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中立 父亲

第一篇：罗中立 父亲

画评罗中立的《父亲》

400)this.style.width=400;“> 罗中立创作《父亲》，这个父亲不仅是罗中立的父亲，而且是全中国劳动人民的父亲，《父亲》是农民形象中有代表性的一个，是罗中立这代年轻人思考的结晶.《父亲》一画是在美国画家克洛斯巨型肖像画的启发下，采用照像写实主义手法画中国的一位普通的，贫困的，苦涩的老百姓，人物的形象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老年农民形象，老人枯黑，干瘦的脸上布满了象沟壑，又如车辙似的皱纹，深陷的眼睛露出了凄楚、迷茫又带着恳切的目光，象是在缅怀过去，又象是在期待未来，让我们感受到那牛羊般的善良目光的“通视”。干裂、焦灼的嘴唇似乎已被封干许久，仅剩一颗门牙的嘴里不知饱尝过多少的酸、甜、苦、辣，尤如耙犁一般的破伤的大手捧着一个破了又被重新锔起的粗瓷碗在喝水，细小毛孔里渗出的汗珠不知已滑落多少，稀疏口胡须，还有那象征着悲剧色彩的苦命痣，都无不打上了他艰苦劳动，生活悲惨的的烙印，站在这幅巨大的肖像画面前，使人们感到了他身上特有的烟叶味，感到他的肌肤在抖动，他的血液在奔流，叫人们思考，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激起广大观众的共鸣面对《父亲》，使我们感到这是一个饱经苍桑，却又永远对生活充满希望、期待，有着乐观精神和坚韧的奋斗力的普通老农民，在他身上汇集着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的百折不屈的创造力，这种强烈的视觉效果在观众的心中产生的是一股平凡而又伟大的情感，是憾人心魄的，正是罗中立毫不遮掩的把农民的“丑”真实的表现出来，才使得“父亲”的形象更加真实可信、有血有肉.《父亲》不论是在题材内容上，还是在形式语言上，都有革新的意义，定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政治气候下的产物，尤其是在80年代初期，社会处于变革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主体意识开始觉醒，艺术的表现意识深化，这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客观的环境。反映在艺术创作上，艺术家开始对周围身边的琐事及普通人民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改变了以革命领袖为主要描绘对象的创作方法，《父亲》就是在这样一个良好的氛围下应运而生的，构图饱满，色彩深沉富于内涵，容貌描绘得极为细腻、感情复杂、含蓄、主体形象没有被细节的刻划所影响，反而更加突出，这不仅是形式的创新，而且是主题思想的突破，显示出了画者的魄力与勇气，《父亲》开辟了刻划普通农民的复杂性格和表现内心思想的新领域，给80年代的艺术界以巨大的震动，使人们开始思考过去、现在、未来，有人说《父亲》的形象不是某一个农民的父亲，而是中国经历十年浩劫的八亿农民的父亲，也是当代中国农民的形象，这个形象所体现的力量，是支撑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从过去走向未来的伟大力量，这个形象有很大的概括性，又有巨大的包容时，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父亲》一画也反映了他构思中矛盾，他想要歌颂，赞美中国劳动人民的美德，却又对农民身上附着的封建意识感到可悲，所以画面上的农民脸上又笼罩着一丝愁云，所以说《父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特征，它不仅具有美学价值，还具有社会学价值的伦理学价值。《父亲》更象一座纪念碑，屹立在那个年代的人们的心中

罗中立的《父亲》 是在改革开放后初期的艺术作品;从形式上讲,罗中立借鉴了美国的照相写实主义 从社会学上讲, 父亲隐喻的是当时社会的农民问题.当时有这么一句话”我们都是农民的儿子“而改革初期一个迫切的矛盾就是农民的问题.和土地承包责任制 的联系,你自己联想吧.反正就是怎么伟大怎么说

农民的头上别了一个圆珠笔, 他是想说 新中国的农民有文化

农民拿着个碗.一是告戒我们,我们有今天,有吃的,都是因为有农民.二是农民的温饱问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该画获得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放大表现老农的《父亲》已成为中国当代人像油画里程碑式的作品。作者罗中立（当时还是四川美院的一名学生）也由此被誉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画坛的一面旗帜。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的价格为400多元。尽管美术馆收藏作品支付的仅仅是材料费，但对画家来说，作品被国家美术馆收藏是一种莫大的荣誉。400)this.style.width=400;”> 罗中立，1948年出生于重庆郊区，1968年从四川美院附中毕业后主动到大巴山农村生活10年。1980年，尚在四川美院学画的罗中立以一幅超级写实主义作品《父亲》而一举成名，该作品以纪念碑式的宏伟构图，饱含深情地刻画出了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深深的打动了无数中国心。

1975年的除夕夜，罗中立在他家附近的厕所旁边，看到一位从早到晚一直叼着旱烟，麻木、呆滞守粪的中年农民。罗中立回忆当时：“一双牛羊般的眼睛却死死地盯着粪池。这时，我心里一阵猛烈的震动，同情、怜悯、感慨……一起狂乱地向我袭来，我要为他们喊叫！”后来，他画了守粪的农民，之后又画了一个当巴山老赤卫队员的农民，最后才画成现在这幅《我的父亲》，开始画的名字是“粒粒皆辛苦”，后改成《我的父亲》（又名《父亲》）。
作为《父亲》的“伯乐”，栗宪庭回忆说：“发现《父亲》其实很偶然。1980年，罗中立创作完油画《父亲》时还是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当时这幅作品参加四川省青年美展，《美术》杂志社领导去参加了，带回来一些照片。我是《美术》杂志的责任编辑，有发稿权，在办公室看见《父亲》照片时，我跟罗中立并没有交往，之前只是刊发了他的女知青图等作品。但《父亲》让我特别震动，画的尺寸是用画伟人的规格，画里的农民父亲形象强调了真实的面貌，充满了人性关怀。虽然当时他还是个学生，我还是在1981年第1期《美术》杂志封面上选用了。”栗宪庭当时也是顶着压力刊发《父亲》的，但让他欣慰的是，《父亲》得到了中国青年美展很多评委的认同，随后《父亲》被评了一等奖。

当然，在那个年代，这幅画不可避免要受到非议。有些批评家说，《父亲》“污蔑了中国农民的形象”，“没有反映解放后中国农民的新变化”。于是，油画《父亲》在最后定稿时，就有了一处细节的修改。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在父亲的左耳上，夹了一支圆珠笔。据说，这样就体现了解放后的农民已经是有文化的农民了。把一切艺术品都贴上政治标签，是“文革”期间最为流行的艺术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有害的思想流毒还远未肃清，对油画《父亲》的影响也不能幸免，圆珠笔这个小小细节是那个时代抹不去的标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细节深刻地诠释了油画《父亲》本身产生的历史，成了《父亲》的胎记。它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外延意义比用文字来解释要好得多。

2005年，已是四川美院院长的罗中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表示，要重画《父亲》。他说，“当时《父亲》的社会性更胜过艺术性。如果在20年之后的今天，让我再画《父亲》，我会更多的从绘画、艺术本身来构思，不会还是社会属性很多的那种东西”。
油画《父亲》所承载的东西是不可能重写重画的。《父亲》一旦诞生了，它就属于历史了。我赞同当年大胆推荐《父亲》的资深艺术批评家栗宪庭的观点，“重画《父亲》没有意义，即使是画一个当代农民父亲形象也无法超越当年的《父亲》”。我想，甚至连那个不伦不类的圆珠笔都不能修改。它可能是败笔，是政治符号。但它佐证了“文革”后，中国艺术在思想解放的道路上走得如此艰辛；它让我们今人反省，不要走回头路，不要重演历史的笑剧。

