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海争端中我国持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第一篇：在南海争端中我国持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我认为应该在处理南海问题上遵循几个重要的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国家利益为主的利益驱动原则。我国是亚太地区的大国，随着我国与亚太地区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我国的国家利益早已跃出本国的领土范围，而与整个亚太地区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当我国国家利益与地区内一部分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就产生了国家利益与地区安全利益矛盾或对立的现象。这必然要求我们将国家利益作为我国处理与亚太国家关系和地区安全的最高准则。在此前提下，根据对我国利益的大与小、现实与潜在、近期与远期确定我国对其参与或抵制、积极或消极、支持或反对态度。我们决不应单纯为照顾地区的利益而无条件地牺牲自身的利益，也决不因地区某个国家或某些国家的压力而改变我国维护自身利益的初衷。

第二，坚持“刚性”与“弹性”相统一的主权至上原则。国家主权是我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性质上是不可动摇和不可侵犯的，具有明显的“刚性”。但在处理与解决涉及国家主权问题时，为了实现目的而在方式或手段上保持一定回旋余地，即体现为具有一定“弹性”。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任何涉及国家主权与安全利益的问题往往都是性质上的“刚性”和处理手段上的“弹性”的辩证统一。国家主权利益本身的“刚性”和维护国家主权在手段上体现的“弹性”，是由国家的实力、发展状况、自然地理状况、外部环境等要素决定的，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综合国力情况下国家主权的“刚性”程度是不同的，并导致解决涉及国家主权问题时方式与手段选择上“弹性”的相对变化。国家主权的这种特点要求我国在处理涉及主权的安全事务中，既要有坚定的原则性，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利益，同时又要掌握一定的灵活性，尽量利用“弹性”区域，化解矛盾，以达维护国家主权之目的。为此，一是，必须将国家主权作为国家安全的基本标志。国家主权是我国处理地区安全问题中带有“刚性”的问题，原则上是不可动摇的，是我国处理亚太安全问题的基点，在这一问题上没有更改与妥协的余地。二是，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上，为求得一定的进展，可以采取特定时期特定的解决办法，如暂时的“搁置”。三是，手段上的灵活性并不等于原则上的改变和转移。关于主权问题上的暂时搁置并不意味放弃。搁置主权问题争议的前提是主权归我，目的是为了暂时绕过难点，发展经济，并为最终实现国家主权的保持创造条件。

第三，坚持互为作用的经济推动原则。经济发展是亚太地区当前的主流，也是促进亚太地区安全的重要条件和动力。目前，随着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出现了经济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经济化的倾向。一方面说明经济问题层次和影响力提高，另一方面也为我国在处理地区安全领域的事务时提供了新的思路。一是，可以经济问题为切入点，求同存异，推动安全问题的解决。如对我国南海争端问题，先从共同开发着手，发展海区经济，以后再讨论敏感的主权问题，避免地区争端的加剧和矛盾升级。二是，将安全问题部分地转化为经济问题。如在处理海峡两岸统一问题和中印边境矛盾导致的安全问题时，在可能的情况下，以经济为手段，加强经济交流与往来，逐步提高贸易额，最终以经济依存度的提高降低局部地区的敌对威胁度。对此，我国在中越边境已取得十分成功和有益的经验。三是，使发展经济成为地区安全的主导。保障安全是发展经济的前提，发展经济又是保障安全的目标。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我国在谋求地区安全时，可更多地强调发展经济，以发展求和平，以经济促安全。

第二篇：海峡两岸在南海争端中维权执法合作探析

海峡两岸在南海争端中维权执法合作探析

宗艳霞1

（大连海事大学 法学院，辽宁大连 116026）

摘要：虽然两岸在南海议题上的立场是相近的，但由于当前两岸的政治分歧尚未解决，两岸对于南海主权属于“中国”的表述尚存差异，影响了两岸南海合作的开展。伴随南海争端的不断升级，海上维权执法合作执法遂成为两岸必须共同面对的议题。两岸应携手尽速筹立南海维权执法合作机制，由大陆海警局、海事局和台湾海巡署牵头，将双方的海上共同执法机制规范化。

关键词：海峡两岸；维权执法；合作；南海

The study on the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of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righ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Zong Yan-xia

(Law School,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Dalian 116026,China)

Abstract:Although the two sides posi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is similar,but the expression between the South China Sea sovereignty belongs to “China” is different.It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at the political debate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s for the remaining unresolved.With the continuous upgrading of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the cooperation in 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has become the necessary work for cross-strait to face together.The two sides should work together as soon as possible funding to the South China Sea rights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should make normalized joint law enforcement mechanism to both sides of the sealed led by the mainland police bureau, maritime bureau and Taiwan sea patrol office.Key words: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the South China Sea

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峡两岸同为南海争端的声索方，均声称拥有南海主权，对南海问题采取了大致相同的政策主张。在南海问题历史演变的不同阶段，海峡两岸根据形势变化采取了不同对策，但从发展脉络看，两岸南海政策具有相当程 1 宗艳霞（1976-），女，湖北仙桃人，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辽宁对外经贸学院法学副教授。E-mail:viv_zyx@sina.com。

度的一致性。上世纪90年代中叶前，两岸学界坚持南海合作的探讨，达成许多共识，两岸的决策者也表现出一定的合作意愿。但在南海维权方面，两岸长期以来仅能靠政治默契维持，亟待法制化。2009年至今，两岸尝试在厦金海域与连马海域开展性海上维权执法合作，积累了一定的合作经验，有效挤压海上违法行为空间，维护了区域海洋生态环境和生产秩序，起到积极作用。台湾当局不具有捍卫南海“主权”的国际法主体资格，更不能参加与周边声索国的对话协商，正因为如此，其欲借南海议题拓展国际空间、增加与大陆政治博弈筹码的政策考量直接影响了两岸海上维权执法合作的开展。由此，致使两岸在南海各自开展的海上维权执法活动效果大打折扣，如果两岸不能在南海行使有效的执法管辖，则不仅不利于维护我国在争议海域的海洋权益，而且在最终解决海域划界的过程中，还可能因不能提供充分管辖权行使证据，使我国处于不利的境地。因此，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中，应破解政治、立法和合作机制中存在的障碍，尽速筹立南海维权执法合作机制，接洽两岸海上维权执法力量，共同维护中华民族在南海的固有权利。

