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司法现代化背景下的法官职业化（5篇材料）

第一篇：浅谈司法现代化背景下的法官职业化

浅谈司法现代化背景下的法官职业化

摘要：司法现代化与法官职业化是两个紧密相关的话题。一方面法官职业化是司法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司法现代化是法官现代化的应然结果。只有正确把握好二者的关系，中国才能更快的走进法治国家的行列。

关键字：司法现代化，法官职业化，国家法，民间法，情理，法理，法律人 正文： 1.法官职业化

法官职业化在几年前还是一个鲜为人知的话题，而今却已经成为学术界和法律界共同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所谓法官职业化，是指法官是专门从事司法审判工作并具有一定权威和社会地位的特殊职业和职业群体。法官职业化的意义，在于避免法官非职业化所带来的危害。在非职业化情况下，由于法官之间没有共同的知识背景，没有相同的法律信仰、思维模式和价值标准，造成司法行为的任意性，法官职业所应有的尊严和权威没有得到很好的树立。因此，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法官的职业化建设是必经之路。

提起法官职业化，首先联想到的是司法独立。这样的话审判权完全由法院独立行使，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立法机关、社会团体、个人的干涉，那法官就可以保持自身独立性，运用自己的专业素养对案件公开，公平审判。

法官职业化建设是司法改革重要方面。由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光靠依法治国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一个静物来处理时时刻刻变化的社会现状有很大弊端。所以法官作为连接点，有很大作用，因为很多法律只是大纲性内容，虽然司法解释也会应运而生，那也是调整已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比较棘手、突出的问题。同时法律在量刑一些自由裁量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法官不公，损害的是不仅是当事人利益，也会影响更多人更多家庭的利益，这样会大大降低法律的公信力与法官形象。

建设法官职业化就是要保证法官独立、清廉，要防止腐败事件的发生。法官职业化，就是要建立职业化的法官队伍，增强法官素质，巩固公正司法理念，保障法官中立，增强司法独立和司法监督，为法官自由裁量创造有利的内部和外部条件。要增强法官素质，关键在于保持、培训和研修，因为每年都会出新的修正案和司法解释。所以要保持法官的与时俱进，每年都应该安排相应的时间给法官充电，而不是走上了法官的岗位就不再对自己要求那么严格，这需要法官与法院共同努力。

2.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与整合

民间法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存在于普通民众的法律意识、心理、习惯、行为方式及其生活过程之中，因而与一个社会的有机体密不可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民间的传统习惯成为社会成员信仰或者认同的载体，不仅影响着当下社会法律发展的各个领域，而且制约着一个社会法律文化发展的长期发展进程。因此，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不应只从自上而下的法律规定中去寻找，还应以乡村现实生活中的情与理为基础。

在电影《马背上的法庭》中，导演非常巧妙的安排了老冯与阿洛的组合，可谓匠心独具。老冯是个朴实的农民，基本上没什么文化可言。老冯在教育上算是蹉跎了岁月。但是，长期在农村生活、工作的经历，尤其是对少数民族的民族民风的深刻洞悉，练就了老冯在办案上的非凡技巧。一旦面临突发事件，他能很快地做出判断、处理，并让人心服口服。而阿洛则与老冯成鲜明对比。他念过大学，是正宗的法律科班出身，拥有丰富的法律知识。在这三名法官中，他是无可否认的法律知识上的权威。他代表了中国法院的新一代法律人，暗示着法院已经出现职业化的萌芽。但若因此而认为他亦是社会的权威，则是对阿洛形象的一种的误读和误置。他虽然拥有深厚的法学功底，但缺乏对社会生活的深刻体验和理解。因此与老冯相比，在具体案件的处理手法上还显得比较稚嫩。

在鸡肚寨，一对老夫妻要求离婚，女方根据当地的民族风俗要求法庭把包括房屋在内的所有夫妻财产判给自己。老冯认为这是合理的，在少数民族地区，离婚是件不光彩的事，如果不对离婚进行一下遏制，不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但阿洛则认为，这不符合法律的公平原则。案件是以男方选择不离婚、两人和好如初收场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但从判案的策略来看，似乎老冯要略高一筹，因为他所提出的方法更能达到定分止争的作用。通过这部电影，我们知道法治秩序的形成注定是个漫长、复杂的历史进程，民间法和国家法在这一进程中反复博弈，相互渗透，并将最终实现双方的协调与融合。

在处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上，我们要以国家法为主导，在立法上明确民间法存在的合理限度。一方面，我们在促进国家法和民间法良性互动与协调并存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发挥国家法在其中的主导地位和价值导向作用，保持国家法必要的权威性和威慑力。另一方面，由于民间法是人们长期流传和积淀下来的规范，在其作用范围内为人们所普遍认可，国家法若试图借助法治的名义尝试对乡土社会进行规制是非常困难的，且法律具有滞后性的硬伤，即使国家法制定得再详尽再完善，面对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往往也会望洋兴叹，亟需民间法在国家法缺失的领域进行补充和救济。因此，在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博弈平衡中，只能以国家法为价值取向，充分保障国家法的权威，优先注重国家法的完善和发展，同时应通过立法明确民间法存在的合理限度，发挥国家法对民间法的导向作用，摒弃民间法中封建、落后的因素，审查和吸纳民间法中有益、合理的因素，使民间法更具有开放性和普适应。

当纠纷进入法律程序后，村民关心的只是案件的处理结果，是法院判决有没有符合他们在生活中认定的某种人情伦理。因此，基层法官审理案件时，必须要明白乡土社会的“正义观”需要我们以不同于城市的方式去接近，需要更多更深入地了解乡土社会的风土人情、历史传统等可能影响当地乡土正义观的因素。基层法院的法官必须起到沟通协调国家法和民间法之间差异和阻隔的作用，充分合理行使释明权，努力与当事人进行情、理、法的沟通交流，并在法律界限之内作出相对合理的判决，既做到不违反国家强制法的规定，又懂得尊重和适当运用民间法规则，培养法官贴近民众、贴近生活、贴近基层的亲和力。中国基层社会的现实条件，决定了作为基层司法工作者的法官将在国家法和民间法之间继续游走，意味着基层法官在纠纷解决中寻求国家法与民间法两者之间的平衡任重而道远。

3．徘徊在情理与法理之间 情理与法理的关系总是“剪不断，理还乱”，情理是法理的基础，若法律规定清晰明确、无异议且规定完全符合情理，则合法理即合情理。法不容情、依法办事，这是作为执法者首先想到并且应遵循的执法原则，但法律不能体现民声，反映民意，其价值的公正性又从何体现呢？

