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民主化与职业化

第一篇：司法民主化与职业化

“司法民主化”就是“司法职业化”

从定义看，“司法民主化”的提法实属同义反复。在“司法民主化”是同义反复的前提下，我双手赞同“司法民主化”这一提法。换言之，独立的司法不可能是不民主的，反之，一个健全健康的民主社会也不可能没有独立的司法。理由何在？在这次“司法民主化”的学者讨论中，论辩双方都把托克维尔对美国司法的观察作为各自论证的重要理论资源，但问题是：托克维尔论说中的要害是什么？所以关键还是对托克维尔论述的理解。托克维尔曾说，在美国，以法官为首的法学家阶层是这个民主社会中唯一的贵族阶层，在这个意义上，司法似乎是职业化的，甚至是高高在上的；但是，在讨论司法运作时，托克维尔又同时指出，通过陪审团等机制，法律家的精神将超越法（学）院的围墙而对社会产生广阔深远的影响，民主社会的所有政治社会问题最终都要转化为法律问题来解决。在这个意义上，司法似乎又是民主化的，深入人民大众的。我同意托克维尔的论述是对司法民主化问题最有见地的经典阐释之一。我对托克维尔上述观点的理解是，只有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才能有真正的司法；也只有实现了司法的真正独立和专业，才能维护民主本身。因此，“司法民主化”的提法放在托克维尔的语境中是不错的，也符合广大人民对于司法的基本期待。但如果司法失去了自身运作的逻辑和运送正义的方式，如果司法没有独立的品格，不能与社会尤其是与强权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么其结果不仅是司法没有了尊严，放弃了责任，而且民主本身将丧失光彩，失去可靠的保障。正因如此，托克维尔才说司法既是对民主社会的弊端和激情的最佳制衡力量，同时也是避免民主走向危亡的一个最重要的捍卫力量。

这样看来，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抽离了“司法”的民主化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民主，而只能是伪民主的司法民主化和反民主的司法民主化。我们看到，在一个个影响重大的案件中，就拿2008年的周老虎案和杨佳袭警案来说，老百姓对判决的不满，与其说是对结果的不满，不如说是对司法运作过程不公开、不透明、不独立、不专业、没有遵循基本程序等方面的不满，比如对于杨佳案的审判，民众的普通看法是，杀了那么多人，杀人抵命，这个没问题，我们都毫无意见，但你不能让我们这些不懂法律的人都觉得你这个审判过程不可思议、不可理喻，让人失望，等等。因此，如果非要强调司法民主化，那么我们完全应当将司法民主化理解为司法响应民众的声音和诉求。而民众对于司法最为强烈的声音和诉求就是：司法应该更职业更独立，要把司法作为一个公开的、专业的、说理的、公正的平台。司法的运作要证明法律是严肃的、神圣的、统一的，而不是一种儿戏。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提出的一个命题就是：司法民主化就是司法职业化；司法民主化就是司法独立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托克维尔所描述的状态：所有的政治社会问题都转化为法律问题来解决。而我们现在的司法民主化，似乎有将所有的法律问题都沦为政治和社会问题来解决的趋势，这是值得忧虑的。

2008年的诸多事件已经表明，司法和法律职业的发展已经处于内外交困的乱象局面。司法的不独立导致杨佳等案件的判决过程疑窦从生，无法服众；而法院系统内部揭露出来的级别越来越高的腐败也使民众对司法的信任度降到了不能再低的地步。这到底是司法民主化运动的胜利还是失败？我已经无言以对。但是，也正是在这样的司法危难的时刻，我更加相信，只有一个独立的、专业的、不受干预的司法才能最好地呼应人民的要求，才能避免社会陷入无法博弈的僵局，才能用最小的代价来推动社会的和谐进步。这方面，台湾目前针对陈水扁启动的司法程序，其实给了我们一个极佳的示范。在一个真正拥有独立司法的民主社会中，无论案件涉及怎样的高官级别，无论案件会造成多大的社会影响，它都会因为秉持就事论

事的立场、尊重各种各样的声音（包括民众、原告、被告、律师、法官）、允许公开透明的监督、提供理性辩驳的舞台、保留妥协博弈的余地、崇尚司法独立的尊严、相信民众判断的能力，从而使社会不再走回头路，而稳步地向前发展。司法民主化就是要使司法成为为民主而不懈斗争的场所。我们必须相信，相比通过上访而斗争、通过杀人而斗争，乃至通过革命而斗争来说，法庭斗争的方式是最理性最值得提倡的。法庭的斗争归根结底不是要使社会发生震动或毁灭，而是一个民主的训练过程、文明的训练过程，它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培养新的生活习惯，塑造新的民情，从而有助于使社会建设性地走向正义，并去保卫那正义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我由衷敬重那些尊重国家法律，并以国家法律为武器去维护国家人民利益的维权律师们。他们在为一个个具体的个案而艰辛努力，他们是伟大的行动者。

我们都在法律之下生活。一个民主的社会，首先是一个法制的社会。尊重司法就是尊重民主。所以，对“司法民主化”更具修辞色彩的定义就是：如果法律死了，那么人民也就死了。

司法改革的职业化和民主化可以兼容

司法改革的职业化狭义上的概念仅指法官的职业化。但是，法官的职业化必须以司法独立为前提，否则没有实质性意义。因此广义的职业化概念，应包括法院的独立化和法官的职业化两方面的内容。司法改革的民主化并非由人民群众决定司法，而是人民群众对司法过程的适当参与。

我国的法院主要在三个方面受到其他机关和因素的制约，包括人事、经费和审判方面。在几乎所有国家，法官的提名权和任命权掌握在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手中。从法官的任命角度上讲，政治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司法。例如在美国，法官的提名权属于总统。总统对法官的提名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为了减少政治影响，一些国家设立了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司法委员会。专业委员会负责对候选人进行评价和排序，总统根据专业委员会的意见提名法官，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司法提名的客观和公正性。至于行政机关控制法院经费的弊端，法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本文不再讨论。

对法院审判过程的干预来自四个方面：权、钱、情以及当事人的武力威胁。其中，前三个因素比较普遍。虽然宪法明确规定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但是党委和政府经常干预司法进程。合法的权力干预包括：政法委对法院的干预、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干预、审判委对合议庭的干预等。本文注意到有人对政法委的职能和定位持有异议。

非法的权力干预主要是党政机关或法院的领导对审判过程的干预。与合法的权力干预比较，非法的权力干预主要来自个人而不是组织，其特征是超越法律程序干预案件。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有清楚的界定，但执行中如同一纸空文。

《关于在审判工作中防止法院内部人员干扰办案的若干规定》指出：“人民法院领导干部非因履行职责，不得向审判组织和审判人员过问正在办理的案件；不得向审判组织和审判人员批转涉案材料。上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非因履行职责，不得向下级人民法院过问正在办理的案件；不得向下级人民法院批转涉案材料。”；“人民法院领导干部和上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因履行职责需要对正在办理的案件提出指导性意见时，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或者由案件承办人记录在案。”

除此之外，法官还受到金钱和人情因素的直接影响。非法权力干预也往往与金钱和人情因素有关。金钱干预就是对法官行贿，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人情干预指的是当事人与法官具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从而影响了法官的客观、中立性。对某些情形，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法官回避。

政治和司法不能绝对分开。首先，司法改革本身就是政治改革；其次，立法和法官的任命都是政治活动。我赞成将政治和司法相对分开。法官既不应该依照领导意图，也不应该依照民意，而应该严格依法判案。如果法律有问题，应由立法机关修改。在理想的法治社会中，上述原则毋庸质疑。