一、海峡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一）海峡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的必要性

第一，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具有共同的利益。南海是主要国际航道，海域中蕴藏丰富的生物与非生物资源，海上恐怖活动、海盗、走私、海洋污染等非传统海上安全问题已经对国家能源开发、交通运输、环境保护甚至社会稳定构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威胁。首先，南海争端挑战海峡两岸在南海拥有的共同利益。为了争夺南沙群岛的重要战略地位和海域资源，南海周边国家罔顾历史事实，片面依据《海洋法公约》对南海提出主权声索，并力图使其转化为本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利益。他们动辄以单方面声称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为由，肆意侵占中国的南沙岛礁，2这与海峡两岸在南海争端中所持有的立场严重冲突。其次，南海是两岸渔民共同的作业场所。由于南海诸岛地处热带海域，礁岛散布其间，珊瑚礁发育良好，为渔类及海水生物繁衍的温床，海洋资源非常丰富，除了是鲔鱼的主要回游地区外，中、西沙群岛近海更有良好的中上层渔场，长久以来一直是广东、2 Douglas M.Johnston and Mark Valencia, Pacific Ocean Boundary Problems: Status an Solutions, Martinus Nijihoff Publishers, London, 1992, p.11.福建、海南和台湾渔民活动、捞捕，藉以维生的场所。最后，南海争端威胁两岸经济、能源和资源安全。海上通道在当今世界政治博弈、经济发展和军事斗争中占据重要地位。南海是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海上通道，是大量物流经船舶运输通过的海域，连接着世界主要经济、资源中心的通道，成为大多数海上航线的必经之地和诸多利益的交汇之处。南海争端与海峡两岸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外交紧紧联系在一起，不仅关系到区域经济利益问题，而且关系到整个区域的政治和军事安全问题。

第二，两岸海洋事务纠纷不断膨胀催生合作执法。在海上合作执法领域，两岸关于台湾海峡海上垃圾监测、珍稀生物资源保护等方面的合作已开展多年，但对于南海合作维权执法却迟迟未启动，究其原因，并非两岸在海洋事务方面不存在纠纷，而是受制于以往两岸在海洋事务交流范围和总量有限，已出现的海洋事务纠纷往往通过两岸民间渠道、半官方渠道或者两岸政治默契，予以化解，如1991年闽狮渔事件、2003年江少南事件等。南海争端伴随中菲黄岩岛争端和台湾渔民被菲律宾海警枪杀事件愈演愈烈，围绕着台海水域的开发、利用所衍生的捕鱼冲突、船舶污染、违规锚泊、海上违法交易和非法倾废等海上纠纷和不法行为与日剧增。但由于两岸缺乏直接沟通联系的渠道，单边执法行动影响海上执法效果，致使海上执法效果大打折扣，给违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可以说，南海维权执法合作是在两岸交流不断拓展和海洋事务纠纷与日剧增的背景下催生而出的。

（二）海峡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的可能性

讨论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本身已经包含有只关注事务性合作。在讨论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时，两岸间存在的政治分歧毋宁是一个需要考虑的背景，而非构成模式的要素。台湾当局明确重申对南海的主权及对南海争端的立场，海峡两岸能否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南海主权，找到化解两岸政治矛盾的新出路，成为当前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新契机。

第一，两岸南海政策相似共通。海峡两岸在“南海岛礁主权归属中国”这一点上立场完全相同，即认为南海东沙、西沙、中沙、南沙四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994年台湾地区“行政院”修正通过《南海政策纲领实施纲要》，才开始积极介入南海事务，建构了以五大目标为核心的南海政策体系。这

五大目标为：(1)坚决维护“南海主权”；(2)加强南海开发管理；(3)积极促进南海合作；(4)和平处理南海争端；(5)维护南海生态环境。自此，台湾当局的南海政策开始体系化。马英九上台后，台湾当局在南海争端中继续保持“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为”的立法，体现了其在维护南海主权上的承继性。而大陆地区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就制定了南海政策，捍卫南海的领土主权，在外交声明中多次指出中国对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他国以立法、军事或其他手段侵占南海，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2013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海洋强国研究进行第八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提出要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总的来看，虽然两岸的南海政策论述各有不同，但也存在有很大的共同性，一方面，显示两岸海上执法交流与合作存在较大空间和丰富议题，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两岸在认知中华民族海洋历史、面对海洋现实、处理海洋事务时的思维同一性。

第二，存在聚合海上维权执法力量的需要。20 世纪60 年代南海石油储藏前景被揭示之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违反《联合国宪章》和“领土主权不容侵犯”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置中国早已对南海诸岛及其海域确立主权、管辖权的基本事实于不顾，以军事手段非法占领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南沙争议由此形成。1982 年《海洋法公约》确定了一系列国际海洋法律制度，赋予沿岸国主张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利，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据此先后提出各自在南海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要求，并不同程度地侵入中国南海“断续线”范围内，造成与中国在南沙主权、管辖权的重叠。目前我国除与越南签订有北部湾划界协议外，与其他相邻和相向国家尚没有签订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周边国家通过单方面宣布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已与我形成120到150万平方公里海域争议区，约占我应管辖海域的50%。从区位来看，海上争议区域位于远离大陆领海基线的南海中、南部区域，西与越南相对，东与菲律宾隔海相望，南部与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相接。在执法力量分配上，根据“海巡五法”3规定，台湾地区海上执法权统一由海岸巡防署行使，3“海巡五法”指，《海岸巡防法》、《海岸巡防署组织法》、《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总局组织条例》、《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总局组织条例》、《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总局各地区巡防局组织通则》。参见边子光：《各国海域执法制度》，台北秀威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64页。

具体包查缉走私、防止非法入境、海上纠纷处理、海上违法行为调查、海上交通秩序管制、海难救助、渔业巡护等事项，海岸巡防署岸上与海上人员配置比例大约为6：1，形成“陆重海轻”的结构设计。大陆地区的南海维权执法力量包括海警局与海事局，海警局在接收原海监、渔政、边防海警和海关缉私执法装备的基础上，3000吨以上的执法船只约50余艘，与海事部门拥有的执法力量相当。即使两部门在我国管辖海域联合执法，约平均每3万平方公里内才有一艘执法船。因此，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力量存在合作的现实需求。

