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碍中国发展的七大类利益集团

第一篇：阻碍中国发展的七大类利益集团

阻碍中国发展的七大类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阻碍中国的改革发展在中国学术界甚至老百姓眼中早已形成共识。而中共高层在近年来也多次提出〝利益集团〞阻碍改革的说法，不过这些公开场合对〝利益集团〞论述都是点到为止，并没有捅破〝窗户纸〞，指出究竟谁是〝利益集团〞的一员。近期，有大陆媒体转载了一些学者对中国〝利益提团〞分析的论述，总结出〝利益集团〞具有以下一些特征：一是群体的狭隘性；二是形态的模糊性；三是获利的非正常；四是集体行为的表面合法性；五是利益的排他性；六是权力的至上性。

前三点意思比较明确。第四点说的是，利益集团在维护或获取他们特有的共同利益时，一般是通过对组织、制度、政策进行影响、干预，故其一切活动都有法律、制度层面的〝形式合理性〞，并为了显示这种合法性，往往将小集团的利益置换成社会的共同利益。第五点说的是，由于社会总体资源有限，利益集团只热衷于在集团内部分配和共享权力与利益，排斥其他社会成员的介入和分享。第六点说的是，利益集团以权力为核心，按照权力的大小和亲疏远近来分配和占有社会的公共资源与利益。

中共官方智囊、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会长王玉凯将中国的强势〝利益集团〞划分为权贵利益、垄断利益以及地产资源利益集团。

有学者则把中国目前的利益集团分为以下七类。

一、中共中央部委特别是有很大审批和管制权的部门

中国是一个集权制国家，社会的权力集中到政府。但政府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真正负责管理的是政府的各个组成部门。所以，集中到政府的的权力其实被分割到各个部门，而部门的权力又掌握在政策制定者和具体操作者手中。由于这些年来强调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与社会管理，在这一名义下，中共中央各部门特别是直接负有宏观调控和社会管理之责的部门，管制权和资源配置权越来越大，他们在对经济的调控和社会管理中形成了独特的部门和个人利益，寻租和腐败充斥其中。

二、中共地方政府及其相关官员

地方尤其是省以下的各级中共地方政府，没有任何制约。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特别是党政领导，在招商引资、城市化、土地买卖、房地产发展等体现地方政府政绩和利益的活动中，把自己掌握的公权力市场化，通过各种途径设租、寻租，轻易获得超常规利益。

三、国有垄断企业及其高管

中共对经济的主导主要是通过国企尤其是央企体现出来的。央企和重要的地方国企凭藉国家和地方赋予的政治特权、经济特权与金融特权，获取政治租金及超额利润。它们对重要公共资源的占用和支配权，把本应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企业利益，还利用对公权力的影响力，使政策向自身倾斜。

它们千方百计不让其它社会资本进入，甚至就业也只对本企业或行业的子女开放。因此，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甚至世袭的、阻碍收入公平分配的利益群体。

四、跨国资本及其国内代理人

跨国资本之所以能在中国市场受益巨大，原因之一是有一个为自身利益而出卖国家利益的〝洋买办〞，他们主要是由一些〝官二代〞、〝官三代〞组成，早年通过官倒或价格双轨制起家，后来多数在国外金融财团、中外合资的金融企业、跨国公司等任职，通过与国内高层的亲朋关系，充当外国机构的代理。改革开放前这些高层保有政治上的特殊地位，现在他们同时取得了经济上的支配地位，权力与资本结合，也就改变着自身的性质：权力依靠资本自肥，而会主动为资本服务;资本利用权力，直到直接掌握权力。〝洋买办〞近年在国内资本市场攻城略地，他们是国企改革和国内资本增值的主要分肥者。

五、房地产开发商

在近年房价的疯狂上涨中，开发商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食利者角色。房地产是一个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紧密结合的行业。无论从地方财税、GDP增长还是就业来看，房地产在多数地方都是支柱产业，没有房地产提供的财税和土地收入，一些地方政府恐怕连生存都成问题。正因为此，开发商也就有挟持政府的力量。在国家的多次房地产调控中，房地产商都联手上书，改变国家调控的方向和内容。因而，房地产也是寻租和腐败发生最多的领域之一，很多政府官员都倒在房地产上。另外，房地产也成了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渠道，产生了国内最多的富豪。

六、大的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

他们是目前富豪榜的主要成员。在他们的发迹过程中，少不了寻求政治权力的庇护。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不分性质，只问大小。资本在做大后，很少没有与权力结合的，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权力主导市场的社会，用钱来换取安全和更多发展的资源与机会，就成了很多民营企业家的必然选择。

