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司法改革背景下的案件管理 论文
浅议司法改革背景下的案件管理工作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六百六十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部门对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实行统一受理、流程监控、案后评查、统计分析、信息查询、综合考评等，对办案期限、办案程序、办案质量等进行管理、监督、预警。其作用主要体现规范司法行为，服务办案活动，辅助领导决策和促进公开透明。目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已经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决策并列，形成引领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布局，检察机关必须以党中央最新要求为统领，推动检察工作不断提升标准、创造特色。所以，开展案件管理机制改革是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推动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对于促进检察机关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全面做好检察各项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司法改革对案件管理的要求
（一）依托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加强统一集中管理。《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24条司法办案工作应当在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上运行，实现办案信息网上录入、办案流程网上管理、办案活动网上监督。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和业务部门负责人对办案工作审核、审批，应当在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上进行。第25条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部门对司法办案工作实行统一集中管理，全面记录办案流程信息，全程、同步、动态监督办案活动，对办结后的案件质量进行评查。业务部门案件原则上必须在统一业务应用系统运行，案管部门对平台案件进行全程、动态统一监管；每一办案流程必须完成相关节点要求，否则不能流转到下一节点，规范司法由原来的“软要求”向“硬要求”转变。
（二）建立规范机制，提高办案质量。《意见》第26条建立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案件承办确定机制。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可以由检察长指定检察官办案组或独任检察官承办。第28条建立以履职情况、办案数量、办案质效、司法技能、外部评价等为主要内容的检察官业绩评价体系。评价结果作为检察官任职和晋职晋级的重要依据。第29条建立办案质量评价机制，以常规抽查、重点评查、专项评查等方式对办案质量进行专业评价。评价结果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建立评查与通报机制，案管部门每年对办案人员办案情况进行评价，并记入个人司法档案中，有利于提高办案人员的执法办案责任心和办案质量。
（三）构建阳光检察，推行案件信息公开。《意见》第30条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建立健全案件程序性信息查询平台、重要案件信息发布平台、法律文书公开平台、辩护与代理预约平台，推进新媒体公开平台建设。案管部门依托信息公开平台“依法及时公开司法程序、流程、结果和生效法律文书”，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把案件的办理进展情况和结果及时告知有关人员，把重要案件信息主动地向社会发布，把法律文书全面地向社会展示，才能有效扩大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知情范围，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和监督检察工作的渠道，让司法工作在人民群众的视野中和关注下进行，杜绝暗箱操作。
（四）严格司法责任认定和追究，增强责任意识。《意见》第36条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检察人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怠于行使或不当行使监督管理权，导致司法办案工作出现严重错误的，应当承担相应的司法责任。案件监管人员必须在思想、作风、纪律、业务能力等方面有过硬的基本素能，才能担当起检察机关““啄木鸟”光荣而重要的职责使命。
二、顺势而为，深入推进案管工作
（一）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司法规范化水平。案件管理信息化是检察机关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伴随着科技强检战略的全面实施，最高检党组按照“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设计、统一实施”的原则，依托科研院所，集中研发融办案、管理、统计于一体的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在全国四级检察院之间搭建起一个纵向贯通、横向集成、资源共享的司法办案平台。
