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当前威胁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和问题

第一篇：警惕当前威胁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和问题

警惕当前威胁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和问题

伟大领袖毛泽东教导我们：“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冲垮”真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从网上网友的评论中很容易看出群众对社会的不满的表现，对社会不满的主要是年轻人，70后80后，主要不满的方面是：腐败普遍性，贫富差距广泛性，领导特权，社会机会不平等性，工资及收入差距悬殊，和民主的落实性，领导干部不关心社会和群众问题，以上这些问题得不到政府的关心或者不够关心，或者根本不关心！

1,、腐败，如果继续发展，将会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使社会底层的公平被随之剥夺，并给分裂分子和黑社会造成可乘之机和借口。

2、新疆西藏的分裂**因素始终严重存在，发展严重时，有可能使中国进入内战和分裂局面，并给美国日本等企图颠覆中国的国际势力造成可乘之机和借口。

3、社会黑势力和邪恶势力对政府工作的严重威胁，会削弱党的权力和党的威信，使社会成了正不压邪，邪强于正的局面，党和政府成了名存实亡的样子政党政府！使社会成了强者得天下。甚至最终成了政府怕黑社会和邪恶势力，反过来还听和黑社会的话。邪恶强于正义！

4、社会不公平现象严重，使人民对党产生不满。

5、政府和国家机关官员权力绝对一人领导，而不是集体领导，没有别人监督或者监督名存实亡。

6、贫富差别加大，由腐败造成的社会有失公平，社会投机钻营成为风气。

7、公安系统成了黑社会、不法分子和有钱有权人的保护伞。

8、一些丧失共产党员信仰的党员混进了党的中央，就像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一样，造成党的性质和纲领的根本改变。

9、更严重者，很有可能腐败分子、分裂分子、黑社会，流氓团伙、打砸抢者以及国际颠覆势力会乘机在关键时候相互结合，造成社会大混乱。

10、党内和政府内，失去党性，把为党和国家干工作变成了为自己“升官发财”，所以才弄虚作假，徇私枉法，假公济私，不正之风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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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当前社会矛盾问题的主要特征

当前社会矛盾问题的主要特征

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问题是在特有的历史时代背景下出现的，表现出和其他国家很不相同的一些特征。

第一是民生需求重于政治诉求。

有调查显示，中国民众最感兴趣的问题，前六位都是民生问题，而且是基础性的民生问题，一般是社会保障、通货膨胀、医疗、公共卫生、教育问题、养老保险问题，还有一些地方对环境生态特别关注。原因很简单，我们国家长期以来民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中国现在的主要矛盾问题，80%以上根源于民生问题。民生解决不好的话，会诱发各种各样的矛盾。

第二是劳资矛盾非第一矛盾。

调查发现，社会矛盾排在第一位的是官民，第二位是贫富，第三位是劳资，这与马克思时代很不一样。那时，劳资矛盾是第一位的。官民矛盾，一个原因是民众对于政府有一种复杂的态度：一方面，民众对于政府有些不满，另一方面，又离不开政府。民众对于政府有着一种心理和行为上的惯性依赖，有事不找法院，什么事都找政府。另一个原因是政府定位的错位、缺位、越位。现代政府的定位应该是公共服务型政府，而我国在毛泽东时代是全能型政府，改革开放后实际上定位为经济型政府。现在，无论是胡锦涛总书记还是温家宝总理，都强调公共服务型政府，但我们政府这个公共服务型组织角色扮演的还不是很好，甚至缺位，民众的需求得不到一定的满足。另外，有些官员在具体工作时，直接侵害了民众的利益。本来民众对政府就有很多要求，对政府很依赖，现在既满足不了他的一些要求，还损害他的利益，官民之间肯定会产生矛盾。而且有些地方的政府理念没有转过来，甚至有的时候跟民众对立起来，直接引发了官民之间的纠纷、矛盾和冲突。

第三是个案问题容易演变成群体化的矛盾。

在实际中，50%的群体事件原本是很简单的个案问题，但由于处理不好，最终演变成了一种地区化的、规模化的、群体化的社会矛盾冲突。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2005年6月，安徽池州的一起普通交通事件，就是因为传言政府袒护“老板”，进而引发了一起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有调查证明，中国的群体事件有个特点，卷入群体事件的绝大多数人往往与诱发群体事件的导火索无关。这说明，现在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很好改善，主要群体有弱势化的趋向，人们心里不满，需要发泄，找到机会就借机宣泄、借题发挥。所以，有学者把这种现象叫做无直接利益冲突。

第四是利益诉求方式（抗争方式）总体上相对温和。

和别的国家比，在中国现阶段，民众抗争方式总体而言以温和的方式为主，激烈的利益诉求方式只是少见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上访、静坐、集体“散步”等方式。马克思时代工人运动是捣毁机器、捣毁工厂，更进一步的是拿起枪支走上街头，推翻现有政府，成立了巴黎公社，与政府有激烈的冲突。而现在我们国家不是，这跟民众的理性行为方式的选择有关。

中国民众总体上是比较理性的，普遍会考虑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性价比。一方面要扩大影响，引起上级的重视并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要避开违法的嫌疑，以不被界定为违法行为为出发点，减小自身的风险，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于是，种种温和的方式就成为他们的首选。从历史上看，引发激烈暴力行为有几种可能性。一个是极端的生存危机出现，容易引发暴力事件。而这种情况在大部分国家出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除此以外，还有三种容易诱发激烈冲突的因素，而这三种因素在世界各地仍然存在，在中国或是一去不返，或是压根没有历史基础和民众基础。哪三种因素呢？

第一种容易引发激烈冲突的因素是极端意识形态。当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陷入到极端意识形态中，那就意味着势不两立，不同的群体就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我们国家曾经经过这个时期，即“文革”时期，一个民族陷入了疯狂。

