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补充资料：金融系统中的信息不对称及解决办法范文
金融系统中的信息不对称及解决办法
一、信息不对称及其基本问题：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
货币出现以后，储蓄和投资成了两个相互分离的行为。这样，在资金盈余者与短缺者之间就难免会产生信息不对称问题。信息不对称是指一方拥有的信息比另一方多。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最早研究是在旧车市场。旧车卖主在对旧车情况的了解方面肯定优于买主，他知道旧车的性能如何，而买主却不知道。由于买主不知道旧车的质量，所以，买主一般只愿意以旧车的平均质量来支付旧车的价格。如果卖主所卖的旧车是次品车，卖主自然是很乐意的；但是，如果是一辆好车，买主所支付的价格就低估了该车的质量，卖主实际上是不愿意卖出的。其最后的结果是，旧车市场上只有次品车，没有好车。
像旧车市场这样的“次品车”问题，在金融领域也同样存在。在保险市场上，保险公司由于无法确定每个参保司机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只能对所有交通事故险的参保司机确定统一的收费标准，比方说，保费率为投保金额的2％。但是，每个司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不同的，有的人安全防范意识高，他们发生事故的概率自然就低些；有的人粗心大意，动辄酒后开车，或喜欢为寻求刺激而超速驾驶，他们出车祸的概率自然就要高一些。保险公司因信息不对称而难以分辨这两类投保人，收取了统一的保费率，这样，最积极购买交通事故险的往往是那些出车祸概率较高的司机，那些驾驶很谨慎的司机则较少来购买保险。
在信贷市场上也存在同样的“次品车”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贷款者往往难以对借款者的状况、风险程度进行很好的分辨，只能对所有的借款者都收取相同的利率。贷款者也经常认为，通过收取较高的利率可以将那些偿还概率较低的借款者挤出信贷市场，通过利率可以对借款者进行筛选。但由于对所有借款者都收取了相同的利率，最后，真正愿意来借款的恰恰是那些高风险的借款者了，那些低风险的借款者反而被挤出了信贷市场。
诸如此类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次品车”问题叫逆向选择，它是在合约签订之前发生的。信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就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资金盈余者或者金融机构恰恰将他们的资金贷放给了那些他们所不愿意贷给的风险更高的资金短缺者。
信息不对称还会引起另一个问题，就是道德风险，它是在签订合约之后发生的。更一般地说，信贷市场上的道德风险是指资金短缺者在获得了资金盈余者或者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以后，从事投资者所不希望的活动。在信贷市场上，借款者在获得了一笔借款后，由于使用的是别人的钱，他们就可能会冒比较高的风险。不妨举一个假想的例子。你的一位老兄从你那里借了5万元钱准备开一家餐馆，加上他自己的2万元，总投入为7万元，他支付给你的年利率为5％。如果经营得好，他一年的投资回报率可以达到15％，即在一年后可以得到10500元的回报，在偿付你的2500元的回报后，还剩下8000元的利润，即他自己的回报率高达40％。但如果这位老兄从你那里借得5万元后，看到街上到处都在卖体育彩票，特等奖的最高金额可以达到500万元，这可比辛辛苦苦干一年才挣8000元更诱人，于是，他就拿着从你那里刚借来的5万元钱去买体育彩票，不开餐馆了。大家都知道，中特等奖的概率极低，所以，这位老兄发生了这样的道德风险时，你借给他的5万元钱就很有可能得不到偿还。
二、信息不对称的解决办法 1．信息的私人生产和销售
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因此，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就是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关键。我们常说要“三思而后行”，其含义之一就是你在行动之前要尽可能地收集各方面的信息，以免做出对你自己不利的选择。解决融资活动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办法，是向资金供应者提供那些正在为投资寻求资金的个人或公司的详细情况。如果保险公司能识别各位司机出现交通事故的概率，它就可以针对司机出事故的概率大小来收取保费。如果你知道你那位老兄会把你借给他的钱拿去买彩票，你大概也不会把钱借给他。
使贷款者获得借款者信息的途径之一，就是设立私人公司，由它们负责搜集和生产企业的有关信息，将好公司与坏公司区分开来，然后将这些信息卖给投资者。你在投资之前，也可以对拟投资的公司进行调查，获取相关的信息。然而，信息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公共产品，其效用并不会因为别人的使用而下降，对信息产品消费的边际成本为零，而且对信息的使用是难以监督的，很难像有形私人物品那样通过市场交换后才能获得对某一种商品的效用，在信息的消费中广泛存在搭便车的现象。这样，由私人生产和加工信息就会导致这种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
2．金融中介机构
金融中介机构能够成为生产公司信息的专家，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分辨信贷风险的高低。它们能够从存款者那里获得资金，再将资金贷放给好的公司。由于银行贷款的大部分是发放给好公司的，它们就能够从其贷款上获得比支付给存款者的利息为高的收益。银行获得盈利，也使得它们能够从事此类生产信息的活动。银行所以具有从信息生产中获利的能力，是因为银行在长期贷款活动中，可以积累起对公司信息生产和加工的专长。银行之所以有收集这方面信息的激励，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它们主要发放私人贷款，而不是购买在公开市场上交易的证券，这就有效地避免了搭便车问题；而且银行发放贷款的规模一般较大，不像单个投资者的贷放活动规模较小。由于信息搜集、处理和加工成本不因贷款规模的大小而有大的变化，因此，银行去搜集处理企业的信息，然后向企业发放贷款，就有效地降低了投资的单位信息成本。这就是金融中介的规模经济优势，它有助于克服信息收集中的搭便车问题。
但是，金融中介机构只是部分地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并没有解决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全部问题。事实上，作为中介机构的银行也常常遭受逆向选择和借款者道德风险的冲击。为了更好地获取借款者的信息，银行还可以采取其他手段，如抵押和净资产值要求等。
3．抵押和净资产
只有当借款者不能归还贷款，导致违约，使得贷款者蒙受损失时，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才会阻碍金融市场的正常运作。但现在银行在发放贷款时极少不要求进行抵押或第三方担保的。我们申请住房信贷，银行一般都要求以我们所购买的住宅为抵押品；银行在向企业发放贷款时，一般也会要求企业以相应的设备、厂房等作抵押。原因在于，抵押品弱化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不利后果，因为它使贷款者得以在借款者违约的情况下减少损失。尤其是抵押品的价值与贷款额之比越高，借款者违约的可能性就越小。如果借款者发生贷款违约，贷款者可以变卖抵押品，并用出售所得的款项补偿未清偿的贷款余额。但抵押的有效性依赖于抵押品二级市场的发达程度，如果抵押品二级市场较为活跃，一旦借款者违约，银行可以顺利地在二级市场上变现抵押品，从而收回未偿还的贷款余额；如果抵押品二级市场落后，银行很难变现抵押品，或变现的成本相当高，这就会降低抵押品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效力。