第三，南海维权执法合作属于事务范畴，具备实践性。海上合作维权执法并非两岸不可触及的禁区，1990年后，两岸海上执法部门并非没有合作之经验，但该经验离形成制度尚存在一定距离。2009年9月12日中国海监与台湾海巡署已经在厦门—金门海域组织开展了联合执法行动，这是六十年来海峡两岸首次组织开展的海上联合执法行动。2010年厦门、福州两地海监部门分别与金门、马祖海巡队建立工作联络。2011年至今，原海监福州市支队、厦门市支队又分别与台湾海巡署马祖海巡队、金门海巡队在连江-马祖海域和厦门—金门海域开展多次海上合作执法，形成海上维权执法合作机制。两岸在连江-马祖海域和厦门—金门海域开展的海上维权执法合作表明两岸对互相政府行为能力的认可，是对两岸合作执法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务实肯定。进而证明，两岸在南海开展维权执法合作也具备可行性。从合作范畴角度看，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指向的内容为非由传统的政治、军事因素引起的威胁因素，即非传统安全因素，合作效用上既包括维护中华民族在南海的区域利益，也包括最大限度地保护两岸同胞在南海地区的生命财产安全，降低非传统安全因素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冲击和损害，因而，不论从政治环境、执法职责或管理实践看，两岸已具备海上执法合作可能。

二、海峡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面临的困境

（一）政治障碍影响南海维权执法合作

第一，“承认争议”阻碍两岸执法合作。两岸分治是一种事实而非法律状态，在国际法层面，大陆中央政府作为唯一合法政府对外代表国家并不存在争议，因而所谓的“承认争议”仅存在于两岸之间。其一，“承认争议”分化维权执法主体。通常而言，一国海上维权执法应具有统一性，即维权执法主体的权力应源于

同一国家主权，由执政府统一授权分配。两岸在政府权利能力层面相互否认或互不承认对方的“唯一合法政府”资格，客观上造就了大陆与台湾地区两支互不统一的维权力量，进而形成海上维权主体的分化，一方面，台湾当局表示不会与大陆联合保卫争议海域，另一方面，台湾当局又藉以维护渔权等海洋权益，单方面与声索国私相授受，以签订民间协议的名义掩盖了外交谈判的实质，加剧南海争议海域维权执法的难度。其二，“承认争议”阻塞维权执法机构沟通渠道。在敌对规则逻辑下，两岸官方机构长期处于“不谈判”、“不接触”、“不妥协”的不相往来状态，争议问题往往藉由第三方或者两岸民间渠道进行沟通，如红十字会、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协商过程复杂。沟通渠道的间接性与时滞性影响了两岸在南海争端中的合作进程。

第二，相异化地政策考量影响两岸在南海争端中的合作意向。上世纪七十年代，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台湾当局的国际活动空间逐渐被压缩，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台湾当局不能以任何官方身份参与南海国际组织会谈，中国在与东盟成员国的历次谈判中，也没有将台湾地区纳入其中，对于大陆而言，其目的就是要防止台湾当局依靠南海问题宣示主权，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对于台湾当局而言，在捍卫南海主权过程中，积极主张通过多边谈判解决南海争端，欲借南海议题拓展国际空间、发挥其区域影响力，改变在南海争端中被边缘化的局面，以南海问题作为跳板提升其国际空间，增加两岸政治和谈的砝码，两岸维权执法合作这一纯系事务性合作的议题，附着了极为浓厚的政治意味，任何有关两岸海域执法合作的议题，都因此受到政治因素不必要的干扰。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台湾当局在南海争端中的政策考量具有浓重地政治工具色彩，即把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视为拓展其国际空间、加强其安全的手段，相反，大陆则是希望通过两岸合作形成南海维权执法合力，在保持南海争端中的优势地位同时，能够有力推进两岸政治互信的积累和增加，推进两岸和解。

（二）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的立法困境

“承认争议”否认相互立法的效力。法律是政治的晚礼服，在政治纷争之下，两岸各自有一套完整独立的法律运作机制，台湾地区事实上已构成单独的法

域，形成不同于祖国大陆的法律体系，并形成相应的法律秩序。尽管大陆立法与台湾地区立法中均存在诸多与南海维权执法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在执法合作方面仍存在诸多法律困境。

第一，缺乏上位法协调的法律冲突。台湾地区海洋事务协调立法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台湾地区海上执法机构（海岸巡防署）与岛内其他行政机构间的协调立法，如《海岸巡防机关与环境保护机关协调联系办法》、《海岸巡防机关与警察移民及消防机关协调联系办法》；另一部分为台湾地区与大陆海上事务协调立法。具体立法包括《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台湾地区渔船航行至大陆地区许可及管理办法》、《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其一，在两岸关系上，台湾地区和大陆形成特殊的单一制国家内的法律冲突。在大陆地区有效实施的国内立法并没有在我国台湾地区实际生效。“一个主权国家、两种政治制度、三个法系、四个法域并存” 的法治现状直接酿成两岸在没有共同母法指导下的法律冲突。两岸并不具备共同的宪法上位法指导，也没有统一的上级机关加之协调，即便是在总体法律原则上出现冲突，中央立法、司法机关也很难对其加以调整。其二，缺少双边协议和共同适用的国际法。海上维权执法属于行政执法范畴，1990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台湾红十字组织签订的《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有关海上遣返协定》（《金门协议》）只实施海峡两岸偷渡人员、刑事嫌疑犯或刑事犯的海上双向遣返。2009年海峡两岸签署《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第一章第一条“合作事项”4和第二章第四条“合作范围”5也未涵盖行政执法。

第二，两岸海上维权执法法制基础完备程度存在差异性。大陆地区关于海上执法的立法内容庞杂。就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形式而言，与海上执法相关的立法贯穿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此外，还有相当数量与海上执法相关的我国缔结参加的国际公约，如《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8年制止 4《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第一章第一项“合作事项”：双方同意在民事、刑事领域相互提供以下协助：

（一）共同打击犯罪；

（二）送达文书；

（三）调查取证；

（四）认可及执行民事裁判与仲裁裁决（仲裁判断）；

（五）移管（接返）被判刑人（受刑事裁判确定人）；

（六）双方同意之其他合作事项。5《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第二章第4条“合作范围”： 双方同意采取措施共同打击双方均认为涉嫌犯罪的行为。双方同意着重打击下列犯罪：

