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历史坐标及其价值研究

第一篇：“红船”历史坐标及其价值研究

“红船”历史坐标及其价值研究

【摘要】文章在总结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历史坐标形成规律及其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考察“红船”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历史坐标的形成历程，揭示其深刻意涵及其重要意义，并指出“红船精神”准确标识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精神气质。红船精神是党建思想的重大理论成果。

【关键词】红船红船精神历史坐标党建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2005年至2015年的十年间，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气质的归纳和总结，“红船精神”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和赞同，但是“红船”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历史坐标的深刻意涵和重要价值有待于深入考察。本文将在总结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历史坐标形成规律及其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考察“红船”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历史坐标的形成历程，揭示其深刻意涵及其重要意义。

革命精神的历史坐标概念和原则

革命精神的历史坐标是指与革命历史事件密切相关的标识，该标识必须经过历史沉淀，并且标识指向具有唯一性，且容易记忆。革命精神的历史坐标标识必须具备密切相关性、标识唯一性、寓意丰富性和历史沉淀性。

革命精神的历史坐标标识的密切相关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情况。以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标识革命精神的历史坐标，比如，井冈山标识、延安标识、西柏坡标识、红安标识等；以历史事件的主体标识革命精神的历史坐标，比如，白求恩标识、雷锋标识、张思德标识等；以革命事件发生的重要元素标识革命精神的历史坐标，比如，五四标识、长征标识、古田会议标识，遵义会议标识。不管是“井冈山”、“延安”、“长征”，还是“白求恩”、“西柏坡”等等，都是经过历史的沉淀，并已经逐渐具有代表意义和内涵的标识符号，这些标识符号通俗易懂，寓意丰富。当人们谈论这些标识时，立刻就能想到标识背后的革命精神，也即是标识符号具有唯一性。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和诞生的标识符号，“上海一大会址”、“南湖”、“一大纪念船”和“红船”都是基本元素。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主要召开地，且有众多的革命活动都在上海展开，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因此有人主张应该从上海选择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历史坐标，并以此标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气质。但由于“上海一大会址”石库门的特殊性，不具备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特有标识的条件，而“红船”具备特定名词和重要专有坐标的性质，寓意丰富，极具想象和诠释空间，因此越来越受到广泛认可，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红色地标和历史坐标。

“上海一大会址”是党创建时期重要的地理坐标

“上海一大会址”石库门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重要的地理坐标，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一幢建于1920年的具有上海地方风格的石库门楼房召开，全国各地的13名代表：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及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代表全国58名党员①出席了大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俄尼科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七天，都在这里召开。从此这座石库门建筑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地理符号，成为重要的历史遗迹，即“上海一大会址”。

石库门是一种中西结合、上海特有的建筑风格，是上海最有代表性的民居建筑式样，不具备革命精神的历史坐标的寓意性和历史沉淀性。据199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上海住宅建筑志》记载：1949年解放时，约有40%的上海人居住在石库门中。石库门拥有江南传统的二层楼的三合院或四合院空间格局和欧洲联排风格的布局，是独特的中国民居和西方建筑风格合璧的海派特色建筑。石库门显著的特点是：厚重乌漆的实心门两扇，门上镶铜环一幅，门框外围辅以一圈石头；门楣是最出彩的部分，早先为江南传统的砖雕青瓦压顶门头式样，后因西方建筑风格影响，而采用弧形或是半圆形等形状的山花楣饰，外墙配以西洋的雕花刻图。

石库门里弄俨然一个小社会，工厂、学校、商铺、佛堂、诊所、银行、电台、药铺、米店等都可以在石库门里找到踪迹。过街楼下的烟纸店是其中最著名的，一般店面不大，但店里藏有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几乎所有用品。上海石库门不仅是上海一种特有、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而且也最能代表上海独特的生活习俗和生活风情。“一大会址”所在的石库门当时还是在租界里，因此以石库门来标识革命精神的历史坐标缺少与革命相关的特有精神寓意和想象空间，很难为大众所接受。

石库门是老上海的象征，是上海近代都市文明的标识符号和象征之一，不具备革命精神的历史坐标的唯一性。石库门不仅仅是中共一大会址，它还孕育了近现代上海乃至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及生活方式，形成了特有的石库门文化。石库门多样、复杂的建筑特点，形成了老上海特有的饮食文化、邻里文化、婚丧文化、商业文化、童谣文化等。石库门文化孕育并滋养了上海近代文明，成为上海近代史的缩影。作为一种象征，石库门文化代表了近代上海的文化特色，也是上海历史和文化的独特品牌，更是历史留给当今上海的宝贵文化遗产。

石库门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重要事件发生地，本身也是一种建筑风格的标识，是老上海的重要标识符号和特定区域的文化象征，“上海一大会址”虽然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诞生的重要地理标示，但以“第一次党代会会址（上海）”或石库门来命名革命精神，缺乏精神标识所必须的标识唯一性和寓意丰富性的基本规律，且缺乏与革命精神相连的特有历史沉淀，因此较难获得认同。

“红船”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历史坐标

密切相关性。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有两个会场，一个在上海石库门开始，一个在嘉兴南湖游船结束。1921年7月30日晚，由于受法租界巡捕的侵扰而中断，在李达建议下，8月1日中午11点，中共一大最后一天会议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成功召开并胜利闭幕，在船上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从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代表们的回忆录和事后回忆，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记住了嘉兴南湖的那条船，对上海的具体地点却记忆模糊。个中原因很难确知，但南湖游船容易记忆也许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古时的彩绘画舫就叫“红船”。据互动百科，“红船”语出彩绘的画船。宋苏轼《与胡祠部游法华山》诗：“使君年老尚儿戏，?v棹红船舞澎湃。”宋袁正真《长相思》词：“采芙蓉，赏芙蓉，小小红船西?投?，相思无路通。”

标识唯一性和寓意丰富性。“红船”越来越受到关注，不仅与中国红色文化传统渊源和中国革命红色文化兴起有重要关联，还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船的隐喻和想象有关。中国人是有着强烈红色情结的民族。在国人眼里，红色是喜庆之色，是吉祥之色，所以，凡是喜庆之事都需要红色来渲染；在汉语里，“红”是成功的代表，事业开头顺利即“开门红”，运气好即“走红运”，得宠显贵的人即“红人”；红色代表光荣，“金榜题名”是红榜，表彰先进人物要戴大红花。在西方人眼中，红色即是中国的“国色”。

