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翻译家对一些重要的翻译理论问题的争论和探讨（最终版）

第一篇：近代中国翻译家对一些重要的翻译理论问题的争论和探讨（最终版）

近代中国翻译家对一些重要的翻译理论问题的争论和探讨

（一）翻译标准问题

1.严复的译事楷模---“信”“达”“雅”

这个问题是1898年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首次提出来的。当时他把信达雅，作为“译事楷模”提出来。所谓“译事楷模”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翻译标准。这个标准在当时的译界备受推崇。梁启超认为“标信达雅三字，可谓知言”，还有人说这是评定译文的唯一标准，是译界的金科玉律。2.该时期主要的翻译家对信达雅的质疑

1）瞿秋白首先对“雅”提出了疑问。他说：“其实，他是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古文的文言怎么能够译得‘信’，对于现在的将来的大众读者，怎么能够‘达’”。

2）赵景深在《翻译论》一文中提到关于信达雅顺序的问题，他认为“....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严复的信达雅三个条件，我认为其顺序应该是达，信，雅。” 3）林语堂提出与信达雅相符的翻译标准，他认为翻译标准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忠实标准，二是通顺标准，三是美的标准。

3.该时期主要的翻译家对信达雅三者关系的进一步说明

1)艾思奇从哲学的角度对信达雅的关系问题作了论述，他说：“然而翻译的原则总不外是以‘信’为最根本的基础，‘达’和‘雅’对于‘信’就像属性对与本质的关系一样，是分不开的然而是第二义的存在。” 2)鲁迅特别注意译文中的“信”，1935年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题未定”草》一文中提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

3)朱光潜1944年在《谈翻译》一文中，使信达雅的讨论又加深了一步，他认为，译一本好书比写另外一本书要难的多，难就难在一个“信”字。原文“达”而“雅”，译文没有做到“达”而“雅”那就是不“信”。原文不“达”不“雅”，而译文“达”而“雅”，也是不“信”。

（二）直译和意译的争论

这个问题实质上是如何才能使译文做到信的问题。梁启超曾经把我国整个佛经翻译是历史归结为此消彼长的历史。但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把逐字翻译和死译都归之为直译，把任意翻译和摘录大意的翻译都归之为意译，是不恰当的，直译一词在五四运动前后才流行开来，是针对林纾的翻译提出来的。五四运动前后直截了当主张直译反对意译的人是不少的，翻译态度严肃的译者几乎都肯定直译。这似乎是大家反对林纾的一种表现。1.直译与意译的概念

2.坚定的直译派的翻译家

1）傅斯年的看法可以表达出时人对直译的情绪，他1919年在《新潮》上发表的《译书感言》一文说：“直译便真，意译便伪，直译便是诚实的人，意译便是虚伪的人”。

2）茅盾一直主张直译。1922年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一篇论“直译”与“死译”的文章。文章种对直译的含义做了解释，他说：“直译的意义若就浅处说，只是不妄改原文的字句；就深处说，还求能保留原文的情调与风格。” 3）周作人1925年在《陀螺》一文种，谈到了他对直译的看法，他说：“我现在还说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 2.委婉的意译派的翻译家 朱生豪，在谈到他本人在翻译莎士比亚戏剧集的艰辛过程时，很有一点在必要是采取意译的味道。他说：“凡遇原文中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句所掩蔽。” 3.摇摆的中间派翻译家

1）郭沫若1923年在《创造季刊》提出了他对理想的翻译的看法，他并没有说自己主张意译，也没有反对直译，只是对应该怎样翻译说出了值得参考的重要意见。2）朱光潜在1944年反表的《谈翻译》说“依我看，直译和意译的分别根本不应存在”

3）林语堂把忠实原文分为四等；直译，死译，意译，胡译。四者之间的界限区别。

（三）可译性的探讨

不带浓厚的感情色彩和艺术特色的原作，一般说来可以完全确切地从一种语言传译为另一种语言。文学作品以及带有独特的写作风格和语言特点的哲学社会科学论著，在翻译时要做到安全确切，绝非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对诗的翻译，大多数作家和翻译家都对其可译性持怀疑态度。这个问题在本书第三章《可译性和确切性》中，将做比较详细的论述。这里对“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探讨和争议仅作扼要的历史过程的叙述。