《真水无香》是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宋鱼水同志的先进事迹为原型改编而成的一部司法宣教片。影片写实生动，主人公宋鱼水法官的敬业态度、工作方式，以及在情理与法理间的纠结困惑，和为此不断探索寻求出路的精神，都深深吸引着我。《真水无香》作为中国法官文化的一个直接载体，反映了在法治传统薄弱，老百姓法律信仰相对缺失的现代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法官。诉讼的三角结构要求法官居中独立进行裁判，做到法律的公正。对于张先生的侵权案件，为了避免当事人带着对法律的怀疑和不解离开法院，宋鱼水 多次打电话约见张先生，不厌其烦的给他解释审判的理由，以最大的努力来化解纠纷。张先生到最后也对法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可见，对于纠纷的解决来说，法官的一纸判决不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法院在最大限度支持合法东西的同时，也要努力化解矛盾。减少社会成本，这既符合当事人的利益，也符合社会的利益。“法律无情人有情”，这句被我们常挂嘴边的话，要怎样付之以行动才能不觉它的空洞？司法的运作，不仅仅是让法官当裁判，公平公正地判案，而是要努力找到法理与情理的均衡点，让法理更有说服力，让情理更加人性化。而这一切只靠单方面的努力是收效甚微的，真正要做的是让人们形成一种思维方式，这就有待我们每个人去学法、懂法、用法，遵循司法规则，用

法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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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做一个合格的法律人

为了挽留招揽住更多人才，法官职业化建设势在必行。如果连我们这些学法的都对这个职业有偏见，觉得受限制约束、待遇又不好，还得顶着公平的帽子，接受人民监督。我们所要面对的是广大人民，还有这个社会复杂多样的案件。最贴近人民、贴近现实，所以需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当然，在从事了法律工作后，或许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神圣，而是更多的复杂、繁琐，需要更多精力，耐心处理社会的各种问题。所以我们也要从现在开始提升自己的素养。

法官职业化建设不仅是关乎法官自身问题，而是牵扯了社会生活中更多利害关系，当然这也是一项大工程，我们也要从现在开始多多去关注，以此来监督和促进。

很难说一个对法律毫无情感、视法律为牟利工具的人会去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一个对法律有感情、愿意为国家的法治进程贡献毕生精力的人，一定是一个敢说敢做，同时又是模范的遵守法律、道德规范、和执业纪律的人。那我们应该怎样恪守道德和纪律呢？翻开法律汇编，有关律师道德、纪律的规范何止百条？但归根结底，不过是告诉我们去做一个老实人，做一个踏实做事，诚恳做人的人。

希望我们都能够坚定法律信仰，恪守职业道德-----做一个合格的法律职业人。

参考文献：

[1]李瑜青：《法理社会学理论与应用》，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 [2]吴宏耀:现代法视野中的刑事诉讼[J]政法论坛;2004年03期

[3]顾元．中国衡平司法传统提纲［j］．政法论坛，2004．

[4]王艺华，对我国基层法院民事审判组织的研究，清华大学，2005.8

第二篇：司法民主化与职业化

“司法民主化”就是“司法职业化”

从定义看，“司法民主化”的提法实属同义反复。在“司法民主化”是同义反复的前提下，我双手赞同“司法民主化”这一提法。换言之，独立的司法不可能是不民主的，反之，一个健全健康的民主社会也不可能没有独立的司法。理由何在？在这次“司法民主化”的学者讨论中，论辩双方都把托克维尔对美国司法的观察作为各自论证的重要理论资源，但问题是：托克维尔论说中的要害是什么？所以关键还是对托克维尔论述的理解。托克维尔曾说，在美国，以法官为首的法学家阶层是这个民主社会中唯一的贵族阶层，在这个意义上，司法似乎是职业化的，甚至是高高在上的；但是，在讨论司法运作时，托克维尔又同时指出，通过陪审团等机制，法律家的精神将超越法（学）院的围墙而对社会产生广阔深远的影响，民主社会的所有政治社会问题最终都要转化为法律问题来解决。在这个意义上，司法似乎又是民主化的，深入人民大众的。我同意托克维尔的论述是对司法民主化问题最有见地的经典阐释之一。我对托克维尔上述观点的理解是，只有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才能有真正的司法；也只有实现了司法的真正独立和专业，才能维护民主本身。因此，“司法民主化”的提法放在托克维尔的语境中是不错的，也符合广大人民对于司法的基本期待。但如果司法失去了自身运作的逻辑和运送正义的方式，如果司法没有独立的品格，不能与社会尤其是与强权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么其结果不仅是司法没有了尊严，放弃了责任，而且民主本身将丧失光彩，失去可靠的保障。正因如此，托克维尔才说司法既是对民主社会的弊端和激情的最佳制衡力量，同时也是避免民主走向危亡的一个最重要的捍卫力量。

这样看来，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抽离了“司法”的民主化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民主，而只能是伪民主的司法民主化和反民主的司法民主化。我们看到，在一个个影响重大的案件中，就拿2008年的周老虎案和杨佳袭警案来说，老百姓对判决的不满，与其说是对结果的不满，不如说是对司法运作过程不公开、不透明、不独立、不专业、没有遵循基本程序等方面的不满，比如对于杨佳案的审判，民众的普通看法是，杀了那么多人，杀人抵命，这个没问题，我们都毫无意见，但你不能让我们这些不懂法律的人都觉得你这个审判过程不可思议、不可理喻，让人失望，等等。因此，如果非要强调司法民主化，那么我们完全应当将司法民主化理解为司法响应民众的声音和诉求。而民众对于司法最为强烈的声音和诉求就是：司法应该更职业更独立，要把司法作为一个公开的、专业的、说理的、公正的平台。司法的运作要证明法律是严肃的、神圣的、统一的，而不是一种儿戏。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提出的一个命题就是：司法民主化就是司法职业化；司法民主化就是司法独立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托克维尔所描述的状态：所有的政治社会问题都转化为法律问题来解决。而我们现在的司法民主化，似乎有将所有的法律问题都沦为政治和社会问题来解决的趋势，这是值得忧虑的。

