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税收制度的建立和演变重点

第一篇：新中国税收制度的建立和演变重点

新中国税收制度的建立和演变

1949年建国初期，我国各地税收制度很不统一。在一些老解放区，仍沿用革命根据地时期各自制定的征税制度。在新解放区，为了及时开展城市税收工作，按照“暂时沿用旧税法，部分废除，在征收中逐步整理”的原则，除了将旧政权不合理的苛捐杂税以及为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征税规定加以废除外，一般暂时沿用旧税法。因此，当时全国各地实行的税种不统一，同一税种的税率差别也非常大。如面粉税，东北为8%，华东为25%；卷烟税，华东为40%，华北为10%，东北为60%；烟叶在华北不征税，而华东、中南都要征税。至于各地区的完税凭证和管理方法更是五花八门，很不一致。这种情况与全国统一的新形势很不适应。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召开了首届全国税务会议，讨论研究统一全国税政，建立新税制和加强税务工作。会议根据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有关财政税收的规定精神，制定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于1950年1月由政务院发布施行。《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明确了统一全国税收的要求，规定了全国统一的税收体系和税收立法权限，提出了加强税收工作的制度措施。与此同时，政务院还公布了货物税、工商业税等主要税种的暂行条例和《全国各级税务机关暂行组织规程》。这标志着我国新的社会主义税收制度迅速建立起来。

随着新的税收制度的建立和贯彻执行，城市工商税收收入也开始迅速增长。1950年上半年就达到了与公粮收入相等的地步，完全改变了以往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农村公粮收入的局面。1950年6月，针对执行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调整了工商税收，简化合并了一部分税种、税目，调整了部分税率，改进了征收方法，并在调整的基础上修正了货物税、工商业税等主要税种的暂行条例，同时由财政部公布了这些暂行条例的施行细则，从而使我国新的工商税收制度逐步趋于完备。

我国工商税收制度建立以后，曾进行了多次调整改革，主要有1953年的税制修正；1958年税制改革，试行工商统一税；1963年所得税制的调整；以及1973年税制改革，试行工商税。这些改革基本上是在保持原有税负的基础上，实行简并税种、税目，调整税率，简化征收办法，使原来以“多种税、多次征”为特点的工商税

收制度逐步变为一种极为简单的税制。通过这几次改革以后，我国国有企业只缴纳一种工商税，集体企业只缴纳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两种税收。

1978年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从1980年起，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公布了一系列涉外税法。为了配合经济体制改革，从1983年开始，有步骤地实行了国有企业利改税，并改革了工商税制。这次改革，是比过去历次税制改革的范围都要广泛得多、经历的时间也长得多的一次全面的工商税制改革。

经过10年税制改革的探索，从1994年起，我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新的工商税制。新税制遵循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和合理分权的原则。在流转税方面，以增值税为核心，辅之以对非商品经营课征营业税，对少数产品交叉课征消费税。在所得税方面，统一了不同经济性质的内资企业所得税，合并了内外个人所得税。此外，新开征了土地增值税，合

并、废止和调整了其他一些税种。与此同时，把中央与地方之间原有财政包干的收入分配体制，改变为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以更好地调动两个积极性。新的工商税制，为完善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一个更加适合的税收环境。

第二篇：新中国农业税收制度的发展

新中国农业税收制度的发展

一、新中国农业税制度的初步建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农业税制度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根 据中央政府规定的原则和各地的具体情况，逐步建立健全农业税的各项制度，适当减轻农民 负担，促进农业生产发展。1950 年 6 月 15 日，根据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调整税收、酌 量减轻民负的建议，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提出了调整农业税收的措施： 第一，只向主要农产物征税，凡有碍发展农业、农村副业和牲畜的杂税，概不征收。第二，为了照顾农村的经济情况，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恰当地减轻农业税并必须按照规定的标 准征收。第三，农业税应当以通常产量为固定标准，对于农民由于努力耕作而超过通常产量 的部分不应当加税，以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后，财政部就此作出了具体规定。同年 9 月 5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公布了《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即日起施行。1951 年秋，西北、东北、华北大区重新颁布了农业税暂行条例。根据《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的规定，新解放区的农业税以户为单位，按照农业人 口每人平均的农业收入计征。农业收入的计算，以土地的常年应产量为标准，以市斤为单位。不同来源的收入计算方法不同。每户农业人口全年平均农业收入不超过 150 斤主粮者免征，超过者按照 3%至 42%（后来逐步调整为 7%至 30%—作者注）40 级全额累进税率计征，的 农业税地方附加不得超过正税的 15%.荒地，以试验为目的的农场、林场，经过县（市）以 上人民政府批准的学校、孤儿院、养老院、医院自耕的土地，机关、部队的农业生产收入已 经向国家缴纳生产任务的，可以免征农业税。垦种荒地、轮歇地，可以定期免征农业税。遭 受自然灾害者和特别贫困者，经过批准可以减征、免征农业税。为了建立健全农业税制度，政务院、财政部陆续制定了一系列相关配套措施，包括《关 于农业税土地面积及常年应产量订定标准的规定》《农业税灾歉减免办法（草案）、、》《农业 税查田定产工作实施纲要》《受灾农户农业税减免办法》等。、在这一时期，农业税负担的基本政策是全国统一的。但具体的征收办法，各地区不尽相 同。例如，在征税对象方面，华北区以耕地为农业税的征税对象，耕地的计算单位为标准亩； 而其他地区则以土地收入为农业税的征税对象，收入的计算以土地的常年应产量为标准。又 如，在税率方面，老解放区实行比例税率，新解放区实行全额累进税率。1951 年 6 月 21 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 1951

