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头堡战略

第一篇：桥头堡战略

“桥头堡战略”实施背景下的社会矛盾防范与化解

2009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指出，云南要充分发挥我国通往中南亚、南亚重要陆上通道优势，深化同中南亚、南亚及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提高延边开放和水平，使云南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2011年5月6日国务院以国发〔2011〕11号文件《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它既是立足云南省的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家重大战略，同时也是云南省建设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重大机遇，处在一个新的对外开放和新的经济社会建设过程中，作为政法部门面对更多的利益分化，更多利益诱惑，国家复杂的执法环境，更高的公共服务能力的现实需求，如何有效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为保障“桥头堡战略”实施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显得十分重要。

一、当前社会矛盾的呈现特点

（一）利益性突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强调的是市场与资源的优化配置，企业和个人为追求企业的利润和个人利益的实现，导致各利益主体之间具体理由、局部利益凸显出来，使群体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逐步成为当前人民内部矛盾中处于主导的社会矛盾。如山林山届、土地使用权、用益物权等纠纷。

（二）复杂性加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利益主体多元化、矛盾领域的多面化、矛盾内容多元化，社会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使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内部及相互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相互渗透，而使社会矛盾呈现出十分复杂。

（三）群体性增多。随着“桥头堡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对社会各方面利益的调整实施，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重新分化、重组，产生心理失衡和非理性化的浮躁情绪。加上有些部门和领导兼顾各方利益不力，少数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腐败行为，在国外敌对势力及国内别有用心的坏人挑拨与煽动，使社会矛盾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增多，事态容易扩大化。

（四）对抗性增强。在“桥头堡战略”实施过程中所涉及的就业、“三农”、企业转制、腐败、诚信、分配、民族、宗教等问题引起的矛盾，大多集中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利益关系问题上。这些都是与人民群众的直接利用相关联最为敏感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及时或不当，就容易形成心理冲动和对立情绪，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采取非常规手段处理问题，甚至做出危害他人和社会的极端情绪，使人民内部矛盾激化到对抗程度。

二、社会矛盾的成因

（一）社会经济原因。由于我国小康发展不平衡，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落后的状况依然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部分企业职工生活困难和贫困地区人口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在短时间内国家还没有足够的财力、物力来大幅度缩小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东西部差距，从而产生人民内部各种矛盾和问题。

（二）政治体制原因。在实施“桥头堡战略”过程中，新旧政治体 制在磨合中带来的碰撞和磨擦，制度不完善、法律不健全、政策不配套、行政管理不到位，导致各种问题交织在一起而产生各种社会矛盾。

（三）党群干群原因。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一些干部受金钱的诱惑和物欲的膨胀，违法乱纪，腐败堕落，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引发广大人民群众不满、愤恨；有的干部作风漂浮，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官僚主义严重，不关心群众疾苦，不能及时妥善处理与群众直接利益相关联的最为敏感的问题，造成党群干群关系紧张，产生各种社会矛盾。

（四）思想文化原因。在实施“桥头堡战略”过程中，人们传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受到冲击和挑战，使得一些人对无私奉献与拜金主义、艰苦奋斗与享乐主义的界限模糊起来，产生信念动摇和矛盾心理，而出现思想文化领域方面的社会矛盾。

三、社会矛盾的防范措施

（一）加快经济建设，着力保障改善民生。“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重要理论，是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成果。“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提出，不仅抓住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更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问题指明了前进方向。只有加快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为顺利化解社会矛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一方面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依靠实施“桥头堡战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坚持以人为本，和谐发展。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 为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解决各族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问题。要注意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着力保障改善民生，使广大人民群众不断享受到发展经济的成果，自觉的调整好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为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创造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

（二）加快法制建设，提升社会法治意识。针对教育、医疗、安全生产、征地拆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工程建设等领域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和跟踪审计，建立健全一系列法规和制度，完善维护群众权益的体制机制。要建立健全对社会矛盾经常化、制度化的矛盾调处机制，有效协调利益关系，及时化解各种社会矛盾。通过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加强全社会范围内的法制教育，增强人民的法律意识，使人民自觉用法律、规章来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提升全社会法治意识。

（三）加快廉政建设，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廉政包含四个要素：一是“廉正”，党政干部在履行公务、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廉洁而公正、廉洁而正直，不贪污、不受贿、不枉法；二是“廉朴”，党政干部取之于民者少而用之于民者多；三是“廉节”，党政干部在国家管理活动和处理与社会公共事务有关的活动中具有清廉无私的品德或节操，也称廉德；四是“廉制”，要制定有关廉政建设的制度。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有关廉政的法律制度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总之，党的十六大以来的短短几年时间里，有关廉政的制度化建设所迈出的实质性步伐是建党、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其间颁布实施的一系列法 律和制度填补了廉政建设的制度空白，为加强廉政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决策，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一思想体现在整个廉政建设实践中。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及有关部门按照中央的要求，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严肃查处学校乱收费和挤占、挪用、截留教育经费行为；认真清理、整顿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乱加价、乱收费等现象；继续纠正在征收征用土地、城镇房屋拆迁以及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中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着力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以及面向农民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问题；加强对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坚决查处重大事故背后的腐败行为；认真开展治理商业贿赂的专项工作，坚决纠正不正当交易行为。这些举措真正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也反映了廉政建设的具体化和微观化。温总理说：“政风是政府的形象，行风是行业的形象，政风行风建设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任务。„„要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的理念，严格按照政策和法律开展工作，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政策和法律不仅是约束，也是保护。善于用政策凝聚人心，通过认真执行和落实政策，可以把农民团结到党和政府的周围。善于运用国家法律，引导农民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有利于促进农村社会稳定。新从事“三农”工作的同志，尤其要抓紧系统学习农村政策和法律，了解农村改革的历程、农村体制和政策的沿革，尽快掌握农村工作要领”。