1.成仿吾于1923年在《论译诗》一文中探讨了译诗的方法。他在论译诗的可能性时，提出“译诗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2.茅盾在1922年发表的《译诗的一些意见》一文中，曾今介绍了当时人们对翻译外国诗的几种看法，他说，有些人认为翻译外国诗是可能的，也有些人认为是不可能的；还有些人认为，外国诗中有可以译的，也有绝对不能译的，而可以译的，也不过就是将就的办法，聊胜于无而已。茅盾说他自己就持有第三种看法，他说：“老实说来，翻译外国诗是不得已的、聊胜于无的办法” 3.朱光潜在《谈翻译》一文中，直截了当地指出；“有些文学作品根本补课翻译，尤其是诗。大部分文学作品虽可翻译，译文也可能只能得原文的近似。绝对的‘信’只是一个理想....”

（四）译文要力求传神的讨论

在我国翻译的近代史上，要求译文做到传神的提法是很早的。早在严复以前，马建忠就曾在《适可斋纪言》中说，翻译者要“摹写其精神，要做到心悟神解。”严复也曾提到译者应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到“五四”运动以后，翻译工作特别是文学翻译工作的大发展，使人们日益清楚地认识到译文传神的重要性。1.茅盾早在1922年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神韵’与‘形貌’不能两全的时候，到底应该重神韵呢，还是重形貌？茅盾对此的回答是；”与其失神韵而留形貌，还不如形貌上有些差异而保留了神韵。" 2.林语堂也谈到了译文要传神的问题，他认为“译者不但须求达意，并且须以传神为目的。”

3.朱光潜在《论翻译》中也指出；“译者不仅要透懂文学，还须透懂文字后面的情理韵味。”

4.朱生豪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中说他非常注意传译原作的神韵，他写道；“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

第二篇：国际翻译家联盟《翻译工作者章程》

国际翻译家联盟《翻译工作者章程》

来源： 中国译协网

编者按：《翻译工作者章程》（The Translator's Charter）是由国际译联于1963年9月6日在南斯拉夫杜布罗夫尼克通过，并于1994年7月9日在挪威奥斯陆修正的文件。尽管中国译协有自己的章程，我国翻译工作者有自己的特殊条件，但这一文件中的许多内容，包括所列翻译工作者的义务和权利，对我们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章程的英文原文见国际译联网站（http://www.xiexiebang.com/en/charter.php）。

国际翻译家联盟（国际译联）注意到翻译工作已发展为当今世界一项普遍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永久性活动；它使国与国之间的思想和物质交流成为可能，进而丰富了人民的生活，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尽管在各种情况下都运用翻译，但翻译本身应作为一种有自己特色的独立的职业而得到承认；国际译联希望以正式文件形式规定一些与翻译工作密切相关的普遍原则，特别是为了：

——强调翻译的社会功能；

——规定翻译工作者的权利和义务；

——规定翻译工作者的基本职业道德规范；

——改善翻译工作者的经济状况及其工作的社会环境；

——向翻译工作者及其职业性组织推荐一些行为准则；

并由此推动社会承认翻译是一种有特色的独立的职业。

兹发布本章程文本作为翻译工作行业之指导原则。

第一章翻译工作者的一般义务

1.翻译作为一种将文学和科技文本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脑力活动，本身就对从事该项工作的人规定了具体的义务。