定》，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税的平均税率从1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到19%（黑龙江省）不等，西藏地区征收农业税的办法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自行规定。农业税的纳税人为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税对象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等类收入，以粮食作物的常年产量为基本计算标准。农业税实行地区差别比例税率，全国的平均税率规定为常年产量的15.5%，县以上人民委员会对所属地区规定的税率最高不得超过25%.对于个体农民可以按照应纳税额加征一至五成（缺乏劳动力、生活困难者除外）。此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可以随同农业税征收地方附加，附加率一般不得超过15%，最高不得超过30%.对于纳税人在山地上新垦植或者垦复经济林木取得的收入，定期免征农业税。对于纳税人从农业科研机关、农业学校进行农业试验的土地和零星种植农作物的宅旁隙地取得的收入，免征农业税。纳税人的农作物由于遭受自然灾害而歉收的；农民生产、生活还有困难的革命老根据地，生产落后、生活困难的少数民族地区，交通不便、生产落后和农民生活困难的贫瘠山区；革命烈士家属、在乡的革命残疾军人和其他纳税人，由于缺乏劳动力或者其他原因而纳税确有困难的，经过批准，可以减征或者免征农业税。

关于农业税的负担问题，财政部副部长吴波阐述了增产不增税的方针，并明确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各年的农业税征收额将基本稳定在1958年征收额的水平上，不予提高。

1959年至1961年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1961年6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财政部关于调整农业税负担的报告》时提出：农业税的实际负担率，即农业税正税和地方附加的实际税额占农业实际收入的比例，全国平均不超过10%.同时确定，1961年农业税征收额调减以后，稳定三年不变，增产不增税。据此，全国农业税征收额调减了44.4%，后来一直稳定不变。

在牧业税方面，中央继续明确实行轻税政策，以扶持畜牧业生产的发展。1961年12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西北地区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纪要》，提出要继续实行轻税政策，取消草场税，牧业税的税率应当控制在牧业总收入的3%以内。

三、改革开放后农业税制度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税制度调整的主要内容，一是对贫困地区采取了大量的减免税措施，二是逐步地建立了对于农业特产品征税的制度。

1978年12月2日，国务院转发《财政部关于减轻农村税收负担问题的报告》，规定从1979年起，在粮食产区，凡是低产缺粮的生产队（包括大队统一核算的单位），每人平均口粮在起征点以下的，可以免征农业税。起征点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作出规定，并报国务院审批。

1979年11月9日，财政部在《关于加强农业财务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农业税的征收额应当继续稳定不变，增产不增税。按照实行起征点的办法，对部分经济条件差的地区和社队的农业税减免，从1980年开始，一定三年不变。各地征收农林特产税的范围和税率，毗邻地区要在负担政策上进行必要的平衡，以便更好地促进社队开展多种经营。牧业税也要贯彻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的政策。牧业税的税率，以省、自治区为单位，应当控制在畜牧业总收入的3%以内。

从1983年起，农业税起征点办法停止执行，并相应恢复因实行这一办法而核减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业税征收任务。

1985年2月28日，财政部印发《关于贫困地区减免农业税问题的意见》。文件规定，对于少数因自然和经营条件很差，解决温饱问题又需要一定时间的最困难农户，可以从1985年起给予免征农业税3年至5年的照顾。对于生产和生活水平暂时下降，困难较轻的农户，可以根据当年实际情况给予适当减征或者免征农业税的照顾。

为了平衡农村各种作物的税收负担，促进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1983年11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对农林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若干规定》。根据这一文件，园艺收入、林木收入、水产收入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认为应当征收农业税的其他农林特产收入，均属农业税的征税范围。

1989年3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林特产农业税征收工作的通知》，决定从1989年起全面征收农林特产农业税，并对征税办法作了若干改进。

1993年2月20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调整农林特产税税率的通知》，对部分农林特产品的税率进行了调整。

1994年，中国实施了改革开放以后工商税制的第二次全面改革。在这次税制改革中，农林特产农业税与原产品税、工商统一税中的农、林、牧、水产品税目（不包括改征屠宰税的生猪、菜牛、菜羊）合并，改为征收农业特产农业税（简称农业特产税）。

1994年1月30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即日起施行。农业特产税的纳税人为在中国境内生产农业特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征税对象为国务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农业特产收入；全国统一的税目有烟叶产品、园艺产品、水产品、林木产品、牲畜产品、食用菌、贵重食品等7个，税率从8％至31％不等，其他农业特产税的税率从5％至20％不等。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院校进行科学试验取得的农业特产收入；在新开发的荒地、荒山、滩涂、水面上生产农业特产品的；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和其他地区中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贫困农户，纳税确有困难的；因自然灾害造成农业特产品歉收的，可以享受一定的减税、免税待遇。

四、我国稳定农业税政策的措施

为了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农村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正确处理新时期的农民问题，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减轻农民负担，中共中央、国务院和财税部门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稳定农业税收政策。

1996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决定规定：国家的农业税收政策不变。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即1996年至2000年），国家对农业生产不开征新税种，国家规定的农业税税率不再提高。任何地方无权设立税种，提高税率，非法设立的税种和擅自提高的税率一律取消。农业特产税必须据实征收，不得向农民下指标，不得按照人头、田亩平摊。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不得重复征收。