七、依附于上述各类利益集团之上的部分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

专家学者掌握着知识资源和专业权力，包括舆论和话语权力，他们通过为其他利益集团提供服务的方式，主要是提供理论的指导，政策的谘询，以及对财富〝合法性〞的论证等来进行利益输送。比如，一些经济学者、法学专家、行业协会领导以及媒体高层，与政府和资本的关系非常密切，成为后者的座上宾，他们往往身兼多个政府和企业的顾问，在多家上市公司中任独董，以自己的影响力为这些政府部门和企业游说谋利;一些专家学者受雇于政府和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在他们的资助下从事研究，名为其提供政策谘询，实是他们想藉助专家学者的研究影响国家决策;一些媒体充当政府和资本的喉舌。更有一些专家学者(主要是某些名家)与中共政府官员、企业高官，组成某些排他性的小团体，结成隐秘的利益联盟。

第二篇：如何打破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碍

如何打破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碍？

文：邓聿文

既得利益已成为中国深化改革的严重障碍，这已成为常识。但要打破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碍，从目前来看，却非常困难，连李克强总理都感叹“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这就需要我们对利益集团有一个客观的分析和判断。

与西方的利益集团不同，中国的利益集团具有(1)发展的不平衡性，(2)形态的模糊性和过渡性，(3)获利的非正常性和行为的表面合法性，(4)利益的排他性，(5)权力的至上性，及(6)缺乏法理的正当性等特点。我们可以简单地把中国的利益集团界定为对公共权力和资源享有支配权的部分人或社会阶层，为了维护自己共有的特殊利益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或者利益联盟。

中国的七类利益集团

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一书中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而且，它们会变得越来越明白、成熟、有技巧。然后它们就会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机器，尤其是行政和法律，会越来越知道该怎样操纵，懂得在操纵时怎样找到好的理由。由于他们的技巧越来越娴熟，因而获得的利益也就越来越持续、越多。最终慢慢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使得该国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各个部门越来越僵化，最终，导致国家的衰落。这就是《国家的兴衰》所阐述的内容。

从中国来看，利益集团自改革以来尤其是近十多年来一直在发展壮大，既得利益者的身影处处可见，可以随便举几个例子。例如，水电系统，这是中国一个重要的利益集团，它强大到了不仅把中国的大江大河，而且连中等的江河，都圈过去，建电站大坝，每个项目都有几亿、几十亿、几百亿元的资金。计生系统，这也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按照目前的人口发展规律，中国早就应该对实行了几十年的计生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可计生政策就是废除不了，原因不外乎在过去几十年中，计生系统已经造成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全国至少有几十万人员，靠着“计划生育”当官、掌控钱权的。证券系统，也是一个既得利益深厚的集团。证监会的发审制度是三高(高发行价格、高市盈率和高超募额)、内幕交易等乱象的根源，但也就是改变不了，原因在于中国股市上有强大的利益集团，政府、交易所、监管机构、中介机构各方利益介入太深，涉及市场的方方面面。房地产系统，在房地产中，最大的利益集团是各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通过高房价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GDP政绩、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和寻租腐败机会。其次是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房地产贷款等手段，从高房价中获得了高额利润。最后才是房地产开发商，它们通过与政府公权的结合，从高房价中获得了超额利润。

从学理上看，在中国，划分利益集团的标准至少应该涉及与权力的结合程度、占有资源的程度、代言人、规模与影响力、诉求及隔阂与差异等因素。因此，笔者提出判断既得利益者的三个标准。一是他们攫取了来自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收益，并且将继续从改革开放中攫取更多收益;二是进一步的社会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会损害其利益，因而他们对限权的政治改革持消极态度;三是他们也有很大的能量阻扰改革的进行，或者将改革从有形化为无形，或者将改革带来的危机和不利转嫁出去。假如一个集团如果同时符合这三条标准，可以称之既得利益者。以此衡量，大致可把中国的既得利益者划分为七大类：第一类：强力政府部门及其官

员;第二类：地方政府及其相关官员;第三类：国有垄断企业特别是央企和地方重要国企及其高管;第四类：跨国资本及其国内代理人，即俗称的“洋买办”;第五类是房地产开发商;第六类：大的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包括民营房产商、煤老板等实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第七类：依附于上述各类利益集团之上的部分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上述七类利益集团还可进一步把他们归类，分为权贵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一、二、三类，其组成人员是政府官员和国企高官;金融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第四类和第六类一部分，其组成人员是“洋买办”、民营金融资本家;实业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第五类一部分和第六类一部分，其组成人员是从事实业的民营企业家;知识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第七类，其组成人员是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他们基本囊括了中国的既得利益者，是中国改革最大的受益者。

那么，利益集团是如何形成的?正如一些学者所说，有些既得利益集团是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变种;有些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过渡体制中产生的;有些私人部门，包括部分外企，也是一种既得利益集团;有些投机主体则利用不健全的过渡体制形成了自己的既得利益。

