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整除的特征和性质

第一篇：3.整除的特征和性质

☆☆☆☆☆黄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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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整除的特征和性质

☆黄冈 杨俊涛

◆知识引领

●整数a除以整数b（0除外），除得的商是整数而没有余数，我们就说a能被b整除，或者说 b能整除a，a叫做b的倍数，b叫做a的因数。如12÷3=4，就说12能被3整除，或者说3能整除12，12是3的倍数，3是12的因数。

●一个数的因数的个数是有限的，最小因数是1，最大因数是它本身；一个数的倍数的个数是 无限的，最小倍数是它本身，没有最大倍数。●能被2，3，5等整除的数的特征：

2的倍数特征：个位上是0，2，4，6，8的数； 5的倍数特征：个位上是0，5的数 ；

3或9的倍数特征：各个数位上的数字之和能被3或9整除； 4或25的倍数特征：末两位数能被4或25整除； 8或125的倍数特征：末三位数能被8或125整除；

11的倍数特征：奇数位上的数字和与偶数位上的数字和的差（或反过来）是11的倍数； 7、11或13的倍数特征：末三位前的数与末三位数的差（或反过来）能被7、11或13整除。●奇数与偶数：能被2整除的数叫偶数，不能被2整除的数叫奇数。

◆典型例题

例1.下列哪些式子是整除式？

（1）8.8÷1.1=8（2）130÷10=13（3）29÷7=4„„1（4）14÷5=2.4

【解析】根据整除的定义，被除数和除数必须是整数，商是整数而没有余数才叫整除，因此只有（2）式才是整除式。

疯狂操练1 下列式子哪些是除尽，哪些是整除？

（1）7.5÷1.5=5（2）32÷5=6.4（3）8÷3=2„„2（4）15÷5=3

例2.写出24的因数和倍数。

【解析】因为1×24=24 2×12=24 3×8=24 4×6=24

所以24的因数有：1，2，3，4，6，8，12，24 因为24×1=24，24×2=48，24×3=72，24×4=96„„

所以24的倍数有24，48，72，96„„

疯狂操练2

写出36的因数和倍数。☆☆☆☆☆黄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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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500位同学站成一排，从左到右数“1，2，3”报数，凡报到1和2的离队，报3的留下，向左看齐再重复同样的报数过程，如此进行了若干次后，只有两位同学了，这两位同学在开始的队伍中位于从左到右的第几个？

【解析】第一次报数留下的人是3，6，9，12，„„恰好是3的倍数。

第二次报数留下的人是9，18，27，„„恰好是9的倍数。第三次报数留下的人是27，54，81，„„恰好是27的倍数。第四次报数留下的人是81，162，243，„„恰好是81的倍数。第五次报数留下的人是243，486号同学。

答：这两位同学在开始的队伍中位于从左到右的第243号和第486号。

疯狂操练3

从左向右编号为1至1991号的1991名同学排成一行,从左向右1至11报数,报数为11的同学原地不动,其余同学出列;然后留下的同学再从左向右1至11报数,报数为11的留下,其余同学出列;留下的同学第三次从左向右1至11报数,报到11的同学留下,其余同学出列,那么最后留下的同学中,从左边数第一个人的最初编号是_____ 号.例4.在六位数568□□□的方框中填入三个数码，使这个六位数能被3，4，5整除。求满足条件的最小的六位数。

【解析】设六位数为568ABC，因为六位数分别是3，4，5的倍数，所以：（1）5+6+8+A+B+C=19+A+B+C是3的倍数，即A+B+C被3除余2。（2）BC 是4的倍数。（3）C=0或5。

由此可知，C=0，且B是0，2，4，6，8之一。

由于要求最小的六位数，所以A从最小数开始实验，有A=0、B=2时满足条件。所以所求的六位数为568020。

疯狂操练4 五位数15□8□的□内填什么数字，才能使它既能被3整除，又有因数5？

例5.六位数3ABABA是6的倍数，这样的六位数有多少个？ 【解析】因为能同时被2和3整除，所以A可取0，2，4，6，8；

又因为各位数字之和是3A+3+2B=3×(A+1)+2B可知B可取0，3，6，9。所以共有5×4=20个六位数。☆☆☆☆☆黄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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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操练5

已知一个两位数恰好是它的两个数字之和的6倍，求这个两位数。

例6.能同时被2、3、5整除的最大三位数是.【解析】要同时能被2和5整除,这个三位数的个位一定是0.要能被3整除,又要是最大的三位数,这个数是990.疯狂操练6

能同时被2、5、7整除的最大五位数是.例7.所有能被3整除的两位数的和是.【解析】能被3整除的二位数中最小的是12,最大的是99,所有能被3整除的二位数如下: 12,15,18,21,„，96，99 这一列数共30个数，其和为

12+15+18+„+96+99 =(12+99)302 =1665 疯狂操练7

1至100的数中所有不是3的倍数的数之和是.例8.从0、3、5、7这四个数字中任选3个数，排成能同时被2、3、5整除的三位数，这样的三位有多少个？

【解析】被2和3整除，个位上的数字一定是0，被3整除各位数字之和必定是3的倍数，得 570和750.疯狂操练8

有0、1、4、7、9五个数字，从中选出四个不同数字组成不同的四位数，如果把其中能被3整除的四位数从小到大排列起来，第三个数是多少？ ☆☆☆☆☆黄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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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课堂

1、用0、2、6、5四个数字组成符合要求的数。（1）72的因数有：（2）13的倍数有：（3）120的因数有：（4）25的倍数有：

2、选择。（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里）

（1）在1一25这些数中，既是2的倍数，又有因数3的数共有（）个。A、4 B、3 C、2 D、1（2）要使四位数69□0能同时被2、3、5整除，□里能填的数字有（）个。A、2 B、3 C、4 D、无数

3、四位数“3AA1”是9的倍数，那么A=_____.4、在“25□79这个数的□内填上一个数字,使这个数能被11整除,方格内应填_____.5、从1到100的自然数中，所有不能被9整除的数的和是多少？

6、从0、1、2、4、5、7中，选出四个数，排列成能被2、3、5整除的四位数，其中最大的是_____.7、123456789□□,这个十一位数能被36整除,那么这个数的个位上的数最小是_____.8、500名士兵排成一列横队.第一次从左到右1、2、3、4、5（1至5）名报数；第二次反过来从右到左1、2、3、4、5、6（1至6）报数，既报1又报6的士兵有多少名？

第二篇：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特征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与主要矛盾

（1）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中国社会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近代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中介与桥梁，有以下特征：在社会形态上，它不是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质的社会；在政治上实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还存在，并在国家政权中占有一定地位；在经济上实行国营经济主导的包括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在文化上实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经济上实行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包括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

2)政治上实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

3)文化上实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第三篇：述职报告的性质和特征

一、述职报告的性质和特征

近几年来，我国进行干部体制改革，实行了岗位责任制和干部聘任制。受聘的干部或由选举出任的干部，在一定时期内，要向有关部门报告其在任期内的工作实绩，于是逐步形成一种新的应用文体，称为述职报告。

述职报告是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向主管领导部门、人事部门或选区的选民，或本单位的职工群众，陈述自己在一定时期内工作实绩、问题和设想的自我述评性的报告文书。这是促进和监督干部忠于职守，组织、人事部门正确选拔任用干部，考核干部，克服用人上、看人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提高干部的政策、思想水平的有效工具。

述职报告，最初曾用“总结”或“汇报”的形式出现，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体式，其主要特点是：自述性、自评性、报告性。

所谓自述性，就是要求报告人，自己述说自己在一定时期内履行职责的情况。因此，必须使用第一人称，采用自述的方式，向有关方面报告自己的工作实绩。这里的所谓实绩，是指报告人在一定时期内，按照岗位规范的要求，为国家做了些什么事情，完成了什么指标，取得了什么效益，有些什么成就和贡献，工作责任心如何，工作效率怎样，实实在在地反映出来。但是，要特别强调：所写的内容必须真实，是实实在在已经进行了的工作和活动，事实确凿无误，切忌弄虚作假。

所谓自评性，就是要求报告人，依据岗位规范和职责目标，对自己任期内的德、能、勤、绩等方面的情况，作自我评估、自我鉴定、自我定性。述职人必须持严肃、认真、慎重的态度，既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组织负责，对群众负责。对工作的走向，前因后果，要叙述清楚，评得恰当；所叙述的事情，要概叙，让人一目了然，并从中引出自评。但要强调：切忌浮泛的空谈，切勿引经据典的论证，定性分析必须在定量证明的基础上进行。

所谓报告性，就是要求报告人，明白自己的“身份”，放下官架子，以被考核、要接受评议、监督的人民公仆的身份，履行职责做报告。要认识到，自己是在向上级汇报工作，是严肃的、庄重的、正式的汇报，是让组织了解自己，评审自己工作的过程，因此，语言必须得体，应有礼貌、谦逊、诚恳、朴实、掌握尺寸，切不可傲慢，盛气凌人，不可夸夸其谈，浮华夸饰。报告内容必须实在、准确，而且要用叙述的方式，将来龙去脉交代清楚。