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的上线运行，对办案活动的监督提到事前、事中监督，以信息化倒逼规范化，严格、公正司法的理念融入到标准化、信息化的司法流程中，为检察机关加强司法规范化建设提供了契机。从宏观上看，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使司法规范化理念得到提升。统一业务应用系统通过标准化、信息化的办案流程，实现办案透明化，通过既定的操作流程对司法过程作出严格规范，在日常办案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固化司法规范化理念，引导检察人员自觉把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司法理念融入到 程序化的办案流程中。从微观上看，统一业务应用系统设置了助推司法规范化建设的操作程序，具体内容概括如下：
1、流程控制防止随意性司法。统一业务应用系统通过明确办案流程、办案期限、公用文书等来规范办案活动，承办人员只有在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中根据配置的流程和文书进行标准化操作，可以有效地避免随意性司法。
2、分案模块有效避免分案“猫腻”。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根据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的原则，设计了动态分案操作方法，以自动轮案与手工轮案相结合，兼容案件性质分组、案件来源分组，实现了案件的管办分离。案管部门按照各科室事先提供的案件 承办人员顺序进行后台配置，一经分案后，案件承办人员原则上不得变更。动态分案可以有效减少分案的人为因素，从源头上减少人情案、关系案、权钱 交易案，促进和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廉洁。通过分案管理，案管部门能及时全面了解和掌握各诉讼环节的案件办理情况，既管住了“案头”，又管住了“人头”，使内部监督迈上制度化、常态化轨道。
3、事前、事中监督弥补监管“短板”。统一业务应用系统设置统一的收送案平台，从网上录入、归口管理开始，实现网上动态监控，每一个案件的办案流程在系统内都清晰可见，办案全程均可监控。如果有相关内容未填写，则无法进入下一环节继续操作或生成相应文书，可以有效预防司法不规范行为的发生。
（二）转变监管理念，增强执法办案能力。传统监管模式不同程度地暴露出监督面较窄，事后监督、监督有限的缺陷。显然，转变监管理念、建立全新的案件管理机制是检察改革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案件管理部门依托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对程序规范性、质量保障性进行跟踪式的动态、日常监督。
1、由事后监督向事中监督转化。案件管理部门加强对案件办理流程进行监督，可以及时掌握办案程序的规范性。通过对案件的报捕书、起诉书、判决书进行监督，及时掌握案件的办理质量，对瑕疵问题提出整改意见，让办案部门快速地进行整改，对违纪办案、违法办案提出处理意见使检察长和纪检部门迅速地掌握情况，为追究干警责任提供依据。
2、由重点监督向常规监督转化。以往监管模式是每年只对不立、不捕、不诉重点案件进行专项督察、平时检委会也是对疑难复杂案件进行把关，平时缺乏督察渠道，主要依赖各部门自身的管理。但每个办案部门又是一种条条分割的管理模式，互相缺乏监督制约机制。现将案件的进出统一集中管理，使案件的办理过程一目了然，是否超期羁押在登录过程时就可以看出来。对案件质量检查，通过跟踪式地进行个案抽查、重点督查就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将监督变成常规化。
3、由个案监督向全部案件监督转化。以往加强监督的模式重在对不立、不捕、不诉案件进行监督，对疑难复杂案件进行监督，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进行监督，监督的是部分案件、个别案件。现将所有归属于本院管理的案件进行统一登记、录入，对案件进行全方位覆盖，检察长通过查看信息软件，可以很清楚了解每件案件的办理流程，掌握是否超期办案的情况。通过对案件质量分析，掌握承办部门、承办人员的办案水平。因此，案件管理部门是掌控办案部门的GPS，随时进行全覆盖式的监控。
（三）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理性思维处理关系。检察机关始终坚持从严治检不动摇，充分履行业务部门在公正司法中的全程直接责任、案件监督管理部门的动态管理监督责任、纪检监察部门的事后监督约束责任、政工部门的教育奖惩责任、信息技术部门的保障促进责任，形成一个自身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严密体系，共同促进司法规范化和管理科学化。案管部门职能定位、履职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部门关系。
