信息工程等热门专业的大学生加起来占调查总数的27%。毕业于西北工业学院计算机专业的一位男生说，原本以为计算机这个热门专业会增加自己的就业砝码，没想到自己的求职之路还是一波三折。单位工资低、没有发展空间、自身缺少工作经验等是他求职路上的拦路虎，令他苦恼不已。此外，热门专业的一部分毕业生眼高手低也让招聘单位退避三舍。比如一位学设计的学生，曾经被不少单位看中，但他对这些单位的条件均不满意，以致至今未找到可心的工作，这在男生中尤其明显。

在招聘现场，有很多外省毕业大学生的身影。调查结果显示，杭州以外的毕业生占调查总数的66.7%。而且在这些外省毕业生中不乏从陕西等西部地区赶来参加招聘会的。很多外地大学生表示，大城市的就业机会比较多，而且待遇也相对不错。一位从安徽赶过来的大学生甚至表示，如果在杭州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她还会去上海试试。和本地毕业生相比，这些外地大学生对工作并不挑剔。

话题来源:湖州人事人才网

第四篇：什么阻碍了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

什么阻碍了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

“人力资本”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明赛尔在1957年提出的，它揭示了劳动和资本的同质性（逐利性），即追求最大的收益，使劳动和资本这一对矛盾走向统一，求得平衡融合。

人力资源如何向人力资本转变是时下亟待解决的一大课题。最近，有专家表示，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变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政策法规对无形资产的限制。在《公司法》中规定无形资产不得超过20％，这几年工商登记时要求无形资产最多35％，而且必须是高新技术，成果要经过科委认定、审批，最好是实物形态；在二板市场的征求意见稿中提出无形资产不超过70％；在无形资产的形式上，《会计准则》中规定了六种：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商誉，而企业最宝贵的两项资源：人才价值和企业的成熟销售渠道并没有包括进去。同时，政策法规并无明确规定无形资产的认定机构。工商登记时，要求科委（科协）的鉴定；在技术市场方面，评估事务所也可以进行无形资产的评估，但目前并不多；在中国，人才主管的最高部门——组织人事部门也可针对人才进行评估定价。

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能力挣得以股权形式支取的情况逐渐增多，但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股权收入变现的困难，二是个人所得税带来的现实压力。税法规定利息、股息所得税率为20％，照此税收政策，无论公司或个人获得股权后，每年所支付的税额很有可能大大超过现金收入，毫无收益可言。这种税法严重阻碍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股权处置的金融障碍。中国进入市场经济，银行贷款可以采用股权质押的形式，质押变现体现了资本流动性的一般要求。对人才进行再投资，可真正体现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同质性，但现行政策原则上不允许这样操作。二板市场是在科技成果资本化和经营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小企业金融市场要获得大的发展，应允许合格的投资方进入，打通A股和B股的渠道。同时规范技术拍卖市场，降低准入机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风险投资机构应运而生，并迅速成长，在起步时，政府可以主导，引导民间资本向高科技人才、高科技成果做投资，建议构建一个相对完善的区域金融环境。在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变的过程中，相关的经营管理人才中心可起到杠杆和通道的作用。

第五篇：发展障碍7：是什么阻碍了中医药的发展

是什么阻碍了中医药的发展？

2006-02-12

困境重重 中医不“中”

中医药的伟大历史作用和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否认，西医的科学性和普效性已成公认，两者各具比较优势。正因如此，中国政府提出了“中西医并重”和中西医“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方针，并将“发展传统医药”写入了《宪法》。但长期以来，政府的方针和宪法精神并未得到很好贯彻。在具体的法律政策、行政管理、国家投资、科研发展和医疗实践等各个方面，普遍重西医轻中医，中医地位不断下降，发展面临困境。最大困境是，中医日益西医化,日益不姓“中”了。这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1．中医后继乏人。据统计，全国中医医生1949年27.6万人，到2002年还是27万余人，53年没有增长；同期西医医生为8.7万和157万人，增长17倍；现全国共有医务工作人员520万人，中医药工作人员约50万人，不足1/10。尤其可怕的是，许多中医基本上不会用中医思路看病，只会看化验单。中医后继乏人。