（四）加快队伍建设，改善党群干群关系。在党政机关中，少数干部的腐败行为和官僚主义造成党群干群关系紧张引发人民内部矛盾。为增进新时期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云南省第九次党代会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深入开展“四群教育”。“四群教育”活动是云南新一届省委结合本省实际，针对当前群众工作薄弱环节，就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促进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新举措、新形式、新尝试，我们要常抓不懈。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高素质修养，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关系群众疾苦，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尤其加大反腐败力度，严惩腐败分子，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这是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的关键。

四、社会矛盾的化解对策

针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矛盾多发期凸显期的实际情况，重心下移、强化基层，从群众亟须解决的小事办起，从群众关切的小处着手，努力调解小矛盾，消除小隐患,平息小信访，解决小难题，防止小问题演变成大事端，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了大量不稳定因素。通过优化小环境、改善小气候，有力维护了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目前化解社会矛盾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行政机关化解。现代国家都非常重视强化行政管理手段，扩大行政管理职能作用。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来看，主要有三大类：

1、行政调解。主要是由国家行政机关主持，依法对特定纠纷进行的诉讼外调解活动。一是基层人民政府的调解，如基层司法助理员 的调解；二是行政仲裁调解。如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对劳动争议的调解；三是行政主管机关的调解。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规定的，对民间纠纷引发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轻微调解处理。、2、是行政仲裁。根据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的申请，由国家行政机关以第三者的身份，对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民事纠纷进行判断、裁决。如劳动争议仲裁、人事争议仲裁等。

3、是行政裁决。国家行政机关处理各种矛盾纠纷有着长久的历史，一直以来，对社会的稳定起着主要作用。一是及时有效；二是程序简便、迅速，减少当事人经济上的负担。可以使纠纷及时解决，避免久拖不决，防止矛盾激化，有利稳定生产生活秩序，有利于社会安定团结；三是有利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促使其依法行政，提高行政管理效率。行政裁决既针对民事纠纷又仅仅限于行政管理范围之内。为实现行政机关处理民事纠纷的专职化和相对独立化，充分发挥行政机关处理民事纠纷的前沿阵地作用，可以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专门的调解委员会，调处行政管理相关的纠纷，减轻给当事人带来诉讼程序复杂繁琐负担。总之，都是与某一行政机关管理范围有关系的矛盾纠纷。

（二）人民调解化解。人民调解是一种传统的非诉讼争议解决的法律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和2010年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等法律确立了人民调解的性质和法律地位。人民调解在国际上 被誉为“东方经验”。根据2011年1月1日实施的《人民调解法》第八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居委会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具有简易性、灵活性、普遍性、自治性优点。人民自行处理社会矛盾纠纷，可以有效预防矛盾激化，有助于解决在萌芽状态，相对于诉讼程序，人民调解成本低廉，效率较高，除国家法律规定以外，还可以根据道德、伦理、风俗、民族习惯对丰富复杂的微观社会矛盾进行及时、有效的调处化解社会矛盾。《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经人民法院确认有效的人民调解协议，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新形势下的以奖代补人民调解激励机制，又为人民调解注入新的活力。通过法律的确定和资金的支持，促进人民调解工作健康、顺利的发展。

（三）司法机关化解。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十二五”时期要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确保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在新形势下司法机关应该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成为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矛盾化解的主力军。司法机关是社会秩序的守护者，是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平衡者，是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担负着惩治犯罪、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职能。在“桥头堡战略”实施过程中，“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相互交织，不协调、不和谐、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将层出不穷，在犯罪率居高不下、矛盾纠纷复杂的形势下，司法机关要始终坚持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按照中央决策和“十二五”规划的要求，充分发挥为经济社会发展清污排障、保驾护航的职能作用：一是审判、检察机关要认真履行职责惩治刑事罪犯，打击各种危害国家、社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活动，惩恶扬善。同时要通过行使审判和检察职能，化解各种利益纠纷和冲突，平衡各种社会经济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因素，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二是要继续坚持在长期司法实践中形成的矛盾化解和社会管理的有效经验，同时要结合实际情况，不断探索新时期司法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努力提高司法工作的前瞻性、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切实解决好司法实践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社会矛盾化解和管理创新的基本规律，不断提高社会管理创新能力；三是依托“大调解”工作体系建立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工作机制，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加强与仲裁机构、行政调处机构、行业调解组织、人民调解组织等非诉纠纷解决主体的联系，建立业务指导、协调、对接、监督等机制，推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四是要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司法建议职能，帮助企业和行政机关加强和改进工作，从源头上防止矛盾纠纷的发生。