（一）涉及杀人、抢劫、绑架、走私、枪械、毒品、人口贩运、组织偷渡及跨境有组织犯罪等重大犯罪；

（二）侵占、背信、诈骗、洗钱、伪造或变造货币及有价证券等经济犯罪；

（三）贪污、贿赂、渎职等犯罪；

（四）劫持航空器、船舶及涉恐怖活动等犯罪；

（五）其他刑事犯罪。

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1988年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2002年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等。我国台湾地区与海上执法相关的立法属行政法性质，立法形式包括法律、命令、行政规则、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我国台湾地区航行管理立法调整的内容比较宽泛，包括水上交通安全和船舶污染两大部分。就立法体系结构而言，台湾地区航行管理立法分散，在水上交通安全法规领域和防治船舶污染海洋专门立法领域仍存在立法空白。如台湾地区航行管理立法中，不存在一部专门调整海上航行安全的《海上交通安全法》，台湾有关航行管理安全的法令规定具体分散在《商港法》、《船舶法》、《船员法》、《航路标识条例》等法律规范中；此外，分道通航制的设立、无线电助导航设施的设置、港口国管制、船舶交通服务与船舶报告制度，及船舶与港口保全制度实施等，几乎皆未系统纳入台湾地区现行的海事立法。

（三）域外势力干扰两岸南海合作维权

南海地区素来是大国力量、意志与利益交汇的集中区域，美、日、印等域外大国出于种种目的，以各种借口和方式介入南海，将南海变成大国权力博弈之地，致使南海问题呈现出复杂化、国际化趋势，大大增加了两岸在南海争端中开展维权执法合作的难度。

干扰两岸维权执法合作，借助南海问题牵制中国。从2010年开始，南海地区形势紧张程度升高，利益争夺烈度增加，国家间外交与政治关系更加复杂。南海地区日益成为美、日、印等区外大国扩展势力和攫取战略利益的目标地区，南海问题也成为这些区外大国遏制中国的重要砝码。美国不支持两岸联手捍卫南海主权，并通过对台军售问题和经济制约，并不断向台湾当局施压，使得台湾当局不得不顾忌美国的压力，故对两岸南海合作采取消极的态度。日本、印度等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和遏制中国崛起的考量，在南海问题上虽然表面上采取中立姿态，但暗中通过经济手段或政治许诺等，离间大陆与台湾地区在南海事务中的合作。随着介入南海问题程度的加深，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切入点选择在南海地区的自由航行原则，重点攻击中国南海“断续线”与“核心利益”说，通过东盟国家及域外的欧盟、印度等国际社会，制订《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实施细则，试图给中国设定“行为规范”。美国国内主张介入南海问题的官员大部分呈现“一

边倒”的支持东南亚声索国的诉求，把中国视为南海局势的麻烦制造者，要求中国对南海的紧张局势负责，台湾当局忌惮美国等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对两岸在南海争端中合作维权执法畏手畏脚。

三、海峡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的推进路径

（一）海峡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的政治基础

第一，以 “九二共识”作为两岸南海合作执法的政治基础。“九二共识”是1992年海峡两岸达成的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搁置两岸在“一个中国”涵义认知上存在分歧的共识。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两岸均认“国家主权”统一，不存在领土和主权之争。坚持“九二共识”是两岸得以不断推进各项交流的政治基础，尽管两岸在政府权利能力层面相互否认或互不承认对方的“唯一合法政府”资格，但是在政府行为能力层面，双方都不否认对方是一个具备行为能力的政治实体。故此，“九二共识”是两岸进行合作执法的政治前提，两岸对互相政府行为能力的认可，是对两岸合作执法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务实肯定，也是对同一主权内部两岸立法具有域外效力的肯定。

第二，“九二共识”是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的制度环境。两岸在南海海域进行维权执法合作执法属于事务性合作，不牵涉领土主权和政府权利能力争议。基于两岸存在的共同政治基础，合作方就存在一定的政治互信，从而搁置争议，优先解决两岸海洋事务交往和对外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商”，否认或曲解“九二共识”，将导致两岸关系将陷入不确定、不稳定状态，不仅两岸两会的谈判难以为继，而且两岸两会协商达成的既有协议的落实与执行也将面临重重困难。

（二）海峡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秉持的原则

两岸应从民族大义出发，并尽快通过协商在南海主权问题上形成一致的立场，统一口径，对对方维护南海主权的努力不唱反调，形成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共同维护南海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一，政治互信原则。虽然近几年两岸关系取得重大进展，但由于两岸分隔

60多年，台湾当局和部分民众对祖国大陆的敌对心态和不信任感并未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不断深化和两岸交流合作的不断推进而完全消弭，两岸的政治互信基础仍然比较薄弱，因而，两岸要着手建立南海合作的政治互信，必须在主权争议问题上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参与各方透过共同开发的过程，建立彼此间的互信；透过相关项目的共同开发与共同合作，创造进一步合作的气氛。”2004年5月国台办在所发表的“五一七声明”中就提出了“两岸正式结束敌对状态，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目前，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是建立在“九二共识”之上，即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但双方还不能就中国的具体内涵达成共识，为了要顺利推动两岸和平发展，双方提出了搁置争议。因此，对于南海问题，台湾当局只要在实践中遵守“一个中国的政治框架”，就可以比以往更加有所作为，增强大陆与台湾地区政治上的信任感，如此，两岸在南海问题中的摩擦必然大大减少，这也是建立两岸合作的互信基础。

第二，循序渐进原则。在南海争端中，两岸合作执法究竟以何名义共同对外，如何与外国势力交涉等问题，已经关系到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等具高度政治敏感性的议题。相反，如海难救助、环境保护等纯属事务性事项的合作，则要容易和方便得多。两岸南海维权合作领域广泛，对此不应操之过急，两岸应该着眼大局，循序渐进，先易后难，从非敏感的功能性、事务性领域合作开始，如南海海域环境保护、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船舶通航管理等，逐步过渡到敏感程度较高的打击海上犯罪、查私缉私等合作上来。