2008年的诸多事件已经表明，司法和法律职业的发展已经处于内外交困的乱象局面。司法的不独立导致杨佳等案件的判决过程疑窦从生，无法服众；而法院系统内部揭露出来的级别越来越高的腐败也使民众对司法的信任度降到了不能再低的地步。这到底是司法民主化运动的胜利还是失败？我已经无言以对。但是，也正是在这样的司法危难的时刻，我更加相信，只有一个独立的、专业的、不受干预的司法才能最好地呼应人民的要求，才能避免社会陷入无法博弈的僵局，才能用最小的代价来推动社会的和谐进步。这方面，台湾目前针对陈水扁启动的司法程序，其实给了我们一个极佳的示范。在一个真正拥有独立司法的民主社会中，无论案件涉及怎样的高官级别，无论案件会造成多大的社会影响，它都会因为秉持就事论

事的立场、尊重各种各样的声音（包括民众、原告、被告、律师、法官）、允许公开透明的监督、提供理性辩驳的舞台、保留妥协博弈的余地、崇尚司法独立的尊严、相信民众判断的能力，从而使社会不再走回头路，而稳步地向前发展。司法民主化就是要使司法成为为民主而不懈斗争的场所。我们必须相信，相比通过上访而斗争、通过杀人而斗争，乃至通过革命而斗争来说，法庭斗争的方式是最理性最值得提倡的。法庭的斗争归根结底不是要使社会发生震动或毁灭，而是一个民主的训练过程、文明的训练过程，它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培养新的生活习惯，塑造新的民情，从而有助于使社会建设性地走向正义，并去保卫那正义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我由衷敬重那些尊重国家法律，并以国家法律为武器去维护国家人民利益的维权律师们。他们在为一个个具体的个案而艰辛努力，他们是伟大的行动者。

我们都在法律之下生活。一个民主的社会，首先是一个法制的社会。尊重司法就是尊重民主。所以，对“司法民主化”更具修辞色彩的定义就是：如果法律死了，那么人民也就死了。

司法改革的职业化和民主化可以兼容

司法改革的职业化狭义上的概念仅指法官的职业化。但是，法官的职业化必须以司法独立为前提，否则没有实质性意义。因此广义的职业化概念，应包括法院的独立化和法官的职业化两方面的内容。司法改革的民主化并非由人民群众决定司法，而是人民群众对司法过程的适当参与。

我国的法院主要在三个方面受到其他机关和因素的制约，包括人事、经费和审判方面。在几乎所有国家，法官的提名权和任命权掌握在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手中。从法官的任命角度上讲，政治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司法。例如在美国，法官的提名权属于总统。总统对法官的提名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为了减少政治影响，一些国家设立了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司法委员会。专业委员会负责对候选人进行评价和排序，总统根据专业委员会的意见提名法官，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司法提名的客观和公正性。至于行政机关控制法院经费的弊端，法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本文不再讨论。

对法院审判过程的干预来自四个方面：权、钱、情以及当事人的武力威胁。其中，前三个因素比较普遍。虽然宪法明确规定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但是党委和政府经常干预司法进程。合法的权力干预包括：政法委对法院的干预、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干预、审判委对合议庭的干预等。本文注意到有人对政法委的职能和定位持有异议。

非法的权力干预主要是党政机关或法院的领导对审判过程的干预。与合法的权力干预比较，非法的权力干预主要来自个人而不是组织，其特征是超越法律程序干预案件。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有清楚的界定，但执行中如同一纸空文。

《关于在审判工作中防止法院内部人员干扰办案的若干规定》指出：“人民法院领导干部非因履行职责，不得向审判组织和审判人员过问正在办理的案件；不得向审判组织和审判人员批转涉案材料。上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非因履行职责，不得向下级人民法院过问正在办理的案件；不得向下级人民法院批转涉案材料。”；“人民法院领导干部和上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因履行职责需要对正在办理的案件提出指导性意见时，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或者由案件承办人记录在案。”

除此之外，法官还受到金钱和人情因素的直接影响。非法权力干预也往往与金钱和人情因素有关。金钱干预就是对法官行贿，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人情干预指的是当事人与法官具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从而影响了法官的客观、中立性。对某些情形，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法官回避。

政治和司法不能绝对分开。首先，司法改革本身就是政治改革；其次，立法和法官的任命都是政治活动。我赞成将政治和司法相对分开。法官既不应该依照领导意图，也不应该依照民意，而应该严格依法判案。如果法律有问题，应由立法机关修改。在理想的法治社会中，上述原则毋庸质疑。

什么时候法官不考虑领导意图，什么时候就可以不考虑民意。但是中国的现状是权、钱、情严重干预司法，民主化在目前阶段是司法不公的有效补救手段。解决司法不公的措施有很多，最主要的是将审判过程公开化、透明化，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媒体和民意是人民参与司法最主要的途径。邓玉娇案、李庄案等众多案件表明：民意可以有效地纠正司法不公。

考虑民意并非惟民意马首是瞻。法官只应坚持“一个至上”，也就是“法律至上”。但是，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恶法。在某些情况下，“良知高于恶法”。例如，德国对射杀翻越柏林墙逃亡者的军人因格·海因里奇的审判。同时，“良知高于恶法”的适用应受到严格的限制。

相反，鼓吹司法民主化的人，基本上不反对职业化。但是他们强调民主化优于职业化。例如，何兵说：“我的全部立场是：中国的司法改革应在法官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两条道路上同时推进，而且法官职业化决定于司法民主化。没有民主化的司法是没有前途的司法。”[4]陈忠林说：“司法体制的职业化必须与民主化相结合，民主化必须优于职业化，必须以民主化来促进职业化。”[5]

我虽然支持司法的民主化，但与何兵和陈忠林存在理念上的区别。何兵说：“如果没有普通人民的涵养和制约，职业法官自身官僚化以及与其他官僚一体化，将是不变的结局。”[4]我认为：当中国进入法治社会，当各种制约、均衡措施有效施行后，可以将审判权放心交给法官；但是在礼乐崩坏的年代，人民群众必须自发地行动起来，对法官进行制约。

陈忠林说：“司法必须讲良心”；“讲法必须讲理”；“良心教育优于业务教育”。[5]我反对将法律道德化，认为：法官只能坚持“法律至上”这一个“至上”；“良知高于恶法”的原则可以适用，但必须加以限制。

法官职业化最主要的是使法官具有一定的专业背景和职业道德，能够依法判案。司法民主化最主要的是使人民群众有效地监督司法，制止法官的官僚化和腐败。

何院长说，司法完全偏离了人民的方向。这也没有说错，贪污腐败把钱都弄到自己的腰包里这是反人民的。但症结不在这里，在我们看来，不是司法偏离了人民，而是司法在执法的过程中偏离了法律。从我们这个立场来看，我们是要通过制度要让司法对法律负责，而不是对人民负责。这两个命题在本质上是不完全一样的，这是大家需要区分的两个命题。