红色代表革命和进步，红色是共产党人喜欢的色彩，是革命的色彩。早年的马克思曾表示红色是他最热衷的颜色。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其标志采用的就是红色，从此红色就成为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偏爱的色彩。红色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也息息相关。譬如，组建的第一支军队命名为红军，开辟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瑞金称之为红都„„中国革命胜利后，出现了许多以红字命名的文艺节目，诸如：《红旗谱》、《红军想念毛泽东》、《红灯记》、《红旗飘飘》、《红梅赞》等。

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船的隐喻和想象也是“红船”越来越得到大家认可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船是作为执政者的象征。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这一论述成为经典，成为执政者的古训。在当代，船和水的关系隐喻被不断强化和诠释，比如用来诠释干群关系，群众是“活水”党员干部是“船”，并引申为“水与舟相互联系，互为条件，舟因水而生，水因舟而动”②用来诠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从南湖到南昌”，“从南湖到天安门”的诠释和想象在不断使用和强化，为“红船”历史坐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事业不断取得成就，中国共产党人数不断增加并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大政党，由此“一条小船诞生了一个大党”成为一个极具想象力和美感的政治诠释。这也是从建党70周年后中国共产党创建和诞生的重要标示符号逐渐强化为“船”，并最终确立“红船”历史坐标，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精神标识的重要原因。

历史沉淀性。“红船”独立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和诞生，甚至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象征，是历史沉淀的结果。“红船”作为一种象征，至少在1991年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象征。1991年，在浙江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暨嘉兴南湖纪念馆落成典礼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发表了题为《沿着南湖红船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前进》的讲话。同一年的6月25日《浙江日报》还用图片的方式报道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与李泽民等领导同志交谈的新闻，谈话的地点就在南湖上的那艘画舫上。这是目前查到的“革命红船”和“画舫”并列使用最早的资料。建党70周年纪念邮票一套包括面值2毛的“南湖船”，这也是新中国邮票中第一次把浙江嘉兴的南湖船作为建党纪念图案，并从此成为一大标志图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汉中地区邮电局邮票公司发行的纪念封上，“南湖船”图案的邮票是其中两枚邮票之一，邮票名称为“中共‘一大’南湖会议会址”。这一点可以在随后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纪念邮票上得到印证。

“为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歌颂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壮举和时代精神，形象化地展示党的光辉历程”③，第一届“红船颂”全国中国画家名家作品邀请展2001年在嘉兴南湖边开幕，作品结集公开出版。同时，全国各地以“红船”或相关主题的纪念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2002年在庆祝建党81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出感慨“从南湖红船到井冈山上，从宝塔延安到首都北京，八十二载光阴连缀起无尽的辉煌”④。2004年在庆祝建党83周年之际，《人民日报》明确提出嘉兴南湖是“经典中国”宏伟画卷上的开端，并指出这些红色经典的伟大革命精神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⑤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纪念邮票上把“上海石库门”和“南湖红船”一起构图，标识为“开天辟地”。多年来对“红船”这一红色地标进行反复凝练和广泛宣传，已经成了中共历史上永恒的红色经典、人民群众的精神家园。⑥

从历史遗迹和重要地理坐标来看，“红船”物质载体的南湖游船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最后一天会议的发生地，是宣布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起点；“红船”还具有特定名词和重要专有坐标的性质，其寓意丰富，极具想象和诠释空间。“红船”历经风雨九十载的沉淀成为标识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精神特质的重要符号。需要指出的是，“红船”作为红色历史坐标，一种精神的标识，嘉兴南湖上的画舫只是物质载体，不能简单地、狭隘化地理解。“红船”逐渐成为中共历史的关键节点、有着厚重承载的红色历史坐标，不仅是中共早期历史的缩影，而且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是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记忆和情感。

“红船精神”准确标识了党创建时期的精神气质

“红船精神”是以公认的历史坐标“红船”标识，准确表征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精神气质和精神追求。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党虽然受到了来自“左”和“右”的干扰，经过了多次失败，但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活动和其他革命实践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勇敢执著精神和理想追求影响深远。这一时期形成了红船精神、黄埔精神、北伐精神等革命精神，其中以红船精神为时代标志。⑦那种认为，中共一大南湖会议只是“偶然转移、一条小船、一天会议”，不可能产生“红船精神”，偏窄地理解“红船精神”，片面地把“红船精神”理解为南湖会议精神的观点是错误的，是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误解和误读。在总书记《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一文中，“重温红船的历史沧桑”中的“历史沧桑”显然不是指“南湖会议”，这里的“红船”也不是仅仅指南湖上的那艘游船。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红船精神”以“红船”作为历史坐标，其表达和凝练的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精神气质和精神追求。考察“红船”标识意涵和历史沉积下来的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联系红船精神的核心内涵，可以得出结论：“红船精神”的集中概括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的精神气质，总书记用“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⑧提炼和阐释了“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红船精神的提出，意义重大。“在党的革命精神历史建构上填补了中国共产党创建到大革命之间的中国革命精神史的空白，使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史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时间序列上实现了一致性。”⑨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推进“四个全面建设”重要的精神资源之一。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的上海和嘉兴要协同合作，深入推进红船精神的研究和宣传，在新形势下，不断彰显红船精神的当代价值，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更多的精神动力。

（作者分别为嘉兴学院商学院讲师，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副教授）

【注释】

①关于一大时期党员人数有多种观点，本文采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的观点。

②陈天英：“以舟水关系诠释红船精神与党的群众路线”，嘉兴在线，2015年1月16日。

③中国美术家学会等编：《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红船颂”全国中国画名家作品集》，北京：古吴轩出版社，2001年，序。

④“编辑絮语”，《人民日报》，2002年7月1日。

⑤“经典中国?纪念七一特刊”，《人民日报》，2004年7月1日。

⑥童小彪：“‘七一’纪念资源的当代建构―以《人民日报》为中心的考察”，《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年第5期。

⑦邱小云：“论中共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精神史”，《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⑧习近平：“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光明日报》，2005年6月21日。

⑨金延锋：“学习研究宣传红船精神的时代意义”，《学习时报》，2014年12月15日。

责编 /张晓

第二篇：“红船精神”：历史地位当代意义永恒价值

“红船精神”：历史地位·当代意义·永恒价值

2005年6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的署名文章，首次公开提出“红船精神”，并深刻阐述了“红船精神”的主要内涵、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红船精神”论述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宝库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的具体展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成果。