第二种因素是极端的种族主义。中国在这个因素上既没有意识基础也没有现实基础。史上最典型的极端种族主义代表是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中华民族是一个宽容、包容的民族。在汉族成长的过程中，汉族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混血民族，是上百个民族融合而成的。中华民族的包容性也是空前的，他不排斥任何一个民族。当希特勒打击犹太人时，犹太人往各个国家跑，别的国家都拒签，可是一个中国领事就发了几万张签证，一大批犹太人跑到中国来，到上海去了。所以，犹太人对中国非常感恩。

第三个因素是极端的宗教意识。极端的宗教意识把异教徒甚至是本宗教中不同的派别视为敌人。中国从历史上来看，极端宗教意识是没有基础的；从现实来看，也没有民众基础。所以，在中国没有极端宗教意识膨胀的可能性

第五是解决问题处两难境地。

中国复杂的社会矛盾此起彼伏，按下葫芦浮起瓢。比如，房价太高了，但打得太低也不行，打得太低会让大批中等收入人群的财富严重缩水，而我们很重要的目标是要造就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再比如说劳动权利的维护。如果把劳工标准提得很高，那么企业成本就会提高，而我们国家现在大多数制造业利润都不高，出口产品是微利，人力成本增加，加上人民币又在升值，那产品怎么能卖得动。尤其企业一旦倒闭，对民众影响就更不好了，大批的人会失业，连工资都挣不到，这就是两难。

第六是社会矛盾生长空间较大。

从社会矛盾演化的角度看，现在只能说社会矛盾刚开始不久，生长空间较大。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新的一轮城市化“大跃进”所带来的新的社会矛盾问题。各个地方正在或准备开展新一轮的城市化“大跃进”，我们中国有一百八十多个地级市提出建立国际化大都市的口号。这是很吓人的，美国也没有这么多的国际化大都市。这个“大跃进”一旦开始，大量的征地拆迁，新的矛盾就会形成了，围绕着强行征地拆迁就会形成新一轮的社会矛盾。

二是以往历史遗留问题的“倒找”。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因为没有相应配套法律，就“摸着石头过河”，很多做法往往没有法律依据，现在，人们法律意识增强了，倒过来一看不对，这也引起了很多社会矛盾问题。

三是劳资矛盾和纠纷将会大幅度上升。劳资矛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上升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城市化在推进，城镇人口越来越多，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劳资关系覆盖面越来越大，几乎覆盖所有的领域。而且劳资关系的特点是集中程度高，组织纪律性强，在一个地方出现问题，别的地方可能联合性地作出反应。另外，现在民众维权意识、平等意识开始增强，但现有《劳动法》又有偏差。不出意外的话，劳资矛盾未来几年将会超过官民矛盾，跃居第一。中国未来是否能够和谐、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资矛盾如何解决。无论是从一个层面还是从主体的角度来讲，劳资矛盾都将占据着压倒性的位置。有两个数据能证明这个问题：从1997年到2006年这10年间，中国 GDP 每年增长幅度在10%左右，而劳资纠纷案件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而2008年这一年劳资争议案件比前一年上升了98%。对这个问题必须有前瞻性考虑，一些政策调整和安排应尽早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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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纠纷问题的思考

对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纠纷问题的思考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农村的社会矛盾纠纷和由此引发的各类刑事、民事和上访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已成为影响农村乃至全社会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结合工作实际，拟就近年来农村地区矛盾纠纷发展的特点、成因及对策作一些探讨。

一、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1、婚姻家庭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一是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流动性增大，许多农民外出打工，受社会大环境的冲击和影响，且由于夫妻长期分居生活，导致双方在生活态度、观念、方式产生差距，原来的婚姻基础产生了动摇，恋爱关系破裂的越来越多。二是农村中仍有包办婚姻现象，夫妻双方感情基础薄弱，按民间风俗结、订婚的，解除婚约成了常事，为了彩礼、钱财等，往往导致双方家人矛盾激化，造成了许多群体性事件；三是因第三者插足、孩子抚养、老人的赡养等问题带来许多不利因素，使得农村一些家庭的伦理道德遭到破坏，甚至引发家庭暴力，虐待妇女、儿童、老人等犯罪现象。

2、重点工程施工和城市化建设引发的矛盾纠纷。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实施，各地对农村的投入不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颇多，在这过程中，势必会涉及到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赔偿等问题。由于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当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少数人就会以各种借口、手段来阻工扰工。特别是因补偿费用等问题引发的被征地农民聚众闹事，延误工程进度等现象时有发生。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建设推进，农村土地特别是农业用地被大量征用为建设用地后，由于土地征用补偿、征地后失地农民安臵等有关政策不配套、不连贯、不落实的原因，影响了村民的切身利益。受经济利益驱动，一些村民在要求得不到解决时，奉行“法不责众”或“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观念，臵国家法律、社会秩序、公德以及公共利益于不顾，有的还采取极端方式，企图通过把事情闹大来迫使有关部门解决问题。

3、村级集体事务引发的矛盾纠纷。当前，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逐步增强，然而少数村干部在村级集体事务管理中，没有真正贯彻“四民主两公开”，最多是形式上做到了村务、财务公开，但对于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就坑蒙拐骗，使尽伎俩，极易引发村民不满，造成村民信访增多。另外，干部作风也是引发矛盾的一个因素，在农村确有少数干部为政不廉，以权谋私，任人唯亲，拉帮结派，亲此疏彼，损害村民的切身利益，致使群众产生逆反心理，农村干群关系紧张，成为农村矛盾纠纷的多发点。

4、宅基地、土地承包、水土山田林的权属问题引发的纠纷。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宅基地纠纷正呈逐年增多之势。同时农村土地承包由于转包、退包、反包、继承或征用等流转行为，以及水土山田林的各种权属纠纷因涉及争边界、争资源、争果实等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且由于政策性和历史性等问题，常常比较复杂，一旦出现纠纷，调处难度大，且极易演变成群体性事件。据统计，因宅基地、承包山林引起的纠纷而引发的各类案件近年呈上升趋势，且调解难度较大。