我认为司法是非政治化的，这是我们争论双方的共识。

司法的职业化推进不下去是因为司法遭遇权力的抵制，一旦搞司法公正、司法独立，法官真正要对法律负责，问题就出来了，因为它会触犯既得利益。这就是司法改革为什么不能深入的原因。

司法要独立于权力，这是我们的共识。

第三篇：《软件.教育现代化》官网征稿

《软件.教育现代化》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的面向广大教育、科技工作者的国家级期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12—9203/TP（《软件》），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3—6970, 邮发代号：80-215，广告许可证号：工商广字1201014000106号）旨在推广现代教育新理论、新经验、新方法、新思维，为广大教育教学、科研、管理者提供有效交流平台，推动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如需投稿，请加用户名 【期刊收录】 已被《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 龙源 维普数据库收录。

【办刊宗旨】 本刊坚持科技创新，教育创新方针，探索我国现代教育教学改革发展新思路，研究教育教学各种规律特点，报道教育创新发展的现状以及改革热点、焦点；全方位、深层次介绍教育现代化创新的内容。

【主要栏目】专家论坛、科学教育研究、科教创新与研究、现代高等教育、教育管理与教育改革、高校学科教学与研究、现代教改新论、现代教学方法、现代教学管理、现代教师教育与发展、现代教育心理学、课程整合、科教研究与创新、教育论坛、思政论坛、现代基础教育与教学、现代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实践、学前教育与教学、现代职业教育与教学研究、学科建设、体育与艺术教育、教育探索、管理方略、师资队伍、教改经纬、专业建设、课程教材、实践教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和谐教育研究、学科教育研究、经济教育研究、普法教育研究、体育教育研究、教育模式研究、思品教育研究、文史教育研究、数学教育研究、多媒体教育、教师建设、班级管理、教师观点、学生教育、民主课堂、教法研究、专题研讨、快乐教学、教学设计、阅读与写作、深度关注、课改聚焦、师德启迪、职场新语、班主任论坛、教学反思、校长笔谈、教师研修、课堂修炼、和谐校园等。

【征稿对象】 全国教科研工作者、广大教师、各级科技与教育管理部门领导、科研院所、科技教育人员、科教领域管理人员、各大院校的在读博士生、研究生及社会各界关心教育工作的人士。

【来稿须知】 稿件应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实用性，论点明确、论据可靠、数据准确、逻辑严谨、文字通顺。文章2000—5000字符数为宜.文章的基本要素齐全，文章标题、作者单位、作者姓名、摘要、关键词、结语、参考文献等。所投稿件请保证文章版权的独立性，无抄袭、署名排序无争议、文责自负，请勿一稿多投！

第四篇：对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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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法院各项改革取得了突出成效。最近，适应法院建设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又提出了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新的改革目标。全面加强法官职业意识、职业道德、职业技能、职业形象建设，已成为当前摆在法院工作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此，结合法院工作实践，就如何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谈点粗浅认识。

一、强化法官职业意识建设，树立现代法院司法理念，构筑法官职业化的基础。

在建设法官职业化的进程中，莱西法院始终把加强法官职业意识作为树立现代法院司法理念的基础性工程来抓，并取得了良好成效。一是强化法官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使法院工作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使法院审判工作始终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其中，最重要的是使法院工作自觉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在这方面我院主要是做到使法院工作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重大问题自觉向党委、人大汇报，取得领导和监督。我们认为，法官的政治意识属于法院政治文化范畴，也是我国法院与西方法院的重要区别之一；二是增强法官的审判独立意识和中立意识，排除干扰，依法公正审判。一方面要求法官依法独立审判，另一方面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要居中裁判。为此，在深化法院各项改革的进程中，我们不断强化了独任审判员和合议庭职责，完善了证据制度，强化了当事人举证责任，以保证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并做到居中公正裁判。法院在为法官创造一个良好的司法环境的同时，要求法官自觉排除来自外界的影响和干扰，依法公正裁判；三是增强平等意识，要求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平等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平等的适用法律，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每一位当事人，真正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四是增强司法公正意识，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遵守公开、公平的司法程序。在这方面，除了严格程序以外，我院着力推行了裁判文书改革，增强法律文书的说理性，通过深入的说理，让胜诉方赢得清楚，使败诉方输得明白；五是增强司法效率意识，迅速、及时、高效的履行司法职责。工作中我们要求法官要增强审限意识，坚决纠正对案件久拖不决、久执不决的现象，确保案件在审限内审结，使当事人尽快摆脱诉累，合法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为此，我院强化了对案件审限的管理和监督，实行了案件催办、督办制度，2001年以来，我院审理和执结的一万余起案件无一超审限，年结案率达到了100%；六是增强法官的自尊意识，深刻认识自己从事的是一项崇高而光荣的事业，提升职业的神圣感和使命感。在工作生活中院党组经常教育法官充分认识自己从事职业的重要性，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进程中，社会和人民群众对法院和法官的期望和要求越来越高，人民法院和法官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作为法官应该深信自己从事的是一项神圣而光荣的事业，从而强化对自身的要求；七是增强司法文明意识，认真解决在审判活动中存在对人民群众态度上的冷、硬、横、烦、拖的不良作风。近年来，我院一方面抓治标，围绕“态度”做文章，坚决克服在办案中方法简单，态度粗暴的现象。一方面，在建设现代司法礼仪上下功夫，做到文明司法；八是增强司法廉洁意识，确保公正司法。重点是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要做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清廉如水，执法如山。近年来，我院一直把廉政建设作为法院队伍建设的重中之重来抓，实现了三个确保：即，确保班子不出问题，确保队伍不出问题，确保案子不出问题，也全面推进了法院各项工作上台阶、上水平。

