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司法的中立超脱与司法官员的“豁免权”
一、故事是这样发生的1999年8月20日《南方都市报》报道：3月15日，南京一家媒体在头版刊登了《“红脸”法官李春海》的专访，南京秦淮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庭庭长李春海在接受记者采访中说：“我认为王海是一个假冒消费者，王海现象的实质是‘知假购假，购假索赔’……”王海认为李春海的言论侵犯了他的名誉权，遂向法院状告李，该案于8月19日上午在建邺区法院开庭审理，上午10时50分，法官当庭宣判，法庭认为被告没有捏造事实，没有使用侮辱性语言驳回王海的诉讼请求。又据10月15日《民主与法制画报》（第9版）载：王海不服一审判决又上诉，此案引发全国50多家媒体的关注；南京市中中院刘法官和另一家区院的郝法官二人对此案明确提出“法官享有豁免权”。该报刊载朱荣康的文章《王海状告法官引出新话题——本案被诉法官是否享有“豁免权”》，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刘法官和郝法官关于“法官享有豁免权”观点的具体内容。中心意思是说：法制的核心在于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必须给予法官相应的职业保障和人身保障，以树立法官的权威，法官随意成为被告，说明了我国法制的不完善；要确保法官能在一种合理限度内拥有某种内在和外在的自由，才能使法官不受任何意志的干涉而公正独立地行使审判权；通过维～官的权威进而维～制的权威，如果法官动不动就因一些琐事而被当事者告上法庭，并被～热炒，法官的权威将无从谈起；李春海法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发表了他对审判过程中的一些法学问题的看法，以此宣传法制在我国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应当属于法庭之外与审判活动有关的合理言行，故李春海法官应当对其言论拥有豁免权。
二、关于司法独立司法权威的制度和理论背景先不讨论法官豁免权的有无，由于这一问题涉及到司法与社会的关系、法官的权利与义务等内容，所以，有必要看看制度与法理是如何对待司法独立与司法权威的。宪法和司法组织法规定：司法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1982年宪法第126、131条，1983年修正的两院组织法有完全相同的规定）；法官法与检察官法规定：法官检察官依法审判案件、履行检察职责，享有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的权利（1995年法官法第8条、检察官法第9条规定）。宪法和法律的前述规定筑就了共和国法制中一个重要制度：司法权力依法独立行使，司法官员依法独立办案，不受法外干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司法独立原则。司法独立是司法权威的制度保证，没有独立的司法，法律的权威将无法落实。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对这一原则的侵蚀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司法的权威，明显的表现就是司法决定（如判决）不能得到及时充分的执行（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就有数十万件判决未能依法执行）。再看看法学专家们的论断。有法学者认为，要做到司法权威，除了实行司法独立原则外，司法系统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道德和物质资源（以便司法能够自治），司法权力还需要分工行使并严格依照程序进行（以便实现司法民主），另外，还需要司法官员与社会保持必要的距离（以便实现司法的尊荣和公众对公正司法的信任）。制度与理论的融合，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司法的独立、权威，与司法判断的内向思维独立进行、司法官员的克已自持超脱中立，是须臾不可分离的。
三、法官是否真的具有豁免权？持“法官拥有豁免权”观点的人士认识到，法官不应当象普通公民那样，随意被牵进一些琐事之中而混同普通公众人物，这与社会对法官尊严的期待存有距离。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法官的尊严与超脱？换言之，法官与社会保持必要的距离，到底是法官的责任，还是公众的义务？如果法官在审判权力行使之外，基于个人意愿主动或者随意介入社会生活，因而形成了实际的社会关系，那么，作为这一关系的另外一方当事人（普通的公民法人）能否向身为法官的对方主张权利？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官能否主张拥有豁免权利而免于履行义务？在中外法制史上，不少国家法制对法官有这样的要求：法官审判案件时，不得与社会接触，不能接受媒体采访，甚至不能看报、不能回家，暂时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所在，有些国家还将这一义务加在参加庭审的陪审团成员身上。这些在我们看来近乎苛刻的规定表明，为了司法的中立、超脱进而为了实现司法公正，法律强制要求司法者必须与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使法官免于陷入社会生活的纠缠，使其能够公正地自由心证、独立司法。