2.翻译工作者任何时候都应对其译文负全责，无论译者与译文使用者之间处于何种关系或合同如何规定。

3.翻译工作者应拒绝采用其不赞成或与其职业责任相背的译文。

4.译文应忠实于原文，准确表现原作的思想与形式——这是翻译工作者应尽的道德与法律义务。

5.但是，忠实于原文并不等于逐字逐句的直译；译文的忠实性并不排除为使原作的形式、气氛和深层意思得以用另一种语言在另一国再现而进行的适当调整。

6.翻译工作者应熟练掌握原文的语言，尤其应能自如地驾驭翻译的目标语言。

7.翻译工作者应具有广博的知识，对所翻译的主题要有充分的了解；应避免翻译超出自己理解能力的材料。

8.翻译工作者在工作中应避免不公平竞争；尤其应争取公平合理的报酬，不应接受低于法律或行规所制定的收费标准的报酬。

9.一般地说，翻译工作者不应寻找或接受有损其本人或其职业尊严的工作。

10.翻译工作者应尊重译文使用者的合法利益，对因翻译需要了解到的任何信息应视为职业秘密而守口如瓶。

11.作为“第二”作者，翻译工作者应承担对原著作者的特殊义务。

12.译者在翻译前必须取得原作者同意或译文使用者的授权、必须尊重原作者已获得的一切其它权利。

第二章翻译工作者的权利

13.所有翻译工作者都应对其翻译作品享有其进行工作所在国给予其他脑力劳动者的一切权利。

14.翻译作品作为脑力劳动的结晶应享有给予同类作品的法律保护。

15.因此译者对自己的译著拥有版权，并享有与原著作者相同的各种特权。

16.翻译工作者还应对其译文享有其作者身份赋予的所有继承的精神权利。

17.因此译者在有生之年，其译著作者的身份均应得到承认，而这种承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当其译著被公开引用时应明确无误地提到译者的名字；

（2）译者有权反对别人对其译文的歪曲、肢解或其它修改；

（3）未经译者事先许可，出版商和其他译文使用者不得修改译文；

（4）译者有权禁止对其译文的不当使用，而且，一般地说，有权抵制任何有损其人格和声誉的攻击。

18.译者对译著的出版、发行、播放、再译、改编、修改和其它处理享有全权。总之，对译文的任何形式的使用均需经过译者同意。

19.译者对于译文的每次公开使用均有权获得报酬，报酬的多少根据合同或法律规定。

第三章翻译工作者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20.翻译工作者的生活条件应有保障，使其能有效地和体面地完成社会赋予他们的任务。

21.译者有权分享译著的成果，特别是有权从译著带来的商业收益中获得相应的报酬。

22.必须承认，翻译作品也可以以委托的形式出现，因此译者除了从译著所带来的商业收益中分成以外，还应收到另一份报酬。

23.翻译工作与其它职业一样应通过集体协议、标准合同等方式享有与该国其它职业同等的保护。

24.各国翻译工作者应享有国家给予脑力劳动者的一切权益，特别是各种社会保险计划，如养老金、健康保险、失业津贴和家庭补助等。

第四章翻译工作者的社团组织

25.翻译工作者应和其它职业的成员一样有权组建职业社团组织。

26.此类组织除了维护翻译工作者的精神和物质利益外，还应维护翻译水准的提高及处理其它与翻译有关的一切事宜。

27.在官方制定和推出有关翻译工作法规的过程中，此类组织应施加其影响。

28.此类组织应尽力与翻译作品使用者组织（出版商协会、工商企业、官方和私人机构、新闻界等）保持长期联系，以便研究共同的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法。

29.在监督本国所有翻译作品质量的同时，此类组织应与文化组织、作家协会、笔会各国分部、文学评论家、学术性团体、大学以及科技研究组织保持联系。

30.当译者和译著使用者之间出现任何纠纷时，此类组织应有能力作为仲裁者和专家采取行动。

31.此类组织有权就译员的培训和招聘提出建议并与专业机构和大学配合以达到此目的。

32此类组织应努力从各个渠道收集与本职业有关的资料并通过图书馆、资料库、报刊和简报等形式提供翻译工作者查用。为此目的，它们应建立理论和实用的信息服务系统，并组织召开学术研讨会和各种会议。

第五章全国性组织和国际翻译家联盟

33.如一个国家内按地区或类别分别存在几个翻译工作者团体，则这些团体最好建立一个全国性组织来协调它们的活动，同时依旧保持各团体自身的特色。

34.对于尚不存在翻译工作者社团或协会的国家，建议该国翻译工作者在符合本国有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联合起来建立此类组织。

35.国际翻译家联盟（简称国际译联）呼吁各国翻译工作者组织，在国际译联的旗帜下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在全世界实现其目标。

36.翻译工作者应在自愿的原则下加入本国翻译工作者组织，同样地，各国翻译工作者社团也应本着自愿原则加入国际译联。

37.国际译联应在国际上维护翻译工作者的物质与精神权利，关注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进展，努力促进世界范围内文明的传播。

38.国际译联应作为翻译工作者在国际上的代言人，特别是以采取与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和跨国组织建立联系，参加国际上可能与翻译工作者和翻译有关的会议，出版译作，组织或协助组织大会来研究与翻译或翻译工作者有关的问题等方式，以实现上述目标。

39.一般地说，国际译联应扩展各国翻译工作者社团组织在国际上的活动，协调他们的工作并确立共同的政策。

40.翻译工作者之间的团结精神以及翻译作为一门促进国与国之间相互理解和世界范围内文化传播的职业而享有的崇高地位，是各国翻译工作者社团组织及其核心组织——国际译联——追求其行业目标的力量源泉。