二、强化法官职业道德建设，建立现代法院自我约束机制，构筑法官职业化之保障

职业道德是建立法官制度的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保证，也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重要保障。因为，如果没有良好的法官职业道德，就根本谈不上法官职业化。基于这一认识，近年来，我们莱西市人民法院在全面抓好法官队伍建设的过程中，十分重视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率先进行了规范法官职业道德的尝试，开展了法官职业道德先进个人评比活动，在全院开展法官职业道德大讨论，法官们围绕“什么是法官职业道德？”、“人民法官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职业道德？”、“应该怎样建设法官职业道德？”、“为什么要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使之深化了对法官应具备的职业道德内涵的认识，增强了法官职业道德意识，并在全院评出了10 名法官职业道德先进个人，召开全院大会进行表彰。同时，将他们的事迹整理后，在辖区有关新闻谋体进行了系统宣传，在社会各界引起了积极的反响。这一举措，有力的促进了全院法官良好职业道德的形成，推进了法院队伍作风建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发布后，我院及时组织全院法官进行学本文来自文秘之音网，在百度中可以第一位搜索到文秘知音网站习，不仅强化了法官业内职业道德建设，而且《法官八小时以外管理制度》，强化了对法官业外活动的约束，要求每一位法官都要时时刻刻牢记法官这一神圣职业对自己的要求，一言一行都要按照一个人民法官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养成良好的职业素质和人格品质，做到德化于审判，德化于社会，德化于自身，将职业道德融于生命和灵魂。职业道德建设有力的促进了法官素质的提高，近年来莱西法院没有出现一起法官违法违纪的不良现象，2001年在青岛法院组织的考核中，队伍建设的考核莱西法院名列全市十二处基层法院之首。

三、强化法官职业技能建设，培育现代法院专家型法官队伍，构筑法官职业化之根本。

法官职业技能，是法官依法审理案件并作出裁判的职业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法官职业化进程的加快，对法官个体的职业技能素质的要越来越高。同时，培养高素质的法官队伍，也是构筑职业化法官的必然要求。首先，法官这一职业共同体应该是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群体，有较强的理论功底，在社会和人民群众心中，应该是一个专家型、复合型的专业群体；其次，作为法官应该具有较强的驾驭庭审、当庭认证，并依法作出公正裁判的能力；再次，作为法官应该具有较强的说理能力，善于通过自己的语言说服双方当事人服判息诉，化解矛盾，促进社会稳定；最后，作为法官应该具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和文字功底，作出令人信服的裁判文书，通过法律文书展示案件事实，阐述是非曲直，作出公正裁判。

围绕培养法官的职业技能，莱西法院主要抓了以下几点：第一，针对法官队伍整体上文化素质偏底、学历层次布告的实际，下达力气抓了法官的在职培训。近年来，全院120名干警除10余名已具有全日制法律本科学历的以外，全部参加了法律专科、专业证书的学习，在这个基础上，2001年全院又有50余名法官参加了法律本科的远程教育，全院40岁以上的法官都参加了法律本科课程的在职培训，全院有9名同志先后参加了法学研究生班的学习。当前，全院法官的学历层次和文化素质已有量变到质变，实现了质的飞约；第二，以改革为动力，在推行审判改革的进程中，培养法官驾驭庭审、当庭认证、当庭裁判的能力。

特别是实行独任审判员、审判长责任制以来，法官的责任感、使命感进一步增强，注重在审判实践中提高自己的审判业务水平，综合职业技能不断扩张，职业水准逐步提高，一批具有较强职业能力的现代职业法官正在逐步成长；第三，从我国国情出发，强化调解功能，着力提高法官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在我国，人口众多，是一个突出特点。与之俱来的是各类案件居高不下，其中90%以上是民商事纠纷。这些案件如果都通过判决来解决，不仅要增加法院的诉讼成本，增加法官的工作量，延长诉讼周期，而且不利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团结，进而给社会留下隐患，成为新的不安定因素。因而，在审判活动中我们要求法官要依法多做调解工作，克服单纯办案就案办案的偏向。在审理案件是，法官要本着有利于纠纷的解决，有利于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促进案件双方当事人的团结和睦，有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的原则，多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做调解工作，能调解结案的努力争取调解结案，判决结案的也要努力做到使双方当事人息诉服判。同时，通过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作出一个具有较强说理性的裁判文书，使双方当事人从中得到教益。近年来，我院审理的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占结案总量的70%以上。法律文书改革也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优秀法律文书的评比活动，有力的促进了法律文书质量的提高，发到当事人手中的判决书、裁定书，已成为展示法院和法官形象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四、强化法官职业形象建设，塑造现代法官公众形象，构筑法官职业化之模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树立法官的职业形象。指出，要通过职业化建设，切实转变法官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从小处着眼，从细微处入手，不断培养法官的职业气质，树立求实、严谨、刚直、廉洁、文明等职业形本文来自文秘之音网，在百度中可以第一位搜索到文秘知音网站象，使法官成为社会上信任和尊重的人。对法官职业形象的要求，不仅是对法官职业意识、职业道德、职业技能的集中体现和概括，同时也是一种升华。职业意识、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展示在社会和人民群众中的就是一种职业形象，没有上述三个方面作基础，就谈不上树立良好的职业形象。

在工作实践中，我们莱西市人民法院重点着力于法官求实、严谨、刚直、廉洁、文明等职业形象的建设，要求法官在工作和生活中，要出处事事严格要求自己，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符合一个法官的要求，通过工作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培育法官的职业气质，向社会和人民群众展示法官的良好形象。求实，就是要在审理案件时，要实事求是，既要从案件的事实出发，又要考虑案件发生的客观实际，以“三个有利于”为指导，力求使审判的法律效益与政治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相统一；严谨，就是要求法官在工作生活中作风要严谨，体现在审判活动中就是，法官的一切行为要严谨，在案件当事人面前讲的每一句话，都要负责任，不能有主观随意性。比如，向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告知的开庭日期和时间，法官本身必须遵守。法官向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承诺的接待、答复问题的时间，法官必须履行。在诉讼过程中，法官的一切言行必须符合法律规范。必须给案件当事人这样一种感觉，法官即法律，是值得高度信赖的人，只有这样，法官才能受到社会的信赖和尊重；刚直，就是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刚正不阿，一身正气，能够经受住来自各方面的考验，不畏权、不畏势，秉公执法，公正办案。在其他社会生活中要正直，在是非面前不模糊，不附庸，保持一种浩然正气；廉洁，就是要求法官要廉洁勤政，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表现在审判活动中就是要不吃请、不受礼、不贪财、不贪色，为秉公办案打下坚实的基础；文明，就是要求法官在审判活动中有良好的职业作风，对当事人热情接待，态度和蔼，不耍特权，不逞威风，注重司法礼仪。总之，求实、刚正、严谨、廉洁、文明的职业形象，是新时期现代法院和法官职业化的外在特征，构成了铸造良好人民法官形象的时代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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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解析司法职业化与司法的社会需求