第三，分工协作原则。两岸在南海争端中具有的优势领域不同，两岸海上维权执法机构的执法权限和职能也存在许多差异，两岸应尽快达成默契，发挥各自优势，分工协作，扬长避短，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具体而言，在维权执法合作内容方面，应通过外交与军事的方式，防范他国侵犯我国南海权益继续扩大化，遏制和化解域外国家因素对南海局势的介入，台湾地区应当在南海争端中与大陆互为犄角、相互配合；在维权执法合作分工方面，大陆和台湾地区应当各自充分利用在南海诸岛中取得优越的地理位置牵制对手。

（三）海峡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的具体策略

第一，建立巡航执法合作机制。其一，组织大陆中国海警、中国海事与台湾海巡署执行海上联合巡航执法。根据台湾地区《海岸巡防法》第4条的规定，巡防机关的职责包括：海域、海岸、河口与非通商口岸之查缉走私、防止非法入出国、执行通商口岸人员之安全检查及其它犯罪调查事项；海岸巡防署是警察队伍，除了行政执法，还负责侦破海上犯罪案件。在南海执法合作方式上，双可考虑适用两岸在连江-马祖海域和厦门—金门海域开展的海上合作执法模式，由双方的执法船在南海组成联合编队巡航，或与对方的海上巡航飞机合作，对发现的可疑违法船舶由进行调查取证和查处。其二，对巡航执法中发现的违法行为以属地管辖为主，以属人管辖为辅。即对发生在东沙群岛和南沙太平岛周遭12海里的违法行为，应当由台湾海巡署管辖；对发生在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除太平岛以外）岛礁周围12海里的违法行为，应当由中国海警或中国海事管辖，对于南海其他海域发生。属人管辖强调两岸执法合作中，对于悬挂五星红旗和中资方便旗的违法船舶，应由中国海警或中国海事管辖，对于悬挂台湾地区旗帜或台资方便旗的违法船舶，应交台湾海巡署管辖，如此体现了对船旗国主权和管辖权的尊重，同时也体现了对执法合作方的尊重。其三，两岸南海维权执法部门应共同建立信息交换与沟通协商平台，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努力构建起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常态和长效协作机制，联合应对外国海上力量在南海的挑衅行为和对在南海正常作业中国渔民的骚扰，维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利益，严厉打击海盗、海上走私等海上犯罪，为两岸往来船舶的航行安全提供坚强的保障。

第二，建立南海事务合作交流机构，签订维权执法合作协议。2014年2月，台湾大陆事务委员会负责人王郁琦与大陆国台办负责人会面协商两岸互设办事处等事宜，标志这两岸协商渠道由“海协会”与“海基会”联络机制向官方联络机制过渡，本文认为，在两岸沟通渠道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应考虑尽快把南海事务合作问题，尤其是其中赋予功能性、事务性的维权执法合作列入协商议题，并成立“两岸南海事务委员会”的协调机构，“两会”和两岸对口部门可以在两岸合作协议架构下或依照两岸签署的相关协议讨论南海合作执法组织、执法内容等议题，如协商订立南海资源养护共同行动方案；协商划定准许南海船舶作业最近距离控制线及双方执法管辖和航行区域；商定两岸南海执法纠纷处置和管理协查

制度，包括建立渔业纠纷处置、违规船舶通报、海上执法船情况通报等制度；商定两岸南海海难救助协作制度，包括建立船舶海难救助应急、协助开展海难救助、海难事故信息通报、紧急避险、定期举办联合搜救和救助演练等机制。6未来两岸还可以签署一个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框架协议，并成立由官方授权的“两岸南海事务委员会”统筹协商南海维权执法合作事宜，进一步落实了海峡两岸常态化协同执法机制。

第三，选择性适用国际公约。两岸海上执法相关立法与国际公约关系紧密。两岸海上执法相关立法多参照国际公约制定、修改。两岸与海上执法相关的立法的内容大部分都源于国际公约的规定，被大陆参照进行国内立法的国际公约，诸如1982年《海洋法公约》、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 1974）及1988年议定书修正案、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1969年《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及其73年议定书、1978年《经1978年议定书修订的<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2004年《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等海事公约，同时亦为台湾地区立法所吸收借鉴，例如台湾地区《海洋污染防治法》第3条第一项规定“有害物质：指依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所定国际海运危险品准则所指定之物质”，《船舶法》第32条规定“适用海上人命安全国际公约之船舶，应依公约规定施行检验，并具备公约规定之证书”，《船舶危险品装载规则》第6条规定“本规则所称危险品，依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之规定”。虽然与海上执法相关的国际公约多属公法形式，台湾地区往往不具备缔约资格，但并不妨碍其通过单边声明遵从公约或通过多边机制等替代方案履行国际公约的规定。国际公约在台湾立法中同样具有优先适用的地位，如果公约的内容与台湾法律规定相抵触时，原则上以公约效力优先。

四、结语

南海争端直接关系到两岸同胞根本利益，已日益成为两岸间一个应予正视的问题。两岸南海争端中存在共同利益，在连江-马祖海域和厦门—金门海域开展的合作执法表明，海峡两岸在南海开展维权执法合作存在可能性。面对南海争端不断加剧的趋势，两岸应当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不断积累政治互信，中国海 6参见《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关于贯彻国务院支持福建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闽海渔[2009]273号）。

警、中国海事与台湾海巡署应当采取联合维权执法，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保障海上安全，如此，两岸就能在南海问题上，走出长期的零和博弈模式，共同捍卫一个中国的领土主权，开创两岸南海合作的新机遇，这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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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浅析被告方初步反对的权利在中菲南海争端案中的运用论文

一、“初步反对的权利”的涵义

“初步反对的权利”主要是指被告方在原告方向国际法庭提出请求书后，为了防止该法庭就案件的实质问题作出裁判而提出反对意见的资格。早在1924 年常设国际法院受理的“马弗罗马提斯特许权案”中就出现了提出该类反对的司法实践，随后无论是国际法院、国际常设仲裁法院还是其他区域性法院或法庭均在其程序规则中设置了该项权利，并在相关案件中被各国广为运用。因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仅是在第294 条第3 款规定“本条的任何规定不影响争端各方按照适用的程序规则提出初步反对的权利”，而具体问题则直接略过不提。其中“本条的任何规定”指的是第294条中的“初步程序”，之所以特别注明二者之间互不影响，原因在于它们之间存在一项共性，即启动的最终结果均将可能阻止国际法庭对案件的实质问题作出判决或裁决。