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目前在我国，实现司法尊荣还有一定的制约因素。“在一个法治国家，法官本来是最受尊重的职业。人们尊敬法官是因为法官主持正义，代表社会的良心和公正。如果法官违背自己的职业准则，滥用职权，玩弄法律，那么，就会影响人们对法律和法官的尊重。近几年来在一些地方，由于司法～，公民对司法的信任急剧下降，也导致了人们抗拒法律的情绪增长。如一些地方的法院，按法律明明不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为了收取受案费也强行立案。有的法官到处揽案，几乎把自己变成了商人。有的法院不顾事实和法律，作出颠倒黑白或显失公平的判决。”（蔡定剑：《对法官挨打的思考》，《中国青年报》1999年10月13日)。由此看来，为保证司法尊严，法官克已自持、不事张扬并免于琐碎生活的干扰，这应当是法官本人的责任，而非普通公民的义务。如果法官基于一个一般人的身份介入生活（如进行讲学、研究、宣传等不为国家法律和职业纪律所禁止的兼职活动，进行监护、继承等普通公民的民事行为，或者实施与职业道德和法律纪律不符的行为），进而与其他公民形成权利义务关系，则法官本人此时不再是法官，而是与对方平等的主体。既然是平等的主体，那么就不存在义务的豁免，也就是说无论职业身份如何，双方都不拥有豁免权利。李法官就审判过程中的一些法学问题接受媒体采访发表看法，是否为审判所必需因而属于司法工作范畴？或者属于法官法规定的“开展法制宣传”范畴？换言之，李法官的行为是否属于与履行职责无关的个人行为？论者未详细披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应当明确的：可以放弃的行为即不属职责。而司法中对个案的处理，是法官依法进行的职务
第二篇：司法的中立超脱与司法官员的“豁免权”
一、故事是这样发生的1999年8月20日《南方都市报》报道：3月15日，南京一家媒体在头版刊登了《“红脸”法官李春海》的专访，南京秦淮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庭庭长李春海在接受记者采访中说：“我认为王海是一个假冒消费者，王海现象的实质是‘知假购假，购假索赔’……”王海认为李春海的言论侵犯了他的名誉权，遂向法院状告李，该案于8月19日上午在建邺区法院开庭审理，上午10时50分，法官当庭宣判，法庭认为被告没有捏造事实，没有使用侮辱性语言驳回王海的诉讼请求。又据10月15日《民主与法制画报》（第9版）载：王海不服一审判决又上诉，此案引发全国50多家媒体的关注；南京市中中院刘法官和另一家区院的郝法官二人对此案明确提出“法官享有豁免权”。该报刊载朱荣康的文章《王海状告法官引出新话题——本案被诉法官是否享有“豁免权”》，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刘法官和郝法官关于“法官享有豁免权”观点的具体内容。中心意思是说：法制的核心在于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必须给予法官相应的职业保障和人身保障，以树立法官的权威，法官随意成为被告，说明了我国法制的不完善；要确保法官能在一种合理限度内拥有某种内在和外在的自由，才能使法官不受任何意志的干涉而公正独立地行使审判权；通过维护法官的权威进而维护法制的权威，如果法官动不动就因一些琐事而被当事者告上法庭，并被舆论热炒，法官的权威将无从谈起；李春海法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发表了他对审判过程中的一些法学问题的看法，以此宣传法制在我国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应当属于法庭之外与审判活动有关的合理言行，故李春海法官应当对其言论拥有豁免权。
二、关于司法独立司法权威的制度和理论背景先不讨论法官豁免权的有无，由于这一问题涉及到司法与社会的关系、法官的权利与义务等内容，所以，有必要看看制度与法理是如何对待司法独立与司法权威的。宪法和司法组织法规定：司法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1982年宪法第126、131条，1983年修正的两院组织法有完全相同的规定）；法官法与检察官法规定：法官检察官依法审判案件、履行检察职责，享有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的权利（1995年法官法第8条、检察官法第9条规定）。宪法和法律的前述规定筑就了共和国法制中一个重要制度：司法权力依法独立行使，司法官员依法独立办案，不受法外干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司法独立原则。司法独立是司法权威的制度保证，没有独立的司法，法律的权威将无法落实。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对这一原则的侵蚀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司法的权威，明显的表现就是司法决定（如判决）不能得到及时充分的执行（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就有数十万件判决未能依法执行）。再看看法学专家们的论断。有法学者认为，要做到司法权威，除了实行司法独立原则外，司法系统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道德和物质资源（以便司法能够自治），司法权力还需要分工行使并严格依照程序进行（以便实现司法民主），另外，还需要司法官员与社会保持必要的距离（以便实现司法的尊荣和公众对公正司法的信任）。制度与理论的融合，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司法的独立、权威，与司法判断的内向思维独立进行、司法官员的克已自持超脱中立，是须臾不可分离的。