5、诉求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引发的纠纷。社会在不断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也不断增多。有些人因合法权益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用激化的方式解决，致使“小事拖大，大事拖难”，最终演变成“老大难”问题；还有一旦发生矛盾纠纷，有些村民不是按照正常的程序要求处理，而是争相找关系找路子，找后台，致使小纠纷变成大纠纷，互不相让，越闹越大；有些矛盾纠纷本已得到解决，但纠纷双方都认为利益没有得到实现，就上访，从而引发了上访案件。

二、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

1、少数群众的个人利益思想过于激锐。随着农村经济利益格局的调整，少数群众不是主动转变观念，适应变化，依法办事，依照程序积极反映问题和困难，而是为了个人利益，全然不顾国家、集体利益，甚至不惜用违法乱纪的手段去获取私利。还有少数人则错误地认为，要解决问题靠正常程序解决不了，只有把事情闹大了让党委、政府知道，才能得到重视，才能解决问题，因而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欲望就臵法律、道德约束于不顾，不断采取过激行为，给党和政府施加压力，动辄就闹，以图取个人的经济利益最大化。

2、农村干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意识淡薄。我国目前正处于政治、经济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纠纷的发生不可避免。但由于有的农村干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意识不强，不能认真对待群众的意见，不关心群众的生活疾苦，还有的干部政治敏锐性不强，对矛盾的疏导化解不到位，导致有些矛盾日积月累，一触即发。也有一些干部基本素质较低，服务意识较差，不依法办事，对群众缺乏感情，漠视其正当要求，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敷衍塞责，推诿拖拉，对出现的矛盾纠纷不能及时调处。另外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时，不注重社会效果，盲目采取强制措施，虽没有违背法律，但易造成一些群众不能接受，导致纠纷发生。

3、农村基层组织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欠强。农村基层组织在贯彻执行国家政策、维护社会秩序、发展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农村基层干部专业结构单一，尤其是村一级干部参加政策理论学习不够，对法律知识掌握得不多，处理问题时主观因素影响大。有的基层干部认为农村经济工作才是“硬指标”，而解决矛盾纠纷问题是“软指标”,不能正确认识处理矛盾纠纷的重要性，因而也就导致有些村的人民调解组织形同虚设，调解成功率不高，人民调解员的作用没能充分发挥。

4、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不够。这是农村很大一部分矛盾纠纷发生的直接原因。由于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不到位，没有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群众易产生抵触心理，遇有人煽风点火，就易致事件恶化升级，近年来，虽通过多种形式加大农村的普法力度，但在一些农村，全民的法律普及程度不高，一旦遇到自身权益被侵犯的事情，少数群众不知道依法维权，导致矛盾纠纷不能及时有效化解。

三、预防和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对策和措施 要依法、及时、有效地化解农村各种社会矛盾，深入开展新农村建设和平安农村建设，就必须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坚持重心下移,强化基层,着力解决农民群众普遍关心、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

1、转变工作作风，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平安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心在基层。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是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好，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农村党员干部，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密切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着力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确实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2、大力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着力提高农民法律素质，推进依法治村进程。当前，农村仍有相当部分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淡薄，普法工作十分艰巨。因此一定要结合农村群众生产、生活实际，采取各种形式，依托各类宣传载体，有针对性地在农村开展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法制宣传教育，加大法律、政策宣传力度，让法律、政策真正进入千家万户，努力引导农民不仅要模范遵守法律和社会公德，而且要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维权，并不断提高农村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水平，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3、大力开展农村传统美德教育，倡导新农村风尚。强化农民群众传统美德教育，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平，引导农民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是消灭纠纷的治本之举。民间纠纷同当事人的思想、道德和法制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因历史的原因，一些诸如孝敬父母、尊师重教、邻里团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美德被抛弃，被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封建陋习代替，因此要开展“美德在农家”活动，大力宣传传统美德，弘扬孝道、慈善等德育教育，广泛开展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提高村民道德水准，引导群众积极向上，不断加强文化道德和修养，做到遇事冷静对待，互相谦让，共同参与处理。促进家庭和睦、邻里和谐。

4、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织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优势作用。人民调解在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方面具有其他手段不可比拟的优势，一是无法定程序约束，可以快速化解矛盾纠纷，防止矛盾激化升级，特别是在防止民转刑、群体性闹事、群众性上访等方面。二是无交费负担，当事人乐于找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矛盾纠纷。因为人民调解组织必要的调解费用是由政府支付的，这实际上也是政府在为老百姓花钱，是花小钱买大平安。三是人民调解可以法、情、理综合运用，调解矛盾纠纷以理服人，调解成功一了百了。从实际运作看，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等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人民调解可以考虑法律、法理、情理的因素，一旦达成和解，当事人一般均心服口服，很少有反悔或继续闹事的现象。因此，要加大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投入，加强乡镇、村组调委会建设，切实发挥人民调解工作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中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5、建立健全完善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工作责任，各级党政领导是排查化解农村矛盾纠纷的第一责任人，这要做为一项“硬任务”列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内容；要坚持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经常性排查化解工作制度，建立和落实矛盾纠纷排查登记台帐、矛盾纠纷分类处臵、预测排查以及领导包案、跟踪督办、挂牌交办等相关制度，把农村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落到实处；要实行农村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责任“倒查制”。凡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矛盾纠纷，一方面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另一方面要对因工作推诿扯皮、责任制不落实和工作失职、渎职等造成矛盾纠纷没有得到及时有效排查化解的地方或部门的领导和负责人实行责任倒查，坚决处理；是要建立快速反应、控制有力的矛盾纠纷特别是群体性事件的处臵机制。确保对影响较大的矛盾纠纷特别是群体性事件依法果断处臵，以赢得有效解决事件的主动权，把其对社会的危害降至最低程度。