“红船精神”：历史地位·当代意义·永恒价值

浙江省“红船精神”研究课题组

“红船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的具体展现

习近平同志指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也是‘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红船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规律的自觉认识，对历史任务的自觉把握，对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自觉担当。

“红船精神”是走在时代前列的精神。中国共产党诞生所蕴含的“红船精神”，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历史必然性学说的继承和发展。“红船精神”所代表和昭示的是时代高度，顺应时代趋势、把握时代规律、引领时代潮流、解决时代课题，是中国共产党走在时代前列的本质体现和根本要求。自党诞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站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前沿，准确把握时代和世界发展的正确方向，将自身的发展和中国的前途命运同世界的前途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中国共产党95年来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走在时代前列的首创史、奋斗史、奉献史。

“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习近平同志指出：“红船，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红船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道，伴随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共同构成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形成的时间序列看，“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历史起点，是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各种革命精神的价值基础。综观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从“红船精神”到西柏坡精神，都继承和发展了“红船精神”的精神实质，保持了“红船精神”的核心内涵,形成完整的中国革命精神序列；而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系列革命精神，都在不同历史时间和空间里延续乃至升华了“红船精神”的基本内涵，并始终激励、推动着党的发展壮大。由此，习近平同志指出：“‘红船精神’正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无不与之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红船精神”是党的先进性之源。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生俱来的政治品质和最高从政道德，是衡量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公开宣布，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最根本的价值追求和终极目标。95年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立党为公、忠诚为民”，自觉地将为公、为民、为国家、为民族作为自己的历史责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与整个国家的独立、中华民族的解放和长远的历史发展结合起来，与“政治解放”、“社会解放”、“人类解放”(马克思语)有机地结合起来。

悉数中国共产党95年奋斗的精神历程，“红船精神”所承载的首创、奋斗、奉献精神，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科学思想理论、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优秀政治品格、优良工作作风，集中体现了党的先进性。习近平同志关于“红船精神”的论述，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理论，而且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为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

“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国革命精神的开篇和奠基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引用《庄子》“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以形容党的“一大”在党的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回首党的95年历史，“红船精神”无疑在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国革命精神的塑造历程中，占有开篇和奠基的历史地位。

“红船精神”第一次把中国革命实践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基础之上。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五四”期间，在中西文化的激荡和选择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这一选择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的历史进程，开创了中国革命崭新的局面。

一条小船诞生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它“见证了中国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中国共产党建党伟业实践的精神结晶，就是“红船精神”。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的第一个纲领表明，“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长时期的艰苦探索，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正确的革命理论，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他们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确立，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改造中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逐渐失落、荒芜的精神家园在科学的政治和精神滋养下得到了新的开垦，中国革命的面貌就此焕然一新。历史反复证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指导，而科学的理论也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转化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强大的物质和精神力量。

“红船精神”第一次把中国革命实践建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基础之上。“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这是毛泽东在1945年对中国革命进程的一个重要论断。中国近代以来，围绕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主题，各种阶级力量和政治派别先后提出过不同的救国方案，但最终都未能取得成功。“1921年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就改变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改变了方向。”从历史影响上看，红船见证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创建历程，引领了中国革命道路的前进方向，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光辉起点。从此，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起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大国，并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

“红船精神”第一次把中国革命实践建立在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道路历史起点上。中国近代以来各种政治派别分歧的焦点，集中在建什么国、走什么路的问题上。鸦片战争后80年的历史进程，整个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着为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理论上的探求和选择。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的各种阶级力量和政治派别先后提出过不同救国方案，并为此做过各种努力，但无论是救国图存的变法梦，还是中体西用的“洋务梦”，或是资本主义的“宪政梦”，都没有得到成功。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以开天辟地的“红船精神”走出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未走过的崭新发展道路，开辟了一条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

历史表明，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模式，而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唯一正确的选择。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历史经验，而这条道路的开辟，追根溯源正是发端于“红船精神”。95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谷的现状，面对对外开放所带来的西方思潮的干扰，面对国内各种复杂的形势，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集中体现。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要标志，而党的创建者们在建党实践中所展现的首创、奋斗和奉献精神，正是建党精神基本内涵的集中体现。建党实践告诉我们，党的创建者中的大多数人是当时中国优秀分子的集中代表，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站在新文化运动的起点上，超越了以往志士仁人的追求，怀揣着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理想，完成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充分展现了首创、奋斗和奉献的“红船精神”。而在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革命精神中，也无不贯穿着这种精神。因此，习近平同志对“红船精神”基本内涵的理论概括正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集中体现，同时也为当代中国精神奠定了基础。习近平同志亲切地把红船称之为党的“母亲船”，要我们“永远铭记我们党的‘母亲船’，重温红船的历史沧桑”。这也就是“其将毕也必巨”的历史价值。

“红船精神”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精神动力

“红船精神”之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初形成，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了寻找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道路所开展的革命实践。作为一种革命精神，它为中国共产党开创开天辟地的大事业提供了精神支撑。今天，我们传承与弘扬这种革命精神，仍然需要把它作为一种精神动力，将“红船精神”融入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去。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是“红船精神”的核心。“红船精神”体现了勇立时代潮头、善开风气之先、敢于争创一流的锐气和魄力，其实质是面对世界发展潮流而展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勇于担当和变革创新精神。95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始终站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的潮头，就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敢于担起历史和时代的责任，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时代课题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治国理政，走出一条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时代要求，勇敢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体现了对新的发展阶段基本特征的深刻洞悉，对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发展方向的科学把握，是我们党关于发展理论的新提升，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发展。在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和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中，我们仍然需要大力弘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切实担当起新的历史使命，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红船精神”的支柱。“红船精神”体现了党始终站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的前列，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其实质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断实践、不断奋斗、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以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肩负起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历史重任，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有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95年来，正是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强和共产主义理想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才完成和推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的世情、国情、党情，面对“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习近平系列讲话始终贯穿着“革命理想高于天”“永不动摇信仰”的思想红线，充满着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对党和人民事业必定胜利的坚定信心。十八大以来先后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目的就是使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其精神价值和“红船精神”思想内核一脉相承。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红船精神”的本质。“红船精神”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宗旨，是中国共产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所在，其实质是为共产主义崇高事业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努力、敢于牺牲、为民服务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最高原则，把代表工人阶级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作为党的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和衷共济，英勇奋斗。9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载着红船的意愿，在推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红船精神”蕴含着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最高价值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生存、发展和壮大的思想基础。“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生俱来的政治品质和最高从政道德，是衡量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尺。”在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和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中，我们同样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广大党员要始终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心系人民、情系人民，忠诚一辈子，奉献一辈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团结带领亿万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红船精神”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法宝