1、处理好与业务部门自身监督管理的关系。业务部门自身监督是由业务部门内部通过审查、审批和个案监督等形式，对案件质量进行检查和评定。具有更加直接、便捷等特点，是开展检察业务管理的基本着力点。但是，部门管理存在着权力行使条条化、部门化，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等弊端。案件管理部门具有独立性、客观性、中立性，对避免业务部门自身监督管理缺陷有一定作用，更便于对业务活动的统一指挥、协调、督办。但在处理两者之间关系时，需要明确 : 一是案管部门与业务部门自身管理不能替代。各个诉讼环节的具体业务事项属于各业务部门职责范围，案管部门则侧重于案件流程监控、节点监控，对重点环节、重点案件进行监督检查，定期对案件质量进行抽查，不干预业务部门的办案工作。二是各业务部门根据工作要求，及时向案管部门报备工作开展情况，案管办及时汇总全院的业务工作情况，向上级院和分管检察长进行报告。
2、处理好与纪检部门的监督关系。纪检监查部门的监督是以办案纪律为标准，其主要目的是促进廉洁从检、公正执法。因此，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群众举报、线索移送等，开展调查、跟踪或者案后检查，一般不是按照司法工作规律开展监督工作。当然，检查业务管理中可能成为纪检监察发现问题的手段，如挖掘有质量问题的案件背后存在的检察干警渎职行为等，但总体来说，两者职能相互独立、互为补充。
3、案件管理与接受外部监督的关系。检察机关的外部监督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立足宪政层面开展的外部权力监督，包括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和公安、法院对检察工作的相互监督;二是来自当事人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权利监督。毋庸置疑，检察权的外部监督对促进检察机关公正执法具有重要意义。相比较而言，作为内部监督的案件管理工作，具有更及时、更深入的特点，符合司法亲历性特征，比外部监督更具有优势。但要构筑全方位的监督网，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促进和保障检察工作的深入发展。
第二篇：司法公开背景下媒介素养论文[范文模版]
一、媒介素养的含义，及其对推进司法公开的重要意义
媒体与司法公开存在着既统一又相互制约的关系，要推进司法公开，就对司法工作人员的媒介素养提出了较高要求，要加强司法人员的媒介素养教育有助于推动司法公开。媒介素养教育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防疫（inoculate）、释放（liberate）、赋予（em-power）。第一个阶段提倡以批判的角度使受众对粗俗文化产生免疫力。第二个阶段开始提倡独立思考与批判能力相融合。第三个阶段则开始注重媒介素养教育要能够赋予受众解读和运用媒介的能力。司法工作人员是司法公开的主体，是信息的传播者，从媒介素养教育的角度分析，属于第三个阶段，即赋予，不仅要求司法工作人员能够准确解读媒体传递的信息，还要学会运用媒体主动传递信息。
二、司法人员媒介素养的现实状况
司法人员作为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具有较高的法律专业素养，但是与中国受众目前媒介素养普遍不高的现状相似，司法工作人员在对待媒体的态度与方式还处于防疫的初级阶段，大致可以分为消费型、对抗型、互动型三种。
（一）消费型
这类司法工作者以消极的态度对待媒体，对他们而言，媒体仅仅是获取信息、参与娱乐的媒介，他们是传播的对象，也是传播的终点，大众媒体传播的信息无法通过他们进行再次传播。持有消费性媒介观的受众，只接受他们认可的信息，也许会进行思考和批判，但这种思考和批判不会向其他受众进行反馈。持有这种媒介观的司法工作者，不会主动参与司法公开，在他们看来，信息传播是单向的点对点传播，而不是由点及面的多向传播，但从传播效果看，他们往往能保证信息的正确传播，因为消费性受众一般不会对信息内容进行转换。
（二）对抗型
持有对抗型媒介观的司法工作人员，对待媒体的态度比较积极，他们会第一时间对媒体传递的信息进行分析与评判，但这种评判往往带有一定的偏见。这类司法工作人员通常认为司法公开，特别是通过大众传媒进行公开必然会导致媒体审批，从而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因此，他们排斥媒体，并对自己固有的认知结构（观点和立场），有一种维护、加强的倾向。持有这种媒介观的司法工作人员，不会主动参与司法公开，对于被要求公开的内容也会持比较抵触的心态，在他们看来，对于媒体的信息，可以进行适度的过滤，或者说对信息进行修正后再次进行反馈，使之与他们的固有认识一致。
（三）互动型
这类司法工作人员对媒体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在他们看来，受众不应仅仅是媒介信息的接收器，而应成为传播的中转站，不仅将从被动地接受信息变为主动地获取信息，还将进而发展成为主动地报道甚至发布信息。一方面，他们从媒体获得信息，在对信息进行梳理后向下一级受众进行传播，另一方面，他们会主动借助媒体传播信息。持有这种媒介观的司法工作人员，在司法公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能够很好地找到媒体与司法公开的结合点，扬长避短地传递信息，既准确传递司法公开的信息，又避免媒介审判情况的发生。
三、加强司法人员媒介素养的主要途径
媒介素养是指人们正确地判断和估价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作用，有效地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素养，是一个涉及社会学、心理学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能力，要提升司法人员媒介素养，更好地推动司法公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转变媒介观念，提高媒介认知