第三篇：浅析留美幼童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浅析留美幼童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摘要：晚清时期，一批中国幼童带着祖国对他们的厚望来到美国，学习先进的知识、技能。虽然这次大规模官派留学计划以夭折而告终，这批留美幼童也不为多数人所知，但他们用自己的进步思想和卓越能力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在中国近代科技、教育、外交发展史上扮演着开路领航的角色，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关键词：留美幼童 中国近代 科技发展 教育 外交 历史影响

引言：在李鸿章的大力支持及中国近代首位留学生容闳的推动下，1872至1875年间，每年清政府派遣约30名幼童前往美国留学，4年共120名左右。由于美国排华浪潮和国内反对势力不断施加压力，此次官派留学计划被迫中断。而这些留美幼童回国后虽遭国人排斥，但通过自身的努力在各行各业中促进中国的近代化建设。他们中的多数人成为中国的科技专家，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科技建设，为我国的采矿、通信和交通做出贡献；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成为了晚清的官员，在政体转变、近代化的教育和民主自由思想传播起着重要作用。

本文通过阐述留美幼童对于中国近代科技发展、教育现代化和外交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论证他们对近代中国的发展有着积极影响，是中国近代化起步的推动者。

一、留美幼童对中国早期科技发展的贡献

（一）对中国近代地质采矿业的推动

中国近代洋务运动此时已从“自强”转变到“求富”，目的在于以民用工业带动军事工业。而清政府之前对地质矿业不够重视，因此，中国的大部分矿产资源都被外国人所掌控。中国人逐渐认识到地质矿产的重要性，在美国选读矿产专业的留美幼童正可以在这一行业大展身手。在1881年召回幼童后，经统计共有15名幼童从事矿冶工作，约占回国幼童的16%。

在这15名幼童中又以吴仰曾、邝炳光和邝荣光最为著名。作为中国第一代矿冶工程师，他们不仅参与了许多重要矿区的勘探开采，还将实践中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基础。吴曾仰是第一批留美幼童，虽未能在美国完成学业，但于1886年受命到英国伦敦皇家矿冶学校继续学业，成为留美幼童中得以完成学业的幸运儿。吴曾仰在1890年回国后被派任为热河银矿总工程师，之后均委以重任，曾受盛宣怀之命勘察湖北大冶县龙角山银矿。谈及工作时，吴曾仰曾提出，“试办之始化炼银法，以先用土法较为便宜。„„如矿务渐见兴旺，仍以用西法化炼较为便捷。至放炮黄药无论西法土法必不可少。俾得人力少而工程速”，从中可以看出他运用理论实际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是中国近代不可多得的矿冶工程师。

留美幼童对中国近代地质矿冶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正是他们的实践考察科学著作及，为之后中国地质矿冶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近代化的发展。

（二）对中国电报通信发展的贡献

直到幼童被召回前，中国大陆还没有长途电报线。在李鸿章的要求下，1880年朝廷终于批准了修建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南北洋路线”的请求。由于国内相关领域人才奇缺，第一批回国的21学生均被送到电报学堂学传电报，后又有第二、三批回过国的学生加入。到1889年时，全国除陕西、甘肃和湖南三省，各省都有了通往京城的电报线。这成果的背后，离不开留美幼童的巨大贡献和辛勤工作，李鸿章在1886年上呈朝廷的奏章中对他们也大加赞赏。

“留美幼童”当之无愧，其中就有中国电报通信业的开山鼻祖和创业专家：曾任中国电政总局局长的周万鹏；曾任上海电报局局长、清朝邮传部左侍郎的朱宝奎；曾任清朝邮传部电政负责人的袁长坤；曾任汉口电报局局长的方梁伯；曾任湖北省电报局局长的陶廷庚；曾在清朝统辖蒙古时期任恰克图电报局局长和满洲里电报局局长，负责修建了京城到蒙古电报线，毕生在遥远的遥远的边疆服务的程大业；曾任江西省电报局局长的吴焕荣及曾任上海电政分局总办的唐元湛。他们为当时电报网的建设工作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他们早已成为近代中国电报通信业的中坚力量。一方面，留美幼童带领中国电报业向近代化靠拢，学习西方先进的电报技术;另一方面，留美幼童为今后电报通信业的发展做了良好铺垫，结束了中国依赖外国的历史。