2000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做好当前农业生产工作的通知》，强调严禁违反国家税收政策向农民乱摊税赋，严禁强迫村集体和农民贷款上缴各种税费。开展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地方，要认真领会和贯彻中央的政策精神，把减轻农民负担作为改革的首要出发点，真正使农民在改革中得到实惠。

2002年2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农业部等部门报送的《关于2002年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意见中提出，要继续执行禁止平摊农业特产税的规定；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工作；普遍推行农业税收“公示制”；强化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责任；继续抓好农民负担的监督检查，规范农业税收征管，防止违反规定平摊税收，落实好灾区和贫困地区农业税费减免政策。

五、农村税费改革的起步

1998年10月14日，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提出，减轻农民负担要标本兼治。合理负担坚持定向限额，保持相对稳定，一定三年不变；严禁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纠正变相增加农民负担的各种错误做法，对违反规定的要严肃处理；逐步改革税费制度，加快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的立法。

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就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明确：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

同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当年将在安徽省试点，总结经验后再行展开。

2001年3月24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农村税费改革的有关政策，包括合理确定农业税计税土地、常年产量和计税价格，采取有效措施均衡农村不同从业人员的税费负担，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特别要减轻生产环节的税收负担），在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前提下妥善解决村干部报酬、村办公经费、“五保户”供养经费开支，妥善解决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义务工以后出现的问题，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认真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各项配套工作，包括改革和精简机构、压缩人员、节减开支，加大中央和省两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有条件的市级政府也应当安排一定的资金支持这项改革）；严格规范农业税征收管理，建立健全村级“一事一议”的筹资筹劳管理制度，建立有效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机制，妥善处理乡村不良债务。

六、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逐步扩大

2002年3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做好2002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确定了2002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范围（其中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国务院确定的试点地区；上海、浙江、广东等沿海经济发达省、直辖市，如果条件基本成熟，可以自费进行扩大改革试点）；规定了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包干使用的办法。

2003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指出，要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2003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充分肯定了2000年以来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取得的成绩，并提出在2003年这项工作要在总结经验、完善政策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推开。

2003年4月3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中央决定，今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推开，这是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的一项重大决策。全面推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以彻底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民增收为目标，理顺国家、集体和农民的分配关系，推动农村上层建筑的变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农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从财政部的统计数据来看，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税收入逐步增加，农业税收入占税收总额的比重则呈逐步下降趋势，农业税负担也呈逐步降低趋势：从1950年到2001年，农业税、牧业税的年收入从19.1亿元增加到285.3亿元，增加了近14倍；农业税、牧业税收入占当年全国税收总额的比重则从39.0%下降到1.9%，降低了37.1个百分点，降幅为95.1%.从1950年到2000年，农业实产量从2195亿斤增加到9632亿斤，增长了3.4倍；实征农业税仅从270亿斤增加到281亿斤，增长了4.1%；实征农业税占农业实产量的比重则从12.3%下降到2.9%，降低了9.4个百分点，降幅为76.4%。

第三篇：新中国农业税收制度的发展

新中国农业税收制度的发展

一、新中国农业税制度的初步建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农业税制度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根据中央政府规定的原则和各地的具体情况，逐步建立健全农业税的各项制度，适当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1950年6月15日，根据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的建议，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提出了调整农业税收的措施：第一，只向主要农产物征税，凡有碍发展农业、农村副业和牲畜的杂税，概不征收。第二，为了照顾农村的经济情况，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恰当地减轻农业税并必须按照规定的标准征收。第三，农业税应当以通常产量为固定标准，对于农民由于努力耕作而超过通常产量的部分不应当加税，以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后，财政部就此作出了具体规定。

同年9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公布了《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即日起施行。1951年秋，西北、东北、华北大区重新颁布了农业税暂行条例。

根据《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的规定，新解放区的农业税以户为单位，按照农业人口每人平均的农业收入计征。农业收入的计算，以土地的常年应产量为标准，以市斤为单位。不同来源的收入计算方法不同。每户农业人口全年平均农业收入不超过150斤主粮者免征，超过者按照3%至42%（后来逐步调整为7%至30%—作者注）的40级全额累进税率计征，农业税地方附加不得超过正税的15%.荒地，以试验为目的的农场、林场，经过县（市）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学校、孤儿院、养老院、医院自耕的土地，机关、部队的农业生产收入已经向国家缴纳生产任务的，可以免征农业税。垦种荒地、轮歇地，可以定期免征农业税。遭受自然灾害者和特别贫困者，经过批准可以减征、免征农业税。

为了建立健全农业税制度，政务院、财政部陆续制定了一系列相关配套措施，包括《关于农业税土地面积及常年应产量订定标准的规定》、《农业税灾歉减免办法（草案）》、《农业税查田定产工作实施纲要》、《受灾农户农业税减免办法》等。

在这一时期，农业税负担的基本政策是全国统一的。但具体的征收办法，各地区不尽相同。例如，在征税对象方面，华北区以耕地为农业税的征税对象，耕地的计算单位为标准亩；而其他地区则以土地收入为农业税的征税对象，收入的计算以土地的常年应产量为标准。又如，在税率方面，老解放区实行比例税率，新解放区实行全额累进税率。