如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责任，是新时期党建的重要课题。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始终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红船精神”正体现了其价值取向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内在要求的一致性。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需要“红船精神”所蕴含的忧患意识。“红船精神”本身就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分子所具有的一种对国家、对民族的强烈的忧患意识的产物。早期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们，正是以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在中国绝望的境地之中做出了他们的政治选择。“红船精神”所蕴含的这种忧患意识，在当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我们党历经95年奋斗，从南湖畔成立时只有50多人的小党，成为今天拥有87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自身的建设同样成就斐然。但是必须要以一种忧患意识来看待当前党的建设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我们要切实增强忧患意识，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主动把握发展机遇，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切实巩固执政地位，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需要“红船精神”所蕴含的使命意识。在中国共产党人之前，所有在中国的近现代政治舞台上粉墨登场的各个政治集团，之所以昙花一现，究其因就是他们缺乏为国家为民族的使命意识。而建党时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具有这种舍弃自我为国家的精神，就是因为他们面对民族和国家危亡有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意识。“红船精神”中所彰显的这种使命意识，同样是今天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所必须具备的。推动党的建设，关键和前提就是要解决好党的宗旨问题，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当前，党的建设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党内一部分人宗旨意识不强，缺乏使命意识，缺乏担当精神，出现了做人不实、谋事不实、创业不实的现象。推进党的建设，就是要着力解决好宗旨问题，树立好使命意识，把对党绝对忠诚作为根本政治要求和最重要的政治纪律，讲大局、守规矩、敢担当、勇作为，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矢志不渝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需要“红船精神”所蕴含的开拓意识。新文化运动期间，各种西方思潮在知识分子当中传播，都试图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实用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都鼓噪一时。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最终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莫斯科，走俄式道路，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他们最终的抉择，这集中体现了一种走在时代前列、勇于开拓进取的意识。95年前的这种开拓意识，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征程，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样离不开这种开拓意识。中国共产党历经95年发展，党情、国情和世情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的建设必须认真对待和分析这些变化。如果不能与时俱进的做出新判断、提出新思路、做出新部署，而是一味的困守传统手段，拘泥传统思路，则党的建设必将与时代脱节。因此，在党的建设中能够始终秉持一种开拓意识，以创新的精神不断赋予党建新思路，构建新体制，引入新方法，关乎党的建设能否有效运转，关乎党的执政地位。因此，在新常态下推进党的建设，既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要以开拓进取的精神创新方式方法，创新党内治理模式。

“红船精神”是浙江决胜全面小康实践的精神旗帜

习近平同志指出：“红船起航于浙江，既有历史的偶然性，也有历史的必然性。这是浙江的光荣，也是推动浙江发展的精神力量所在。”新世纪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实践，浙江党的建设伟大事业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在全国发挥着“先行和示范作用”，其中充满着“红船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传承与弘扬“红船精神”，目的是为了推进新的实践。总结浙江十余年来决胜全面小康实践以及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目的是为了面向未来。在未来的发展实践中，浙江要永无止境地弘扬“红船精神”，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继续走在前列，真正做到习近平同志强调的“不断强化前列意识，切实把‘走在前列’的要求体现到精神状态上，贯彻到衡量标准上，落实到各项工作上。”真正实现习近平同志对浙江“更快一步、更进一步，继续发挥先行和示范作用”的要求，早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标杆省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应有贡献。

第三篇：红船精神的历史内涵与价值意义

红船精神的历史内涵与价值意义

主讲人：中共嘉兴市委党校副校长 徐连林

来源：共产党员网

第一讲 红船精神的提出

红船精神反映的历史的条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共产党创建的标志是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一大于1921年7月21－30日在上海举行，开会过程中受到法租界的干扰，所以一大上海会议没能完成建党任务。摆在一大代表面前一个非常重要非常迫切的问题就是，能不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来继续开会？当时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建议：会议从上海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继续召开。

转移到嘉兴南湖继续开会的理由是：

1、嘉兴离上海很近，我们国家第一条铁路，是1909年开通的沪杭工铁，嘉兴就在中间，从上海到杭州中间就是嘉兴，距离近方便转移。

2、嘉兴南湖，不光风景优美，更主要便于党的一大代表能够在比较安全的环境下——在湖中继续开会。

3、嘉兴有着悠久产业发展的基础，跟上海产业发展有着天然联系，另外嘉兴的群众基础、社会基础比较好。

基于以上理由，王会悟的提议得到了一大代表们的一致同意，代表们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继续开会。

嘉兴南湖的会议从上午11点开始一直到傍晚结束，大概只有半天的时间，但这半天时间的会议却非常重要。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也就是党的一大纲领。一大纲领在上海会议过程中起草，在嘉兴南湖的会议上得到通过。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工作任务的决议，决议提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要马上组织开展工人运动。

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中央领导机构，当时叫中央局有陈独秀、张国焘和李达三人组成。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党的纲领的诞生就意味着政党的诞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嘉兴南湖这次会议宣示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嘉兴南湖的这条小船也就被赋予了“红船”这个名字。

这是红船精神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红船精神的提出是我们后来对党创建了这段历史所反映的这种精神面貌的概括。红船精神的提出跟习近平同志有着很深切的关联。

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到浙江工作不久，他就来到嘉兴南湖瞻仰红船。在红船边上，习近平同志深情地提出了八个字“精神传承、思想升华”。2005年，全党开展先进性教育实践活动，活动期间，2005年6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在文章中第一次公开阐述“红船精神”，同时对红船精神的历史地位、历史内涵以及现实的意义也做了系统的阐述。

第二讲 红船精神的历史内涵

红船精神是我们后人对前人的概括，这种概括里面既包含了早期共产党人在追寻革命事业中所反映出的一种精神、一种状态，又包含了我们后人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怎么来传承这种精神，提出一些新的要求。所以，当年习近平同志在文章中对红船精神的内涵概括了三句话：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1、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早期共产党人的追求，和他们改变近代中国社会的迫切愿望。

近代中国社会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由一个全盛的封建帝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近代中国面临的时代课题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救亡图存。

关于怎么救亡图存，早期的先进分子想了各种办法。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主要有君主立宪和民主革命两个，代表人物分别是严复和孙中山。但无论是君主立宪所主导的社会变革，还是民主革命所主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事实上都没能成功。当然这里面有包括封建势力的强大、中国近代民主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等等在内的很多因素，但根本性的因素就在于没能够找到一个先进的思想武器，没能够找到一个先进的阶级依靠，所以近代中国广大先进分子处在一个彷徨困惑时期。就在这时候，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