净资产发挥着与抵押品相类似的作用。公司的净资产越高，对外源融资的依赖性就会越弱，但另一方面，它也就越容易得到外源融资的支持。如果公司的净资产值较大，那么，即便它从事了导致亏损的投资，从而在贷款偿付上发生违约，贷款者仍可以取得公司净资产的所有权，并将其售出，用销售所得款项补偿未清偿的贷款余额。另外，公司的净资产越大，其违约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公司拥有偿还贷款的缓冲资产。当企业家个人投入到项目中的净财富占投资总额的比例越高，企业家对项目的选择就更为谨慎，对贷款者而言，发生逆向选择的概率降低了；而且，如果企业家投入到项目中的净财富越高，企业家改变资金投向，去从事一些高风险的不利于借款者利益的动机也会减弱。如果和你一起开餐馆的那位老兄在7万元的总投资中占了5万元，那么，他在该打理餐馆的时候出去打保龄或喝咖啡的可能性就小多了，向你们隐瞒真实盈利信息的动机也会减弱。因此，如果寻求贷款的公司拥有较大的净资产值，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后果不甚重要，贷款者就相对更愿意向其提供贷款。
4．外部监管与政府的作用
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实施外部强制监管机制。各国都制定了法律，要求公司使用标准的会计准则，以便人们更容易判断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政府部门还规定，对于公开上市的公司，必须定期地公布其经营状况的中期报表和年报，对各种重大经营事项要及时地在指定刊物上予以披露。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这样的报纸上看到一些上市公司经营状况变动的公告，这是上市公司按照政府的监管要求在履行着信息披露的义务。但是，有的公司也可能提供虚假的信息，隐瞒真实的盈利状况，这种违反规定的行为是要受到法律上的惩罚的。
除了监管之外，政府也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将借款人的信用状况当作一种准公共产品向金融机构提供。为了弱化信息不对称给我国银行业带来的不利影响，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了征信局，并建立了相应的征信系统。目前，我国所有个人借款者(包括你在学校获得的助学贷款和日后的住房抵押贷款及偿还情况)的信用信息都进入到了这个征信系统，商业银行可以在这个系统中查询有过借款记录的信用信息。
第二篇：信息不对称
如何理解和避免「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的原因有两个方面：1.信息渠道。2.信息处理能力。“21 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人才！”这是葛大爷在《天下无贼》里说的一句十分经典的台词。今年是 2014 年，《天下无贼》2004 年上映到现在，正好十年。
这十年里，从国际风云波谲云诡，到日常生活丰富多彩，变化鲜明。而在知识教育普世化，人才因迅速膨胀而贬值等诸多因素下，抱着那种“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心态，依旧以一个“过去”的人才定义为标准，去试图改变命运的人，很不幸，我看到了好多失败者。十年前这句话还被奉为圭臬，可如今，早已黯然失色。
同样，对于信息不对称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老案例，旧教科书上的话，那么，你在知识层面下的信息不对称中，已然成为逆势者。
为什么那个村里中学还没毕业就出去闯荡的狗蛋，十几年后衣锦还乡，开着李华看一辈子报纸喝一辈子茶水，拿一辈子灰色收入（甚至能锒铛入狱）都买不起的某订制级豪车，乡亲们一瞬间忘记了那个从小到大奖状贴了一墙的尖子生李华，之前对李华考上公务员的种种夸耀，恨不能全部收回来，贴在狗蛋身上，而李华只能望着绝尘而去的狗蛋，怀疑这一生？
对不起，让我告诉你。村民们不晓得李华口中，吏部尚书所对应的那个人可以释放的能量。所发出的惊叹或艳羡，只是基于李华对其“释放的能量”所做出的具化描述，李华知道在村民眼里，可以吃海参鲍鱼的，便是富人，李华就可以说，吏部尚书天天吃海参鲍鱼，哦，原来这么厉害。那大家就都懂了。
而这些，都只是李华在村民对于外面世界，或者说信息接受的极限上，做出的解释。村民甚至分不清楚公务员的概念，想当然地以为，当官=公务员=有钱。而在这种理解程度上，不管李华当的是村支书，还是一个比较新潮的公务员，比如可以是市妇联主任的助手，或者是海关安检看 X 光扫描的小兵，在村民对于这种没有对公务员的判定范围有一个清楚的了解下，那他们听了后，会摆出“O”的嘴型与我懂得的表情，然后笑嘻嘻地说：“当官好啊。”
在狗蛋没回来之前，李华拥有对公务员信息解释的垄断权。显而易见，李华信息量要大于村民。这就是一种信息不对称。
在这个信息为王的时代，信息可以是对于哪里有优质人脉的把握，也可以是资源的优先调配权。人才只是作为一个环节，被划归信息的宏观范围里。但因对信息的未知，在上述例子中，便是体现的信息的局限性，自身会主动或被动地导入误区，很多时候，这种被导入误区的过程中，我们防备心很低，甚至引不起一丝怀疑。对于信息不对称，我们会产生很多误解，有时候的误解，甚至是误解中的误解。
所以对于题目，我的看法是，从书本中将“信息不对称”这个名词抽离出来，结合实际。我所认为的信息不对称，本质上是一种“不均等”。不均等是一种双方的状态。在不均等状态中，掌握信息量大的，占据主导信息资源优势的，为顺势方，而信息量小，在信息上处于被动的，为逆势方。顺势方可以凭借截断信息流，控制话语权，引导逆势方价值观等方式，对逆势方施加自身影响。
大家对于吏部尚书这种高高在上，玄而又玄的职位，很少有人能够说，我见过，我告诉你们吏部尚书的日常是怎样，所以大家绝大多数都保持在一个“信息接收不充分，甚至是未知”的状态，但是，即便李华说得眉飞色舞，但没狗蛋脖子上拇指粗的金链子，亮晶晶的大手表，一个半人高，引擎声震天的大汽车迎面而来的冲击力来得更实在些。所以任你李华说得再天花乱坠，有用吗？狗蛋不需要说一句话，他用他世俗社会所取得的认可，以默默无言的方式，告诉李华，在财富的定义上，我赢了。我对这种以纯物质成果造成的碾压持保留态度，因为我要着重讲的是，在这一再臭大街不过的乡村传说里，你或许已经与我看出了它的真正本质：狗蛋从最直观的角度，满足了村民心底原始级欲望（此处为金钱），以一个胜利者（信息不对称破坏者）的姿态，打破了李华对于成功定义的垄断。在狗蛋没回来之前，大家都认为，从这小山沟沟里走出去，并能混出个样样，取得成功唯一的途径便是像李华那样用功读书，将来成为一个官（公务员）。而走出这个山沟，现代社会呢？现代社会下的，人文、科技、宗教等诸多领域，对于成功的理解一样吗？肯定不同。但最起码有一点，这些成功的定义，绝对不会是如此狭隘。对于成功的定义，体现了村民，狗蛋，李华之间，信息渠道的差异性。而这，正是一种信息不对称。
李华认为自己是成功，还是失败，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极力维持这种信息不对称，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但是，不幸的是，狗蛋的出现，打破了这种信息不对称，村民们发现，哦，原来狗蛋竟然比吏部尚书过的都滋，吏部尚书一天可以吃一个鲍鱼，狗蛋却能吃十个。这小子真行啊。
回到“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这句话上。这种心态，不能说错，错的，是对这句话的理解。“苦中苦”二字是此句中的“因”，以“苦”叠加为二字，强调吃苦的必要，从而推导出，成为“人上人”的果。给人造成一种吃苦越多越能接近成功的错觉。可是，要成为“人上人”，就一定要吃苦吃得停不下来？为什么一些人不需要吃苦，却已然成为“人上人”，有的甚至一生下来，就呼吸着我们呼吸不到的、那种顶峰独有的、稀薄的空气？
出身，教育程度，三观评定标准，以及一系列的被叫做“眼界”“格局”之类的东西，构成了我们自身的理解力。我更认为，用思辨能力来形容它，更为妥当些。有人对“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理解，认为吃苦越多便能博得成功资本，有人更愿意借吃苦的方式，将人踩于脚下，成为名副其实的“人上人”，有人对这句话不赞成，觉得它是狗屁，而有人则保持一种辩证的态度。在这些迥异的看法中，正是“思辨能力”在施加影响。它，才是信息不对称这个怪物身后的庞然大物思辨能力，决定了信息处理的威力。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史玉柱可以从保健品跨行到网游，这便是信息渠道所不能代替的，信息处理能力的作用，有了自己对于信息不对称下，所做出的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法，才能逆转在信息不对称下，自己信息渠道上的劣势。