——————————————————————————————

《父亲》这幅画构思的产生，是从看到一位守粪农民后开始的。重庆的厕所都是分划给附近县农村的，为了防止别的生产队来自己队上偷粪，每个厕所都有农民看守，大一些的甚至有农民搭棚长期驻守。虽然如此，仍有为偷粪而殴斗、厮打的事情发生。那是1975年的除夕之夜，雨夹着雪粒不断地向人们扑来，冷极了，在我家附近的厕所旁边，守候着一位中年的农民，早晨我就注意到他在雪水中僵直的动态，他用农民特有的姿势，将扁担竖在粪池坑边的墙上，身体靠在上面，双手放在袖里，麻木、呆滞，默默无声地叼着一支旱烟。一直到晚上，他都一直呆在那儿，不同的只是变换着各种姿势。除夕欢乐的夜晚降临了，周围的高楼平房一齐放出温暖的灯火，欢笑、音乐、鞭炮夹杂着猜拳行令的叫喊……响成了一片。但这位离家守粪的农民像是一个被遗忘的人，他呆滞、麻木的神态与周围的环境形成了一种强烈而又鲜明的对比，他也有家，儿女还在盼着他回家团聚呢。此时，他想些什么也许只有一些想法，盼望粪池快满以多挣工分，可以变粮食，养活家人，也养活人民……
夜深了，除夕欢闹的声浪逐渐安静下来，我最后一次去厕所，只见昏灯之下他仍在那儿，夜来的寒冷将他“挤”到粪池边的一个墙角里，身体缩成了一个团，而眼睛，一双牛羊般的眼睛却死死地盯着粪池，如同一个被逼到一个死角里，除了保护自己之外，绝不准备作任何反抗的人一样。这时，我心里一阵猛烈的震动，同情、怜悯、感慨……一起狂乱地向我袭来，杨白劳、祥林嫂、闰土、阿Q……生活中的、作品中的、外国的乱糟糟地挤到了我的眼前。我不曾知道他今天吃了些什么度过的，我回家取了两块月饼给他送去，好久他说不出一句话，真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定因他太老实，才叫他来干这份苦差。事情常常是这样的，老实的农民总是吃亏，这，我知道。“我要为他们喊叫”这就是我构思这幅画的最初冲动，开始，我画了守粪的农民，以后又画了一个当巴山老赤卫队员的农民，最后才画了《我的父亲》，开始画的名字是“粒粒皆辛苦”，后来，一位老师提议改成《我的父亲》，这时，我顿时感到把我的全部想法和感情都说出来了。

〔栗宪庭：重画《父亲》无意义〕

本报讯(记者 彭志强)罗中立在四川美术学院读书时创作的油画《父亲》因获得“中国青年美展”一等奖而闻名天下，然而当年大胆推荐《父亲》的资深艺术批评家栗宪庭却挨骂多年，甚至遭遇停职。昨日下午，来蓉参加“居住在成都———2005中国当代”油画展邀请展”的栗宪庭首次披露了《父亲》获奖背后的内幕。

〔发现《父亲》很偶然〕

“发现《父亲》其实很偶然。1980年，罗中立创作完油画《父亲》时还是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当时这副作品参加四川省青年美展，《美术》杂志社领导去参加了，带回来一些照片。我是《美术》杂志的责任编辑，有发稿权，在办公室看见《父亲》照片时，我跟罗中立并没有交往，之前只是刊发了他的女知青图等作品，但《父亲》让我特别震动，画的尺寸是用画伟人的规格，画里的农民父亲形象强调了真实的面貌，充满了人性关怀。没有一点犹豫，虽然当时他还是个学生，我还是在1981年第1期《美术》杂志封面上选用了。”栗宪庭回忆说，他当时也是顶着压力刊发《父亲》的，但让他欣慰的是，《父亲》得到了中国青年美展很多评委的认同，随后《父亲》被评了一等奖。

〔为《父亲》挨骂停职〕

罗中立因为油画《父亲》得到《美术》杂志社青睐一举成名，但《父亲》的“发现者”栗宪庭却挨骂多年，甚至遭遇停职。“《父亲》在《美术》杂志上刊发后，除了得到巨大关注外，也引起了很长时间的争论，《父亲》被很多批评家批评为„污蔑了农民形象‟，作为编辑者者的我当时挨骂是肯定的，但我并不后悔，我觉得应该为当时新的艺术一个展示的平台，给年轻艺术家一个露脸的机会。”栗宪庭说，每一个新的艺术出来都会出现挨骂的现象，但最后大家又接受了，因此他不在乎自己为《父亲》挨骂，即使1993年他被杂志社停职两年，他现在也不后悔。的资深艺术批评家栗宪庭给出了这样中肯的评价。

〔反对重画《父亲》〕

栗宪庭透露，在他决定刊发《父亲》时，他还收到罗中立邮寄给他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谈了自己创作《父亲》的感想，让我特别感动。这封信我修改了一些内容，就及时地发表在1981年第2期《美术》杂志上。原信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了，大致意思是说此画是他长期对农民强烈感受的结果，尤其是农民偷粪那个情节，他说想的就是要给农民说句老实话。他后来绘画坚守乡土风格，我也非常支持。”

不过，但对于罗中立重画《父亲》一事，一直拥护罗中立画风的栗宪庭却持反对态度：“我觉得艺术没法模仿，重画《父亲》没有意义，即使是画一个当代农民父亲形象也无法超越当年的《父亲》。”

第二篇：罗中立成名作《父亲》高清详解[模版]