俄国的十月革命，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影响，不光是让处在彷徨中的近代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一丝曙光、一丝新的希望，更重要的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孕育诞生了一个新型的政党，通过这个政党来组织劳苦大众，推翻反动的专制政权，建立我们自己的民主政权，这就是近代我们提出的改变中国社会的一种新的方案。

中国共产党就在这么一个历史条件下诞生，所以红船精神中说的敢为人先、开天辟地指的就是这么一个社会历史条件以及这么一个客观的历史运动。

2、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的创建包括诞生以后的历史事件，反映我们这个政党所特有的政党品质，以及广大共产党人的理想和追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跟西方其他政党诞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不一样，西方是民主的产物，我们恰恰是专制的产物；社会理想不一样，西方的政党通过合法选举的渠道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是通过革命的手段来实现社会理想；群众基础不一样，西方是通过自己的政治主张来赢得社会多数，而我们是通过对未来的追求和理想以及现实的努力来赢得社会的多数。

理想、追求对我们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我们党内的一个凝聚，同时也是对社会的一个改造。离开了理想信念，共产党就缺乏内在的凝聚力，离开了理想信念就没有办法去改造社会的广大群众，我们党就没有力量，就没有基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想、信念是我们党与生俱来的政党品质，这个政党品质对广大共产党员来说就是要具有奋斗精神，要百折不挠。早期共产党创建的过程以及创建之后我们的这段社会历史的实践，充分反映出理想、奋斗、追求对我们共产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说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品质。

3、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奉献精神，是我们党区别于任何一个其他政党的最本质的东西，它实际上讲了两个问题：

（1）共产党的社会理想和价值取向——立党为公

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还是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政党的要求，都充分说明，共产党没有任何自身特殊的利益，有的就是人民的利益。背离了这一条，就背离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所以党性修养，最根本的就是这一条。没有自身利益，共产党的本质就是立党为公。它的另外一个方面，对我们广大共产党员来说，就是一种道德要求，或者说道德信念。

（2）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和道德要求——忠诚为民

忠诚为民就是我们说的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宗旨和一种道德信念，所以我们说共产党除了阶级性、革命性，还有一个人民性。这个人民性就是我们所做的所有努力，为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历史上就是这样，党的一大纲领讲的非常清楚，共产党奋斗、追求是为了什么什么？为了劳苦大众；二十八年民主革命，我们建立了一个政权，我们建立了一个政权，这个政权叫人民民主专政；今天我们讲改革，讲发展，邓小平同志提出“三个有利于”，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是否有利于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应的也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科学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今天讲“四个全面”，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把我们党的宗旨，把以人为本的思想专门能够通过“四个全面”加以真正的落实。

所以红船精神的内涵，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它反映的是我们共产党内在的文化标签，反映的是我们党内最核心的一种价值要求。正因为这样，习近平同志在2005年的这篇文章当中，用两句话对红船精神的历史地位做了一个明确而又深刻的概括：

（1）“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中国革命精神，既包括民主革命时期，也包括社会主义革命，当然也包括我们今天改革发展，在这个时代浪潮中所产生的种种精神就是中国的革命精神。但这种革命精神的源头就在共产党的创建所蕴含的这种基因，今天我们称之为“红船精神”。

（2）“红船精神”是党的先进性之源。这两句话具有内在的相同性，但中国革命精神之源是从历史的内在逻辑来阐述的，而党的先进性之源更多的是站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角度。我们今天共产党开展先进性建设，我们需要用我们精神的源动力，它的源动力是什么？就是早期共产党人给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所提供的这种精神风范，这种风范我们称之为“红船精神”。

第三讲 红船精神的价值意义

习近平同志在2005年发表的文章中，对红船精神的价值意义做了一个充分的阐述。他讲了三句话十二个字：思想武器、精神支撑、道德力量。这十二个字就是今天我们讲红船精神最基本的价值意义。

1、“红船精神”是思想武器

这个思想武器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是在于要正确地认识和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前面讲了党的创建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我们党不断的发展靠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以及我们党对待理论的正确态度——与时俱进。

所以在我们党的各个历史阶段，有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当然这个理论还在继续发展。对今天的共产党人来说，红船精神给我们的一个现实启示就是要有一个科学的理论指引，没了理论就没有方向，没了理论我们就没有一个思想的武器，没有理论我们的前行就失去了最根本的指引。所以红船精神给我们的很大的现实价值意义，就是我们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引。

2、“红船精神”是精神支撑

红船精神给我们的现实价值意义还在于它的精神支撑。这个精神支撑更主要的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怎样来坚定理想，怎么来坚定信念。我们说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也是早期共产党人包括共产党在各个革命建设时期不断前行的最根本的精神动力。所以对今天的共产党人来说，弘扬红船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确立我们的精神支柱，显得尤为重要。

3、“红船精神”是道德力量

对每一个共产党人来说，红船精神对我们的价值意义就是我们说的道德力量。共产党之所以能赢得群众，一方面靠的是我们有利于群众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政策；另一方面，靠的是共产党道德的感召力，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道德风范感染了群众，感召了群众。

我们也不可否认，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我们更多的受到市场经济以及由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一种功利化，或者说对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追求而导致在道德领域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这些道德领域的问题，受影响的受危害的不仅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更重要的是对我们党的整体形象，对我们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产生了直接的现实的问题，所以说党的整体靠的是个体。

从这个意义上说，弘扬红船精神还是要从党员个体抓起。内在：我们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我们的宗旨我们的党性，加强我们自己的人身修养；外在：要抓党的作风建设，要从小事做起，从小事抓起。

第四篇：红船精神的科学内涵及其时代价值

红船精神的科学内涵及其时代价值

摘要：红船精神是继五四精神之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培育和创造的又一独立精神形态，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精神文化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红船精神的丰富内涵在革命年代主要体现为“首创、奋斗、奉献“，改革开放后，在传承与弘扬革命年代红船精神的基础上，习近平同志曾进一步将其发展和凝练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红船精神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是一种与时俱进的人文精神和具有原创意义的当代民族精神。当前，继承和弘扬伟大的红船精神，对于把握“四个全面”，推进改革创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红船精神；

科学内涵；

时代价值；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在内忧外患之中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及无数爱国青年、仁人志士毅然接过“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曲折历程中，历尽艰辛，最终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走俄国人的道路”。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便焕然一新。它的诞生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这条游船也因此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