第四篇：中国当今社会矛盾问题的几个判断

中国当今社会矛盾问题的几个判断及应对思路与措施

第一、常态的、一般性的社会矛盾问题

一般性的社会矛盾问题怎么表现的？一般性的社会矛盾问题具体表现为个别的地区有可能会出现零星骚乱的现象等。就一般情况来看，一般性的社会矛盾问题对社会尽管会形成一些冲击，但还不至于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危害。社会矛盾问题属于可控制范围，社会政治和经济能力能够保持常态运行和发展的局面。一般性社会矛盾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甚至是现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可避免的现象。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把一般性社会矛盾问题当成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常态现象来看待，我们基本定位属于社会矛盾问题，属于一般性的社会矛盾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转变观念，没有必要的见到社会矛盾问题就惊慌失措、大惊小怪，一般性的社会矛盾问题存在是很正常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矛盾，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是怎样的？一是能够包容一般性社会矛盾，二是有能力解决这些社会矛盾问题。胡锦涛总书记是这样说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社会一边解决这个问题，一边达到和谐的地步。第二、有可能演化成为比较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

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问题的第二个判断这就是：有可能演化成为比较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现在是属于一般性常态的社会矛盾问题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情况进一步的趋势是有可能会演变成为比较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比较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表现为公众的心理、群众的心理普遍存在比较紧张的状态，一些地区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规模化的社会骚乱问题现象等。这样一些社会矛盾问题对于正常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必然会造成不利影响甚至会延缓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不过还不至于特别担心。尽管它会造成种种不利后果，但是它不至于造成全社会动荡局面，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有可能继续持续下去。

为什么说现在中国社会矛盾问题有可能演化成为比较严重的类型？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解释，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社会矛盾问题积重难返，前些年我们对社会矛盾问题重视不够，所以是积重难返。在短时期内很难出现根本性的好转，而且按照他们自身的发展逻辑很有可能进一步的膨胀和加重。同时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未来也会出现一些常见的社会矛盾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我们有判断，说未来有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它跟一般性社会矛盾差别是什么呢？我们看一般社会矛盾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目前已经出现了。那么能不能演化到比较严重的地步呢？是有可能的，但是处理好的话，这种可能性会降低。

第三、严重、颠覆性的社会矛盾问题出现的可能性很小

对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第三个大的判断是严重的、颠覆性的社会矛盾问题出现的可能性很小。严重性的社会矛盾问题一旦形成，社会、国家就会出现严重的动荡局面，社会经济发展将会遭遇到严重的挫折，以往大量的发展成果甚至会毁于一旦。拉美一些国家以及前苏联被解体这方面就是典型的案例。

严重的颠覆性社会矛盾的形成，它需要三个基本的条件，一个基本条件是民众基本生存受到威胁，第二个基本条件是国家或者这个社会的经济完全失去了秩序，第三个基本条件是社会控制力基本丧失。从以上三个基本条件来看，在中国未来一个比较长的历史阶段，严重的颠覆性的社会矛盾问题发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概率极小，机率极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有这么几个原因，从对应的三个条件来看，第一个原因是中国民众目前的基本生存条件不存在难以为继的可能性，相应的中国民众也不会出现绝望的心理状态。从历史来看，每次中国颠覆性社会矛盾问题的出现，一般来说是民众基本生存条件，比如说食品等等出现匮乏不够吃的，横竖都是死，还不如造反所引发的颠覆性社会矛盾、社会危机。而中国目前到现在，民众基本生存条件总体来说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了。改革开放以来粮食还是大问题吗？可以说基本上不是问题，这几年有粮食的战略储备等。所以我们第一个条件基本上可以排除，基本的生存条件不存在大问题，不存在难以为继的可能性，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国家的经济秩序不可能完全丧失。拉美受历史的影响，不少国家属于‚一字形‛的经济结构，就是跟别的国家经济共同体是一体化的。它属于一种初级产品、一种分工，没有独立自主的重工业体系。中国从朦胧时代就开始建立独立自主的重工业体系。我们再跟苏联比，苏联在经济转型的时候进行了‚新旧阻断‛，就是旧的跟新的阻断，旧的彻底抛弃新的开始，是通过这样的方案来解决俄罗斯的问题。这样的做法有很多弊端，所以出现了真空、断裂的阶段，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在这个阶段失去了秩序。中国跟它比又不一样，中国从改革开放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河，逐渐的、谨慎的、渐进性的一种推进模式。实际上中国经济秩序一直没有出现中断的情况，它是延续的、逐渐的转型。这样看来无论跟拉美国家比还是跟前苏联比，我们国家经济秩序不可能完全丧失，这样社会也不可能出现严重的动荡。

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可以说不可能完全丧失。我们国家社会控制力是高强度的，举国动员体制在世界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在大国当中举国动员是第一，对社会控制力是很强的。从中央到地方甚至到基层，一个村都有党支部，控制能力是高强度的。而且现在应该承认我们国家民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是比较高的。我们国家民众对于各级政府的信任程度一般来说调查显示比较有规律性，信任程度从中央到地方，从上到下依次递减，对中央信任程度最高。而我们知道民众对国家存在一种信任，特别是对中央存在一种信任的话，就会觉得一切都会有希望的。有希望的话就意味着什么呢？民众就很难介入这种极端性的行为当中，这样的社会动荡问题基本上就没有。

第四、几个需要特别重视的变量

中国能不能有效的防止颠覆性的社会动荡，把较为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缓解，取决于以后几个重要的变量。有几个变量是需要我们特点重视的，第一个变量就是民生问题，这里特别强调基础性的民生问题。民生问题分很多层面，就基础性的民生问题比如说涉及人们基本财产、基本生存、基本的就业问题，国家要全力以赴的解决。应当说是中国的发展相对来说比较平缓，第一个变量是需要我们解决好的。

第二个变量是大学生和农民工新生代就业问题。特别是大学毕业生有600万左右了，有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我们看到招聘现场非常壮观，大批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现在的大学生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大学生大部分都是国家交费，反正是自己不交学费，有的交点生活费，师范学校连生活费都不需要交，基本上都是国家培养的大学生。现在很多都要交学费了，学费有些地方比较高。对于收入不高的工人家庭供养大学生的话，假如说两口子是工人的家庭，家庭储蓄基本上没有，那么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那更是砸锅卖铁供养孩子上学。大学生毕业以后连工作都找不到肯定会对社会产生积怨、怨恨，而这批人精力充沛，几乎是百分之百都会上网，知道东西也多，又没有工作。他就要找事情，事情找不到自己要创造事情，这个事情可能是对社会极为不利的。我们看到一些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或者是找到工作收入很低，没有办法维持生活状态，往往成为郊区‚蚁族‛中的一个成员，这样一种状况。所以说这些人怎么安抚好，这些人精力充沛、见识多，活动的空间也大，这样一批人对社会稳定、社会安全会形成不稳定的影响。

