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信贷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原创论文)

第一篇：试论信贷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原创论文)

《信息经济学》课程论文

浅析我国信贷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

【摘要】随着经济市场化步伐的加快，我国商业银行在商业化改革中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信息不对称。可见，如何解决信息不对称，建立合理信贷决策机制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运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理论模型对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些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信息不对称 逆向选择 道德风险 信贷市场

银行是经营资金融通业务的中介，信贷业务是商业银行资金运用的核心业务，而在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中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给信贷市场带来了效率损失,也增大了银行所面临的风险。下面将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具体策略。

一、信息不对称理论 1.什么是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是在市场交易中，交易的一方对另一方缺乏信息，进而影响信息劣势方不能做出正确决策，导致交易效率降低的现象。一般而言，卖方比买方拥有更多关于交易物品的信息，即卖方处于信息优势地位，但是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存在。前者例子可见于二手车的买卖，卖方比买方更了解二手车的信息。后者例子比如医疗保险，买方通常掌握了更多的信息。

2.信息不对称的分类

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分为事前的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和事后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两种情况。逆向选择是交易事前的信息不对称，由阿克洛夫1970年对美国的二手车市场分析而来。阿克尔洛夫在分析二手车市场认为，在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买主以市场的平均质量估计的价格只能购买到质量在平均质量以下的二手车，而质量高于平均质量的二手车就无法销售出去，从而导致质量好的二手车退出市场，市场上二手车的平均质量也就逐步下降，最后市场逐步走向瓦解。信贷市场上同样也存在这种事前的逆向选择，最终的结果是信誉好的借款人退出市场，市场上留下的是信誉差的借款人。道德风险是交易事后的信息不对称。在金融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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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之后，为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借款人可能用贷款人的资金从事风险更高的业务，比如企业用信贷资金从事高风险的投资。

二、我国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一）逆向选择

1.银行VS借款人——“惜贷”和“慎贷”现象

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中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由于借款人与银行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银行缺乏对借款人的真实经营和财务状况的了解，而借款人对自己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非常了解，既是借款人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提供的贷款利率最多是社会风险度的平均值。这样，风险低的借款人会觉得利率太高而放弃贷款，但风险高的借款人却积极地寻求贷款。经过多番博弈，最后的结果是银行难以分辨借款人的优劣，从而拒绝借款人的请求。这就是我国商业银行信贷市场事前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的表现，即 “惜贷”和“慎贷”现象。

2.银行VS借款人——中小企业融资难

如前面的分析所述，银行与借款人相互博弈的最后结果导致了“惜贷”和“慎贷”现象，对于借款人是中小企业而言，就是融资难问题。由于中小企业的经营规模小，发展前景难以预测，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而中小企业融资极为困难。另一个方面，从我国的银行业结构来看，我国的银行业过于集中，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足，金融资产过于集中于大银行。而中小企业获取贷款的渠道主要是通过银行，银行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无法预测，自然向其提供的贷款也就很少。企业有大量的融资需求，但是无法得到满足，而银行有大量的闲置资金却不敢贷出去。一方面是企业贷不到款，困扰着中小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银行找不到合适的客户，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社会的资源无法实现最优配置，这同时也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在信贷决策上存在问题。归根结底，这些都是由事前的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引起的。

3.银行VS存款人——选择银行的盲目性和“挤兑”现象

银行的客户除了借款人，还有存款人。存款客户和银行之间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其中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银行作为债务人对自己的信用水平和财务状况的了解远超过存款客户，既是银行处于信息优势地位。由于处于信息劣势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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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存款客户很有可能误选一家信用水平低的银行，如果银行为使利润最大化用客户的资金从事高风险业务，那么存款客户就处于不利的位置。尤其在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信用评级制度时，银行也没有定期向客户公布自己的财务信息，存款客户更加难以判别金融机构的质量，在选择银行时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在无法判断时，利率就成为存款客户选择商业银行的标准。信用水平较差的银行自然会以高息揽存，然后银行用高息揽存的资金从事高风险的业务以获得高额利润。一方面，如果银行的业务出现问题，存款客户就会遭受损失；另一方面，如果客户对银行缺少信心，客户就会抽回资金，银行有可能出现“挤兑”现象。显然，这对双方都不利。

（二）道德风险

1.银行VS借款人——不良贷款问题

在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银行在做出贷款决策后并不不能高枕无忧，他们最关心的是借款归还问题。然而银行对借款人的情况了解始终是有限的，在贷款发放之后，一些不良借款者欠贷、赖贷、逃贷，难以归还贷款，结果是银行不能收回贷款。这就是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的另一表现——道德风险，既不良贷款问题。据银监会初步统计，截至2008年12 月末，我国境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5681.8 亿元，比年初大幅减少7002.4 亿元；不良贷款率2.45%，比08年年初大幅下降3.71 个百分点。尽管不良贷款数额和比率有所降低，但是基数仍然很大。对此，1999年我国投资组建了信达、长城、东方、华融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这是专门剥离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金融机构，当时为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剥离了1.4万亿元不良资产。因而，我国的金融资源配置仍然处于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对不良贷款的控制主要是依靠行政手段和强制措施，所以金融资源的配置处于无效率状态。

三、解决我国信贷市场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策略 1.建立可靠的信用评级体系，使信用担保市场化

为解决信贷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问题，最有效的方法应该是建立可靠的信用评级体系。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都有专门的机构从事企业的资信评定工作，它以独立、客观和公正为原则，按照经济标准、法律标准和道德标准对企业的历史、现状与趋势进行综合分析，所提供的分析报告和评定结果可以反映一个企业值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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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赖的程度。我们不仅对商业银行的信用进行评级，而且对借款人的信用也进行评级。对商业银行的信用进行评级可以避免存款客户选择银行的盲目性，使存款客户在存款之前就对银行的资信、经营状况、盈利能力、管理水平有一个详细的了解再做出选择。对借款人的信用评级，使银行能够得到充足的有关借款人的公开信息，辨别客户的优良，做出正确的贷款决策。信用担保市场化有助于提高金融市场运转的效率。

2.加快利率市场化，放松贷款利率管制

长期以来我国的利率管制是相当严格的，这使我国的金融市场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资金的资源配置效率无法得到优化，货币政策的作用得不到很好得发挥。利率市场化使金融机构可以依据自身的资金供求、头寸、盈利及风险等因素自行控制的利率，使资金的供需状况得到真实的反映。从贷款方面看，利率市场化后，让利率反映贷款项目的风险度，对风险进行合理量化。在受理每笔贷款申请时，银行对借款人的风险进行全面评估，对于风险越大的、资信程度较低的客户，收取高贷款利率，这样可以补偿较高风险带来的损失。对于风险小的、资信程度较好的客户，收取低的优惠贷款利率，有利于吸引高质量、低风险的客户群。所以加快利率市场化对于解决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是很有必要的，这不仅是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的需要，也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3.完善法律制度，充分保护各个主体的利益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律法规不健全是导致信息不对称的重要原因，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各个国家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对金融市场进行规范市场，以此保证公平交易和正当竞争，从法律上保证经济主体的利益，对于欺诈行为给予严厉打击。用法律制度迫使债务人披露真实信息，对那些提供虚假信息，做假帐的借款人进行严厉的惩罚。使银行在良好公平的环境下运用多种手段，减少不良贷款，提高盈利水平，应对国际竞争。