为提高媒介素养的关键在于转变媒介观念，不管是消费型的媒介观还是对抗型的媒介观，问题的关键还是对于媒体没有正确的认识。一是要转变逃避的观念，做到积极主动。媒体与司法有着共同的目标，媒体是司法公开的重要载体，对于媒体反馈的问题，要勇敢面对。二是要转变隐瞒的观念，做到坦诚相对。接受媒体监督是司法公开的内容之一，通过媒体公开信息一定要做到真实，不真实的公开不如不公开。三是要转变封堵观念，做到沟通疏导。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他媒体逐渐向自媒体转变，传播的速度更加迅速，要树立主动与媒体沟通的意识，抓好传播的第一时间。
（二）加强学习，提高对媒介信息的分析能力
媒介信息的多样性要求加强对综合知识的学习。一是要加强法律专业知识的学习。司法公开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必须熟悉哪个能公开，哪个不能公开，不然即使能熟练使用媒体也不能确保司法公开准确到位。二是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政治认知的成熟度是媒介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认知影响着一个人对于信息的认识与判断。加强学习能够提升个人政治认识的成熟度，从而提升对于媒介信息的判断力。三是要注重个人道德修养的锤炼。在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把关人职能削弱，如何发布信息，发布何种信息，如何解读信息更多依靠信息发布者和接受者本人，这就对信息发布者的个人道德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积极参与司法公开，在实践中提升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意识，同时是使用媒体的实际操作能力，这种能力需要在实践中加以磨练和提升。对于司法工作者来说，每一起案件的办理，都是司法公开的一次实际演练，每一次普法宣传，每一次舆情应对，同样都是媒介素养的一次锻炼。
四、结语
综上所述，媒介素质作为公民素质在媒介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强化司法公开的今天更加受到关注。媒介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司法工作人员的媒介控制能力和媒介信息解读能力，以及媒介信息发布能力，进而影响着司法公开的效果。而当前我们司法工作者的媒介素养还不能适应司法公开的需要，基于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媒介素养的研究和培养，以更好地适应司法公开的要求。
第三篇：司法改革背景下的政法治理方式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政法治理方式——基层政法委员会制度个案研究
侯猛
【摘要】一般认为，政法委员会的制度运作有干预司法之嫌，本文在考察基层政法委员会制度的运作之后认为，政法委员会对整个政法制度（公安司法制度）产生影响的决定性因素不仅仅是由于制度文本的规定，而要看各种权力在实际运作中实力的对比。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政法委员会制度本身至少在基层并不能真正做到干预司法。但是，由于政法委员会在人事上实际采取行政首长负责制，因此“第一把手”往往会越过政法委员会制度设计的界限，从而导致“干预”司法的产生。
【关键词】基层政法委员会 权力博弈 案件协调 行政化
在司法运作的过程中，政法治理在相当多的地方和场合仍然是一种重要的解决纠纷（维护社会治安）的方式，也是现在进行的司法改革必须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作为政法治理主要方式的政法委员会制度。与一般学术见解不同，我将证明政法委员会至少在基层并没有真正干预司法，政法委员会制度作为政法治理的主要方式有其存在的必要。
政法委员会制度是广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问题虽然没有进入主流法学研究的视角，但实际上又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而为数很少的、涉及过这一问题的研究，仅仅还停留在简单的学理解释上，也没有很强的解释力。这种解释就是认为政法委员会的存在起到了干预司法的作用，并预先假定政法委员会制度有违法治的理念，有干预司法之嫌，因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在进行司法改革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的取消这一制度。这种解释占据了法学界的主流。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事实确实如此，而是因为由于大多数的人不会亦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们接受这种解释只是因为他们仅仅接受了一种解释而并不会去寻求论证。这里，我将寻求另一种解释，我亦预先假定政法委员会制度是一种隐性司法制度，但是我并不将政法委员会“干预”司法的说法作为教条，我将对这一说法做实证的考察，并细致的分析政法委员会在多大程度上、多大范围内对政法制度（司法制度）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否算是“干预”司法以及监督司法和“干预”司法是否有比较明确的界限。
一、“论证取消政法委员会？”——研究进路、方法和背景材料
