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再论马英九的历史坐标和国民党的历史使命
再论马英九的历史坐标和国民党的历史使命
2012年1月14日,马英九以689万高票再次赢得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并获得连任,这一喜讯使得中国大陆如释重负、美国“松了一口气”、国民党政权得以延续,两岸关系继续保持和平发展的好势头。世界分析普遍认为这次大选主要是“九二共识”的胜利、和平发展的胜利、持续繁荣的胜利:台湾人民体悟到“九二共识”的和平红利,国民党领悟到“九二共识”的路线正确。因此,马英九用“大刀阔斧改革、历史评价压力”十二字形容未来四年的执政信心和改革重任。在这大好历史机遇面前,马英九未来四年该怎样大刀阔斧改革和怎样留下历史典范呢?我仍然借鉴诸葛亮复兴汉室战略路线图——《隆中对》来引喻马政府未来四年执政着力点以及国家和平统一的方向性事务。
一、“跨有荆益”——两岸融合稳后方,即坚决实施两岸融合的本土化战略。国民党是“外来政党”,其文化是中华文化;民进党是“岛屿政党”,其文化是草根文化。两者在心灵深处已处对立面,难以调和。如何消除对立状态,实现长久治台?国民党得从两岸的文化交流和经贸往来下重手进行连接、移植或覆盖,我四年前已提出本土化战略路径:中华文化是阳光,两岸经贸利益是营养,三通直航是枝叶,中华民国是树干,本土化是树根。具体地说,在文化方面要实施“上、中、下”融合战略(“上”即中华文化,“中”即客家文化,“下”即闽南文化),使中华文化与草根文化相互融合,甚至覆盖草根文化,逐步化解两岸对抗,消除蓝绿对立,促使45.6%的泛绿民众慢慢接受中华文化,形成“台湾共识”,从而慢慢接受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若此,国民党必能为长久治台打下心灵基础。在经济方面要实施全方位融合战略,从此次大赢80万票、南部没大输的情况可知,台湾民众已经接受两岸经贸利益的现实,毕竟民以食为天!更何况目前民进党内已有很大的两岸政策检讨声浪?!因此,决不能让民进党有喘息之机,继续大步向前、大胆向西,否则让民进党后来居上、后悔莫及!当然,国民党不能把经贸利益当作中共的恩惠与施舍,因为中共在帮国民党其实是在帮自己,国共是利益共同体,不存在回报不回报的问题。
文化管心,定要晓绿营民众以中华文化之“理”;利益管行,定要授台湾民众以两岸经贸之“利”。若此,何愁台湾不是中华民国之台湾,政权不是国民党之政权?!但本土化战略不应仅仅是为长久治台而本土化的小战略,更应是为复兴中华而本土化的大战略。因此,务必做到基地在台湾,雄心在大陆:基地在台湾是为长守台湾,雄心在大陆是为复兴中华。
二、“待天下有变”—— 打造精品再出发,即坚决落实暗渡陈仓的不统不独不武策略。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民主化运动席卷北非和中东,从摩洛哥、突尼斯、埃及,到利比亚、也门,权威政权纷纷垮台,叙利亚政权亦正岌岌可危,民主化已成为全球未来必然趋势。大陆法制不健、政经脱节、腐败丛生、贫富悬殊、民心思变。为应对局势,中共已思考启动民主改革,但需要外力催化,这个外在主力就是台湾。综观当今世界,真正的改革道路只有两条:要么是国家和平分裂的苏联式民主化,要么是政权和平转移的台湾式民主化。有一点点民族良心的国人都应该希望大陆民主改革是台湾式民主化。若此,国民党就已占了天时、地利、人和:既有在大陆经营38年的历史基础,又有在台湾运作24年的民主化经验;既有失去政权的8年痛苦教训,又有复得政权的4年成功体验。中华民族的民主化和伟大复兴,国民党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而且国民党是大陆政党,是台湾的“外来政党”,是中华文化政党,走台独道路比不上民进党,为生存所计必须走统一之路。此处“暗渡陈仓”意指在“天下有变’’——大陆民主化之前只做不说或少说多做地准备好分享大陆“市场政治蛋糕”的各项工作:
一要瓦解台独,长守台湾。“攘外必先安内”,要实现长久治台就得先消灭台独,整合台湾。要消灭台独就得实施中华文化台湾化的本土化战略,甚至组建大联合政府,使台湾走上“化独渐统”的不归路,让台独势力慢慢消失。“不统”原则应只是获得中间选民支持的暂时策略。
二要做优民主,辐射大陆。民主自由是台湾第一软实力,是与中共“共争天下”的第一资源,也是自我保护的第一盾牌。大陆经30年改革开放,封闭的思想已经开化,执政高层也已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台湾的民主虽然很年轻,但已逐步走向成熟,证明中华民族在自由、民主的环境里,可以走出一条崭新的道路。因此,国民党要负起中华民族“民主标兵”的角色,做好台湾这块“民主圣地”文章,扛起中华民族民主化运动的大旗,辐射中华大地,抢占民主政治制高点。