什么时候法官不考虑领导意图，什么时候就可以不考虑民意。但是中国的现状是权、钱、情严重干预司法，民主化在目前阶段是司法不公的有效补救手段。解决司法不公的措施有很多，最主要的是将审判过程公开化、透明化，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媒体和民意是人民参与司法最主要的途径。邓玉娇案、李庄案等众多案件表明：民意可以有效地纠正司法不公。

考虑民意并非惟民意马首是瞻。法官只应坚持“一个至上”，也就是“法律至上”。但是，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恶法。在某些情况下，“良知高于恶法”。例如，德国对射杀翻越柏林墙逃亡者的军人因格·海因里奇的审判。同时，“良知高于恶法”的适用应受到严格的限制。

相反，鼓吹司法民主化的人，基本上不反对职业化。但是他们强调民主化优于职业化。例如，何兵说：“我的全部立场是：中国的司法改革应在法官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两条道路上同时推进，而且法官职业化决定于司法民主化。没有民主化的司法是没有前途的司法。”[4]陈忠林说：“司法体制的职业化必须与民主化相结合，民主化必须优于职业化，必须以民主化来促进职业化。”[5]

我虽然支持司法的民主化，但与何兵和陈忠林存在理念上的区别。何兵说：“如果没有普通人民的涵养和制约，职业法官自身官僚化以及与其他官僚一体化，将是不变的结局。”[4]我认为：当中国进入法治社会，当各种制约、均衡措施有效施行后，可以将审判权放心交给法官；但是在礼乐崩坏的年代，人民群众必须自发地行动起来，对法官进行制约。

陈忠林说：“司法必须讲良心”；“讲法必须讲理”；“良心教育优于业务教育”。[5]我反对将法律道德化，认为：法官只能坚持“法律至上”这一个“至上”；“良知高于恶法”的原则可以适用，但必须加以限制。

法官职业化最主要的是使法官具有一定的专业背景和职业道德，能够依法判案。司法民主化最主要的是使人民群众有效地监督司法，制止法官的官僚化和腐败。

何院长说，司法完全偏离了人民的方向。这也没有说错，贪污腐败把钱都弄到自己的腰包里这是反人民的。但症结不在这里，在我们看来，不是司法偏离了人民，而是司法在执法的过程中偏离了法律。从我们这个立场来看，我们是要通过制度要让司法对法律负责，而不是对人民负责。这两个命题在本质上是不完全一样的，这是大家需要区分的两个命题。

我认为司法是非政治化的，这是我们争论双方的共识。

司法的职业化推进不下去是因为司法遭遇权力的抵制，一旦搞司法公正、司法独立，法官真正要对法律负责，问题就出来了，因为它会触犯既得利益。这就是司法改革为什么不能深入的原因。

司法要独立于权力，这是我们的共识。

第二篇：解析司法职业化与司法的社会需求

司法职业化与司法的社会需求

朱苏力

【摘要】中国整体的司法改革，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确实存在法律缺失的问题。但是就现在的中国来说，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比如说在基层调解是解决纠纷的很重要的方式，你有时候根本不需要什么法律知识。很多当事人看到判决书，不会去看里面的法律论证是什么，用了什么法律理论，他们只会去看判决，到底自己是赢了还是输了。拿许霆案来说，第一审判决书写得很好，但是老百姓不满意;而二审判决书不过是说了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但是最终的判决却能够让老百姓满意。道理谁都知道，但是道理真正实施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很高兴来到西安交大。因为是傍晚来的没有看到校园，所以我不敢说是不是美丽的校园。美丽不美丽不重要，西安交大在全国的名声是非常响亮的，是一所很有名气的院校。尽管法学院才刚刚成立，但是在单院长和许多老师的努力下，正在蒸蒸日上，今天能够应聘担任西安交大法学院的兼职教授也是我的荣耀，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来西安交大做这次讲座。因为作为兼职老师首要的职责就是教书，所以接下来我就进入今天的正题。谈一下中国的司法职业化与司法的社会需求。

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司法、法制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司法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从99年开始，从最高法院提出了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事实上更早，在90年代中后期，从中世纪开始，就开始了司法改革，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司法改革一些困境，具体的问题在哪里，可能除了学习法律的一些人，其他人很难注意到。对近来中央的一些重要决策，比如说强调三个至上，强调司法的密集性，强调社会主义法制理念也关注甚少。为什么说要强调，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主要原因是老百姓对司法改革并不满意，不管你司法怎么改革，如果老百姓意见很大，不能理解并体会到司法改革的好处，也是没

有用的。比方说我朱苏力教书教得好，但是你听完他的讲座之后觉得他讲得不怎么样，甚至说不如张三，不如李四讲得好，那你会觉得凭什么朱苏力是北大的教授，不过是滥得虚名。而所谓改革也是一样，就是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当然我们不能说老百姓的期待全都对，因为这个社会在发展所以老百姓的预期会比较高，或者说我们当年提出社会主义法制改革的时候提得太高，比如实现正义。因此我有任何感到不满意的地方，我就会觉得这个改革是没有用处的。

但是不仅仅如此，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方面，比如说司法的腐败问题，我们以前可能觉得司法不公，或者说司法出了什么问题是对法律知识了解不够，是过去不重视法制，是左倾思想的影响。有这些因素但是我们发现并不全是这些因素。有很多法官现在贪污腐败恰恰是知法犯法。拿最高法院的副院长某某XXX为例，都已经到那么高的位置了，什么博士生导师啊，博士学位都拥有，但是据说在受管制的时候还一次性接受了300万的贿赂，而这个贿赂人是他同学。他自己给自己订了条规矩，我不收其他人的礼金，只收同学钱。但是收同学的钱，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反而更大，因为这当中有很多都是律师行业的，当然最后出卖某某XXX的也是他的这些同学。这还不仅仅如此，改革十年以来，全国国历届的高院院长，一共有7任都出了事情，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这个比例能够占到了四分之一。为什么说很多人现在怀念毛泽东时代，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贪污腐败，社会相对比较平整，但是大家也都很贫穷。中国的富强靠的就是这三十年改革开放，但是你出现的这些问题，最后极有可能会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毁了中国。如果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干部没有这种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人民自然不会满意。

这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法官也不满意。法官不满意一个最大的特征是，在过去五年当中，据我们最高法院副院长讲，法官流失了上万名。所谓流失，就是因为觉得这个工作已经不值得我干，就象你为什么会从大学里流失出去，可能就是因为你觉得大学里收入太低，工作太累，所以就会去其他部门寻求更好的工作。那么这个法官的流失就意味着法官对这个工作的不满。如果说改革了，人民没得到好处，法官没得到好处，而且又出现腐败问题。还有更严重的是我们现在中西部法官的断层现象剧烈，这是2003年在推动司法考试进行改革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中国5年之后法官群当中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就象陕西这样的法律教育大省，每年至少有30名法学本硕博的毕业生，但是在陕西有20多个县法院里面没有一