（三）对近代中国铁路交通发展的推动

留美幼童回国后，在领军人物詹天佑的带领下，中国的铁路工程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据统计，回国的留美幼童中约有29人从事了铁路建设事业，将近三分之一。而其中詹天佑的功绩最大，他毕业于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铁路工程学院，接受了良好的西式教育。从1905年9月到1909年8月，仅用四年时间就修建成功了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詹天佑不仅承受着来自国内外各界的舆论压力，还面临着严峻的施工条件和不利地形等影响。建设铁路需要精确的计算和正确的指挥，还需要新式的开山机、抽水机和通风机，可想而知，当时的自然及社会条件是多么的恶劣。在中国殖民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年代，中国人能自行修建铁路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对中国的铁路工程学有深远的影响。而且随着国内铁路事业的兴建，1912年时，詹天佑为了振兴铁路事业，和同行一起成立了“中华工程学会”。他对青年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除了以自己的行为作出榜样外，还勉励青年“精研学术，以资发明”，要求他们“勿屈己徇人，勿沽名而钓誉。以诚接物，毋挟褊私，圭璧束身，以为范例”。他在晚年编写出版了《京张铁路工程纪要》、《京张铁路标准图》等工程技术书籍，以及 《华英工程词汇》，这成为中国最早的土木工程辞典。留美幼童不止是詹天佑一人投身于铁路工程事业，他们都为我国建设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二、留美幼童对中国近代化教育发展的贡献

中国的大门日渐洞开，仿佛风气全开，大陆学生纷纷到国外留学。1902年时，中国留日学生仅六百余人，而到1907年，中国在日留学生已达一万七千多人。各地政府也派遣留学生到欧美等地学习，包括“北洋官费生”“杭州官费生“等。

1907年12月，在中国驻美公使梁诚的努力下，美国老罗斯福总统要求授权“退还”庚款，但有一部分美元用于中国学生留学美国。制定了“庚款留学计划”后，1909年京师设立了游美学务处，留美计划有了最初雏形。第一批“庚款生”赴美时由唐国安护送，他们到达美国旧金山时，走的路线和40年前“留美幼童”完全一样。可以说，留美幼童在推动国内留**上起了重大作用，从传播西学思潮、带动身边官员子弟留学等方面都有着他们的贡献。

第一批“庚款生”当中有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有留美幼童邝国光的儿子邝熙堃；第二批“庚款生”中有胡适，赵元任（著名语言学家），竺可桢（著名气象学家）。在1909年到1918年，有499名学生留学美国，“庚款留学计划”的推行不仅带动留学美国的潮流，而且使国内各种官费留美和私费留美的活动迅速增加。“庚款留学计划”只是留美幼童所做事迹中的一部分，留美幼童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三、留美幼童推动近代中国外交事业

中国在被西方列强侵略程度不断加深、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不得已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但中国长期缺乏与国外的联系，国内熟练掌握英语和政治事务的人才稀少。因此，1881年留美幼童回国后，因其自身优势，他们成为中国外交工作的

首选。据统计，约有30人从事了外交工作，其中曾担任过外交总长的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和蔡廷干四人最为人熟知。这些外交人员反对列强分裂势力，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灵活运用外交策略，收回中国铁路主权；利用多种外交手段，维护国外华人利益；拒绝列强无理要求，力争合理议结教案；索回部分庚子赔款，推动科教事业发展等，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唐绍仪就是其中的佼佼者。1904年，英军胁迫西藏政府签订了《拉萨条约》，清政府为收回西藏的主权，粉碎列强对我国领土的觊觎之心，任命留美幼童唐绍仪为西藏议约全权大臣，赴印度与英国代表就西藏问题谈判。但这次谈判最终陷入了僵局，只好于1906年4月在重庆重开谈判。在谈判中唐绍仪在不放弃主权利益的同时，又采取灵活的外交手段让英国政府让步。1906年4月27日，中英两国在北京正式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尽管条约中许诺英国政府许多特权，但达到了英国政府肯定中国在西藏主权这一目的。唐绍仪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出色的完成了外交使命，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利益。通过这次谈判，展现了我国近代外交官非凡的外交才能和政治意识。

纵观留美幼童的历史，可以看出，在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若干历史重大转折点上，在近代中国的科技发展、教育进步及外交事业的起步中，都闪现了留美幼童重大而深刻的历史影响，值得我们后人永远铭记。

参考文献：

[1] 茆诗珍《留美幼童对中国近代外交事业的贡献》（论文）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3卷第2期第134页