利益集团形成后，其最基本的维护利益的方式，是通过集体行动的力量，借助制度安排，来影响或左右政府决策，从而达到所追求的目标。但和一般的以权谋私不同，既得利益集团谋取利益和好处，虽然形式隐秘，却是通过合法的途径，其理由是上得了台面的。因此，即使事后被察觉其意图，然因是合法的制度安排，无论是具体制定政策的官员还是背后的主张者，都可以不承担责任，没有政治风险。这是既得利益集团同贪污受贿的最大不同。

以央企和地方政府为例，央企拥有的各方面特权对民众生产的经济价值进行有利于自身的收入再分配，它是通过三种作用方式实现的：一是免费或低成本使用国有资源，如土地、矿产等;二是利用行政权力阻碍非国有经济的竞争，形成事实的垄断，制定垄断产品价格，获取垄断租金;三是以行政权力保证低成本的融资，如国有银行体制和对利率的管制保证央企能以低成本获取银行贷款，央企的资本市场特权能够保证其低成本的直接融资能力。地方政府则以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为契机，利用其相当程度的地方经济发展自主权和国有土地制度，通过土地财政模式获取收益。它的具体作用方式又有两种：一是掌控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供应，收取高额土地出让金和各类型房地产开发税收，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刺激地方经济发展，获得政治升迁，获取政治收益;二是在政府掌控的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中，通过合法或者非法的方式获取经济利益，从而实现有利于其自身的收入再分配活动。这就是既得利益者的作用机理。

分利联盟

从利益集团的本质看，奥尔森认为，各种社会组织采取集体行动的目标机会，无例外地都是争取重新分配财富，而不是为了增加总的产出，因此，利益集体的分利活动不但降低了社会的经济效率和人均收入，而且降低了经济增长率，还给社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正鉴于此，奥尔森在阐述“分利联盟”的影响时，指出其危害有三：一是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入;二是加剧政治分歧;三是造成“制度僵化”。具体到中国，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社会和改革造成的危害如下：

一是既得利益者使有利于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改革举措出不了台或延宕出台，或者使已经实施的改革措施发生变异，成为维护其既得利益的工具。无论哪种情况，结果都会导致严重

社会不公。这在收入分配改革、公车改革、高速公路的收费改革等方面，表露无遗。

二是既得利益者侵蚀公共权力，阻断国家与人民的联系，严重侵蚀执政党的执政基础。伴随国家形式出现的公权力，本是维护社会公平及社会和谐有效运转的保证。但现在既得利益集团以特殊的权力身份，合法的政治决策参与，以巨大的政策影响力来达到和实现将公权力私有化之目的，侵蚀了每一个公民的权益。既得利益者还渗透执政党内，借助执政党的执政权威，将党从全民利益出发制定的改革发展决策实际导向有利于其自身，使民众享受不到改革和发展的收益，党实际只代表某个或某几个阶层的利益，从而孤立党、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联系，造成民众与国家政权处于对立状态，从根本上有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三是既得利益者还损害经济体制的整体有效性，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既得利益集团在经济发展、经济改革及经济治理方面，也损害了经济体制的效率。比如，既得利益集团在机构改革、国企改革、垄断行业改革、价格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要素改革、教育改革、住房分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上对改革措施的扭曲，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使得中国目前的发展只靠透支未来、透支资源、透支人口红利来维持增长，严重陷入依赖投资与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发展从而变得不可持续。

四是既得利益者把持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将弱势群体排斥在国家的政策和公共参与之外，使得人数庞大的后者只能被动接受加之于自身的不利影响，日益对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一种依附型关系，这种依附关系实际是封建社会人身依附关系的回归，有违历史的进步。

如何治理

既如此，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治理，成为中国当前改革和发展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治理不等于消除，要想完全消除利益集团对政策、立法及政治过程的影响乃至利益集体本身，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控制。控制的方法就是美国政治学家麦迪逊所说的“遏制与平衡”，即一靠政府的遏制，二靠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法国启蒙学者卢梭也曾指出，控制利益集团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通过增加利益集团的数量来控制利益集团的野心。

然而，要靠政府力量和增加利益集团的数量来遏制和平衡既得利益集团的膨胀，就必须要求政府的决策、立法和施政过程公开和透明，发育和壮大不同的社会群体及其力量，这就要解除对社会组织一些不必要的管制，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允许独立工会、农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发展，或者将现有的政府色彩浓厚的利益集团社会化，成为它所联系和反映的行业和部门群体的组织。政府并且还要出台一套法律和制度来规制利益集团的发展，使他们竞争利益的行为公开和合法化。做到这一点，社会就必须民主化。