2．中医教育日益衰退。近些年中医教育严重西医化。语言上，外语要求不低，中文要求不高，古汉语训练缺乏，许多学生基本不看、也看不懂中医古籍；课程安排上，中西医课时几乎相等；西医理论学习要求不低，中医理论训练严重不足，甚至《黄帝内经》等经典也不研读；技能培养上，西医实验不少，中医望闻问切等训练不多。毕业后，学生普遍不会用中医思维看病，多半转行西医，或名行中医实以西医为主。上研究生深造者，大都不是在中医理论及临床上提高，而是遵循西医教育方法，要求硕士做到细胞水平、博士做到分子水平才能毕业。不少中医硕士、博士不会用中医理论与技能临床看病，难以称为真正中医。

3．否定师徒传承。师徒传承是我国中医人才培养的传统方式，几千年来造就了一批批中医大夫。中医的精髓和技能往往“只可心授、不可言传”，故自古师徒如父子，自当尽心传授。但现行医疗制度，基本否定师徒传承，使其无立足之地。纯正中医后继乏人，这已成中医发展的极严重问题。现在，解放前留下来的全国著名老中医已所剩无几，均已达耄耋之年；50年代主要按传统方式培养的国内知名中医已为数不多，均已年逾古稀；其后主要按西医式教育培养的中医，在真正中医上有成就者甚少。据统计，全国名老中医目前已不足300人。基本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中医不过几万名。

我国不少师徒传承的民间中医，水平高、收费低、效果好，深受群众欢迎，但大都得不到正式承认。现行执业中医师考试制度要求考西医知识，民间医生大都因西医知识不足过不了考试关。现行行医执照制也限制正常民间行医，民间医生多因无法领到执照不能公开行医，若行医即属非法。现行医疗执法监督制度阻碍正常民间行医，民间行医出了哪怕是正常的事故，因无行医执照，若被提起诉讼，必受法律制裁。医疗制度的这些限制，迫使许多真正的民间医生只得地下行医、“非法”行医。但老百姓对民间中医的需求巨大，于是，三教九流混迹其中，良莠不齐，民间中医市场十分混乱。

4．中医院变成二流西医院，中医已无真正的临床基地。目前全国有2800多家等级中医院，但没有一家是真正的传统中医医院，几乎都是中西医“结合”医院。查病，主要靠西医仪器来检测与化验；断病，主要靠化验单数据来判定；处方，主要按西医思维与理论来开方治病；抓药，则是中药西药并用、中药西药为主互见；验效，主要靠西医仪器来检验治疗效果。据统计，2001年全国等级中医医院的药品收入中，中药只占40%，西药则占60%，甚至是三七开。可以说,目前多数中医院已经不姓“中”了，已不具真正中医临床基地性质了。其原因，一方面，60年代后期以来培养的多数中医已不大会望闻问切和辨证论治了，必须像西医一样借助仪器化验辨病。另一方面，医院为了生存，大量购买西药与医疗设备。西药进出价差大，检测化验收费高，医生创收、医院盈利、医院评等级均要靠它。中医药虽然简便廉验，若靠它收费，医院难以存活，医生只有受穷。

5．以西医标准评判中医，贬低甚至否认中医成果。中西医本是两个不同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各自有一套临床方法与评判标准，两者基本无法兼容。但在现行医疗理念与制度下，中医的诊病、治病与验效，新中药的开发、评审与推广，基本采用西医标准来判定。贬低甚至根本就不承认中医临床“实践标准”，中医疗效和科研成果必须经西医或按西医方法认可，这在医学界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

重庆酋阳县的农民普遍种植青蒿植物。一种叫做青蒿素（arlemisinin）的药是用从青蒿植物中提取的物质制成的，能有资助治疗疟疾。青蒿素在1965年首先由中国研究人员提取出来，后来发现1990年代在越南的疟疾高发期间、青蒿素成功地使当地死于疟疾的人数减少了97%。