罗中立成名作《父亲》高清详解

罗中立 父亲 布面油画 1980年 222×155cm 中国美术馆藏作品鉴赏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 中国文化既不是个人本位，也非群体本位，而是将重点放在人际关系上，以伦理或关系为本位。中国传统文化肯定个人的价值和重要性，但这一“个人”并非西方近代的权利和理性的主体，而是一个具有价值自觉的道德主体，而这一主体对于群体而言又是非“主体性”的，他的道德价值必须在人伦秩序之中才得以实现。狄百瑞把儒家的这种个人意识看作是有别于西方个人主义的一种特殊的“人格主义”，“它肯定的是在社会、文化过程中得到塑造与成型的强烈的道德良知，其极致便是在天人合一之中达至自我实现感”。在文革结束这段特殊的时间里，中国要想形成现代的个人观念必须首先找回道德的个人，因为这才是中国文化的栖息之地。作为道德载体的个人将重新找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士大夫的理想，在之后西方思想的影响下，道德的个人会成为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的重要来源。而从社会凝聚的方式来看，文革时期的中国是依靠政治的理想和手段实现的，其特点是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文革结束从某种意义上预示着意识形态的解体，尽管这种解体是缓慢的，但是个人必须寻求社会行动组织和凝聚的准则，回到道德中合乎情理，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为后来中国思想观念受到冲击和震动而转型起到了缓冲的作用。“同情生命是道德之本”，道德是一种对生命的态度，表现出来就是对生命的同情，满怀同情心地对待所有的生命，才是道德。是基于同为生命的一种，相互之间感同身受，彼此充满感情地爱护体贴。从这角度来说，伤痕美术的起点政治个人道德的起点，而接下来的乡土美术则在具体化个人和人道主义的道路走得根据深远，不同于歌颂莺歌燕舞的生活的50年代和文革的美术作品，乡土美术从人道主义的观念出发，比较客观地描绘农村中的真实存在，不回避现实生活中落后的一面。和文革期间流行的“高大全”的表现模式相比较，乡土美术具有“小苦旧”的特点。小是指题材小，人物地位小，是普通的农民；苦，是指他们的生活状况苦；旧，是指环境和面貌旧。与伤痕美术中抽象的个人相比，乡土美术的独到之处在于其再现了一个真实的生活空间，“父亲”那暴跳的青筋、刀刻般的皱纹、从细小的毛孔里渗出的汗珠，以及干裂焦灼的嘴唇；藏民那朴实的衣饰、慵淡的眼神、随意排放的器皿和平实的构图已经将美术中的人文关怀和生活结合在了一起。罗中立 父亲局部《父亲》一画是在美国画家克洛斯巨型肖像画的启发下，采用照相写实主义手法画中国的一位普通的，贫困的，苦涩的老百姓，人物的形象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老年农民形象，老人枯黑，干瘦的脸上布满了象沟壑，又如车辙似的皱纹，深陷的眼睛露出了凄楚、迷茫又带着恳切的目光，象是在缅怀过去，又象是在期待未来，让我们感受到那牛羊般的善良目光的“通视”。干裂、焦灼的嘴唇似乎已被封干许久，仅剩一颗门牙的嘴里不知饱尝过多少的酸、甜、苦、辣，犹如耙犁一般的破伤的大手捧着一个破了又被重新锔起的粗瓷碗在喝水，细小毛孔里渗出的汗珠不知已滑落多少，稀疏口胡须，还有那象征着悲剧色彩的苦命痣，都无不打上了他艰苦劳动，生活悲惨的烙印，站在这幅巨大的肖像画面前，使人们感到了他身上特有的烟叶味，感到他的肌肤在抖动，他的血液在奔流，叫人们思考，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激起广大观众的共鸣面对《父亲》，使我们感到这是一个饱经沧桑，却又永远对生活充满希望、期待，有着乐观精神和坚韧的奋斗力的普通老农民，在他身上汇集着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的百折不屈的创造力，这种强烈的视觉效果在观众的心中产生的是一股平凡而又伟大的情感，是憾人心魄的，正是罗中立毫不遮掩的把农民的“丑”真实的表现出来，才使得“父亲”的形象更加真实可信、有血有肉。罗中立 父亲局部《父亲》不论是在题材内容上，还是在形式语言上，都有革新的意义，定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政治气候下的产物，尤其是在80年代初期，社会处于变革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主体意识开始觉醒，艺术的表现意识深化，这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客观的环境。反映在艺术创作上，艺术家开始对周围身边的琐事及普通人民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改变了以革命领袖为主要描绘对象的创作方法，《父亲》就是在这样一个良好的氛围下应运而生的，构图饱满，色彩深沉富有内涵，容貌描绘得极为细腻、感情复杂、含蓄、主体形象没有被细节的刻画所影响，反而更加突出，这不仅是形式的创新，而且是主题思想的突破，显示出了画者的魄力与勇气，《父亲》开辟了刻画普通农民的复杂性格和表现内心思想的新领域，给80年代的艺术界以巨大的震动，使人们开始思考过去、当下、未来，有人说《父亲》的形象不是某一个农民的父亲，而是中国经历十年浩劫的八亿农民的父亲，也是当代中国农民的形象，这个形象所体现的力量，是支撑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从过去走向未来的伟大力量，这个形象有很大的概括性，又有巨大的包容性，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父亲》一画也反映了他构思中矛盾，他想要歌颂，赞美中国劳动人民的美德，却又对农民身上附着的封建意识感到可悲，所以画面上的农民脸上又笼罩着一丝愁云，所以说《父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特征，它不仅具有美学价值，还具有社会学价值的伦理学价值。《父亲》更象一座纪念碑，屹立在那个年代的人们的心中。罗中立 父亲局部看到这幅油画，让每位读者的印像中充满了这位纯朴的农人，不禁让我感怀，这也许是作者对父亲及终年耕作土地的默默感恩。鲜明的影象总是能一下射入脑海，于是撞击到心灵的某个部位，久久不能释怀。第一次看到罗中立的油画作品《父亲》，中国农民的形象就开始在我心中定位。面朝着的黄土，背朝着的天，混着泥土的汗水，深邃不见的眼，这就是作者要表达的农民一生的缩影。自油画作品《父亲》出世至今，对它的好评从未间断，人们对画中的各部分索取得淋漓尽致，让农民的儿女能涌出泪来，让人们浮躁的内心肃然起敬，这是属于农民个人的魅力，更是这幅油画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无形的力量，是“不问收种，只问耕耘”的特殊情感，是这一生贡献给土地的有力证明！

显然，我们能从画和题目中知道画中人的两个身份：农民和父亲。他是一位农民父亲。父亲为了儿女的奔波是一种无私的奉献，农民父亲为了儿女的耕作是一种血泪的劳苦。我注视画中的这位农民父亲，日光强烈照射下的脸都能反射出光来，我愈发觉得这张脸像一张明镜，照映着我们的心，明镜中仍有深深的裂痕，那是春下秋冬的风雨无阻，那是冷暖不知的岁月旅途。是的，这是父亲，农民父亲！指甲里还存有脚下的泥土，眉梢上还挂有灰色的汗珠，碗中有水已经发黄却泛起金光，笑得不知所措甚至有些麻木，就这样，感动得我们一塌糊涂。罗中立 父亲局部这样一幅优秀的油画作品，将作者的才华无疑地展示出来，在中国的油画史上默默筑起一座里程碑。作者抛给我们一张父亲的脸，写实的手法与细腻的刻画竟然让读者看懂了神与神的相通。丰子恺说：“艺术鉴赏时最先由感觉，其次动感情”。我觉得，还有最后出感悟。这幅伟大的作品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已经不仅仅是父亲的形象，不仅仅是农民父亲，而是这片土地的儿子，祖辈曾经洒满血汗的这片土地，是否会有后来人依然继承这样的“父亲”，随着时代浪潮的涌入，是否还有人安心于去做这样的“父亲”，我想，这是我们当今应该引起的对二十年前这幅《父亲》的思考。作者深谙农民的困苦，懂得农民的欢乐，更理解农民的需求。《父亲》能够激起我们对于人民由衷的热爱、赞美和强烈的责任感，激起我们发自内心的感情波澜，而不只是一声悲天悯人的长叹。艺术融铸入人们的思想感情之中，深刻地表现出中国农民的力量和希望。命运给予他为土地的兴衰而抗争的责任，命运同时也给予他为家庭的成败而打拼的勤奋，命运给予父亲善良的心，纯朴的情，与世无争的信念，在阳光下晒得那么自然黝黑的皮肤。即使这一生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也从未有一声嗟怨，只要看到那秋日阳光下大片大片的金黄，微笑就一年一度地涌上心田。罗中立 父亲局部作者这样鲜明的艺术语言堪称惊世之笔，心底波澜暗涌，聆听内心的震撼，是作者笔下“父亲”的呼应，不用更多的语言便能随时嗅到浓重的乡土味道。罗丹说：“像在艺术领域的其它部门一样，诚挚是唯一的法则”。诚挚的作者创造了诚挚的父亲，赋予作品强大的生命力，不禁让人感叹艺术价值可以如此之高，如此之深刻。当我们凝视一个阳光下的慈父时，它的意义已不仅限于农民的力量所在，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它已经涉及了人类灵魂的象征。也许《父亲》那破了又锔起来的粗瓷碗，早已放进历史博物馆，今天面对《父亲》，我们仍能领受一种逼人的烧灼感。那张被疲劳所摧残，被太阳所炎晒而布满皱纹的脸，将是我们无法忘却的脸，他是你我精神上共同的父亲，也是中华民族沧桑历史的见证。《父亲》点燃我们心中沉积已久的热情，无论是作者的创造，还是读者欣赏，都是赋予艺术的伟大使命。画家简介罗中立，1948年出生，重庆市璧山县人，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艺术家，教育家，四川美术学院原院长。1984年晋升为副教授，同年赴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研修，1986年3月返校。1993年晋升为教授。现任中国当代艺术院院长，全国人大代表，享受国家政府津贴的专家，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油画协会副主席，重庆市美术家协会主席、重庆市文联主席。1997年被评为文化部百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1998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第三篇：名作欣赏罗中立《父亲》背后的故事

名作欣赏:罗中立《父亲》背后的故事

昨天和前天,中央电视台连续两天播出《一路走来的父亲》，揭秘四川美术学院院长罗中立创作《父亲》的故事——二十年前一幅名为《父亲》的油画感动了整个中国，今天再看这幅画的背后，原来还经历许多不为人知的坎坷——与其说罗中立创作了《父亲》，还不如说是那个年代选择了父亲。