“人生而平等。”法律，道义上，这句话我很赞成，但在“信息不对称”这个命题里，却不适用。若是平等，哪会来信息的不对称？若是平等，为什么有些人生于尘土之中，有些人居于祥云之上？若是平等，为什么有人随随便便的努力便能换来巨大的成功，有人穷其一生为理想努力，却一事无成？这句话定义了我们作为人的尊严，但却不能定义我们的全部。
正如信息不对称理论所带给我们直观的感受一样，我们思维也许对其理解会局限在信息经济学上的教授课堂案例，而往往忽视了这个理论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而我对其理解，是基于现实生活，这对我们“如何有效解决问题”的思维，会是一种极大的锻炼。
如果你在信息不对称中，总是被欺负，我虽然给不了你金钱，地位上的帮助，但是我给你提供的这种思辨能力，这种思维能被锻炼，甚至能被充分调动起来，为自己适用，那么，你迟早会得到自己想要的。
在我高中时，应试教育打着素质教育的幌子，以分数衡量一切。我还记得我们高中课堂上，每次老师只念那几个学习排名前几的作文，而且灌输着，他们的写作格式，甚至从开头，内容，到结尾的考试公式，就是作文规则，甚至要求我们传看并背诵他们的作文。每次作文课，老师读起那几个熟悉的名字，同学们理所当然地发出赞美，被读作文者理所当然地享用着这些赞美，老师理所当然地引导着这些赞美。
等等，有些不对。为什么，每次都是他们几个?为什么，学习排名前几的，作文就一定好？为什么，当普通同学借鉴他们的成功方式，写出的优秀作文，拿不了高分，而他们，依旧拿高分呢？是什么衡量标准，在其中发挥作用？遗憾的是，那时候我的思辨能力还未达到今天这个能力，甚至以我现在的能力，在我们这行的大佬面前，还只是入门级。能力低，我不怕。因为我已经具备了思辨能力中很重要的一种方法——对事物基本的判断及怀疑能力。
可我那时做了一件极其愚蠢的事情——我将三个“为什么”，写进了作文，却忘记了最后一步。这个看似细微的错误，导致了我吃尽了苦果。我被语文老师大批一通，我至今还记得她说的一些话，“自己几斤几两，都掂量不清楚，作文能写够 800 字吗？”
我被打击到了，彻底地，打击到了。我还以为，我可以去思考怀疑一个我认为具有漏洞的运作机制，但我发现，我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在这种限制下，我高中一度犯了一种名为“恐笔症”的病，一看到小方格，一看到 800 字，一看到以 XXX 为话题这类的关键字，就发抖，大脑空白。
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也没必要知道。因为规则，已经牢牢禁锢着我，我只有屈服。很不幸，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那些大师们精彩纷呈的个人表演，那些文学大家，一度不入当年语文老师法眼的大家们，写出了值得点 32 个赞的文字，字字珠玑，看得我热泪盈眶。在知乎上，更大的世界，由点及线及面，把我眼中的世界，钩织得更加完整。
而我现在，一直在想，如果我带着如今的所学，甚至只是把自己专业的起步级技巧带上，回到高中时代，是不是可以展现一种更加独到新颖的思维，去将写作方式的那些极佳的信息，公之于众，哪怕只是我们高中，哪怕得不到老师的认可，哪怕只能感动同学。
可是现在想想，如果可以回到过去，仅凭我一己之力，很难。没有一种被认可，可以具有说服性的身份，更直白地说，是没有话语权。即便去逆转大世界，小社会，微型范围内的那处小小的”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既定事实，都会受到重重阻力。个人力量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却是打破信息不对称的重要组成。近些年来，舆论的力量也越来越大，我们也可以发声，这是一种进步。
在人类社会中，生活水平低的追求较高的生活水平，生活水平较高的，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而现实是，在经过所谓的个人奋斗后，有人依旧是民工，有人依旧只会扫大街，有人依旧是老妈子。你能说他们不努力吗？他们也努力了，并且十分敬业。我真见过大中午 41 度高温下依旧有清洁工把街边垃圾一一拾起，也见过朋友支教回来给我们看的那些让人潸然泪下的小朋友们，一双双如饥似渴的大眼睛，只有最朴实的愿望，那就是念书。朋友说，他们去支教，不是长达几年以上的长期，根本屁用没有。带给小朋友的那些先进的社会主流的价值观，要么是他们听不懂，要么是小朋友们固执地认为，只要念书，念好了书，出了大山，什么也就有了。每次朋友感动之余，都会流露出深深的无奈。你真的，在这些大社会背景下的信息不对称面前，感到有心无力。但是有的小朋友真能听懂，但是，绝大部分贫穷的家境，多病的父母，已经将他们拴在了大山里。
我们市里中心的天桥下，有一个乞丐。他平时主要工作是坐在天桥的台阶上乞讨，人流多的时候，他会跟着人群上上下下走上几十回。我观察了他几个月，经过我的推导计算，他每天上上下下做的功，换算成搬砖量，足足有将近一百块砖。以我们市的薪资标准，这些搬砖量可以够他每天三顿吃馒头加二素一荤，完全没必要这么没尊严地活着。后来我实在忍不住，问他，“您今年多大了？”“39 啦。”“那为什么不找点工作啊。”“因为„„我是乞丐啊。”他最后一句回答的倒有些不好意思。可是，乞丐就不能找活干了吗？我又问他，“中石油您知道吗？”“知道啊。”“那让您去中石油您去吗？”“啊，去啊。”“那不给您安排关系进去，您自己去，去吗？”“他妈的当然不去啊。”
我承认，我当时问他的语气有点调侃的意思。但是，我也终于弄懂了“信息不对称”下的一个关键问题：既然发觉到信息不对称，并有可以逆转这种不对称，甚至有可以打破不对称规则的机会，为什么人们就是不做？答案很简单：自我否定与对短期收益的认可，大过了长期收益的认可。
因为功利心在作祟，使我们丧失了对于一件事物基本的思辨能力，以至于，哪怕这件事只要坚持下来，并长期去做，就会获得巨大收益，但仅仅因为其需求一定量的时间付出，便放弃了这件事。而我们往往会看重那些短期收益很大的事情，哪怕将来会损失更大，丧失了思辨能力，便丧失了对于“信息不对称”是否打破的选择权。而自我否定又是使我们对信息不对称放任不管熟视无睹的另一原因。明明看到北大保安仅凭自己努力，中学文凭都可以自学英语，做翻译官，但我们却会对自己这种正能量效仿的想法给予重重一击，“哎呀，我怎么能做到像他那样呢？”“人家多努力，我多懒啊，就懒下去好了。”别等着七大姑八大姨，街里街坊给你打击，自己就把自己废了。在看下面的方法论之前，请你不妨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机场成功学被指责成鸡汤文的？而又是什么时候，你对成功学里面主角的光环感到习以为常，并觉得那些只是神话，并离自己很远？
老实说，我之所以想到“信息不对称”这个理论，不是书本上的二手车案例。而是发生在身边的一件很现实的事。在我们家乡，我妈他们这一代人，稳中求胜，认为投资也要是硬通货，不动产，稍微有一点风险的投资，哪怕在我的解释下，后续收益再大，她都不敢做。几次事实都是证明了我是正确的。可是她依旧不听。到不是我妈她这个人固执己见，而是在她稍微想要展开手脚的时候，从身边的同事到老板，到家人，除了我之外的，绝大多数人都会不同意她这么做。我妈也承认，舆论的力量，有时候演变到最后，会彻底接管对于“信息不对称”事件的处置。这种信息不对称，就应该被毁灭。
这是我最后一个思路，也是我几经思索，对于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方法论：用制裁“信息不对称”的破冰思维（这里的破冰思维可以是一个行业中引入的新技术，新指导思想，也可以是一个改进产品的 idea），去引导那些还未破碎的思维（保守性思维方式），先是打出针对这块冰层布下的思维点，然后再由点及面，实现对信息不对称中错误舆论导向的终结。对自己要做什么，有一个清晰明了的方向感，知道自己获得与付出的比率，并做到付出成本的下降。用经营自身资本的方式（思辨能力尤为重要，尤其是自己对于自身行业的理解，是否能吃透，在此基础上，以实践来收割自己思维领悟出的理论，增值自身资本），让自己的话语权，更加强大。我认为，旧的、落后的、以不为人知的目的故意安插的思维，势必要被新的、先进的、引人向上，以个人发展为基点带动整个社会发展这个终点式思维，彻底代替。
写这篇答案的目的，一是为了提供一个自己的思路——对于“信息不对称”的另一方面的理解。就比如大家对于“信息不对称”的了解，差不多是基于《信息经济学论》的名词解释。而思路本身，我认为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可供讨论的话题，我就很高兴了。我也在这里希望有什么其他看法的同学，能与我进行我所追求的，那种思想的碰撞。还有就是为了向知乎各个专业，无论是美食，科技，政治，历史，IT，职场，还是文学领域的大牛们致敬，因为正是你们无私的奉献自己的知识，见解，帮助了许多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自身格局眼界局限，或因某一行业信息掌握不到位，而未能大步向前的人。我由衷希望，我们也可以出一份力。