因为民主的本质是竞争、开放和透明。民主的社会对公民没有秘密(这里的秘密不是指外交意义上的秘密)，政府乃至一切公共权力的运作是透明的，其规则是明确的，政府权力向每个公民开放，也即每个公民都有进入权力体系里的机会，而且这种概率是非常大的。在一系列规则的制约和社会监督下，虽然不能保证每个利益集团的力量一样大，获取的利益一样多——因为总有些利益集团基于行业特点或某种因素在某个行业或领域要比其他利益集团的力量大;但某个利益集团要想取得超出其他集团更大的利益，尤其是不当利益，很困难，即使一时通过某种手段可以取得，也不至于走得太远，造成利益的偏差或失衡——因为在民主国家，制度本身有一种自我纠偏的力量。所以，民主体制会带来不同利益的竞争，而竞争的结果是社会不同利益的大体均衡，利益集团大致发育正常。

因此，要有效遏制既得利益的泛滥，迫使既得利益者站在社会的整体和长远角度考虑自身利益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民主政治，向社会开放权力，使执政党和政府的决策和运作公开和透明化，将权力置于广大民众的监督之下。当前而言，则应该做好以下几项改革：

一是从制度上切断政府官员和商业活动的联系。为此，要界定好政府与企业的边界，哪些是企业的权利，哪些是政府可以干预或调节的，以减少政府对市场对社会不必要的干预;加快行政审批体制改革，弱化政府对投资的主导和配置资源的权力;明确规定政府官员不得参与任何商业活动，任职期间不能获取额外的经济利益，并严格限制官员子女配偶从事商业活动。

二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破除国企垄断。现在国企已经演变成为国家代理人的企业，和社会、公众无关。国企内部变相私有化已非常严重，隐性福利大大超越所有其他企业，而其垄断地位又意味着可以免于许多市场风险。即便国企发生亏损，最后政府还会动用纳税人的钱来救济。所以，政府必须建立各种制度机制，让社会监督国企，包括为国企划定市场边界，不能进入非垄断领域;改革国企的治理结构，国企高管可以获得高薪，但必须实行市场化招聘，且永远不能回去担任政府官员;改造目前的国资委，强化对国企的监管。

三是建立公众参与的决策机制。政府的运作过程必须公开化和透明化，在政策法规、工作制度、监管工作、人事管理、财务开支、决策信息方面要做到公开透明，给民众更多的知情权。同时，允许公民及其他社会团体参与政府决策过程;拓宽政务信息公开渠道，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实现政府公开化办公;建立民众对政府工作的评议机制。

四是加强法治建设。上述制度建设，都必须从法律上规定下来，任何个人、企业和政府都必须受法治的规制，法治建设还包括实行严格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具体策略

除此外，针对利益集团本身，还可实行如下一些策略：

策略之一，是对社会的公共利益、公共决策包括改革措施的出台进行公开辩论，在辩论中明辨是非，以此遏制目前少数人参与决策、主张权力和利益的事情。过去的改革不主张争论，现在应该变过来，这是因为，人们的权益意识已经大大提高，而且也学会了在争论中维护自己的利益;与此同时，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微博、论坛等新媒体的出现，为人们的辩论和主张权利以及对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参与提供了极大的技术支持和便利。公共利益只有在辩论中才能达成最大共识，从而使过去谋于密室，少数人决策的公共政策很难出台，既得利益者也难从中谋利，因为它想得到更大利益，就必须在辩论中说服其他利益集团和广大人民，只有它获得的利益更多，社会才能进步，其他群体才能得利，显然，这是很难办到的。

另一方面，在公开辩论中也易形成明确的规则和规则意识。如果有了规则，各利益集团都按规则来博弈，事情就变得相对简单。这其实是利益表达、博弈、调控的制度化、程序化。当前，我们在这方面有所进步，各种听证会和意见征集等开始运用于公共决策中，缺陷是还不普及，听证或或意见征集的结果还不能完全反映民意，议题本身还掌握在政府和相关机构手

中。这都是今后要加以改进的。

策略之二，是对某些影响较大的利益集团的行为进行规范，重建商业游戏规则，迫使其从经济寻租、政治寻租，转变为依靠技术创新、高质量服务、良好信誉等，谋求利润最大化。目前一些影响较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以地区、部门为依托，以行业利益为纽带，借助公权力、行政性垄断手段等，来获取特殊的经济性利益。对于这些已经形成的、客观存在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承认其历史形成的既得利益的同时，必须限制其特权，将其由“贵族”降为“平民”，从“经济人”与“政治人”的双重身份，变为纯粹的“经济人”，并规范其垄断行为，重新建立商业游戏规则，同时把市场准入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面向所有经济主体开放，尽可能引入有效的竞争机制，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地位。