我们还要注意新生代农民工，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工当中的比例已经超过60%，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差别是很大。有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之余最喜欢的事情是干什么呢？一是上网、二是逛街。而这两条是城市当中同龄人共同的。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和观念越来越与城市同龄人趋同，他们对于不公现象的忍耐力是非常低的。跟城市的同龄人是基本上一致了，而这批人文化程度相对来说越来越高了，维权意识比较强。但是这批人身处的劳动环境、遇到的一些工资、劳动待遇等会存在不少问题。他们往往有不满，不满就容易抗争，而这批人又是跟大学生一样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一样也是精力充沛，比过去农民的见识要多得多。这两个群体如果不安抚好的话，相关的基本生存问题如果解决不好的话，对社会稳定是极为不利的。

第三个需要注意的变量就是中产阶级发育的问题。社会是否能够稳定，最终取决于这个社会是否能够有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者人群。而我们现在这个政策对中等收入者往往是不利的，比如说个人所得税征税的起点过低应当提高，所以我们国家不应当指望2000元以上需要交个人所得税。我们知道三口之家，一个人挣2500元，去了500元征税，剩下两千三四百块钱，两千三四百块钱除以三人均还剩下多少？我们要想办法保证这批人生活更好，间接的让他们收入增加，而现在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过低。再比如说房价，房价对中等收入者发育起的作用太大了，中等收入者多少钱能买一套住房？住房说涨就涨，瞬间飙升。本来中产也不能称为中产，就是没有买房子的人，有可能每月有收入，一提到买房子就成了‚待中产者‛了。还有的人干脆买不起房子了，长期买不起房子，甚至是退出中产这样一个人群。所以说中产阶级在中国一个特定的称谓是什么？中等收入人群。怎么想办法把它做大，做的越大中国社会安全系数就越高，相反，缩小的话或者说是减少的话，对社会安全运行和稳定局面是极为不利的，所以说这个变量需要处理好。

第四个是腐败的问题。腐败问题在中国是不能回避的现象，而且表现一种愈演愈烈的现象。腐败的问题在哪？一方面它让社会的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另一方面会造成民众的不满，甚至是一种仇恨。对于腐败现象民众是最仇恨的，笼统的讲‚中国老百姓‘仇富’未必是对的‛，有一些调查显示，中国的民众对袁隆平这样的科学家（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可以说是世界上贡献最大的人）一点也不仇恨。中国民众最不满意是事情表现在什么地方？那些通过不公道的方式暴富的人，他们对这样一种人不满。整个社会财富的占有出现了不公正的现象，民众财富减少。另一方面使得民众对腐败的一些官员产生不满，失去了信心，甚至某种意义上某些地方对政府都不满，这样对社会安全稳定是十分不利的。应对思路与措施

就应对社会矛盾问题的目标趋向来说，我们要特别注意这样三条，要注意这样三个趋向。用三句话可以来表示：第一句话是将一般性的社会矛盾问题纳入常态的利益协调机制予以解决，用常态化的形式来解决；第二句话是要防止比较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第三句话就是我们要警惕最为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围绕这三个目标、趋向来说，我们要做一系列事情，这个事情涉及到标本兼治、多个方面。我们这里是从治本的角度谈几点看法。第一点，以社会公正为基本的依据来进行基本的制度设计和基本的政策安排。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社会矛盾问题复杂到有两千多万件，在解决这些社会矛盾问题方面，在宏观大的思路方面，不管矛盾多不多，要抓一些主线。在解决千头万绪的社会矛盾问题时候，我们如果能在宏观大的思路方面进行有效布局的话，这些社会矛盾问题在近期是能够见到成效的，在比较长的时间内是能够成功的。

在整个大的布局和框架中我们要立足于社会公正的基本理念，只有这样才能理顺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关系，才能最大限度的化解社会矛盾问题。社会公正不能说是仅仅对哪个社会群体特别有利，真正公正的时候对哪个群体都是有利的。对弱势群体来说能够提供基本的尊严体现，对于富人群体来说它能规范发展空间，公正对谁都是有利的。我们公正制订的政策或制度，目的是让各个群体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有一个有关社会公正的认识问题十分重要，这时我们应当把社会公正放到一个制度上来理解，不能仅仅把社会公正当成扶贫解困送温暖这样具体层面上，像做好人好事这样层面上来理解。它是一个事关国家基本制度设计、基本理念的依据，上升到这样的角度来看待。比如说胡锦涛总书记说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属性；温家宝总理说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社会公正基本层面核心理念的依据，要上升到一个基本制度去理解，不要仅仅在一个具体层面上扶贫解困送温暖，这样太具体了。

第二点，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我们国家现阶段如果建立中级或者高级的民生保障体系不切实际、不现实，但是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是能够做到的。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基本内容就在于像胡锦涛所说的，要初步做到五个‚有‛字。这就是全体人民‚学有所教‛，这主要是指义务教育和基本的职业培训问题；‚劳有所得‛这就是劳动者基本权益保护的问题；‚病有所医‛，公共卫生保障体系的问题；‚老有所养‛，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住有所居‛，住房保障体系的建设。