二、述职报告的种类

述职报告的分类，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进行划分，因而存在着交叉现象。

(一)从内容上划分

1．综合性述职报告：是指报告内容是一个时期所做工作的全面、综合的反映。

2．专题性述职报告：是指报告内容是对某一方面的工作的专题反映。

3．单项工作述职报告：是指报告内容是对某项具体工作的汇报。这往往临时性的工作，又是专项性的工作。

(二)从时间上划分

1．任期述职报告：这是指从任现职以来的总体工作进行报告。一般来说，时间较长，涉及面较广，要写出一届任期的情况。

2．述职报告：这是一年一度的述职报告，写本的履职情况。

3．临时性述职报告：是指担任某一项临时性的职务，写出其任职情况。比如，负责了一期的招生工作，或主持一项科学实验，或组织了一项体育竞赛，写出其履职情况。

(三)从表达形式上划分

1．口头述职报告：这是指需要向选区选民述职，或向本单位职工群众述职的，用口语化的语言写成的述职报告。

2．书面述职报告：是指向上级领导机关或人事部门报告的书面述职报告。

要注意将“工作总结”同述职报告区别开来。工作总结，可以是单位的、集体的、也可以是个人的，其写作角度是全方位的，即凡属重大的工作业绩，出现的问题，经验教训，今后工作设想等都可以写，而述职报告却不同，它要求侧重写个人执行职守方面的有关情况，往往不与本部门、本单位的总体业绩、问题相掺杂。

三、述职报告的写作要求

(一)要充分反映出自己在任期内的工作实绩和问题

述职是民主考评干部的重要一环，也是干部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的一种有效形式。干部作述职报告，是为了让组织和群众了解和掌握干部德才状况和履行职责的情况。因此，述职报告应该充分反映出自己任期内的工作实绩和问题，也即写出自身在岗位上为国家和人民办了什么实事，结果怎么样，有哪些贡献还有哪些不足，包括工作效率、完成任务的指标、取得的效益等等。工作实绩如何，是检验干部称职与否的主要标志，述职人要充分认识这一点，实事求是地把自己的工作实绩和问题反映出来。

(二)要实事求是地评价自己

对自己的评价要实事求是，不夸大，不缩小，要准确恰当，有分寸，不说过头话、大话、假话、套话、空话。要做到这样，应注意处理以下几个关系：

1．处理好成绩和问题的关系，就是理直气壮摆成绩，诚恳大胆讲失误。

2．处理好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不能把集体之功归于个人，也不要抹杀了个人的作用，必须分清个人实绩和集体实绩。

3．在表述上要处理好叙和议的关系，就是以叙述为主，把自己做过的工作实绩写出来，不要大发议论，旁征博引，议论也只是对照岗位规范，根据叙述的事实，引出评价，不能拔高。

(三)要抓住重点，突出个性

述职报告，如果用口头报告表述。一般宜占用30分钟，如果用书面报告表述，一般以3000字以内为宜。因此，表述的内容应抓住重点，抓住最能显示工作实绩的大事件或关键事写入述职报告。凡重点工作、经验、体会或问题等，一定要有理有据，充实具体，而对一般性、事务性工作，宜概括说明，不必面面俱到。抓住重点，突出中心，还应突出自己的特色，突出自己独有的气质，独有的风格，独有的贡献，让人能分辨出自己在具体工作中所起的作用。

相关内容： ·如何写述职报告·述职报告的写作要求 ·述职报告格式·什么是述职报告

第四篇：法律关系的性质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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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关系的性质和特征

五

（@）

二、法律关系的，陵质和特征

在理论上，对法律关系的概念曾有不同的解释。卡尔·冯·萨维尼最早将它界定为“由法律规则所决定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法律关系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

称为关系的实质要素——事实状态；第二部分称为关系的形式要素，它使事实状态被上升至法律层面。而温特沙伊德则指出，萨维尼的“两要素说”并不完全科学，因为在某些

情况下(如所有权关系)即使没有任何实质的事实要素，法律关系仍可能得以建立。温氏认为，法律关系是法律上规定的关系，它包括两个类型：一是由法律所设立(如所有权关

系)；二是法律追究其法律后果的事实状态(如占有关系)。这一争论实质上涉及对法的性质的认识：法到底是法律规则(规范)体系，还是法律关系体系?对此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就

构成了法学理论上两大学说，即“规范(规则)说”和“关系说”。比尔林对两种学说作了一个综合的解释，指出：一切法律规范都表述法律关系(即被授权人和受约束人之关系)的内容。而法律关系的内容则包括一方的权利和另一方的义务。后世法学在论述法律关系问题时基本上是以比尔林的解释为基础的。本书也采此通说，对法律关系的概念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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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法律关系是在法律规范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根据此一定义可以看出，法律关系具有如下特征：

(一)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具有合法性

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这一命题至少说明三个问题：第一，法律规范是法律关系产生的前提。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的存在，就不可能产生法律

关系。第二，法律关系不同于法律规范调整或保护的社会关系本身。社会关系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中有些领域是法律所调整的(如政治关系、经济关系、行政管理关系等)，也

有些是不属于法律调整或法律不宜调整的(如友谊关系、爱情关系、政党社团的内部关系)，还有些是法律所保护的对象，这些被保护的社会关系不属于法律关系本身(如刑法所

保护的关系不等于刑事法律关系)。即使那些受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也并不能完全视为法律关系。例如，民事关系(财产关系和身份关系)也只有经过民法的调整(即立法、执法

和守法的运行机制)之后，才具有了法律的性质，成为一类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第三，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的实现形式，是法律规范的内容(行为模式及其后果)在现实社会

生活中得到具体地贯彻。换言之，人们按照法律规范的要求行使权利、精心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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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义务并由此而发生特定的法律上的联系，这既是一种法律关系，也是法律规范的实现状态。在此意义

上，法律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合法(符合法律规范的)关系。这是它与其他社会关系的根本区别。

确立“法律关系是合法的社会关系”这一观点，在法律实践中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在社会生活中，往往存在着大量的事实关系，它们没有严格的合法形式，甚至完全违背

法律，如非法同居关系、未经认可的收养关系，以规避法 律为目的的契约关系，无效或失效的合同关系等等。这些事实关系，都不能看作是法律关系，但又可能与法律的适用

相关联，是法律适用过程中必须认真处理的一类法律事实。

(二)法律关系是体现意志性的特种社会关系

从实质上看，法律关系作为一定社会关系的特殊形式，正在于它体现国家的意志。这是因为，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有目的、有意识地建立的。所以，法律关系像法律规

范一样必然体现国家的意志。在这个意义上，破坏了法律关系，其实也违背了国家意志。

但法律关系毕竟又不同于法律规范，它是现实的、特定的法律主体所参与的具体社会关系。因此，特定法律主体的意志对于法律关系的建立与实现也有一定的作用。有些法

律关系的产生，不仅要通过法律规范所体现的国家意志，而且要通过法律关系参加者的个人意志表示一致(如多数民事法律关系)。也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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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法律关系的产生，并不需要这种意志

表示。例如，行政法律关系，往往基于行政命令而产生。总之，每一具体的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是否要通过它的参加者的意志表示，呈现出复杂的情况，不可一概而论。

承认法律关系的意志性，并不能否认它的客观性。其客观性表现在：第一，任何法律关系都根源于一定的经济关系，反映一定经济关系的要求。第二，法律关系作为一定社

会关系的特殊形式，除了受经济关系的制约外，还受其他社会关系的制约，反映一定社会关系的性质、内容和发展规律的要求。第三，从法律关系本身来看，其一经形成，就作

为一种社会法律现象而存在，并对一定社会关系发生影响。在理论上承认法律关系的客观性，可以使我们不仅从思想、意志的角度，而且从实际的、客观的角度去研究法律关系； 从而能够更好地认识和发挥法的效能。

(三)法律关系是特定法律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法律关系的内容是特定法律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它是法律规范(规则)指示”(行为模式)的规定在法律关系中的体现。法律规范的指示内容，实际上就是法律权利与义务 的一般规定，它所针对的是一国之内的同一类不特定主体，属于可能性领域。而一旦特定法律主体依照法律规范“指示”内容进行法律活动，那么就享有实际的法律权利，或者

履行特定的法律义务。此时法律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就可能发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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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或那样的联系。由此可见，没有特定法律主体的实际权利和义务，就不可能有法律关系的存在。

（二）概念

法律规范在调整人们行为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如企业与职工依法订立劳动合同后，就构成了双方的劳动法律关系。法律关系由法律关系主体、法律关系内容(权利义 务)和法律关系客体三要素构成。

性质和特征

1.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具有合法性。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这一命题至少说明三个问题：第一，法律规范是法律关系产生 的前提。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存在，就不可能产生法律关系。第二，法律关系不同于法律规范调整或保护的社会关系本身。社会关系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中有些领域是法律

所调整的(如政治关系、经济关系、行政管理关系等)，也有些是不属于法律调整或法律不宜调整的(如友谊关系、爱情关系、政党社团的内部关系)，还有些是法律所保护的对象，这些被保护的社会关系不属于法律关系本身(如刑法所保护的关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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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刑事法律关系)。即使那些受法律法规调整的社会关系，也并不能完全视为法律关系。例如，民事关系(财产