个法学本科毕业的大学生。而这种情况在80年代之前却是有的，虽然那个时候法制教育不发达，但是一些院校还是可以向基层输送人才的。现在的情况却是不仅基层法院，一些中级法院也存在这样人才缺失的现象。陕西在西部来说已经是相对比较发达的大省了，虽然现在还不能跟江苏，浙江相比，但是在周边，你与甘肃相比，与新疆相比已经算是政治文化发达的地区，而在那些地区的情况更为糟糕。如果中国的法律体制最后建设成基层没有法官的情况，那么要司法改革，要法官职业化，专业化就失去了前提。而另一方面我们都了解，在城市地区聚集着大量的法学专业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法学专业的就业率在所有专业当中排名倒数第二，仅仅达到百分之六十。这也体现了法制教育，司法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不是要全盘否定，而是提醒我们不能仅仅只看到改革的成绩，成绩固然要看到，也要看到这些问题，并找到解决的途径。那么究竟是哪些地方出的问题呢?这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这些问题本身并不是法律教育的问题，不是司法本身的问题，而是说司法要满足的社会需求，要适应的国情跟实际情况不吻合。举个例子来说，一个男同学和一个女同学，别人都觉得他们很好，他们也想好起来，但就是好不起来。而许多包办婚姻也是这样，两个人没有人觉得不好，都是觉得天造地设的一对，但两个人就是好不了。就象贾宝玉和薛宝钗一样，大家都觉得两个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但是贾宝玉偏偏最喜欢的是林黛玉。当然他也喜欢薛宝钗，但那只是男孩子的一种习惯而已。

因此我们回过头来看，不要只看司法当中的一些问题，而是要看中国的国情中哪些因素使得中国的司法制度，法律教育，司法改革不能适应当代中国发展的需求。那么中国到底存在着哪些因素呢，简单一点讲就是说中国是大国，大国就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大国意味着有城市和农村的差别，意味着民族的多元化;而中国的情况跟美国又不相同，美国的话简单描述就是在大街上走的有美国人，有亚洲人，又有非洲人这样的情形;而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中国总体上来说是一个大杂居小聚居的国家，在某个地方可能全部是汉族，某个地方全部是蒙古族。美国所存在的仅仅是肤色上的差距，但是他们的文化是一致的。而许多时候这种文化上的一致性是很重要的。

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它的这些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呢?我们讲，中国的每一个省每一个自治区单独拿出来放到世界上都不能算是一个小国，最起码也是一个大国。它的一亿多人口，巨大的外贸总值在世界

上都能够排到前位。象江苏浙江至少也有八九千万，而陕西就算只有五千万，也就是比法国稍微小一点。就比如说你做一个小秤杆子很容易，但是你要做一个一百米多长的秤杆子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又象是一个家庭，一个三口之家和一个五口之家是不一样的，一个小企业和一个大企业是不一样的，西安交大和西安外国语大学也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大学。为什么说现在的年轻人结婚之后不愿意同父母住在一起，不是说他们不孝顺，只是所多两个人是一样的，在做决定的时候你也要多考虑两个人的意见。如果我们两个人是夫妻，今天晚上要出去看电影，那么提前就要告知两个人，考虑这两个人的意见。如果一个七口之家，一个十机口之家就会七嘴八舌。人多好办事，但是人多难决策。众口难调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是你只在上海实行改革，那会不会很难。新加坡是个法治成功的国家，但是新加坡只有四千万人口，相当于半个西安市。香港治理得很好，但是香港只有600多万人口，相当于半个深圳。有些东西看上去很容易，但是要真正实施起来却面临很大的困难。不要以为我们一直在强调中国国情，强调中国特色，是没有意义的概念，恰恰这些是有意义的。人口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先讲城市与农村的问题，我们知道法律更多的是适用于陌生人中间的。今天单院长请我来做讲座我们没有签合同;但是如果一个陌生人要请你来做讲座，你很可能要到外面请一个人来见证合同。你们同学之间会借钱，你们不会签合同。但是今天我向你借钱的话你肯定要写个借条，如果说不好意思的话，也会找个同学来证明一下。如果今天来得不是朱苏力，而是北大的一个同学要跟你借钱，你肯定也要写个字据。就是说法律更多的是处理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城市的关系。为什么说大量的律师聚集在城市，因为在城市里，你做生意，要跟许多的陌生人打交道，你们之间的交易，需要一个法律使这种关系稳定下来，提供一个保障，从而使自己不至于会吃亏。因此说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律师，或者说法律事务基本上都集中在城市。很少有律师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在一个乡镇里你几乎很少能够见到律师，因为它不需要。但是在城市里面，象国际贸易，知识产权，反托拉斯之类，甚至刑事案件都需要法律，需要律师。想一下我在来到这里之前，也就认识单院长和某个老师，我们就是陌生人。法律更多就是为陌生人为城市生活服务的。虽然说中国在迅速的城市化商业化，但是中国的法制并没有随之发生很大变化，中国的法制是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市场经济，社会关系而慢慢改变的。在三十年以前中过大概有百分之八十是农村人口，而现在中国大概每年以一个百分比的速度，农村

人口在减少，城市人口在增加。因此我们现在有百分之五十的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十的城市人口，虽然只是个乐观的数据，但按照这种速度下去，再过几年中国大概会有百分之八十的城市人口，所以法律是必须要发展的。

而从另一方面讲，法律也是城市人才能够消费地起的，城市人的收入比较高，包括贪官污吏，是更能花得起钱的。法律有时候可以说是富家子弟，富家子弟往往心肠比较好，说是要为穷人打官司，但是你骨子里还是富家子弟。法律是想帮助穷人，但却没有帮助穷人，因为是穷人消费不起的。大概在几年前，深圳律师的收费就是300块一个小时;北京是500美金一个小时。这不是一般人能够消费得起的。我们学法律不是要学得多深入，而最主要的是学会面对这个真实的社会，了解现实法律是什么样子的。而这种真实的现实社会不容易改变，哪怕你个人想要改变，也很难改变。商人就是主要集中在城市，就能够花几百万去请一个律师，我们能把这些律师都派到农村去吗?不能，这就又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也不符合人才的自由流动原则。而农村为什么不需要律师呢，主要是它是熟人社会。熟人之间是不敢做坏事的，而陌生人之间骗钱就骗了。但是熟人之间不同，比如我借了单老师钱不还，单老师就有可能提着菜刀来找我了。或者说对我的声誉有影响，别人说我借钱不还，以后不要借钱给他，那我以后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借宋丹丹的话来说就是：以后怎么在演艺圈混?拿小时候为例子，比如说你要借我变形金刚玩，我不借给你，那你说我不跟你玩了，这句话就会让我把玩具给你的。因为每个人的骨子里都是害怕被疏远，被孤立的。所以说这是在熟人之间很有力的砝码。而且在熟人之间我们知根知底，你知道我借钱不还，那你可以找个借口不借给我。但是陌生人就不一样了，比如我现在捅你一刀明天就回北京了，我也不会管你怎么样的。所以有陌生人之间更需要这样的法律保障。中国有一句话叫救急不救贫，这跟银行贷款是一个道理，你资金很紧张，银行可以借给你，但是你说你根本还不起贷款，银行自然不会贷款给你。

在农业社会当中，信息收集是相当方便的，甚至在农村大家都不怎么用大名，用什么山柱啊，秋菊啊，但是大家相互都很熟悉。当然在农村也是有纠纷的，不过都是小纠纷而已。拿秋菊打官司为例，秋菊与村长的关系被破坏了，应该怎么解决，这就引出了现代法律理念与旧时期的农村传统思想观念的矛盾和碰撞。