4.加快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为中小企业建立一个良好的融资环境 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还必须为中小企业提供足够的贷款机会，这就需要对应的中小金融机构完成。所以我们要完善银行体系结构，为解决大银行和小企业的冲突，就要使中小金融机构多样化，建立与企业规模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使之和我国的经济构成相适应。我们不仅要有商业性中小金融机构，也应当有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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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性中小金融机构，不仅要发展城市中小银行，也要发展城乡信用社。只有在这样的银行体系结构中，中小企业取得贷款才更加容易，同时也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四、结论

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我国信贷市场上问题繁多。银行的“惜贷”和“慎贷”现象，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存款人盲目选择银行以及“挤兑”现象和不良贷款问题。确立完善的信息机制，促进信息的充分化、对称化，是我们解决信息不对称，降低银行信贷风险的关键。为此，一方面，我们需要不断地深化银行业改革；另一方面，要结合我国体制转轨的现实，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支持经济的健康发展。只有解决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我国的信贷市场才能健康持久的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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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信息不对称

如何理解和避免「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的原因有两个方面：1.信息渠道。2.信息处理能力。“21 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人才！”这是葛大爷在《天下无贼》里说的一句十分经典的台词。今年是 2014 年，《天下无贼》2004 年上映到现在，正好十年。

这十年里，从国际风云波谲云诡，到日常生活丰富多彩，变化鲜明。而在知识教育普世化，人才因迅速膨胀而贬值等诸多因素下，抱着那种“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心态，依旧以一个“过去”的人才定义为标准，去试图改变命运的人，很不幸，我看到了好多失败者。十年前这句话还被奉为圭臬，可如今，早已黯然失色。

同样，对于信息不对称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老案例，旧教科书上的话，那么，你在知识层面下的信息不对称中，已然成为逆势者。

为什么那个村里中学还没毕业就出去闯荡的狗蛋，十几年后衣锦还乡，开着李华看一辈子报纸喝一辈子茶水，拿一辈子灰色收入（甚至能锒铛入狱）都买不起的某订制级豪车，乡亲们一瞬间忘记了那个从小到大奖状贴了一墙的尖子生李华，之前对李华考上公务员的种种夸耀，恨不能全部收回来，贴在狗蛋身上，而李华只能望着绝尘而去的狗蛋，怀疑这一生？

对不起，让我告诉你。村民们不晓得李华口中，吏部尚书所对应的那个人可以释放的能量。所发出的惊叹或艳羡，只是基于李华对其“释放的能量”所做出的具化描述，李华知道在村民眼里，可以吃海参鲍鱼的，便是富人，李华就可以说，吏部尚书天天吃海参鲍鱼，哦，原来这么厉害。那大家就都懂了。

而这些，都只是李华在村民对于外面世界，或者说信息接受的极限上，做出的解释。村民甚至分不清楚公务员的概念，想当然地以为，当官=公务员=有钱。而在这种理解程度上，不管李华当的是村支书，还是一个比较新潮的公务员，比如可以是市妇联主任的助手，或者是海关安检看 X 光扫描的小兵，在村民对于这种没有对公务员的判定范围有一个清楚的了解下，那他们听了后，会摆出“O”的嘴型与我懂得的表情，然后笑嘻嘻地说：“当官好啊。”

在狗蛋没回来之前，李华拥有对公务员信息解释的垄断权。显而易见，李华信息量要大于村民。这就是一种信息不对称。

在这个信息为王的时代，信息可以是对于哪里有优质人脉的把握，也可以是资源的优先调配权。人才只是作为一个环节，被划归信息的宏观范围里。但因对信息的未知，在上述例子中，便是体现的信息的局限性，自身会主动或被动地导入误区，很多时候，这种被导入误区的过程中，我们防备心很低，甚至引不起一丝怀疑。对于信息不对称，我们会产生很多误解，有时候的误解，甚至是误解中的误解。

所以对于题目，我的看法是，从书本中将“信息不对称”这个名词抽离出来，结合实际。我所认为的信息不对称，本质上是一种“不均等”。不均等是一种双方的状态。在不均等状态中，掌握信息量大的，占据主导信息资源优势的，为顺势方，而信息量小，在信息上处于被动的，为逆势方。顺势方可以凭借截断信息流，控制话语权，引导逆势方价值观等方式，对逆势方施加自身影响。

大家对于吏部尚书这种高高在上，玄而又玄的职位，很少有人能够说，我见过，我告诉你们吏部尚书的日常是怎样，所以大家绝大多数都保持在一个“信息接收不充分，甚至是未知”的状态，但是，即便李华说得眉飞色舞，但没狗蛋脖子上拇指粗的金链子，亮晶晶的大手表，一个半人高，引擎声震天的大汽车迎面而来的冲击力来得更实在些。所以任你李华说得再天花乱坠，有用吗？狗蛋不需要说一句话，他用他世俗社会所取得的认可，以默默无言的方式，告诉李华，在财富的定义上，我赢了。我对这种以纯物质成果造成的碾压持保留态度，因为我要着重讲的是，在这一再臭大街不过的乡村传说里，你或许已经与我看出了它的真正本质：狗蛋从最直观的角度，满足了村民心底原始级欲望（此处为金钱），以一个胜利者（信息不对称破坏者）的姿态，打破了李华对于成功定义的垄断。在狗蛋没回来之前，大家都认为，从这小山沟沟里走出去，并能混出个样样，取得成功唯一的途径便是像李华那样用功读书，将来成为一个官（公务员）。而走出这个山沟，现代社会呢？现代社会下的，人文、科技、宗教等诸多领域，对于成功的理解一样吗？肯定不同。但最起码有一点，这些成功的定义，绝对不会是如此狭隘。对于成功的定义，体现了村民，狗蛋，李华之间，信息渠道的差异性。而这，正是一种信息不对称。

李华认为自己是成功，还是失败，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极力维持这种信息不对称，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但是，不幸的是，狗蛋的出现，打破了这种信息不对称，村民们发现，哦，原来狗蛋竟然比吏部尚书过的都滋，吏部尚书一天可以吃一个鲍鱼，狗蛋却能吃十个。这小子真行啊。

回到“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这句话上。这种心态，不能说错，错的，是对这句话的理解。“苦中苦”二字是此句中的“因”，以“苦”叠加为二字，强调吃苦的必要，从而推导出，成为“人上人”的果。给人造成一种吃苦越多越能接近成功的错觉。可是，要成为“人上人”，就一定要吃苦吃得停不下来？为什么一些人不需要吃苦，却已然成为“人上人”，有的甚至一生下来，就呼吸着我们呼吸不到的、那种顶峰独有的、稀薄的空气？

出身，教育程度，三观评定标准，以及一系列的被叫做“眼界”“格局”之类的东西，构成了我们自身的理解力。我更认为，用思辨能力来形容它，更为妥当些。有人对“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理解，认为吃苦越多便能博得成功资本，有人更愿意借吃苦的方式，将人踩于脚下，成为名副其实的“人上人”，有人对这句话不赞成，觉得它是狗屁，而有人则保持一种辩证的态度。在这些迥异的看法中，正是“思辨能力”在施加影响。它，才是信息不对称这个怪物身后的庞然大物思辨能力，决定了信息处理的威力。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史玉柱可以从保健品跨行到网游，这便是信息渠道所不能代替的，信息处理能力的作用，有了自己对于信息不对称下，所做出的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法，才能逆转在信息不对称下，自己信息渠道上的劣势。