我们都可以，是的，我们。
第三篇：《信息检索》补充资料
《信息检索》补充资料
一、关于信息的定义
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曾这样说过：“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信息是物质的一种属性，是事物存在的方式或运动状态及其表达。”信息论创始人申农认为信息是指有新内容、新知识的消息，是用来消除随机不定性的东西。我国国家标准《情报与文献工作词汇基本术语》（GB4894-85）制定者给信息所下的定义是：“信息是物质存在的一种方式、形式或运动状态，也是事物的一种普遍属性，一般指数据、消息中所包含的意义，可以使消息中所描述的事件的不定性减少”。现在，一般从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来定义“信息”，形成两种不同的定义。本体论上的“信息”是指事物存在和运动的状态和方式。这里强调信息是事物属性的表征，即信息不是事物本身，而是用来表现事物特征的一种普遍形式。“本体论”仅仅从信息本身去解释信息，强调信息的客观存在性。
认识论上的“信息”，是指认识主体所认识和表达的事物运动的状态和方式，具体地说，就是为认识主体所认识、整理和组织，因而可以为人们所利用的信息集合（整体）。认识论上的“信息”内涵较本体论上的信息要小。“认识论”从人的角度去理解信息，具有主观能动性。信息检索这门课中所涉及的信息概念或者说信息检索的对象就是认识论上的信息。
关于狄德罗与《百科全书》
1747年，34岁的狄德罗在巴黎已很有名气。当时，有两个出版商看到英国钱伯斯出版社1728年出版的《百科全书》销路很好，就想把它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那两个出版商找到狄德罗和哲学家达朗贝尔，将翻译工作托付给他们。但狄德罗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发现英国的这套《百科全书》内容支离破碎、观点陈旧，充满了令人窒息的宗教思想。于是狄德罗提出由他组织人，编写一套更好的《百科全书》，出版商欣然同意了这个提议。
狄德罗立刻着手拟订新《百科全书》的编写大纲。他印制了八千份说明书，向社会公布了该书的出版宗旨和编写计划，并明确宣布出版目的在于改变迄今为
止人们的思想方式，在于搜集知识传至后代，使后人不仅知识更加丰富，而且更加有教养、更加幸福。
狄德罗的计划很快得到了伏尔泰、卢梭、霍尔巴赫、爱尔韦修等20多位著名学者的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狄德罗把法国几百名优秀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以及工程师、航海家。军事专家和医生组织起来，分担全书的条目写作任务。由狄德罗任主编，达朗贝尔任副主编。随着编写过程中的交往联系，一个代表第三等级利益，以反对封建专制、天主教会和经院哲学为己任的“百科全书派”也逐渐形成。
1752年，《百科全书》的第一、二卷出版面世。教会立即指派三名教土进行逐条审查，并指责该书为“异端”。巴黎高级法院还对一位作者提出起诉，使得他不得不出逃。但正是在这时，新出版的《百科全书》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人们争相阅读，赞叹不已。连巴黎的贵族妇女们都喜欢在自己的梳妆台上放上两本《百科全书》，并很快风靡一时，成为巴黎上流社会妇女的一种时尚。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几位近臣诚惶诚恐地说，如果全国每一位妇女的梳妆台上，都放有这套《百科全书》的话，国家的安全将受到危害。路易十五于是下令查禁。但这一来，反而引起人们的更大兴趣，越来越多的人同情这些编写者，支持他们的进步观
点。国王的情妇和王公贵族中也有为《百科全书》说情的，当局只好默认《百科全书》的继续出版。
然而，到了1757年，出版《百科全书》的环境便异常恶化。这一年的年初，发生了达米安行刺国王未遂的事件，法国封建势力惊恐万状，借机大肆迫害进步人士，加强专制恐怖。《百科全书》的160多名条目作者在受到监视和威胁后，相继退出编写工作，就连一直协助狄德罗工作的副主编达朗贝尔，也因忍受不了威胁和折磨提出了辞职。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一些好心的赞助人也劝狄德罗暂停编书工作或远走他乡，到国外去续编。但狄德罗早已抱定了为真理和正义献身的信念，他大义凛然地表示：“我们难道是白白被人叫做哲学家的吗？”1766年，当局对于《百科全书》的迫害到了顶点。高等法院的一位大法官凶相毕露地
狂叫：“哲学家们的书烧够了，现在该是烧哲学家本人的时候了！”国王在全国颁布命令：所有购买者必须呈缴全部已购的《百科全书》。当时，《百科全书》的编纂开始进入最后阶段，在极端险恶的处境中，狄德罗冒着生命危险，在秘密状态下继续工作。
1766年年末，狄德罗终于完成了35卷的巨著《百科全书》的全部正篇的编纂工作。到1780年，《百科全书》35卷由出版社出齐。随着这部书流传到地球的各个角落，德尼·狄德罗的名字也广为人知。
第四篇：公共政策运行中的信息不对称及其治理
公共政策运行中的信息不对称及其治理
刘志鹏
2011-03-17
摘 要： 我国城市公共政策在运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其形成原因主要包括政府自利性、科层制的局限性、信息传递通道不畅以及信息成本高。信息不对称对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监控和终结等有着重要的消极影响，可能导致政策失效，应通过不同方式加以治理。
关键词：
城市管理，公共政策，政策信息，信息不对称
对于任何一个城市政府来说，公共政策都是一定时期内为了实现一定的城市发展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动或所规定的政治行为准则，这就要求城市公共政策具有相应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政策信息是城市公共政策过程中的重要要素，城市公共政策的信息状况直接影响到城市公共政策的有效性。然而在我国城市公共政策的运行过程中，信息不对称问题却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并对城市公共政策的运行过程产生重要的消极影响，这应当引起城市管理者与政策制定者的足够重视。
一、城市公共政策运行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基本内涵与理论基础
城市公共政策从政策问题的形成到政策方案的确定、从政策执行到政策评估、监督、终结是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掌握足够的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系统客观的分析和科学的运用。按照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观点，公共政策系统可以分为信息子系统、咨询子系统、决断子系统、执行和监控子系统。而在这五大子系统当中，信息子系统是整个公共政策系统的基础，它的有效运转对政策目标的确定、政策制定的好坏、政策执行的效果等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城市公共政策说到底就是一个城市政策信息不断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信息和基于信息的判断是整个政策系统有效运转的基本动力。