1951年6月21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1951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其中将新解放区已经完成土地改革地区的农业税的最低税率和最高税率分别调整为5%（提高了2个百分点）和30%（降低了12个百分点），将农业税附加的最高附加率提高到20%（提高了5个百分点）。

1952年6月16日，政务院在《关于1952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为稳定农民负担，必须实行查田定产，依率计征，依法减免。

1953年8月28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1953年农业税工作的指示》，指出从1953年后三年以内，农业税的征收指标应当稳定在1952年的实际征收水平上，不再增加。

在牧业税方面，中央人民政府没有就牧业税作出统一的规定，而是授权各有关省的人民政府自行拟定征收办法，报请大区人民政府或者军政委员会核准以后，转报政务院备案。

二、新中国农业税制度的统一和调整

1955年9月29日，中共财政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两年来农业税工作情况和对今后工作意见向中央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应加强有关农业税收政策的调查研究，积极准备起草农业税法。

1958年6月3日，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即日起施行。国务院于同日发布了《关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税平均税率的规定》，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税的平均税率从1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到19%（黑龙江省）不等，西藏地区征收农业税的办法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自行规定。

农业税的纳税人为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税对象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等类收入，以粮食作物的常年产量为基本计算标准。农业税实行地区差别比例税率，全国的平均税率规定为常年产量的15.5%，县以上人民委员会对所属地区规定的税率最高不得超过25%.对于个体农民可以按照应纳税额加征一至五成（缺乏劳动力、生活困难者除外）。此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可以随同农业税征收地方附加，附加率一般不得超过15%，最高不得超过30%.对于纳税人在山地上新垦植或者垦复经济林木取得的收入，定期免征农业税。对于纳税人从农业科研机关、农业学校进行农业试验的土地和零星种植农作物的宅旁隙地取得的收入，免征农业税。纳税人的农作物由于遭受自然灾害而歉收的；农民生产、生活还有困难的革命老根据地，生产落后、生活困难的少数民族地区，交通不便、生产落后和农民生活困难的贫瘠山区；革命烈士家属、在乡的革命残疾军人和其他纳税人，由于缺乏劳动力或者其他原因而纳税确有困难的，经过批准，可以减征或者免征农业税。

关于农业税的负担问题，财政部副部长吴波阐述了增产不增税的方针，并明确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各年的农业税征收额将基本稳定在1958年征收额的水平上，不予提高。

1959年至1961年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1961年6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财政部关于调整农业税负担的报告》时提出：农业税的实际负担率，即农业税正税和地方附加的实际税额占农业实际收入的比例，全国平均不超过10%.同时确定，1961年农业税征收额调减以后，稳定三年不变，增产不增税。据此，全国农业税征收额调减了44.4%，后来一直稳定不变。

在牧业税方面，中央继续明确实行轻税政策，以扶持畜牧业生产的发展。1961年12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西北地区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纪要》，提出要继续实行轻税政策，取消草场税，牧业税的税率应当控制在牧业总收入的3%以内。

三、改革开放后农业税制度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税制度调整的主要内容，一是对贫困地区采取了大量的减免税措施，二是逐步地建立了对于农业特产品征税的制度。

1978年12月2日，国务院转发《财政部关于减轻农村税收负担问题的报告》，规定从1979年起，在粮食产区，凡是低产缺粮的生产队（包括大队统一核算的单位），每人平均口粮在起征点以下的，可以免征农业税。起征点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作出规定，并报国务院审批。

1979年11月9日，财政部在《关于加强农业财务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农业税的征收额应当继续稳定不变，增产不增税。按照实行起征点的办法，对部分经济条件差的地区和社队的农业税减免，从1980年开始，一定三年不变。各地征收农林特产税的范围和税率，毗邻地区要在负担政策上进行必要的平衡，以便更好地促进社队开展多种经营。牧业税也要贯彻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的政策。牧业税的税率，以省、自治区为单位，应当控制在畜牧业总收入的3%以内。

从1983年起，农业税起征点办法停止执行，并相应恢复因实行这一办法而核减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业税征收任务。

1985年2月28日，财政部印发《关于贫困地区减免农业税问题的意见》。文件规定，对于少数因自然和经营条件很差，解决温饱问题又需要一定时间的最困难农户，可以从1985年起给予免征农业税3年至5年的照顾。对于生产和生活水平暂时下降，困难较轻的农户，可以根据当年实际情况给予适当减征或者免征农业税的照顾。

为了平衡农村各种作物的税收负担，促进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1983年11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对农林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若干规定》。根据这一文件，园艺收入、林木收入、水产收入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认为应当征收农业税的其他农林特产收入，均属农业税的征税范围。

1989年3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林特产农业税征收工作的通知》，决定从1989年起全面征收农林特产农业税，并对征税办法作了若干改进。

1993年2月20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调整农林特产税税率的通知》，对部分农林特产品的税率进行了调整。

1994年，中国实施了改革开放以后工商税制的第二次全面改革。在这次税制改革中，农林特产农业税与原产品税、工商统一税中的农、林、牧、水产品税目（不包括改征屠宰税的生猪、菜牛、菜羊）合并，改为征收农业特产农业税（简称农业特产税）。