关系和身份关系)也只有经过民法的调整(即立法、执法和守法的运行机制)之后，在具有了法律的性质，成为一类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第三，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的实现形式，是法律规范的内容(行为模式及其后果)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得到具体的贯彻。换言之，人们按照法律规范的要求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并由此而发生特定的法律上的联系，这既是

种法律关系，也是法律规范的实现状态。在此意义上，法律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合法(符合法律规范的)关系。这是它与其他社会关系的根本区别。

2.法律关系是体现意志性的特种社会关系。从实质上看，法律关系作为一定社会关系的特殊形式，正在于它体现国家的意志。这是因为，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有目的、有

意识的建立的。所以，法律关系像法律规范一样必然体现国家的意志。在这个意义上，破坏了法律关系，其实也违背了国家意志。

但法律关系毕竟又不同于法律规范，它是现实的、特定的法律主体所参与的具体社会关系。因此，特定法律主体的意志对于法律关系的建立与实现也有一定的作用。有些法律

关系的产生，不仅要通过法律规范所体现的国家意志，而且要通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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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关系参加者的个人意志表示一致(如多数民事法律关系)。也有很多法律关系的产生，往往基于行政命令而产

生。总之，每一个具体的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是否要通过它的参加者的意志表示，呈现出复杂的情况，不可一概而论。

3.法律关系是特定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法律关系是以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它是法律规范(规则)“指示”(行为模式，法律权利和 义

务)的规定在事实社会关系中的体现。没有特定法律关系主体的实际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就不可能有法律关系的存在。在此，法律权利和义务的内容是法律关系区别于其他社会 关系(社团组织内部的关系)的重要标志。六

（一）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是法的两大作用对象；而法要作用于社会关系必定要通过对人的行为的调整。

法的作用的定义：它是法律对人的行为以及最终对社会关系所产生的影响，是国家权力运行和国家意志实现的具体表现，是社会经济状况的具体表现。

（二）一、法的作用的概念和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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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作用是指法对人的行为以及最终对社会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其实质是统治阶级（或人民）以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权力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体现。七

（一）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功能

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防止公权力滥用，遏制腐败；二是保障人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公权力主体滥权、恣意行

为侵犯。正当法律程序最初源于“自己不做自己的法官”和“对他人做出不利行为要事先告知、说明理由和听取申辩”的“自然正义”原则（NaturalJustice），之后其内涵扩

展到包括公开、公正、公平和参与等现代民主程序原则；最初正当法律程序主要适用于司法领域，之后其适用领域扩展到行政领域和其他所有国家公权力领域，甚至扩展适用到

社会公权力领域。在中国，由于民主、法治发展滞后，公权力运作领域一直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正当法律程序机制，有些领域甚至正当法律程序完全缺位，以至为腐败滋生、蔓延

提供了便利条件。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从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国家。中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至少在现阶段，不会搞两

党制，不会搞三权分立。因此，中国的反腐之路不会同于，至少不会完全同于西方国家的反腐之路。中国的反腐主要不是靠权力制约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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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权力的相互制约同样不可缺少），而主要是靠权利制约权力，靠正当法律程序制约权力。中国必须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反腐之路。编辑本段正当法律程序的涵义和适用范围

考察西方各国宪法或宪法性法律文本中关于“正当法律程序”的各种不同表述、规定以及学者对“正当法律程序”的界定、论述，对“正当法律程序”的涵义和适用范围可

做以下解析：

1、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起始于“自然正义”（NaturalJustice）。“自然正义”的概念已存在多个世纪，其主要涵义可归结为两个规则：其

一，任何人不得自己做自己的法官；其二，任何人在受到公权力不利行为的影响（特别是刑事处罚或其他制裁）时，有获得告知、说明理由和提出申辩的权利。根据第一个规则，法庭的判决或其他公共机构的决定如果有与相应判决、决定有利害关系的人或其他有成见，有偏见的人参与，该判决或决定即无效；根据第二个规则，法庭的判决或政府的行政

行为在作出时如果没有预先为受到相应判决或行为不利影响的人提供辩护和异议的机会，该判决或决定亦无效。之后，正当法律程序在实践中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完善，远远超

越了这两项规则，如罪刑法定、无罪推定、法不溯及既往、无事前公正补偿不得征收私人财产、实施行政行为必须先取证，后裁决等。在现代，正当法律程序不仅是程序性的，精心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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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实质性的。实质性的正当法律程序强调立法本身的公平正义，非正义的法为非法。同时，实质性的正当法律程序特别强调执法公正。丹宁勋爵在《法律的训诫》中曾引述

英国上诉法院首席法官帕克勋爵在《关于一个香港移民问题》的下述判词：

“好的行政机关和一项诚实的或真诚的决定，不仅需要不偏不倚，不仅需要全神贯注于该问题，而且需要公正行事，……自然公正的法则是一种公正行事的义务”。

丹宁勋爵本人在《关于珀加蒙出版有限公司案》的判词中认为政府大臣任命的稽查员对公司进行调查

和提交调查报告同样要遵守实质性和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规则：

“报告可能产生广泛的影响，假如他们认为适当，他们可以对事实做出裁定，这可能对那些被他们点名的人

非常不利。他们可以指挥一些人；他们可以谴责另一些人；他们能够毁坏别人的声誉和前程。他们的报告可能导致司法诉讼；可能使某些人面临刑事起诉或民事起诉；可能使某

个公司关门，而使它本身成为关门的材料。……鉴于他们的工作和报告可以导致这样的结果，认为稽查员必须公正行事，这是他们肩负的义务，正如这是其他机构肩负的义务一

样。尽管他们既不是司法机关，也不是半司法机关，而是行政机关，稽查员也可以使用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获取情报。但是在谴责或批评某人之前，他们必须给人一个公平的

机会以纠正或反驳对其不利的材料”。

2、正当法律程序早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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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适用于刑事处罚领域或与刑事处罚有关的事项，如拘留、搜查、逮捕、起诉、审讯、监禁等。但后来适用

范围越来越扩大，不仅适用于司法或准司法行为，而且适用于行政行为和其他各种公权力行为，如罚款、没收、吊销证照等行政处罚、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土地、自

然资源和其他财产的征收、征用、税费征缴、行政许可、审批、以及行政确认、行政裁决、、行政给付，乃至人事管理中的拒绝录用、辞退、开除和其他行政处分。

丹宁勋

爵认为，在适用正当法律程序方面，以往的法律界都在“司法的”和“行政的”之间划一条界限。主张正当法律程序只适用于司法或准司法行为，而不适用于行政行为，特别是

行政自由裁量行为。但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司法的”和“行政的”界限逐渐消失。丹宁勋爵在一位政府大臣拒绝受理英格兰东南部一些农民要求调查牛奶价格问题的申诉 的《帕德菲尔德案》中指出：

“大臣在什么程度上可以立即驳回申诉？大臣是否可以自由地行使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拒绝将农民的申诉提交由其任命的委员会调查，从而拒绝给予农民法律救济？……每件值得委员会调查的真诚的申诉必须提交委员会，大臣不能随便以武断或异想天开的理由驳回申诉，他不得因为对申诉人的个人恶感或因为

不喜欢申诉人的政治观点而驳回申诉。有人说，大臣的决定是行政的不是司法的。但是，这不意味着他可以随心所欲，无视是非，也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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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法院无权纠正他。好的行政机关要

求对申诉应当予以调查，对冤情应当给予法律援助。国会正是为此目的而设立行政机关，而不是让大臣可将之撇在一边。没有充分的理由，大臣不得拒绝对申诉的调查。……假

如大臣拒绝，他必须有充分的理由，而且如果有人要求他说明理由，他就应该说明。倘若他没有这样做，法院就可以推定他没有充分的理由。如果法院认为，大臣受到了或可能

受到不相干的影响–——或者相反，他没有考虑，或者可能没有考虑那些他应当考虑的因素——那么，法院就有权干预。法院可以发出训令迫使其正确考虑申请人的申诉”。

3、正当法律程序最初的主要形式和途径是告知、说明理由、听取申辩和公职人员在与所处理事务有利害关系时回避。但20世纪中期以后，公开、透明、公众参与在正当法律

程序中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美国于1967年制定《信息自由法》，1976年制定《阳光下的政府法》，此两法之后均归入1946年制定的《行政程序法》，作为正当法律程序的组成

部分。欧盟和欧盟的许多成员国（如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荷兰、丹麦、芬兰），以及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等近50个国家和地区都在上世

纪六十年代以后或本世纪初陆续制定了信息公开法和与美国“阳光法”类似的透明政府法。在没有制定专门信息公开法和透明政府法的许多国家，则在其行政程序法典中专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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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政务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制度。可见，公开、透明、公众参与已构成现代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内容。

美国法哲学学者贝勒斯教授（Michael.D.Bayles）认为，现代程序正义的问题至少发生在三种不同的语境下。正当法律程序对三种不同语境下的程序正义问题自然有不同的要求，适用不同的程序形式。第一种语境下的

程序正义是集体决定。

“这个语境下的一个分支涉及对问题作出决定的活动。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sRulesofOrder）及其他会议规则要么是公正的，要么是不公正的