策略之三，是对各既得利益集团分而治之。既得利益也并非铁板一块，它们之间也存在竞争和冲突，甚至比既得利益与普通公众的冲突更严重，因此，在治理既得利益的过程中，应善于利用它们的矛盾和冲突，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最不好的办法就是使它们感觉到“危险”从而串谋在一起。当前要有效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先将那些民愤大而缺乏民意“正当性”的既得利益边缘化，这样，打破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就相对容易。

策略之四，是要在现行的既得利益之外，培养出新的利益来，同时对既得利益者逐步改革，改变他们追逐利益的方式。等到新的利益培养出来之后，再动既得利益，效果就好很多。新利益一方面对既得利益构成了压力，另一方面也能消化改革既得利益所产生的成本。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对既得利益的治理涉及改革的总体规划，所以，要重视对改革的整体设计，制定全方位改革的具体规划。就像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一样，制定各个层次的改革规划，通过规划明确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主要路径、具体措施和行动步骤，并将这些规划落到实处。

（本文选自《中国经营报》）

第三篇：解读中国利益集团

承认中国也有利益集团，这本身即是一个社会变革的过程“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曾经，这个口号振奋了无数人。为什么联合？除了有共同的理想，还有着共同的利益;而且，联合起来才有力量。这是社会利益集团出现的基础。很长一段时间里，代表“局部”、“狭隘”和“个人”利益的利益集团得不到承认，也不被允许存在和发展。xx远华走私案使人们从梦中醒来，利益集团并不遥远，它的存在并不会因为“不承认”受到影响。事实上，人们的表述中早已出现了“既得利益集团”，利益集团的出现似乎总是伴随着贬义。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以来，新一届政府力倡“平衡”，在调整利益再分配中坚持维护社会公正与公平，其间就包含着平衡和调控利益集团。在这种情况下，对“利益集团”才有了严肃意义上的解读。中国有哪些利益集团2002年7月，为声援支持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上海、江苏、浙江、湖南等地高校教授、研究生、大学生代表、医生代表等组织了“原告声援团”。2002年11月4日，“声援团”还与中国原告团、日本律师辩护团、原告证人、全国各地原告一道，在浙江义乌市崇山村举行“细菌战诉讼二审声援大会”，继续推动细菌战诉讼工作。研究者认为，“声援团”是常说的黑社会组织、帮会、走私集团、地下传销组织等非法利益集团之外的另一种利益集团。事实上，人们往往忽视了合法的利益集团，比如常见的村民自治委员会、居委会、经有关部门登记注册的社团以及民间自发产生的公民自助组织、兴趣组织等。中国社会正从单一性社会向多样性社会转型。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程浩认为，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整个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分化与重组，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逐步形成，并分化组合成特定的“利益集团”，并不同程度地对地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程浩所说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个体户、自由职业人员、受聘受雇人员等不同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甚至还包括驻大陆台商的利益群体和“买办”者利益阶层。有了这样的基础，加上公民利益意识的觉醒和维权意识的加强，特别是“集团意识”的形成，以及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现代交通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利益集团的产生，成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和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心做出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现有社会利益集团，大多没有完备的组织形态，也没有固定的组织架构，只是松散地、自发地、临时性地“结伙”，以协同行动，表达其特定的利益诉求。部分有规范组织形式的利益集团，多以社团、协会、商会、联合体(会)、委员会等形态存在;也有的以帮派、行会等形态存在。西方社会利益集团一般具有自发性、对抗性特征，且强调均衡和相互制约。相较而言，中国的利益集团有着不一样的特征。中国利益集团发展不平衡，代表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利益集团比较薄弱;合法利益集团绝大多数由政府主导产生，官办色彩较浓;中国利益集团无论组织结构还是职能角色都还不成熟，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非对抗性矛盾;许多非法利益集团借合法外壳存在或寄生在合法组织之中。根据其组织化程度，中国的利益集团还可以分为高度组织化、具有一定组织程度、组织松散以及非正式组织群体;根据其活动目标，又可以分为经济性利益集团和非经济性利益集团；根据存在时间的长短，分为常设性利益集团与临时性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决策“区里的干部一般不敢随便得罪他们，不能说他们有能力想让谁上谁就能上，但他们确有能力在需要由区人大通过投票决定干部任用时，不想让谁上谁就上不成，该区党政领导均对他们礼让三分。”南方某市区一位干部在接受调查时，对两位区人大代表作这样的评论。这两位“大名鼎鼎”的代表分别是其所在居委会的主任及居委会所属股份公司的董事长，是典型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基于地缘、血缘和共同的经济利益，他们所在的居委会及公司，都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而这两位区人大代表，就是其所在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决策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已经很深。这种影响不仅仅局限在人事任免上。调查显示，利益集团施加影响的方式包括:贿赂，个人关系网络，游说，求助于“精英人物”，通过主管部门及其领导，借助媒体呼吁，利用既定的规则、惯例或者直接诉诸法律，施压性集体行动，参与或操纵选举等。这些方式，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而影响的内容包括:地方政府公共投资、财政资金分配、财政税收、政策法规的制订。报告列举了一个事例:南方某市从2001年起，要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对执业律师征收个人所得税。按此计算，执业律师40%以上的业务收入要用于纳税(营业税5.5%，个人所得税35%)。执业律师们通过该市律师协会，一致要求市政府减轻税赋，否则他们便考虑迁往广州、北京、上海等地执业。为此，市司法局专门向市委、市政府报送一份紧急报告，促成政府修改了律师条例，并参照北京、上海等地的规定，将律师个人所得税核定为总收入的6%，减轻了律师税赋。调查报告认为，合法的影响是有好处的:能够化非法的、抗议性的利益表达为合法的、建设性的利益表达；能够为地方政府决策提供信息;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公正性、合理性;有利于推进基层民主发展。然而，程浩认为:“各个阶层分别代表的利益群体之间