云南省广南县人民法院

黎其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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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桥头堡战略

桥头堡战略

兔年伊始，多个区域规划正蓄势待发。其中，云南“桥头堡”规划有望近期公布，明确把旅游业作为该省重点扶持的先导产业，并把生物医药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给予积极扶持。另外，成渝经济区、内蒙古区域、京津冀都市圈和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也有望陆续亮相。

“桥头堡战略”是推进我国向西南开放、实现睦邻友好的战略需要，也是云 南推进“兴边富民”工程、实现边疆少数民族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现实需要，对促进云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大意义。2009年7月，国家主席胡 锦涛考察云南后提出把云南建成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此后，加 快桥头堡建设，把云南建成中国沿边开放经济区已成为云南发展的重要目标 之一。发改委启动编制指导意见，意味着这一战略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去年年底召开的全国发展改革工作会议上提到，2011年，要尽快出台云南“桥头堡”、成渝经济区和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发展等规划和政策。从上述论述来看，云南“桥头堡规划”被列在 2011年待出台区域规划的第一位。

尽管规划尚未正式出台，但记者获悉，国家层面对云南“桥头堡”的定位和 总体目标已经明确，即打造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国际大通道、沿边开放 开发的合作试验区和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先行区、外向型特色优势产业基 地、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的示范区，以及西南重要流域的生态安全屏障。

云南省省长秦光荣近日在该省两会期间明确提出，要全力推进“桥头堡”建 设，努力促使“桥头堡”建设取得实效。积极推动国际公路、铁路、水运和 油气通道建设；启动瑞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加快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积极参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加快发展对外贸易，争取进出口贸易额跃上150亿美元新台阶。以农业、生物、信息为重点，推进 滇台合作。重点产业方面，据秦光荣此前介绍，一方面要把云南建成以清洁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基地和输变电枢纽，充分利用云南丰富的水能资源，科学合理开发，为自身和周边的发展提供强大的能源支撑。另一方面，要发挥云南自身 优势，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以及生物产业、旅游业。

从参与规划制定的相关人士处了解到，作为云南省优势产业之一的旅游业将 成为该省重点扶持的先导产业，生物医药也被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写入 “桥头堡规划”，未来将得到积极培育和扶持。多家券商在研究报告中指出，随着桥头堡建设的推进，当地矿产、电力、生物制药、旅游等优势产业有 望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云南旅游资源丰富，但旅游对全省经济贡献比例为14%，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旅游产业的发展空间广阔。就上市公司来看，拥有独特旅游资源的丽江旅游、云南旅游等公司值得看好。生物制药是云南最有特色的优势产业之一，云南省将在产品研发、税收等方面大力支持生物制药企业。其中，医药领军企业云南白药可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事实上，“桥头堡”战略自提出以来，就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今年 昆交会期间，美国联邦快递集团亚太区有关负责人表示，云南具有良好的区 位优势和对东南亚、南亚地区的辐射功能，拥有国内首屈一指的民航运输网 络，联邦快递将积极开拓云南物流市场。新加坡三德集团更是提前看到“桥 头堡”战略带来的投资机会，斥资3000万美元将其中国总部搬到昆明。继国家部委紧锣密鼓地调研云南“桥头堡战略”后（见本报7月26日第七版《 多部委调研云南“桥头堡战略”》），本报记者了解到，一些关键政策已经 开始获得有关部委的正式支持。

2010年7月27日，云南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财政薄弱是云南桥 头堡建设的一大瓶颈。云南省省长秦光荣认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 工作的全面推开，将为桥头堡建设提供有力的金融保障”。“这次启动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标志着金融体系支持云南全面对外开放新时期的到来。”

云南在利用其区位优势的同时，应鼓励多种贸易方式的发展，促进贸易结 构的转型升级。如，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启动，老东盟6国对我国 的平均关税从12.8%降至0.6%，到2015年，新东盟4国对我国90%产品实施零关税。根据商务部的统计，今年上半年云南省外贸总额为61.2亿美元，增幅列 居全国第二，对东盟的贸易额则同比增长54.2%。但云南主要商品的出口主要集中在农产品、机电、生活用品的出口，进口的主要是原材料，贸易结构和贸易量和其具有的区位优势不相符。

云南向中央申请外向型的优惠政策，“政策的优惠远点要向深圳珠海看齐，近点要看齐广西、海南、两江新区、新疆喀什等政策。”