程序。另一个分支涉及官员或代表的选择。选择立法者的程序，与立法辩论和立法行动的规则不同，但是两者都涉及集体决定的活动（Collectiveorgroupdecisionmaking）”。

第二种语境下的程序正义是“解决两造或多造之间的冲突。冲突通常是诉诸强力[战争或强制（coercion）]、谈判、调解、咨询、、仲裁或审判来解决的”。

第三种语境下的程序正义是做出“对个人施加负担或赋予利益的决定，也即‘负担/利益决定’（burden/benefitdecisions）这个语境下的程序正义问题。这里的个人可以是自

然人，也可以是诸如公司这样的组织。赋予利益的决定包括诸如获得社会保障或福利的权利，获得津贴或业绩奖励，被大学录取或被加护病房接纳，以及被聘用等问题”。

很显然，公开、透明、公众参与等程序形式更多地适用于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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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语境下程序正义的集体决定（行政决策）。当然，这些程序形式同样也适用于作为第二种语境下程序

正义的解决争议（司法和行政裁决）和作为第三种语境下程序正义的行政征收、行政许可、行政给付

等行政处理行为。总之，现代正当法律程序的内容和形式是非常丰富的，它不仅包括自己不做自己的法官，包括告知、说明理由和听取申辩，而且也包括公开、透明、公众参与

等。现代正当法律程序不仅适用于司法和准司法行为，而且也适用于行政执法行为、行政决策行为和立法行为，甚至一定程度地适用于政治行为和社会公共组织的行为。（@）第三节 正当程序的作用与意义

一、法律程序对法律行为的调整方式

通常意义上的程序是对于人的行为而言的，法律程序是对法律行为而言的。法律程序通过对法律行为的作用，从而实现对人们的实体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影响人们的权利和

义务的实际享有和承担，法律程序对法律行为的调整方式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抑制。通过程序的时间、空间要素来克服和防止法律行为的随意性和随机性。比如严格的审级，以分级的审判阶梯来完成一项审判任务。

一个案件经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关卡”，比起只有一审要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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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妥、准确，从而抑制了法官行为的随意性和随机性。又如行政听证程序，让行政相对人直接参加到行政决

定程序中听取行政主体决定的理由、相对人为自己的行为进行申辩，从而保证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这也就是所谓程序的“对恣意的限制”和“作茧自缚”效应的根源所

在。程序的要素无非是为法律行为提供了外在标

准，因而这些行为不可能任意进行。

第二，导向。通过程序的时空要素来指引人们的法律行为按照一定的指向和标准在时间上得以延续，在空间上得以进行。一方面程序为人们的个别而具体的行为提供了统一

化、标准化模式，克服行为的个别化和非规范化。另一方面程序的导向机制还能指示人们的行为在时间与空间上有秩序地连贯和衔接，避免法律行为的中断。

第三，缓解。通过法律程序的时空要素来缓解人们原先的行为与心理冲突，消除紧张气氛，为解纷行为提供了有条不紊的秩序条件。一方面，发生纠纷的当事人既然选择了

诉讼程序(“公了”)而不是角斗或复仇(“私了”)，也就是选择了文明和有序，抛弃了野蛮和无序。程序使当事人不可能发生激烈的外部对抗和冲突。另一方面，通过程序形成

了一个解决复杂纠纷的相对的空间，使当事人之间的复杂社会关系从进入程序的那一刻开始就与社会隔离开宋。使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化为单一的程式化关系，既排斥了当事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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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原有的社会角色(可能起诉人是某镇长的七姑，被起诉的是某局长的八姨)，又排斥了其他非程序的因素以及其他处置方式。

第四，分工。法律程序通过时空要素实现程序角色的分配。比如，在诉讼程序中，法官行使审判权，陪审员、辩护人、公诉人等都各司其职，避免越俎代庖。陪审员对于法

官既是一种配合、又是一种牵制的角色；辩护人和公诉人对于诉讼当事人来说则是平等发言、争辩的代表，他们扮演不同的角色。

第五，感染。法律程序能使行为主体对程序所造成的某种心理状态的无意识的服从。尽管没有外在的压力，但程序能够使人的情绪、情感自然地受到影响，并不知不觉地遵

循相应的行为模式。程序能够直接提示心理状态去影响人的行为，它不需要经过逻辑论证或宣传教育。比如公正严明的程序促使当事人或证人做出诚实的供述或证明；再如回避 的程序无形中使当事人对判决结果产生信心：甚至有时庄严的法庭气氛会给人以油然而生的信心或威慑。

二、法律程序对于法律适用的作用

法律适用作为国家行为，是通过适用者的活动来进行的，它带有主观性因素，其中必然存在不合理的主观性因素，所以有必要运用法律手段来克服它。法律程序对于法律适 用的意义在于：

第一，法律程序是约束适用法律者的权力的重要机制。人们很少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国家刑事审判活动为什么要设立公诉、辩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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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其重要目的之一为了对审判者的

监督和制约。无论公诉和辩护，还是质证、辩论、陪审和合议等程序形式，实际上都具有这样一种功效：从法律适用的一系列活动中分离出某些具有权利或权力性质的内容，交

由其他主体宋进行或与适用者共同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讲，公诉、辩护、质证、辩论、陪审、合议等程序又是为了制约适用者裁决权、避免法律适用者滥用职权、达到适用的合

法性而设立的。这些程序对于适用者既是分权——将适用权中的分析、推理和判断几个环节分给公诉人、辩护人、陪审员、当事人和证人，又是制约——对适用者权力的约束和 抑制。

第二，法律程序是进行理性选择的有效措施。由于法律适用者所受的教育以及职业特点决定了他们无时无刻不与法律联系，并基于人的思维惰性，他们往往极容易对法律适

用的根据发生疏忽心理，所以每每不假思索地进行法律适用，再加以法律适用的职权唯审判者享有，易刚愎自用、固执己见。对于辩护人、当事人、证人提出的适用法律的意见

不加重视，以致不能及时予以纠正导致法律适用的错误。公诉、辩护、质证、辩论、陪审、合议等程序都是为了避免法律适用的错误、努力达到适用的准确性而设立的。程序能

够“加强理性思考”，足“对恣意的限制”所以程序对于适用者还是一种帮助——从思维角度言，通过这些程序为适用者开阔视野、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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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避免单一思维的局限性。“在抽

象的规范与具体的案件之间所存在的鸿沟，是由有效的选择程序来充填弥合的”。法官来说是经常被忽视但又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法律程序就有其存在的必要丁。

第三，法律程序还是法律适用结论妥当性的前提。当事人是否能够接受话用结论对于法律适用的效力固然不会有影响，但是对于法律适用结论的效果或者称为实效，则是至

关重要的。程序能够间接地支持决定结论的妥当性，实体上不合民意的决定，因为正当程序的原因却被民众接受了。在程序中按照一定标准和条件整理争论点，法官公平地听取

各方意见，在使当事人可以理解或认可的情况下做出决定。但是，程序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决定过程，因为程序还包含着决定成立的前提，存在着左右当事人在程序完成之后的行

为态度的因素。所以一种合理、合法的适用程序对于当事人在适用完成后的行为态度起到信念上的暗示作用，他相信在这种程序下做出的适用结论对于他是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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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略论就业歧视的性质和特征

文章标题：略论就业歧视的性质和特征

摘要：

所谓“路径依赖”，是指人们一旦选择了某一路径，惯性的力量就可能驱使其对这一路径产生依赖。这一路径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决定其现在和未来的选择。不好的路径会产生恶性循环，将事物的发展锁定在低层次状态之下。“三农”问题，可以概括为“钱”、“

粮”、“地”、“人”四个字。所谓“钱”，是指与农村税费相关的农民收入问题；“粮”，指粮食流通体制；“地”，顾名思义就是农村土地制度；“人”，主要指农民的出路问题。求解“三农”，探讨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当务之急就是要做好做活“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三篇文章

关键词：三农问题对策探讨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

前言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

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常常听到农民兄弟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根子在没有遵循市场规律。产供销形成一条龙是当前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的一着好棋，党和政府在创设“产―供―销”链条的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目前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应对国外的集约型农业的挑战？这将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从现在看来，目前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抛弃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迎接入世挑战。

农村问题，目前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这种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受到理论界的一致质疑。目前，各地兴起的户籍制度改革纷纷向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开刀”，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导，形成的移民潮会给社会治安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骤需要控制，小城镇是消解城乡二元对立、改革户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农民问题，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中国义务教育即普九中人口覆盖率达到85％，在普九未能覆盖人口中，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也受到一定抵制，在“放一只羊是放，放一群羊也是放”的错误观念指导下形成的便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没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国民如何与强国竞争？因此，提高农民素质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举措。

农民问题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减负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再三强调要减轻农民负担，但个别地方“令不行禁不止”——农民负担照原样，引发农民抗交国税和集体上访等事件发生。农民负担重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改革力度不够，目前还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仍是“管事的人不多，吃饭的人不少”。因此，减轻农民负担首先应该考虑加大力度进行机构调整，减员增效，把农民增收放在第一位。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有9亿，占全国人口70％；农业人口达7亿人，占产业总人口的50．1％。“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考虑农业自身的体系化发展，还必须考虑三大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三农”问题的解决关系重大，不仅是农民兄弟的切盼，也是目前党和政府的大事。