我的切入点将是考察基层（县一级）政法委员会制度的运作。县级政法委员会是政法委员会制度设置的最低一级，再往下到乡镇一级就没有设置这一机构，因此县级政法委员会往 往面临的是最大量、最直接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是具体的问题，因而也被认为是“干预”司法最有力的证据。这也说明基层政法委员会与中央政法委员会在制度运作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事实上，一项设计的制度往往只解决一个问题。这一制度设计将政法委员会定位在从宏观上统一组织领导政法工作，这对中央政法委员会来讲比较适用。但由于政法委员会制度内部有不同的层级，中央和基层的政法委员会在机构设置、权限范围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不宜将对中央政法委员会的制度设计形式生搬硬套至基层政法委员会。
调查选取的是苏北S县政法委员会，也是我的家乡。通过我父亲的私人关系，事先已经打了招呼，因此调查颇为方便，能够比较顺利的了解到比较真实的情况。但是，我调查似乎颇不是时候，此时正值县里进行机构改革，实行“一刀裁”，据说政法委员会的几个“头头”都要下。因而父亲催促我赶快回来做调查，因为再上来的一批人，父亲并不认识，父亲认为，在允许你调查的时候有可能对你有所保留。话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去调查时，我还携带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开出来的社会实践介绍信，但是信的作用似乎并不是很大。在和接待的秘书寒暄的时候，他多次笑着对我说“领导（此处是指我的父亲）交代的事情，我们得积极完成”，而当我把介绍信交给他时，他非常客气的说：“有你父亲的一句话就够了，还开这个啊”。也许，就在基层调查而言，正式的制度关系（法学院的介绍信）的作用往往不及非正式的制度关系（父亲的私人关系），私人的权力资源对调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能够使我进入这个一般人难以深入涉足、“政治性”很强的研究领域。不过，我的北大博士生的身份在一定意义上也便利了我的调查，虽然他们并不寄希望我能够通过向上面反映什么问题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这实际上也夸大了我的能耐），但是还是希望我——北京大学的博士生－——能够写出什么东西出来并对政法委员会制度有所论证。一位政法委的普通干部和我交谈时说到他很想写一本关于“党的政法工作概论”的研究著作，这方面的问题国内没见人专门研究过，他酝酿了多年，苦于工作和家庭的负重以及资料的匮乏，因此他很真诚的希望我能够将这一问题深入下去。另一位即将下台的政法委副书记不无调侃的要求我论证要取消政法委员会，他说：“最近实行大法官制度，还穿着黑袍，都要跟国际接轨了。都说50年不变，现在是人家不变，我们跟着变。”除了我的私人关系和我的正式身份之外，调查的时机虽说正值机构改革，但是实际上也方便了我的调查，因为那几天机构改革，政法委员会的人员都无心工作，正好可以和我聊天将他们想说的和原来在台上不方便说的都说了出来，这在一定意义上保证了调查的真实性。
二、“规定都写在墙上了”——基层政法委员会的制度框架
由于政法委员会制度的合法性来源不是来自于法律的规定而是党的文件，因而往往会引 起非议。然而，由于中国坚持党领导下的法治以及在法律中亦没有明确反对这一制度设计的内容，以此来说明政法委员会制度违法的理由并不充分。只有细致的分析和考察政法委员会制度的实际运作，讨论其是否具有合法性、是否可以合法化才具有现实的意义。我的考察将首先从分析政法委员会的制度框架开始。
政法委员会的制度框架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是其组织机构设置的问题。我去调查的第一天是下午，正好县委组织部打来电话，通知亦即宣布政法委员会的四个干部退居“二线”，其中包括三个政法委副书记全部下台（政法委还有一个副书记保留，但并不在政法委上班，这位副书记其实相当于是兼职，他主管“610”办公室，其他不问）。也许是事先已经预知，三个副书记那天下午没有一个来上班。而这次县级机构改革（实际上主要是人事调整）将原来的4个政法委副书记的编制压缩到2人。而在此之前，政法委已经根据省级的机构改革方案在机构设置上作了较大的调整：在1998年以前，政法委员会就只有一个办公室，政法委的各项工作都是分工到个人的。1998年以后，设置了秘书科、综合治理科、案件督察协调科。另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亦设在政法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基本上就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在“严打”期间，还设立“严打办公室”放在案件协调科，据说这是基于阶段性工作的需要，其主要工作是汇总公检法的各项统计指标。总的看来，政法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受到机构改革的影响，并没有完全固定下来，随时可能会根据编制的需要进行调整和裁撤。政法委员会内部组织机构的不稳定性和临时性很难让人相信其有一个很好的运作形式。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讲，政法委员会机构规模的大小（与公检法三家相比由于事务相对很少，人员亦远远少于这些部门）实际上影响到了它职能的发挥。
政法委员会的制度框架的第二个重要内容是其职能问题。虽然政法委员会的职能在党的专门文件有比较详细的规定，但是实际情况却有相当大的差别。正如该县一位下台的政法委员会副书记所说：“规定都写在墙上了，你自己看吧”（注——该县政法委员会将有关职能的说明制作成版挂在了墙上）。而另外一位下台的副书记则直截了当的说道：上边的有关职责的规定，只有一条是“实”的，其他都是“虚”的，即“协调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6]据我的观察，除了案件协调权力（在党的文件中有时又称执法监督权）之外，政法委员会按照规定还有一些比较具体化、具有可操作性的权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项：