第四篇：解读中国利益集团

承认中国也有利益集团，这本身即是一个社会变革的过程“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曾经，这个口号振奋了无数人，解读中国利益集团。为什么联合？除了有共同的理想，还有着共同的利益;而且，联合起来才有力量。这是社会利益集团出现的基础。很长一段时间里，代表“局部”、“狭隘”和“个人”利益的利益集团得不到承认，也不被允许存在和发展。xx远华走私案使人们从梦中醒来，利益集团并不遥远，它的存在并不会因为“不承认”受到影响。事实上，人们的表述中早已出现了“既得利益集团”，利益集团的出现似乎总是伴随着贬义。中共十六大以来，新一届政府力倡“平衡”，在调整利益再分配中坚持维护社会公正与公平，其间就包含着平衡和调控利益集团。在这种情况下，对“利益集团”才有了严肃意义上的解读。中国有哪些利益集团2002年7月，为声援支持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上海、江苏、浙江、湖南等地高校教授、研究生、大学生代表、医生代表等组织了“原告声援团”。2002年11月4日，“声援团”还与中国原告团、日本律师辩护团、原告证人、全国各地原告一道，在浙江义乌市崇山村举行“细菌战诉讼二审声援大会”，继续推动细菌战诉讼工作。研究者认为，“声援团”是常说的黑社会组织、帮会、走私集团、地下传销组织等非法利益集团之外的另一种利益集团。事实上，人们往往忽视了合法的利益集团，比如常见的村民自治委员会、居委会、经有关部门登记注册的社团以及民间自发产生的公民自助组织、兴趣组织等。中国社会正从单一性社会向多样性社会转型。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程浩认为，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整个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分化与重组，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逐步形成，并分化组合成特定的“利益集团”，并不同程度地对地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程浩所说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个体户、自由职业人员、受聘受雇人员等不同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甚至还包括驻大陆台商的利益群体和“买办”者利益阶层。有了这样的基础，加上公民利益意识的觉醒和维权意识的加强，特别是“集团意识”的形成，以及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现代交通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利益集团的产生，成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和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心做出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现有社会利益集团，大多没有完备的组织形态，也没有固定的组织架构，只是松散地、自发地、临时性地“结伙”，以协同行动，表达其特定的利益诉求。部分有规范组织形式的利益集团，多以社团、协会、商会、联合体(会)、委员会等形态存在;也有的以帮派、行会等形态存在。西方社会利益集团一般具有自发性、对抗性特征，且强调均衡和相互制约。相较而言，中国的利益集团有着不一样的特征。中国利益集团发展不平衡，代表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利益集团比较薄弱;合法利益集团绝大多数由政府主导产生，官办色彩较浓;中国利益集团无论组织结构还是职能角色都还不成熟，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非对抗性矛盾;许多非法利益集团借合法外壳存在或寄生在合法组织之中。根据其组织化程度，中国的利益集团还可以分为高度组织化、具有一定组织程度、组织松散以及非正式组织群体;根据其活动目标，又可以分为经济性利益集团和非经济性利益集团；根据存在时间的长短，分为常设性利益集团与临时性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决策“区里的干部一般不敢随便得罪他们，不能说他们有能力想让谁上谁就能上，但他们确有能力在需要由区人大通过投票决定干部任用时，不想让谁上谁就上不成，该区党政领导均对他们礼让三分。”南方某市区一位干部在接受调查时，对两位区人大代表作这样的评论，调查报告《解读中国利益集团》。这两位“大名鼎鼎”的代表分别是其所在居委会的主任及居委会所属股份公司的董事长，是典型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基于地缘、血缘和共同的经济利益，他们所在的居委会及公司，都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而这两位区人大代表，就是其所在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决策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已经很深。这种影响不仅仅局限在人事任免上。调查显示，利益集团施加影响的方式包括:贿赂，个人关系网络，游说，求助于“精英人物”，通过主管部门及其领导，借助媒体呼吁，利用既定的规则、惯例或者直接诉诸法律，施压性集体行动，参与或操纵选举等。这些方式，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而影响的内容包括:地方政府公共投资、财政资金分配、财政税收、政策法规的制订。报告列举了一个事例:南方某市从2001年起，要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对执业律师征收个人所得税。