“人生而平等。”法律，道义上，这句话我很赞成，但在“信息不对称”这个命题里，却不适用。若是平等，哪会来信息的不对称？若是平等，为什么有些人生于尘土之中，有些人居于祥云之上？若是平等，为什么有人随随便便的努力便能换来巨大的成功，有人穷其一生为理想努力，却一事无成？这句话定义了我们作为人的尊严，但却不能定义我们的全部。

正如信息不对称理论所带给我们直观的感受一样，我们思维也许对其理解会局限在信息经济学上的教授课堂案例，而往往忽视了这个理论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而我对其理解，是基于现实生活，这对我们“如何有效解决问题”的思维，会是一种极大的锻炼。

如果你在信息不对称中，总是被欺负，我虽然给不了你金钱，地位上的帮助，但是我给你提供的这种思辨能力，这种思维能被锻炼，甚至能被充分调动起来，为自己适用，那么，你迟早会得到自己想要的。

在我高中时，应试教育打着素质教育的幌子，以分数衡量一切。我还记得我们高中课堂上，每次老师只念那几个学习排名前几的作文，而且灌输着，他们的写作格式，甚至从开头，内容，到结尾的考试公式，就是作文规则，甚至要求我们传看并背诵他们的作文。每次作文课，老师读起那几个熟悉的名字，同学们理所当然地发出赞美，被读作文者理所当然地享用着这些赞美，老师理所当然地引导着这些赞美。

等等，有些不对。为什么，每次都是他们几个?为什么，学习排名前几的，作文就一定好？为什么，当普通同学借鉴他们的成功方式，写出的优秀作文，拿不了高分，而他们，依旧拿高分呢？是什么衡量标准，在其中发挥作用？遗憾的是，那时候我的思辨能力还未达到今天这个能力，甚至以我现在的能力，在我们这行的大佬面前，还只是入门级。能力低，我不怕。因为我已经具备了思辨能力中很重要的一种方法——对事物基本的判断及怀疑能力。

可我那时做了一件极其愚蠢的事情——我将三个“为什么”，写进了作文，却忘记了最后一步。这个看似细微的错误，导致了我吃尽了苦果。我被语文老师大批一通，我至今还记得她说的一些话，“自己几斤几两，都掂量不清楚，作文能写够 800 字吗？”

我被打击到了，彻底地，打击到了。我还以为，我可以去思考怀疑一个我认为具有漏洞的运作机制，但我发现，我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在这种限制下，我高中一度犯了一种名为“恐笔症”的病，一看到小方格，一看到 800 字，一看到以 XXX 为话题这类的关键字，就发抖，大脑空白。

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也没必要知道。因为规则，已经牢牢禁锢着我，我只有屈服。很不幸，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那些大师们精彩纷呈的个人表演，那些文学大家，一度不入当年语文老师法眼的大家们，写出了值得点 32 个赞的文字，字字珠玑，看得我热泪盈眶。在知乎上，更大的世界，由点及线及面，把我眼中的世界，钩织得更加完整。

而我现在，一直在想，如果我带着如今的所学，甚至只是把自己专业的起步级技巧带上，回到高中时代，是不是可以展现一种更加独到新颖的思维，去将写作方式的那些极佳的信息，公之于众，哪怕只是我们高中，哪怕得不到老师的认可，哪怕只能感动同学。

可是现在想想，如果可以回到过去，仅凭我一己之力，很难。没有一种被认可，可以具有说服性的身份，更直白地说，是没有话语权。即便去逆转大世界，小社会，微型范围内的那处小小的”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既定事实，都会受到重重阻力。个人力量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却是打破信息不对称的重要组成。近些年来，舆论的力量也越来越大，我们也可以发声，这是一种进步。

在人类社会中，生活水平低的追求较高的生活水平，生活水平较高的，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而现实是，在经过所谓的个人奋斗后，有人依旧是民工，有人依旧只会扫大街，有人依旧是老妈子。你能说他们不努力吗？他们也努力了，并且十分敬业。我真见过大中午 41 度高温下依旧有清洁工把街边垃圾一一拾起，也见过朋友支教回来给我们看的那些让人潸然泪下的小朋友们，一双双如饥似渴的大眼睛，只有最朴实的愿望，那就是念书。朋友说，他们去支教，不是长达几年以上的长期，根本屁用没有。带给小朋友的那些先进的社会主流的价值观，要么是他们听不懂，要么是小朋友们固执地认为，只要念书，念好了书，出了大山，什么也就有了。每次朋友感动之余，都会流露出深深的无奈。你真的，在这些大社会背景下的信息不对称面前，感到有心无力。但是有的小朋友真能听懂，但是，绝大部分贫穷的家境，多病的父母，已经将他们拴在了大山里。

我们市里中心的天桥下，有一个乞丐。他平时主要工作是坐在天桥的台阶上乞讨，人流多的时候，他会跟着人群上上下下走上几十回。我观察了他几个月，经过我的推导计算，他每天上上下下做的功，换算成搬砖量，足足有将近一百块砖。以我们市的薪资标准，这些搬砖量可以够他每天三顿吃馒头加二素一荤，完全没必要这么没尊严地活着。后来我实在忍不住，问他，“您今年多大了？”“39 啦。”“那为什么不找点工作啊。”“因为„„我是乞丐啊。”他最后一句回答的倒有些不好意思。可是，乞丐就不能找活干了吗？我又问他，“中石油您知道吗？”“知道啊。”“那让您去中石油您去吗？”“啊，去啊。”“那不给您安排关系进去，您自己去，去吗？”“他妈的当然不去啊。”

我承认，我当时问他的语气有点调侃的意思。但是，我也终于弄懂了“信息不对称”下的一个关键问题：既然发觉到信息不对称，并有可以逆转这种不对称，甚至有可以打破不对称规则的机会，为什么人们就是不做？答案很简单：自我否定与对短期收益的认可，大过了长期收益的认可。

因为功利心在作祟，使我们丧失了对于一件事物基本的思辨能力，以至于，哪怕这件事只要坚持下来，并长期去做，就会获得巨大收益，但仅仅因为其需求一定量的时间付出，便放弃了这件事。而我们往往会看重那些短期收益很大的事情，哪怕将来会损失更大，丧失了思辨能力，便丧失了对于“信息不对称”是否打破的选择权。而自我否定又是使我们对信息不对称放任不管熟视无睹的另一原因。明明看到北大保安仅凭自己努力，中学文凭都可以自学英语，做翻译官，但我们却会对自己这种正能量效仿的想法给予重重一击，“哎呀，我怎么能做到像他那样呢？”“人家多努力，我多懒啊，就懒下去好了。”别等着七大姑八大姨，街里街坊给你打击，自己就把自己废了。在看下面的方法论之前，请你不妨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机场成功学被指责成鸡汤文的？而又是什么时候，你对成功学里面主角的光环感到习以为常，并觉得那些只是神话，并离自己很远？

老实说，我之所以想到“信息不对称”这个理论，不是书本上的二手车案例。而是发生在身边的一件很现实的事。在我们家乡，我妈他们这一代人，稳中求胜，认为投资也要是硬通货，不动产，稍微有一点风险的投资，哪怕在我的解释下，后续收益再大，她都不敢做。几次事实都是证明了我是正确的。可是她依旧不听。到不是我妈她这个人固执己见，而是在她稍微想要展开手脚的时候，从身边的同事到老板，到家人，除了我之外的，绝大多数人都会不同意她这么做。我妈也承认，舆论的力量，有时候演变到最后，会彻底接管对于“信息不对称”事件的处置。这种信息不对称，就应该被毁灭。