三、法官是否真的具有豁免权？持“法官拥有豁免权”观点的人士认识到，法官不应当象普通公民那样，随意被牵进一些琐事之中而混同普通公众人物，这与社会对法官尊严的期待存有距离。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法官的尊严与超脱？换言之，法官与社会保持必要的距离，到底是法官的责任，还是公众的义务？如果法官在审判权力行使之外，基于个人意愿主动或者随意介入社会生活，因而形成了实际的社会关系，那么，作为这一关系的另外一方当事人（普通的公民法人）能否向身为法官的对方主张权利？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官能否主张拥有豁免权利而免于履行义务？在中外法制史上，不少国家法制对法官有这样的要求：法官审判案件时，不得与社会接触，不能接受媒体采访，甚至不能看报、不能回家，暂时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所在，有些国家还将这一义务加在参加庭审的陪审团成员身上。这些在我们看来近乎苛刻的规定表明，为了司法的中立、超脱进而为了实现司法公正，法律强制要求司法者必须与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使法官免于陷入社会生活的纠缠，使其能够公正地自由心证、独立司法。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目前在我国，实现司法尊荣还有一定的制约因素。“在一个法治国家，法官本来是最受尊重的职业。人们尊敬法官是因为法官主持正义，代表社会的良心和公正。如果法官违背自己的职业准则，滥用职权，玩弄法律，那么，就会影响人们对法律和法官的尊重。近几年来在一些地方，由于司法腐败，公民对司法的信任急剧下降，也导致了人们抗拒法律的情绪增长。如一些地方的法院，按法律明明不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为了收取受案费也强行立案。有的法官到处揽案，几乎把自己变成了商人。有的法院不顾事实和法律，作出颠倒黑白或显失公平的判决。”（蔡定剑：《对法官挨打的思考》，《中国青年报》1999年10月13日)。由此看来，为保证司法尊严，法官克已自持、不事张扬并免于琐碎生活的干扰，这应当是法官本人的责任，而非普通公民的义务。如果法官基于一个一般人的身份介入生活（如进行讲学、研究、宣传等不为国家法律和职业纪律所禁止的兼职活动，进行监护、继承等普通公民的民事行为，或者实施与职业道德和法律纪律不符的行为），进而与其他公民形成权利义务关系，则法官本人此时不再是法官，而是与对方平等的主体。既然是平等的主体，那么就不存在义务的豁免，也就是说无论职业
身份如何，双方都不拥有豁免权利。李法官就审判过程中的一些法学问题接受媒体采访发表看法，是否为审判所必需因而属于司法工作范畴？或者属于法官法规定的“开展法制宣传”范畴？换言之，李法官的行为是否属于与履行职责无关的个人行为？论者未详细披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应当明确的：可以放弃的行为即不属职责。而司法中对个案的处理，是法官依法进行的职务活动，既是法官的权利，也是法官的责任，法官不能放弃职守；法官对法制的宣传活动，并非法官法规定法官必须履行的义务，而是法官法规定应当对法官进行奖励的一个因素，因而法官是否进行法制宣传，除非所在法院指令而为，否则法官个人可自行选择。如果进行这项活动，则应注意尊重法律原意和法定事实。如果法官曲解法律精神或者撇开法定事实（如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或者公开媒体正式报道的事实等），而公开发表针对特定公民的言论，则法官个人应当自负文责（自负文责并不是说法官一定要负法律责任，一些言论也许通过进一步的讨论或者进行某种澄清，即可消除误会或挽回某种始料不及的影响）。
第三篇：司法礼仪与司法权威
司法礼仪与司法权威
树立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权威，建立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中央对司法制度改革提出的总体要求之一，是一项任重道远的长期目标和困难复杂的系统工程。
一、大力培育公众的尚法理念：卢梭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精神。”司法要具有权威，就必须赢得社会的敬仰、公众的尊敬。培育公众的尚法理念，必须发挥教育的启蒙和教化功能。要利用各种形式，对公民开展全方位、多层次、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理念，培养法律意识。要加强司法活动的公开性和参与度，注重司法裁判的说理性和透明度，通过鲜活生动的审判活动和公正恰当的审判案例，加强对诉讼参与人的教育和对社会公众的引导。要健全诉讼程序，完善证据制度，倡导当事人间的诚信诉讼与理性抗争，杜绝一切以不当手段获取不当利益的行为，透过审判程序的公正，促进审判结果的公正，加深公民对司法活动的了解，增进公民对司法裁判的信任。