但二者之间的区别却更为显著:“初步程序”仅适用于“就第297 条所指争端向国际法院或法庭提出的申请”，即沿海国依据《公约》有关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部分规定行使主权权利或管辖权所引发的争端，而“初步反对”则对此没有任何限制。1978 年《国际法院规则》在第三部分第四节中规定了“初步反对主张”(第79 条)，1997 年《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则》规定了“初步反对意见”(第97 条)。二者对该权利的表述基本一致，即是“对法庭的管辖或诉讼申请书的可接受性的任何反对，或对实质问题的任何进一步诉讼之前要求作出判决的其他反对意见”。因此，“初步反对”可包括:(1)对某一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进行反对;(2)对诉讼申请书可接受性的反对;(3)在实质问题的任何下一步程序进行前要求作出判决的其他反对意见。

二、本案仲裁法庭的程序规则中的“初步反对”规则解析

本案仲裁法庭于2013 年8 月27 日发布的程序规则第20 条专门对“初步反对”进行了如下规定:

(1)仲裁法庭应当有权将对其管辖权或任何诉求可接受性的反对规定于程序中。

(2)对管辖权的反对应不迟于答辩状提交之时。一方指定或参与过指定仲裁员并不妨碍提出请求。一旦在法庭程序中出现法庭有被认为越权之事实发生时，对其越权的抗辩应尽快提出。任何情况下，若法庭认为迟延是合理的，也可在之后接受这种请求.(3)法庭应当规定任何涉及其管辖权的抗辩都是一个初步问题，除非在征询各方意见后，认为对其管辖权的反对未具有完全初步的特征，此时，应当决定将该反对与实体问题一并处理。

(4)在判定管辖权或可接受性问题之前，征询各方意见之后，若法庭认为有必要或有帮助，应当举行听证会。本案具有一定特殊性，即仲裁法庭是非常设机构，因此不存在固定的程序规则。当在受理一起案件时仲裁法庭将根据《公约》附件七第5 条的规定“确定自己的程序”，因此在该类不同的案件中相应的程序规则也就存在差异。

相比由该类法庭处理过的同类案件，就“初步反对意见”的规定本案中存在以下进步:

(1)明确规定“初步反对”不受之前争端方是否参与仲裁法庭组成行为的影响，首次强调了即使缔约国参与过法庭的组建也并不能代表是对其管辖权的默认接受。

(2)增设了反对的对象，即可“尽快”针对“法庭越权之事实”提出抗辩。

(3)法庭是否将反对意见并入实体问题解决或进一步展开口诉程序，均须在“对双方观点进行征询之后”再作出决定。该处使用的是“征询”，而他案中使用的均是“确定”或“听取”，该措辞更加体现对争端各方的尊重。

(4)规定除非法庭认为该问题并非具备完全的初步特征，否则须将其视为一个初步问题作出裁决。

而在他案中，均允许法庭有权选择将其推迟到最后的裁决中再作决定。但本规则中亦有明显不足:

(1)本案要求“对法庭管辖权或任何诉求可接受性的反对”，而在其他绝大部分案件中规定的是“对任何通知或诉求的反对”，明显缩减了可提出反对的对象范围。

(2)仅要求提出反对的时间不得迟于辩诉状提交之时，缺乏明确的补充规定。虽然第20 条第2 款在最后规定了“在任何情况下，若法庭认为迟延是合理的，也可在之后接受反对请求”，但因为该款中共包括两项请求，此规定存在指向不明的问题，而且也未规定如何判断“合理”与提交的最迟期限。而其他许多案件均明确补充规定“在其他情况下，可最多延迟至对申请方的回复进行答辩之时”。

(3)虽然作出了举行听证会的规定，但举行听证会仅是在法庭认为“有必要或有帮助”的前提下才决定，争端方仅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而在“毛里求斯诉英国和北爱尔兰案”中规定“只要任何一方请求，法庭就应当在裁决此问题前举行听证会”，同时详细规定了被告方要求举行听证会的具体程序与时间安排。在“阿根廷诉加纳案”中更是明确规定“任何由加纳提出的初步反对，法庭均应通过口诉审理的方式进行处理”。

即使争端各方没有提出请求，国际法庭也应有举行听证会的一般义务，例如《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则》第97 条第4 款和2000 年对《国际法院规则》第79 条修订后的第6 款中均规定:“除法庭另有决定外，进一步程序应是口诉程序。”

三、我国对“初步反对的权利”的运用问题探讨

至今，我国已多次通过声明的方式提出仲裁法庭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同时表达了“不接受菲律宾提起的仲裁”的立场。因此，在本案中运用“初步反对的权利”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

(1)“初步反对”主要是反对法庭的管辖权，相比其他法庭程序而保持着特有的独立，那么行使该权利则当然不能认为是对仲裁的接受。本案程序规则第20 条第2 款的规定即是力证。

(2)虽然我国多次声明仲裁法庭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但该方式毕竟只能间接影响法庭判断，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而且在针对性上也缺乏具体化。而运用“初步反对的权利”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路径。若一方不参与任何与仲裁有关的程序，是否还有权行使“初步反对的权利”?

答案是肯定的:

(1)根据附件七第5 条和第9 条的相关规定:“除非争端各方另有协议，仲裁法庭应确定其自己的程序，保证争端每一方有陈述意见和提出其主张的充分机会。争端一方缺席或不对案件进行辩护，应不妨碍程序的进行。”由此，《公约》允许一国可以不参与程序，并且未因此而剥夺该国争端方的身份。我国作为争端方应享有“陈述意见和提出主张的充分机会”。

(2)在国际实践中，一国不参与任何法庭程序却依然有权行使该权利并被法庭接受的案例不在少数，其中以“爱琴海大陆架案”最为典型。

(3)《公约》第9条要求:“仲裁法庭在作出裁决前，必须不但查明对该争端确有管辖权，而且查明所提要求在事实上和法庭上均确有根据”。由此，即使争端一方拒绝出庭，法庭也须尽最大努力保证裁决的公正性。程序正义体现实质公正，法庭不能因为我国在制定时未发表任何意见就显失公平地去制定、解释规则或漠视我国应有的自然权利。