三要做精文化,引领中华。台湾没有大陆的文革**,也没有大陆的文化断层,而且经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复兴运动,完好地保存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特别是与西方民主文化相结合后,儒、道、佛等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大放光彩。因此,马英九和国民党要实践“台湾成为中华文化引领者”诺言,冲击中共所谓的价值体系,恢复大陆传统灿烂的心灵家园,在与中共“共争天下”的争夺战中抢占文化制高点。国民党文化引领战略应该是中华传统文化、西方民主文化、台湾本土文化三者相互融合、整合的过程,但不能过分强调台湾的岛屿文化和海洋文化,否则既不符合中华传统经典文化,又会使自己丧失重回大陆的雄心壮志。
四要做坚军事,备战止战。备战是为止战和防止被占。台湾传统的中华文化、逐步成熟的民主制度等软实力需要军事这个硬实力的保护。台湾已有海峡的天然保护伞,更需要合理发展军事的天空保护伞。若此,台湾软实力既能保持其独立性和示范性,又能保持对大陆的辐射力和带动力,可做到进可振兴中华,退可长守台湾。
五要做强队伍,厚植党基。人才是万事兴旺发达之根本。以台湾目前的实力与大陆对抗恰如以卵击石,必败无疑。二千三百万人的“小球”肯定转不动十三亿人的“大球”。因此,国民党一方面要加快党内人才培养,巩固在台湾长期执政的基础,另一方面要尽快分裂民进党,吸纳象杨秋兴这样比较开明的绿营人才,还要想方设法以台湾民主经验说服中共默许国民党在大陆培养人才,建立组织,特别是台商和民革群体。当然最重要的是将台湾作为培育国民党将来大陆人才的“黄埔军校”,尽量尽快放宽陆生入台求学政策,灌输陆生民主思想,建立陆生联系组织,厚植国民党未来在大陆的组织根基。
六要做强经济,增强底气。发展经济是任何现代政党执政的基础性工作,也是赢得民心的有效手段。有钱,才能进一步做优民主,做精文化,做坚军事,育优人才,重回大陆才更有实力、更有底气!
三、“汉室可兴”—— 饮马长江继遗志,即坚决贯彻三民主义的和平统一政纲。马英九也说过“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是国共两党的共同愿景,也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但“合”的方式要求不同:共产党要求“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国民党要求“三民主义、和平统一”。我仍然认为,和平统一不是“1+1=2”的简单拼凑,而是“1+1=1”的全面整合,否则中华民族将留下分裂、灾难的后遗症。大陆虽然经30年改革开放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已经长出茁壮的“经济腿”。但单凭一条“经济腿”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不可能屹立世界东方,既站不稳,也站不久,需要民主这条“政治腿”,这从菲律宾、越南等周边小国和印度、日本等中等大国最近的挑衅行动可知大陆没有“政治腿”的可怜、无奈和无力,只是一头表面强大的温柔大象,而不是强壮敏捷的凶猛老虎。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我也感到无比愤慨和痛心!
“1+1=1”的三民主义和平统一方式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道。国民党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大步向西,“攻城掠地”,饮马长江,逐鹿中原。广州是国民政权的发祥地,武汉是辛亥革命的起义地,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府,重庆是抗日战争的陪都。国民党在这四城留下较深的历史足迹和较厚的文化积淀。国民党要实施以广州、武汉、南京、重庆等江南四城为中心的“西进大战略”,唤起大陆民众对国民党的历史记忆,激起大陆民众对国民党的现实好感,凝聚中国半壁江山的民意,再实施两手抓的“南北拓展战略”,一手伸向政治首都北京,一手伸向经济首都上海,迫使大陆启动民主改革,实现国共两党轮流的民主政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百世基业。若此,“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
总之,孙中山是国民党重回大陆的保护神,三民主义是国民党重回大陆的安全盾。国民党若高举新三民主义(民族——中华复兴,民生——改善民主,民权——民主自由)大旗实施西进大战略,必将无坚不摧,无往不利!