含辛茹苦的父亲一路走来，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见证了中华民族沧桑的历史，他养育了罗中立，养育了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今天，当我们再次面对曾经打动过无数人的《父亲》时，仍能领略一种逼人的烧灼感。“农民是这个国家最大的主体，他们的命运实际上是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罗中立说。《父亲》原型是大巴山一老农民罗中立出生于重庆市一个工人家庭，他承袭了父亲在美术方面的爱好。1964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四川美术学院附中。在附中二年级时，他来到离家200多公里远的四川达县。罗中立说：“我们学校那个时候因为整个教学的方针就是为政治服务，为要生活，深入火热的工农兵群众当中去教学，学校在大巴山新村小学。”他至今还清楚的记得，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夜晚，热情的村民里三层、外三层，将罗中立等来自大城市的学生们围在新村小学的空场里，村长喊着学生的名字，喊到一个就被一户村民领走。

罗中立那天被一个叫邓开选的老人领到了他家的土屋里，罗中立觉得那天的蛙鸣特别响，星星特别亮。后来和邓大爷一家的关系也处得非常好。那时没有电视等任何消遣方式，一到天黑，罗中立的课上完了，会也开完了，回去就是上床睡觉，睡前就跟老头聊天，老头一边聊他的一些过去，一边抽烟。那个老头习惯抽长的旱烟，罗中立坐在这头给他点烟，“他在那头吸烟，那个烟味让我到现在都闻不了烟味。我一直不吸烟，但是那个时候都非常喜欢，都闻惯了。”罗中立说。在一个十分陌生的环境里，罗中立很快与自己的房东大爷搞好了关系，夜里就和老人睡在一个床上，邓开选老人也就是后来油画《父亲》的创作原型。再到大巴山离《父亲》越来越近擅长用毛笔画连环画的罗中立确实有着同学羡慕的技术。1968年于四川美术学院附中毕业后，罗中立又选择去达县，在达州钢铁厂当了一名钳工，后成为厂里专门画批判专栏的宣传干事，画过不少连环画，还为厂子里的宣传栏画过主席像。罗中立说：“那是一些很大的墙面的主席像，《毛主席去安源》啊，还有一些大的头像。”1977年9月，国家恢复高考。罗中立报考了四川美术学院。罗中立说：“我是一心想着考国画的心思过来的，但那一年刚好不考国画，没有国画招生，只有油画、版画、雕塑，我想以前画那个粉画，跟油画差不多，我就选了油画，反正四年下来，我还是干我的国画。”他只能躲在宿舍里画连环画，四年下来画了300多幅。难道罗中立真的就要在连环画中找到成就感吗，他离自己第一幅《父亲》有多远？这时，又一个机会出现了。

到了二年级的时候，学校开始研究生考试，罗中立就报考了国画研究生。专业考试排名第一，但他却没有考上，原因是他的古典文学不及格。国画系教授还说，幸好罗中立的古典文学不及格，不然就不会有后来的《父亲》了。没有考取研究生的罗中立只好回来继续画油画。这时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的消息传来，罗中立决定为自己的油画生涯作最后一搏，他又一次到大巴山寻找创作灵感，这时的他离《父亲》这件作品又近了。三到大巴山终于画出《我的父亲》在四川美术学院第二年，快到农历大年三十时，罗中立在路边公共厕所看到一个收粪的农民，这个场面触动了罗中立。“看到他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而且外面的天气阴雨绵绵，非常湿、非常冷，当时我看他还是很麻木的，完全不知道已经是大年三十这样一个感觉，所以当时一下子很震动，然后回去马上画了很多关于收粪农民这样一个场面。”他认为是又脏又臭的农民支撑着国家，农民才是支撑国家和民族的真正脊梁。

当时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的通知下来了。罗中立准备用《收粪的老人》创作一幅作品，他对朋友说要画一张大的大头像，原话是“像毛主席像一样大的画”。说完后就大跳，又跳又舞很兴奋。正式创作以前，罗中立又回了一次大巴山，他把邓开选老人所有的照片能找的都找了出来，能画的都画了出来，然后把这些综合出来构成一个老年农民的形象。期间差不多半年时间里，一稿一稿地变化着。等他从大巴山回到学校，画的题目也从《收粪的农民》变成了《我的父亲》。1980年夏天的四川美院，同学们都在为即将召开的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作准备，学院也非常支持，改变了以前过点熄灯的做法，宿舍的灯整夜不熄。加支圆珠笔表明是新社会的父亲当时有人看了《我的父亲》说，你这个是旧社会新社会，你这么搞也看不出来。于是提议加一支圆珠笔，这个圆珠笔放在耳朵上头。只有解放以后才有圆珠笔，旧社会解放前是没有圆珠笔。罗中立说：“加一个圆珠笔的话，就表示他是一个新社会有文化的一个农民，就不像现在苦巴巴看到一个旧社会的老头。我很快把这个圆珠笔画上去。

为了缩小这个圆珠笔视觉上的强度，所以我把透视画得特别大，基本上是正面透视的一支用竹杆套的那种带圆芯的笔，那个时代很常用的一个圆珠笔的形象。”罗中立加上的这支圆珠笔如果不仔细看的话几乎不容易发现，可是就是这小小的一笔改动就决定了父亲这一具有历史性的作品和罗中立的未来命运。农民形象的草图几经变化变成了一幅巨形图像，这件作品在最后时间终于通过了当时的四川省美协的审查，同意参加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取掉两个字引发对《父亲》的争论作品送到了北京，罗中立的心提到了更高。“各方面的一些压力，一些估计，对它都觉得挺悬。”罗中立说。1980年12月，参展作品全部到达北京中国美术馆。《我的父亲》一亮相就吸引了所有评委的目光。

这是中国油画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幅巨幅头像。看着眼前满是皱纹苍老的面孔，几乎所有的评委都被深深的的打动了。据说，这一天评委们在画像前站了很久，细细品味着画像的每一个细节。就在这时，评委吴冠中认为，作品表现的人物完全是我们上一代的父亲形象的一个概括，用“我的”太小了，应该把“我的”拿掉，就留“父亲”，就代表父亲那一代。尽管吴冠中的建议只是去掉了两个字，但这恰恰引发了新的争论，新中国成立以后，劳动者被定义为国家的主人，在几乎所有文艺作品中，他们都被描绘成积极、乐观、高大的正面形象，脸上更是洋溢着当家做主人的幸福微笑，像《父亲》这样一个忍辱负重甚至是苦命的形象，能代表新中国的农民吗？观众来投票《父亲》一举夺金奖1980年12月20日，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终于在中国美术馆拉开了序幕，参展作品543件。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罗中立的《父亲》再次成为观众瞩目的对象。由于评委们一开始就对参展作品存在不同的意见，所以如何给出每一件作品的公正评价也就成了难题。最后评委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把评判权交给观众，让他们来给作品打分投票。如此重要的全国性展览让观众来打分还是第一次，观众们会选择哪一幅画呢？当青年美展在北京广受关注的时候，罗中立正在达县陪伴着即将临产的妻子。

一天早晨，广播里突然传来了令他难以置信的消息：罗中立的《父亲》获得当时标志中国美术界的最高荣誉——金奖。热情的观众给他的作品投了800多票，比第二名作品高出了700多票。一时间，关于《父亲》的美誉之词不胫而走。但是，更让他惊讶的还在后面，获奖之后，一场围绕《父亲》的更大争论正在悄悄酝酿，而且批评的矛头竟然又一次不可思议的指向了父亲耳朵上的圆珠笔。很多人认为圆珠笔多余，也有的认为这支圆珠笔加得好。1981年的6月，关于圆珠笔的争议仍然没有结论。

这一年，罗中立作为参加青年美展的优秀艺术家受邀赴北京参加艺术研讨会。这是罗中立第一次以艺术家的身份有机会向专家和老师们解释自己的创作思路。在研讨会上，罗中立终于获得了专家们的一致认可。(根据中央电视台10月16日和17日播出节目《一路走来的父亲》整理，有删节)

第四篇：宪法审查的中立立场

宪法审查的中立立场

2010-2-9 13:51 【大 中 小】【我要纠错】 读桑斯坦《偏颇的宪法》

【摘要】在桑斯坦教授看来，美国宪法审查制度正偏颇地运行着：一者，保守地将现状看成中立、公正的基线，任何对现状的背离都被看作是派系私见；二者，企图令宪法意义的确证只能求诸于最高法院的决定。这背离了法院乃审议民主之精致系统中的参与者角色。在审议民主这一目标下，法院应奉行以宁窄勿宽、宁浅勿深之判决为常态的司法极简主义，运用忠实于文本、结构和历史的三层结构的解释方法，实现宪法审查的中立立场。