假如说中国能够把初级的‚五个有‛做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依、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些问题都解决的话，社会矛盾还能够严重到什么地步？不可能严重到非常激烈的地步。社会矛盾问题产生的根源就是民生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这是最主要的问题。胡锦涛经常说我们要解决现有矛盾，还要把社会矛盾的源头让它减少、让它缓解，从源头上把社会矛盾产生的可能性就降低。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基本特征在于九个字，这就是‚低水准、广覆盖、有实效‛。水准不要太高，先‚有‛后‚好‛，一步一步来，然后一步一步完善。‚广覆盖‛，特别是每个人包括每个农民都包括进来。民生社会保障体系已经不能再重蹈城乡二元结构的覆辙了，现在建立这样一个初级民生保障体系，对我们国家来说已经不是能不能够做到的问题，而是想不想去做的问题。只要想去做完全能够建立起来，财政完全不是问题了。我们国家去年财政收入6.83万亿，而没有列入国家财政收入的土地出让金1.5万亿。像别的财政收入，去年国家实际财政收入应当是9万亿左右，或者不低于9万亿。拿出十分之一投入改善民生问题，民生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国家在公共投入方面近年来存在着明显的弊端，比如说容易在豪华型工程性方面巨额的投入，豪华性、娱乐性投入动不动就是几千亿，几个项目下去几万亿就没有了。每年的行政成本很高，而用于民生改善的资金微乎其微，城市低保每年就是200亿，这已经比以前增加好几倍了，才200来亿。廉租房保障基金一年才一百几十个亿，微乎其微。国家公共投入，特别是用到真正的地方的，应当取之与民，从民众当中征收的这些收税应当用于民生的改善，取之与民、用之与民。而我们这方面投入还真是不够，用于民生改善方面的投入跟别的国家相比，我们国家投入的比例占GDP的比例在世界上几乎是倒数第一。

最后一点，我们现在应当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的社会结构。两头小中间大指什么呢？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都是少数，而中等收入者是大头。中等收入者比例占到80%左右，这样社会才是一个稳定结构，我们恰好相反，中等收入者比例很小，有人测算是23%。中等收入者比例占全部成员比例大致是20%左右，在正常的发达国家中应当是占到70%、80%比例。应当把这块做大，让大量的工人、农民进入中等收入者人群当中。

实际上橄榄形的社会结构才是安全稳定的，问题很简单，因为大部分人都是中产者的话，他们有一个体面的工作、稳定的职业，都希望社会稳定。假如一个社会大部分人都是非常贫困的人组成的话，他们对社会肯定是不满的。他们很有可能希望让这个社会垮台，重新建立新的社会，就会产生这种心理，形成新的财富分配结构。中等收入者占据压倒优势的一个社会，它必然是稳定的。再看别的国家，任何一个工业社会稳定都有一个前提——中等收入者占主导，而这点将成为我们今后工作、努力的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作者：中央党校社科部社会学教研室主任、教授 吴志民

第五篇：浅谈当前中国农民工问题

浅谈当前我国农民工问题

关键词：农民工、弱势群体、社会和谐

内容摘要：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已经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发展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农民工问题也日益凸显，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因此，深入研究我国的农民工问题，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对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农民工”简称“民工”，是我国当前社会一个特殊的、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他们是经济、社会和文化处于转型时期的产物。他们的根在农村，农村是他们生命的“起点”和“归宿”，农村才是他们的“家”；而他们更多的时候是呆在城市，城里处处留有他们的足迹和背影，他们与城里人、城市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农民工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的素质得到了提升，其思想和行为呈现出多元化取向，其群体内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进入21世纪，农民工总量继续增加，流动广度和跨度日益扩大，组织形式和流动方式也日趋复杂，农民工问题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又一具有强大挑战性的课题。随着社会各界广泛地参与到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中来，农民工问题正得到重视和逐步解决；然而，农民工的问题依然很多。我们深切地感到，农民工面临的问题不仅仅关系到农民工个人的生活福祉，也关系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只有彻底解决农民工问题，构建和谐社会才有希望。

一、农民工简述

所谓“农民工”是指户籍身份仍是农民、享有一定的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的人员。根据流动程度的大小，可将农民工划分为三类群体：

第一类是基本融入城市的农民工，即在城市有固定的住所、工作单位，收入相对稳定。除了收入需求以外，他们更多的要求获得尊重、平等权益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等。这一群体对土地的依赖性较少，而对获取社会保障、解决子女教育问题、享受公共医疗服务、享有更多公民权利有较高要求。

第二类是常年在城市打工，但又具有一定流动性（主要是春节返乡）的农民工。他们在城市有相对稳定的职业、收入，并构成了目前我国农民工的主体。他们渴望获得稳定、较高水平的收入，同时对公共医疗服务、就业服务尤其是工伤和医疗保险等也有较强的需求，对远期的养老保险服务需求意愿较弱。这一类农民工尽管不以土地为生，但对土地仍有较强的依赖性。

第三类是间歇性或季节性在城镇务工，仍以农业为主、务工为辅，或务工、务农并重。对他们而言，获得应得的劳动报酬是其基本需求。由于他们的素质普遍偏低，外出具有一定

①的盲目性，所以对就业信息服务、维权服务具有较强的需求。

二、农民工进城原因探析

虽然农民工是实现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这一历史使命的主力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他们却遭受到了这世界上最不公正的待遇。农民进城，过去门槛很高，后来障碍不少，至今鸿沟尚在。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农民工的付出与回报却极不相称，他们未能享受到国民待遇，未能分享和共享改革成果。甚至有人指出，在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外，还有“农民工”，形成“四农”。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已经开始出现不满情绪，由农民工引发的社会矛盾及社会治安的问题也越来越多，那么农民工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

农民工首先是姓农，生在农村，职在务农，本名农民。中国之所以存在如此庞大的农民工队伍，归根结底是由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农业大国和农民大国的国情决定的。众所周知，我国的陆地面积世界第三，耕地面积占世界的7%。然而，中国毕竟是一个人口大国，可用耕地很少，人均耕地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这几年来，为了适应城镇化的发展（例如修建公路，开辟工业园区，房地产投资），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土地被征用（10年累计达1亿亩），造成了一大批失地农民（每年约有300万~500万人）。此外，有的地方土地退化，或者缺水，或者退耕还林，都使人地矛盾愈加尖锐化。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以0.8亩/人为