二、着力提高司法主体的素质：人民的意见，公正的精神，是树立司法权威的基础。司法权威的树立离不开司法公正，而司法公正的实现端赖于司法主体的素质。首先，要提高法官的职业素养。其次，要加大法官在职教育培训力度，加强法官的审判技能训练，实现法官从知识型向能力型，由普及型向专业化，由经验型向素质型的转变，努力提高法官分析判断、适用法律和调解疏导等能力，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再次，加强法官的思想道德建设。对此，中央领导同志强调：“作为执法者，只有人民在心中，才能根除特权思想，杜绝冷硬横推等恶劣作风，真正做到执法为民；只有法在心中，才能带头学法、守法、用法，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弘扬法治精神，在全社会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只有正义在心中，才能恪守职业道德，真正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最后，要加强法院反腐倡廉建设，防治司法腐败，保证法官队伍的清正廉洁。法官的公正廉洁形象有助于树立司法权威，促进司法权威和法律信仰的形成。要真正实现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就必须加大司法公开的力度，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在法官队伍中率先实行财产申报制度，使司法人员的财产置于阳光之下，易于核查，方便监督。
三完善司法权威的体制保障：改变司法运作行政化和地方化现象，保证司法权的独立性。在立法、司法、行政三种国家权力中，行政权因其主动性和积极性而具有很强的扩张性，而司法权则因其天然的被动性和消极性极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我国司法权运作行政化和地方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必须切实改变法院人财物受制于地方的现象，维护司法权的国家属性，保证司法权的独立行使，实现司法制度的公正权威。改革审判监督程序，维护裁判的终局性和权威性。司法裁判只有具有终局性，才能具有权威性。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保证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我国存在的“执行难”问题对司法权威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要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第一实行审执分离，做到审判与执行并重，不仅维护审判独立，而且保障执行的独立性，顺利实现生效裁判所确定的内容，树立起法院的权威；第二确立执行公开原则，将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第三尽快制定强制执行法，加大对拒不执行法院裁判行为的处罚力度，以保证执行工作的顺利和有效进行；第四加快进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将不履行法院判决的当事人列入“黑名单”，并予以曝光，从而对不履行法院判决的当事人产生巨大的威慑力量，迫使其主动履行判决，进而提高法院裁判的执行率，以实现司法公正、塑造司法权威。
第四篇：司法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
如贺卫方教授前文所言：“一般大众传媒更如同约好了似的，对于法院、检察院以及公安系统在司法和执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负面现象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近来又有以揭露社会不公现象为己任的“焦点访谈”报道了云南两个地方法院严重违反程序法的情况，又一次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司法公正的问题上。这一报道引出了一个老话题，即司法公正与社会环境的关联问题。如人们所知，司法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对现行司法体制的改革来实现司法的公正性。这种改革是针对司法体制自身的，尤其是目前的分散化的司法改革——审判机关的司法改革、检察机构的司法改革等更限于自身体制的改革。而这种自我手术式的和非扩散性改革的局限性，使司法改革难以有很大的作为。我们应当认识到如果与司法体制相关的体制不改革，没有一个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的体制环境，司法体制自身的改革也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成效。笔者的这种观点似乎有“环境决定论”的嫌疑，但必须承认，如果不消除外部体制上的问题，而只是简单地对“终端”“杀毒”，即使是天天升级“杀毒软件”也将无济于事。