早的如1956年石家庄用中医治疗乙脑，疗效奇佳，且无后遗症，但卫生部不予承认。著名中医大夫蒲辅周一人成功治疗乙脑167人，卫生部门却以其使用了98组中药处方，不具统计学意义，不承认其疗效。近的如去年广州采用中医药治疗SARS，效果显著，但开始一段时间得不到承认。中医认为SARS是一种瘟病，有法对治，但要经过多方呼吁后才让介入治疗。西医认为SARS是全新疾病，无治疗先例，无可靠药物，但西医一开始就可全面进入治疗过程。一些对温病确有疗效的中医药方剂，必须经过白鼠实验证明能够“杀死”SARS病毒才允许进入临床。西医明知抗生素等西药既杀不死SARS病毒且副作用极大，却无须讨论即可大剂量试验。

6．片面理解中药现代化。从中药现代化多年实践来看，基本思路是按西医科研途径，主要采取数量化、客观化办法，通过动物实验与数据统计，搞清中药的化学成分，提取有效物质，制成类似西药的专治“某种病”的“新型中药”。采用这种方法，若是借以从中药中开发出新西药，无可非议；但若将其作为中药现代化的主要甚至唯一途径，其结果不是中药现代化，而是中药的西药化。如被称为中药现代化 “王牌”成果的“青蒿素”，虽提取自中药青蒿，但提取出的“青蒿素”已不具备中药的药性，不能参与中药处方的配伍，已不再是中药，属西药范畴。又如，1992年比利时一诊所开出减肥“中药”“苗条丸”，患者服用一年多，一半人出现严重肾病，经研究发现是药中所含马兜铃酸成分所致。这被西方舆论大肆宣扬为所谓中药“马兜铃酸肾病”事件，使中药形象大为受损。其实，这是中药成分化并将中药当作保健食品长期食用的结果，它恰恰违背了中医辨证论治的根本要求。

按照目前中药现代化的片面做法，根本不可能开发出像六味地黄丸那样的名方成药来。六味地黄丸并非专为治疗某一种疾病而设，可治之病达400多种,但须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针对肾阴虚证型辨证施治才有效。中药现代化走简单模仿西药研制道路，导致中药研究日益脱离自身理体系，使中药科研走向异化。其结果，中药不仅赶不上西药，而且将重蹈日本“废医存药”覆辙。日本已废除中医，中药由西医视病使用，疗效普遍很差。

妄自菲薄 制约发展

中医药陷入困境，既有观念问题，也有制度问题，还有中医自身问题。根本问题是怀疑中医药的科学性。

1．民族虚无主义导致人们普遍轻视中医。西医随枪炮进入中国后，不少国人以民族虚无主义态度对待中医文化，贬低、怀疑甚至否定中医。清末维新运动时，就有人开始否定中医。国民党政府曾两次要消灭中医。解放后，中央卫生部王斌等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批评，撤了两位副部长的职，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尽管国内再无人敢公开否定中医，但50多年来，中医始终处于被质疑、被验证、被改造的境地。一些怀疑中医的权威人士，总是借“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科学化现代化”之名，试图将中医“提高”到西医水平。

对东方文化颇有研究的德国慕尼黑大学东亚系波克特教授早在80年代就指出：“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没有从对人类的福利出发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

2．两法一条例阻碍中医药发展。“发展传统医学”虽然被庄严地写进宪法，但在一些具体法律法规和医疗管理制度上，实际上一直在歧视、歪曲和限制中医药。

《执业医师法》规定，须有４年以上医学院校学历方能参加资格考试，且考试内容近一半是西医知识。导致学徒出身、未受过正规西医教育的民间中医拿不到行医资格。临床自制丸散膏丹是中医师的一项基本技能，民间秘方均是自制药，但《药品管理法》严格限制使用自制配药，否则，将以非法制售药物之名受到制裁。正在起草的医疗机构制剂审批管理办法规定：“医疗机构的制剂可以在指定的医疗机构之间调剂使用”；但“中药制剂一般不得调剂使用”。《中医药管理条例》也在诸多方面限制了中医药发展。