②警戒线，我国有663个县低于此线，其中463个县不到0.5亩/人。我们知道，农村每年新增人口和劳动力大约在1000万人左右，然而我们农民可以耕种的土地却进一步减少，尤其是在发达地区，劳动力过剩现象越来越严重，为了维持生计，这一大批少地或失地的农民不得不走上进城务工的道路。

2、农业产值较低，农民收入不高

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获得了农业生产经营和收益分配的自主权，这使得传统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在新中国得到了延续并加强。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国农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中国也成功地创造性了用仅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占世界20%左右人口的奇迹。然而，很多人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是以占世界70%的农民，仅养活了占世界7%的左右非农民。21世纪的今天，农业已进入机械化大规模农场的生产阶段，而在中国的很多农村，我们看到的农民依然是精耕细作、手提肩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民形象。这不能不让人心寒、忧愤。

近年来国内经济“高烧”不退，物价持续上涨，农民种田所需的化肥、农药、种子等价格也长期居高不下。同时，由于人类对环境的肆意破坏，我们的恶劣天气状况也更加频繁。毫无疑问，这严重威胁到了农作物的生长，我想我们媒体有关的农业丰收、产量提高的报道值得商榷，更值得怀疑。换言之，我们农民种田的成本与风险也极大地提高了。然而，就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我们的党和政府却不顾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一味地掌握着粮价的决定权。虽然这几年来，粮价有小幅增长，但它远远低于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涨幅。一言以蔽之，国家在保障所谓多数人的利益的同时，却忽略了我们的农民朋友。中国所谓的“公平”、“和谐”与“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牺牲农民利益基础上的。据笔者了解，农民种田收入极少。农民种田纯收入不多，有的年份还会亏损。即使遇到风调雨顺的年份，每亩田也顶多赚个二三百元。照这样计算，农民靠种田的收入每年也顶多2000多块钱。而进城务工，就算工资再低，每个月也会有800块钱左右的收入，这明显比种田合算。自然地，很多农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加入到“农民工”这一群体中来。

3、城镇的吸引

农民务工，这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任何落后国家的发展，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首先要走工业化道路。而工业的发展壮大，必然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这部分产业工人从哪儿来？除了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外，主要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城市化进程中，工业化带来的不仅仅是工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服务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这就增加了众多的就业岗位，因此，市民则便拥有了更多的就业选择。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市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那些苦、脏、累、险的工作逐渐被市民所淘汰，只能由出身贫困的农民工来接管。同时，城市更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劳动报酬对收入较低、迫切下改善生活的农民就有着别样的吸引力。这样，城市不仅仅对农民有吸引力，并且也具有吸纳力。这就为农民进城务工创造了可能。

4、家人看病、子女上学所迫

就笔者个人观点来看，农民一年2000多块钱的收入足以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然而，为什么中国存有如此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呢？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便是农民的医疗卫生条件及农民子女的入学问题。“看病难，上学难”是中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而这一问题在农村显得更为严峻。在农村，农民是生不起病的。因为，往往一个家庭出现一个病人就会使还算“小康”的家庭变得入不敷出，外债累累。原因何在？还是一个根本原因，农民收入低，生活水平差。可以发现，入院治疗的农民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都存有很多问题，这是长期以来他们忙于劳作忽略饮食健康卫生所致。农民看病基本可以用“小病不医医大病”来形容。理所当然地，农民真正进入医院治疗时，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了。我们不得不去反思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近年来，国家在农村竭力推广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但是收效甚微。一些地区政府更是勉为其难，只能用集体收入帮农民缴纳。是我们的宣传力度不够吗？当然不是。因为农民没这个钱来缴纳，亦或是他们认为没必要。因为，长年累月的，他们不敢往医院跑，缴了保险，等于是扔在水里“打水漂”，这种投入是极不划算的。

撇开医疗问题，困扰农民最大的问题便是子女上学问题。中国很早就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为什么农村仍有大量失学儿童？因为义务教育免去的只是学生的学费，上学需要缴纳一笔可观的学杂费、书本费。2005年，国家开始在农村推行免收学杂费书本费的政策，我们的农村学生开始缴纳所谓的保险费、课本2，因为这些费用是不包括在学杂费里面的，学校乱收费的现象仍然没有根本解决。笔者认为，一个家庭供养孩子上小学初中的能力还是有的。关键是农民培养大学生不容易。近年来，社会一直在呼唤教育公平，而农村学生却是最不公平的教育对象。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本来教学设备、师资方面就存有劣势，但他们克服了，凭着勤奋和努力，他们战胜了对手，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录取通知书。然而，昂贵的学费又让他们潸然泪下。可是，没有哪一个农民会浅薄到不让孩子读书（除非迫不得已），因为他们深深懂得“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他们只希望通过自己能为孩子搭建一个进城的平台。所以，为了孩子的学费，进城务工，即使再苦再累，他们也义无反顾。

三、当前我国农民工群体存在的问题

1、求职不易、就业艰难

根据计划生育部门的预测，现阶段中国已进入为期十年的劳动力高峰期，约在2015年前后，劳动力人口将达到约9.3亿人的峰值，而后才逐渐减少。农民工的出现，短短几年，③就达到了1.2亿人~1.4亿人，这不能不对城市产生巨大的冲击。因为农民进城务工，国家和城市却没有也不可能专门为农民设置或腾出足够的就业岗位，他们只能自己去寻觅、去竞争。农民闯入城市，不能不说给城市的就业带来巨大的压力。为此，很多地方纷纷实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于是，一般农民工就业都必须要过三道坎：一是各种证明；二是一定学历；三是适当经验，这就增加了农民在城市求职的难度。

2、社会保障缺乏，维权意识淡薄

农民工求职固然不易，就业后仍很艰难。就业对农民工来说，不是困难的终结，而是困难的继续。据有关学者研究，农民工一般都属于非正规就业。所谓“非正规就业”，是指没有取得正式的就业身份，地位很不稳定的就业，即所谓的“临时工”。由于农民没有城市户口，所以他们就不能被纳入到城市的正式就业体系中，除了基本工资以外，他们享受不到任何的福利保障；他们也意识不到劳动合同的重要性，与雇主之间的劳动契约十分松散，因此，常常发生雇佣纠纷，雇主拒付工资的现象频繁发生。