[2] 茆诗珍 徐飞《留美幼童对近代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影响》（论文）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年第2期

[3] 钱钢 胡劲草 《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文匪出版社2004版180~183页，234~239页

[4] 冯继《谈留美幼童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科技咨询导报2007年

第四篇：对安乐死争论的法理学思考

对安乐死争论的法理学思考

[摘要]安乐死历来是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有关安乐死的争论除在哲学、伦理学、医学等领域展 开外，法学界对安乐死应否合法化问题也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不同的观点。本文通过对安乐死合法化纷争的分析，提出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主张。

1992年，在加拿大的一个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传出颤抖却又有力的声音：“各位先生，我想 问问你们，若我不能批准自己去死，那我这个躯壳的主人是谁呢？究竟我的生命是谁拥有呢？ ”短短几句话，问得委员们不知所措。这是患上绝症后，一直争取安乐死合法化的罗得里格斯太太临终前的呐喊和抗争。

的确，我们有死的权利吗？对生与死的考问和思索几乎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就始终存在的永 恒困惑。2001年4月，荷兰通过的安乐死法案再次把世界的目光聚焦到这个令人关注的话题上。安乐死的观念和行为，自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是个法律上的难题。至今似乎还没有那一个问题能像它那样，会涉及如此多的重要法律理念而又如此惹起纷争；也很少有哪个法律问题能像关于安乐死的争论那样常常让我们感到无法自圆其说。安乐死究竟应不应该 合法化？本文拟从生命权、个人自由等角度对安乐死合法化纷争做些粗浅探讨。

安乐死亦称安死术，是英文“euthanasia”一词的汉译，最早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 一词，本意为“快乐死亡”或“尊严死亡”。国内目前对安乐死尚无权威统一的定义，有人 认为安乐死“是指对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为解除其极度的痛苦，由病人本人或亲属要求，经医生鉴定和有关司法部门认可，用医学方法提前终止其生命的过程。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这是沿用了西方的传统解释，对安乐死的内涵外延界定的不准确，是导致安乐死被误解及引起争议的原因。安乐死的本质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科学化，主张“安乐死 是对于医学无法挽救的濒临死亡者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以减轻或消除死亡痛苦，使死 亡状态安乐化。安乐死其根据实施的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主动安乐死 是指采取主动措施，如注射或服用药物等加速病人死亡。被动安乐死则是指对危重病人不给 予治疗或撤除支持其生命的医疗措施，而听任其死亡。根据被实施安乐死的病人是否明确表 达其愿望，安乐死又可分为自愿和非自愿两种。前者系由病人本人通过遗嘱或口头表态方式 决定，后者则是因本人无法表达意愿而由亲属或监护人做出决定。2001年4月，荷兰再次通过一项安乐死法案，不仅世人瞩目，在我国也掀起了又一轮讨论安 乐死的高潮。我国的立法，迄今为止尚未涉及安乐死问题。但被动安乐死的情形在现实中是 较为普遍的，通常也不会引起什么诉讼，即使有，一般也是作为普通医疗纠纷加以处理。1987年发生在陕西汉中的一起案件（医生在病人家属的要求下主动为病人采取了助死措施，医 生及病人之子被指控杀人，最终被判无罪。）是我国迄今为止最为典型的安乐死诉讼案，并引发人们开始普遍关注安乐死问题。自90年代中期起全国的两会上亦不断有些代表（多为发达地区如广东、上海等地的代表）联名提出有关安乐死的提案，山东的一所大学甚至受其地方立法机关的委托起草出一份安乐 死立法草案。

显然，从安乐死的历史发展来看，乐观的人倾向于把安乐死的合法化视为社会发展和法律 进步的体现。但各国的立法实践表明：这种认识也许忽视了社会存在的复杂性从而太过乐观 了。谨慎的人尽管对安乐死持理解立场，但却不希望法律过早的做出让步。在安乐死合法化 问题上，双方的争论异常激烈，也颇值得我们深思。

赞同一方的主要观点认为：1.生命只属于个人，他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自由处置。2.人的尊严具有最高价值，尊严使人有选择的自由，包括结束自己生命的自 由。3.追求生命质量是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目标，当一个人的生命只具有纯粹生物学意义上 的存在或是只能在巨大痛苦中等待死亡时，医生却硬要拖延以使他承受痛苦，实际上是对病人的虐待，恰恰是一种不人道。4.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对一个无望挽 救的绝症患者投入大量的医疗力量实际上是浪费，应当将这些宝贵而有限的医疗资源节省下 来用于救助那些可能治好的病人。5.死亡并非永远是人类的敌人，应正确看待死亡。生和死 都是宇宙万物的基本问题，死亡不过是事物的自然序列中的一环。