与此同时，我省要进一步强化统筹协调，凝聚各方力量，抓紧推进以下重点工作：一是在配合国家发改委起草好国家指导桥头堡建设专门文件和做好桥头堡建设专项规划的基础上，积极做好汇报衔接，力争桥头堡建设纳入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和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并从多种渠道进入国家部委的专项规划；二是在国家指导性文件出台后，加紧研究出台我省的实施意见；三是多方争取国家对桥头堡建设中的通道、产业、平台、窗口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四是争取国家在跨境合作区建设、通关便利化、人民币跨境结算等方面“先行先试”，积累经验，争取国家把对周边国家的援助项目更多地交由云南实施。

第三篇：云南桥头堡战略

云南省“桥头堡”战略概述

云南“桥头堡”建设分为两个阶段。2011---2015年第一阶段，云南将加快实施互联互通的通道路网建设、加快通关便利、综合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缅甸皎漂到昆明油气管道建设、国际物流体系的建设，连通云南到印度洋的口岸建设。2016-2020年是第二阶段，建成昆明、曲靖、大理、蒙自四大枢纽为核心的公路、铁道、航空、水运对内对外运输网络运输体系的建设；建设石油、化工天然气、新能源、特色农业、矿产加工、生物制药、旅游文化、金融交通运输建设。在基础设施方面，构建南北方向的印度洋国际大通道，包括泛亚铁路、泛亚公路，从深圳到广州、到南宁到昆明，到缅甸、孟加拉、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亚洲大陆桥，是支撑“桥头堡”的重要骨架。

云南将借助桥头堡战略打造“滇中城市经济圈”、八个“沿边经济区“和四条”经济走廊“。滇中城市经济圈是以昆明为核心，统领玉溪、曲靖、楚雄。八个沿边经济区将建成为加快口岸经济港、积极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跨境合作区、三头在外的产业聚集区、无障碍跨境旅游区、民族保护及生态保护试验区。四条经济走廊包括云南-河内、云南—曼谷、云南-皎漂、云南-印度加尔各答等。构建直达印度洋国际大通道

2009年12月，中共云南省委八届八次全会上，桥头堡建设被确定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新三大战略目标之一。对于桥头堡建设的内涵，顾朝曦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按照字面意思，‘桥’‘头’‘堡’可以理解为大通道、大前沿、大基地。而其建设的目标和重点就是：建设一条通道，即面向东南亚、南亚开放的贸易大通道；形成两个基地，即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出口商品基地和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基地；搭建一个平台，即通过进一步办好昆交会、南亚国家商品展和中国—南亚商务论坛等重要展会，把云南建成我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交流合作的平台。”

对于大通道建设，顾朝曦在许多场合作出过这样的论述：“直达印度洋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选择。”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云南省一直关注直达印度洋国际大通道的构建，即从西南方向形成一条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而连接欧洲的新通道。“这条从云南经由缅甸直达印度洋的大通道，要比目前经东南沿海绕道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的行程短3000公里左右。”

顾朝曦说，在世界经济集团化、区域化趋势下，经济走廊的开发已成为世界性潮流。云南地处我国与中南半岛和南亚次大陆结合部，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是我国不绕经马六甲海峡通往南亚、中亚、印度洋，进入欧洲、非洲最为便捷的陆上通道，具有地理位置最优、面临市场最广、与东盟及南亚和中东国家互补性最强、对外连通条件最好等优势。国际大通道建设将大大改善这一区域的交通运输布局状况，从而扩大和深化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和合作，发展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促进我国参与国际合作与分工，将成为一条现代丝绸之路。

带动西南省份跨越式发展

顾朝曦接着分析，“直达印度洋国际大通道的建设，将促使云南发挥连接我国腹地与东南亚、南亚市场的优势，有效提高西部地区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整体协调和国际竞争能力。”

云南是南亚次大陆经济圈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交汇点和重合点，如今，这两大区域的崛起，也给云南乃至西南省份实现跨越式发展带来了机遇，有助于西南地区从改革开放的后方，跃升为改革开放的前沿。

西南地区自然资源富集，长期以来，由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对外开放程度不高等制约了发展。国际大通道将为西南地区对外开放打开一个便捷的通道，提高西南地区对外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促进西部地区“走出去”，形成资金、技术、人才、劳动力、信息、商品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在更大范围内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并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进而促进整个西南地区的大发展。“而作为窗口，云南也将承担起我国向东南亚、南亚展示友好合作诚意、展示改革开放成果、展示中华文化、促进相互了解与友谊的窗口。”顾朝曦说。

南亚国家商品展落户昆明

2007年12月，首届南亚国家商品展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经过云南省的争取，2009年举办的第二届南亚国家商品展即落户昆明，与昆交会同期举办。今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同意从今年起南亚展由商务部与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与昆交会同期同地举办。这也意味着，中国与南亚各国开展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永久落户云南。

云南与南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历史悠久，古代的“南方丝绸之路”承担着传播友谊、交流文化、互通有无的作用，是千百年来中国与南亚国家人民友好交往的象征。“昆明气候宜人，与南亚国家气候相近，南亚国家的客商前来更容易适应。加上云南的沟通语言很多，有些南亚国家的客商甚至能与云南当地人直接沟通。”顾朝曦这样阐述昆明举办南亚国家商品展的地缘优势。事实上，在对南亚开放上，云南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