1994年1月30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即日起施行。农业特产税的纳税人为在中国境内生产农业特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征税对象为国务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农业特产收入；全国统一的税目有烟叶产品、园艺产品、水产品、林木产品、牲畜产品、食用菌、贵重食品等7个，税率从8％至31％不等，其他农业特产税的税率从5％至20％不等。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院校进行科学试验取得的农业特产收入；在新开发的荒地、荒山、滩涂、水面上生产农业特产品的；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和其他地区中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贫困农户，纳税确有困难的；因自然灾害造成农业特产品歉收的，可以享受一定的减税、免税待遇。

四、我国稳定农业税政策的措施

为了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农村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正确处理新时期的农民问题，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减轻农民负担，中共中央、国务院和财税部门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稳定农业税收政策。

1996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决定规定：国家的农业税收政策不变。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即1996年至2000年），国家对农业生产不开征新税种，国家规定的农业税税率不再提高。任何地方无权设立税种，提高税率，非法设立的税种和擅自提高的税率一律取消。农业特产税必须据实征收，不得向农民下指标，不得按照人头、田亩平摊。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不得重复征收。

2000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做好当前农业生产工作的通知》，强调严禁违反国家税收政策向农民乱摊税赋，严禁强迫村集体和农民贷款上缴各种税费。开展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地方，要认真领会和贯彻中央的政策精神，把减轻农民负担作为改革的首要出发点，真正使农民在改革中得到实惠。

2002年2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农业部等部门报送的《关于2002年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意见中提出，要继续执行禁止平摊农业特产税的规定；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工作；普遍推行农业税收“公示制”；强化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责任；继续抓好农民负担的监督检查，规范农业税收征管，防止违反规定平摊税收，落实好灾区和贫困地区农业税费减免政策。

五、农村税费改革的起步

1998年10月14日，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提出，减轻农民负担要标本兼治。合理负担坚持定向限额，保持相对稳定，一定三年不变；严禁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纠正变相增加农民负担的各种错误做法，对违反规定的要严肃处理；逐步改革税费制度，加快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的立法。

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就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明确：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

同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当年将在安徽省试点，总结经验后再行展开。

2001年3月24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农村税费改革的有关政策，包括合理确定农业税计税土地、常年产量和计税价格，采取有效措施均衡农村不同从业人员的税费负担，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特别要减轻生产环节的税收负担），在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前提下妥善解决村干部报酬、村办公经费、“五保户”供养经费开支，妥善解决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义务工以后出现的问题，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认真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各项配套工作，包括改革和精简机构、压缩人员、节减开支，加大中央和省两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有条件的市级政府也应当安排一定的资金支持这项改革）；严格规范农业税征收管理，建立健全村级“一事一议”的筹资筹劳管理制度，建立有效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机制，妥善处理乡村不良债务。

六、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逐步扩大

2002年3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做好2002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确定了2002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范围（其中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国务院确定的试点地区；上海、浙江、广东等沿海经济发达省、直辖市，如果条件基本成熟，可以自费进行扩大改革试点）；规定了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包干使用的办法。

2003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指出，要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2003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充分肯定了2000年以来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取得的成绩，并提出在2003年这项工作要在总结经验、完善政策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推开。

2003年4月3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中央决定，今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推开，这是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的一项重大决策。全面推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以彻底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民增收为目标，理顺国家、集体和农民的分配关系，推动农村上层建筑的变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农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从财政部的统计数据来看，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税收入逐步增加，农业税收入占税收总额的比重则呈逐步下降趋势，农业税负担也呈逐步降低趋势：从1950年到2001年，农业税、牧业税的年收入从19.1亿元增加到285.3亿元，增加了近14倍；农业税、牧业税收入占当年全国税收总额的比重则从39.0%下降到1.9%，降低了37.1个百分点，降幅为95.1%.从1950年到2000年，农业实产量从2195亿斤增加到9632亿斤，增长了3.4倍；实征农业税仅从270亿斤增加到281亿斤，增长了4.1%；实征农业税占农业实产量的比重则从12.3%下降到2.9%，降低了9.4个百分点，降幅为76.4%。

第四篇：新中国教育方针的形成与演变

新中国教育方针的形成与演变

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据此制定的各项政策，保证了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广大教育工作者努力贯彻落实教育方针，培养了大批思想道德和文化科学素质较高的劳动后备军和大批德才兼备的建设人才，造就了一大批活跃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的骨干力量。

经过新中国成立60年的艰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日益完善。广大教育工作者更加自觉地贯彻落实教育方针，带来了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的整体素质，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正确贯彻和落实教育方针，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必须明确教育事业的服务方向、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教育的总的培养目标，把握时代性，尊重教育规律，体现素质教育，坚持以人为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也揭开了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新篇章。共和国成立之初，为了尽快改变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的状况，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事业，把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顺利完成了从旧教育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转变，确立了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明确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方向。

教育方针的制定和落实，事关国家教育事业的兴衰成败。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适应时代要求，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不断调整和完善的历史过程，体现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的基本要求。

新中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提出与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成为教育事业面临的首要问题。1949年9月，就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为了贯彻这一方针，1949年12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了新中国教育工作的目的，即“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两为”作为我国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确立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教育的基本职能和作用。在这一教育方针的指引下，我们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卓有成效地接管和改造了旧教育，为创建新中国教育奠定了基础。为落实这一教育方针，教育部分别规定了中小学教育的宗旨和任务，其他各级各类教育也根据教育方针相继确定了各自的宗旨和发展的主要目标，我国教育事业逐步全面走上规范办学的轨道。