反对一方的主要观点有：1.生命是神圣的和至高无上的，医学伦理要求医生必须尽一切可能救助病人的生命。2.各国法律、道德、舆论和风俗习惯，对痴呆、严重畸形、伤残乃至各种 濒临死亡的人，普遍采取极其宽容的态度，这是人道主义精神在全人类中的普遍体现。人类 只有从尊重最弱的人做起，才能保持自己的尊严。不能简单把个人尊严和个人自由简单扩大 到可以把濒危病人弄死。3.每一个生命都有一定的价值，都是人类的组成分子。社会对各个 社会成员不仅有安置的权力，也有保护的义务。对有些被误认为是社会“负担”的患者进行 救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职责。4.不可逆的诊断未必准确，不仅医学的发展可以使绝症可治，现实中更有许多病例是医学无法解释的奇迹（如植物人数年后苏醒），应该给病人以这样的 机会。5.病人要求安乐死的意愿未必是其理智而真实的意思表示，有的只是精神空虚或一种 暂时的要求。6.法律允许安乐死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犯罪，历史上更有过纳粹借安 乐死来进行屠杀的教训。

综观安乐死合法化纷争之双方的观点，如何看待人的生命与生命权、个人能否自由的选择 死亡，是他们的主要分歧。个人生命的存在与发展、人类种群的存在与繁衍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前提。但被视 为个人权利和利益的生命在安乐死的争论中却不得不面临更为全面的审视：人既然有生存的 权利，为何就不能有死亡的权利呢？法律应不应该保护个人对其生命的自由选择？

一般而言，一个人的生命是始于出生而终于死亡，这也是一个人作为法律主体之享有权利 在时间上的起点和终点。探讨生和死可以从哲学的、宗教的、医学的和法学的等不同的角度 出发。单就法律角度而言，生死的标准主要是由民法界定的。民法上自然人的权利能力的开 始时间有“受孕说”、“阵痛说”、“断带说”、“独立呼吸说”、“父亲承认说”等学说 和立法例；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因死亡而终止，对死亡亦有“心跳停止说”、“呼吸停止说”、“脑死亡”等标准。如果我们视安乐死中的病人为需要他人加以照管的人，无疑，法律可以禁止任何人对之实施安乐死。反之，尤其是对自愿安乐死的病人而言，就很难解决了。因为如果医生和病人家属不认为病人的死的要求是对他们的伤害，那法律就不应当对病人的行为予以禁止；或者，病人并不认为自己的生命权在安乐死中受到了任何人的伤害，则法律对协助实施者的行为也同样不能禁止。按照同样的逻辑，只要被害人不认为受到伤害，杀人者也有他的自由了。显然，这是荒谬的。问题在于，我们每个人其实并非时时都能对自己的利益有清楚的认识，对是否受到他人的伤害的判断除了我们自己个人的主观认识而外，不可能完全忽视社会集体的替代性判断。

在自愿安乐死中，病人和普通自杀者一样，都有死的意愿。不同的是，自愿安乐死的病人 不能像普通自杀者那样由自己独立完成自杀的行为（一般地，他已经丧失了这种行动能力），而必须通过亲属、监护人尤其是医生的帮助才能实现他死的愿望。对自杀行为实际上的无法预防、无法控制，也使得法律一般不便干预自杀。历史上 虽然有过禁止自杀的法律，但那不过是历史留给人们的笑柄而已，自杀最终还是从犯罪变成 了人们的权利。由于自愿安乐死的病人必须借助他人的行为，其死的自由便不再是“仅涉及本人”的行为 了。亲人和医生若要满足他的愿望，就要冒着杀人的危险，他们不得不考虑其协助行为的性 质及后果。法律若要符合其角色要求，在面对安乐死争论时就必须权衡：如果说安乐死中病人的个人 自由的确涉及了他人的利益，那它是否也涉及了对社会集体意识的冒犯？或者，安乐死尽管 是 涉他行为，但它有社会无法抛却的利益而存在被法律容忍并许可的可能？仅依据“伤害原则 ”就要求法律限制某种个人自由显然是社会所不能接受的，如个人的言论自由常常是涉及他 人的行为，但无疑言论自由在给他人带来伤害的同时（如媒体对政府官员的监督性批评），又 的确是社会所必需的一种自由而为集体意识所支持。安乐死行为中究竟有没有这种可以得到 支持的并且是社会所无法抛却的利益呢？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主体显然和对言论自由的认识主 体一样——不是某个个人，而只能是社会集体。