按此计算，执业律师40%以上的业务收入要用于纳税(营业税5.5%，个人所得税35%)。执业律师们通过该市律师协会，一致要求市政府减轻税赋，否则他们便考虑迁往广州、北京、上海等地执业。为此，市司法局专门向市委、市政府报送一份紧急报告，促成政府修改了律师条例，并参照北京、上海等地的规定，将律师个人所得税核定为总收入的6%，减轻了律师税赋。调查报告认为，合法的影响是有好处的:能够化非法的、抗议性的利益表达为合法的、建设性的利益表达；能够为地方政府决策提供信息;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公正性、合理性;有利于推进基层民主发展。然而，程浩认为:“各个阶层分别代表的利益群体之间的不平衡状态同时凸现着潜在的社会危机。”利益集团的影响存在隐患。xx远华走私集团、湛江海关走私集团构成了严重的恶果。犯罪集团凭借其拥有的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尤其是盘根错节的关系性资源，通过控制地方政权(或某一政府部门、机构)，谋取本集团的非法利益。隐患还表现在：一是强势利益集团有可能损害整个地区的公共利益和广大公众的利益，特别是严重损害社区弱势群体的利益，影响社会的正义和社会政治的稳定；二是利益集团经济实力雄厚，无须施压或游说，即可让地方政府俯首听命，出现“领导傍大款”，使地方政府决策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受到影响；三是利益集团进行“权力寻租”、“钱权”交易或其他违法活动；四是一些经合法组织异化而形成的利益集团，以企业、事业单位等组织的合法外衣为依托，以经济、政治利益为纽带，运用合法组织的资源，欺压、剥削人民群众，瓜分集体财产，谋取其成员的非法利益。政府如何应对利益集团“当前政府要正确反映和妥善处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复杂利益关系，就必须根据利益集团形态、性质、资源等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针政策。打击非法利益集团，保护合法利益集团，扶持公共利益集团;要限制和规范特殊利益集团;最重要的是要关怀、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程浩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程浩认为，政府在近期内应该达到的目标，主要是使社会利益集团行为的有序化，为其成长、发展并发挥作用提供制度性平台，同时要创造条件使民间性利益集团合法化。弱势群体在博弈中处于劣势，他们的利益，需要政府更多的关注和支持。2003年7月31日，国务院公布了《法律援助条例》，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法律援助的全国性立法，体现了中央立法机关保护弱势群体和公民权利的意愿及努力。次日，中国正式施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与此同时，施行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国家行政管理学院教授杜钢建指出，行政许可项目的泛滥在相当程度上搭建了“政府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的权力部门腐败的机理。今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生效后将有效限制政府行政权力，在规定行政许可范围和清理行政许可程序两个关键环节上达到限制行政权力的目的。最重要的是，《行政许可法》创立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行政许可法》的生效将制约官僚利益集团。目前，影响较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主要是以地区、部门为依托，以行业利益为纽带，常常借助公共权力、行政性垄断手段等，来获取特殊利益的经济性利益集团，如具有垄断地位的电力、电信等企业。对于这些已经形成的、客观存在的特殊纚益集团，胡鞍钢的观点具有启发性。他认为，应遵循三个原则来进行限制和规范:一是承认其既得利益，而不是消除垄断行业集团;二是限制垄断利益集团的特权，将其由“贵族”降为“平民”，从“经济人”与“政治人”的双重身份，变为纯粹的“经济人”，是企业家、银行家，而不是政治家;三是规范垄断利益集团的行为，重新建立商业游戏规则，迫使垄断行业从经济寻租、政治寻租，转变为依靠技术创新、高质量服务、良好信誉等，谋求利润最大化。此外，还应通过市场准入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尽可能地引入有效的竞争机制，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地位。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以维护公有财产权，保护私有财产权。这对合法的利益集团如民营企业群体来说，则意味着提供了一种有序的利益诉求传递机制。从长远来讲，应对社会利益集团，政府还要从利益集团的政治性影响和政府行政能力的提高方面着眼。一方面要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公开、透明、公正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决策参与机制，将利益集团行为纳入制度化轨道;另一方面要实现利益调控制度化、制度建设民主化、民主制度程序化、民主程序法治化，同时要提高政府在利益集团政治中的自主性，防止软政权化。经济学上叫博弈均衡，物理学上叫矢量求和。不同的利益集团在说着自己的话，展示着自己的力量，这是现实，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观察家认为，在各种合法的利益集团面前，政府需要提供的是制度平台，实现利益表达、博弈、调控的制度化，提供开放的合法利益表达渠道，让各种力量在相互博弈和沟通中达成共识。