以“焦点访谈”报道的情况看，云南的两个基层法院严重违反程序法的一个原因是受到地方行政的干预，而这似乎还是一个主要原因。问题在于，为什么地方行政能够干预基层法院的司法工作呢？为什么法院没有能够顶住来自地方行政的干预呢？这里涉及我们长期议论的司法独立性问题。我们可以设想基层法院面对地方的行政干预“勇敢”而上，去堵“枪眼”，但后果会怎么样呢？我想，如果抵制地方行政干预没有什么不利后果以及能够有效抵制的话，相信就不会发生上述报道的司法不公问题。问题恰恰在于地方行政能够有效地干预，这种干预是以制度和权力作保障的，而不是以情感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名义上独立行使司法权的法院是无法加以有效抵制的。不是奉行“不抵抗主义”，而是抵抗常常是无谓的。地方行政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准确地讲就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法院是什么关系？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关系，但实际上，法院是受控于地方政府的。法院的人、财、物，哪一项不受地方行政的控制？除了地方政府以外，可以干预的还有其他一些权力机构。地方各级法院的院长从名义上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的，但最重要的提名权却是在地方组织。在财政方面，更是要受到地方行政的控制。
从实质上分析，地方行政机构就是地方的主要权力机构，地方法院不过是地方权力机构的组成部分而已。在这个意义上，甚至谈不上地方干预与否的问题。这种关系在建筑格局上也能反映出来。在一些地方，政府行政机关或地方党的办公楼处于中心位置，而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的办公楼围绕其外。法院与其他行政机关完全是等同的位置。从实际结构关系看，法院不过是地方行政的附庸，法院就应当服从于地方行政。退一步而言，地方行政干预不对，那地方党组织又能不能干预呢？问题的答案具有悖论特征，实践中答案却是肯定的。为了维护地方的利益，地方行政可以通过地方党组织实行间接干预。由于地方党组织的干预具有其政治正当性，因此法律理论上的不干预理论就难以对抗。在权力架构方面，基于这种政治正当性，设计者也没有打算要真正让法院摆脱这种权力干预。对于大案、要案，地方权力机构可以通过特定的机构对公、检、法进行统一协调，这是众所周知的实情。统一协调是从积极意义上来表述的，消极意义上就是干预。
从中国目前的现状观，不仅是基层法院受制于地方的干预，更高一级、高二级的审判机构不也处于这种境况吗？地方权力机构对司法干预的动因很多，地方的经济利益、地方权力机构中具体行使权力者个人的利益、权力行使者对司法公正性与司法者的认识差异等等。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架构下，经济主体的利益与地方权力主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地方政府往往有自己的全资企业，由于各种无法脱离的利益联系，也就必然要使地方行政进行干预，不干预是不可能的。领导批条这种干预方式在实践中从来都是畅通无阻的。因为我们的体制和观念成就了这一点。
要保证法律的统一实施，坚持法治原则，独立的、不受干预的司法是其必要条件。对此，似乎我们都明白。但遗憾的是，这种认识仅限于法的理论和理想层面，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认可。一句“中国国情”就将这种认识全部消解了，因为所有关于司法独立的原则和措施都是非中国传统的。而且正当的干预更为干预者提供了干预的契机。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观念上并未真正接纳独立审判的意识，另一方面，是我们的体制架构为这种干预提供了条件。因此，当我们在观念上接受了独立司法的必要性时，就应当改革能够干预司法的现行权力结构体制。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就应当在推行司法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当然，要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是十分困难的，但正如贺卫方教授前文结语所言：“我们且不可‘只拣无火处走’”
（作者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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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司法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