在这挽救民族危亡、探索“救亡图存”道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艰辛历程中，中国劳动人民凭借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精忠报国，威武不屈”的中华民族精神，与早期初步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先进知识分子们“一身正气，救民水火”“敢为天下先”的革命精神相结合，凝聚成特定的红船精神。这种精神是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首创性、原创性的精神形态，是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也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精神链条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红船精神的形成过程

鸦片战争后，国际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中国社会结构遭到严重破坏，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被迫卷入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中，沦为其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我国自然经济、手工业、农业生产等都遭受重创，人民生活困苦，国家积贫积弱。加之封建专制制度的严重束缚，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列强觊觎、内忧外患中，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从1840一1921年的80年间，无数仁人志士从“睁眼看世界”产生变局思想，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再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近代化努力到“救亡图存、民族复兴”进行了艰难探索，秉承着中国传统“经世致用”、“变法维新”、“济世”等精神，又先后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科学”等思想。同时，中国人民为反帝反封建进行了不屈不饶的英勇斗争，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农民、手工业者发动的“义和团”运动，直到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但遗憾的是，这些斗争都未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这一段艰辛的历史也证明：中国农民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存在着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在他们的领导下，民族民主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极大地鼓舞和增强了中国人民进行反帝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促使中国产生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觉醒，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启准备了最重要的条件，也为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运动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中国从将此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以解决历次资产阶级革命所未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先驱者——李大钊的大力倡导和宣传下，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组织社团、开设课程、创办刊物、创办工人夜校等，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如：1918

年4

月，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湖南长沙组织成立新民学会，作为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封建运动的中心，是我国五四运动前后国内影响最大的一个革命团体；1919

年9

月，周恩来、马骏等在天津组织觉悟社，作为青年爱国学生的进步社团，很快成为天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和反帝反封建的中心。从1919

年起，李大钊又先后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北京女高师范等校开设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努力向在校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1920

年3

月31

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述为主要目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经过长期的理论宣传和准备，1920年初，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开始酝酿建党的问题。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等也明确提出应该建立“中国共产党”。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北京、武汉、广州、长沙、济南等地的先进知识分子，先后分别于1920年秋至1921年春季期间，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在法国和日本留学的青年学生，也于1921年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有：李达、李汉俊、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等13名代表，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了会议。在会议进行过程中，突然有法租界巡捕闯进了会场，会议被迫中断。于是，最后一天的会议，便转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艇上举行。经过讨论，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并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从此，中国诞生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而位于嘉兴南湖边上的“红船”，也因此成为了伟大历史的见证物、标志物而永载史册。在这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寻求救国真理、探索救亡图存之路的艰辛历程中，也形成和铸就了光辉灿烂的红船精神。

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一样：“1921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

。与之密切相关的红船精神也更加光芒四射，受到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上世纪60年代，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同志两次重访南湖，即兴赋诗。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关怀党的诞生地，或瞻仰红船，或亲笔题词，勉励我们“沿着南湖红船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前进”。

2005年6月2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上刊发五千余字的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系统阐述红船精神，认为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对红船精神作了进一步阐释。此后，社会各界对红船精神的学习和研究也跨上了一层新的台阶，迈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红船精神的科学内涵

红船精神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仁人志士呕心沥血探究救国真理，无私奉献、努力奋斗而凝聚成的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初步相结合最早的产物。它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深厚的民族性和鲜明的时代性，是一种创新精神。它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揭开了“创造中国新社会”的序幕。可以说红船精神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所形成的最早的革命精神之一，具有极其丰富和重要的内涵。习近平同志将红船精神的内涵高度提炼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一）开天辟地，敢为人先

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站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的潮头，在“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的艰难环境中，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探索，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

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民推翻了满清专制王朝，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所期望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未来到。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军阀统治，日趋黑暗；封建保守势力仍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大力提倡尊孔读经，中外反动派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逆流，康有为等人也要求定孔教为“国教”。面对这股反动逆流，大多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为令人失望，他们有的和封建势力同流合污，有的偃旗息鼓，许多人则感到彷徨苦闷，找不到出路。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认为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缺乏“民主”“共和”意识，必须从文化思想上冲击封建思想和意识。为此，他们在文学艺术界发动了一次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同封建反动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吸引了许多爱国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共同集合在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下。

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冒天下之大不韪，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曾讲道“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这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随即逐步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分析世界形势和中国的现实问题。他们积极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身体力行，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李大钊在其《Bolshvism的胜利》一文中强调“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提出了最早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在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学习研究、宣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其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姿态，成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这批中国先进分子又创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革命史乃至中华民族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二）坚定信念，百折不挠

坚定信念、百折不挠是红船精神的思想灵魂，对整个红船精神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无论身处何时、何地、何种境界，坚定地信念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坚持斗争的强大精神支柱。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追求，也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党员坚定了理想信念，就有了立身之本，就能够经受住各种各样的考验，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背弃了理想信念，共产党员的政治生命也就终止；淡化理想信念，共产党员就会落后于时代前进步伐。

共产党的创立也正是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对救国真理的探索和对马克思主义执着追求的坚定信念的具体体现。反动势力将共产主义视为祸患流毒，将共产主义者视之为“赤化分子”、洪水猛兽，一直采取严厉打击的政策。在艰难的环境中，革命先辈们不屈不挠，依然冒着危险，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过程中，又遭到敌人暗探的袭扰。但是这些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坚持理想信念，几经周折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之上顺利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之后，中国共产党又在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历经曲折而不畏艰险，屡受考验而不变初衷，靠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经过28年长期的浴血奋斗，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让人民翻身当家作了主人。

在这批建党初期的共产党员中，有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同盟会会员，在实践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如董必武、林伯渠、贺民范等人；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中资产阶级民主激进派的领军人物；五四运动前出国留学的先进知识分子，留学海外的经历促使他们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真理；还有在五四运动时期成长起来的左翼青年学生；湖南以毛泽东、何叔衡等人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生以及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等人

。这一代从新文化运动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他们普遍立场坚定、方向明确，大多数人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经受住了各种考验。在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建设富强民主国家理想的征途上，建党时的50多名早期成员历经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的“大浪淘沙”，先后有21人牺牲或在革命岗位上病逝，16人因各种原因选择了脱党退党，但脱党后又恢复党籍参加革命工作的有5人，除此之外有8人被开除党籍，到革命胜利时，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4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经受住了考验，充分证明了他们坚定的信念，不屈不挠的斗争，也表明这个群体是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集中代表。