【关键词】违宪审查；审议民主；司法极简主义

【正文】

根据桑斯坦教授的主张，美国宪法是偏颇的。或许更准确但冗长的表达是：美国宪法的运行状况所体现的宪政框架是偏颇的。如《偏颇的宪法》一书的扉页所写，这种偏颇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在第一层意思上，“它是有偏见的。当下的宪法把现状看成是中立的、公正的，任何对现状的背离都被看作是派系私见。”[1]另一层意义的偏颇是，“只能求诸于最高法院的决定才能确证宪法的意义”，这种判决十之八九是宪法审查权的运营。两者既是宪法之偏颇的体现，也是导致偏颇的原因；前者之偏颇是本源性的，后者或隐或现地体现并进一步巩固着偏颇的现状，两者相互交织，成为桑斯坦教授批驳的靶子，依仗宪法审查权所形成法院中心论（court-centeredness）难免成为靶子上的一环。

一、宪法审查的目标设定——实现审议民主

在桑斯坦教授那里有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制宪者最重要的目标在于审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创设。”[2]于是，此制宪目标必然与宪法的中立（neutrality）允诺相挂钩，这一许诺要求法官在宪法审查权的行使中秉行中立立场。“这样的中立观涵盖了一个重要的真理：法官的确有忠诚于已制定的法律文件的义务。”根据这一义务，可以得出以下标准：“任何通达的解释体系都必须试图既限制解释者的裁量权，又要抑制法官在民主过程之上的权力。”[3]

基于前述认识观望美国的宪法审查权的行使状况，桑斯坦教授认为，“法院中心论构成了美国宪法思潮中的持续问题”；其弊端在于：“这实际上弱化了其他官员和普通公民的责任感，分散了对司法外其他策略的注意力。”因为，“宪法所指向的应当不仅仅是法官，而是所有人。”[4] 毕竟“一般而言，宪法对于国会、总统、政府以及公民的意义，要比最高法院对其所作的狭义界定和建构更重要。” [5]

对“法院中心论”的质疑，司法审查在美国宪政框架中的基石地位并未动摇。[6]但司法审查的应然目的应恢复到这样的轨道上来：“创制进一步的制衡”，“保护人民经慎思考量后的判断，免于在颁布法律实施间，受到因作为人民代理人的官员的不当或短视考量而带来的侵害。[7]一言以蔽之，忠实于审议民主的立宪目标。

为实现此立宪目的，桑斯坦教授关于宪法审查的理论不拘泥于任何的审查标准。根据桑斯坦教授的进路，笔者认为，以合理审查为代表的“温和的审查形式”是他更愿意赞赏的，理由是：一方面，“法院缺少审查其他政府分支的事实认定决定的能力”[8]；另一方面，尤其“当民主在处于伦理上或政治上的不确定状态时，法院不可以阐发最好的或最终的答案。”[9] 但在禁止赤裸裸偏好的“弱版本”情形下，出于捍卫审议民主所需，桑斯坦教授提出了两个较严格的机制：[10]

（1）“严格审查标准”（heightened scrutiny）。当受司法审查的措施很可能是明显的偏好时，会引发对严格审查标准的关切。在此，我们看到，为了捍卫审议民主的利益，司法去积极的介入对政治的管束之中。“但严格审查标准并非可以泛化使用，它包含两个最主要的要素是：一方面，”要求政府能够说明其主张的正当理由和立法者所选择的相应促进手段间的紧密关联。“另一方面，寻找更少限制的手段。[11]

（2）“不容许目的理论”。第二个机制是一个“更严格的禁止赤裸裸偏好的版本，其理论构成意在去辨别政府行为的基础是合法还是非法。”根据此理论，法院可以渉入各式各样的关于政府可以作什么的观念。

在桑斯坦教授看来，司法审查的重要性来自于其作为捍卫审议民主的一个环节的角色。出于此保障功能，宪法审查的价值取向应以司法极简主义为常态，但并不排斥在审议民主的召唤下积极介入的可能。

二、宪法审查的价值取向——司法极简主义

法院“作为审议民主的精致系统中的一员”，在运作宪法审查权这一杀手锏时，应恪守的价值立场是：司法极简主义（judicial minimalism）。

在桑斯坦教授所勾勒的审议民主框架中，强政府或曰行政国家是备受推崇的；司法机关在其中的地位，较之其在通说“同位（Co-ordinate）制衡理论”[12]中的地位，是有差距的。书中关于1937年革命以及新政的褒赞不惜浓墨重彩，桑斯坦教授将新政时期对宪政体系的重构列位理解美国审议民主观念的最显著源流之一。[13]

形成对比的是，对洛克纳时期的批判可谓鞭辟入里、别具角度。桑斯坦教授选取了该时期的三个典型性案例立靶：Plessy v.Ferguson；[14] Lochner v.New York；[15] Muller v.Oregon.[16] 三案例的共同问题在于：政府限制资源选择的角色，缺乏正当化根据；将事实上由法律创设的制度，视为自然和前政治的。在洛克纳案中，是使用现状作为判定党派私见和中立与否，或者判定政府作为与不作为的基线。[17] 不同于传统见解将洛克纳时代的错误归结于“法院愿意去干预民主”；[18]在桑斯坦教授看来，洛克纳案不仅在于错误的将现状定为中立的基线；更在于该案被普遍化，被遴选为宪法分析的基线，其实这只是“一个由政府创立的根本谈不上中立的，而且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是不公正的体制。”[19] 也因此，洛克纳时期常与“臭名昭著”（notorious）这个形容词相联系。

为将这种批判进行到底，桑斯坦教授甚至将矛头指向了崇高的普通法和曾经奉为圭臬的自由放任观念。借罗斯福之口指出：“我们应该抓住这样的是，经济法律并非自然制造的，而是由人类制造的。”[20] 并将新政定性为将普通法去自然化（denaturalization）。[21] 桑

斯坦教授进一步直言不讳道：“自由放任观念流脉的荒诞不经”，自由放任体系“确实是不存在的，实际上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22]之所以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却并不被认为是信口雌黄，其中奥妙乃是桑斯坦教授道出了偏颇的现状被奉为中立的基线的根源：无论普通法还是自由放任观念，都是一头与现状划等号，对现状的放任；另一头与中立划等号，被认为是中立姿态的表现，通过此中介，现状与中立之间的间接等式成立了。

由此，新政、特别是1937年的法律革命，“首先应被理解为是对这些中立和行为观念的否定”，从而“强化了原初对审议民主的宪政承诺”。在从这个意义上，它“所代表的是一场真正的法律文化的革新”；而不应将它“单单视为是'司法节制'的背书，更不能将它视为对特定新政项目的接受。”[23]

与此相对应，司法审查机制的启动和运行应奉行极简主义的价值立场，这是由原初审议民主约定所决定的。具体缘由大致如下：

（1）权力正当性问题。不同于国会之拥有其成员之直接的民主正当性，行政权由于可溯至其政府组成之民主正当性而得有间接之“人的民主正当性”，司法权之正当性的特殊之处在于：不具备任何“人的民主正当性”，其民主正当性仅源于宪法，并由其所执行之法律予以补充，其所特殊具有之独立性可以作为民主正当性以外之补充的正当性基础。[24] 桑斯坦教授明确得区别到：司法决定与其说是脱离民主（democracy-foreclosing）或源自民主（democracy-authorizing），毋宁是增援民主的（democracy-promoting），因而，这样的决定要求充分论证和说明理由的义务。[25]

（2）法官的局限性。当法官缺乏相关信息，司法答案可能是错误的，或者即使正确却无法实现预期目的，对于获得多数共识的纯粹实践问题，司法极简主义是一种合理的甚至是必需的回应。[26]“当民主处于伦理上或政治上的不确定状态时，法院不可以阐发最好的或最终的答案。因为，司法答案可能是错误的；或者即使正确却无法实现。”[27]