早在2004年，昆交会就设立了南亚馆，近年来，南亚国家参展企业和客商逐年增多，南亚馆规模也逐步扩大。许多南亚国家的参展商通过参展，学会了如何与中国的参展商合作，通过在中国的访问，也发现了中国巨大的市场。顾朝曦与南亚许多国家的驻华大使都是多年的朋友，也一直致力于加强与南亚国家的沟通与合作。对于南亚国家对昆交会及南亚国家商品展表现出的热情，他表示深感欣慰。

“十二五”规划的编制工作据悉已经开启，中国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近日透露了“十二五”规划的5条思路，其中，结构调整为首要目标，社会建设则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富民任务须明确提出“富民”任务

做为统领未来5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规划，我认为，“十二五”规划应明确提出“富民”的目标和任务。

中国每个五年计划或规划都有一个相对明确的主题。所谓主题，也就是未来5年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当然，问题最后能否解决或解决的程度如何，取决于诸多因素，但在编制规划的时候，总有个相对集中的主题。具体到“十二五”规划，之所以应将“富民”做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而提出来，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十二五”规划是新中国60年后的一次再出发。中国刚刚隆重庆祝了60岁生日，进入下一个甲子，应该有一个新的发展思路。

其次，“十二五”规划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规划，而此次金融危机无论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提出了一些新的命题。

第三，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目前中国人均GDP首次达到3200美元，按照国际标准，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便开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这一时期的发展思路肯定与过去不同。

上述三点决定了“十二五”规划与此前的十一个规划有着本质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过去的十一个规划追求“国强”，“十二五”规划则追求“民富”。这当然不是说，建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30年来百姓的生活没有提高，而是指相对于GDP的增长，作为整体的民众的富裕程度没有GDP增长快。何况，按照联合国的贫困标准，中国至少还有一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下。

另外，从近几年的情况看，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都跟贫富差距和民众的普遍不富裕有着直接的关系。如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问题、消费和内需不足的问题，乃至一些群体性事件，都有着贫富分化的影子。贫富分化甚至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的稳定。

所以，“十二五”规划政策的着力点应该转到把提高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富裕人民群众作为全新思路和战略，围绕着如何“富民”问题，制定行动路线图。而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今天的经济实力也已经为解决“富民”问题提供了物质基础。

民乃国之本。对于“民富与国强”的关系，是先有民富而后才有国强，而不是相反。事实上，多少国家兴衰的历史也告诉人们，民富虽然不必然等于国强，但民不富，国家必然不强；即使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强，也只能是外强中干。只有建立在普遍民富基础上的强大，才是根本性的强大。因此，中国政府需要更新观念，在政策上，把“富民”作为一个明确的目标和任务。这就有必要在编制“十二五”规划时，制定一个长期的提高福利的战略规划，这个战略规划的目的，是为建立一个有竞争力和公平正义的福利国家打下基础。

“富民”虽然是一个经济问题，但经济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政治。事实上，改革以来贫富差距的形成和拉大本身就有政治因素在内。为什么经济高速增长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得不到同步提升？症结就在于蛋糕的分配不合理。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成果的最大收益者不是普通群众，而是政府及其与公权力有关联的利益群体，以及资本利益集团和垄断国企的经理层与员工等。而政府之所以能够抽走国民收入的大头，并随心所欲地支配财富而不受监督，资本之所以能够压制众多的劳动力，原因又在于政府的权力过大。

中国传统上本就是一个大政府国家。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心中都存在一个大政府观念。所以，要在政府权力过大的情形下改变收入分配不合理状况，须将之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看待，否则，仅仅视之为一个经济问题，解决起来很难。

另一方面，尽管“富民”问题在未来5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内非常重要，但毕竟不是事物的全部，不能代替其他问题的解决。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在官方看来，“十二五”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等诸种结构构成的结构难题。结构问题在中国来说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十二五”规划还是把它列为必须优先解决的头等大事，这说明，结构问题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造成的危害不能再延续下去。

现在的情况是，虽然高层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要解决起来相当困难，否则，它也不会积累到今天这个程度。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的不当干预造成的。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该增长方式的特点是，以追求GDP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重化工业项目和热衷批租土地为主要途径，以行政推动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

在这样一种增长方式下，经济越是高速发展，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获利就越大。原因很简单，政府掌握着切蛋糕的刀，他当然会把最大的一块留给自己。而利益一旦累积，要改变起来就非常难。这也是调整结构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喊了多少年却一直进展不大的根源。不但如此，当遇到外部的危机时，就像本次金融危机一样，为了保增长，还会进一步强化结构失衡和政府对经济增长方式的主导。

政府变革

以外部力量促进政府变革

所以，要转变增长方式，推进各种结构调整，关键在于变革政府的治理方式。政府若不放弃对经济增长方式的主导权，不将自身对经济运行的干预建立在市场基础上，要转变发展方式只能是一句空话。