“三农”难题成因：历史嬗变与现实探源

——三农问题治本之策路径选择探讨之一

“三农”问题已成为中央政府与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社会焦点，“三农”问题能否顺利解决直接影响到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本文从历史检索与现实反思有机结合的视角，系统探讨了中国“三农”难题的四大成因，即：市场之因、制度之因、国情之因与政策之因，从而为“三农”难题的有效化解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前提。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三农”难题的生成与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从现实运行的视角来看，“三农”难题的存在与发展同样有其客观的现实性。对“三农”难题成因的系统分析，显然是我们寻求“三农”难题化解路径的基本前提条件。从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现状出发，结合“三农”难题的运行趋势，我们认为，导致“三农”难题持续存在并日渐恶化的根本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层面，即：市场之因——农业弱质性与市场风险性的双重制约；制度之因——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迟滞与历史惯性；国情之因——人多地少的中国特色；政策之因——重工轻农的政策偏向。

一、市场之因——农业弱质性与市场风险性的双重制约

在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对国民经济运行都具有不可替代的贡献，从＿定意义上讲，农业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基础和经济波动的起点。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与非农产业相比，呈现出明显的弱质性特点；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滞后的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弱质性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农业弱质性与市场风险的共同作用，恰好是我国“三农”难题形成的市场之因。

（一）农业生产经营面临着其他任何非农产业不可比拟的自然风险。

农业是以生命有机体作为生产对象的，具有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交织统﹁的生产特殊性；正如马克思所讲：“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论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由此决定了自然条件与自然环境对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无法预测的农业自然风险。一方面，农业要利用生命有机体生长发育的自然规律来获取农产品，而这一过程中生命有机体的数量多少与质量高低和外部自然环境条件的优劣存在着直接的相关性，因此外部自然环境条件的不可预测性与不确定性，直接决定与影响到农业生产经营效率的高低。另一方面，农业中的主体部分——种植业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布广延性特征，对自然环境条件的依赖性极强，特别是在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水平对外部自然力控制程度相对一定时，气候条件与自然灾害往往直接决定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命运。从现实层面来看，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农业物质基础薄弱，抗御自然灾害的素质低下，各种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往往给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水灾与旱灾对我国农业造成的效率损失大致在80以上，我国粮食生产每年因水灾而减产约89亿公斤，因旱灾而减产约100亿公斤。与此同时，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实现了年均8左右的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对自然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平衡，而且极大地加剧了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农业生产经营所面临的自然风险。

（二）农业生产经营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着纷繁复杂的市场风险

在传统计划经济环境中，农业生产经营几乎感受不到来自市场的挑战与风险；但是伴随着传统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历史性转轨，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农业生产与经营必须正面迎接各种市场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在市场经济运行环境中，农产品的价值实现必须借助于市场机制，因此市场供求状况与经济机制对农业生产经营效益的获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第一，市场经济是通过价格与供求关系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来决定社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生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生产决策与产品销售在时间上被人为分割，因此当农产品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时，潜在的供求均衡绝对先于市场上的供求均衡，只要这种局面存在，就必然会导致农产品的市场供求失衡；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却无法有效根据市场格局的变化而做出及时的决策调整，这样价格调节滞后性就难以消除，最终导致农业生产周期性波动与农业投入效率的流失。同时农产品流通具有很强的生产延续性；如果处理不当也会加大农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的市场风险。第二，农业生产增长受凯恩斯定律和恩格尔定律的双重约束。前者的内涵在于人们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趋势，在此背景下，农业是典型的消费资料生产部门，于是人们消费需求的相对缩小限制了农业的持续增长；后者的内涵在于人的消费总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而农业提供的主导产品恰恰是食物，于是在特定条件下农业生产发展往往会跌入恩格尔陷阱。这两种约束并不能很好地调节农产品的供给总量，因此农产品市场供求失衡与农业增产不增收也就在所难免。第三，相对于非农产品而言，农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与需求收入弹性均表现出显著的不灵敏与相对缺乏弹性。就价格而言，由于农产品的需求量的变动对收入变动的反应相对不敏感，因此与经济发展与收入增加相适应。农产品，特别是粮食需求量的增加相对有限，而不会像对工业产品或劳务品的需求那样迅速增加，而农产品需求收入弹性不足，必然导致农业生产需求拉力不足与市场竞争乏力。第四，在农产品需求弹性不足的同时，农产品的供给价格弹性却相对强劲，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蛛网理论，由于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小于供给价格弹性，于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农产品市场供过于求的状况，这在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与农业科技广泛应用的条件下尤为明显，因此增产不增收的困境便成为现实。与此同时，以家庭小规模生产为主体的经济组织形式使农产家庭在信息不完全与信息不对称的双重制约下显得无所适从，从而降低了市场效率，弱化了农民的利益谈判地位；而且伴随着中国入世与农业市场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在获取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的同时，将面临着更大市场波动的风险；而农业日趋明显的边际报酬递减趋势，使农业投入产出效率的获取与提高面临着比非农业产业更大的市场风险。

（三）农业生产经营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还受到制度风险的不断干扰

从本质上讲，社会经济转型既涵盖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涵盖了社会制度的变迁。

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直接引发了我国农业的超常规增长与农业投入产出效率的迅速提升；而从1985年开始，农业生产就陷入了持续低迷与徘徊不前的困境之中，尽管对此人们有不同的解释；如果从风险分析的视角出发，其根源则在于制度风险的加剧及效应。一般而言，制度风险是指制度或改革在变迁与实施过程中，由于制度主体与制度客体对其制度结果的不可预见，导致制度绩效与预期收益发生背离的可能性。从我国现实情况看，对于传统农业体制被市场化改革所突破，而全新的农业制度体系又未能适时建立起来，于是不可避免地导致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过程中的失衡与冲突，从而影响农业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导致农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市场经济体系本身的不完善与市场机制的不健全以及市场中介经济体系发育的相对迟缓，必然从根本上制约制度变迁的路径与制度绩效的释放，从而产生由于市场失灵导致的制度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农业发展中的制度风险往往与市场风险、技术风险等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加剧了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风险性与不确定性。

（四）农业生产经营在市场的运作过程中还必须正视自身的弱势地位

1.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素质低下，农业科技应用推广能力弱化产业科技含量是衡量其市场竞争能力强弱的主要指标，而我国这一指标仅为30左右；究其根源主要在于农业劳动力质量差与农业科技应用水平低。一方面在广大农村由于政府公共物品提供与教育体系建设中的先天缺陷与后天乏力，导致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文化素质与科技适应能力普遍低劣。据国家统计局1997年和2001年两次抽样调查，农村中文盲或半文盲劳动比重仍占总数的8.5，小学文化程度的为33.9，初中文化程度的为46.2，高中文化程度的为10.19，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为1.3.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在农村科技应用与推广中的“缺位”，导致农业科技应用与农业生产发展存在总量需求严重不足与转化手段目标严重脱节的双重困境，农业生产中科技含量低，直接影响到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中的科技贡献率大约在30左右，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率只有20—30，远远低于世界市场水平与发达国家水平。在此社会背景之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对现代科技与现代要素的吸纳能力普遍弱化，从而根本无法在现代化市场经济中与非农产业展开有效的规范竞争。

2.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吸纳社会生产要素能力相对缺乏我国农业生产经营历来没有规模经营的传统，农户家庭经营分散狭小，市场组织化水平十分低下，作为世界上土地经营规模最小的国家，我国这种超小型土地资源环境格局显然不利于农业市场谈判地位的强化，因此农民不可能通过自我组织力量去影响市场价格，相反只能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接收主体。与此同时，由于农业产业禀赋决定了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农业难以获取社会市场利润，于是在市场利润机制的作用驱动下，农业既没有能力吸纳外部生产要素的持续投入，又难以防范农业内部各生产要素的非农业外流，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农业产业的弱势格局。

3.农业比较利益提升乏力，农民社会负担居高不下由于传统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惯性与农业宏观政府投入的相对不足，致使持续低下的农业比较利益状况得不到根本改观。这种状况不仅严重制约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弱化了农业吸收利用社会生产要素的基础与动力，而且使农业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的持续外流与农业发展所需要素补偿的严重短缺，导致了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难以在短期内有明显改变，其主要表现就在于农民负担的居高不下。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目前农民各项社会负担仍然占据了人均收入的50以上，而且与城市市民相比，农民的税赋负担显然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农民的自我积累与自我发展的能力。上述几个方面共同展示了农业产业弱质性的形成机理及现实表现，而从结果的视角出发，农业产业弱质性不仅加剧了其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与制度风险，而且还产生了更为严重的弱质效应，集中表现为农业生产要素的大量外溢，这种生产要素外溢大致表现为劳动力外流（不是相对于土地需要过剩而言，而是产生于劳动力投入边际效益与转弱成本的利益比较）、农业资本外流（由于农业资本投入边际生产率大大低于非农产业，因此通过投资性外流、储蓄性外流、价格性外流、迁移性外流等形式引发农业资本大量流向城市非农产业）、农村土地外流（主要是基于土地利用收益成本比较而形成的农地非农化利用、土地过度征用以及土地利用方向的不规范变更等）。农业生产要素的大量外溢，从根本上削弱了农业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弱质性状况，在此格局之下，农业基础地位的巩固与发展只能是纸上谈兵。