从1952年开始，我国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与此相适应，我国教育也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教育向社会主义教育的过渡，教育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1954年2月，周恩来在政务会议上提出：“我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每个人要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均衡发展”；《1954年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中提出：“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应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为培养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而奋斗。”

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全面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使教育事业适应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对人才的急需，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逐步明确提了出来。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重要论述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贯穿于社会主义教育培养目标之中，形成了新中国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这一方针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了持久的指导作用。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同时指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后来概括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即“两个必须”）。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文件中首次冠以“教育方针”字样对教育方针的表述。此后，人们将这一方针与1957年提出的教育方针结合起来，作为统一的教育方针加以贯彻，这就是1961年《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中提出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教育方针，以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及其教育活动为实践依据，以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为政策依据，继承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总方针的优良传统，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和发展的方向。这一方针于1978年正式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据此制定的各项政策，保证了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广大教育工作者努力贯彻落实教育方针，培养了大批思想道德和文化科学素质较高的劳动后备军和大批德才兼备的建设人才，造就了一大批活跃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的骨干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发展与完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教育事业也进入改革发展的新阶段。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适应这一根本任务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得到了发展与逐步完善。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这里提出的教育方针，是根据当时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目标提出来的，也是总结新中国成立32年教育的经验教训提出来的。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这对教育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和发展教育事业，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1983年9月，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成为新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在以后制定的教育方针中得到明确体现。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还直接写入了“三个面向”。这些重要思想的提出，充分适应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在教育方针认识上实现了由“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到“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升华和历史飞跃，在教育方针实践中加强了教育与社会的联系，促使教育主动适应现代化建设需求，按照现代化建设要求进行全方位改革。

20世纪90年代初，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教育方针的表述更加规范化。1990年12月30日，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提出：“继续贯彻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进一步端正办学指导思想，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全面提高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思想政治水平和业务素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重申了这一方针。1995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沿用这一教育方针，但在文字上作了重要修改，除了在“建设者和接班人”前加上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外，还在“德、智、体”后加上了“等方面”，反映了在教育方针认识上的深化。至此，我国新时期的教育方针已完成了法律程序，写进了教育的根本大法。

世纪之交，随着素质教育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发展，我国的教育方针又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都在人才培养中提出了“美”的要求。这样，新时期的教育方针就表述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新的教育方针，确立了教育事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向，明确了教育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揭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根本途径。这一新的教育方针,实现了新中国教育史上教育方针认识和实践的历史性转变，促进了教育思想的大解放，开启了教育方针认识和实践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新时代。

1999年6月，江泽民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首次提出了教育“为人民服务”和“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方针。2002年11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上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对教育方针的内容进行了新的阐释和丰富。

经过新中国成立60年的艰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日益完善。广大教育工作者更加自觉地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不断深化教育改革，带来了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的整体素质，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正确把握教育方针的基本内容与发展趋势

教育方针是国家根据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在一定历史阶段提出的具有全局性的教育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它是党和国家教育工作发展的总方向，是教育基本政策的总概括。教育方针的制定必须回答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

第一，必须明确教育事业的服务方向，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教育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方向。教育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一是应当自觉地服从并服务于现代化建设，二是发挥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基本功能，三是全面适应现代化建设对各类人才培养的需要，四是全面提高办学的质量和效益。教育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要求。就是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第二，必须明确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教育不仅要与生产劳动结合，而且要与社会实践结合，应与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有机结合。

第三，必须明确教育的总的培养目标，“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将全面发展思想写入教育方针，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是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人才，明确提出了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的培养目标。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正确贯彻和落实教育方针，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必须体现和把握以下思想特征和发展趋势。

一要把握时代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方针适应时代要求实现了三次根本性的转变：

（一）1是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教育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转变；2是实现了由“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向“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转变；3是实现了教育为计划经济服务向为市场经济服务的转变。教育方针的制定应鲜明地反映时代精神，体现时代特征，随着历史条件和实际情况的变化，与时俱进，把握时代性。

（二）要尊重教育规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方针尊重教育规律，充分体现人的全面发展思想，1是在教育服务方向上，更加注重教育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和为人民服务的有机统一；2是在人才培养目标上，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3是在人才培养途径上，更加注重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教育方针的制定必须把握教育自身的特性，遵循教育规律，体现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实际需要。

（三）要体现素质教育。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已成为新时期全面贯彻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成为保证全面而准确地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重大举措。

（四）要坚持以人为本。面向新世纪教育方针的制定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把教育的重点转向人本身，在教育过程中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中心地位。

当前，我国正处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发展时期，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教育改革与发展，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是引领教育发展的思想旗帜和行动指南。在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指引下，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我国教育事业必将出现生机勃勃的新局面，教育质量必将不断迈上新的台阶，为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摘自《中国教育报》

第五篇：可持续发展绿色税收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可持续发展绿色税收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论文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资源 环境 绿色税收制度

论文21世纪，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将面临资源与环境的严峻挑战。一方面，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另一方面，资源使用效率低，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破坏加剧。建立以环境保护为目标的绿色税收制度，将作为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措施。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从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角度提出的关于人类发展的战略和模式，它强调人类经济活动要与自然环境相协调，是指在不牺牲未来几代人需要的情况下，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发展，是一种长期稳定的发展，由此达到现代和未来人类利益的和谐统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同样存在着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如何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现实中国的一个重大的经济课题。税收作为筹集财政收人的主要形式和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应当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可持续发展与税收