在中国，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这种情况很比较复杂。在东部沿海地区，即使是农村也是很商业化，很现代化，而在西部地区，即使是城市，有时候也相当于是半个农村。就象是陕西的一些县城基本上也是熟人社会，你一回到家，你所有的同学朋友都遍布在县城的各个角落里，做什么事情都很方便，几乎不需要法律的存在。正是这种不平衡性，它影响了对法律的需要，也影响了需要什么样的法律的问题。我们在学校学的国际法，反垄断法，国际贸易法，拿到县城去根本不会用得上。这跟自然科学不一样，科学技术越发达越有实用性，而法律越先进，到基层越不能够被应用。这就是为什么北大的学生为什么都不到基层，因为他们在学校里学的东西在基层没有办法被应用，只适合留在城市当中。再提到中国的古代教育，是学成之后先出去，然后慢慢得落叶归根，再回到家乡做一些事情。但是中国的现代教育模式的结果是，你在城市接受教育之后，你就再也回不去了，因为你所学到的知识在农村是没有用的。

另外，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文化，各民族的语言，这也是导致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个原因。比如说你在新疆维族自治区招考法官，要考英语，那么当地人就会觉得自己连汉语都不会讲，学英语有什么用?你在一个讲维语的地区想着普及英语与国际接轨，有什么实际性的意义呢?就是说不是是知识就有用，要看对什么人，用在什么地区才可以。你到西藏，你要考海商法，那当地人就会觉得我们这辈子能看到海吗?考这个能有什么用呢?

所以说如果中国的法制建设，中国的法学家们关注的只是东部沿海，大城市的一些法制发展，同国际接轨，那就不是在解决中国问题，而只是在作秀。如果你到宝鸡，咸阳的县里，你学的东西根本没有办法用得上，而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你所关注的只是申请出国，去哪去哪，不关心中国的这些基层问题，那真的是很让人心痛的。

中国整体的司法改革，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确实存在法律缺失的问题，在外商投资，引入外资的状况下，相关国际贸易法，海商法的缺失确实是个大问题。但是就现在的中国来说，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就象是有很多的法律知识是学校里学不了的，你要到法院，到基层才能学到。比如说在基层调解是解决纠纷的很重要的方式，你有时候根本不需要什么法律知识。我们学法的人可能会觉得调解是个比较落后的解

决途径，但对老百姓来说，他不在乎你是用先进还是落后的解决方法，对老百姓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我们的纠纷有没有解决。很多当事人看到判决书，不会去看里面的法律论证是什么，用了什么法律理论，他们只会去看判决，到底自己是赢了还是输了。拿许霆案来说，第一审判决书写得很好，但是老百姓不满意;而二审判决书不过是说了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但是最终的判决却能够让老百姓满意。道理谁都知道，但是道理真正实施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

因此，我们要去农村解决纠纷的时候，就不一定要靠法律，就需要调解。调解不仅仅是对法律知识有所理解，调解要涉及到很多的因素，比如说当事人两者之间的关系，比如说调解人必须要有威严，有权威，资历上的权威和年龄上的权威。一个刚毕业的法学毕业生去调解，就比较难让当事人接受。所以我们看一般解决纠纷的一般都是长者，并不是说这个长者就要比15，6岁的年轻人知识积累多，聪明，但是社会倾向于接受长辈的调解。而法律上把人际关系都看成陌生人的关系，涉及利益的时候就很难分清。有很多存在的问题，包括在农村出现的问题，比如说一对年轻夫妇，男方进城打工，几年下来成为一个小富翁，有了一定的资产积累，也有了小蜜，就想回来跟女方离婚。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去依法办事，这是不公平的。当然你不能说男方错了，环境变了，心理变了，自然生活也想发生变化。如果这是在城市，很正常，双方都经济独立，感情破裂之后分开很正常。不过发生在农村，情况就会不同，你出去打工，女方帮男方把孩子抚养大，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如果法官直接根据法律判决，对女方是不公平的。这就涉及到了你到底应该使用判决还是调解来解决问题。而你不能因为在城市用大量的判决，你就一直使用判决，包括在农村。这其实涉及到法律利益集团的问题，我们学法律的人，更擅长审判，我们懂得更多的法律知识，也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更多的利益。而所谓的调解，一个转业军人的调解能力并不比一个法律本科生差，这就造成了对法律知识分子的一种利益侵犯。

当我们社会的法制改革仅仅是在关注城市小部分人的形式化的时候，它实际上就脱离了大多数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脱离了中国中西布地区广大人民的需要，注重法理，注重法律变更程序，条文形式，但是这些方面的改革并不能说服人民。他们只关注结果。

这都是中国法律改革面临的实际。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在学习法律的时候，要意识到这些，但更重要的是怎样去面对这些问题，而且中国是大国，不管你将来在哪里，许许多多的法律问题都会存在。举个例子，电影《色戒》，有人会说色戒在中国是删减版，而没有完整版，从而提倡中国电影的分级制度。但是我们注意到各大电影院线都是在大城市，而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文化也有差别，很难制定统一的标准。另外在中国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与家人，一大堆人一起去。我们可以组织全班同学去看《建国大业》，但不能说一起去看《色戒》，这些小事情会直接影响人际关系。又比如一个村子一起组织看电影，你看什么电影，也会间接影响村民之间的交往。如果法律人对这些小问题都不思考，只是照搬人家的，解决不了问题。

另外有一个几年前的例子，有一个民警看到一对夫妻在家看黄碟，就把它没收了，这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按理来说，警察不能没收，但是警察也是接到电话之后才去干预的，你可以说看黄碟是不正当的，但是你不能说警察接到举报去干预是不正当的。有些人看黄碟就跟有些人写论文一样仅仅是一种爱好，别人是没有干涉的理由。你可以说看黄碟是不正当的，但你不能说你让民警去干涉是不正当的。比如说你是在农村，门窗没有关，声音影像都影响到了别人，如果刚好隔壁有小孩，那会影响到更多人，在这种情况下警察的干涉是不无道理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司法制度偏向于法律这边，而打破了中国几千年的思维习惯和传统，那么法律就真正得与社会脱了节。但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社会舆论的导向全都偏向于看黄碟这边，却没有考虑到小孩的感觉，女性的感觉，父母的感觉，这就与大众的正常思维相抵触。当然你可以看黄碟，这中间要有一个界限，就是你不会影响到别人，这在城市很容易实现。但是这个案子是发生在农村，就要考虑到具体的情形。就是说有些问题并不是绝对的，而是要是环境而言的。这些问题实际上也反映了这个社会的价值问题，我们现在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创新主义，我们提倡个人的创新，但这种创新是以不对社会产生反面影响为前提的。

如果说司法改革考虑不到这些具体的问题，一味得与现实社会脱节，那么这样的改革终究是很难成功的。刚刚提到的中西部法律人才缺失问题，其实不只在西部存在，在东部，广州的一些小地方一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要招大量的转业军人到基层去，因为没有大学生去。虽然要求我们现在的大

学生要有一种胸怀和精神，但并不要求全部人都要有这种理想主义，也要有现实主义，但这种理想主义是必须的。只有这种理想主义的存在才能使中国的法制和司法改革产生变化。没有一个国家在贫穷落后的情况下建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法制社会。很多国家和地区法制健全，也是因为法官收入比较高，律师收入比较高，才存在一个法制完善的前提。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法制的变化也是首先基于中国的变化。

虽然今天我讲的并不是什么很专业的问题，但都是放在中国具体的国情下让大家去思考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要换一种角度来思考问题，要经常去想我们的父母会怎么去想，不要认为某个老师讲过，波斯纳讲过，就是对的，要去想自己的父亲母亲会怎么想，自己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会怎么想，只有这样，你才能在法律的理想和现实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并且为中国的法律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三篇：政治民主化与女权主义