二、制度之因——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迟滞与历史惯性

二元经济结构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结构的理论概括，其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尽管在刘易斯之后不少经济学家对“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模型进行了多个层面的补充发展，但其基本理论框架大致相似。从基本内涵的视角来分析，二元经济结构的逻辑内涵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一般存在着传统落后的农业部门与现代发达的工业部门两个产业部门；由于两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与劳动边际收益率的显著差异，引起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业间流动，最终实现二元经济结构一元化的目标追求；发展中国家＿般要经历以农支工、农工协调与工业“反哺”农业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业转移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核心内涵与关键环节。从国际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普遍化的经济现象；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约束与现实困境；二元经济结构﹁方面为中国工业化基础的建立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三农”问题的生成与加剧。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二元经济结构受到了来自市场化改革与农村制度创新的共同冲击，但迄今为止，这种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迟滞与历史惯性依然是制约“三农”难题化解的主要制度障碍。

按照刘易斯对二元经济结构的界定，我国国民经济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二元经济是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赶超型发展战略与城乡分割经济体制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它通过中国特色的资本原始积累克服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资本积累短缺与有效需求不足的双重困境，在较低的国民收入水平上实现了较高的工业化水平；但从长远发展的视角出发，这种不断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不仅导致了农业生产的长期低速增长，而且也极大地阻滞了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为了维持这种二元经济结构，政府逐步建立了三大制度体系，即户籍管理制度、人民公社制度与统购统销制度；其中户籍管理制度一方面在农村把土地与户口相结合，另一方面在城市把户口与就业、社会保障相结合，严格限制了人口自由流动；人民公社制度则通过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与统一经营，在组织上保证了政府对农民与农业剩余的控制；而统购统销制度则借助于对农产品市场交易渠道的人为干预保障了国家工业化的粮食供应。始于1978年的农村经济改革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在各个层面上对传统二元经济结构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冲击，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改革对二元经济结构的冲击是弱化的；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在新形势下反而呈现出新的运作特征，即：城乡隔离分而治之的制度体系、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严重失调、传统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发展、乡镇企业与城市大工业对立运行。传统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相对滞后必将给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一系列难题，其中“三农”问题便是其中的焦点与核心。概而言之，二元经济结构对“三农”难题生成与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几个层面体现出来：

（一）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严重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

按照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的增长、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土地边际收益的递减共同导致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过剩；另一方面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与生产规模扩张反过来又会吸纳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从而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转换。但是我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及其相应的制度支撑体系，却使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的相对提升并没有吸纳与之相适应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即使是涌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本质上讲也没有被工业化与城市非农产业所真正有效接纳，绝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游离于现代化工业之外，农村居民转变成为城市居民的过程严重受阻。而国际经验一再表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成功的中心在于农业部门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程度与农业现代化水平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水平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种状况的直接后果，一方面是使城市工业化脱离农业片面推进，城市工业化与农业人口非农化严重失衡；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迟滞，导致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农业产业化与适度规模经营难以正常运转，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经营模式的制度绩效与高度发达的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日趋拉大。

（二）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导致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与升级换代滞后

对照国际经验，依据我国人均GDP1000美元的标准，目前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是严重滞后的。主要表现为工业部门吸纳劳动力能力不足，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再加上城市服务功能的相对不足，共同导致了工业化一农村劳动力转移一城市化一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良性循环格局未能真正形成。之所以为此，一是由于工业自身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调整升级不力，导致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不仅没有真正从农村吸收剩余劳动力，反而形成城市中日益扩大的失业群体；二是由于城市化进程中第三产业发展的严重不足，既制约了工业与农业产业化发展速度，又制约了就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

这种状况的直接后果就是，从产业产值结构上看我国已经是现代工业社会，而从就业结构上看我国仍然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在经济效益层面上就表现为传统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大大低于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非农产业的劳动边际生产力，因此在传统的农业部门以较大的劳动力份额（50.1）创造出较小的产出份额（17.7），而在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中较小的劳动力份额（23.7）却创造出较大的产出份额（49.3）。

（三）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导致政府制度供给在农村经济运行中的严重短缺

从实际情况来看，在我国不仅存在着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与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之间的经济二元结构，同时也存在着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对立的社会二元结构，这种双二元结构的历史惯性进一步加剧了“三农”问题的严峻性。具体说来就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缺陷导致其产出效率低下与产业结构固化，严格的户籍制度、城市劳动用工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城乡长期分割的鲜明界限造成生产与经营市场的严重失调，长期存在的“剪刀差”以及不合理的财税负担进一步加剧了农民收益流失，二元化的资本市场、组织结构与技术结构强化了农业的弱势地位。总之一句话，政府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制度创造与政策注入的城市化偏向于非农业倾斜，导致农村经济发展长期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撑，不仅引发了“三农”问题的形成与强化，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传统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困境与矛盾。

（四）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加剧了农业比较利益的低下与流失

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农业部门存在大量“隐蔽性失业”即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土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使用下其边际生产力很低甚至为零，正因为如此才为非农产业特别是城市工业创造了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与转换迟滞，致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不仅限制了农业生产单位产出效率的提高，而且阻滞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历史转换过程。因为二元经济的运行过程，同时也就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换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的供给不是由技术产量决定的，而是由经济产量决定的；而工农城乡之间的利益结构倾斜必须使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从微观利益出发，减少对农业的各种投入，缩小其生产经营的经济边界，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整个农业生产增长的缓慢；再加上二元经济结构所固有的国民收益分配生产要素配置过程中的“重工轻农”的政策制度倾向，共同导致了农业比较利益的持续流失与低下，从而从根本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三、国情之因——人多地少的现实约束

土地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根，土地在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中的地位不容质疑。作为农业发展大国的我国，农村土地问题始终是革命与建设的首要问题；人多地少的现实国情，不仅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硬性约束，同时也是“三农”问题生成发展的基本要素。对此“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温铁军明确指出：对我国“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有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体制矛盾即城乡分立的二元经济结构。

由此可见，我国“三农”问题的凸现与“三农”难题的化解必须高度关注人多地少这一基本国情约束。

从静态层面上看，我国特有的人多地少的国情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首先，土地资源绝对数量与人均占有数量之间的矛盾。我国土地总面积达96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6.4，仅次于前苏联与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但由于我国人口绝对基数的制约，人均土地占有比例很小，世界人均陆地面积2.97公顷，我国人均0.827公顷；世界人均耕地面积0.32公顷，我国人均0.08公顷；在全球26个人口5000万以上的国家中，中国人均耕地占有量仅高于孟加拉国与日本，位列倒数第三；以我国目前13亿人口计算，我国现有耕地面积为130039.2千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14.2，与美国的19.5与印度的55.6相比明显偏低。

同时约有1／3的省份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0.8亩的警戒线，有463个县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0.5亩的危险线。其次，耕地数量不足与质量弱化同时并存。

一方面我国耕地总量不足，可以开垦利用的后备耕地资源相对较少，二者相加总和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4.9.与此同时，可利用耕地质量总体较差，据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显示，全国高产田占农村耕地总面积的21.5，中产田占37.23，低产田占41.2；全国耕地面积中水产田占41.2；而水土流失面积约占35，沙漠化面积约占2，盐碱地面积约占6.再次，农村人口绝对增长与土地面积减少的冲突。近年来，我国人口每年以1000万左右的速度递增，而农村土地却以每年数百万亩的数量递减，从而形成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所特有的人增地减的尴尬格局。据资料显示，从1980年到1995年的10年间，我国耕地净减5万平方公里，超过日本耕地面积的总和。我国现有耕地面积同历史上耕地面积最多的1951年相比，递减2.3亿亩，平均每年净减700多万亩，从而使本来已经紧张的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导致耕地减少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更为主要的引发源在于人为因素，主要表现为：以开发区建设，越权批地，城镇化与非农业发展为特征的土地不合理利用与土地乱占滥用；以水土流失与过度开发为特征的耕地功能弱化与耕地面积锐减；以耕地污染与有机肥料过度使用为特征的耕地退化与肥力下降。农村耕地的锐减对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与国家的粮食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最后，农村土地闲置与耕地抛荒不良循环。由于受到产业利益驱动、产业结构调整、剩余劳动力流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在我国农村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耕地抛荒与土地闲置现象。据1995年清查，全国非农建设闲置土地6万公顷，其中耕地面积占45，1996年底仅开发区占地中撂荒的耕地就达2万公顷；大量耕地抛荒现象的出现，致使耕地的生产及经济功能丧失，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与农村经济的发展。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原因在于种植业比较经济效益下降、农业生产自然风险加剧、非农产业利益的诱导以及农村土地社会负担的不合理。