四、世纪梦想——复兴中华领世界,即坚决精描和平崛起的宏伟蓝图。中国古代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古罗马帝国的超级强盛,近代大英帝国的崛起,现代美国全球霸权的形成,无一不是遵循这两条社会定律:一是开放包容的自由思想,二是严格平等的法律制度,即民主和法制。再回顾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人民革命、共产运动、改革开放共计150年的救国复兴史,我们可以清晰地概括出当前中华民族和平崛起面临的三大历史使命:一是如何复兴提升作为民族灵魂的开放文化;二是如何建立保障现代化成功的民主政治;三是如何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最近,美国的重回亚洲,菲越的南海挑衅,缅甸的背叛行为,印日的战略呼应,让中国一筹莫展,无从应对,其根源来自于其尚未完成的历史使命的掣肘,即价值缺失、政治落后、国家分治。可见,中华民族和平崛起任务之艰巨,路途之遥远!
要完成历史使命、实现伟大复兴,两岸必须要在“九二共识”的互信基础上相互牵手,共同打拼:大陆要持续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复兴文化、重建价值,改革政治,接轨民主;台湾要继续大胆西进、二次腾飞,做精文化、引领中华,做优民主、辐射大陆,其核心是大陆要以民主政治的“代价”换取台湾统一,台湾要以“回归中华”的代价换取13亿国人的自由。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突出重围,冲出亚洲,屹立世界,迈向大同。到那时,如果说美国是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帝国,那么中国就是当时大汉王朝;如果说美国是公元六世纪的阿拉伯帝国,那么中国就是当时大唐帝国。
总之,实现国家统一是国民党的生命所在、活力所在、价值所在和使命所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然国家统一路较遥远,民族复兴路较漫长。大家仍然翘首以盼,希望马英九遵循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之遗训,牢记尔父“化独渐统,全面振兴中华;携强扶弱,一起迈向大同”之遗嘱,继承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精神,率领国民党脚踩两岸和平船,走上国家统一路,化解当前民族危,逐步实现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救中国之遗志。
真诚呼吁马英
九、胡锦涛及其后继者率两岸人民朝着亲情沟通、两岸融合、军事互信、和平协议、政治接轨、民主统一的光明大道坚定走下去,直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引领世界!
太极中华(大陆)
第二篇:论马英九领导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
论马英九领导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
目录
一、马英九的人物介绍
二、联合号海钓船事件及马英九领导的台湾政府出现的问题
(一)联合号钓鱼船事件
(二)马英九领导的台湾政府出现的问题
三、外界对马英九领导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的看法
四、总结
一、马英九的人物介绍
马英九(英文是Ma Ying-jeou),中国台湾地区政治人物和法学学者,也是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兼中国国民党主席,为国民党内战后世代的代表人物。马英九曾担任蒋经国英文翻译。2005年7月,第一次当选为中国国民党党主席。2008年3月,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马英九获胜。2012年1月,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2013年7月,连任国民党主席。
马英九,1950年7月13日出生于香港,祖籍湖南省衡山县,祖先是东汉开国功臣、新息侯、著名军事家 马援,1952年随家人移居台湾。1967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72年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美国纽约大学法学硕士、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马英九曾在美短暂工作,1981年后,历任美国马里兰大学法学院研究顾问,美国波士顿第一银行法律顾问,美国纽约华尔街柯尔迪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后返回台湾担任“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兼政治大学法律研究所副教授。
马英九是国民党第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1999年8月、2001年7月分别当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2003年3月,当选为国民党副主席。2005年7月,以72.36%的得票率当选为中国国民党新一任党主席。
2007年2月13日,因在台北市长任内“特别费”的使用,而被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起诉,马英九曾承诺若遭起诉即辞去中国国民党主席职务,乃于同日请辞党主席并将化悲愤为力量,正式宣布参选2008年台湾“总统”。,马英九是一名怎样的“总统”呢?