结合上述分析，我国在行使该权利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1)应同时针对仲裁法庭的管辖权和菲律宾的诉求两方面进行反对，虽然二者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反对时的内容却不相同，由此可以显著提升我国阻止案件进入实体仲裁的把握。

(2)在仲裁法庭要求我国提交辩诉状的截止日期之前提出反对，并同时明确声明该内容仅是“初步反对意见”，与辩诉状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3)当发现仲裁法庭有作出超越其权限的行为时，应当迅速提出反对。该项权利十分重要，不能因为出于对仲裁法庭的尊重或信赖就有所忽视。

(4)为明显区分出我国是在法庭程序之外行使“初步反对的权利”，建议我国通过声明、照会或信函的方式发表反对的意见。

第四篇：在我国数学教学中

在我国数学教学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认知因素,而忽视情感因素的存在。实践证明，这种现象违背了数学教学活动的客观规律，抑制了学生在数学领域发展的广度和深度。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认知与情感是紧密相联系的，作为非认知因素的情感在学习活动中主要起动力作用，承担着学习的定向、维持和调节等任务。从未来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来看，需要教育从“为了获取科学知识”转向为“为了获取科学知识的能力和态度”，也就是要鼓励学生主动去探究，获取知识，解决学习中的障碍。因此，关注学生的学习情感是非常必要的。那么，如何关注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情感体验，引导学生主动探究数学知识，从而出数学课堂的活力呢？下面就此问题谈一些粗浅的体会。

一、引发探究欲望。

引发探究欲望应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习兴趣。恰当的的、诱发性的问题情境据有两个特点：1处在学生思维发展水平的最近发展区，学生对其可望又不可及，能刺激学生得学习欲望；2有一定的情趣，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数学教学中要创设恰当的问题情境，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地探究知识。

1、联系生活实际及热点问题，创设问题情境。

但村的数学知识往往比较枯燥乏味，难以的数学知识往往比较枯燥乏味，难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激发他们的学习情感。因此，要从现代生产、生活实际和社会热点问题出发创设问题情境，给出一些新鲜的、生动的、有趣的、真实的数学问题让学生解答，引发学生对真实问题的探究，进而，进而诱发他们学习的兴趣，培养他们形成正确的数学思想数学方法。例如，在教学“百分数的意义”时，教师可以创设生活情境：商店挂出一则广告，所有商品一律“八折”优惠。老师想买一件原价标为120元得衣服，你帮老师算算要付多少元人民币？再如教学“统计”知识时，可让学生绘制奥运会中各国夺得的金牌数的统计表等。这不但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

2、找准新旧知识的连接点，创设问题情境。

学生对数学的认知矛盾是激起求知和探究欲望的有利因素。在新旧知识的连接点，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认知矛盾。

第五篇：信息技术在我国企业管理中应用研究

信息技术在我国企业管理中应用研究

摘要：21世纪是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成了企业生存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本文首先论述了信息技术在我国企业管理中的应用概况及其发展，并分析了其中的特点和作用;其次分析了我国企业管理应用信息技术水平较低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再次，提出了推动我国企业管理应用信息技术的若干建议。关健词:信息技术、企业管理、管理信息系统、电子商务、网络营销

企业管理面向信息化的开始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科学管理之父——泰勒开始从事的科学管理运动。著名管理学家西蒙就在其《管理决策新科学》中富有预见性地探讨了信息技术对企业管理过程的影响，并就信息技术对管理决策的巨大作用问题进行分析，论述信息技术对工作环境的影响，及其所引起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

当前，我国企业管理中信息技术应用的总体水平还比较低下，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发展。我国企业，尤其是我国中小企业应用信息技术、电子商务大多还停留在网上广告、信息交互查询和电子邮件往来的初级阶段，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真正的电子商务和信息化时代还没有到来。调查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企业应用信息技术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敢为人先、勇于创新，但效益不稳定。他们敢于迎接新的挑战，大胆把握新的机遇，勇于创新，充分运用最新的信息技术，力求使企业的管理更加高效合理，使企业的生产成本迅速下降、效益明显上升，从而使企业取得长足的发展。二.想用又不敢用、不知如何用。他们虽然感觉到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并体会到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冲击，但是自身的竞争力却在下降，而且还知道企业管理应用信息技术的好处，但又舍不得以往的管理方式，觉得比较稳定可靠。三.想用，但缺乏资金和人才。这些企业很想引入信息技术，但是由于企业的经营状况不佳和引入时所需较大的资金和人才投入等原因，导致资金缺乏、人才不足而无力引入信息技术。

一、信息技术在我国企业管理中应用特点

首先，互动性是信息技术的最重要特点，也是区别于传统技术的最大不同点:传统技术注重的是传送信息，而信息技术的应用则非常倾情于为企业之间、企业与顾客之间、企业内部各级之间加入积极而有意义的互动对话，尤其是在营销方面显得更为突出、重要。这种互动对话增进彼此的了解、沟通，可以互通有无、互相交流意见，并且可以进行数据信息的交流，形成一种实体的无接触，但是信息交流却是全接触的互动关系。如BtoB, BtoC等，可以让顾客自行设计、下定单、自定产品要求等，还可参与产品更新换代等。其次，低成本性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对许多复杂的、重复性、程序化的工作使用相应的信息系统。信息技术的应用创造了一个即时全球社区，它消除了同其它国家客户做生意的时间和地域障碍。无须进行企业、员工之间的直接触，但是却可以进行全面的了解，充分获取各种相关的信息，甚至比直接的接触更好。

总之，信息技术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具有传统管理方式所具有的特点，同时还具传统管理方式所不具有的特点，这些特点正是信息技术优势所在，也是企业形成竞争力的核心力量。

二 信息技术在我国企业管理中应用作用

首先改善企业内部管理，提商效益利用信息技术来改善企业的内部管理，提高效益，是我国企业所最难做到的，也是企业成功与否的重要原因。对于现代企业而言，最需要的是利用信息技术来改善企业的内部管理，获取企业的竞争优势，支持企业的商业活动。其次，加强与客户的沟通，提商服务水平对于现代企业来讲，通过网络这种良好的沟通渠道，在提供信息、共享信息的情况下还可以获取客户所关心的信息，把这些信息数据进行采集、处理，选择最合适的顾客群体是企业实现信息营销战略的关键。企业通过信息网络技术的互动性、个性化服务，可以大大减少销售的盲目性，还可进一步发展公共关系，在无形中争取更多的潜