这是我最后一个思路，也是我几经思索，对于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方法论：用制裁“信息不对称”的破冰思维（这里的破冰思维可以是一个行业中引入的新技术，新指导思想，也可以是一个改进产品的 idea），去引导那些还未破碎的思维（保守性思维方式），先是打出针对这块冰层布下的思维点，然后再由点及面，实现对信息不对称中错误舆论导向的终结。对自己要做什么，有一个清晰明了的方向感，知道自己获得与付出的比率，并做到付出成本的下降。用经营自身资本的方式（思辨能力尤为重要，尤其是自己对于自身行业的理解，是否能吃透，在此基础上，以实践来收割自己思维领悟出的理论，增值自身资本），让自己的话语权，更加强大。我认为，旧的、落后的、以不为人知的目的故意安插的思维，势必要被新的、先进的、引人向上，以个人发展为基点带动整个社会发展这个终点式思维，彻底代替。

写这篇答案的目的，一是为了提供一个自己的思路——对于“信息不对称”的另一方面的理解。就比如大家对于“信息不对称”的了解，差不多是基于《信息经济学论》的名词解释。而思路本身，我认为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可供讨论的话题，我就很高兴了。我也在这里希望有什么其他看法的同学，能与我进行我所追求的，那种思想的碰撞。还有就是为了向知乎各个专业，无论是美食，科技，政治，历史，IT，职场，还是文学领域的大牛们致敬，因为正是你们无私的奉献自己的知识，见解，帮助了许多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自身格局眼界局限，或因某一行业信息掌握不到位，而未能大步向前的人。我由衷希望，我们也可以出一份力。

我们都可以，是的，我们。

第三篇：人才就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研究重点

人才就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研究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市场，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完善，现已基本形成，但隐藏于市场背后的信息传播渠道是否畅通？是否存在信息获取的高成本壁垒？市场信息对于供需双方是否做到了应知尽知？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实际运行情况告诉我们：它暂时还不是一个完全有效的市场。这一市场的有效性受到抑制和扭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信息不对称是主要原因。

一、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基本内涵

信息不对称理论(asymmetric information)最早由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莫里斯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廉•维克瑞提出。该理论主要是指对同一事件，相关信息在市场交易双方之间的不对称分布，由此造成市场双方的交易关系和契约安排并非是在完全信息条件下，而是在信息不对称状态下进行的，最终会对市场交易行为和市场运行效率产生一系列重要影响，并有可能导致市场的无效率甚至崩溃。

信息不对称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三点，第一，交易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未获得理想交易所需的完全清楚的信息；第二，有关交易的信息在交易双方之间的分布是不对称的，存在信息优势方；第三，交易双方对于各自在信息占有方面的相对地位都是清楚的。

二、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原因

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是常态，完全信息却是一种理想状态，从构成信息传递系统的信源、信道和信宿三方面分析，毕业生就业市场信息不对称的产生原因如下：

1、由于信源形成信息不对称

由于近几年来的就业形势压力，致使高等教育的“出口”市场已变成了“买方”市场。同时，由于学历在区分人才综合能力方面的信号功能的弱化，学生不能被快速有效地分拣，造成了市场选择的困惑与茫然。面对严峻的就业压力和混沌的就业市场，毕业生为了顺利跨过求职的第一道关口——争取到面试机会，往往在求职材料上大做文章，因而一些毕业生就通过制作“注水”简历、“虚假”证明等不诚信行为来抬高身价，以求谋得理想的工作。用人单位尽管可以通过学工干部、专业老师甚至后勤物管人员等，了解除求职材料所反映的其他方面的信息，但由于受信息搜寻成本和高校教职员工反映信息的有效性的限制，这样的工作实际上是存在很大障碍的。由于毕业生提供了虚假或不完全信息，这是源头上造成信息不对称的一个方面。

2、由于信道产生信息不对称

一是由于信息披露的程序、信息传播的方式、技术手段等一系列客观条件的限制，目前毕业生就业市场总体上还存在信息沟通渠道不畅的问题，使已经公开的信息不能完全、及时地被双方接收。二是由于信息获取成本的存在，使得市场交易的任何一方想通过信息优势而获得交易主动，就必须投入一定的成本。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在权衡信息获取成本和预期收益方面的差异，导致双方都无法掌握完全信息。

3、由于信宿产生信息不对称

一方面由于客观的社会分工的细化，使人们掌握的信息更多局限于与自身工作相关的范围内，个人能拥有的私人信息及资源是有限的，隔行如隔山的事实存在，使得任何一个个体对其它领域信息的了解往往只能停留在表象上。另一方面，由于个体之间在信息的获取、处理等方面的主观认识和判断差异，导致相同信息在不同个体之间的实际利用方面存在信息不对称。对于工作经历几乎为零的大学生来说，由于他们的生活环境、专业知识水平、社会化状态各不相同，对于就业市场上的同一信息做出不同的判断乃至产生相反的利用结果就不足为奇了。同样，对于同一用人单位的不同部门代表，如技术管理部门和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主管，对同一应聘信息的判断和处理结果也是不同的。

三、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信息不对称对就业产生的影响

1、逆向选择导致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供给过剩

逆向选择，是指某一市场的劣质品在交易过程中排斥优质品的交易现象，其实质是一种市场失败或市场无效。由于毕业生就业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真实存在，用人单位也就无法准确及时地判断毕业生目前的综合素质，再加上学生今后的工作投入程度、潜力发挥程度等私人信息的不确定性，单位就会选择尽量压低工资标准以规避用人风险。面对不同单位提供的几乎同一水平的工资，保留工资（学生所愿意接受的最低工资）超出这一水平的高能力毕业生将退出市场，而低能力的毕业生由于单位提供的工资已高于其保留工资，这部分学生就更有可能达成就业协议。如果用人单位提供的工资再进一步降低，将会导致更多高能力的毕业生退出市场，如此往复的结果是整个毕业生市场的失灵，毕业生就业市场中的逆向选择就已经形成，低能力毕业生将高能力毕业生逐出市场，造成毕业生的供给过剩，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交易只能达到与帕累托最优相比的次优状态。

2、反逆向选择导致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需求不足

由于逆向选择的存在，用人单位认识到如果不提高工资水平，就很难找到适合企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用人单位可以采用通过提高工资待遇等措施来反“逆向选择”，从平均状况来看，申请求职的毕业生能力总体上是上升了，但用人单位所支付的高于市场一般水平的工资待遇就成了它挑选高素质毕业生的额外成本，企业增加的边际成本能否取得预期的边际收益，还有待毕业生的贡献来证实。如果用人单位都采取这样的反逆向选择，就会造成整个社会工资水平的不断提升，其结果必然是囿于企业自身承受能力的限制而减少对毕业生的需求。同时，如果企业在采取了反“逆向选择”而未取得预期的边际收益后，企业的用人理念就会反映到就业市场上，“需要几年相关工作经验或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就成为用人单位的客观需求，招聘门槛的抬高和人才高消费的升级，也就意味着企业对毕业生需求的逐步减少。