一是协管干部权，协管干部权实际上与政法委员会管理政法队伍的职责密切相关。权力的大小决定职责实现的程度。虽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中发〔1982〕5号文件）明确规定，各级党委的政法委员会“协助党委和组织部门考察、管理干部”，而且这一权限在以后的中央文件中又再次重申。但是实际上这一权力主要掌握在组织部门，组织 部门不愿将这一权力与政法委分享。因而政法委对于管理政法队伍这一职能的发挥多限于政治口号上，其实际作用并不是很大，干部的任免权力主要掌握在组织部门，以及政法各部门自身。
另一个是综合治理一票否决权，由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暨政法委员会）行使，否决内容包括各级党委、政府先进荣誉的评选资格，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评选文明单位或升级的资格，主管领导、治安责任人评选受奖、晋职晋级资格。不过，按照政法委干部的说法，这一权限亦没有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落实。
政法委员会最可以操作的权力也许是执法监督权。执法监督权其实涵盖了案件协调权。不过，现在把政法委员会原来具有政治意味的“管理”（公检法）活动称之为“执法监督”，从语词上来说，是一种将政法委员会从政治化向法治化（制度化）的努力，试图表明政法委员会将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监督各部门，保证他们独立办案。虽然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政法委的“监督”也许与原来的“管理”并无实际差别，甚至有可能用“监督”一词将政法委“干预司法”合法化。但是，我们仍然不应忽视“监督”这一语词的力量，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一系列哪怕是具有负面作用的制度建构。就法律监督而言，一般包括政府自身监督、人大监督、舆论监督等，各自都是相对独立的。但是我在县里的调查却是另一种情形：该县县委成立了执法监督工作领导小组，试图通过党的监督的形式将这些监督统一起来。具体的做法是由县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任组长，成员来自县委政法委、人大法工委、政府法制局、政协法制委、纪检委、组织部、宣传部、报社、电视台、公检法司等部门，下设办公室在政法委案件督察协调科。其声称这样在全县就可以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政法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参与和支持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这种做法本身的合法性及其效果我并不打算做论证，我的列举只是说明，基层政法委员会除了自己行使执法监督权（公检法三家案件协调权）之外，还对其他执法监督如人大监督、舆论监督等起到所谓的“协调”的作用。政法委员会不仅协调监督诸多部门而且协调事务的范围也很广。政法委员会涉及的范围不仅包括刑事司法，有时甚至还涉及民事司法、行政执法，参与行政纠纷的协调。不过，与刑事案件协调相比要少很多。
三、权力博弈过程中的基层政法委员会
一个制度本身的实力越强，其影响力越大。如果我们要研究政法委员会制度如何影响其他政治法律制度，一定要分析和考察这一制度本身的情况以及与其他制度如何相互联系的情况。政法委员会的权力实际上是通过与其他各种权力的博弈过程中得到实现的。在调查中，我听到了这样一句关于政法委员会现状的“口头禅”：“无权、无钱、储存老干部”： “无权”的另一种解释是，在权力博弈中政法委员会的权力处在劣势。在公安、检察、法院、政法委四家关系中，由于公安部门实力最强，而法院和检察院的地位又比政法委在行政级别上的地位高（一般说来，政法委书记的地位比法院、检察院长要高一些，但是政法委书记并不能代表政法委员会这个机构的级别，就机构本身来讲，政法委又要比法院、检察院的制度地位要低），再加之现在强调独立办案，政法委员会的协调功能并没有足够的权威。那么，权力博弈到底是怎样的过程呢？一般说来，一项权力只有通过同其他权力的实际对比过程中才能得到确认；而且一项权力如果强有力，与其他各种权力的较量，往往一次就可以完全实现；反之，如果权力弱化，则需要通过多次博弈才能实现对其他权力的说服和控制，甚至还不一定实现其预期的效果。在政法委员会召开一般性的专门案件会议的过程中，有些情况下，按照正常程序应当是公检法三家负责人集中开会。但是，如果是要求公安局长来参加，但公安局长往往是不来的，因而替代的办法是请副局长来，后来副局长不来，股长来也行，最后干脆是谁接电话谁来。由于公检法三家来开会的时间前后不一致（拖拖拉拉），因而最后的结果是“来一个说一个”。这样，以政法委员会为相对主导的“一对三”的权力对比关系的司法场域完全被解构了。原来具有一定垄断性质的政法委员会主导的司法场域变成了三个单独的政法委员会“一对一”权力关系的司法场域。“一对三”的司法场域的设计有助于政法委员会权威的树立，而分解之后实际上导致权力关系的倒置：政法委员会权力由主动而转换为被动的角色，协调关系变成了类似于“请求”的关系。