从国情层面上看，人多地少的基本现实与人地关系的矛盾冲突，是引发“三农”问题生成的根本原因。这种国情约束对“三农”问题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人多地少的矛盾严重妨碍了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格局的生成与土地优化配置效率的正常获取。在市场化取向改革进程中，作为农村基本生产要素的土地理应按照市场效益原则进行合理流转与优化组合，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不仅是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要求，而且也是农业现代化的根本标志。马克思曾经指出：“从经济观点看，大规模耕种土地比小块的和分散的土地上经营农业优越得多，我们所具有的科学知识，我们所拥有的耕作技术手段等，只有在大规模耕种土地时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而我国农村目前人多地少的现实，必然使以家庭小规模承包经营的格局长期化与凝固化，致使劳动投入与土地投入都超越了可替代的合理限度，农村土地的规模效益难以正当获取，不仅阻碍了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而且阻碍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历史转换，最终使农业比较利益持续低下，从而使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丧失了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基本的利益吸拉力与效率推动力。第二，人多地少的矛盾不利于农业劳动率水平的提高与农业市场竞争地位的提升。从资源利用的技术层次上分析，由于人多地少的硬性约束，致使我国农业运行呈现出一种反常格局：土地生产率高与劳动生产率低同时并存，这在非农产业领域是不可能出现的。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能是“土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作用的强化与现代农业投入数量的人为增加，致使经济学倡导的成本效益原则在我国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失去应有作用。另＿方面，人多地少的现实格局如果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迟滞联结在一起，则必将会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形成并被人为积压在日益短缺的农村土地上，农村土地产出数量或许可以持续增加，但由于在科技进步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持续走低与农业劳动力人数绝对增加，致使农村土地的劳动生产效率不高；而在优胜劣汰的国内市场竞争中，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判断与衡量产业竞争优劣与竞争地位高低的基本要素；特别是伴随着市场化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运行，我国农业产业竞争力与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劣势将更加明显地显现出来。第三，人多地少的矛盾不利于公平与效率双重目标的有机耦合与农民经济地位的改善。公平与效率双重目标的协调始终是社会经济进步中必须面对的两难选择，国际经验充分表明，在生产要素优化配置过程中，处理二者关系的根本原则在于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直是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一大难题，之所以如此，根源在于中国所特有的人多地少的现实国情。在目前人地关系如此紧张的社会背景之下，无论是中央政府的制度创新还是农户家庭的行为选择，均存在着“公平”为先、“效率”为后的选择倾向；因为对于中国农民而言，农村土地首先是一种“生存资料”和“生活保障”，而不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生产要素，因此人们对待农村土地经营首先追求的是生活资料的基本满足，而不是投入产出效率的有效提高，人们经营农村土地的出发点不是市场利润的最大化，而是基本生活手段稳定性；于是在农村土地资源配置过程中，公平原则高于效率原则。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中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的不合理错位，致使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农民在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的前提下却无法从农业产业运作中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再加上“重工轻农”的倾斜发展战略与农村税费改革的相对滞后，致使农民的社会负担相对较重，在人多地少的硬性约束下，农民的税费负担已经占到农业产值的20以上，这显然有失公平待遇原则，其结果只能是农民社会经济地位改善的缓慢与农民收入水平提升的迟滞。

四、政策之因——国民经济运行中的政府行为偏向

在影响与决定农业发展的要素体系中宏观经济政策居于核心地位，正如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的那样：“一国农业所以停滞不前，不在于资源禀赋，而在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农业政策的扭曲与失误。”在我国农业发展一贯倡导的是“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我们认为“三靠”的中心与关键在于“一靠政策”，因为政策既是决定科技与投入能否到位的关键，又是农业人为兴衰的根源；而作为政策制定与实施主体的政府则在农业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历史检索，还是现实分析，我们都会发现政府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均表现出浓厚的工业偏向、城市偏向与市民偏向，而这恰恰是“三农”问题迟迟无法根除的宏观根源。

（一）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工业偏向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也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特殊利益阶层，也有其相对独立的利益目标与行为偏好，由此决定了政府利益与民众利益错位的可能性。由于我国是在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发展经济的，更由于政府与农民在产业上的分离与空间上的错位，政府的行为选择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农民的利益，只有如此才能集中到足够的资源去实现工业化的既定目标。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国民经济发展的工业偏向更不可避免。一方面，依靠剥夺农业为特征的资本原始积累为工业化提供资金支持，主要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隐蔽方式）与农民税费（公开方式）两种方式来进行。据统计，1950—1979年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业取得51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为978亿元，减去财政支农支出1572亿元，最后政府从农业抽取的农业剩余净额为4500亿元，即每年农业部门为工业无偿提供资本积累155亿元。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有所缓和，但仍然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之上，1979—1994年，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抽取150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为1755亿元，减去财政支农支出3769亿元，政府从农业提取的农业剩余净额为12986亿元，即农业部门利益流失达到811亿元；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支出过程中也表现为显著的重工轻农倾向，尽管《农业法》明文规定：“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但是，以1992—1996年为例，财政支农支出年均增长16.8，而向期财政经常性收入年均增长23；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份额也逐年下降，1993—2000年分别为9.5、9.2、8.4、8.8、8.3、10.7、8.2、7.8；同时财政支农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远远低于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前者仅仅为后者的1／2或1／3，从而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根本不相称。与此形成明显对照的是，工业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持续提升，在“一五”到“五五”期间政府对工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在45-62之间，而对农业的财政投资从未超过8，最少年份为3.这种工业偏向运行格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农业自我积累与自我发展后劲的不断弱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力，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停滞不前，农民生活水平低下，从而使农业这一基础产业在垫高工业发展平台的同时，却使自身发展严重受阻，农业基础地位得不到真正落实与巩固。

（二）城乡发展中的城市偏向

这种城市偏向大致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一是资本流动的城市偏向。由于偏斜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再加上资金流动的利润最大化倾向，长期以来我国社会资本大部分流向城市，从而使农业作为弱质产业正常发展所需要的资本支持严重缺位。二是劳动力流动的城市偏向。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将农民严格束缚在农村土地上，阻止其自由择业，而城镇就业机会主要由城市居民来分割。尽管伴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流向城市，但由于劳动力市场统一性的严重迟滞，致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是一种体制外的暂时流动，无法真正纳入城市劳动力统一安置范围，从而形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就业的短期性与不稳定性，其直接后果就是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残缺与城乡收入差异的进一步扩大。三是公共物品提供的城市偏向。公共物品的提供主体只能是政府，而政府在处理城乡利益关系上的主观偏好，导致城市公共物品几乎全部由国家负担，而农村公共物品的短缺却由农村居民自己负担与自主解决的不协调格局；这种非均衡的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一方面产生了不公平的国民待遇，另一方面则从根本上引发了农村公共物品的严重短缺，从而极大地制约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加重了本来已不堪重负的农民负担。四是制度创新过程中的城市偏向。制度变迁与制度创造是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无论是回顾历史还是立足现实，我们都会发现，尽管中国的改革与创新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但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各种制度创新的主战场与重心却始终在城市。由于中国渐进式改革思路的影响，制度创新必然有前有后，但中央政府在特定时期内对城乡实行的差别政策，必然影响到城市与农村的发展格局。这种由于制度创新的先后顺序特别是制度变迁的主次差别，必然导致城市制度供给的充足与农村制度供给的缺失，从而使农林经济运行缺少持续有效的制度推动，这一点从近年来各种制度创新及政策安排上就可以得到充分佐证。

（三）国民待遇中的市民偏向

这种市民偏向是与城市偏向与工业偏向相联系的，从现实的层面来看，主要表现为：一是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市民偏向。传统社会保障体制有两个基本特征即支出结构的社会保险主导性与覆盖面积的城市主导性。从支出结构上看，我国社会保障支出96用于社会保险，只有4用于社会福利与社会救济，从受益主体上看，城市社会保障受益率为88以上，而农村社会保障受益率仅为3.3；从绝对数量上看，城市市民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是农村居民的10倍以上。相比较而言，城市居民社会保障是一种就业式保障，即只要有一份职业便意味着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一系列社会保障，而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则是一种典型的农民家庭自我保障，家庭经营制度是农民生活保障的重要载体。这种城乡割裂的社会保障体系显然违背了公平公正原则，而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的不合理缺失，不仅不利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严重阻滞了整个社会文明的进展。二是社会消费与收入获取中的市民偏向；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与国民待遇推行中的城乡分化，人为地造成了城乡居民在消费水平与收入获取方面的差异，不利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与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之比改革之初为1：3.2，1985年为1：1.86，2001年为1：3.5，也就是说农民人均收入不及城市的30；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所享有的住房、保险等福利化隐性收入以及农民收入统计中的人为因素，则二者实际收入差距达4—5倍。再从近年来城乡居民增长速度来看，1997—2001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分别为8.5、3.4、2.2、2.1、4.2，大大低于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如果从恩格尔系数来看，2001年城市居民为42，农村居民为55，也就是说农民生活尚处于温饱阶段，而城市居民已全面达到或接近小康。再从消费的角度来看，目前占我国人口70的农民只购买了39的消费品，而占我国人口30的城市居民则购买了61的商品，也就是说城乡居民消费之比大致为1：3.5；而从全国居民存款总额来看，70的农民仅占19，而30的城市居民则占其中的81.三是改革成本负担的市民偏向。改革与创新必然带来社会成本与社会风险，这种成本与风险除政府承担绝大部分外需要社会居民来分担。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来看，改革成就的最大受益主体不是农民，相反本来就是基础脆弱的农村居民却成为改革风险与成本的最大承载主体；而城市居民则在享受改革成就的同时并没有相应地承担改革成本。这种状况主要通过农民负担这一中介变量表现出来。从内涵上讲，农民负担大致包括：农业税、税收收费（即三提留五统筹）、剪刀差负担、劳动力流动成本、经营权缺损费、合法集资六大部分L24J.撇开农民负担的合理性，单从城乡居民之间的税负比较中就可以看出城乡居民的严重不平等。按照现行税制，城市居民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月税收800元，年收入9600以内不纳税，2000年农民人均收入为2253元，2001年农民人均收入为2366元，距起征点甚远，可以说95以上的农民不应当纳税。即使把农民与城镇个体工商户进行平等纳税比较，工商户年应交税所得不超过5000元，适用于5的税率，农民也至多适用5的税率，但农业税的实际税率大都保持在1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不仅使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改革成本负担出现严重失衡，更为严重的是导致农村居民生活状况改善的相对迟缓，从而为“三农”问题的化解设置了更大的障碍。