3、败德行为造成诚信危机

败德行为，也可称为道德风险。毕业生与单位签约后，对于双方来说都有可能面临道德风险。签约后是否还在不停地寻找新的单位？毁约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能否从签约到正式工作的几个月时间内，按照单位的要求积极主动了解单位主营业务信息和发展情况、工作岗位的相关要求等？毕业生在实际工作岗位上能否发挥单位所期望的能力？毕业生签约后行动的不可预测性，导致了企业在录用毕业生以后道德风险的产生，使得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信任度进一步降低。同样，毕业生到单位工作以后，单位能否兑现签约前的承诺，企业发展前景和在行业中的地位等是否如招聘人员宣传时一致，是道德风险产生的另一方面，其结果是毕业生对招聘企业信任度的下降。信息不对称下，毕业生和企业双方在各自利益的驱使下都可能产生的败德行为，最终导致了整个就业市场的诚信危机。

四、改善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措施

既然信息不对称是由于三方面原因造成：信源所发布、披露的信息不完全或不真实，通过信道传播信息的客观阻力，信宿对信息处理和利用的主观差异。相应地，改善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措施可从三方面着手。

1、从信源的角度，加强诚信教育和信用体系建设力度，切断产生信息不对称的源头。

从单个企业和毕业生的角度来说，双方之间的交易往往只有一次，是一锤子买卖，但现实的毕业生就业市场是多个毕业生、多次与多个用人单位的重复博弈。重复博弈的结果告诉我们，任何一方隐瞒可能影响交易的私人信息的行为，最终都会使市场的失效。如果学生以虚假求职材料而与高于自身能力水平的单位“成功”签约，问题也会在雇佣以后的工作中暴露出来而导致解聘或降薪；同样，如果用人单位以不真实的招聘信息吸引到更加优秀的毕业生，消极怠工或是频繁跳槽带来的用人成本增加和单位声誉下降等问题也会在日后产生。因此，改善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措施首先要从源头上着手，加强诚信教育和信用体系的建设力度，在全社会积极倡导“诚信光荣，背信可耻”的诚信思想道德教育，形成“明礼诚信”的良好社会风气。同时，在制度上要确保诚信的预期收益大于先期成本以及不诚信的后期处罚成本高于先前收益；在操作上，个人和单位信用档案的形成、评定、管理和使用要有严格的规定，切断产生信息不对称的源头，促使市场双方能够自觉、真实、全面地发布和披露可能影响签约的所有私人信息。

2、从信道的角度，搭建更加便捷、有效的毕业生就业信息沟通平台，完善信息传播渠道。

一方面，大学生主要是依靠人才市场这样的沟通渠道和交换平台来获得工作信息和机会。另一方面是，各种毕业生人才市场的举办效果还远没有达到交易双方的预期目标，双向选择和相互交流信息不够，信息不对称局面未能较好扭转。相对集中于每年11、12月和3、4月的招聘会的层次性、针对性、交叉性和互补性等不很明显，导致的结果是毕业生和企业只能疲于奔命地去赶“招聘会”、“面试”。可见，从信道的角度，搭建更加便捷、有效的毕业生就业信息沟通平台，完善信息传播渠道，对改善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现实意义。首先要进一步发挥政府主管部门和学校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宏观调控和主观能动作用。无论是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之间的沟通，还是毕业生就业市场、人才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贯穿，既要求政府以及主管部门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架起各市场之间的信息交流平台，同样也要求高校能发挥一定的主观能动作用，对市场双方的信息进行调研、反馈，并进行有效的监督、把关，减少投机行为。其次要进一步发挥网络优势和中介组织的力量，在给市场双方提供便利的同时，尽量要减少信息传播成本，提供形式更为多样、内容更为丰富、成效更为明显的服务。

3、从信宿的角度，努力提高毕业生的整体素质、增强对信息的处理和利用能力。

从信息不对称到信息对称的动态平衡过程，实质上是在接收有效信息的同时剔除无用信息和虚假信息的处理过程。作为大学生来说，要克服信息不对称给自身就业带来的压力，就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素质，增强对就业市场上各种信息的辨别、吸收、掌握和利用能力。首先要提高学习的自觉性。今天的学习是为了明天的发展，在信息社会，大学生要进一步激发学习动力，自觉把学习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树立起“终身学习”的理念，把自己塑造成具有真才实学的复合型高素质人才。其次是要加强实践锻炼。实践才能出真知，面对鱼龙混杂的就业市场信息，大学生只有大胆投身社会实践，才能有机会接触市场、了解信息、参与竞争和融入社会，才能以娴熟的技巧和稳定的心态处理各种各样的信息

第四篇：税收征管中信息不对称的危害

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按照法定标准，无偿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而形成的一种特定分配关系。

中国最初的税收出现在我国古代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最早出现的财政征收方式是“贡”，即臣属将物品进献给君王。当时，虽然臣属必须履行这一义务，但由于贡的数量、时间尚不确定，所以，“贡”只是税的雏形。而后出现的“赋”与“贡”不同。“赋”远指军赋，即君主向臣属征集的军役和军用品。但事实上，国家征集的收入不仅限于军赋，还包括用于国家其他方面支出的产品。此外，国家对关口、集市、山地、水面等征集的收入也称“赋”。所以，“赋”已不仅指国家征集的军用品，而且具有了“税”的涵义了。有历史典籍可查的对土地产物的直接征税，始于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十五年）鲁国实行了“初税亩”，按平均产量对土地征税。后来，“赋”和“税”就往往并用了，统称赋税。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调控经济社会政策的重要工具。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国家征税构成了对纳税人经济利益的侵犯，因此偷逃税款是纳税人本质的、天然的心理动机。据资料显示，2004我国税收流失的绝对额在4000亿元左右，2005年我国总体流失在3200亿元至4300亿元之间，约占应纳税款的30％以上。信息不对称对我国税收征管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任何完美的税制都无法绝对避免税收流失的发生，一些对治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各项举措的研究和探索也仅仅是立足于把税收流失的规模控制在某一合理的范围之内，尽管合理的税收流失规模范围究竟应为多少，目前在理论界尚无定论，但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的税收流失规模无疑已经远远地超出了这一合理范围。

一、对资源配置的危害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对资源配置的危害，是指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现象对经济体系中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各种资源流动和组合的危害。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对于纳税人而言，更确切地说是国家向偷逃税的纳税人所支付的“财政补贴”。这种“财政补贴”的存在，使同类企业或同类产品的税收成本不同，从而引起市场失真，错误引导社会资源配置。同时，还会破坏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迫使那些守法纳税的经营看要么转而改行，要么被挤出市场，这就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市场效应。从税收与商品的价格关系看，由于税收是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因此，如果某些商品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税收流失，就会使这些商品在市场竞争中与依法纳税的同类商品相比具有价格优势，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进行销售或者在同样价格条件下赚取更多利润，从而使得对该商品的需求扩大，或者吸引更多的资源投人到该商品的生产经营中来。

另外，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对资源配置的危害还表现在它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虚耗。纳税人为了利用各种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漏洞，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来研究各种偷逃避税方案，有的还花费大量钱财聘请专业顾问，或对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方式进行无谓的调整。而作为征税人的税务部门，为了防止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发生，减少偷逃税，不得不额外增加各种软硬件设施，增加更多的税收征管人员和稽核人员，导致税收征管成本增加。最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还会造成各种财务、会计信息的扭曲，从而危害人们的经济决策和投资决策，而决策的失误往往是资源配置中最大的失误。