3．中医药界的自身问题。突出的是中医药界在许多方面丢失传统、自贬身价、屈就西医。

一是中医传统文化继承严重不足。中医药理论博大精深，发展中医药首先是要学习与继承，否则就成无源之水。但几十年来，不仅业外人士轻视中医文化，中医界自身也不重视中医药基础理论的学习与掌握。除极少数知名中医有较厚实的中医文化功底外，大多数中医的中医文化基础严重不足。

二是中医研究被动模仿西医模式。在中医界，不少人用西医理论来修正中医理论，以为这就是创新；用植物化学方法研究中药，以为就是中药现代化；用西医理化统计指标来衡量中医临床效果，以为就是规范化。正因如此，我国中医重大理论与药方研究没有多大进展。

三是中医医院严重西化。我国中医院基本上全是中西医“结合”医院。从看病诊断、处方用药、住院治疗到疗效检验，都是以西医为主。

最后，中医个性化治疗虽然代表着未来医学方向，但与占领市场份额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要求不相符合。受现实利益驱使，人们往往看重西医，看轻中医。

尊重国情 谋求振兴

充分保障13亿人民生命健康，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前提，也是一个最基本目标。但我国85%的人口（90%以上的农民、50%左右的城镇居民）无缘享受国家公共卫生保障。目标与现实的差距非常之大。解决的途径，或学习西方，继续在中国建立西式医疗卫生保健体系，但实践表明，此路难以持续走下去，只有从中国实际出发，充分发挥中医药“简便廉验”比较优势，逐步建立起真正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保健体系，这才是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1．中国根本不可能走西方医疗保障模式道路。西方医学成就之伟大不言而喻，但西医费用之昂贵也有目共睹。西医越现代化，投资就越大，收费就越高，政府和百姓就越难承受。10多年来，发达国家卫生保健体系普遍发生了支付危机。80年代以来，美国医疗费用逐年大幅上升。2000年医疗卫生支出总额达1.3万亿美元，占GDP的13%，占全球医疗卫生支出总额的43%。即使如此，美国仍有15%人口享受不到基本医疗卫生保障。若无政府补贴，美国多数医疗保险公司无法承担迅速上涨的医疗费用，只有关门。

不仅如此，美国虽然拥有世界最发达的医学和最健全的医疗体系，却根本无法解决西医的两个重大局限。一是高误诊率、西药滥用、西药毒副作用和耐药性问题。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估计，美国50%以上的抗生素使用不当，正在导致严重的公众健康危机。美国每年有100万住院病人因药物不良反应而受害，其中18万人死亡，是车祸死亡人数的4倍。二是西医解决不了慢性病、老年病及大量疑难杂症，而这些病症占人类疾病的70%。面对现实，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方面着手改革现行卫生保障体系，以降低成本，扩大公民受益范围。另一方面，重新审视西医发展方向，逐步用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替代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在这种背景下，过去被否认和禁止的针灸、中医等传统医学方法，开始得到承认和重视，被逐步纳入西方各国医疗卫生保障体系。

我国若继续走西医为主道路，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能力支付日益增大的医疗卫生成本。我国卫生费用既不可能达到美国1.3万亿美元的水平（超过我国2001年的GDP总额），也不可能达其占GDP的13%水平（这需要1.25万亿元人民币，2001年实际为5150亿元，占GDP的5.3%，相差约60%）。更严重的是，中国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支出的比例不到40%，是世界最低国家之一，而发达国家是70%以上，发展中国家也达60%。再有，中国医疗价格上涨之快十分惊人，已成为严重社会问题。据统计，90年代我国综合医院门诊病医疗费用每年递增20%，住院病人住院费用每年递增17%以上，成倍地高于GDP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由国情国力决定，我国不应也根本不可能采用西方医疗卫生保障模式。