出色的外形,马马英九上康熙来了英九身高178厘米,容姿英俊斯文,许多媒体都曾以年轻俊秀的政治明星来报道马英九,而马英九本人亦以长期持续的晨跑及积极参与运动活动来建立健康活力的正面公众形象。在一些针对台湾女性与同志的票选活动中,马英九曾被评为政治人物类的“梦中情人”,媒体惯以“小马哥”昵称之。有些调查认为马英九出色的外在条件是他于台湾政坛崛起的最大因素,《新新闻》将该因素解读为“马英九神话”。
温和理性,在马英九性格上,马英九具有正直自律、俭朴清廉、依法行事的形象,并且极力避免涉入任何有可能惹人非议的应酬与聚会,因而有“政治不沾锅”、“政治洁癖”等可正可反的评价。认同这种行事作风的人会认为马英九比较温和理性,不认同的人则会批评马英九虚伪或缺乏勇于带头领众的魄力。
作为一名总统,这样就足够了吗?同样的也会受到能力的质疑:担任“总统'前形象可谓极佳,但担任“总统”后,由于施政无方,无能已成为全民的共识,同时许多言论和行为显得冷漠缺乏同理心。一些资深媒体人也这样评价他:馬英九的政治性格在華人政治文化傳統中能否成功,不得而知。到目前為止,我們還不知道馬英九在歷史上會留下一個什麼位置:他若能有更大的魄力和更多的謀略,包括更多的政治雄心,也許能成就一番偉業,青史留名;也許,馬英九最終只是一個悲劇人物--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作为一名领导,特别是作为一名职位很高的领导,危机处理意识与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一起来看看马英九在危机处理方面的情况。
二、联合号海钓船事件及马英九领导的台湾政府出现的问题
(一)联合号海钓船事件
联合号海钓船事件,是一次由航海事故引发的外交纠纷。2008年6月10日凌晨,中华民国籍“联合号海钓船(CT3-5816)”进入该国宣称拥有、但目前由日本掌握的钓鱼台海域。遭抽调来支援11管的日本海上保安厅10管甑号巡视船(こしき / Koshiki,PL123)发现,并遭其连续撞击二次而沉没。船长遭到扣押,进而引发中华民国和日本的外交纷争。
详情:钓鱼台卫星图片,由日本拍摄中国台湾省台北县娱乐船“联合号”,在2008年6月10日凌晨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钓鱼岛海域欲进行海钓活动,但途经钓鱼岛以东南方向6海浬区域(25°39′N 123°28′E / 25.65°N 123.46667°E / 25.65;123.46667)时被日本鹿儿岛海上保安厅巡逻舰“甑号”发现并被警告和驱逐。
根据“联合号”船长何鸿义太太杨凤英指出,她在凌晨2时30分接到丈夫的电话,何鸿义表示“联合号”被巡逻舰“甑号”撞击后将沉没,“联合号”船员及钓鱼客事后宣称,他们听见日方有广播,但无人知晓所述是何意思,随后遭到该巡逻艇“甑号”追逐撞击,使“联合号”右方受损,杜致沉没。而日本方面宣称,凌晨3点23分左右,隶属日本第10管区鹿儿岛籍巡逻舰“甑号”发现“联合号”进入中国钓鱼台海域,“甑号”接近进行确认时,“联合号”疑似不理会警告并逃走,因而与尾随追踪的“甑号”发生冲撞,撞击后“联合号”沉没。
根据“联合号”钓鱼客于6月12日提供给媒体,由手机拍摄的短片,当时船员未觉事态严重,表现平静,有的船员试图与“甑号”沟通,但见“甑号”迫近“联合号”,船员纷纷穿上救生衣,随后“联合号”遭撞穿,船上16人包括船长1人、船员2人、钓鱼客13人全落入海中,全数人并被“甑号”船员救起,短片到此为止。据“联合号”轮机长项彦豪事后描述,他亦用相机拍下沉船过程,为防不测,放入防水箱保全,而驾驶员杨坤风则表示,当时“甑号”撞入“联合号”船舱,幸好船舱内三名钓鱼客因事走到甲板,否则不堪设想,而全部人则是在海中飘流近一个小时之后,才被救起。
船上16人被救起后,被带往石垣市接受侦讯,何鸿义宣称受到引导式询问、不给予律师、不给予翻译、及偏颇陈述等不平等待遇。6月14日,16名人士中的13名钓鱼客,则由台湾海巡署船舰“台中舰”在基隆东北方140海浬(24°40′N 124°E / 24.66667°N 124°E / 24.66667;124)与日本船舰交接后载回基隆港,该13名钓鱼客发表三点声明后离开。另2名船员项彦豪、杨坤风则是在6月12日自冲绳那霸机场搭乘中华航空班机返台,6月13日晚间,船长被释放并撘乘班机返台。
(二)马英九领导的台湾政府出现的问题
在这次的“联合号”的危机处理中,马英九领导的台湾政府出现了一下问题:
首先,没有认清问题本质。“联合号”事件同时牵涉到“主权与人权”,尤其当台方人员还落在对方手上时,危机处理的反应时间是非常急迫,但马政府却没有快速因应。