二、对国家宏观调控功能的危害

首先，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存在，可能会危害到政府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由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存在，使得能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中获得更多利润的地下经济活动“繁荣”起来。一方面，由于地下经济能通过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活动获得更多的利润，不断积聚更多的财力物力再投入到地下经济活动之中，通过本身的繁殖增长起来，另一方面，地下经济活动的高收益、高回报会吸引公开经济中一些资源的流入。而地下经济逃避了政府的管理和监控，其增长率、就业人数等指标都没有纳入到政府的经济统计数据之中，这样容易使宏观调控部门对现实经济的真实情况产生误解，对包含公开经济与地下经济两部分的真实经济的增长速度和规模把握不定，容易只注意可观察到的公开经济的增长速度和规模，而忽视了地下经济的危害。除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外，地下经济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存在，会对其他各项经济统计指标造成扭曲。

其次，作为宏观经济调控决策的重要依据的有关货币供求的各项指标，也可能会由于地下经济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存在而受到危害，产生扭曲。例如，由于地下经济活动往往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严重、利润比较丰厚的经济活动，要维持这些活动相应地需要吸纳相当一部分货币，如果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供应量时只考虑到公开经济的货币需求，而没有考虑到地下经济的货币需求就会使得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中货币供应不足，导致中央银行增加货币发行。从表面上看，中央银行是多发了货币，但如果考虑到地下经济的货币需求，则这种过大的货币供应量实际上是与整个经济活动的需要相适应的。再如，现金被誉为地下经济的天使，为了偷逃税和逃避其他监管，地下经济活动大多以现金交易方式进行。这样，随着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日益严重、地下经济规模的扩大，全社会，对流通中现金的需要也会增加。以上这些都会危害到货币需求量、货币供给量。现金需求量、货币流通速度等指标的统计和分析。

三、对收入分配的危害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一方面导致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的不公平分配，另一方面，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还产生了极坏的示范效应，导致了守法纳税者的心理失衡和追随效仿，从而造成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恶性循环。首先，部分纳税人通过偷税或避税等手法使实税负水平大大低于同行业的其它纳税人，本来纳税人作为税收的负担者，其实际税收负担应该是与其生产、经营、收入情况用一致的。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者逃避了纳税的义务和负担，而国家总的税收计划和任务却并未因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而有所减少，因此，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者所逃避掉的税收任务就势必转嫁到那些依法纳税的纳税人身上，从而加重了守法纳税者的税收负担。其次，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使实际税收收入低于预期的税收收入，为了获得既定的税收数额，政府不得不提高法定税率水平．或扩大征税范围，开征新税等，以保证财政支出的需要。从而使依法纳税者反而要承受更加沉重的税收负担，使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加不公，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另外，如果依法纳税者看到各种税收违法行为未得到应有惩罚的话，必将严重挫伤其纳税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甚至使其也加入到偷逃税的行列中来。在税负不公和过重时，纳税人认为花更多的钱，采取更复杂的手段和冒更大的风险来逃税是值得的，由此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收入减少(分配不公)——税率提高或开征新税——分配更加不公——更多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其结果必然是激化了公众对税收制度的抵抗心理，加剧了纳税人和税务部门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关系。

第五篇：公共政策运行中的信息不对称及其治理

公共政策运行中的信息不对称及其治理

刘志鹏

2011-03-17

摘 要： 我国城市公共政策在运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其形成原因主要包括政府自利性、科层制的局限性、信息传递通道不畅以及信息成本高。信息不对称对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监控和终结等有着重要的消极影响，可能导致政策失效，应通过不同方式加以治理。

关键词：

城市管理，公共政策，政策信息，信息不对称

对于任何一个城市政府来说，公共政策都是一定时期内为了实现一定的城市发展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动或所规定的政治行为准则，这就要求城市公共政策具有相应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政策信息是城市公共政策过程中的重要要素，城市公共政策的信息状况直接影响到城市公共政策的有效性。然而在我国城市公共政策的运行过程中，信息不对称问题却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并对城市公共政策的运行过程产生重要的消极影响，这应当引起城市管理者与政策制定者的足够重视。

一、城市公共政策运行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基本内涵与理论基础

城市公共政策从政策问题的形成到政策方案的确定、从政策执行到政策评估、监督、终结是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掌握足够的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系统客观的分析和科学的运用。按照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观点，公共政策系统可以分为信息子系统、咨询子系统、决断子系统、执行和监控子系统。而在这五大子系统当中，信息子系统是整个公共政策系统的基础，它的有效运转对政策目标的确定、政策制定的好坏、政策执行的效果等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城市公共政策说到底就是一个城市政策信息不断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信息和基于信息的判断是整个政策系统有效运转的基本动力。

在信息经济学中，有两种性质的信息：一种是所有局中人都知道的信息，即对称信息；另一种是并非所有局中人都知道的信息，称为不对称信息，即某些局中人拥有而另一些局中人不拥有的信息。研究信息经济学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迈克尔·斯宾塞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经过对旧车交易市场、保险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交易行为的研究，提出了“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掌握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信息不对称造成了市场交易双方的利益失衡，容易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影响到社会的公平、公正以及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学派，将经济学的方法应用到政治过程的分析中，认为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有着许多的相似性，而对政治市场中政府的看法，也应该从“超凡人圣的国家这一逻辑虚构中摆脱出来，将调查市场经济的缺陷和过失的方法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本文认为，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城市公共政策的运行过程。在城市公共政策领域，信息不对称是指在城市公共政策运行过程中，因种种原因造成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等城市公共组织占有较多政策信息，而市民公众特别是政策目标群体占有较少信息甚至得不到政策信息的现象。城市公共政策过程具体包括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监控、政策终结等阶段。在此过程中，每一阶段都可能发生信息不对称问题，尤其是在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阶段。

依据信息不对称理论，组织管理中的信息不对称按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外生性不对称信息，即由个体从事的工作本身所具有的技术禀赋、内涵、性质特征等决定的，而不是由个体的主观意识造成的；另一类是内生性不对称信息，是个体利用管理者对其行为事前无法预测、事中无法观察和监督、事后无法验证而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本文认为，在我国当前的城市公共政策运行过程中，外生性信息不对称和内生性信息不对称都普遍存在，但后者表现得更加突出，特别是作为普通市民群众的公共政策目标群体无法对城市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具体政策行为进行有效的事前预测、事中观察和事后监督。这两种形式的信息不对称有其特定的表现形式和产生原因，并且可以对政策实践产生诸多不良影响。

二、城市公共政策运行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成因

城市公共政策运行过程中产生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原因非常复杂，是由于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而引起的。

1.利益因素：城市政府自利性的存在

公共选择理论运用理性“经济人”假设将政治与经济领域的活动加以统一，认为在政治领域活动的主体同样遵循“经济人”假设，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城市官员是理性“经济人”，在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具有自身的利益取向。自我价值的实现、经济利益的增进、个人职位的升迁、舒适生活的追求等都是其追求的目标。城市政府部门的利益主要包括横向部门和纵向部门的利益。横向上，政府机关内部不同部门之间利益有别；纵向上，上级与下级之间存在差异。尤其是在利益结构调整时期，政府部门假借公共利益之名谋求团体利益的倾向就会更加明显。布坎南指出，在公共政策或集体决策中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而只存在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的“缔约”过程。由于城市公共政策的各个公共参与主体是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政策主体的自利性导致政策主体获取、识别、利用政策信息及其效果会存在差异性，直接导致信息拥有的不对称性。