在信息经济学中，有两种性质的信息：一种是所有局中人都知道的信息，即对称信息；另一种是并非所有局中人都知道的信息，称为不对称信息，即某些局中人拥有而另一些局中人不拥有的信息。研究信息经济学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迈克尔·斯宾塞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经过对旧车交易市场、保险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交易行为的研究，提出了“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掌握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信息不对称造成了市场交易双方的利益失衡，容易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影响到社会的公平、公正以及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学派，将经济学的方法应用到政治过程的分析中，认为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有着许多的相似性，而对政治市场中政府的看法，也应该从“超凡人圣的国家这一逻辑虚构中摆脱出来，将调查市场经济的缺陷和过失的方法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本文认为，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城市公共政策的运行过程。在城市公共政策领域，信息不对称是指在城市公共政策运行过程中，因种种原因造成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等城市公共组织占有较多政策信息，而市民公众特别是政策目标群体占有较少信息甚至得不到政策信息的现象。城市公共政策过程具体包括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监控、政策终结等阶段。在此过程中，每一阶段都可能发生信息不对称问题，尤其是在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阶段。
依据信息不对称理论，组织管理中的信息不对称按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外生性不对称信息，即由个体从事的工作本身所具有的技术禀赋、内涵、性质特征等决定的，而不是由个体的主观意识造成的；另一类是内生性不对称信息，是个体利用管理者对其行为事前无法预测、事中无法观察和监督、事后无法验证而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本文认为，在我国当前的城市公共政策运行过程中，外生性信息不对称和内生性信息不对称都普遍存在，但后者表现得更加突出，特别是作为普通市民群众的公共政策目标群体无法对城市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具体政策行为进行有效的事前预测、事中观察和事后监督。这两种形式的信息不对称有其特定的表现形式和产生原因，并且可以对政策实践产生诸多不良影响。
二、城市公共政策运行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成因
城市公共政策运行过程中产生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原因非常复杂，是由于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而引起的。
1.利益因素：城市政府自利性的存在
公共选择理论运用理性“经济人”假设将政治与经济领域的活动加以统一，认为在政治领域活动的主体同样遵循“经济人”假设，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城市官员是理性“经济人”，在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具有自身的利益取向。自我价值的实现、经济利益的增进、个人职位的升迁、舒适生活的追求等都是其追求的目标。城市政府部门的利益主要包括横向部门和纵向部门的利益。横向上，政府机关内部不同部门之间利益有别；纵向上，上级与下级之间存在差异。尤其是在利益结构调整时期，政府部门假借公共利益之名谋求团体利益的倾向就会更加明显。布坎南指出，在公共政策或集体决策中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而只存在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的“缔约”过程。由于城市公共政策的各个公共参与主体是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政策主体的自利性导致政策主体获取、识别、利用政策信息及其效果会存在差异性，直接导致信息拥有的不对称性。
2.组织因素：城市政府部门科层制的管理体系
作为我国城市公共政策重要主体的城市政府组织，其目前的组织结构普遍采用的是科层制模式。马克斯·韦伯认为，科层制是特定权力的使用和服从关系的体现，具有特殊内容的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科层组织有自身的优越性，但也有明显的缺点。科层制强调集权，下级对上级绝对服从。由于缺乏沟通意识和渠道，下级对上级命令所反映的真实意图并不能真正了解和掌握。由于上级所关注的只是结果，命令执行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并不被重视，所以下级在执行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也很难有效地向上传递。科层制对规章制度过度崇拜，由于过分强调照章办事，所以使组织成员的行动长期受到规则的限制，久而久之变得墨守陈规，缺乏了解外部信息的主动性。科层制有利于每个岗位的官员各司其职，但也会造成彼此协作上的欠缺，出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现象，同级、同事之间缺乏主动共享、共用信息的动力。此外，在科层制组织体系中，上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常常采取垄断信息的手段，拒绝信息的向下共享，从而保持权力的神秘性和排他性；而下级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避免额外的工作，保持工作的稳定，对在工作中获得的一些非常态的信息也竭力避免向上传递。因此，上级垄断信息，各部门、个人之间信息不畅是科层制的显著特点之一，也因此形成了大量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3.技术因素：信息传递渠道的僵化和不畅
科布和爱尔德认为，一个公共问题成为政策问题需要经过系统议程和政府议程两个阶段。系统议程由那些社区成员普遍认为值得公众注意并且属于政府权限范围内的问题组成，它本质上属于讨论议程。政府议程由受到政府注意并可能对之采取具体行动的一些事项构成，它本质上是一种行动议程。公共问题通过利益集团、大众传媒、民意代表等多种途径进入政府议程成为政策问题，而当这些途径不通畅时就会导致信息在政府与公众间的阻滞，从而造成政府与公众的信息不对称。在我国，市民与城市政府沟通的正式渠道少而且效率低下，同时大众传媒也更多地是扮演政府宣传工具的角色，而不是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桥梁。这样，政策信息难以通过多种渠道在政策主体与目标群体之间进行交流，政策信息在传输过程中容易失真，信息损失严重，政策沟通不畅通，加剧了我国城市政府与市民间的政策信息不对称。
4.成本因素：信息交易的成本约束
高昂的信息成本是造成城市公共组织与市民间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原因。信息经济学认为，产生信息不对称的原因是因为获取信息需要成本，如果寻找信息的成本过于高昂，或者有些人不愿意为获取信息支付成本，而能够降低信息成本或者愿意支付这种成本的一方就形成了对另一方的信息优势，从而导致了信息不对称的格局。信息经济学的这一解释也适用于公共政策领域。城市公共政策活动中所需要的一些信息必须通过一系列活动获得，如收集、加工、整理、鉴别、转换、输出等，这些活动也是政策信息的交易过程，其有效运行必然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投入与消耗，即存在一定的交易成本。城市公共事务相当复杂，要从公共事务中搜集有用的信息进行决策，需要付出相当巨大的成本，这一成本往往是普通公众无法承担的，只有政府能够支付这一成本。正是因为信息交易的成本约束，所以城市公共政策制定中所需要的各种信息往往难以及时流通与获取，导致城市公共政策制定中信息不对称现象的长期存在。
除此之外，城市公共政策运行过程中政策主体的有限理性、城市公共组织的体制缺陷、政策目标群体的自身行为能力等都可能导致信息不对称现象。
三、信息不对称对城市公共政策遣行过程的影响