在客户。最后，加强对外宣传，树立企业形象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来改善企业形象，使其成为一个先锋的、高科技型的企业，是现代企业开拓信息、网络市场最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在网络市场竞争中，作为一个拥有实力，可以在竞争中制胜的企业，必须率先进入WWW系统，以先入为主的资格去迎合普通计算机使用者的需求，满足他们追求个性化产品及服务的欲望。

可见，我们绝不能低估信息技术的作用，而要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作用和潜能。但是也要注意如果应用不当，也会起相反的作用，给企业造成负面的影响。

三、信息技术在我国企业管理中应用存在间题及原因

现在，我国许多传统企业都己经认识到信息技术在企业管理中的特点和作用，但为什么又还未能引进信息技术呢?有些企业为什么使用了信息技术却又得不到理想的效果呢?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应用上存在差距信息技术在我国企业管理中的应用仍处于初级阶段。我国，就目前开展的电子商务来看，也只是停留在BtoC(商家对顾客)的阶段，而作为电子商务主流的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电子商务(即BtoB)基本上没有开展。

（二）认识上存在差距，首先，传统观念的影晌。信息技术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有广阔前景，但现阶段人们对它的了解直至参与，都需要一个过程，如电子商务，其次，企业的理念问题，亦就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这也是影响我国企业信息技术应用的重要原因。以我国现阶段的水平，企业最需要的不是哪种管理方式，而是理念更新和知识技术水平的提高，从国家整体来说，则要科教兴国，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三）领导不够重视许多领导认为信息技术只是外表东西，是泡沫经济，不能为企业带来效益。由于人们应用信息技术的盲目性，导致只见大笔大笔的投入，却不见收益，好像信息技术、网络就是一个无底洞，是泡沫经济。所以，这些领导在资金和人才的投入方面就显得十分欠缺。其次，有些领导认为信息技术的建

设就是配备计算机设备，“重硬轻软”。这些领导认为企业管理信息技术的建设无非就是在企业里增加计算机设备的投资，侧重点也是计算机的硬件。另外，有些领导以为企业内各部门都使用了电脑就是应用了信息技术。但是这只是信息技术的简单应用，基本上仍处于文字处理阶段;难以实现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信息、数据的交流与共享，无法形成企业整体的协作运行。甚至有些领导还以为:信息技术的应用就可以代替传统的管理模式和原来的管理行为。这些都是因为领导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不重视、不了解所引发的许多问题，给企业管理中的信息技术的应用带来很大阻力。

（四）基础设施和运行机制不够完善就拿最明显的信息网络设施来说，网络传输速度太慢严重制约了我国信息化建设的进程。我们的网络速度不仅太慢，而且太贵，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难以承受。由于设施落后，网络传输的可靠性也大打折扣，包括软件、线路、系统的不可靠、技术上的故障等也可能对性能产生不利影响。也使得我国网络社会的规模还不大，上网者的阶层面还较小、未能得到普及。我国的企业正在改制过程中，现代企业制度尚未普遍建立，目前企业信息技术的应用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另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不完善也是我国企业应用信息技术的重要障碍。我国现行的信息产业管理体制，存在严重计划经济的烙印，有碍信息技术、电子商务在全社会的推广。

（五）人力不足，要想使企业的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得到长足的发展，就必须拥有这方面的技术人才。但是，很多企业却因为种种原因导致这方面的人力不足，从而无法开展相应的工作。信息技术人力不足，企业管理的信息技术应用水平肯定将难以提高，信息技术人员不足，就不能很好地了解企业信息技术应用的环境、需要、目标等，更无法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制定可行方案，这样开发出来的信息应用系统肯定是不够完善的，不能很好地满足企业的实际需要，达不到企业信息技术应用的目标。

四、信息技术在我国企业管理中应用

（一）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财务管理主要是处理重复性的日常事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企业的重要决策没有作用及影响。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许多企业的业务范围也越来越广，分公司或办事处等分支机构越来越多，此时，实时、准确的财务信息显得极其重要，许多企业在总结、介绍成功经验时，也都会着重介绍其信息技术在财务管理方面的应用以及所取得的成绩。

财务信息系统的核心是财会系统，一般包括总帐系统、固定资产系统、工资系统、应收应付账款系统等。企业在这方面的应用主要是为了快速提高财务结算的速度，避免因时间差、信息不对称等所出现的诸多信息瓶颈问题，提供及时准确的财务报表，为企业的决策提供依据。为了促进我国企业对这方面的应用发展，（二）在企业故略管理中的应用

首先信息技术有助于企业快速方便地获取外部环境信息，及时分析企业所面临的机会与威胁，实现战略调整与转移。如，企业既可以获得宏观环境方面的信息，也能获得本行业及有关利益相关者如政府、用户、供应商、金融机构、社区等各方面的信息。运用信息技术能使企业对其所处的产业环境、行业吸引力、盈利水平做出快速、准确的分析，从而及时地调整经营战略，有力地采取紧缩战略、稳定战略或发展战略，乃至采取多元化战略等，及时地投身于优势产业中去。其次信息技术有助于企业发现内部优势与弱势，培育企业核心能力。企业的竞争优势的根源在于组织内部，只有良好的内部运转管理，才能使企业具备竞争优势。

六、建议

我国企业的出路，一是要深化改革，完善机制;二是要加强管理，加快

信息技术的开发建设。本文是对信息技术在我国企业管理中的应用进行研究，主

要探讨了怎样加强企业管理，加快信息技术的开发建设和应用。

在国家方面，应该支持企业进行信息化建设，不断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支付、结算、配送等方法，制定相关的标准，健全法律制度以及知识的普及，认识到信息技术的应用不单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经济转变的一次严峻挑战。

在企业方面，应该重视信息化建设，以人为本，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创新理念为先导，以务实的态度，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大胆进行改革创新，使企业的信息技术开发建设与传统技术、工艺相结合，对内实行高效管理，对外提高竟争力，整合利用企业的内外资源，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

这样，才能使我国企业的信息技术应用沿着文字处理、作业级处理、战略级管理、知识管理等形式逐步由初级向高级发展，使企业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取得竞争优势，不断生存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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