(一)枕收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作用于经济，税收收入的可持续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相辅相成的。可持续发展将对税收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首先，可持续发展是获得长期稳定税源的保证。税收的增长以经济的发展为前提。只有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为税收的持续增长提供长期充足的税源。其次，可持续发展将会使税制结构逐渐趋于优化。在可持续发展下，产业结构趋于优化的同时改变了税源结构。这必然要求国家及时调整税收工作重点，开征新的税种，不断完善和优化税制结构，减少税收流失。再次，可待续发展使税收调控的目的不止局限于经济发展，也注重环境的保护和人类的长远利益。

税收是保障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手段。这是由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税收本身的性质、职能决定的。影响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一环境污染问题是一个负的外部性问题，即企业的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_税收作为市场经济下最主要的经济杠杆之一，对负的外部性问题有直接、有效的调节作用。个别企业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向外界排放污染物，这就等于将本应该由企业负担的成本转嫁给社会承担，这显然是不公平的。解决这种负外部性问题最有效的还是通过政府实施公共政策。两种途径，一是政府实施对污染企业的管制，二是通过征税来解决此问题。前者是通过规定或禁止某些行为来解决外部性。但政府管制者为了设计良好的规则，需要了解这些行业可以采用的各种技术的细节。因存在信息不对称，所以政府实施管制的成本较高。而税收作为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主要通过向私人提供符合社会效率的激励来解决外部性问题，是一种最优手段。一方面，税收将企业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从而实现企业的公平竞争。另外增大了排污企业的成本压力，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将不得不采用先进技术减少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或购买污染处理设备，这都将对杜会生产效率、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污染的防治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该项税收收人又可以作为专项资金用于环境保护事业。

(二)什么是“绿色悦收”

随着五、六十年代环境问题的日益恶化，一些具有环保特点的经济概念，诸如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绿色会计、绿色营销、绿色税收等相继出现。这些“绿色”概念，不仅反映了人们对环保的重视程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将环境资源的消耗与补偿纳人经济范畴，从而有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绿色税收”“词的广泛使用大约在1988年以后，《国际税收辞汇)第二版中对“绿色税收”是这样定义的:绿色税收又称环境税收，指对投资于防治污染或环境保护的纳税人给予的税收减免，或对污染行业和污染物的使用所征收的税。从绿色税收的内容看，不仅包括为环保而特定征收的各种税，还包括为环境保护而采取的各种税收措施。随着绿色

税收理论在我国的出现和应用，如何建立绿色税收制度，以保护和改善我国的环境，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税收理论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西方国家构建“绿色税收”制度的实践

西方国家“绿色税收”即环境税收的发展大致已经历这几个阶段:1.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这个时期环境税主要体现为补偿成本的收费(Cost-CoveringCharges)。其产生主要是基于污染者负担的原则，要求排污者承担排污行为的成本，因为规范排污行为需要付出代价。其种类主要包括用户费、特定用途收费等，尚不属典型的环境税，只能说是环境税的雏形;2.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的环境税种类日益增多，如排污税、产品税、能源税、碳税和硫税等纷纷出现。其功能则综合考虑了刺激和财政功能。即各种排污税主要是用于引导人们的行为方式，而各种能源税则主要用于增加财政收人，同时，也希望其产生积极的环境影响;3.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至今。这个时期是环境税迅速发展的时期，现在西方国家不仅普遍建立了环境税制，而且环境税在许多国家已成为环境政策中的主要手段。西方国家的“绿色税收”主要有三类:1.对企业排放污染物征收的税。包括对排放废水、废气、废渣等的课税。如英国、荷兰、挪威等征收二氧化碳税;美国、德国、日本征收二氧化硫税;德国征收水污染税。2.对高耗能高耗材行为征收的税。如德国、荷兰征收的润滑油税;美国、法国征收的旧轮胎税;娜威征收的饮料容器税等。3.对城市环境和居住环境造成污染的行为税。如美国、日本征收的噪音税和工业拥挤税、车辆拥挤税。

目前世界上绿色税收制度的建立处于前列的主要国家有美国、荷兰和瑞典。美国的“绿色税收”制度包括对产生臭氧的化学品征收的消费税、对汽油的征税，对与汽车相关的其它征税、开采税、对固体废物处理的征税等。美国大部分与环境相关的税收计划是由州和地方政府来实施的。另外它们是一个大混合，即每个州的标准都不一样。但美国无论在联邦层次上，还是在州层次上对环境税收越来越重视，从现有的环境税收的实施效果来看，它们的作用是显着的;荷兰特别为环境保护目的而设计的税收主要包括燃料税、噪音税、垃圾税、水污染税、土壤保护税、地下水税、超额粪便税、汽车特别税、石油产品的消费税等。荷兰的“绿色税收”制度以征收生态税收的政府级次和用于生态目的的税收类型为两个特征。生态税收的征收一般由低一级的政府去完成。大部分用于生态目的的税收主要是特定税;瑞典的“绿色税收”包括对燃料征收的一般能源税、对能源征收的增值税、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对电力能源的征税、对化肥、电池等的征税等，已经占到税收体系的重要部分。其环境税的核心是对能源的征税，而对能源的征税是从多方面来进行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征税使能源的消费水平下降，并促进技术革新。