司法职业化与司法的社会需求

朱苏力

【摘要】中国整体的司法改革，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确实存在法律缺失的问题。但是就现在的中国来说，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比如说在基层调解是解决纠纷的很重要的方式，你有时候根本不需要什么法律知识。很多当事人看到判决书，不会去看里面的法律论证是什么，用了什么法律理论，他们只会去看判决，到底自己是赢了还是输了。拿许霆案来说，第一审判决书写得很好，但是老百姓不满意;而二审判决书不过是说了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但是最终的判决却能够让老百姓满意。道理谁都知道，但是道理真正实施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很高兴来到西安交大。因为是傍晚来的没有看到校园，所以我不敢说是不是美丽的校园。美丽不美丽不重要，西安交大在全国的名声是非常响亮的，是一所很有名气的院校。尽管法学院才刚刚成立，但是在单院长和许多老师的努力下，正在蒸蒸日上，今天能够应聘担任西安交大法学院的兼职教授也是我的荣耀，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来西安交大做这次讲座。因为作为兼职老师首要的职责就是教书，所以接下来我就进入今天的正题。谈一下中国的司法职业化与司法的社会需求。

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司法、法制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司法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从99年开始，从最高法院提出了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事实上更早，在90年代中后期，从中世纪开始，就开始了司法改革，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司法改革一些困境，具体的问题在哪里，可能除了学习法律的一些人，其他人很难注意到。对近来中央的一些重要决策，比如说强调三个至上，强调司法的密集性，强调社会主义法制理念也关注甚少。为什么说要强调，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主要原因是老百姓对司法改革并不满意，不管你司法怎么改革，如果老百姓意见很大，不能理解并体会到司法改革的好处，也是没

有用的。比方说我朱苏力教书教得好，但是你听完他的讲座之后觉得他讲得不怎么样，甚至说不如张三，不如李四讲得好，那你会觉得凭什么朱苏力是北大的教授，不过是滥得虚名。而所谓改革也是一样，就是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当然我们不能说老百姓的期待全都对，因为这个社会在发展所以老百姓的预期会比较高，或者说我们当年提出社会主义法制改革的时候提得太高，比如实现正义。因此我有任何感到不满意的地方，我就会觉得这个改革是没有用处的。

但是不仅仅如此，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方面，比如说司法的腐败问题，我们以前可能觉得司法不公，或者说司法出了什么问题是对法律知识了解不够，是过去不重视法制，是左倾思想的影响。有这些因素但是我们发现并不全是这些因素。有很多法官现在贪污腐败恰恰是知法犯法。拿最高法院的副院长某某XXX为例，都已经到那么高的位置了，什么博士生导师啊，博士学位都拥有，但是据说在受管制的时候还一次性接受了300万的贿赂，而这个贿赂人是他同学。他自己给自己订了条规矩，我不收其他人的礼金，只收同学钱。但是收同学的钱，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反而更大，因为这当中有很多都是律师行业的，当然最后出卖某某XXX的也是他的这些同学。这还不仅仅如此，改革十年以来，全国国历届的高院院长，一共有7任都出了事情，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这个比例能够占到了四分之一。为什么说很多人现在怀念毛泽东时代，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贪污腐败，社会相对比较平整，但是大家也都很贫穷。中国的富强靠的就是这三十年改革开放，但是你出现的这些问题，最后极有可能会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毁了中国。如果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干部没有这种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人民自然不会满意。

这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法官也不满意。法官不满意一个最大的特征是，在过去五年当中，据我们最高法院副院长讲，法官流失了上万名。所谓流失，就是因为觉得这个工作已经不值得我干，就象你为什么会从大学里流失出去，可能就是因为你觉得大学里收入太低，工作太累，所以就会去其他部门寻求更好的工作。那么这个法官的流失就意味着法官对这个工作的不满。如果说改革了，人民没得到好处，法官没得到好处，而且又出现腐败问题。还有更严重的是我们现在中西部法官的断层现象剧烈，这是2003年在推动司法考试进行改革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中国5年之后法官群当中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就象陕西这样的法律教育大省，每年至少有30名法学本硕博的毕业生，但是在陕西有20多个县法院里面没有一

个法学本科毕业的大学生。而这种情况在80年代之前却是有的，虽然那个时候法制教育不发达，但是一些院校还是可以向基层输送人才的。现在的情况却是不仅基层法院，一些中级法院也存在这样人才缺失的现象。陕西在西部来说已经是相对比较发达的大省了，虽然现在还不能跟江苏，浙江相比，但是在周边，你与甘肃相比，与新疆相比已经算是政治文化发达的地区，而在那些地区的情况更为糟糕。如果中国的法律体制最后建设成基层没有法官的情况，那么要司法改革，要法官职业化，专业化就失去了前提。而另一方面我们都了解，在城市地区聚集着大量的法学专业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法学专业的就业率在所有专业当中排名倒数第二，仅仅达到百分之六十。这也体现了法制教育，司法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不是要全盘否定，而是提醒我们不能仅仅只看到改革的成绩，成绩固然要看到，也要看到这些问题，并找到解决的途径。那么究竟是哪些地方出的问题呢?这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这些问题本身并不是法律教育的问题，不是司法本身的问题，而是说司法要满足的社会需求，要适应的国情跟实际情况不吻合。举个例子来说，一个男同学和一个女同学，别人都觉得他们很好，他们也想好起来，但就是好不起来。而许多包办婚姻也是这样，两个人没有人觉得不好，都是觉得天造地设的一对，但两个人就是好不了。就象贾宝玉和薛宝钗一样，大家都觉得两个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但是贾宝玉偏偏最喜欢的是林黛玉。当然他也喜欢薛宝钗，但那只是男孩子的一种习惯而已。

因此我们回过头来看，不要只看司法当中的一些问题，而是要看中国的国情中哪些因素使得中国的司法制度，法律教育，司法改革不能适应当代中国发展的需求。那么中国到底存在着哪些因素呢，简单一点讲就是说中国是大国，大国就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大国意味着有城市和农村的差别，意味着民族的多元化;而中国的情况跟美国又不相同，美国的话简单描述就是在大街上走的有美国人，有亚洲人，又有非洲人这样的情形;而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中国总体上来说是一个大杂居小聚居的国家，在某个地方可能全部是汉族，某个地方全部是蒙古族。美国所存在的仅仅是肤色上的差距，但是他们的文化是一致的。而许多时候这种文化上的一致性是很重要的。

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它的这些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呢?我们讲，中国的每一个省每一个自治区单独拿出来放到世界上都不能算是一个小国，最起码也是一个大国。它的一亿多人口，巨大的外贸总值在世界