同时，西医的局限在中国也有同样表现，许多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据统计，1999年我国西医临床诊断误诊率达27.8%，其中恶性肿瘤误诊率40%以上。我国抗生素占西药消费总量的31%，住院患者抗生素使用率高达80%，世界平均为30%。

2．中医药学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几千年来，中医药发展形成了一套现实与超前兼具、普济与深入兼备、以“简便廉验”为特点的医疗卫生办法与经验，且中医代表了未来医学发展方向。只要认真加以学习、继承和发展，完全可以在当今社会发扬光大，真正与西医并驾齐驱。

中医在防大疫上作用巨大。从始于战国成于西汉的《黄帝内经》，到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再到明清吴又可、叶天士的温病说，中医制服了一次次瘟疫，挽救了无数人生命。近几十年，中医药对一些重大传染病的防治作用也十分显著。1956年石家庄流行乙型脑炎，师仲景法用白虎汤，疗效超过世界水平；1958年广州流行乙型脑炎，邓铁涛教授当年参与救治，统计中医之疗效达90%，且无后遗症。1990年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对1988年上海以中医药为主治疗乙肝重叠甲肝与1983－1988年美国本土以西医药治疗同类疾病的死亡率进行了统计对比，中美死亡率比例为1∶234。抗击SARS，中医药作用得到了国内外医学界的高度评价。中医药在防治艾滋病方面也已开始发挥作用。

正是中医的比较优势，使得相当大部分中国人仍然钟情于中医。尽管中医机构和力量远小于西医，但我国每年中医门诊量仍占全国医院门诊总量的1/4，民间诊所更高达63%。

3．中国需要建立适合国情的新型医疗卫生保障体系。70年代，我国以世界1%的卫生费用使公共卫生体系的人口覆盖率达85%，创造了发展中国家的奇迹，受到了世界高度赞扬。一个基本原因是，中医药学和中医为主、中西医并举的农村合作医疗发挥了重大作用。

20多年来，中国医疗事业、主要是西医取得了空前发展，但受惠者主要是城镇中享受公费医疗保障的2亿多居民。在普遍卫生服务和人均卫生经费支出上，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明显拉大了。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对191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卫生保障公平性进行了评价，中国被排在倒数第4位，为世界最不公平国家之一。世界银行统计，2000年中国人均卫生经费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0，排在最落后国家之列。中国卫生总费用中，政府与个人负担比例是39.4∶60.6，世界平均是61.8∶38.2，最不发达国家是59.3∶40.7。为此，中国受到了国际强烈批评。

中国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重新思索医学事业发展战略，建立中国特色的新型医疗卫生保健体系。这个体系必须是普遍服务的，真正将全体中国人民作为服务对象；必须是公平公正的，真正让大多数人都能享受最基本医疗服务；必须是价格合理的，真正让大多数人都能支付得起基本医疗服务费用；必须是方便有效的，真正让大多数人能享受到方便与快捷、效率与效果兼具的基本医疗服务；必须是预防为主的，真正把“修养身心”和“治未病”放在首要位置；必须是可持续发展的，真正能够适应经济发展、政府财力、居民收入的未来变化趋势。

中国特色新型医疗卫生保健体系应采取的基本框架是：以预防为主，城市中西医并重，农村中医为主、中西医并行。就是说，通过国家投入和政策扶持，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逐步使中医在城市能够与西医真正并驾齐驱，在农村则要发挥主体作用。只有这样的体系框架，才可能实现疾病控制“重点下移战略”（面向农村面向基层）和“重点前移战略”（疾病预防和早期治疗）要求，才能够全面提升中国人民健康水平，实现“2020人人健康”的目标。要建立这样的新型体系，必须全面振兴中医药。

4、实施六大工程，全面振兴中医药。重建中医药重大战略地位，以“预防为主，城市中西医并重，农村以中医药为主、中西医并行”为基本框架，是建立中国特色新型医疗卫生保健体系的最佳选择。因此，全面振兴中医药，应当实施六大振兴工程。