信息不对称是城市公共政策实践中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它对城市公共政策的消极影响是多方面的，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监控和终结等各环节均会产生不良影响。信息不对称问题解决不好，可能会导致城市公共政策面临“合法性”危机，最终无法实现政策目标，使得政策失效。
1.信息不对称导致城市公共政策制定的自利性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机构和官员与市场中活动中的个人一样，都是有限理性的利己主义者，天生地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在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如果一项政策的出台不能充分考虑广大市民的利益，不能给予公众以参与决策表达意见的机会，或者即使有，也只是做做样子的话，政府决策时表现出的信息不对称就不言而喻了。政策制定者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在做出各种决策时，不可避免地会从利己的角度出发，并不注重自身决策行为是否合理、是否在最终结果上取得全局最优，而只是利用自身所获取的各种不对称信息进行利益权衡，追求自身现实利益的最大满足，或者对和自己价值取向一致的特殊群体经常给予“优惠政策”，使他们从政策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从而使得公共政策朝有利于个人和小团体的角度发展，将公共政策异化为“私人政策”，使公共政策缺乏公益最大化、公正等价值。城市公共政策制定者在决策上的评价原则的片面性及利益权衡导向，使得同样的外生性信息会在不同组织成员的头脑中反映出截然不同的结果，这就导致群体的行为方式出现极大的不确定性，自利性政策的出台因而不可避免。
2.信息不对称导致城市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差
城市公共政策执行是指政策执行者通过建立组织机构，运用各种政策资源，采取解释、宣传、实验、实施、协调与监控等各种行动，将政策观念的内容转化为实际效果，从而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动态活动过程。政策执行作为将城市公共政策所规定的内容转化为现实的过程，在城市公共政策活动及其生命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与作用，是实现政策目标的中心环节，美国学者艾利斯曾经说过：“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城市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具体包括政策解读、政策解释、政策宣传、政策沟通和政策落实等内容。在我国城市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出现替代式执行、选择式执行、象征式执行、附加式执行、机械式执行等偏差。究其原因，固然可能有政策自身缺陷、执行资源障碍、目标群体配合程度等方面的原因，但也往往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有关系。城市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实际上也可以被看作是政策信息的流转过程，它既包括政策执行组织内部的信息沟通与协调，也包括政策执行内部与外部信息的交换与加工过程。充足的信息资源、科学的信息加工、畅通的沟通与传播渠道、完整的信息产出是城市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保证。政策执行主体内部上下级之间对同一政策的理解及执行缺乏联动机制，沟通和协调的不足导致城市各部门之间相互扯皮、掣肘；政策执行主体还可能会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对政策做出利己式解读，在政策宣传与解释过程中可能会隐瞒一些必要信息或者附加一些不该附加的信息，对政策的内涵随意进行增减、曲解或变更执行期限，因为他们知道，政府如果不公开相关信息，市民是不可能知道具体内幕的。这样，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歪嘴和尚念歪了经”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3.信息不对称导致城市公共政策评估效果扭曲
政策评估是城市公共政策运行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检验城市公共政策质量和水平的基本途径，也是决定未来政策走向的主要依据，有利于促进城市公共政策的科学化进程。政策评估结果的有效性取决于政策评估的效度与信度，其主要评估方式包括制度性评估和技术性评估两种方式。但是不管采用哪一种方式，都要求政策评估主体充分地占有相关信息并能够客观公正地加工整理和分析运用这些信息，唯有如此方能保证政策评估的效度与信度。如果政策评估主体利用信息不对称优势，有目的地选择相应信息进行评估，必将难以保证政策评估的有效性，最终导致政策评估效果扭曲。
城市公共政策的评估主体可以分为政策评估组织和政策评估个体，也可以分为内部评估者和外部评估者。当由内部评估者即公共组织的“局内人”进行政策评估的时候，由于城市公共组织控制着庞大的组织资源，具有显著的信息优势，出于自利性等因素的考虑，他们可能会利用自己掌握的内生性不对称信息，将那些对自己不利的政策信息故意隐瞒和加工，或者有选择地故意放大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在政策评估中的价值，从而最终将原本政策效果和效率都很理想、不存在明显缺陷、受到市民欢迎的公共政策做出否定性评估，或者将政策效果不佳、政策目标没有完全实现的公共政策做出肯定性评价。而当外部评估者即公共组织的“局外人”进行政策评估的时候，由于政府对相关信息的绝对垄断这一先天优势，政府一般习惯于传统的思维运作方式，对政策信息和相关资料的公开设置障碍，往往以保密为由拒绝发布应该发布的政策信息和相关资料。这样，由于信息系统不完备或缺乏有效的信息收集手段与措施，外部评估者无法获悉相关行政信息，近而影响评估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4.信息不对称导致城市公共政策监控流于形式
公共政策监控是为了实现公共政策的合法化、保证公共政策的贯彻实施而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等活动进行监督和控制的过程，包括公共政策监督和公共政策控制两个方面。在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估等环节中，公共政策主体自身的价值取向和素质，加上信息资源的不充分等，直接影响到公共政策本身的质量及其执行效果，为此需要加强公共政策监控。公共政策监控有多种主体和方式，但是不管哪种方式，都要求监控主体充分了解被监控对象的相关信息。但是事实却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城市公共组织一般不愿公开掌握的信息，监督者很难真正取得最关键的资料和信息。因此，即使广大市民、多方组织发现有关公共政策主体在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评估中有违法违规或者违背公共政策基本原则的事情，但苦于信息不对称而无能为力，最终使得公共政策监控流于形式，达不到应有效果。
5.信息不对称导致城市公共政策难以终结
当一项城市公共政策经过执行效果评估被认为已经实现既定政策效果或者出现政策失效时，该公共政策即面临着终结的命运。但城市公共政策终结过程可能受到多方主体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形成的阻碍。首先，城市公共政策制定者由于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花费了心血，或者害怕对工作失误的承认，因此对政策终结产生本能的恐惧和抵触。其次，由于公共政策执行首先表现为城市公共组织机构的设立、职能的创设和公共权力的履行，而公共政策终结则预示着相应组织机构的变革甚至是裁减、组织职能的消失和公共权力的终止，这是公共政策执行者所不愿意看到的。另一方面，城市公共政策功能主要表现之一是政策执行机构所提供的服务等公共产品，如果终结政策则可能会取消这些公共产品，这也是目标群体中的一些既得利益者所不愿意看到的。当政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和政策受益者掌握不对称信息时，他们会利用这种不对称的信息优势阻碍或者延缓政策的终结。