政法委员会制度的运行与其相应的财政制度密切相关，财政支付能力实际上决定了政法委员会制度实际运作效果的全过程。基层政法委的办公经费往往是由县财政统一划拨，其权力的发挥要受到财政权力的限制。该县财政拨付的经费很少，据说该县政法委员会一年的经费只有2万多元。那么钱从那里来呢？按照他们的说法，难听一点说，就是四个字：“索、拿、卡、要”。其实也就是主要通过政法委员会领导人与其他部门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得以实行的。该县由于县委大院已经拍卖作商用，政法委只好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但由于经费不足，因此主持政法委工作的副书记就找到土地局长，请求土地局帮助解决场地的租借问题；至于政法委的喝水吃饭问题往往也要借助于其他有经济实力的部门。我们看到光是维持政法委日常费用，政法委还要通过借助土地局等其他部门权力的“救济”，政法委要想运作维持除日常运作以外的其他职能亦是非常困难的。而政法委员会的干部由于只吃财政的饭，对于专门事务自然不愿管的太多（要花钱），甚至“巴不得（有关部门和平民百姓）不要找上门来”。甚至为了维持政法委的运作，政法委员会有时还会通过一些制度化的途径来获取财力资源，将非正当的获取途径合法化。我在调查中发现在《X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 实施国家、集体财物被盗责任赔偿的若干规定》中，就规定责任赔偿人在缴清赔偿金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应及时将赔偿金发还被盗单位，也可经受偿单位同意，按一定比例从赔偿金中提取少量经费，以作为实施过程中的费用。这实际上将“卡要”行为合法化，并将这种公共服务产品货币化，实行一种公共机关服务的收费制度。当然，这一制度实行的实际效果如何就不得知了。
在组成人员上，政法委员会亦在权力博弈中占据弱势。政法委被认为是“储存老干部”的机构，政法委的那些头头们（主要是副职）调进来的时候几乎都是快要“二线”的同志，而且多半是从公检法三家中退出来的。当然，话说回来，这些干部有不少从事过多年的政法工作，又具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在协调公检法的专门机关中处理事务往往比较稳妥。然而由于政法委员会的事情，按照他们的说法属于“干也干不完，不干也没事”的情形，头头们对政法委的事情往往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了头头之外，一般的政法委干部往往没有经过专门的法律训练，在法律实践方面亦不如公检法专门人员。而这就存在了一个理论上的悖论：既然政法委员会是联系和协调政法各部门的机构，那么政法委的人员在法律素质、训练和责任心上就应当高于政法各部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但是实际上情况却恰恰相反。
四、消极介入——基层政法委员会协调案件的一般姿态
政法委员会最大量的工作是协调案件。而协调案件最典型的是政法委员会召开专门的会议协调公检法三机关；另外还有一种形式是通过接待群众信访的方式，然后向公检法机关反映督促问题的解决。从文本规定上来看，县政法委员会协调案件的范围主要是：县委和上级政法委员会交办的督察协调或牵头督办的案件；群众反映执法不公、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公检法机关有争议的需要政法委协调处理的重大、疑难案件。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相当多的案件是有争议但不一定是重大的案件，用俗话说就是“扯皮”案件。也就是说并不是事关社会稳定的重大案件都要进入政法委员会的协调程序，没有争议的有关杀人放火等重大刑事案件或经济犯罪案件实际上往往并不拿到政法委讨论。
协调案件大致的程序是：公检法向政法委提交有分歧的案件，主要是证据不足或认识上（可逮与不逮）有分歧的案件；政法委通过调查案件，召开协调会，提出初步意见，并形成会议纪要下发各部门，但是纪要不能作为判案的依据，只能作为参考；而且各部门如有不同意见，仍可以向自己的上级反映。事实上，由于要求协调的往往是一个单位首先提出，另一个单位往往并不大乐意协调，通过政法委员会的协调往往会得到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往往不是基于对事实的认定的一致，而是由于政治权威的运作，特别是有政法委书记（往往兼任县委常委）参加的协调会都会得到比较好的处理。在具体的协调过程中，政法委 本身的权威往往并不是很灵，由于另一方并不是很乐意协调，因此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规避政法委的协调：或者会绕开政法委直接向上级部门请示；或者先请示县委主要领导，定好了调子，让政法委照指示行事；还有些时候自行处理，比如公安局觉得与其与检察院冲突，不如自行消案，因此或者采取取保候审或保证金的方式。除了权威缺失之外，政法委有的时候还协调大家都不愿管的事务，充当所谓“枪头子”的作用。当几家都不愿承担案件责任，就有可能推到政法委，像我们现在推行错案追究制，法院的办案人员怕承担责任，就有可能会提交政法委讨论决定。
除了个案协调，政法委有时还专门就某一类问题的案件进行协调处理。该县政法委员会对各类案件存在的问题大致分为三类：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不公、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超期羁押、刑讯逼供、滥用强制措施、滥用强制器械；不适用取保候审、保外就医、监视居住案件。以超期羁押问题为例，首先是由县看守所与监察监所科向政法委呈报反映案件中存在的超期羁押的问题。政法委通过了解，对容易引起超期羁押问题的刑事诉讼环节，专门召集公检法有关负责人会议，研究制定《关于加强对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执法管理的办法》，协调各办案机关严格执行新的换押制度等规定；对盗窃物价格鉴定费等办案机关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延误办案期限的，及时协调物价部门予以解决；对检察起诉科退查给公安刑侦大队补侦案件的衔接问题，进行协调规范。......