中医药人才工程：解决中医药人才问题，最根本办法是真正按中医药自身规律特点培养人才。必须办真正的中医药院校。招生考试，应有严格的古汉语等传统文化知识要求；课程设置，以中医理论和经典为主；临床培训，以望闻问切技能的掌握为主；研究生深造，当以深研中医经典名著，继承和熟练掌握某方面中医传统技能为主。只有如此，学生毕业时，才具有真正的中医思维，掌握真正的中医技能，成为真正的中医师。

此外，承认师徒传承培养方式。使有真本事的民间中医公开化、正常化、合法化。同时，必须改革中医药教育体制和人才评价制度，改革中医药师资格审查制度，增加财政对中医药教育的投入，为造就千百万中医药人才创造体制和物质条件。

中医药科研工程：中医药科研必须在传统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进行，彻底改变长期以来主要遵循西医思路和方法进行中医药科研的做法。要重新确立中医药现代化战略方向。中医药学是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于一身的综合性知识体系，非单纯的医学。中医药现代化的方向不应再遵循西医科研路线,而是要在继承传统中医药基本理论、方法和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吸收现代科学成果，加以完善和发展，建立真正独立的中医辨证论治体系和科研体系。

此外，在传统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开发新中药。在总结普效性中药配方的基础上开发新中成药。把以化学生物方法为主的草药成分研究列入西药范畴。要建立中药系列标准规范，使之逐步成为中药国际标准。同时，建立独立的中医药科研评价体系。建立真正的中医科研与临床基地。

中药产业发展工程：近年来世界草药市场销售额年均增长10－20%。我国中药产业也发展迅速，正在成为一大新兴产业。

素有“华佗故里、药材之乡”之称的安徽省亳州市共有药材种植专业村800多个，8个药材种植基地，药材种植面积近百万亩。目前，正值牡丹、白芍等中药材采收的黄金季节，药农们自发组织了多支以青壮年劳力为主的专业出药队，帮助药农起收中药材。出药队以量定价，既增加了收入，又为部分药农解决了家中劳力不足的困难，受到了广大药材种植户的欢迎。

百年老店蔡同德国药号的中医专家义务为市民号脉、拟开膏方，吸引近百名市民排起长队会诊，从中也反映了市民追求原汁原味的一种自我保健新的理念。

一要发展中药材和中药饮片生产；二要扶持中成药生产。三是拓展中医药国际市场，扩大中医药的国际影响，重树我中药大国声威。

乡村中医药工程：一要像过去培养赤脚医生一样，为农村大量培养初级中级中医药人才。二要在规范的基础上鼓励在农村开办中医诊所。三要在政策上扶持乡镇卫生院，逐步提高其医疗技术与服务水平。四要组织中医讲师团，到农村普及以中医药为主的初级医学知识。五要建立一项制度，医学院校毕业生到大中型医院和医疗科研机构工作之前，必须先到农村服务一年。

中医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工程：中医药从基本思维、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到临床实践等各个主要方面，均与西医有很大差别，其行政管理方式方法也与西医药明显不同。长期以来中医日益西医化，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实行中西医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并基本按西医管理方式来管理中医。这种体制必须改革。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是，充分尊重中医药发展客观规律，完全按中医药自身特点确立行政管理方式和体制；改革的主要途径是，将中医药行政管理独立出来，从上到下建立自成系统的中医药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

同时，要增加国家对中医药发展的经费投入。既要提高国家卫生行政经费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更要提高中医药行政事业经费在整个卫生行政事业经费中的比例。否则难以体现中西医并重的宪法精神。这是真正振兴中医药事业的条件保障。

中医药政策法规保障工程：政策法规往往决定一个产业或学科的存亡。日本明治维新后从法律上否定了中医,时至今日，日本已没有中医。这是个大教训。我国虽将“发展传统医药”列入《宪法》，但要在具体的法律政策和行政管理上落实宪法，还须下大功夫。