城市公共政策终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还可能导致政策多变现象。公共政策终结一方面宣告了旧政策的结束，另一方面又预示着新政策的启动，其终结的主要方式包括政策替代、政策合并、政策分解和政策缩减等四种形式。不管一项政策最终以哪一种方式终结，都要求保证城市公共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而不能够朝令夕改、变化多端，否则将会出现“民不知其可”的窘状。城市公共政策多变有两个主要表现，一是政策缺乏连续性，二是政策前后不一致。城市公共政策制定者应当在充分调查研究、获取充分信息的基础上，经过充分论证，综合权衡后制定政策方案；政策实施后也需要收集、整理和分析来自各方面的政策反馈，以评估政策的正确与否及其继续推行的价值和终结方式的选择。但是，由于城市公共组织的行为惯性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城市公共政策制定者难以形成对客观现实的正确认识，这样就会造成政策的变化、走样甚至无效；同时，在外生性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的认识可能存在片面性、随意性和臆断性，使得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被迫进行一次次地再调整、再制定，从而造成“政策多变”。
四、治理城市公共政策信息不对称的路径选择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信息不对称问题对城市公共政策运行过程具有严重影响，可能导致城市公共政策失效，必须加以治理。对此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如下路径来治理城市公共政策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1.转变政府信息观念，打造责任型政府
应当明确，现代政府是责任政府，政府权力来源于社会公众的契约授予，城市政府应当对人民负责，享有权力，履行职责，承担责任。在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诸项过程中，要始终贯彻责任意识。特别是要明确界定政府的合理利益界限，限制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不合理的利益追求，使城市政府事权与财权相匹配，权力与责任相统一；建立和完善各项法律和各类规章制度，把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限定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城市政府必须转变观念，将政策信息视之为公共物品而非借以获取自利的私人物品。同时要培养城市政府领导及其公务人员的信息共享、信息交流意识，认识到消除信息不对称对于改进城市治理、提升城市治理绩效的重要作用。
2.优化城市公共行政组织结构，加强城市信息化建设
城市公共行政组织在发挥传统科层制优点的同时，应兼顾“扁平式”组织结构的优点。科层制中职能分工的初衷是通过专业化的管理来提高工作效率，但在操作中有时却事与愿违。所以城市公共组织应创新思维，在组织机构与管理制度上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全新的机构信息化工作环境，简化信息传递层级和程序，加快信息传递速度，提高信息的透明度，保证信息沟通渠道的通畅，健全信息反馈机制，确保信息的清晰、准确，减少信息失真，避免信息接收过程中出现偏差，从而保证城市公共组织制定和执行政策等行为的科学严谨性。特别是城市公共组织机构内部上下级组织之间和各职能部门之间既要分工更要注重合作，要切实树立全局观念，破除本位主义，除了要搞好上下级组织之间的垂直沟通外，还要加强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平行沟通，促进政策信息在政策主体内部畅通交流。
3.拓宽城市公共政策信息公开的渠道，加强城市公共行政组织与公众的双向沟通
作为公共政策主体的城市公共行政组织应当加强政策沟通的制度化建设，积极拓宽公众获取政策信息的渠道，强化与市民公众特别是公共政策目标群体之间的双向交流。建立多通道的信息沟通渠道需要提高政策沟通体系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形成一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统一的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沟通网络。目前，应使现有的沟通主渠道继续发挥作用，同时，应加强宣传、协商对话、民意测验、大众传媒、公众舆论的作用，使其能够真正自由地反映民意、成为政策沟通的渠道，使沟通渠道多元化。同时，需要加强城市公共行政组织与市民公众的双向沟通，使公共政策信息在城市公共行政组织、市民二者之间充分地流动，从而尽量减少信息不对称，使市民能更加积极地参政议政，政府能根据市民的反馈更好地进行宏观调控。还可设立固定的政府信息公开设备设施、定期召开政府新闻发布会、设立服务热线等吸引公众积极参与信息公开。
4.发展电子政务，降低信息成本
电子政务的建设为政府及时发布信息资讯以及公众便利地获取政务信息均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手段，使得公众不再由于信息获取成本过高而继续保持“理性的无知”，而对于城市政府而言，利用电子政务系统在网络上发布信息方便了其对信息的保存和管理，从而减少了抄送、公告、复制等诸多事务性工作，在提高工作透明度的同时降低了信息公开成本。这样，市民特别是政策目标群体能够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获取大量政策信息，从而增强他们在政策过程中的博弈能力，更好地保证城市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第五篇：税收征管中信息不对称的危害
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按照法定标准，无偿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而形成的一种特定分配关系。
中国最初的税收出现在我国古代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最早出现的财政征收方式是“贡”，即臣属将物品进献给君王。当时，虽然臣属必须履行这一义务，但由于贡的数量、时间尚不确定，所以，“贡”只是税的雏形。而后出现的“赋”与“贡”不同。“赋”远指军赋，即君主向臣属征集的军役和军用品。但事实上，国家征集的收入不仅限于军赋，还包括用于国家其他方面支出的产品。此外，国家对关口、集市、山地、水面等征集的收入也称“赋”。所以，“赋”已不仅指国家征集的军用品，而且具有了“税”的涵义了。有历史典籍可查的对土地产物的直接征税，始于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十五年）鲁国实行了“初税亩”，按平均产量对土地征税。后来，“赋”和“税”就往往并用了，统称赋税。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调控经济社会政策的重要工具。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国家征税构成了对纳税人经济利益的侵犯，因此偷逃税款是纳税人本质的、天然的心理动机。据资料显示，2004我国税收流失的绝对额在4000亿元左右，2005年我国总体流失在3200亿元至4300亿元之间，约占应纳税款的30％以上。信息不对称对我国税收征管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任何完美的税制都无法绝对避免税收流失的发生，一些对治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各项举措的研究和探索也仅仅是立足于把税收流失的规模控制在某一合理的范围之内，尽管合理的税收流失规模范围究竟应为多少，目前在理论界尚无定论，但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的税收流失规模无疑已经远远地超出了这一合理范围。