其次,情报传递出现漏洞。“联合号”事件发生后,谁是第一个接获通报的?“外交部长”、“海巡署长”、“行政院长”和“总统”,又是何时接获通报的?“总统府”说全盘掌握状况,但“内阁”处理过程却荒腔走板。如果是下层延误通报,那是严重失职,如果是上层很快掌握,却没有做适当处理,那就是上头的问题。此外,平行单位之间的通报,也明显传递不良。
第三,缺乏危机处理机制。“联合号”事件涉及“国安及主权”,“国安会”应迅速召开高层会议,由“总统”亲自主持,邀及“行政院长”、“外交部长”、“海巡署长”、“国安局长”及其他相关必要的人员,拟定指导方针和原则,交由各部门分别执行。面对涉及“国安”的急迫事件,不应该是由“外交部”先自行处理,不行再给“行政院”,还不行再给“总统府”。这应该第一时间就由“总统”主导,统一作法,分部执行。
第四,处理步调杂乱无章。“总统府”直到上周四才召开记者会,但发言人态度不够严肃,折损声明的强硬度。“行政院长”在“立法院”先讲不惜一战,随后又修正。“外交部”讲法和政院也不一致。总的来说,从府、院到“外交部”,大家说法没有统一。
丁渝洲举例说,2001年曾经发生一艘无名船只进入日本领海,日本首相接获情报后,立刻召开高层会议,下达命令调派舰艇,击沉无名船,随后召开国际记者会,宣布此一事件始末。前后不到二十个小时。相形之下,马政府这次危机处理的速度和方式,都有检讨的必要。
除了这次联合号事件外,许多媒体记者对马英九应对其他突发事件上的能力也表示怀疑。例如对于自然灾害的处理方式,马英九同样地也面对着质疑,但他的处理方式恰当吗?
人民网8月19日电 马英九18日连续召开两场岛内及国际媒体记者会,在CNN进行“台湾地区领导人是否应该为救灾延宕而下台”的网络民调后,外国媒体在记者会上连番针对马英九的领导能力提出质疑,甚至打断马英九谈话追问。马英九则回应,“我的领导是强而有力的。”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湾“外国记者协会会长”、日本共同社记者贺许曼询问马英九,“灾难当头你应该做一个有同情心的台湾地区领导人,你认为你的领导够强吗?你认为你是强或弱的领导人?”马英九态则回应说,“我有强的领导能力”,任命三军增加参与救灾行动,就是他强而有力的领导。
《时代》杂志记者询问马英九,“国际与台湾都质疑你没有展现良好领导能力,为什么?”马英九则不断解释因为气候条件不佳,灾区淹水,步兵跟台军无法采用两栖方式进入灾区,只能等待天晴后,立即展开救援。英国《金融时报》更问说,“您在这次事件学到什么教训?”
马英九不断强调“强而有力的领导能力”,但英文《台北时报》(Taipei Times)记者柯淑龄再度追问马英九,“即使如此,但你的能力引发很多怨言,甚至有人拿来跟美国卡崔娜飓风相比,你认为公平吗?”马英九则回应说,“我强而有力的领导,不见得是在媒体前面展现”,强调自己是依法行事,不是个人为所欲为。
马英九表示会负起全责
《亚洲之声》记者克鲁斯再追问马英九,若最后究责是到他本人身上,“你要如何punish yourself(惩罚自己)?”马英九强调,做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他必须负起全责,“为当局负起责任,这是我的政治责任,我责无旁贷。”
克鲁斯也提出《CNN》的网络民调追问,指“这是一项非常反常的民调”、“为何会发生在你身上?是性格还是因为‘外交’休兵衍生的后果?是觉得台湾软弱可以被欺负吗?”
对此,马英九态度低调表示,他不知道国际媒体舆论调查的背景,但不认为这与他的领导风格或决策,有任何关系。
三、外界对马英九领导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的看法
外界对马英九上台执政抱有很大期待,但上台后的执政团队表现却令各界大失所望,民众怨声载道,批判之声不绝一耳,民进党更是借题发挥,猛批执政无力,即使泛蓝内部也表达了不满,让上台不久的马英九很快陷入了严重的执政危机。这是值得思考的重大问题,岛内民意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变化?马英九为何让几乎所有的人对他失望?问题不只是与马英九的个性特质有关,与执政团队能力有关,而是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是台湾不成熟的民主政治使然,是社会蓝绿对立与恶斗的结果,是一切为了选举短线操作的结局。马英九先生当选总统之后,在短短600天不到时间里,他的民调满意度,由刚刚当选的78%,跌到了最低的20%,一位由全民选出的领导者,民意满意度跌到20%,代表民众对他的领导能力打了问号,这就是领导危机!