一要组织中医药专家和法律、经济及行政管理专家，对涉及中医药的所有医疗卫生法律法规、政策规章，进行重新审视和研究，凡有碍中医药正常发展之规定，或是修订，或是废止。二要加快中医药立法步伐，尽快制定中医药法。三要研究制定保护特种中医药的专门政策法规，像保护珍贵文化遗产和知识产权一样，保护中医药典籍、传统配方验方、中医秘术秘方和新中医药成果。四要在医疗卫生新法律政策制定中，在贯彻中西医地位平等、一视同仁原则的同时，在一些方面应体现对中医药的鼓励和扶持。

今年2月，全国100多名著名中医师，联名上书党中央及国务院，建议将“中医药的可持续发展”作为重大科技专项列入国家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呼吁书指出，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会出了不可磨来的贡献，是解决我国13亿人口特别是9亿农民医疗保健问题的关健。唯有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卫生保健体系，才可能解决中国特别是农民和城市贫困人口的医疗保健问题，并成为全世界医疗模式的典范。如果无所作为，中医药如此发展下去，要不了20年，真正的中医将不复存在，如果中医药消亡在我们这代人手中，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

资料链接

中医药学发展沿革

中医理论专著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该书系统总结前人的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对人体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该书的问世，表明中国在2500多年前就初步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中医理论体系，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

秦汉时期流传下来的《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

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博览前代医书，并根据自己的经验，写成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伤寒杂病论》以六经辨伤寒，以脏腑辨杂病，确立了中医学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与治疗原则，该书的问世为古代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及至唐代，医学家孙思邈以毕生精力写成《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载方数千首，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均有精到论述。明代药物学家李时珍遍尝百草，历时27年写就《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00多种，附方10000多首，是影响最大的药物学专著。

古代流传下来的医学著作还有《难经》、《针经》、《素问》、《诸病源侯论》、《针灸甲乙经》、《外台秘要》等等，从理论、药物、方剂到临床治疗，这些经典著作都为中华医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医学理论思想

中医学的理论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方法论，以证候为研究对象，形成了以藏象经络、病因机理为核心，包括诊法、治则及方剂、药物理论在内的独特、完整的理论体系。它认为人是一个有机整体，脏腑经络、四肢百骸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中医学主张防重于治，强调养生，主张心理治疗，小病早治，强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中医提倡养生，并形成一套完整的养生理论，还创造了各类中医气功，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民族健身方式，这是主张和方法与现代预防医学、未来医学、现代精神心理学所提倡的不谋而合。

中医很多理论是宏观的，也是超前的。西医知道脾有免疫功效才几十年，以前认为人成长后，其作用就不大了，脾一有损伤就切掉。而中医在张仲景那个时代就知道脾的作用。西医知道肺可以产生前列腺素、血管收缩素、并影响血管收缩舒张也才几十年，而我们的医书上早就说“肺主治节”、肺 “通调水道”。心脏病，中医知道和肝肾有关，治心脏需要调肝肾。咳嗽，中医知道除了肺和气管外，肾、膀胱、脾胃都可以导致咳嗽。

三大古代传统医学的消亡

原始医学从人类出现的那天起就诞生了。我们的祖先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某些食物能减轻或消除某些病症，他们发现烧热的土块或石头可缓解局部疼痛，身体某一部位被剌痛后，反而会解除另一部位的疼痛。于是，草药、针灸、按摩便在实践中被总结和推广开来。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便逐渐形成各自的传统医药学理论。有着悠久历史的印度、希腊、埃及，都也曾拥有过自己独特的传统医学，出现过世界四大传统医学并存的局面。古希腊人认为水、火、气、土是万物之根本，古埃及人则崇拜太阳神、土地神、大地神，古印度信奉地、水、火、风。这些古典哲学缺乏一种辩证唯物思想，在其指导下的医学没有形成成熟的对临床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其防病治病始终停留在经验性、随机性的水平上。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后，随着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而崛起的现代医学(西医)，显示出强劲的势头。在西医的挑战和冲击面前，软弱无力的古印度、埃及、希腊传统医学相继消亡，逐渐为人所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