摘要：

就业歧视的性质，从根本上说，是就业权利实现的社会不公平性，具体可以包括起点公平、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就业歧视的主要特点是体制性、区域性、群体性和主观性，因此，不能仅从局部和个体的角度认识就业歧视问题。

关键词：就业歧视就业权利社会公平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促进会所做的《2005年中国企业人力资源供需调查报告》表明，劳动者应该均享有平等的就业权，但本次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受调查者表示自己所在的单位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就业歧视，整体状况不让人乐观。有11.6的受调查者表示自己所在的企业“有、且较严重”就业歧视；有2.5的受调查者表示自己所在企业有“非常严重”的就业歧视；觉得“有、但不严重”的受调查者占59.4；仅有26.5的受调查者表示所在单位没有就业歧视。其中年龄较大的人以及学历很低的人对就业歧视问题意见尤其突出。

就业歧视的性质，从根本上说，是就业权利实现的社会不公平性。从社会公平理论分析，一般把公平分为起点公平，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

起点公平，意味着人们在进入就业市场的同时，是否就受到就业歧视的不公平待遇。决定起点公平的，是个人自身禀赋条件的先天性差异，这里的先天性差异，既包括本人出生前的先天条件，如遗传素质，也包括在就业前已经积累下来的就业素质的欠缺。比如因为先天遗传性疾病而导致的身体残疾，以致于根本丧失劳动能力，不可能进入就业领域参与竞争。再如，因为家庭贫困而辍学失学，结果导致缺乏必要的文化知识难以进入大多数领域就业，只能从事不需要多少文化知识的体力劳动，但是这种单纯体力劳动的工作岗位随着科技进步逐渐在减少。先天性差异所造成的就业能力的缺陷，使得这些人一开始就输在就业竞争的起跑线上。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先天性差异，实际上是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秩序延续和复制的结果。也被称为《世界银行2006年报告》称为“不公平的陷阱”。因为他们所属的社区、阶层和家庭，处在社会结构的最低层，从一开始就缺乏公平的义务教育、医疗保健、社会福利等公共产品，如果完全按照市场机制运作，缺医少药、辍学失教的问题是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加以解决的，因此也就使个人自身禀赋条件相对欠缺的弱势群体，一开始就处在就业竞争的不利地位，甚至可能还未竞争就输在“起跑线”上。

机会公平，是指求职者在具备同等的人力资源禀赋的前提下，在获得就业信息、得到就业机会方面的公平性问题。用人单位应当在相当的范围内提供充分的就业信息，而不是有意识制造“信息鸿沟”，使得同样符合就业条件的求职者因此错过就业机会。不可否认，用人单位根据自身发展和竞争的需要，要求高素质的劳动者，或者至少根据组织目标、人力规划和工作标准，提出具体的任职条件，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如果过分提高用人的标准，提出特别苛刻的任职条件，在事实上剥夺了求职者的就业权利。比如，前些年有的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具有本地常住户口的市民就业，宣布一批职业只能提供给本地居民，不得面向外地人招聘，如果用人单位违反这一规定，将按照违法用工给与处罚。但是，劳动法并没有这类强制性规定，显然违背了用人单位与求职者之间自由平等协商建立劳动关系的法律原则，违法干预了用人单位的用人自主权。机会公平的逻辑假设是，在劳动者具备合格的人力资源禀赋前提下，其实现就业权利的机会是同等的。如果在就业过程中，其合格人力资源禀赋条件被漠视或否认，因此被排斥出就业竞争行列，丧失就业机会，显然就存在机会不公平的问题。

结果公平，是指在整个就业过程中，劳动者的职业素质、劳动付出与其工作报酬和工作稳定性的对称关系。就业歧视造成了就业资格被剥夺、劳动报酬与劳动付出不相称、职业生涯中断曲折和家庭生活水平和质量下降等不利后果。

从动态过程角度分析，起点公平直接取决于劳动者在就业初始条件即职业素质和资源禀赋，但是也隐含了社会结构体制中的资源禀赋不均衡、社会不公平的复制和再生的社会机制的问题；机会公平关系到劳动者就业权利实现的前提条件，主要取决于用人单位招录员工的标准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结果公平是最终的公平，受到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的惯性因素的制约，是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的派生结果。反过来，一旦失去结果公平，劳动者将陷入长期的贫困窘迫的境地，又限制了下一代的起点公平。

相对说来，就业歧视的各个阶段上的公平问题，具有递进和累加的性质，如果一个人在起点阶段因为自身资源禀赋的先天条件的欠缺，就存在起点公平的问题，那么，也就很难得到机会公平的垂青，于是，也会受到各种不公平的就业结果的持续影响。

就业歧视的特点有哪些特点？就笔者看来，带有体制性、区域性、群体性和主观性这样四个基本特征。

体制性是指就业歧视本身就是体制造成的，在我国，计划体制时期形成并遗留至今的最大的体制性因素是户籍身份制度。户籍制度将城镇常住户口与就业待遇联系在一起，不具备本地城镇户籍的劳动者，在该地就业的权利就受到极大的限制和排斥。体制性歧视往往带有政策依据，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并且采取抽象行政行为的形式，在相当长的时期和相当大的范围内持续存在，甚至使人们默认这种歧视是天经地义永恒不变的，形成某种“集体无意识”，在遇到就业歧视时不是怀疑这种体制的合理性和公平性，而是抱怨微观环境和承认命运“不济”。

区域性是指在不同的区域，因为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差异，就业权利的实现有着区域上的差异。比如，在产业结构明显不合理的情况下，劳动供求关系失衡，使得就业机会相对更小的某些求职者，更容易受到就业歧视。比如重工业为主的地区，男性就业机会相对更多，而女性就业就相对困难，因此也更容易受到歧视。同样，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地区，就业机会相对有限，劳动供求关系失衡，也比较容易受到就业歧视。地方政府治理水平不仅受制于其对就业政策法律的认识和执行能力，更重要的是对于用人单位的市场地位和经济贡献的重视（顾忌）程度，特别是对通过招商引资请来的外来投资者，恩宠有加，即使发现就业歧视行为，也要反复权衡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也会考虑外来投资者对于本地经济的拉动和贡献作用，而过多迁就资方，对于就业歧视有所漠视和淡化处理。

群体性是指在就业群体中，根据就业技能和维权意识等自身资源禀赋的不同，实际上至少分为在就业市场上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这两大团体，强势群体对于弱势群体而言，形成相对的就业竞争优势，使得弱势群体在就业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由于就业机会的不同，就业权利保障程度的不同，不同群体所受到的就业歧视也有程度上的不同。所以，某一群体明显感受到的就业歧视，在其他群体看来，就感觉不到也认识不到。

主观性是指就业歧视的主体和对象对于就业歧视的主观意识和感受。就主体而言，实施就业歧视是故意行为，绝非无意识的，这是确定就业歧视的主观过错责任的基本标准，就对象而言，对就业歧视的认识往往是主观心理的感受，因此，当着事实上并不构成就业歧视，但是相对于特定的劳动者来说，仍然会感受到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精神损失，所以，只有在同时认定就业歧视的客观行为的前提下，才能确认是否存在就业歧视。否则，仅以劳动者自身的主观感受为标准，而同时不存在侵害他的劳动权益的客观事实，就判定构成就业歧视，则使得就业歧视的范围过分扩大，也使保护劳动者就业权利难以真正落实到位。而且，对于同一事实行为，人们的主观感受是不同的，如果以具体当事人的标准为最终标准，就不存在相对一致统一的认定标准，也就有损行政管理和司法方面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公正性。这里，并不是要否认劳动者对于就业歧视的主观感受和精神权利，可以在相关公众的范围内，通过调查研究，来推定是否构成就业歧视，将这种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就业歧视的主观感受，扩展到特定人群对于就业歧视的主观感受，从而消除个人感受的特殊性、不确定性和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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