19世纪，英国的工业化与政治民主化为妇女冲破传统的束缚，走向社会，赢得独立提供了物质基础。妇女借助文明进步的力量，积极参与社会改革，争取自身权利，不仅为20世纪妇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推动了英国政治变革及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一

就法律与道德规范而言，在工业化以前，英国妇女没有独立的人格，正如当时有人描写的那样：“男人耕田地，女人守锅台。男人佩刀剑，女人掌针线。男人有头脑，女人有心地。男人发号令，女人愿听命。”（注：勃里格斯著：《英国社会史》，陈叔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8页。）她们在家服从父兄，出嫁依附于丈夫，丈夫既是主宰者又是保护人。所以，妇女完全没有财产权、订立契约权和离婚权。勃兰克斯顿有句名言：“丈夫和妻子是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丈夫。”因此，妇女的生活中心就是男人与家庭，“女人要取悦于男人，要贡献给男人，要赢得男人的爱和尊重，要哺育男人，要照顾男人，要劝慰男人，并要使男人的生活甜密且愉悦”（注：苏珊·艾丽丝·沃特肯斯著：《女性主义》，陈侃如译，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工业化开始之后，激烈的社会竞争使中上层阶级认为，工作是社会上的竞争和拚搏，而家庭是一个罪恶、丑陋和致命性竞争的避难所，也是一座围着墙壁的花园。女性是营造与维护这一美好环境的天使。妇女的主要责任是管理家政、相夫教子。但是，19世纪的一些公共立法却给予妇女较多的经济权。有关法律规定：第一，丈夫有责任为妇女提供生活保障。第二，妻子可以充当丈夫经济上的执行者和捍卫者。在一些小型的地方法院，妻子可以代替丈夫上法庭。如在1849年波士顿郡的165个案例中，由妻子代替丈夫作为原告的就有15个（注：《历史杂志》(The Historical Journal)，剑桥大学，1996年第3期，第703-722页。）。1853年妇女财产法明确规定丈夫有责任为妻子提供适合于身份地位的消费，不管他们是否生活在一起。1858年宫廷法院曾判决这样一起案件：一妇女趁丈夫不在家时，拍卖了家内物品，到伯明翰买了新的住处。她丈夫为此告发拍卖商。但法院判决：妻子的此举如同她拿了丈夫的钱去购买食品一样，是无罪的（注：《历史杂志》(The Historical Journal)，剑桥大学，1996年第3期，第703-722页。）。这些法律条文为妇女维护经济权利、享受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利益、参与社会公共事业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

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尤其是工业化的实现，资本主义大工业不断摧毁家庭经济，大量的女性走进劳动力市场。1855-1860年，东部、西部、西南部的劳动者家庭的女孩12-13岁就已外出谋生（注：K.D.M.斯奈尔：《劳苦人编年史》(K.D.M.Snell,Annals of the Labouring Poor.)，剑桥1985年版，第326页。）。1851年，英国女性人口为1065.9万人，其中参加工作的有283.2万人，她们主要分布在纺织、服装、采矿、金属、帮佣、造纸、印刷、食品等行业，职业妇女约占全国劳动者总数的30%。1881年，就业女子达3885万人。1888年，女工约占工业劳动力的1/4，占全体工会会员的1/8（注：B.R.米切尔：《英国历史统计摘要》(B.R.Mitchell,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剑桥1962年版，第60页；E.H.享特：《不列颠劳工史》(E.H.Hunt,British Labour History 1815-1914.)，伦敦，1973年，第20、256页。）。

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为她们开展女权运动提供良好的基础。首先，妇女从原来的家庭无酬劳动者变成拥有独立工资收入的劳动者。如兰开夏地区，因为工厂劳动，女孩子在16-25岁期间能够为自己积聚100英镑左右的嫁妆钱（注：H.珀金：《现代英国社会起源》(H.Perkin,Origin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伦敦1985年，第157页。）。这在客观上为妇女摆脱依附地位提供了物质条件。其次，妇女扩大了社会交往，工厂、雇主、同事、社会构成了她们生活的重要部分，就在这新生活的大舞台上她们开阔了视野，认识到自身利益与阶级的利益，并使妇女参与社会活动成为可能。据杰克斯统计：1886年女工会会员在棉织业中有30100人，丝织业中有4500人，成衣业中有1300人，1858-1884年，英国有3.8万个工会组织，其中一半是女工（注：E.H.享特：《不列颠劳工史》，第258、300页。）。这正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因此，珀金说：“妇女走出家庭，也就是把她们从空气、阳光、空间、思想感情受拘束、受限制中解放出来，并形成守时、服从、机敏、巧妙、能干、集中精力的习惯，刺激她们好好工作，锻炼她们与人共事和社会活动的能力，训练她们自尊自强的勇气。”（注：H.珀金：《现代英国社会起源》(H.Perkin,Origin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伦敦1985年，第157页。）更重要的是，妇女们的权利意识也开始增长。由于19世纪英国政治民主思想的发展、成熟，国家政治民主化的逐步实现，这就给女权运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19世纪是英国政治统治权与经济统治权从分离逐步走向统一的时期。打破贵族垄断国家政坛的局面，建立民主化的政治模式，这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共同的目标。因此，自由主义成为19世纪英国政治思想的主潮，民主与改革是其主要内容。在理论上，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自由主义不断充实新的内容。19世纪初期，它主张抛开一切约束，废除对工业和贸易的过渡限制，实行经济上的放任主义，扩大政治上的选举权，完善代议制政府。到19世纪中后期，工业社会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如劳资纠纷、贫困、失业等问题。穆勒等自由主义思想家更多地论证政治自由问题，使自由主义体系趋于成熟。穆勒认为，政治自由的真正论据是它能够让公共问题得到自由的讨论，有权参与政治决定，具有道德、信念并承担使之发挥作用的责任，这是产生有理性的人类的重要途径（注：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刘山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780页。）。他的《论自由》主张真正宽容大度的公众舆论，这样一种公众舆论重视观点的不同，把要求一致意见的数量加以限制，而且欢迎提出新观念作为新发现的源泉。自由主义强调政府必须扩大政治参与范围，完善民主与法律制度。

以工人激进主义为代表的工人阶级的民主思想，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框架。政权决定产权是它的理论基础。工人领袖们认为争取政治权利是消灭贫困的途径。因此，在宪章运动中，他们把争取男子普选权、参政权作为工人维护自身经济权利的有效手段。哈尼说：“我们要求普选权，我们相信它将给我们带来面包、牛肉和啤酒。”（注：沈汉、刘新成：《英国议会政治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