2.组织因素：城市政府部门科层制的管理体系

作为我国城市公共政策重要主体的城市政府组织，其目前的组织结构普遍采用的是科层制模式。马克斯·韦伯认为，科层制是特定权力的使用和服从关系的体现，具有特殊内容的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科层组织有自身的优越性，但也有明显的缺点。科层制强调集权，下级对上级绝对服从。由于缺乏沟通意识和渠道，下级对上级命令所反映的真实意图并不能真正了解和掌握。由于上级所关注的只是结果，命令执行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并不被重视，所以下级在执行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也很难有效地向上传递。科层制对规章制度过度崇拜，由于过分强调照章办事，所以使组织成员的行动长期受到规则的限制，久而久之变得墨守陈规，缺乏了解外部信息的主动性。科层制有利于每个岗位的官员各司其职，但也会造成彼此协作上的欠缺，出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现象，同级、同事之间缺乏主动共享、共用信息的动力。此外，在科层制组织体系中，上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常常采取垄断信息的手段，拒绝信息的向下共享，从而保持权力的神秘性和排他性；而下级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避免额外的工作，保持工作的稳定，对在工作中获得的一些非常态的信息也竭力避免向上传递。因此，上级垄断信息，各部门、个人之间信息不畅是科层制的显著特点之一，也因此形成了大量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3.技术因素：信息传递渠道的僵化和不畅

科布和爱尔德认为，一个公共问题成为政策问题需要经过系统议程和政府议程两个阶段。系统议程由那些社区成员普遍认为值得公众注意并且属于政府权限范围内的问题组成，它本质上属于讨论议程。政府议程由受到政府注意并可能对之采取具体行动的一些事项构成，它本质上是一种行动议程。公共问题通过利益集团、大众传媒、民意代表等多种途径进入政府议程成为政策问题，而当这些途径不通畅时就会导致信息在政府与公众间的阻滞，从而造成政府与公众的信息不对称。在我国，市民与城市政府沟通的正式渠道少而且效率低下，同时大众传媒也更多地是扮演政府宣传工具的角色，而不是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桥梁。这样，政策信息难以通过多种渠道在政策主体与目标群体之间进行交流，政策信息在传输过程中容易失真，信息损失严重，政策沟通不畅通，加剧了我国城市政府与市民间的政策信息不对称。

4.成本因素：信息交易的成本约束

高昂的信息成本是造成城市公共组织与市民间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原因。信息经济学认为，产生信息不对称的原因是因为获取信息需要成本，如果寻找信息的成本过于高昂，或者有些人不愿意为获取信息支付成本，而能够降低信息成本或者愿意支付这种成本的一方就形成了对另一方的信息优势，从而导致了信息不对称的格局。信息经济学的这一解释也适用于公共政策领域。城市公共政策活动中所需要的一些信息必须通过一系列活动获得，如收集、加工、整理、鉴别、转换、输出等，这些活动也是政策信息的交易过程，其有效运行必然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投入与消耗，即存在一定的交易成本。城市公共事务相当复杂，要从公共事务中搜集有用的信息进行决策，需要付出相当巨大的成本，这一成本往往是普通公众无法承担的，只有政府能够支付这一成本。正是因为信息交易的成本约束，所以城市公共政策制定中所需要的各种信息往往难以及时流通与获取，导致城市公共政策制定中信息不对称现象的长期存在。

除此之外，城市公共政策运行过程中政策主体的有限理性、城市公共组织的体制缺陷、政策目标群体的自身行为能力等都可能导致信息不对称现象。

三、信息不对称对城市公共政策遣行过程的影响

信息不对称是城市公共政策实践中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它对城市公共政策的消极影响是多方面的，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监控和终结等各环节均会产生不良影响。信息不对称问题解决不好，可能会导致城市公共政策面临“合法性”危机，最终无法实现政策目标，使得政策失效。

1.信息不对称导致城市公共政策制定的自利性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机构和官员与市场中活动中的个人一样，都是有限理性的利己主义者，天生地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在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如果一项政策的出台不能充分考虑广大市民的利益，不能给予公众以参与决策表达意见的机会，或者即使有，也只是做做样子的话，政府决策时表现出的信息不对称就不言而喻了。政策制定者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在做出各种决策时，不可避免地会从利己的角度出发，并不注重自身决策行为是否合理、是否在最终结果上取得全局最优，而只是利用自身所获取的各种不对称信息进行利益权衡，追求自身现实利益的最大满足，或者对和自己价值取向一致的特殊群体经常给予“优惠政策”，使他们从政策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从而使得公共政策朝有利于个人和小团体的角度发展，将公共政策异化为“私人政策”，使公共政策缺乏公益最大化、公正等价值。城市公共政策制定者在决策上的评价原则的片面性及利益权衡导向，使得同样的外生性信息会在不同组织成员的头脑中反映出截然不同的结果，这就导致群体的行为方式出现极大的不确定性，自利性政策的出台因而不可避免。

2.信息不对称导致城市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差

城市公共政策执行是指政策执行者通过建立组织机构，运用各种政策资源，采取解释、宣传、实验、实施、协调与监控等各种行动，将政策观念的内容转化为实际效果，从而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动态活动过程。政策执行作为将城市公共政策所规定的内容转化为现实的过程，在城市公共政策活动及其生命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与作用，是实现政策目标的中心环节，美国学者艾利斯曾经说过：“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城市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具体包括政策解读、政策解释、政策宣传、政策沟通和政策落实等内容。在我国城市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出现替代式执行、选择式执行、象征式执行、附加式执行、机械式执行等偏差。究其原因，固然可能有政策自身缺陷、执行资源障碍、目标群体配合程度等方面的原因，但也往往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有关系。城市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实际上也可以被看作是政策信息的流转过程，它既包括政策执行组织内部的信息沟通与协调，也包括政策执行内部与外部信息的交换与加工过程。充足的信息资源、科学的信息加工、畅通的沟通与传播渠道、完整的信息产出是城市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保证。政策执行主体内部上下级之间对同一政策的理解及执行缺乏联动机制，沟通和协调的不足导致城市各部门之间相互扯皮、掣肘；政策执行主体还可能会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对政策做出利己式解读，在政策宣传与解释过程中可能会隐瞒一些必要信息或者附加一些不该附加的信息，对政策的内涵随意进行增减、曲解或变更执行期限，因为他们知道，政府如果不公开相关信息，市民是不可能知道具体内幕的。这样，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歪嘴和尚念歪了经”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3.信息不对称导致城市公共政策评估效果扭曲

政策评估是城市公共政策运行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检验城市公共政策质量和水平的基本途径，也是决定未来政策走向的主要依据，有利于促进城市公共政策的科学化进程。政策评估结果的有效性取决于政策评估的效度与信度，其主要评估方式包括制度性评估和技术性评估两种方式。但是不管采用哪一种方式，都要求政策评估主体充分地占有相关信息并能够客观公正地加工整理和分析运用这些信息，唯有如此方能保证政策评估的效度与信度。如果政策评估主体利用信息不对称优势，有目的地选择相应信息进行评估，必将难以保证政策评估的有效性，最终导致政策评估效果扭曲。