一、对资源配置的危害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对资源配置的危害，是指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现象对经济体系中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各种资源流动和组合的危害。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对于纳税人而言，更确切地说是国家向偷逃税的纳税人所支付的“财政补贴”。这种“财政补贴”的存在，使同类企业或同类产品的税收成本不同，从而引起市场失真，错误引导社会资源配置。同时，还会破坏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迫使那些守法纳税的经营看要么转而改行，要么被挤出市场，这就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市场效应。从税收与商品的价格关系看，由于税收是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因此，如果某些商品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税收流失，就会使这些商品在市场竞争中与依法纳税的同类商品相比具有价格优势，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进行销售或者在同样价格条件下赚取更多利润，从而使得对该商品的需求扩大，或者吸引更多的资源投人到该商品的生产经营中来。
另外，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对资源配置的危害还表现在它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虚耗。纳税人为了利用各种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漏洞，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来研究各种偷逃避税方案，有的还花费大量钱财聘请专业顾问，或对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方式进行无谓的调整。而作为征税人的税务部门，为了防止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发生，减少偷逃税，不得不额外增加各种软硬件设施，增加更多的税收征管人员和稽核人员，导致税收征管成本增加。最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还会造成各种财务、会计信息的扭曲，从而危害人们的经济决策和投资决策，而决策的失误往往是资源配置中最大的失误。
二、对国家宏观调控功能的危害
首先，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存在，可能会危害到政府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由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存在，使得能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中获得更多利润的地下经济活动“繁荣”起来。一方面，由于地下经济能通过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活动获得更多的利润，不断积聚更多的财力物力再投入到地下经济活动之中，通过本身的繁殖增长起来，另一方面，地下经济活动的高收益、高回报会吸引公开经济中一些资源的流入。而地下经济逃避了政府的管理和监控，其增长率、就业人数等指标都没有纳入到政府的经济统计数据之中，这样容易使宏观调控部门对现实经济的真实情况产生误解，对包含公开经济与地下经济两部分的真实经济的增长速度和规模把握不定，容易只注意可观察到的公开经济的增长速度和规模，而忽视了地下经济的危害。除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外，地下经济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存在，会对其他各项经济统计指标造成扭曲。
其次，作为宏观经济调控决策的重要依据的有关货币供求的各项指标，也可能会由于地下经济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存在而受到危害，产生扭曲。例如，由于地下经济活动往往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严重、利润比较丰厚的经济活动，要维持这些活动相应地需要吸纳相当一部分货币，如果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供应量时只考虑到公开经济的货币需求，而没有考虑到地下经济的货币需求就会使得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中货币供应不足，导致中央银行增加货币发行。从表面上看，中央银行是多发了货币，但如果考虑到地下经济的货币需求，则这种过大的货币供应量实际上是与整个经济活动的需要相适应的。再如，现金被誉为地下经济的天使，为了偷逃税和逃避其他监管，地下经济活动大多以现金交易方式进行。这样，随着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日益严重、地下经济规模的扩大，全社会，对流通中现金的需要也会增加。以上这些都会危害到货币需求量、货币供给量。现金需求量、货币流通速度等指标的统计和分析。
三、对收入分配的危害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一方面导致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的不公平分配，另一方面，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还产生了极坏的示范效应，导致了守法纳税者的心理失衡和追随效仿，从而造成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恶性循环。首先，部分纳税人通过偷税或避税等手法使实税负水平大大低于同行业的其它纳税人，本来纳税人作为税收的负担者，其实际税收负担应该是与其生产、经营、收入情况用一致的。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者逃避了纳税的义务和负担，而国家总的税收计划和任务却并未因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而有所减少，因此，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者所逃避掉的税收任务就势必转嫁到那些依法纳税的纳税人身上，从而加重了守法纳税者的税收负担。其次，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使实际税收收入低于预期的税收收入，为了获得既定的税收数额，政府不得不提高法定税率水平．或扩大征税范围，开征新税等，以保证财政支出的需要。从而使依法纳税者反而要承受更加沉重的税收负担，使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加不公，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另外，如果依法纳税者看到各种税收违法行为未得到应有惩罚的话，必将严重挫伤其纳税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甚至使其也加入到偷逃税的行列中来。在税负不公和过重时，纳税人认为花更多的钱，采取更复杂的手段和冒更大的风险来逃税是值得的，由此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收入减少(分配不公)——税率提高或开征新税——分配更加不公——更多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其结果必然是激化了公众对税收制度的抵抗心理，加剧了纳税人和税务部门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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