在社会政治领域，由于工业化加快信息传递，19世纪的政治文化向下深入到劳动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形成大众参政的政治氛围。它以多种组织、报刊、俱乐部、政治集会及议会请愿为主要标志。各阶层都成立各种政治改革组织，如“伯明翰政治同盟”、“伦敦通讯协会”、“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人民之友社”以及后来的“宪章派协会”等组织。各种组织都拥有宣传自己思想的报刊阵地，其中著名的有《一便士报》、《纪事晨报》、《太阳报》、《反雅各宾报》、《贫民卫报》、《黑矮人》等杂志。全国报刊种类在1760-1806年间增加了35%，报纸印花税票从1760年的900万张上升到1837年的3900万张，外省报刊1780年50种，1809年超过100种，1830年达150种（注：D.李德：《新闻与人民1790-1850》(D.Read,Press and People)，剑桥1984年版，第107页。）。1824年取消结社法之后，各种政治组织迅速增加，如1888年，工会会员75万人（注：E.H.享特：《不列颠劳工史》，第25页。）。各种报刊、各种组织网络把拥有共同利益者联系在一起，自由主义、民主思想通过这些网络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中去，使英国逐步完成民主改革。1832-1884年的三次议会改革，使英国不断向普选制迈进。1884年，选民人数达450万，当时英国人口不到4000万。如果不计妇女和21岁以下的男性人口，在成年男子中有选举权的已占大多数（注：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刘山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45页。）。而选举权的扩大意味着院外选民力量的扩大，这有利于完善大众参政机制，并增强了政治的开放性，密切了党派与选民的关系。另一方面，经过议会改革，工业资产阶级在国家各级政权机构中都取得了统治权。在下院中，1865年，土地利益的代表为436人，工商业、金融利益代表545人，1900年土地所有者代表占23%，而工商业代表上升到77%（注：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刘山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50页。）。在市镇议会中，工业资产阶级掌权更早。如：在罗奇代尔和索尔福德市参议会中，工业资产阶级占据的议席1856年为52.5%，1890年高达80.35%；在布莱克本和博尔顿，他们获得过40届市长职位中的25届以上（注：李宏图：《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与社会政治现代化模式》，载《世界历史》1992年第2期。）。工业资产阶级执政标志着英国结束了政治统治权与经济统治权相互分离状态，贵族政治彻底让位给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国家最终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这在客观上为女权运动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因为19世纪自由主义强调个体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如何对待人口总数占一半的女性人口是自由主义理论家与国家政治民主化事业所无法回避的现实。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民主主义活动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在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上形成了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思想。沃斯通克拉夫特在《为妇女权利辩护》中批判卢梭重男轻女的妇女观，否认女性在理性和理智方面的能力低于男性；认为男女两性的道德水准是相同的，都可以对品德做出自由的理性选择；主张男女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就业权、政治权，两性只有在价值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两性权利的平等。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自由主义理论的不断成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得到发展。约翰·穆勒在《妇女选举权的授予》、《代议制政府》中为两性政治平等的原则辩护。”在《妇女的屈从地位》一书中，他论证两性在法律上的不平等是妇女处于屈从地位、不能真正获取自由的根源。他说：“当法律向一个天平投入如此巨大的重量，自由的条件也不大可能是最公正时；当调整在两个人之间进行，其中一人被宣称给予一切，另一人除了当前者正在享乐时以外，不仅一无所有，而且在最沉重的道德和宗教的义务下，对任何过分的压迫都不去反抗时，自由也就没有多少价值。”（注：约翰·穆勒著：《妇女的屈从地位》，汪溪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93页。）他同样提出只有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教育权利、就业权利，妇女才能真正享有自由权，妇女参政权是保障自身权利的主要手段。作为威斯敏斯特的议员候选人，他在讲演中特别强调妇女选举权问题，并在下院为争取妇女选举权不断努力。1867年他把妇女选举权要求写进议会改革修正案。在穆勒等人的自由主义思想理论的影响下，公民自主权高于一切的观念深入人心，男女政治平等的思想已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然而，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只是一般自由主义原则的简单扩张，片面地强调两性平等，忽略了性别社会角色的差异和两性生理区别。它的理性观念是男性实践的结果，其核心仍是男性观念，仍旧以男人的规范为标准，要求女性变得像男性一样，忽略了女性品质所特有的价值、女性群体的利益与群体的力量。这需要女性从自身的体验出发，提出更加符合自身利益的主张并付诸行动。

二

19世纪英国妇女在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基础上，在大众参政、社会民主改革这一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中，以各种形式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开展女权主义运动，争取自身的解放，向社会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加快了政治民主化步伐。

第一，直接参与政治斗争和党派活动。上层阶级妇女一直是国家政治斗争的积极参与者，甚至是某个政治家崛起的靠山。如达令顿子爵的女儿，她的整个生命都为辉格党的政治而工作，帕麦斯顿公爵把她介绍给外宾时，称呼她是“参谋部的领袖”。同样，据渥尔波介绍，托利党在威斯敏斯特竞选时，一位不知名的妇女在宾馆窗口向选民发表演说，帮助托利党在竞选中获胜（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L.L.Shiman,Woman and Leader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纽约1992年版，第41页。）。

19世纪下半期，政党政治逐渐形成，中产阶级妇女成为妇女运动的主要参加者和领导者，她们组织各种组织，积极参与政党政治。1883年，保守党妇女成立“报春花协会”，1885年协会的人数只有11366人，1899年即达到100万人。实际上，该组织成了社会政治生活的俱乐部，许多有权势的人也加入该组织（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L.L.Shiman,Woman and Leader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纽约1992年版，第177页。）。1887年自由党妇女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联合会组织组成“全国妇女自由联合会”，其中包括40个协会，共10000名成员。1890年该组织有133个协会、51300名成员，1888-1898年迅速发展：1893年达到369个协会、75000人，1895年初达到82000人（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L.L.Shiman,Woman and Leader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纽约1992年版，第197页。）。保守党、自由党领导人的家眷成为这些组织的主要领导者，如W.E.格拉斯顿夫人、达令顿夫人、艾伯第伯爵夫人等。

这些妇女组织都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全国妇女自由联合会”成立之初就有三个目标：一是促使国家政府中沿用自由党成员；二是促进政府颁布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立法；三是通过会议、演讲等手段推行政治教育。地方组织是联合会真正的活动中心，有些组织还补充了交不起会费的工人妇女。结果，无论是“报春花协会”，还是“全国妇女自由联合会”组织，都是两党联系选民的桥梁。她们挨家挨户送发小册子，与户主谈话，在公共讲坛进行演说，宣传党的纲领，扩大党的影响，帮助党魁上台执政。尤其是议会对竞选经费作了限制之后，这些妇女组织在大选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报春花协会”的活动深入到各乡村，是保守党的重要竞选工具。

第二，争取妇女选举权，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达到男女平等。

工人妇女接受了工人激进主义关于政权决定产权的理论，把本阶级及自身的屈从地位归咎于政治上的无权。她们指出：“国家政权机构掌握在中上层阶级少数人手中，而占全国数十万人口的工人却被排斥在宪法之外，他们的愿望从来就无人过问，他们的利益被统治集团诈骗去了。”（注：马孆：《工业革命与英国妇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她们积极投入到以争取普选权为中心的宪章运动中去。纽卡斯尔妇女组织了“纽卡斯尔妇女政治同盟”，向全国发出呼吁：“女同胞们：请你们加入我们的行列，帮助我们的父兄与丈夫，使他们和我们都从政治、肉体及精神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注：马孆：《工业革命与英国妇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设菲尔德、格拉斯哥、爱丁堡和利兹等地也出现类似组织。这些组织主张不分性别，人人都有选举权，并且把妇女选举权写进宪章。妇女通过散发传单、组织签名、直接参加示威游行等多种方式推动宪章运动的发展。L.L.西蒙说：“如果没有妇女的支持，男宪章主义者不能在全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197页。）