但在政府成为市场最大获利群体的情况下，要政府放弃自身利益，主动改革，谈何容易？这个时候，就需要靠非政府的外部力量去促使政府变革。外部的力量可以通过立法等手段对行政权力进行修正性、补充性的约束和重新界定，或者以严格的程序防止行政权力的过度使用，或者通过加强社会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从而迫使政府做到：

（一）转变和缩减政府的行政职能，限制行政权力；

（二）规范行政行为，控制行政权；

（三）加强社会自治，将一部分行政权转化为社会的权力，使公民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以此建立起政府的公共治理结构。

应该说，在目前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博弈成为基本现实的背景下，依靠包括经济主体的市场力量在内的广泛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促进政府变革，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已越来越大。总之，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不当干预，须使政府形成一个稳定和完善的权力运作机制和框架。当政府用一种比较规范的方式来行使公权力时，经济主体自会在市场的作用下，自然完成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型，而无须政府劳神费力。就此而言，“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和任务能否如期完成，取决于政府变革的程度。

第四篇：大学生深入学习桥头堡战略

关于深入学习桥头堡战略

摘要：

在现在经济日益增长，竞争激烈的的社会里一种好的战略方针是非常重要的。桥头堡是陆桥经济研究中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重要概念。港口的性质、运输线路的便捷和政府部门的定位是确定桥头堡的主要依据;融国际运输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为一体的国际商贸中心,是桥头堡的主要功能定位。

关键词：

一、桥头堡战略的相关概念

桥头堡是陆桥经济研究中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重要概念。港口的性质、运输线路的便捷和政府部门的定位是确定桥头堡的主要依据。

桥头堡是陆桥经济研究中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重要概念。港口的性质、运输线路的便捷和政府部门的定位是确定桥头堡的主要依据;融国际运输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为一体的国际商贸中心,是桥头堡的主要功能定位。比如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连云港，指的是一个经济带的起点城市。“桥头堡”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

1、为控制重要桥梁、渡口而设立的碉堡、地堡或据点。

2、设在大桥桥头的像碉堡的装饰构筑物。

3、泛指作为进攻的据点。

二、云南桥头堡战略

云南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南亚，建设桥头堡关键是要提升云南在国家沿边开放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使之成为国家争取外部发展空间的支撑基地，成为国家睦邻友好政策的载体，成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器。

云南作为一个边疆欠发达省份，建设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对云南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进一步统筹国内发展和提升沿边开放水平、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边疆长治久安，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云南省正处于加速构建云南对外开放新格

局的关键时期，应该紧紧抓桥头堡建设这个新的历史机遇，进一步发挥体制机制作用，扩大对外合作，全面提升云南省各领域的对外开放水平。

一直以来，中国与世界贸易联系主要是经马六甲海峡、宫古水道、大隅海峡3条出海通道。如川、滇、渝、黔等省份的进出口贸易，传统上是从广东下海，沿太平洋绕经马六甲海峡，或其他海峡进入印度洋，再及沿岸各国。建设云南桥 头堡，可以改变这种现象，货物贸易除经此可直达东南亚、南亚外，亦可到迪拜或阿联酋中转，再直通欧洲南部或非洲。

云南位于青藏高原向东南延伸至海洋的斜坡上，地处中国大陆与中南半岛结合部，向南经缅甸、泰国等出海，可直达印度洋。云南的区位利于发挥从陆路上连接我国腹地、东南亚、南亚三大潜在市场的优势。我国西南省区的进出口物资，由云南、缅甸方面出海直入印度洋，比由我国沿海各港口到上述地区近3000多公里运距，运时也缩短5-6天。云南毗邻东南亚、南亚两个巨大的国际市场，这是一个覆盖了18个国家、21亿人口的地区，把云南建设成为面向这一地区开放的桥头堡，将为提升我国沿边开放质量创造良好条件。

考虑到地理区位上所处的优势，云南是中国唯一可同时与东亚、东南亚、南亚，太平洋、印度洋相通相连的省份。云南可以南亚、东南亚国家为开放重点，面向印度洋沿岸，同时延伸到西亚以及非洲东部广大区域。在此人口众多、发展中国家密集的区域，有着资源丰富、市场成长性潜力巨大的广阔背景。

事实上，“桥头堡”战略自提出以来，就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今年昆交会期间，美国联邦快递集团亚太区有关负责人表示，云南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对东南亚、南亚地区的辐射功能，拥有国内首屈一指的民航运输网络，联邦快递将积极开拓云南物流市场。新加坡三德集团更是提前看到“桥头堡”战略带来的投资机会，斥资3000万美元将其中国总部搬到昆明。继国家部委紧锣密鼓地调研云南“桥头堡战略”后，一些关键政策已经开始获得有关部委的正式支持。7月27日，云南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财政薄弱是云南桥头堡建设的一大瓶颈。云南省省长秦光荣认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的全面推开，将为桥头堡建设提供有力的金融保障”。“这次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标志着金融体系支持云南全面对外开放新时期的到来。”云南对外金融合作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云南财经大学东南亚南亚研究所所长胡列曲说。