（3）维系未来的可塑性（flexibility for the future），这一优点尤其体现在现状与价值观出于流变状态时。司法极简主义拒绝凝固于现存的理想与观念；而是忠实于这样一种理想：给未来的审议和选择留下空间。不能确信自己是否正确的法官们，就像在未知海域上的水手，可以迈出的步伐应当是谨小的、可修正的，以容纳不可预期的变化。极简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有助于增援民主之目标，它不仅仅是将问题留待后决，同时也通过民主的商谈过程，使得各种意见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统一。[28]

（4）美国法的承诺。一个极简主义法院应当承载着具有宽泛核心内容的实体理念，这些理念源自宪法对政治平等和审议民主所做的承诺。[29]

（5）美国的历史经验。法院从未打算成为美国政府中关乎原则问题的唯一机构，在历史上它也从未成为这样的唯一机构。相反，在美国历史上，对原则的慎思明辨，更多的是来自国会和总统。[30]

由此看来，司法极简主义的本旨在于：一次只考虑一个案件的个别情况，偏好让重要议题留待后决（leave things undecided），推崇“程序上宁窄勿宽、宁浅勿深”[31]的基准；避免

形成概括的普遍规则，保持未来的可塑性，只要写出足以正当化裁判结果的理由即可。这是兑现审议民主的需要。

回到本部分开始的概念辨析，司法极简主义所对应的是司法极泛主义，这对范畴并与司法消极主义－司法积极主义的划分是不同的。极简主义只是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明智地选择消极主义，它并不否认宽泛的司法规制可能产生良好的效果：（1）如果法院在一些法律领域对相关理论基础有充满自信的理由，它就有深度判决的权利；（2）如果确实需要确立可预测性和设计全面规制方案的充分理由，宽泛判决就是完全合适甚至是必需的。[32]当然，司法消极主义是极简主义的常态。

从审议民主的承诺出发，法院将在两类案件中扮演积极进取的角色。第一类是同民主过程休戚相关，在减损后不太可能获得政治救济的权利。例如：（1）针对政府对选举权或者言论自由权利的干预，提供积极的司法保护；（2）对于教育机会上的大致平等而言，司法至少也要扮演一个补充的角色；（3）因为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是保障免受国家干预，乃至保证公民身份的前提条件，在当前的条件下，似乎不太可能将民主作为积极保护财产权的正当化根据。第二类涉及到的群体或利益可能不会有在立法过程中接受公平听证的权利。总之，像伊利（John Hart Ely）教授所推测的那样，法院在政治竞争中扮演着“反垄断”的角色。审议的热望要求法院不仅仅是去设计一个公平的交易规则；一个审慎的司法角色，并非是在竞争遭拒斥时，而是在审议受损害时发挥恰如其分的作用。[33]总之，司法机关的行事方式应是促进（catalytic）而非阻碍（preclusive）民主过程，这也符合法院乃审议民主的精致系统中的参与者的事实。[34]

三、宪法审查的方法－引入外在于宪法的原则

对于宪法解释的方法，桑斯坦教授认为，无可避免的要求我们去使用外在于宪法的原则，这并非就意味着处于混沌无序或无底深潭之中，或者说法律只是政治而已；相反它只是意味着必须要对这些外生的原则予以确证和卫护。其实，宪法中不存在所谓的脱离解释原则的解释一说。[35]由此，引入“外在于宪法的原则”的方法，在桑斯坦教授的观点中是顺理成章的。

基于此方法，桑斯坦教授驳斥了法律威权主义、形式主义（formalism）、因袭主义（conventionalist）的进路，尤其详细反驳了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法官在《美国的诱惑：法律的政治诱惑》一书所论述的原旨主义（Originalism）与伊利教授的民主增援（democracy-reinforcing）进路。对于前者，桑斯坦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原旨主义者在“一方面中立地与政治无涉地对制宪者原初理解的援引，同另一方面法官主观的负载着价值的（value-laden）对自身偏好的运用之间，作出鲜明的分别。”[36] 其危害显而易见：“向狭义界定的”原初理解“的回归，将导致许多宪法上的卫护被克减。”[37] 桑斯坦教授将原旨主义纳为司法极泛主义的一种形式，并强调：“狭义界定的原旨主义应当放弃，因为它无益于发扬民主，它是披着司法傲慢之外衣的司法谦抑。”[38]

关于伊利主张的司法审查应是去努力强化而非取代民主过程的脱离实体论述之解释论，桑斯坦教授将之定格为“一个程序性的，作为民主增援（democracy-reinforcing）的进路”；它建立于作为民主增援的文本之上，与“价值导向的进路有着显著的不同”。然而，“无论是怎样的司法审查进路，都必须要以实体理由为基础展开。不会说因为依赖了这些理由，主张就

站不住脚。”但伊利教授并未对此给出必要的论述。[39]究其分歧点，在于民主概念的不同导致了司法审查之相位的不同：虽然双方都认同民主和多数统治（majority rule）不是同一回事：在伊利那里，民主是传统意义上的选举民主，司法审查是外在于民主而对之进行补强，而在桑斯坦教授那里，审议民主贯穿始终，司法审查是内在其中的一环，无法脱离实体价值的思考。相较而言，桑斯坦教授所采信的解释论是价值导向的、实质主义的进路。

在此进路下，桑斯坦教授提出一般化的主张——忠实于文本、结构和历史的三层结构，以替代单纯忠实于文本的方案。诚然，“任何漠视了宪法文本的解释体系，都不会得到支持”；但应当注意到“文本是开放的，不能提供完全的导引。有时文本的意义不能仅仅依赖于语义的或普遍适用的解释原则，还有赖于那些明显要求诸于实体论证的原则。”这样的原则，无法仅在宪法自身的帮助下建立起来，宪法结构为此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帮助。当面对竞争性的、甚至根本不存在的推理时，结构也留下了“显而易见的罅隙”。历史对此的关注，“似乎是合理的。桑斯坦教授三层解释论十分强调历史因素的重要性：”历史继续充实着文本的意义“，”所有主张都恰恰因为得到了历史的支持而巩固“。对于限制法院角色的途径，也寄托于”一个要让法官试图依赖于历史的体系。“

从上述梳理中，这位自由共和主义学者的现实主义情怀已历历在目。面对偏颇的现状，桑斯坦教授痛揭以之为中立基准的弊端，甚至以此为例试图挑战公权力不渉入私领域的自由主义信条，期待宪法审查权以极简主义的中立姿态践行其在审议民主框架中的角色，并放弃拘泥于宪法之内的原则。这一学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它是否能撼动了以围绕成文宪法和审查基准展开的宪法解释学所占据的美国宪法通说地位，只能留待较长的时间去印证。就当下状况而言，在审议民主的平台上，为宪法解释引入宪法外的原则，提供一个程序性的、可操作化的方案，是一个可期待的关注点。

【注释】

[1] 桑斯坦教授指出，当现状既非中立也非公正时，这样的推理就会导致不公正。而全书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现状是赤裸裸偏好的体现。[美]凯斯·桑斯坦著：《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36.[2] 桑斯坦：《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页1.这是把握桑斯坦教授的理论的核心要件，他一再强调：美国的宪政系统并非是简单的多数决民主，也不是各种私人偏好的集合，而是审议民主。See Cass R.Sunstein，One Case at a TimeJudicial Minimalism on the Supreme Court，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63.[10] 桑斯坦：《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35－36.[11] 桑斯坦：《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35.[12] 也有学者称之为三权在宪法下平等并存，见[日]芦部信喜：《宪法（第三版）》，高桥和之增订，林来梵、凌维慈、龙绚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页。

[13] 桑斯坦：《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157.[14] 普莱西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可了“隔离但平等”的理论。详见桑斯坦：《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47－50、页。不同观点可见莫顿·J·霍维茨著：《沃伦法院对正义的追求》，信春鹰、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23－38.[15] 详见桑斯坦：《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50以下。