19世纪下半期，随着议会民主制的不断完善，妇女选举权问题更加受到女权运动的重视。1851年，设菲尔德的劳动妇女率先成立“争取妇女选举权协会”，并在协会的宣言中说：“在这个国家里，妇女的声音尤其没有被听到，她们的意见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在一个民族，文明开化的最大试金石是妇女获得尊重及她们在社会中的影响。妇女在这个国家里负有重要的使命，我们在设菲尔德的好朋友证明她们能担当起这一使命。”兰开夏郡的纺织女工还于1900年组织请愿运动，要求妇女选举权，第二年，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29359人。（注：马孆：《工业革命与英国妇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女权运动在自由主义理论的个人主义思想基础上，对把妇女作为家庭人口再生产动物的传统观念提出挑战，认为公民自治权高于一切，国家最大的责任是保障人人平等的公民权。妇女领袖巴特勒提出国家只有立即通过法律给妇女选举权，才能保障妇女公民权。在实践上，“妇女治安协会”把妇女选举权、已婚妇女财产法、妇女教育权利作为主要的工作目标。

“全国妇女自由联合会”中的激进派认为妇女选举权是所有改革的基础，妇女立即获得选举权有助于其他社会问题的解决。针对保守党议员艾伯特·劳力茨提交的只允许把选举权给单身妇女的议案，她们与温和派分道扬镳，创办《妇女通报者》杂志，宣传自己的改革思想，鼓动妇女姐妹们继续为争取选举权而斗争。在1892年的年会上，她们战胜温和派，使赞成妇女选举权的提案得以通过。她们还把是否赞成妇女选举权作为能否加入协会的条件，所有的分支机构在与官方联系的提案中，都陈述支持妇女选举权问题。她们的行动给议会和政党造成很大的压力。19世纪末，议会对此进行多次讨论，自由党领袖不得不认真考虑这一问题，并在1905年的大选中接受了关于妇女选举权的提案。不可否认，20世纪妇女选举权的获得与19世纪妇女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第三，积极参与并推动国家的政治民主改革。

19世纪初期，各地妇女开始组织各类组织，参与以争取议会改革为中心的激进主义运动。1819年圣彼得广场的政治民主改革集会中，一群已婚妇女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许多妇女被捕，11个被害人中有两人是妇女（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39页。）。此后，曼彻斯特成立妇女改革协会，很快汇集了上千人。不久，类似组织遍布英国北部，她们的首要目标是国家政治的民主改革，其次才是性问题。工人妇女还为激进主义领袖提供活动场所，传播民主思想。在反奴隶制运动中，全国各地妇女组织如“伯明翰反奴隶制协会”等各种组织，开展反奴隶制斗争，把反奴隶制斗争推向高潮，她们以“天赋人权”为武器，批判奴隶制的残酷、灭绝人性，并从女性角度论证奴隶制的不合理，迫使英国政府于1833年废除属国的奴隶制。在反谷物法斗争中，妇女采取义卖、募捐等方式，为反谷物法同盟提供经济帮助。1845年伦敦义卖活动中，参加者近万人，集资2.5万英镑。更重要的是，通过义卖活动，把反谷物法运动扩大到城市各阶层（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53页。）。这有力地支持了反谷物法斗争，使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取得彻底胜利，从而也推进了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

三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例如道德堕落、酗酒、环境污染、卖淫、童工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19世纪英国政府、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议题。女权运动把解决社会问题与改变妇女的社会地位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利用或变更立法，以维护自身的权益。

戒酒运动是19世纪妇女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并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行动。1829年，第一个戒酒团体成立。19世纪30-50年代，各种各样独立的妇女戒酒协会在北方地区纷纷建立，参加者主要是工厂妇女。60年代之后，随着中上层妇女的加入，戒酒运动有了大的发展。1876年产生了全国性的戒酒协会，总部设在伦敦，目标是促进戒酒工作，铲除酒贸易。据不完全统计，1880年全国已有136个妇女戒酒协会，1900年已达1111个分支机构，10万成员（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169页。）。这些分支机构伸入到偏远的农村和繁华的城市，把不列颠妇女联系在一起。该组织在全国组织大量的示威游行、请愿等活动，还创办杂志，涌现出许多如C.L.贝尔福这样的女作家，她们用自己的作品影响社会。19世纪90年代，戒酒协会的活动与妇女选举权问题结合在一起，该协会成为自由党的官方论坛。这些运动不仅培养妇女演讲能力和组织能力，为日后的妇女运动造就一大批领导人才，也动员了大量妇女投身到社会生活中去。因此，L.L.西蒙说：“不列颠妇女戒酒协会对于更伟大的妇女运动来说，不但在于它培养了许多领袖人物，而且在于它让大量的妇女参加了公共民主事业和公共团体。”（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169页。）

维多利亚时期，卖淫现象非常严重，已被公认为当时“最大的社会公害”。男人可以寻花问柳，而所谓“堕落的女人”便成为“牺牲品”。1864年政府通过《传染病法》，规定11个军队和港口市镇（后来增加到18个）的妇女都被作为卖淫可能者，由警察登记，任何到公共娱乐场所与不同男人在一起的妇女都必须登记。1866年又通过第二个《传染病法案》，允许警察在没有真实证据的前提下，逮捕任何被怀疑卖淫的妇女，把她带到治安法官那里。治安法官可以让她做任何检查，并把她当作卖淫妇女来登记；一旦发现她传染上性病，就予以监禁三个月，后来扩大到九个月。一支特殊的警察队伍不受地方政府的限制，强制这一法律的执行。官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相信妇女为了物质利益去出卖自己的肉体，妇女有责任对这一社会犯罪行为负责，而男人仅仅满足本能需要，任何男人都不必对此负责。针对如此歧视妇女的法案，全国各地的妇女掀起反抗运动。约瑟芬·巴特勒领导组织了“社会纯洁同盟”，妇女活动家鲍托为此投入全部的家产和精力。她奔走3700公里，在99个会议和大型的集会上发表演说，鼓动妇女参与公共生活，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53页。）。运动中，涌现出大量的像鲍托这样的社会活动家，产生统一的领导机构——“全国妇女协会”。女权主义者借用并超越自由主义理论。她们强调在法律面前，不分性别、不分阶级一律平等。同时，她们又把保护女权与维护国家公民权联系在一起，认为反传染病法就是维护公民权的斗争。激进主义者已开始研究政体机构权力扩散问题，提出保留个人意见、个人自由是社会物质进步的前提，并对国家行政管理惯例、国家现有的法律制度提出批评，如：军队问题、私生子的扶养问题等，把废除《传染病法》与铲除国家暴政联系在一起。

妇女反传染病法运动虽然规模不大，但在英国妇女运动史上是妇女第一次专门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它在19世纪70-80年代的女权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1.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角度论证男女平等，使公民平等观念深入人心。2.对医学界的男人抱以怀疑，动摇了对政府立法机构的信任。3.她们从中明白一个事实：男人的选举权和政治权力不能真正保护妇女的利益，只有根据妇女自身的利益开展政治活动，才能真正使妇女享受与男子同样的权利；只有妇女在政治机构中拥有自己的代表，国家的义务工作网才能扮演一个永久监督国家的公民自由权是否被侵害的角色。巴特勒提出，非成年人与女性的个人自治只能在男性价值和国家机构重建之后才能实现。因为改革后的议会不能保证女性的权益及女性的个人自治权，国家还是受专制主义的威胁。所以，政府只有进一步扩大民主，保证所有公民的自治权，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在此影响下，19世纪70-80年代，许多妇女抱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争取妇女选举权及其他事务中去，把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与国家的政治民主化事业推向新的高潮。