上都能够排到前位。象江苏浙江至少也有八九千万，而陕西就算只有五千万，也就是比法国稍微小一点。就比如说你做一个小秤杆子很容易，但是你要做一个一百米多长的秤杆子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又象是一个家庭，一个三口之家和一个五口之家是不一样的，一个小企业和一个大企业是不一样的，西安交大和西安外国语大学也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大学。为什么说现在的年轻人结婚之后不愿意同父母住在一起，不是说他们不孝顺，只是所多两个人是一样的，在做决定的时候你也要多考虑两个人的意见。如果我们两个人是夫妻，今天晚上要出去看电影，那么提前就要告知两个人，考虑这两个人的意见。如果一个七口之家，一个十机口之家就会七嘴八舌。人多好办事，但是人多难决策。众口难调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是你只在上海实行改革，那会不会很难。新加坡是个法治成功的国家，但是新加坡只有四千万人口，相当于半个西安市。香港治理得很好，但是香港只有600多万人口，相当于半个深圳。有些东西看上去很容易，但是要真正实施起来却面临很大的困难。不要以为我们一直在强调中国国情，强调中国特色，是没有意义的概念，恰恰这些是有意义的。人口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先讲城市与农村的问题，我们知道法律更多的是适用于陌生人中间的。今天单院长请我来做讲座我们没有签合同;但是如果一个陌生人要请你来做讲座，你很可能要到外面请一个人来见证合同。你们同学之间会借钱，你们不会签合同。但是今天我向你借钱的话你肯定要写个借条，如果说不好意思的话，也会找个同学来证明一下。如果今天来得不是朱苏力，而是北大的一个同学要跟你借钱，你肯定也要写个字据。就是说法律更多的是处理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城市的关系。为什么说大量的律师聚集在城市，因为在城市里，你做生意，要跟许多的陌生人打交道，你们之间的交易，需要一个法律使这种关系稳定下来，提供一个保障，从而使自己不至于会吃亏。因此说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律师，或者说法律事务基本上都集中在城市。很少有律师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在一个乡镇里你几乎很少能够见到律师，因为它不需要。但是在城市里面，象国际贸易，知识产权，反托拉斯之类，甚至刑事案件都需要法律，需要律师。想一下我在来到这里之前，也就认识单院长和某个老师，我们就是陌生人。法律更多就是为陌生人为城市生活服务的。虽然说中国在迅速的城市化商业化，但是中国的法制并没有随之发生很大变化，中国的法制是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市场经济，社会关系而慢慢改变的。在三十年以前中过大概有百分之八十是农村人口，而现在中国大概每年以一个百分比的速度，农村

人口在减少，城市人口在增加。因此我们现在有百分之五十的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十的城市人口，虽然只是个乐观的数据，但按照这种速度下去，再过几年中国大概会有百分之八十的城市人口，所以法律是必须要发展的。

而从另一方面讲，法律也是城市人才能够消费地起的，城市人的收入比较高，包括贪官污吏，是更能花得起钱的。法律有时候可以说是富家子弟，富家子弟往往心肠比较好，说是要为穷人打官司，但是你骨子里还是富家子弟。法律是想帮助穷人，但却没有帮助穷人，因为是穷人消费不起的。大概在几年前，深圳律师的收费就是300块一个小时;北京是500美金一个小时。这不是一般人能够消费得起的。我们学法律不是要学得多深入，而最主要的是学会面对这个真实的社会，了解现实法律是什么样子的。而这种真实的现实社会不容易改变，哪怕你个人想要改变，也很难改变。商人就是主要集中在城市，就能够花几百万去请一个律师，我们能把这些律师都派到农村去吗?不能，这就又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也不符合人才的自由流动原则。而农村为什么不需要律师呢，主要是它是熟人社会。熟人之间是不敢做坏事的，而陌生人之间骗钱就骗了。但是熟人之间不同，比如我借了单老师钱不还，单老师就有可能提着菜刀来找我了。或者说对我的声誉有影响，别人说我借钱不还，以后不要借钱给他，那我以后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借宋丹丹的话来说就是：以后怎么在演艺圈混?拿小时候为例子，比如说你要借我变形金刚玩，我不借给你，那你说我不跟你玩了，这句话就会让我把玩具给你的。因为每个人的骨子里都是害怕被疏远，被孤立的。所以说这是在熟人之间很有力的砝码。而且在熟人之间我们知根知底，你知道我借钱不还，那你可以找个借口不借给我。但是陌生人就不一样了，比如我现在捅你一刀明天就回北京了，我也不会管你怎么样的。所以有陌生人之间更需要这样的法律保障。中国有一句话叫救急不救贫，这跟银行贷款是一个道理，你资金很紧张，银行可以借给你，但是你说你根本还不起贷款，银行自然不会贷款给你。

在农业社会当中，信息收集是相当方便的，甚至在农村大家都不怎么用大名，用什么山柱啊，秋菊啊，但是大家相互都很熟悉。当然在农村也是有纠纷的，不过都是小纠纷而已。拿秋菊打官司为例，秋菊与村长的关系被破坏了，应该怎么解决，这就引出了现代法律理念与旧时期的农村传统思想观念的矛盾和碰撞。

在中国，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这种情况很比较复杂。在东部沿海地区，即使是农村也是很商业化，很现代化，而在西部地区，即使是城市，有时候也相当于是半个农村。就象是陕西的一些县城基本上也是熟人社会，你一回到家，你所有的同学朋友都遍布在县城的各个角落里，做什么事情都很方便，几乎不需要法律的存在。正是这种不平衡性，它影响了对法律的需要，也影响了需要什么样的法律的问题。我们在学校学的国际法，反垄断法，国际贸易法，拿到县城去根本不会用得上。这跟自然科学不一样，科学技术越发达越有实用性，而法律越先进，到基层越不能够被应用。这就是为什么北大的学生为什么都不到基层，因为他们在学校里学的东西在基层没有办法被应用，只适合留在城市当中。再提到中国的古代教育，是学成之后先出去，然后慢慢得落叶归根，再回到家乡做一些事情。但是中国的现代教育模式的结果是，你在城市接受教育之后，你就再也回不去了，因为你所学到的知识在农村是没有用的。

另外，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文化，各民族的语言，这也是导致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个原因。比如说你在新疆维族自治区招考法官，要考英语，那么当地人就会觉得自己连汉语都不会讲，学英语有什么用?你在一个讲维语的地区想着普及英语与国际接轨，有什么实际性的意义呢?就是说不是是知识就有用，要看对什么人，用在什么地区才可以。你到西藏，你要考海商法，那当地人就会觉得我们这辈子能看到海吗?考这个能有什么用呢?