城市公共政策的评估主体可以分为政策评估组织和政策评估个体，也可以分为内部评估者和外部评估者。当由内部评估者即公共组织的“局内人”进行政策评估的时候，由于城市公共组织控制着庞大的组织资源，具有显著的信息优势，出于自利性等因素的考虑，他们可能会利用自己掌握的内生性不对称信息，将那些对自己不利的政策信息故意隐瞒和加工，或者有选择地故意放大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在政策评估中的价值，从而最终将原本政策效果和效率都很理想、不存在明显缺陷、受到市民欢迎的公共政策做出否定性评估，或者将政策效果不佳、政策目标没有完全实现的公共政策做出肯定性评价。而当外部评估者即公共组织的“局外人”进行政策评估的时候，由于政府对相关信息的绝对垄断这一先天优势，政府一般习惯于传统的思维运作方式，对政策信息和相关资料的公开设置障碍，往往以保密为由拒绝发布应该发布的政策信息和相关资料。这样，由于信息系统不完备或缺乏有效的信息收集手段与措施，外部评估者无法获悉相关行政信息，近而影响评估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4.信息不对称导致城市公共政策监控流于形式

公共政策监控是为了实现公共政策的合法化、保证公共政策的贯彻实施而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等活动进行监督和控制的过程，包括公共政策监督和公共政策控制两个方面。在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估等环节中，公共政策主体自身的价值取向和素质，加上信息资源的不充分等，直接影响到公共政策本身的质量及其执行效果，为此需要加强公共政策监控。公共政策监控有多种主体和方式，但是不管哪种方式，都要求监控主体充分了解被监控对象的相关信息。但是事实却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城市公共组织一般不愿公开掌握的信息，监督者很难真正取得最关键的资料和信息。因此，即使广大市民、多方组织发现有关公共政策主体在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评估中有违法违规或者违背公共政策基本原则的事情，但苦于信息不对称而无能为力，最终使得公共政策监控流于形式，达不到应有效果。

5.信息不对称导致城市公共政策难以终结

当一项城市公共政策经过执行效果评估被认为已经实现既定政策效果或者出现政策失效时，该公共政策即面临着终结的命运。但城市公共政策终结过程可能受到多方主体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形成的阻碍。首先，城市公共政策制定者由于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花费了心血，或者害怕对工作失误的承认，因此对政策终结产生本能的恐惧和抵触。其次，由于公共政策执行首先表现为城市公共组织机构的设立、职能的创设和公共权力的履行，而公共政策终结则预示着相应组织机构的变革甚至是裁减、组织职能的消失和公共权力的终止，这是公共政策执行者所不愿意看到的。另一方面，城市公共政策功能主要表现之一是政策执行机构所提供的服务等公共产品，如果终结政策则可能会取消这些公共产品，这也是目标群体中的一些既得利益者所不愿意看到的。当政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和政策受益者掌握不对称信息时，他们会利用这种不对称的信息优势阻碍或者延缓政策的终结。

城市公共政策终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还可能导致政策多变现象。公共政策终结一方面宣告了旧政策的结束，另一方面又预示着新政策的启动，其终结的主要方式包括政策替代、政策合并、政策分解和政策缩减等四种形式。不管一项政策最终以哪一种方式终结，都要求保证城市公共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而不能够朝令夕改、变化多端，否则将会出现“民不知其可”的窘状。城市公共政策多变有两个主要表现，一是政策缺乏连续性，二是政策前后不一致。城市公共政策制定者应当在充分调查研究、获取充分信息的基础上，经过充分论证，综合权衡后制定政策方案；政策实施后也需要收集、整理和分析来自各方面的政策反馈，以评估政策的正确与否及其继续推行的价值和终结方式的选择。但是，由于城市公共组织的行为惯性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城市公共政策制定者难以形成对客观现实的正确认识，这样就会造成政策的变化、走样甚至无效；同时，在外生性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的认识可能存在片面性、随意性和臆断性，使得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被迫进行一次次地再调整、再制定，从而造成“政策多变”。

四、治理城市公共政策信息不对称的路径选择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信息不对称问题对城市公共政策运行过程具有严重影响，可能导致城市公共政策失效，必须加以治理。对此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如下路径来治理城市公共政策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1.转变政府信息观念，打造责任型政府

应当明确，现代政府是责任政府，政府权力来源于社会公众的契约授予，城市政府应当对人民负责，享有权力，履行职责，承担责任。在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诸项过程中，要始终贯彻责任意识。特别是要明确界定政府的合理利益界限，限制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不合理的利益追求，使城市政府事权与财权相匹配，权力与责任相统一；建立和完善各项法律和各类规章制度，把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限定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城市政府必须转变观念，将政策信息视之为公共物品而非借以获取自利的私人物品。同时要培养城市政府领导及其公务人员的信息共享、信息交流意识，认识到消除信息不对称对于改进城市治理、提升城市治理绩效的重要作用。

2.优化城市公共行政组织结构，加强城市信息化建设

城市公共行政组织在发挥传统科层制优点的同时，应兼顾“扁平式”组织结构的优点。科层制中职能分工的初衷是通过专业化的管理来提高工作效率，但在操作中有时却事与愿违。所以城市公共组织应创新思维，在组织机构与管理制度上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全新的机构信息化工作环境，简化信息传递层级和程序，加快信息传递速度，提高信息的透明度，保证信息沟通渠道的通畅，健全信息反馈机制，确保信息的清晰、准确，减少信息失真，避免信息接收过程中出现偏差，从而保证城市公共组织制定和执行政策等行为的科学严谨性。特别是城市公共组织机构内部上下级组织之间和各职能部门之间既要分工更要注重合作，要切实树立全局观念，破除本位主义，除了要搞好上下级组织之间的垂直沟通外，还要加强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平行沟通，促进政策信息在政策主体内部畅通交流。

3.拓宽城市公共政策信息公开的渠道，加强城市公共行政组织与公众的双向沟通

作为公共政策主体的城市公共行政组织应当加强政策沟通的制度化建设，积极拓宽公众获取政策信息的渠道，强化与市民公众特别是公共政策目标群体之间的双向交流。建立多通道的信息沟通渠道需要提高政策沟通体系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形成一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统一的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沟通网络。目前，应使现有的沟通主渠道继续发挥作用，同时，应加强宣传、协商对话、民意测验、大众传媒、公众舆论的作用，使其能够真正自由地反映民意、成为政策沟通的渠道，使沟通渠道多元化。同时，需要加强城市公共行政组织与市民公众的双向沟通，使公共政策信息在城市公共行政组织、市民二者之间充分地流动，从而尽量减少信息不对称，使市民能更加积极地参政议政，政府能根据市民的反馈更好地进行宏观调控。还可设立固定的政府信息公开设备设施、定期召开政府新闻发布会、设立服务热线等吸引公众积极参与信息公开。

4.发展电子政务，降低信息成本

电子政务的建设为政府及时发布信息资讯以及公众便利地获取政务信息均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手段，使得公众不再由于信息获取成本过高而继续保持“理性的无知”，而对于城市政府而言，利用电子政务系统在网络上发布信息方便了其对信息的保存和管理，从而减少了抄送、公告、复制等诸多事务性工作，在提高工作透明度的同时降低了信息公开成本。这样，市民特别是政策目标群体能够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获取大量政策信息，从而增强他们在政策过程中的博弈能力，更好地保证城市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