[16] 详见桑斯坦：《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72以下。

[17] 桑斯坦：《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77.[18] 桑斯坦：《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76.[19] 桑斯坦：《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65.[20] 桑斯坦：《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67.[21] 桑斯坦：《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65－66.[22] 桑斯坦：《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67、68.[23] 桑斯坦：《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47、77.[24] 张桐锐：“从'判断余地'理论谈司法审查的界限”，载《宪政时代》第二十卷第三期。

[25] See Cass R.Sunstein，One Case at a TimeJudicial Minimalism on the Supreme Court，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59.[27] See Cass R.Sunstein，One Case at a TimeJudicial Minimalism on the Supreme Court，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59.[29] See Cass R.Sunstein，One Case at a TimeJudicial Minimalism on the Supreme Court，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63

[33] 桑斯坦：《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168－170.[34] See Cass R.Sunstein，One Case at a TimeJudicial Minimalism on the Supreme Court，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61.[39] 桑斯坦：《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121－122.（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郑磊）

北大法律信息网

第五篇：在逆境中立志成才

在逆境中立志成才

----北京大学走来贫穷的“林氏三兄弟”

在北京大学，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林氏三兄弟”。他们是亲兄弟，老大林国基，在国际政治系读博士，老二林国华，北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后考入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读博士；老三林国荣，在北大经济系读研究生，由于成绩特别优秀，已被清华大学邀请读博士。兄弟三个全在北京大学读书，而且成绩斐然。据说，这在北大建校100年来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正拟写进北大校史。三兄弟来自河南省鲁山县熊背乡一个偏僻的小村----熊背村，他们的父母都是农民。熊背村离鲁山县城还有30多公里，得翻几座山，那个落后的小山村里最近才通上电。在那样的环境下，三兄弟的父母是怎样把他们培养成材的呢？1999年11月26日，记者来到鲁山县，费尽周折找到了三兄弟的父母林修德和黄兆安，他们动情地讲述了培养三个孩子的艰难协历程和三兄弟那贫贱不移的求学路…… 三兄弟在这个贫寒之家温暖地长大。1938年，林修德出生在河南省鲁山县熊背乡熊背村。1960年高考时，他成绩突出，但却因历史问题而落榜。他一气之下离开了家乡，一个人来到大西北柴达木盆地的柏树山煤矿当了一名矿工。在那里，他认识了农村姑娘黄兆安。同是天涯沦落人，林修德和黄兆安一见钟情。1969年，他们结了婚，一年后，大儿子林国基出生了，这无颖给这对患难夫妻增添了无穷的欢乐。谁知好景不长，在儿子刚刚一岁时，“文革”清理阶级队伍风也刮到了大西北的那个小煤矿，这对背井离乡的苦命人被无端怀疑为内地去边疆的特务而被清理回家。1971年，林修德带着妻儿回到了熊背村务农。1974年、1977年，二儿子林国华和三儿子林国荣又相继在熊背村出生。林修德是一个进取心很强的人，他觉得自己没有读成大学，一辈子都是个遗憾。所以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林修德就下定决心让三个孩子读书。黄兆安在湖南的家乡也念过初中，她深知读书的重要。夫妻俩把自己人生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三个孩子身上，希望他们能好好读书，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他们充满理想地给三个孩子起名为国基、国华、国荣。林修德夫妻俩想尽一切办法培养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在三兄弟还都在学龄前时，夫妻俩白天下地劳动，晚上一闲下来，就拿起他们上学时读过的书或报纸等有字的东西坐下来看。在父母的带支下，兄弟几个也都争着看看父母手的书。后来，孩子们陆陆续续上学后，夫妻俩晚上空闲时仍继续拿起书来看。孩子们看父母都在学习，也就不出去玩，都用心做他们的功课。夫妻节衣缩食，穿得破破烂烂，从牙缝里抠出钱来，为孩子们订一些课外辅导资料，还特意为三个孩子订了一份文学刊物《奔流》，以期用文学的力量影响孩子。这在当时贫穷的小山沟是少有的事，方圆几座大山里的农户中只有林家订了杂志。后来，兄弟三个读到初中时，林修德还特意为孩子们买了一套俄罗斯的文学作品，像《战争与和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地顿河》和高尔基的作品等，还有一本文艺理论书《俄罗斯古典作家论》。林修德想让孩子们在封闭的山沟里也能从书中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拓宽孩子们的视野。几年间，兄弟三个把那几本书不知翻了多少遍，里边的人物，思想对他们的成才影响很大。夫妻俩对孩子们的行动也要求非常严。一次，兄弟三个晚上做完功课有些饿了，找不到吃的东西，就背着父母到别人家的地里扒了红薯回来煮着吃。结果被母亲发现后揍了一顿，并让他们把红薯还给人家。这使他们懂得了一个道理-----劳动的成果只能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获得。在这样的一种家庭氛围中，三个孩子对学习如饥似渴，他们自觉地将一些做人的名言、警句或数理化公式，英语词汇等抄成小纸片贴满了屋内的墙壁，走过来走过去都要看上一眼，背上几句，三兄弟就这样在这个贫穷但却温暖的家中健康地长大。只要冻不死，饿不死就要读书。三兄弟的成长时期正值林家经济拮据，生活更是苦不堪言，他们几乎是靠吃红薯和红薯长大的。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林修德夫妻没有耽误过三个孩子上学。三兄弟中吃苦最多的让父母最揪心的要数老大林国基了。林基小学毕业时，学习成绩是全校最好的，但是因为他是农村孩子，按当时的规定不能报考县重点中学，县重点中学只允许县直机关和兵工厂的子弟报考。林修德怕耽误孩子的学业，于是四处托人让孩子报考县重点中学。后来，校方勉强同意让林国基参加考试，然而，校方没有料到，穿得破破烂烂，瘦小体弱的林国基竟考了个第一名。在学校里，林国基吃得最差，穿得最破，他从不到食堂去买菜，只是买个馒头就着母亲给他腌的红薯叶吃，或是吃红薯充饥。有钱的同学歧视林国基，排队买饭时推他，让他后边站着，甚至晚上不让他宿舍晨睡。冬天的晚上他盖一床小破被子冷得睡不着，就坐在背窝里看书，别人硬是不让他开灯。一次，林国基的鞋子烂得露着脚趾头，一同学趁他时偷偷地把他的鞋扔进了垃圾箱，他光着脚上了两天课，周末又光着脚跑几十里的山路回家。林国基回到家里，双脚已磨得流血，黄兆安难过得流眼泪，小国基却说：“妈，我不怕，只要饿不死，冻不死，我就要读书。” 后来，学生们把林国基欺负得实在是上不起学了，父母也考虑到这样下去会伤害孩子的心灵，影响他的学习。于是，夫妻俩又设法为孩子转了一所学校，林国基才得以读完中学。后来，老二也到了上中学的年龄，林修德夫妇仍坚持让他到县里的中学去读书。为给孩子凑学费，林修德在种地、代课之余还去打零工，将那些零钱一分一毛地存起来。最艰难的日子要数1986年了。那年4月，林修德突然接到一份他在西北工作过的那个煤矿的通知，说他平反了，让他去复工。