2009年全球经济不景气,各国政府无不使出浑身解数,希望能够拯救经济,台湾也不例外,各项政策纷纷出笼,包括开放两岸直航、开放大陆观光客旅游、发放消费卷….等等一箩筐政策,可是2009年台湾GDP 还是负成长4.7%, 失业率创新高来到5.85%,总失业人口高达64万人,其中中高龄失业人口达到14万人,各项政策都无法拉抬低迷不振之经济与就业率,难怪国民党在2009年三次选举都失利,国民党之支持率急速衰退,甚至被在野民进党超越,这在在都显示马英九所领导之政府与国民党已经失去民心,究其原因是国民党的领导菁英,与民众距离太过遥远!
根据”天下杂志的2010调查,57%民众看坏未来一年经济,58%民众对政府经济政策没有信心,76%民众对经济不满意,有68%的民众担心自己或家人未来一年会失业,有86%的民众担心台湾贫富不均的问题,有55%的受访者不满意马英九先生整体表现,这项调查与上述国民党选举失败完全吻合,国民党与马英九对台湾老百姓而言,已经出现信心危机,也就是领导危机!
四、总结
展望未来,马英九可能会以平和的心态应对未来任期内可以预见的挑战。如果马英九能够着手处理已然爆发的信心危机,同时在所余任期内,推展有效的重大政、经政策,带领台湾走出经济困局,并以兼任党主席之位,处理国民党党产、改革国民党的政党形象,重视泛蓝基本盘选民的支持,稳住信心危机的跌势,如此,即使马英九曾勤劳的蜜蜂有糖吃
遭遇麻烦,也总不致沦为失败的当局领导人。
第三篇: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国民党正面战场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国民党最高当局的错误指导,使其作用的发挥与其执政党的地位和拥有200多万人的军队并不相称。
中国军队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
毛泽东肯定地指出:“国民党在1937年和1938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历时1年4个月,国民党军共毙伤俘日军250730人,牵制日军70万人以上,同时付出了重大牺牲,其正规军损失达1044268人。
需要指出的是,1938年11月至1940年,中国抗战由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阶段过渡。正面战场对日军的进攻仍进行了较为坚决的抵抗,共毙俘日军263251余人,自己也付出了1019911人的重大伤亡。这也是国民党在这一阶段的抗战较为积极的一个表现。
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日的主战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保存实力,等待胜利”的方针。相反,在反共方面却积极了。1941年1月,国民党军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从1943年6月开始,先后调集第8战区5个集团军近50万人,准备分9路闪击延安。只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及时揭露和军事上的充分准备,才粉碎了蒋介石的反共阴谋。
不过,国民党军对于与美、英盟军对日作战还比较积极。1943年11月至1945年3月,与美军共同对日作战,毙伤日军4.8万余人,打通了中印和滇缅公路,这是正面战场在此阶段中惟一引以为荣、扬威异域的一次作战。正面战场没有战略反攻行动及计划
至1945年春国民党军装备的美械部队已达35个师,并陆续得到外援,新编兵团也已在西南省份编组和部署完毕。但是,国民党并未适时向日军发动战略反攻。
然而,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在蒋介石的指令下,加速从西南大后方空运至华北、华中、华南抢占战略要地,甚至与日伪军暗中勾结,进攻八路军、新四军,致使敌后解放区军民的大反攻作战在9月2日日本签订投降书后,还一直持续到1945年底。
整个8年抗战,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进行大规模战役22次,重要战斗3117次,小战斗38931次,毙伤日军85.9万余人,自己付出3220419人的重大伤亡。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国民党军队的广大爱国官兵在前线与日本侵略者奋勇作战,不怕流血牺牲,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涌现出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郝梦龄、戴安澜等为国捐躯的高级将领。
(摘自《环球军事》2006年8月号下)
第四篇:再论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
再论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
内容摘要:语文是最重要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工具性源于语文的交际和实用功能,人文性是因为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在语文教学中得到完美的统一。
关键词:语文 工具性 人文性
汉语是我们的母语,在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化后,汉语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而学习汉语主要是在语文课上。那么什么是语文呢?叶圣陶先生曾做过说明:什么叫语文?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
语文作为教育实施的一门重要的主学科,从幼儿教育到大学教育都由它的性质决定。语文课程的性质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根据语文课程阶段目标的划分,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在不同的教学阶段的体现是不同的。小学、初中、高中这是不同的阶段,但是每一个阶段都是分五部分的:识字与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每一个阶段都体现了语文的性质,但是又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既符合学生的心理特征的发展,又有利于教学。吕叔湘说过:“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语感能力。”语感是比较抽象的,但是它就体现在一个人的听、说、读、写方面,所以培养学生的语感就必须从这四个方面入手。根据我的教学实践,我认为大量的阅读是必不可少的,“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刘勰《文心雕龙?知音》),要培养学生的语感,必须要让学生积累语言,实践语言。
幼儿教育阶段,主要是识字与写字,还有简单的阅读。这和我国古代流传最著名的蒙学读物的教授是相通的。当时的读物主要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千家诗》。当然,我们在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发展,现在的幼儿读物主要有《三字经》《新编三字经》《唐诗三百首》等,主要作用都是集中识字。我们从读物的内容来看,《三字经》中有:“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堕;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新编三字经》中有:“红国旗,随风飘;五颗星,冲我笑;银鸟巢,中国造;办奥运,我骄傲……说脏话,羞羞羞;讲文明,优优优;小蜜蜂,采花忙;飞花间,真勤劳。”这些幼儿教材在教授幼儿识字,体现语文工具性的同时,也教育幼儿要养成勤奋刻苦、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等许多美好的品质特征和良好习惯,让孩子在诵读中学会诚实、勇敢、坚强!塑造完美品格,这就是语文课程的人文性的体现。