第五篇：解读中国利益集团

解读中国利益集团

解读中国利益集团2007-12-15 22:57:37第1文秘网第1公文网解读中国利益集团解读中国利益集团(2)承认中国也有利益集团，这本身即是一个社会变革的过程“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曾经，这个口号振奋了无数人。为什么联合？除了有共同的理想，还有着共同的利益;而且，联合起来才有力量。这是社会利益集团出现的基础。很长一段时间里，代表“局部”、“狭隘”和“个人”利益的利益集团得不到承认，也不被允许存在和发展。xx远华走私案使人们从梦中醒来，利益集团并不遥远，它的存在并不会因为“不承认”受到影响。事实上，人们的表述中早已出现了“既得利益集团”，利益集团的出现似乎总是伴随着贬义。中共十六大以来，新一届政府力

倡“平衡”，在调整利益再分配中坚持维护社会公正与公平，其间就包含着平衡和调控利益集团。在这种情况下，对“利益集团”才有了严肃意义上的解读。中国有哪些利益集团2002年7月，为声援支持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上海、江苏、浙江、湖南等地高校教授、研究生、大学生代表、医生代表等组织了“原告声援团”。2002年11月4日，“声援团”还与中国原告团、日本律师辩护团、原告证人、全国各地原告一道，在浙江义乌市崇山村举行“细菌战诉讼二审声援大会”，继续推动细菌战诉讼工作。研究者认为，“声援团”是常说的黑社会组织、帮会、走私集团、地下传销组织等非法利益集团之外的另一种利益集团。事实上，人们往往忽视了合法的利益集团，比如常见的村民自治委员会、居委会、经有关部门登记注册的社团以及民间自发产生的公民自助组织、兴趣组织等。中国社会正从单一性社会向多样性社会转型。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程浩认为，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整个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分化与重组，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逐步形成，并分化组合成特定的“利益集团”，并不同程度地对地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程浩所说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个体户、自由职业人员、受聘受雇人员等不同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甚至还包括驻大陆台商的利益群体和“买办”者利益阶层。有了这样的基础，加上公民利益意识的觉醒和维权意识的加强，特别是“集团意识”的形成，以及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现代交通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利益集团的产生，成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和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心做出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现有社会利益集团，大多没有完备的组织形态，也没有固定的组织架构，只是松散地、自发地、临时性地“结伙”，以协同行动，表达其特定的利益诉

求。部分有规范组织形式的利益集团，多以社团、协会、商会、联合体(会)、委员会等形态存在;也有的以帮派、行会等形态存在。西方社会利益集团一般具有自发性、对抗性特征，且强调均衡和相互制约。相较而言，中国的利益集团有着不一样的特征。中国利益集团发展不平衡，代表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利益集团比较薄弱;合法利益集团绝大多数由政府主导产生，官办色彩较浓;中国利益集团无论组织结构还是职能角色都还不成熟，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非对抗性矛盾;许多非法利益集团借合法外壳存在或寄生在合法组织之中。根据其组织化程度，中国的利益集团还可以分为高度组织化、具有一定组织程度、组织松散以及非正式组织群体;根据其活动目标，又可以分为经济性利益集团和非经济性利益集团；根据存在时间的长短，分为常设性利益集团与临时性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决策“区里的干部一般不敢随便得罪他们，不

能说他们有能力想让谁上谁就能上，但他们确有能力在需要由区人大通过投票决定干部任用时，不想让谁上谁就上不成，该区党政领导均对他们礼让三分。”南方某市区一位干部在接受调查时，对两位区人大代表作这样的评论。这两位“大名鼎鼎”的代表分别是其所在居委会的主任及居委会所属股份公司的董事长，是典型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基于地缘、血缘和共同的经济利益，他们所在的居委会及公司，都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而这两位区人大代表，就是其所在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决策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已经很深。这种影响不仅仅局限在人事任免上。调查显示，利益集团施加影响的方式包括:贿赂，个人关系网络，游说，求助于“精英人物”，通过主管部门及其领导，借助媒体呼吁，利用既定的规则、惯例或者直接诉诸法律，施压性集体行动，参与或操纵选举等。这些方式，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

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而影响的内容包括:地方政府公共投资、财政资金分配、财政税收、政策法规的制订。报告列举了一个事例:南方某市从2001年起，要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对执业律师征收个人所得税。按此计算，执业律师40以上的业务收入要用于纳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35)。执业律师们通过该市律师协会，一致要求市政府减轻税赋，否则他们便考虑迁往广州、北京、上海等地执业。为此，市司法局专门向市委、市政府报送一份

解读中国利益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