三、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绿色税收制度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将保护环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运用税收手段加强环境保护也已经有20余年的历史了。早在70年代，我国的原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中就曾规定对工业企业以废渣、废液、废气等“三废”和其他废旧物资为主要原料生产产品所取得的销售收人和利润给予定期免税照顾。此后，我国的税收制度虽然历经多次改革、调整，但也始终将保护环境作为税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现行税制中的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1)增值税:对原材料中掺有不少于30%的煤研石等废渣的建材产品和利用废液、废渣生产的黄金、白银在一定时期内给予免税优惠。(2)消费税: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鞭炮、烟花、汽油、柴油以及摩托车、小汽车等消费品列人征收范围，并对小汽车按排气量大小确定高低不同的税率。(3)内资企业所得税:规定利用废液、废气、废值等废弃物为主要原料进行生产的企业，可以在5年内减征和免征企业所得税。(4)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规定外国企业提供节约能源和防治环境污染方面的专有技术所取得的转让费收人，可减为按10%的税率征收预提所得税，其中技术先进、条件优惠的，可给予免税。此外，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税种也对保护环境不受污染、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应当肯定，这些税收政策在减轻和改善我国环境污染，保护自然资源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与其它政策相比，上述政策所发挥的作用还远远不够:一是我国现行税制中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税收对环境保护的作用主要靠分散在某些税种中的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这样既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很难形成专门用于环保的税收收人。二是现行税制中为了环保而采取的税收优惠措施的形式过于单一，仅限于减税和免税，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影响了税收优惠的实施效果。三是在保护自然资源方面，现行的资源税也很不完善。完善我国绿色税收制度的指导思想是:根据我国资源现状和特点，促进企业按物耗少、占地少、能耗小、运翰少和技术密集、附加值高的原则发展，加强对能耗大、用水多、占地多、污染严重的重化工业的管理。基本思路是:在进一步完善现行的保护环境和资源的税收措施的基础上，尽快研究开征环境保护税，使其成为“绿色税收”制度的主体税种，从而构建起一套科学完整的“绿色税收”制度。

(1)在排污等领域实行费改税，并开征新的环境保护税

首先，应将已经实行的排污费改为环境保护税。税收具有强制性、固定性、无偿性的特征，比收费更具有约束力。而且税收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征收成本也比收费低。同时环境保护税收人将作为财政的专项支出，有严格的预算约束，可以保障宝贵的环保资金的使用效率。因此，在排污等领域实行费改税已势在必行。这有利于税收政策措施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具体的措施包括:将二氧化硫排放费、水污染费、噪音费分别改为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和噪音税。其次，对一切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环境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和对环境污染破坏程度征收环境保护税。具体设计是:以排放“三废”和生产应税塑料包装物的企业、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以工业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及塑料包装物为课税对象;对不同的应税项目采用不同的计税依据:对“三废”排放行为，以排放量为计税依据从量课征，对应税塑料包装物则根据纳税人的应税销售收人按比例税率课征。在税率的设定上不宜按全部成本定价，以防把税率定得过高，使得社会为环境保护付出太大的代价。此外，应将环境保护税确定为地方税，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并且环保税收人作为地方政府的专用基金全部用于环境保护开支。

(2)改革消费税，开征燃油税

我国消费税对汽油、柴油各规定了一档税率，以定额的方式征收税款，在当前国际油价大幅度上升的情况下，大大减少了国家的相关税收收人。因此，可考虑取消费税中对汽油、柴油的课征，对汽油、柴油、重油等在其销售环节从价开征燃油税，一方面控制燃油的使用，保护大气环境;另一方面增加国家税收收人。可适当提高含铅汽油的税收负担，以抑制含铅汽油的消费。

(3)采取多种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企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我国现行的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应在减税、免税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手段对原有政策做出完善。首先，制订环保技术标准，对高新环保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引进和使用予以税收鼓励。可供选择的措施包括:技术转让收人的税收减免、技术转让费的税收扣除、对引进环保技术的税收优惠等。其次，制定环保产业政策，促进环保产业的优先发展。如环保企业可享受一定的所得税的减免;在增值税优惠政策中，对企业购置的环保设备应允许进行进项抵扣，从而鼓励企业对先进环保设备的购置与使用;对环保设备实行加速折旧;鼓励环保投资包括吸引外资，实行环保投资退税;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有关政策中，对于企业采用先进环保技术改进环保设备、改革工艺、调整产品结构所发生的投资应给予税收抵免;对于环保产品在出口政策上给予税收支持等等。

(4)制定促进再生资源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再生资源业不仅有利于环境保护，而且也有利于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目前，我国资源回收利用的潜力很大。据估算，我国每年可再生利用而未回收的废旧资源价值将近250300亿

元人民币。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对再生资源业利用废旧物资允许按10%作进项抵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再生资源业的发展。今后，在绿色税收政策的制定上，还应进一步促进废旧物资的回收和利用。

(5)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

对资源课税的基本原则是普遍课征、级差调节。我国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应尽可能包括所有应该给予保护的资源。而我国现行资源税征收范围过窄，仅对矿产品和盐类资源课税，起不到全面保护资源的作用。因此，应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把矿藏和非矿藏资源列人其中。并且对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资源课以重税，以扩大资源的保护范围。此外，鉴于对土地课征的税种属于资源性质，所以，可将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并人资源税中，使资源税制更加规范、完善，以进一步促进我国资源的合理保护和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