（三）立党为公，忠诚为民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红船精神的核心内涵，是以李大钊、毛泽东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作为从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早期共产党人，他们把毕生的精力无私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们“舍小家，为大家”、“舍自家，为国家”、“抛家舍业干革命”，为革命斗争做出了杰出贡献。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许多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一曲曲壮烈的生命赞歌。无数革命先烈和党的优秀儿女传承立党为公、无私奉献的精神，不惜流血牺牲，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他们为革命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与热血，在史书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正是一大批先进的爱国知识分子和无数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为民、无私奉献铸就了红船精神的显著特征。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总结我党执政的主要经验时强调：“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是红船精神的重要内涵，也是我们党的建党初衷，和最根本的执政理念。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我们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自创建之时起便决定了我们党必须将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党的唯一宗旨。党的一切奋斗都要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我们党夺取政权，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建立新中国以后，巩固执政地位，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真是因为如此，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的五十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的八千多万党员；从一个弱小的党成为一个伟大的执政党，并带领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大力支持始终是我们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

三、红船精神的时代价值

红船精神同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一起，伴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程，共同构成了我党在曲折前进的征程中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不断取得胜利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船精神可谓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其他革命精神，无不与之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可以说正是红船精神孕育了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时至今日，红船精神仍然焕发着熠熠光辉。

红船精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凝结成的特殊的观念意识形态，集中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民族精神与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红船精神的丰富内涵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科学的方法论断，成功的经验总结，和具体而生动的工作方法，为我们在处理各种问题上提供了指导和方向。红船精神蕴含着党的建设的丰富经验，为树立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继续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推动力，对于加强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加强党的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保持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政治本色，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大力继承和弘扬红船精神对于坚定信念、凝聚人心、开拓进取、合群奋斗，助推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四个全面”，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及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一系列的新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带来了严重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域差距，加之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不断涌入，无疑对我国社会主义传统主流价值观念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贪污腐化，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奢侈享受等腐朽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日渐出现在我们官员的身上，反腐倡廉工作迫在眉睫……面对这种种问题，弘扬红船精神显得尤为必要。只有不断学习红船精神，了解革命先烈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能真正从思想上远离贪腐，从行为上拒绝奢侈；才能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一心一意的为人民群众谋福祉；才能调动社会各界的生产积极性，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公平高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当前改革由“摸着石头过河”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改革切入到制度层面、利益调整层面和自我革命层面等深层问题，触及了转变政府职能、缩小收入差距、强化权力制约等一系列“硬骨头”问题，越往后改，难度越大，越需要啃“硬骨头”。为了加速推进改革发展，全体党员干部和全国人民群众都要深刻认识、准确把握，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自觉把全部力量凝聚到全面深化改革上来。必须要牢固树立阵地意识、问题意识、危机意识，坚定信念、合群奋斗、无私奉献，在改革创新中突破观念束缚、突破发展瓶颈、突破开放局限、突破利益藩篱以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这就更加需要我们大力学习、继承和弘扬红船精神，只有如此才能早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繁荣发展。

为了继承和弘扬红船精神，我们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加深刻的领会中国梦的真正内涵和精神实质，进一步增强自觉性和坚定性，牢牢把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坚持党的领导，牢记党的宗旨。切实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不断加强我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

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在深入学习红船精神的同时，我们更要认真学习习总书记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结合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的新变化，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实践，不断赋予红船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推进“四个全面”，动员和激发广大群众干部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而不懈奋斗。

红船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进行的强有力支持与保障，“路漫漫其修远兮”，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知有多少出人意料的困难正悄悄等待着我们，也不知有多少隐患潜伏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要知难而上，勇往直前。红船精神的精髓是“首创、奋斗、奉献”，这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生命力和战斗力的关键所在。红船精神，作为一座不朽的丰碑，必将永远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迈步向前。

第五篇：历史文献学价值初探

《书目答问》历史文献学价值初探

程立中

内容提要 清代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是一部指导后生治学门径的著作，在我国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对后人了解和研究中国传统古籍，探求学术渊源都有指导价值。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探讨《书目答问》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以及对后世历史文献学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 《书目答问》目录版本 历史文献学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晚年自号无竞居士、壶公、香岩、抱冰老人等，［1］3直隶南皮人（河北南皮县）。重视教育，热衷于兴办书院，培养“致用”之人，是洋务运动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光绪元年（1875）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2］1。为了更好的指导学生阅读典籍，少走弯路，张之洞在缪荃孙等人的协助下［3］60，利用两年多的时间，对传统典籍进行详细的甄别，精选出2200多种书籍，分门别类编纂成册，名为《书目答问》“以告初学”。自成书起，便受到世人重视，清人震钧在《天咫偶闻》中记载：“于时南皮张孝达学使有《书目答问》之作，学者按图索骥，贾人饰椟卖珠。于是纸贵洛阳，声蜚日下，士夫踪迹，半在海王村矣。”虽然当时《书目问答》仅仅被一般人看作是购书的工具，但《书目问答》在清朝时期已经广为流传。

后来又有人对其不断进行整理和研究，光绪五年张之洞弟子王秉恩“对原刻本改动达四百多处，有补书名、补卷数、补作者、补版本，有改正原版错误，有改书名、卷数、作者、按语、刊刻时间等等”［4］专著有江人度的《书目答问笺补》、叶德辉的《补书目答问》，范希曾以《书目答问》初印为底本，详细订正其失误，并补录了1200余种图书；最近来新夏先生汇录了有关《书目答问》的十多种重要笺补著作，撰写了“具有重要研究和使用价值”［5］的《书目答问汇补》；论文有潘秀芹《<书目答问>得失谈》，丁宏宣《<书目答问>的特点和创新》，赵翠芳《<书目答问>在著录经济文献方面的贡献》等。从以上研究成果看，主要集中在对《书目答问》的作者考正、编撰特点、目录学的功用等方面进行探讨。试从历史文献学探讨其价值，并浅谈其对历史文献学发展的影响。