在斗争过程中，妇女增强了独立意识，开始以实际行动向不利于自身的法律制度挑战，向男性国家机器挑战，以挣脱妇女的屈从地位。“已婚妇女财产委员会”领导人艾尔玛提出妇女与男子享有同等的财产权、对儿童的监护权、道德自治权及已婚妇女生活自主权、妇女的选举权等。卡罗琳勇敢地走上法庭，向维护男性特权的传统法律宣战，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迫使议会于1839年通过《幼儿监护法》。该法规定母亲可以监护7岁以下的儿童。1875年，议会正式批准《婚姻及离婚法》，使离婚合法化，妇女也有权提出离婚。1853年通过《妇女财产法》。1870年通过英国历史上第一部《已婚妇女财产法》，该法规定：“已婚妇女因从事任何职业、工作或手工艺，或者因独自经营而得到的工资收入，她因凭藉文学、艺术或科学技术获得的现金和财产，以及用这类工资、收入、现金或财产投资所得全部利息，都应被视为和确认是她独自拥有和处理的财产。”（注：D.C.道格拉斯：《英国历史文献》(D.C.Douglas,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第11卷，伦敦1956年版，第537页。该法保证妇女拥有财产权，使妇女可以不依靠丈夫的荫护而生活。一群独立的有产者妇女开始出现在经济领域。如A.E.贝尔成为成功的股票经纪人。这不仅为她们日后取得与男子平等的家庭地位、社会地位打下基础，也为妇女进行政治、宗教活动打下基础。同时，在争取经济、法律平等权的过程中，她们进一步认识到政治权利的作用，更加重视民主政治与妇女选举权问题，许多人因此成为女权主义者。

四

上述可见，19世纪英国的政治民主化与女权运动是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中进行的：政治民主化是女权运动的前提，并给女权运动打上深深的烙印；而女权运动的开展则推动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第一，19世纪英国由政治俱乐部、党派、宣传媒介组成的大众参政的政治氛围，使妇女运动具有广泛性。各阶层妇女都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民主改革运动，并通过各种妇女组织和报刊，形成群众性的妇女论坛，尤其是19世纪最后20年，妇女组织迅速发展，有关妇女问题的杂志激增。妇女杂志与妇女组织相结合，推动大众政治的发展，使妇女尤其是中产阶级妇女把目光从家庭投向整个社会，开始意识到自身是社会的一部分，不再孤独，不再微不足道，许多妇女勇敢地向传统挑战。

第二，19世纪自由主义不断发展、成熟，民主与改革这一政治主旋律使女权运动积极追求民主、平等。她们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思想、工人激进主义的民主思想及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特点开展活动。一位当代的解释者指出，19世纪70年代，整个妇女运动是如此被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所吸引，对把妇女作为家庭再生产动物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争取自由、平等权成为19世纪女权运动的主题，无论是参与社会政治改革，还是着手解决社会问题，从宪章运动到19世纪末的各妇女组织的活动，最终都涉及到妇女的民主平等权问题。在具体行动中，她们力图通过争取妇女选举权达到与男性平等，摆脱受奴役的社会地位，并把妇女民主权问题延伸到社会立法、政治机构的民主改革等问题中。因为，19世纪自由主义强调的是温和的渐变，所以，从表现形式上，当时的英国妇女运动表现出温和性、渐进性。

第三，19世纪英国议会民主制、政党政治的形成、成熟，使女权运动与国家政治紧密结合。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实现，政党政治的形成，院外政治势力对党派的成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妇女占人口一半，是一支不可忽视、可利用的力量，政党把女权运动作为政治斗争、派别斗争的一个筹码。他们利用领导运动的中上层妇女来影响或控制女权运动。因此，女权运动不可避免地受到男性组织或党派活动制约，很大程度上是男性组织或党派活动的外延和补充。党派的政治目标也是妇女组织的主要目标，扩大党的影响、争取选民的支持是妇女组织的主要任务。但在行动纲领上，这些组织都提出妇女问题，有时甚至把妇女问题作为主要目标，并在运动中给政府、党派造成社会压力，迫使党派对她们作出让步。这样，妇女运动既推动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也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改变了男性社会的偏见。整个19世纪，她们在政治、法律、家庭、社会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妇女财产法的通过，正是女权运动的重大突破。许多妇女已冲破家庭的樊篱，活跃在各个领域。妇女不再是家庭的奴隶，开始成为社会独立的人，开始从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

毋庸置疑，19世纪妇女运动是20世纪妇女解放的起点。

第四篇：班级管理民主化

班级管理民主化

听了魏老师的讲座，感慨良多，其中对于班级管理方面的印象颇为深刻。

魏老师的班级管理处处体现着以人为本的管理特色，他相信每一个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魏老师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凡是学生能干的事，班干部不干；凡是班干部能干的事，班长不干；凡是班长能干的事，班主任不干。这样分工到位，责任到人，各司其职，使身兼两个班班主任魏书生竟发出轻松无事可做的感慨！很令人羡慕，这是一个人人向往中的理想班主任。

关于班级管理民主化，有三点印象深刻：一树立学生服务思想，提供不同层次服务，老师要和学生相互和谐。二建立互助关系，老师帮助学生学会学习，学生帮助老师学会教书，学会管理班级，坚信，每位学生的心灵深处都是你得力助手，你也是学生助手。三发展学生人性和个性，人都有向善、向美、向真一面，人格上尊重，情感上感化，生活上关心，善待学生就是善待自己，抉择过程要民主。

我们作为教师，尤其作为班主任，应时刻提醒为学生服务，锻炼学生各方面能力，充分展示学生各方面天赋，把学生当成真正小主人，让他们从小事做起，充分发展自主、自立能力。

第五篇：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反映的问题在近年来的领导工作中经常出现，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这些问题都和领导决策有关，说明建立良好的决策机制，加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特别重要，提高领导干部的决策能力减少决策失误造成的危害非常必要。

结合案例分析题提供的材料依据领导决策的有关理论，联系当前领导的决策机制、领导干部的管理体制、领导干部的考评办法，我认为决策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如下：其一，错误的政绩观是造成决策失误的思想根源。早出成绩、快出成绩的错误政绩观，导致草率决策、脱离实际决策。

其二，不对决策方案进行科学论证是造成决策失误的决定性因素。不按科学决策的原则程序、方法去做，决策前没有设计三个以上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比较择优，对唯一方案也没有充分征求专家意见，没有科学论证，也没有进行必要的试点就强行实施。其三，决策过程缺乏民主，主要领导搞“家长制”、“一言堂”，是造成决策失误的重要因素。

其四，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也是造成决策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调查、不研究，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先拍脑门决策，再拍胸脯保证，后拍屁股走人”；热衷搞“形象工程”、“路边工程”；作风粗暴，方法简单，甚至对普通群众采用强制措施。其五，缺乏决策失误的惩罚机制是造成决策失误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把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交了“学费”，再用公共财政去填补领导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或把这些损失留给后任领导来承担，使得一些决策者没有决策失误的后顾之忧。针对决策中存在的这些问题，领导者要做到正确决策，就应以科学发展观和科学决策理论为指导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

第二，广开言路，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决策时要发扬民主、博采众议、集中民智，不搞“一言堂”；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

第三，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第四，转变工作作风，重视调查研究，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尊重民意。

第五，依法建立健全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落实领导问责制。

总之，领导决策事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决定领导工作成败的关键。要通过建立健全决策的体制、制度和机制，使决策者在决策时不想失误、不能失误、不敢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