林修德想带一个孩子去西北，留下两个让妻子照看。黄兆安坚决不同意，她担心西北的教学质量不如内地，影响孩子的进步，她对丈夫说：“你放心走吧，我就是拿棍要钱，也绝不会委屈孩子”。那时，老大老二在县城里读中学，老三在村里读小学。林修德在矿上每月有200元工资，他留下吃饭钱，可以将部分钱寄回家，三个孩子的学费不是太紧张了，但是吃饭穿衣却仍然是个大问题。最让黄兆安感到为难的是三个孩子的穿衣穿鞋问题。那时，根本没钱去买，衣服都是凑合的，常常是老大穿了老二穿，破衣服改改补补再让老三穿。一次，黄兆安用丈夫从矿上寄回的两条破裤子为老二拼改了一条裤子，可两条裤腿颜色不一样，她担心儿子不穿，可懂事的国华却对母亲说：“妈，我不怕别人说只要我学习好就行。” 对孩子做鞋是最难的事，要一针一线地去缝去纳，兄弟仨常常是这双鞋穿烂了，那双鞋还没做出来。那里山里不通电，为了给孩子们做鞋，黄兆安不知在小油灯下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最终，把眼睛熬坏了，右眼眼底出血，肿胀得像个桃子，可是黄兆安连一元钱一支的眼药水都舍不得买。为了孩子，黄兆安几乎是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罪都能受。有一次，老二急需一种辅导材料，到洛阳才能买到。黄兆安晚饭都没有顾上吃，连夜翻了两座山，到公路上扒了一辆运煤的汽车赶到洛阳。她竟在新华书店门口的台阶上一直坐到天亮，为孩子买回了资料。老三林国荣考初中时，因离县城远。怕第二天来不及赶到，黄兆安就头天晚上陪孩子来到县城，因没钱住不起店，娘儿俩就睡在教室的课桌上。夜里蚊子特别多，黄兆安怕孩子睡不好影响第二天考试，使坐在旁边用扇子为他赶蚊子，第二天，林国荣含着泪上了考场，以全县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入了县重点中学。老三考上中学以后，三个孩子都在县城里读书，一个上高中，两个上初中，家里只剩黄兆安一人了。起初，三个孩子每个星期天便结伴儿回家，为了省钱，他们每次都是步行翻山回家。黄兆安担心影响孩子们的学习，就自己翻山越岭地赶到学校给儿子们送干粮。后来三个孩子心疼母亲，不让她现敢，孩子们流着泪说：“妈，你要再跑我们就不上学了”，无奈，黄兆安决定临时搬到县城里来住。黄兆安租的那间房子其实不能算是房子，那是在一户人家的山墙头上临时搭起来放杂物的一个棚子，夏天漏雨，冬天飘雪，但黄兆安毫无怨言。孩子们的目标，全国最高学府。苦难是人生的基石，三兄弟在这么艰苦的岁月中却进步非常快，他们各有各的特点：林国基沉稳、用心，文理科全面发展；林国华灵活、爱动，外语、文科好，经常有文章在全国的一些报刊上发表，并且拿过奖；林国荣有经济头脑，理科学得好，而且学习特别投入，同学们都叫他“拼命三郎”。1987年，老大林国基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这在小小的鲁山县城和熊背村那个小山沟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1991年，林国基北京大学毕业后，原被分在郑州，因他当时考虑出国深造错过了分配机会，后回到鲁山县中学教了一段时间的书，1993年，林国基再次考入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进了硕博连读班，攻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老二林国华也不甘示弱，1990年也以优异成绩考入兰州师范大学外语系，1994年毕业后从学校直接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1997年研究生毕业以后，他又考入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读博士。老三林国荣也于1993年考入西安财经学院，1997年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兄弟三个都把奋斗目标定在了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一下子供养了三个大学生，这让林修德夫妻俩即高兴又为难。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了，三个孩子一个比一个争气，但是三个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却让他们犯了大愁。黄兆安和退了休的林修德四处打零工，他们什么都干，再苦再累他们都不怕，最怕的是每逢开学时孩子们急着去学校报道而借不到钱。为了借钱，他们夫妻也看够了亲戚朋友的白眼。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夫妻俩也希望孩子们大学毕业后早点找个工作，减轻一下家里的负担，但他们还是尊重孩子们的意见。并鼓励他们能上多高就上多高。老二林国华在兰州师范大学毕业后，想当个教师以便早点为父母分点忧。但他看大哥又考入了北大读研，也想再去攻读。在心情矛盾的时候，林国华征求父母的意见，林修德回家对儿子说：“在金钱与知识发生矛盾的时候，你选择知识，剩下来的事儿由我来做”。林国华怀着对父母的感激，日夜发奋，也上了北大，北大研究生毕业后，外交部要他，美国哈佛大学也要他，去外交部当然不错，而且可以立即减轻家庭负担，但更希望美国深造。当林国华犹豫不决时，父亲还是用那一句话鼓励他，林国华如愿以偿，考入了美国哈佛大学，这次，父亲去信用社求人贷了5万元的款，大哥林国基也帮助借了些钱，凑了8万元，总算把难关渡过去了。林国荣毕业时被分在了西安飞机制造厂，当时他们家里仍是债台高筑。他也像二哥当初的心情一样，也不想落后于他们。正当他矛盾，苦恼，犹豫不决时，父亲从鲁山一个电话打到西安，说：“你只管考吧，只要能考上，学费我去想办法”。放下电话，林国荣当时就哭了起来…… 1997年8月的一天，林国荣收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当时真是悲喜交加。终于能和两个哥哥一起到北大校园读书了，但他又害怕父母知道，怕父母又为他的学费发愁。那天，林国荣怀揣着录取通知书从西安回到鲁山县时，已是10晚上点钟，他看见家里灯还亮着，但林国荣不想立即回家。他在外边转了一圈又一圈，犹豫了好久才进了门。他吞吞吐吐地说：“妈，我也考上北大了。”说完，他像做错了什么事似的又低下了头，再也不敢看父母一眼。林修德一把拉过儿子高兴地对他说：“好样的，别的你不用管了，学费我和你妈给你想办法。” 那晚，林修德夫妻俩真是百感交集，看国荣睡了，老两彻夜未眠，林修德对妻子说：“这学咱一家让国荣上，我想去卖几次血，把学费给他凑一凑”，黄兆安事一听急了，说：“你不能去卖血，这个家还得你扛着呢，我去卖血”。夫妻俩争执不下，于是最后商定，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林国荣打几天工挣一点，他俩再想办法去借一点，这样每个可以少抽一些。正丰，林国荣突然从床上爬起来，哭着说：“我不上学也不让你们去卖血呀!”原来，他没有睡着，父母说的话他听得一清二楚。后来，林国荣与老大林国基商量，林国基帮助林国荣到学校申请贷学金，再帮助弟弟找一份翻译资料和教外国留学生汉语的活儿，自己挣钱渡难关。后来，父母又为他借到了一些，总算又渡过了一次难关。父母呀，你们是我们向上的明灯 为了把三个孩子培养成材，林修德夫妇献出了他们的全部心血，而三个孩子都非常懂事，他们不仅以优异的成绩来报答父母，还想尽一切办法减轻父母的负担，为父母分忧。在北大校园里，“林氏三兄弟”是最俭朴的学生，他们从来不和别的同学比吃比穿，课余时间，他们也不出去与别的同学比潇洒，而是在不影响学业的情况下，想办法勤工俭学。他们哥仨卖报纸、擦汽车，当翻译，辅导学生，协助教师改卷子。最令林修德和黄兆安感动的是，1997年兄弟三人竟然借钱为父母买了一套房子。林国基向已工作多年的老同学借了1万多元钱，老二林国华想着自己出国后可以挣钱还账，也向同学借了1万多元。老三林国荣又把自己打工的钱凑上一点，他们把钱拿回家突然对父母说要为他们买房子。林修德和黄兆安激动得泪花滚滚，但转而一想，又坚决不同意，说等他们兄弟几个都有了工作再说房子的事，几个孩子执意要买，他们想为操劳了一辈子的父母尽些孝心。他们终于在鲁山县城有了一个两居室的家，显然依旧是一贫如洗，但毕竟是他们自己的家啊!如今，老大林国基博士毕业后被分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他的一篇博士论文受到国内外同仁的关注，也得到了他的导师、北大李景鹏教授和何怀宏教授以及清华、海南、香港等地多位知名学者教授和高度褒奖。他说这有父母的一份功劳，他打算在条件允许的时候，把父母接到北京去住。老二林国华还要在美国读6年书，他通过打工，学费已经基本自理了。老三林国荣仍在北大读研究生。2000年7月毕业，现在清华大学大学已邀请他去清华读博士，美国芝加哥大学也邀请他去。据他父母讲，林国荣根据自己的专业性质，想去德国深造。林修德和黄兆安又开始为三儿子的学费筹款了。采访结束，记者问林修德，三个儿子都培养成材了，你有何感想？林修德说，作为父母，教育培养孩子付出再多的心血也是应该的，应该让自己的精神和理想在孩子们身上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