一 《书目答问》在目录学方面的贡献

《书目答问》虽然主要用于指导士子们读书、科举之用，但是与传统目录学著作相比较，无疑是一次新的突破。这种突破主要体现在对传统四部分类法的创新上。清代编修《四库全书》确立了四部分类法的权威性，此后《四库全书总目》统领了整个目录学界达百年之久，“未有敢违背其成法者”［6］14，张之洞鉴于当时学术发展需要，大量新式书籍出现的实际情况，“其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故别为类”，故在“四部”之外另立“丛书”、“别录”两目，这样“古今人著述合刻丛书”、“国朝一人著述合刻丛书”、“群书读本”、“考订初学各书”、“词章初学各书”、“童蒙初学各书”便有了恰当的位置。这种分类方法，对目录学的贡献不可否认。在近代和现代的古籍编纂中，基本上采用经、史、子、集、丛的基本类例方式，就是现在国家编辑《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同样沿用了张之洞的“五分法”。

其在目录学方面的贡献，还表现在对“经部”的分类上，清修《四库全书》把经部分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而张之洞则不蹈袭四库类例之法，独辟蹊径、卓尔不群，分经部为“正经正注”、“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小学”三类，“划正文与后儒至专著为二，斯为特异，古人所不及为”［6］14。这种対“经部”的分类方式，无疑是对传统“经部”分类方式的一次

创新。

《书目答问》在书籍的收录上，与传统目录学著作相比，也显示出自身的特色。首先是详今略古的著录思想，与《四库全书》相比，重点收录今人著作，“此编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书时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他又在史部地理类中明确指出“古略今详者，录今人书”，这种收录思想从后世来看，不失为明智之举。其次是对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类著作的重视，如《数学启蒙》一卷，（注）西洋人伟烈亚力撰，《新译几何原本》三十卷、《续补》二卷，《代微积拾级》，《曲线说》一卷，（注）李善兰译，《代数术》二十五卷，《卷首释号》一卷，（注）今人译等书收录在“子部天文算法”中的“西法”中，这在目录学上前无古人，堪称开山之举。

二 《书目答问》在版本学方面的贡献

古人读书治学一向重视“版本”，尤其强调“精校、精刊”，张之洞也不例外。其在《书目答问》附录《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中指出“继前代经史子集，苟其书流传自古，确有实用者，国朝必为表章疏释，精校重刻。凡诸先正未言及者，百年来无校刊精本者，皆其书有可议者也。”可见张之洞对版本重视之程度。然其《书目答问》在版本方面的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比较各种版本的优劣，并指出何种“善（本）”，何种“不善（本）”。在元陈澔《礼记·集说》下标明：“新刻五经，江宁本最善。”在吴廷华《仪礼章句》下注云：“乾隆丁丑、嘉庆丙辰两刻本。阮元编录皇清经解学海堂刻本，极善。”许慎《说文解字》有“平津馆小字本”、“广州新刻陈昌治编录一篆一行本”、“苏州浦氏重刻孙本”等几个版本，比较之后指出“孙本最善，陈本最便。”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下注云：“活字版本不善，湖北新刻本。”有时还指明各个版本优劣的原因。在《十三经注疏》下标明：“阮本最于学者有益，凡有关校勘处，旁有一圈，依圈检之，精妙全在于此。四川书坊翻刻阮本，讹谬太多，不可读，且削去其圈，尤谬。”

其次，《书目答问》还简介一些书籍版本的增删分合情况，标明其版本的变化历程，使读者一看便知。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下注云：“雅丽堂本，经解汇函重刻卢本，明毛晋刻津逮秘书本，张海鹏照旷阁刻学津讨源本，又明木渎周氏刻本，仁和叶氏刻周本。”《汉魏丛书》下标明：“明程荣刻三十八种，何允中刻七十六种。国朝王谟刻八十六种，又广为九十四种。”王昶《蜀石经残字》注云：“摹刻板本，学海堂收经义丛钞内。”有些提示书籍作者、内容或特点等。宋徐铉《骑省集》下标明：“铉为北宋初文学之最，故举其。”王士祯编《感旧集》下注云：“解题下多有旧闻佚事。”宋王益之《西汉年纪》注云：“改窜前人史书以为著述，乃宋、明人通病，此取其有可刊正汉书文字之处。”此类标注在《书目答问》中随处可见。

三 《书目答问》对历史文献学发展的影响

我国自孔子整理《诗》、《书》、《春秋》时，已开文献整理工作之先河，而刘向、刘歆父子遍校群书则标志

着国家大规模的整理文献的开端，清代“考据”学的兴起，又将文献整理工作推向了新的高度。可见整理文献自古就有，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虽以“校雠学”统称，但是无法涵盖其丰富的内容。直到20世纪初，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首次提出“文献学”，后进一步阐释“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既文献学。”［7］87 “文献学”才为世人所重视。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郑鹤声、郑鹤春先生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则“体现了古代文献学脱离„校雠学‟之名的初期”［8］6，但是还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献学。正如崔曙庭在回忆“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成立时所说“当时大家虽然都是从事与文献学有关的教学与科研的，但是对于文献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却是比较陌生的。”［9］任何一门独立学科，必须有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与方法，张舜徽先生则为文献学“完成了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中国文献学》”［8］7。

而《中国文献学》正是张舜徽先生不满于《书目答问》对清代学者的分类方式所创作的。张舜徽先生在《中国文献学》前言中明确指出“张之洞《书目答问》未，附列清代学者《姓名略》，将学有专长的名家，按类分列。但有时也显现出这一方法的局限。”随后他又以钱大昕为例进行说明，“既列入经学家，又列入史学家，又列入小学家，又列入算学家，又列入校勘学家，又列入金石学家。”在张舜徽先生看来，由于他们治学广博、造诣精湛，以上各“家”都无法全面肯定他们的成就，“如果把他们归入文献学家，那就包括无遗”。“我于是发愿写《中国文献学》一书，将前人在这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和不朽业绩，加以总结；对今后整理文献的工作，寄以厚望”。可见，《书目答问》对我国历史文献学发展的积极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书目答问》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在取舍图书时，没有收录戏曲、小说之类，以致苏轼、辛弃疾等人著名词篇都被排斥在外；甚至在作者、书名等方面也有错误之处，如钱大昕《三史拾遗》之“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误解为《辽金元三史拾遗》；在版本著录方面的脱漏、讹误也不在少数。《书目答问》尽管存在着种种缺点和不足，但是对我国历史文献学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

［1］刘平．张之洞传[M]．甘肃: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

［2］张之洞．书目答问[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3］周铁强．《书目答问》撰者考辩[J]．图书与情报,1998(4)。

［4］许刚．世纪之初《书目答问》研究的最新力作——评《书目答问》校补[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8(3)。

［5］来新夏．《书目答问汇补》叙[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2)。

［6］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8］张舜徽.中国文献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9］崔曙庭.张舜徽先生创建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会的重大贡献[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