所以说如果中国的法制建设，中国的法学家们关注的只是东部沿海，大城市的一些法制发展，同国际接轨，那就不是在解决中国问题，而只是在作秀。如果你到宝鸡，咸阳的县里，你学的东西根本没有办法用得上，而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你所关注的只是申请出国，去哪去哪，不关心中国的这些基层问题，那真的是很让人心痛的。

中国整体的司法改革，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确实存在法律缺失的问题，在外商投资，引入外资的状况下，相关国际贸易法，海商法的缺失确实是个大问题。但是就现在的中国来说，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就象是有很多的法律知识是学校里学不了的，你要到法院，到基层才能学到。比如说在基层调解是解决纠纷的很重要的方式，你有时候根本不需要什么法律知识。我们学法的人可能会觉得调解是个比较落后的解

决途径，但对老百姓来说，他不在乎你是用先进还是落后的解决方法，对老百姓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我们的纠纷有没有解决。很多当事人看到判决书，不会去看里面的法律论证是什么，用了什么法律理论，他们只会去看判决，到底自己是赢了还是输了。拿许霆案来说，第一审判决书写得很好，但是老百姓不满意;而二审判决书不过是说了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但是最终的判决却能够让老百姓满意。道理谁都知道，但是道理真正实施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

因此，我们要去农村解决纠纷的时候，就不一定要靠法律，就需要调解。调解不仅仅是对法律知识有所理解，调解要涉及到很多的因素，比如说当事人两者之间的关系，比如说调解人必须要有威严，有权威，资历上的权威和年龄上的权威。一个刚毕业的法学毕业生去调解，就比较难让当事人接受。所以我们看一般解决纠纷的一般都是长者，并不是说这个长者就要比15，6岁的年轻人知识积累多，聪明，但是社会倾向于接受长辈的调解。而法律上把人际关系都看成陌生人的关系，涉及利益的时候就很难分清。有很多存在的问题，包括在农村出现的问题，比如说一对年轻夫妇，男方进城打工，几年下来成为一个小富翁，有了一定的资产积累，也有了小蜜，就想回来跟女方离婚。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去依法办事，这是不公平的。当然你不能说男方错了，环境变了，心理变了，自然生活也想发生变化。如果这是在城市，很正常，双方都经济独立，感情破裂之后分开很正常。不过发生在农村，情况就会不同，你出去打工，女方帮男方把孩子抚养大，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如果法官直接根据法律判决，对女方是不公平的。这就涉及到了你到底应该使用判决还是调解来解决问题。而你不能因为在城市用大量的判决，你就一直使用判决，包括在农村。这其实涉及到法律利益集团的问题，我们学法律的人，更擅长审判，我们懂得更多的法律知识，也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更多的利益。而所谓的调解，一个转业军人的调解能力并不比一个法律本科生差，这就造成了对法律知识分子的一种利益侵犯。

当我们社会的法制改革仅仅是在关注城市小部分人的形式化的时候，它实际上就脱离了大多数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脱离了中国中西布地区广大人民的需要，注重法理，注重法律变更程序，条文形式，但是这些方面的改革并不能说服人民。他们只关注结果。

这都是中国法律改革面临的实际。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在学习法律的时候，要意识到这些，但更重要的是怎样去面对这些问题，而且中国是大国，不管你将来在哪里，许许多多的法律问题都会存在。举个例子，电影《色戒》，有人会说色戒在中国是删减版，而没有完整版，从而提倡中国电影的分级制度。但是我们注意到各大电影院线都是在大城市，而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文化也有差别，很难制定统一的标准。另外在中国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与家人，一大堆人一起去。我们可以组织全班同学去看《建国大业》，但不能说一起去看《色戒》，这些小事情会直接影响人际关系。又比如一个村子一起组织看电影，你看什么电影，也会间接影响村民之间的交往。如果法律人对这些小问题都不思考，只是照搬人家的，解决不了问题。

另外有一个几年前的例子，有一个民警看到一对夫妻在家看黄碟，就把它没收了，这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按理来说，警察不能没收，但是警察也是接到电话之后才去干预的，你可以说看黄碟是不正当的，但是你不能说警察接到举报去干预是不正当的。有些人看黄碟就跟有些人写论文一样仅仅是一种爱好，别人是没有干涉的理由。你可以说看黄碟是不正当的，但你不能说你让民警去干涉是不正当的。比如说你是在农村，门窗没有关，声音影像都影响到了别人，如果刚好隔壁有小孩，那会影响到更多人，在这种情况下警察的干涉是不无道理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司法制度偏向于法律这边，而打破了中国几千年的思维习惯和传统，那么法律就真正得与社会脱了节。但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社会舆论的导向全都偏向于看黄碟这边，却没有考虑到小孩的感觉，女性的感觉，父母的感觉，这就与大众的正常思维相抵触。当然你可以看黄碟，这中间要有一个界限，就是你不会影响到别人，这在城市很容易实现。但是这个案子是发生在农村，就要考虑到具体的情形。就是说有些问题并不是绝对的，而是要是环境而言的。这些问题实际上也反映了这个社会的价值问题，我们现在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创新主义，我们提倡个人的创新，但这种创新是以不对社会产生反面影响为前提的。

如果说司法改革考虑不到这些具体的问题，一味得与现实社会脱节，那么这样的改革终究是很难成功的。刚刚提到的中西部法律人才缺失问题，其实不只在西部存在，在东部，广州的一些小地方一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要招大量的转业军人到基层去，因为没有大学生去。虽然要求我们现在的大

学生要有一种胸怀和精神，但并不要求全部人都要有这种理想主义，也要有现实主义，但这种理想主义是必须的。只有这种理想主义的存在才能使中国的法制和司法改革产生变化。没有一个国家在贫穷落后的情况下建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法制社会。很多国家和地区法制健全，也是因为法官收入比较高，律师收入比较高，才存在一个法制完善的前提。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法制的变化也是首先基于中国的变化。

虽然今天我讲的并不是什么很专业的问题，但都是放在中国具体的国情下让大家去思考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要换一种角度来思考问题，要经常去想我们的父母会怎么去想，不要认为某个老师讲过，波斯纳讲过，就是对的，要去想自己的父亲母亲会怎么想，自己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会怎么想，只有这样，你才能在法律的理想和现实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并且为中国的法律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