农民在没有自主就业权的情况下，还在承受着较为恶劣的劳动条件。一般情况下，农民工干的都是最累、最苦、最危险的活，他们的工作除了需要较大的劳动强度，还存有较大的安全隐患。而农民工却缺乏工伤和意外伤害风险等社会保障，这种严峻的就业状况和就业形

④势不得不让人担忧。

3、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问题凸显

农民工进城，在增加城市的朝气的同时，却导致了农村的老龄化。众所周知，青壮年是外出农民工的主体。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在全部外出从业农民工中，20岁以下的占52.6%，30~40岁的占29.5%，40岁以上的占17.9%，有近80%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转移到非农产业领域。经过近30年的持续转移，越来越多的地区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⑤正在被吸纳殆尽。儿女进了城，老人就要重新拿起农具，下地干活。他们普遍年龄较大，有的已经超过60岁甚至70岁。他们承担田间主要劳动，有一定的艰辛。留守老人问题，除了艰辛的劳动，主要是心理问题严重。离开儿女，他们普遍感到孤独、寂寞，缺乏应有的天伦之乐；同时他们难了牵挂，时刻在为外出的子女担忧。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那些有宿疾或生了病的老人，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和及时的治疗。谁来关注留守老人成为社会和谐的一个重大难题。

除了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又是农村的一个特殊群体。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他们的童年本该无忧无虑。不幸的是，他们出生在了农民工的家庭，往往从小就尝尽各种苦难。他们的父母外出打工，只能由爷爷奶奶照看。随着社会的急剧变革，外出打工农村青年的离婚率也急剧上升，很多家庭不幸沦落为单亲家庭，这样的灰色童年会扭曲人的心灵，对未成年人成长极为不利。据从事农村教育的教师反映，留守小孩很难教育，他们普遍缺乏家庭关爱，父母呵护，往往有很多心理困扰。有的任性、自私、性格孤僻；有的经常逃学，沉溺于网络游戏；有的打架、抽烟、喝酒、甚至小偷小摸。留守孩子在素质、品质教育和个性培养等方面，令人堪忧。

四、解决农民工问题措施探析

农民工，与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一样，普遍缺乏自我救助的能力。救助农民工，政府责无旁贷，社会义不容辞。为了帮助农民工克服困难，提高其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我们应该在经济、法律、政策等领域给予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分治的局面

由于国家对城市发展的政策性倾斜，我国长期实行严格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对农民和农民工的歧视，便源于此。劳动力被人为地固定在户籍所在地，以致城乡间的劳动力流动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这种非正常的劳动力流动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也极大地阻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随着农民工队伍的不断壮大，国家已适时放宽了农民进城的条件。然而，农民进入城市的门槛仍然很高。尤其是受日益上涨的房价和子女入学难等问题的冲击，农民更是看不到向上流动的希望。这很容易使农民产生仇富心理，造成他们对社会的不满，做出危害社会的行为，激化社会的矛盾。因此，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国家理应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制，打破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传统城乡分治格局，切实有效地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构建和谐稳定的城乡关系，从而为社会和谐的构建创造良好的氛围。

2、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供法律保障

由于大多数农民工缺乏必要的非农产业谋生技能，只能靠出卖廉价的劳动力为生，他们大多从事工业、建筑业、餐饮业和服务业等简单的体力劳动，很多用人单位不按《劳动法》为他们交纳各种社会保障。因此，国家必须加快建立并完善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的步伐。要完善与《劳动法》相配套的有关法律法规，规范用人单位的行为。同时，国家在制定有关劳动法律法规时要尽可能考虑农民工就业情况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一些政策法规面给予优惠或让步。如进一步明确用人单位改善农民工生产生活条件的义务，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经济处罚力度等。当然我们在全面完善法律法规的同时，还需要向农民工朋友推广普及法律知识以提高他们的维权意识。使他们在遭遇不法侵害时，不是以为的盲从或屈服，而是懂得积极寻找法律途径，通过合法渠道维护自己的权益。

3、积极发挥工会组织的维权作用

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障很大程度上是由小农思想局限性所致。一般而言，农民工普遍缺乏文化，劳动技能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且他们往往是以独立的个体的形式存在于城市。换言之，他们不懂得与他人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团体、组织或协会来活动，从而维护或实现自身利益。因此有必要搭建一个平台，沟通雇主、农民工和政府之间的联系，这就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了工会组织。我们应积极支持农民工加入工会，将分散的农民工组织起来，通过工会来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并加强对农民工的管理。

4、提高农民工素质，增强其就业竞争能力 随着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市场对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也正经历着一场由单纯的体力型向专业型、技术型和智力型转换的变革。然而，农民工的职业素质却不容乐观。目前，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当中，大专文化程度以上的极少，多数为初中以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且绝大多数没有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因此，提高农民工素质，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核心所在。而要想提高劳动力素质，关键在教育。因此，国家应加强对农民的再就业培训力度，通过建立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机构，开展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特别是劳动技能的培训，使更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掌握一至二项专业技能，以增强其就业竞争力。

总之，我们要加大对农民工的扶持力度，创造让农民工摆脱困境的各种条件。从当前实际出发，通过各种经济、法律、行政手段确保农民工同工同酬，免去后顾之忧。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然而，没有一个社会可以远离公平正义而获得健康稳定的发展和进步。农民工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们都不能忽略、小看这一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我们必须正视农民工问题并积极寻找合理有效的途径保护其合法权益。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才能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①罗剑朝、李赟毅等：返乡农民工创业与就业指导，经济管理出版社 第8、9页 ②沈立人：中国农民工，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第27页 ③沈立人：中国农民工，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第121页 ④李强、唐壮：《城市农民工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6期 ⑤罗剑朝 李赟毅等：返乡农民工创业与就业指导，经济管理出版社 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