与此同时，云南有关部门还在与海内外金融机构、政府高官商讨如何加强泛亚地区财金货币合作大通道建设，如何对构建战略大通道和云南桥头堡建设形成金融支撑，等等。显然，云南桥头堡建设开始渐入佳境。按两个阶段分步推进知情人士透露，国家发改委将在8月牵头编制《云南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 堡专项规划》，并在11月份形成初稿。在这个专项规划编制之前，国家发改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委托云南省社科院编制了《云南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专项规划制定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云南省社科院已完成《指导意见》。参与《指导意见》编写的云南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齐欢称，《专项规划》将在《指导意见》基础上修订，国家发改委本月的调研，便是对《指导意见》进行系统的考察。

齐欢表示，目前，整个桥头堡的框架已大致清晰，即云南将在国际大通道与进出口加工基地建设，以及大湄公河次区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孟中印缅合作机制建设等主要方面取得新的突破。据《指导意见》，云南桥头堡建设将是一个为期十年的中长期规划，分为两个阶段。2011---2015年是云南桥头堡战略重点的突破阶段，云南将加快实施互联互通的通道路网建设、加快通关便利、综合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缅甸皎漂到昆明油气管道建设、国际物流体系的建设，连通云南到印度洋的口岸建设。2016-2020年则是重点突破，建成昆明、曲靖、大理、蒙自四大枢纽为核心的公路、铁道、航空、水运对内对外运输网络运输体系的建设；建设石油、化工天然气、新能源、特色农业、矿产加工、生物制药、旅游文化、金融交通运输建设。

在基础设施方面，构建南北方向的印度洋国际大通道，包括泛亚铁路、泛亚公路，从深圳到广州、到南宁到昆明，到缅甸、孟加拉、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亚洲大陆桥，是支撑“桥头堡”的重要骨架。其中连接云南与缅甸的，主要包括经德宏从瑞丽出境的滇缅陆水联运通道、昆明—仰光高等级公路和泛亚铁路西线。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云南省一直关注直达印度洋国际大通道的构建，即从西南方向形成一条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而连接欧洲的新通道。这条从云南经由缅甸直达印度洋的大通道，要比目前经东南沿海绕道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的行程短3000公里左右。据统计，目前中国出口货物有42%，原油进口的90%均经马六甲。一旦印度洋大通道贯通，云南将不再是一 3

个传统意义上的贫困边陲，而成为开放的前沿。期待更多优惠政策云南将借助桥头堡战略打造滇中城市经济圈、八个沿边经济区和四条经济走廊。

其中，滇中城市经济圈是以昆明为核心，统领玉溪、曲靖、楚雄。八个沿边经济区将建成为加快口岸经济港、积极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跨境合作区、三头在外的产业聚集区、无障碍跨境旅游区、民族保护及生态保护试验区。四条经济走廊包括云南-河内、云南—曼谷、云南-皎漂、云南-印度加尔各答等。点轴面的全方位立体式布局将增强云南在国内国外的市场辐射功能。齐欢称，以昆明为中心的滇中城市经济，将是云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八个经济区及四条经济走廊的建设则是有利于加快沿线开发、承担向西南开放，增强市场的辐射功能。《指导意见》指出，云南在利用其区位优势的同时，应鼓励多种贸易方式的发展，促进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

如，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启动，老东盟6国对我国的平均关税从12.8%降至0.6%，到2015年，新东盟4国对我国90%产品实施零关税。根据商务部的统计，今年上半年云南省外贸总额为61.2亿美元，增幅列居全国第二，对东盟的贸易额则同比增长54.2%。但云南主要商品的出口主要集中在农产品、机电、生活用品的出口，进口的主要是原材料，贸易结构和贸易量和其具有的区位优势不相符。在《指点意见》中，除发展云南六大支柱产业外，云南将作为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的重要基地，以促进其产业结构调整。据了解，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深加工制造业为重点、进出口加工贸易业、进出口商品区、资源性精加工、现代物流业、承接两头在外的产业。另据知情者透露，国家发改委已表示，在规划的云南桥头堡重要产业中，将对云南现代物流产业加大支持力度。齐欢透露，云南向中央申请外向型的优惠政策，“政策的优惠远点要向深圳珠海看齐，近点要看齐广西、海南、两江新区、新疆喀什等政策。”

将云南建设成为民族文化大省，绿色强省，面向西南及东南亚的国际性通道。积极发展并巩固同周边东南亚国家的文化经济学术交流，促进边境互市贸易。大力宣传云南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以及普洱茶文化，云南小粒咖啡在中国市场的绝对主导地位。