如贺卫方教授前文所言：“一般大众传媒更如同约好了似的，对于法院、检察院以及公安系统在司法和执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负面现象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近来又有以揭露社会不公现象为己任的“焦点访谈”报道了云南两个地方法院严重违反程序法的情况，又一次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司法公正的问题上。这一报道引出了一个老话题，即司法公正与社会环境的关联问题。如人们所知，司法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对现行司法体制的改革来实现司法的公正性。这种改革是针对司法体制自身的，尤其是目前的分散化的司法改革-审判机关的司法改革、检察机构的司法改革等更限于自身体制的改革。而这种自我手术式的和非扩散性改革的局限性，使司法改革难以有很大的作为。我们应当认识到如果与司法体制相关的体制不改革，没有一个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的体制环境，司法体制自身的改革也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成效。笔者的这种观点似乎有“环境决定论”的嫌疑，但必须承认，如果不消除外部体制上的问题，而只是简单地对“终端”“杀毒”，即使是天天升级“杀毒软件”也将无济于事。
以“焦点访谈”报道的情况看，云南的两个基层法院严重违反程序法的一个原因是受到地方行政的干预，而这似乎还是一个主要原因。问题在于，为什么地方行政能够干预基层法院的司法工作呢？为什么法院没有能够顶住来自地方行政的干预呢？这里涉及我们长期议论的司法独立性问题。我们可以设想基层法院面对地方的行政干预“勇敢”而上，去堵“枪眼”，但后果会怎么样呢？我想，如果抵制地方行政干预没有什么不利后果以及能够有效抵制的话，相信就不会发生上述报道的司法不公问题。问题恰恰在于地方行政能够有效地干预，这种干预是以制度和权力作保障的，而不是以情感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名义上独立行使司法权的法院是无法加以有效抵制的。不是奉行“不抵抗主义”，而是抵抗常常是无谓的。地方行政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准确地讲就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法院是什么关系？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关系，但实际上，法院是受控于地方政府的。法院的人、财、物，哪一项不受地方行政的控制？除了地方政府以外，可以干预的还有其他一些权力机构。地方各级法院的院长从名义上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的，但最重要的提名权却是在地方组织。在财政方面，更是要受到地方行政的控制。
从实质上分析，地方行政机构就是地方的主要权力机构，地方法院不过是地方权力机构的组成部分而已。在这个意义上，甚至谈不上地方干预与否的问题。这种关系在建筑格局上也能反映出来。在一些地方，政府行政机关或地方党的办公楼处于中心位置，而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的办公楼围绕其外。法院与其他行政机关完全是等同的位置。从实际结构关系看，法院不过是地方行政的附庸，法院就应当服从于地方行政。退一步而言，地方行政干预不对，那地方党组织又能不能干预呢？问题的答案具有悖论特征，实践中答案却是肯定的。为了维护地方的利益，地方行政可以通过地方党组织实行间接干预。由于地方党组织的干预具有其政治正当性，因此法律理论上的不干预理论就难以对抗。在权力架构方面，基于这种政治正当性，设计者也没有打算要真正让法院摆脱这种权力干预。对于大案、要案，地方权力机构可以通过特定的机构对公、检、法进行统一协调，这是众所周知的实情。统一协调是从积极意义上来表述的，消极意义上就是干预。
从中国目前的现状观，不仅是基层法院受制于地方的干预，更高一级、高二级的审判机构不也处于这种境况吗？地方权力机构对司法干预的动因很多，地方的经济利益、地方权力机构中具体行使权力者个人的利益、权力行使者对司法公正性与司法者的认识差异等等。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架构下，经济主体的利益与地方权力主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地方政府往往有自己的全资企业，由于各种无法脱离的利益联系，也就必然要使地方行政进行干预，不干预是不可能的。领导批条这种干预方式在实践中从来都是畅通无阻的。因为我们的体制和观念成就了这一点。
要保证法律的统一实施，坚持法治原则，独立的、不受干预的司法是其必要条件。对此，似乎我们都明白。但遗憾的是，这种认识仅限于法的理论和理想层面，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认可。一句“中国国情”就将这种认识全部消解了，因为所有关于司法独立的原则和措施都是非中国传统的。而且正当的干预更为干预者提供了干预的契机。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观念上并未真正接纳独立审判的意识，另一方面，是我们的体制架构为这种干预提供了条件。因此，当我们在观念上接受了独立司法的必要性时，就应当改革能够干预司法的现行权力结构体制。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就应当在推行司法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当然，要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是十分困难的，但正如贺卫方教授前文结语所言：“我们且不可‘只拣无火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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