第四篇：关于司法责任制背景下检委会运行机制改革专题
关于司法责任制背景下检委会运行机制改革专题
（一）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对检委会运行机制改革有哪些新要求？
1、提高检察委员会工作法治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发挥检察委员会对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的决策、指导和监督功能。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主要是本院办理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外交、社会稳定的案件，下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议的案件。
2、检察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加入了“部分资深检察员”。
3、完善检察委员会决策咨询机制。建立健全专家咨询委员会、专业研究小组等检察委员会决策辅助机构。检察委员会讨论案件，可以邀请有关专家到场发表咨询意见。
（二）检委会运行机制改革与健全检察机关办案组织之间的关系？
检委会与办案组织之间应存在一种保障与被保障关系。这种保障与被保障关系并不是一种简单基于命令与执行的上下级关系,本质上应是基于职能划分不同所明确的一种配合关系,即检委会的这种保障不是办案组织将案件提交检委会决定并执行的情形,而是检委会在办案组织的案件处理决定权不发生转移的前提下,出于保障办案组织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立场,主动发挥自身职能作用保障办案组织不受干涉；实现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后,将赋予主任检察官更大的独立办案空间,但是在重要案件、重要问题上,检察官还要坚持请示报告制度。检察长和检委会对主任检察官依法独立行使司法办案权有监督责任。主任检察官的权力来源于检察长的授权,因此其权力的行使也必然受到检察长的监督和制约;其二,这是源于检察工作一体化的要求;其三,这源于检委会的一项重要职能,即保证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因而检委会有权力也有义务对主任检察官的办案情况进行监督。
（三）司法责任制改革背景下健全检委会运行机制改革需完善哪些相关配套制度？
1、建立健全责任承担制度，区分检察官责任与检委会责任，具体在（四）中阐述。
2、完善检察委员会决策咨询机制。建立健全专家咨询委员会、专业研究小组等检察委员会决策辅助机构。检察委员会讨论案件，可以邀请有关专家到场发表咨询意见，增强检委会决策指导的及时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3、完善检委会组成人员进出机制。打破行政等级的限制，吸引部分办案经验丰富与法律理论深厚的资深检察官参与。
4、严格审查进入检委会讨论的案件。当前对进入检委会讨论的案件把关并不严格，许多纠结于证据认定或走程序的案件进入检委会讨论范畴，对检委会的运行并不有利。因此，还需继续健全。
（四）司法责任制改革背景下检委会决策责任如何认定与承担。检委会讨论案件时：主诉案件的检察官应对案件事实的真实性、证据的确凿性和充分性负责，检委会应对案件所做的定性及处理决定负责。检委会委员亦应对自己发表的案件定性和处理意见负责；明确承办人、部门领导、分管检察长、检察长这一基本责任链，落实个人责任制，出现问题后，依循这一责任链追究各有关人员的责任，不能以集体决策为借口逃避个人责任；主诉检察官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负责的依据是结案报告，检委会委员对案件定性和处理决定负责的依据应当是检委会记录。检委会记录的准确性由办公室记录人员负责．对案件承办人、部门负责人、各位委员的发言均要进行详尽的记录，防止出现只有最终结论而没有个人完整发言记录的情况。
第五篇：新课程改革背景下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教师如何不断适应和实现专业发展？
在教师的专业成长中，其自身和外部环境这两方面因素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的。因此教师专业化不仅是教师培养、教师教育的过程，而且是教师培养、教师教育的目标和发展趋势，体现了对教师专业水平和社会地位的一种肯定，地位也未达到其他专业人员的水平，因此一些教育界人士认为，当前教师职业正在由“半专业化”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专业化”成为未来教师发展的努力方向。
作为中学教师，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过硬的专业知识及其与现代教学相适应、现代教学所需的各种知识。现代科学知识日新月异，我们所学的知识不够丰富，各种新知识、新信息不断涌现，我们很快感到不能得心应手。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学习进修，否则不能应对学生的各种问题，会被学生问倒，也会削弱我们的威信。同时，一些新兴学科的出现，也要求我们去不断“充电”，学生们所涉及的知识很宽很广，也有一定的深度，教师不学习不钻研行吗？因此，教育的改革发展，首先要求教师提升自己的专业业务知识结构。
我们应该充分地学习掌握有关内容，理解领会其精神实质，并在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不断进行探索、尝试。包括教学目标的制定、教学方法的选择、对教材的应用等等。并且在学习实践过程中，边总结整理，把看到的、想到的及时记录下来，平时养成写课后笔记的习惯，碰到好的内容及时总结成教学案例，这样日积月累，我想一定会大大提高自己的教育理论水平和教育科研能力。
新课程注重学生研究性学习，它要求教师能够创设丰富的教学情景，激发学生探索问题，解决问题。为此，我们首先必须成为探究性的学习者和实践者，以自身的探究性的学习经验和实践能力，去更好地指导、丰富和发展学生的探究性学习活动。
在教学中，课后及时总结经验：成功的是什么，不足的是什么？如何改进？长期坚持，就一定会积累不少的教学经验与理论，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向教师专业发展又跨进了一步。
另外，教师还要有广阔的教育前沿视野，敏感的教育问题意识，灵活有效的从事教育教学的能力，数学教学活动中实验的操作能力和设计能力，教学管理的能力等。所以，以后我会朝着这些方面努力，使自己早日成为一名专业化的人民教师。
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是时代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新世纪的教师不再只是教师匠，而是不断地向学者型发展。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才有利于教育教学的发展和创新，才有利于转变教学观念和教学方式，加快对学生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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