小学教育阶段,是学生认字和写字的关键时期,相对来说语文的工具性表现得更突出些。但是,汉字,本身就是音形义的结合体,识字不再是单独的单纯的讲字,只知道横竖撇捺,而是要了解字词的意义的,在阅读教材课文中认字和识字的。学生在阅读中就会感受到语文的人文性,获得心灵的收获的。学生在学课文《最后的常春藤叶》时,首先学习里面的生字词,在熟悉课文的基础上,学生了解到文章中老画家贝尔为了鼓励贫寒交迫的青年画家琼珊坚强的活下去,在风雨夜挣扎着在墙上画了一片永不凋零的常春藤叶,他为此杰作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青年画家因此获得了勇气活了下来。文章歌颂了艺术家之间真诚、质朴的友谊和老艺术家苍凉人生中那份弥足珍贵的感情――舍己救人。学过这篇文章,学生们相信生活充满真善美和友谊的伟大。教材中大都是这类经典的美文,这些都升华了学生的心灵,影响学生的人生之路。这些都体现着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是统一的。
教育是阶段性的,也是连续性的,这符合人的发展规律。由于汉字的丰富性和创造性,汉字的学习是永无止境的。初中教育阶段也是学生识字和写字的一个重要阶段,但是这时期学生的阅读、写作、口语交际和综合性学习都比较的突出些。在学习初中语文时,学生开始掌握技巧和方法,有意识的提高自己,敢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学习宗璞的《紫藤萝瀑布》,学生是带着好奇心的,然后根据文章的诗意化的语言,去想象美丽的“紫藤萝瀑布”,感受大自然的美。或许学生不能够理解那个特殊的背景年代,但是,对亲情的珍惜和对生命的热爱使学生与作者产生共鸣。学生获得身心的愉悦,在语文中不断的成长成熟起来。
如果说在幼儿园、小学,初中学诗词是在背诗词,那么上高中就是在欣赏、在品读、在鉴赏,这是一种享受。那些美丽的文字承载了民族优秀的文化和传统,不管是楷书、隶书、草书、行书,都能够开阔我们的视野,陶冶我们的情操,增加我们生命的重量。我们因为学习语文而变得更加的富有。我记得在我们学习高中课文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时,学生的心灵经历了一次洗礼,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即使死得不能“重于泰山”,那也不能“轻如鸿毛”,和蝼蚁没有区别。司马迁的“隐忍苟活”,不是怕死,对他来说,或许在那时死倒是一件痛快的事。他的事业“草创未就”,父亲的嘱托和他自己的一个颗正直的史官的良心给了他活下来的勇气,讲到这个地方,我曾经让学生看过《麦田里的守望者》这部外国小说,我给学生写下了里面的两句话:一个不成熟的男人是他愿意为了某种事业英勇的死去,而一个成熟的男人是他愿意为了某种事业卑贱的活着。司马迁是后者。学习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学到了坚强面对苦难和尽早感恩母亲,学习巴金的《怀念萧珊》,学会了真诚和珍惜……太多的震撼心灵的美文和故事,在我们的语文课堂上进行着。
叶圣陶先生说“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面说,就是培养良好习惯”。是的,任何学段的教育归根结底都是要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和品质。学生只有养成好习惯,在学习和生活中才能够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前行,不至于半途而废,自暴自弃。任何的成功都是要付出艰辛的努力的。全国各个初中高中名校虽然各具特色,但是归根结底,都是立足于培养学生的好习惯这个立场,兖州一中、杜郎口中学、洋思中学等都是这样的。洋思中学是一所农村寄宿学校,学生水平与基础较差。然而凡是在洋思经过三年自学训练的学生,学业水平提高很快,平均每年80%学生升入省级重点高中,其中包括一部分中差生。调查表明,升入高中的洋思学生,后劲很大,他们自学能力比别人强。自主能力比别人好,课间操认真,起睡正常,学习成绩呈正态分布。这也是我们经常说的,好习惯是成功的保证。我想,语文课在培养学生好习惯和良好品格这些方面是占有绝对优势的,这是因为语文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语文的工具性首先因为它是一种语言,任何语言都是人们用来交流的,承载着人们的思维、思想、意志、感情的,一个人的思想再丰富、再深刻,如果没有语言作为载体的话,很难充分的体现出来。叶圣陶先生说:“语言是一种工具。”工具是有价值的,是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所以,我们学习汉语,首先把它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语言来学,从拼音学起,从横竖撇捺写起,从一个一个方方正正的汉字认起,当我们能够在汉字的王国里随手翻阅和欣赏各个时代的文章的时候,我想我们会感到骄傲的。当然,要做到这些,是必须要好好学习的。由于汉语是我们的母语,我们必须要能够非常熟练的掌握和运用自己的母语。这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就像现在推广普通话一样。从本质上讲,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学习一种语言,就是在学习了解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历史。随着我们中国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现在,全世界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近3000所高校开设了汉语课程,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已经超过2500万,目前已经有近300所孔子学院遍布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这更充分的证明了语文是语言的工具性和独特的人文性的结合。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历史,我们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也在不断的提高自己的修养。我们的语文教材,所选用的都是文质兼美的经典之作,古今中外的都有。尽管教材不断变换,但是,那些经典的文章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无论是在语言方面还是思想方面,都是不能删掉的。因为经典,所以永恒。在高中,语文的人文性变得突出了,学生在初中升高中和高中阶段,正是确立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关键时期,德育工作显得非常的重要。语文就是实施德育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阵地,当然,它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在一节节语文课上潜移默化实现的。新课改非常重视这一点,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
语文是人们创造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又在潜移默化中创造着一代又一代的人。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是科学和人文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一双翅膀。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语文是一条河,绵绵流淌的是上下五千年的智慧。我们在掌握好和运用好我们的母语的同时,更要传承灿烂的民族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李霞,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