三、云南桥头堡中大学生如何做

从省内看，一是对周边国家情况研究不深，对合作对象的合作意愿把握不准，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中存在“剃头挑子一头热”的情况；二是对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边境地区开放度不高、人流物流不畅；同时，缺乏对跨国公司在滇设立总部和办事机构的具体政策支持，难以形成对外开放的集聚效应；四是云南在对东南亚、南亚开放方面具有特殊性，如果国家财政、税收、金融投资、口岸通关等政策一刀切，很难开展大规模的贸易与合作开发。因此，我们必须针对突出问题和主要制约因素，尽快争取国家支持，完善对外开放政策，为发挥桥头堡作用提供强有力的政策保障。一是要深入研究，创造性地用好用活国家和省内已有的对外开放政策，尤其要克服目前存在的重争取、轻落实的不良倾向；二是完善现有合作机制，推动建立新的合作机制。创造条件推动建立昆明合作组织，建立中国与南亚国家特别是环孟加拉湾国家的合作机制；三是强化对“走出去”的领导，鼓励企业到境外投资，充分利用我驻外机构、华人华侨团体等各种资源；四是扩大对外交往和宣传，突出桥头堡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作用；此外，多做好事、多交朋友，加快周边国家对桥头堡建设的了解和认同。

第五篇：深入学习桥头堡战略实践报告

寒假实践报告

深入学习桥头堡战略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计电系 网络073班 杨艳清 200716021231

“桥头堡战略”是推进我国向西南开放、实现睦邻友好的战略需要，也是云南推进“兴边富民”工程、实现边疆少数民族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现实需要，对促进云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009年7月，国家主席胡锦涛考察云南后提出把云南建成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此后，加快桥头堡建设，把云南建成中国沿边开放经济区已成为云南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发改委启动编制指导意见，意味着这一战略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云南建设中国向西南开放桥头堡具有诸多优势：一是区位条件优越；二是资源丰富，生物、能源、矿产、民族文化、旅游等资源富集；三是具有后发优势，特别是经过西部大开发十年的发展，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云南发展态势、发展环境、发展条件越来越好。将为区域经济发展和我国对外开放做出更大贡献。

云南建成我国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是党和国家在新时期推进我国陆上开放、提升沿边开放水平的重大战略部署，突出了云南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中前沿性、重要性和带动性的作用，给云南加快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桥头堡”是陆桥经济研究中的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重要概念，包含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内容，具有控制力、发展力和影响力3方面的特征。“使云南成为我国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就是要充分发挥云南地缘优势，在中国向西南开放中先行一步，成为我国从陆路沟通东南亚、南亚，直达印度洋的通道；成为交通、电力、通信的门户枢纽；成为我国与印度洋沿岸国家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成为我国面向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外向型产业基地和进出口商品加工基地；成为对外人文交流的重要窗口。

当前，云南对外开放的政策体系还不够完善，开放领域还不够宽、开放层次比较低、开放效益不高、对外开放带动全省又好又快发展的能力还不强，离桥头堡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从省内看，一是对周边国家情况研究不深，对合作对象的合作意愿把握不准，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中存在“剃头挑子一头热”的情况；二是对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边境地区开放度不高、人流物流不畅；同时，缺乏对跨国公司在滇设立总部和办事机构的具体政策支持，难以形成对外开放的集聚效应；四是云南在对东南亚、南亚开放方面具有特殊性，如果国家财政、税收、金融投资、口岸通关等政策一刀切，很难开展大规模的贸易与合作开发。

因此，我们必须针对突出问题和主要制约因素，尽快争取国家支持，完善对外开放政策，为发挥桥头堡作用提供强有力的政策保障。一是要深入研究，创造性地用好用活国家和省内已有的对外开放政策，尤其要克服目前存在的重争取、轻落实的不良倾向；二是完善现有合作机制，推动建立新的合作机制。创造条件推动建立昆明合作组织，建立中国与南亚国家特别是环孟加拉湾国家的合作机制；三是强化对“走出去”的领导，鼓励企业到境外投资，充分利用我驻外机构、华人华侨团体等各种资源；四是扩大对外交往和宣传，突出桥头堡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作用。

事实上，“桥头堡”战略自提出以来，就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今年昆交会期间，美国联邦快递集团亚太区有关负责人表示，云南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对东南亚、南亚地区的辐射功能，拥有国内首屈一指的民航运输网络，联邦快递将积极开拓云南物流市场。新加坡三德集团更是提前看到“桥头堡”战略带来的投资机会，斥资3000万美元将其中国总部搬到昆明。

《指导意见》指出，云南在利用其区位优势的同时，应鼓励多种贸易方式的发展，促进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今年上半年云南省外贸总额为61.2亿美元，增幅列居全国第二，对东盟的贸易额则同比增长54.2%。

但云南主要商品的出口主要集中在农产品、机电、生活用品的出口，进口的主要是原材料，贸易结构和贸易量和其具有的区位优势不相符。

在《指点意见》中，除发展云南六大支柱产业外，云南将作为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的重要基地，以促进其产业结构调整。

据了解，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深加工制造业为重点、进出口加工贸易业、进出口商品区、资源性精加工、现代物流业、承接两头在外的产业。

另据知情者透露，国家发改委已表示，在规划的云南桥头堡重要产业中，将对云南现代物流产业加大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