因此，在安乐死是否应当合法化问题上，其最终的评判标准乃在于看安乐死行为是否冒犯 了社会集体意识。如果这种冒犯是存在的，甚至被认为具有很严重的性质，法律禁止实施安 乐死就是明智的选择。

就目前的现实来看，我认为这种冒犯是存在的。其一，中国社会延续几千年的“孝”的思 想并未因近百年来西方思潮的冲击彻底消失，作为一种集体意识，在今天它仍然深深根植于 每个中国人的心中。父母身患绝症、痛苦不堪，正是对子女孝心的一次考验，任何一个为父 母实施安乐死的人，都无法避免这种传统集体意识的巨大压力。要考证这一点是很容易的，尽管我们总能看到许多赞同安乐死的社会调查显示，反对的已是少数，但我认为有一个事实 更具有说服力。有人多次在法学院的学生中组织关于安乐死问题的辩论，所有赞同安乐死合 法化的人都似乎振振有辞，但只要反对者诘问一句“你是否会对你的父母实行安乐死”，赞 同合法化的人立即就哑口无言或顾左右而言他。这个例子生动的说明什么才真正是安乐死问题上的集体意识：即便是最能接受自由民主等现代思想并且也是接受这些思想最多的青年学生身上，能够决定我们行为的依然是我们最传统的社会意识。其二，“人命关天”、“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些中国式的价值观沉淀在国人心中的时间可能比孝道观念来得更长、更恒久。刘邦入秦，只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就天下大定，可见对杀人行为 予以惩罚的社会价值。对于任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我们永远都要用最慎重的理由来表达 我们的宽恕。其三，安乐死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争论以及它被广泛的否定，都表明无论是 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社会集体意识对安乐死最终还是投了反对票。当然，社会集体意识并非永远不变，其稳定性是与丰富多变的个体意识相比较而言的。但 无疑，前者的变化是缓慢的、渐进的、不易察觉和易把握的，后者的变化则常常是迅速的、难以揣测的。中国目前正在经历一次急剧的但却是相对稳定的社会变革，对安乐死的争论只 是这股急流中的一朵小浪花。个人生死观的变化，可能会随着经济状况、社会地位、文化素 养以及外来文化影响等因素的变化而在某些人身上有明显体现。但整个社会生死观的变 化，却未必会和其他社会巨变一样而产生质的不同。尽管中国迄今为止尚无针对安乐死的明 确立法，但我们的法律却早已接受了安乐死问题的考验。不管是今天我们对安乐死持否定 的态度，还是将来我们对之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从司法的角度看，都将继续面临各种法律 观念的角逐与冲突。对任何个人而言，给自己找个死的理由并不是件多么困难的事，难的是 我们如何同时也给整个社会一个交代。在安乐死案件中，真正能够考验法官的难题，也许不是那写在法典里的某个条文，而是来自病榻的永恒质问：“我们有死的权利吗”？

第五篇：对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三步看法

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

今天我讲得主题是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首先，我们得知道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指的是什么。其次，为什么说这个问题是首要的，而且是基本的。第三，了解这个问题之后对我们的实践有什么作用。我主要从这三个方面来讲今天的主题。这个问题在书本上面的22-25页有介绍到。

首先，第一个问题，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指的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不断提出和反复思考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就是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注意还在摸索之中。1991年邓小平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

其次，为什么说这个问题是首要的，而且是基本的。１００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中创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并且开始了在科学社会主义旗帜下的社会主义运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后来聚集在这个旗帜下的人们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道路的问题。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在一国和多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是一个非常复杂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道路的认识，还要在实践中具体把握，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在实践中向前发展。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既清楚又不完全清楚的。建国以后，我们仿效了苏联模式，再加上我们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和工作上的失误，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了经验，肯定了从建国到１９７８年３０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犹疑和困惑，归根到底也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所以，这个问题就是首要的而且是基本的。

第三，了解这个问题对我们实践的作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贯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上，形成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而时至今日，这些基本观点的真理性已经被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