第五篇: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摘要: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是指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胜利前进的伟大旗帜。在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现实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20世纪60年代未特别是80年代以来,国际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形势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新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东西方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形式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关注的中心课题。时代主题的转换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理论基础。邓小平理论就其根本内容和精神实质而言,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属于同一个思想体系,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起着先导的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特别是革命导师思考社会主义的方法,都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论依据。邓小平正是抓住了革命导师东方社会发展理论中关于吸收资本主义一切文明成果发展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这一关键论述,结合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背景,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依据。邓小平理论是对我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进行科学总结的成果。中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都要求我们:要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
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依据。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根据有两个方面:一是新的社会实践,二是人民群众迫切的理论需要。
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包含着丰富的内容:1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不断提出和反复思考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他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2 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邓小平指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3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邓小平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除了上述之外,邓小平理论体系还包括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统一战线,一国两制,国防建设等。
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 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全党越来越认识到,它是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统一认识、增强团结的思想基础,是指引我们事业前进的伟大旗帜。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坚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并在党章中规定这一理论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指针”。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把这一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写入党章。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在于:
一、它是党的指导思想。
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三、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的旗帜。
四、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付出了巨大代价获得的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
五、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和人民进行新的历史创造的科学总结”。
六、邓小平理论“是我们民族复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走向21世纪的时代精神,国胆民魂。
邓小平理论对于我们党、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一、它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之探索达到成熟的标志。
二、它是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上成长道路上达到成熟的标志。
三、邓小平理论初步结束了“左”的思想路线对我党事业的干扰和侵害。
四、邓小平理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彻底否定了唯上唯书唯形式主义而不唯实的学风。
五、邓小平理论对于传统文化、民族特性的改造与发展具有革命性意义。
六、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国际共运的新时代。
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其次,邓小平理论是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强大思想武器。党的基本路线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愈是深刻理解和掌握这个理论,就愈能深刻领会和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党的理论和路线,取决于党同人民的团结奋斗。这里,路线是关键,理论是根本。理论和路线是党能够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基础。只要我们坚持邓小平理论,坚持以这个理论为指导的基本路线,坚持用这样的理论和路线去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就是无限光明的。
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 的指导思想。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 ———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总结建党二十四年经验作出的历史性决策。现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十三大、特别是十四大的基础上,中央建议十五大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发展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