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进程中

第一篇：在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进程中

在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进程中，民办幼儿园已经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发展力量。2009年，我国民办幼儿园的总数已达到8.93万所，占全国幼儿园总所数的64.6%，在园幼儿数约占在园幼儿总数的43%。在许多民办园举办者以经济利益为主要驱动力的情况下，如何鼓励民办幼儿园回归公益性，支持公益性民办幼儿园大力发展，是我们在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正视并努力解决的难题。

民办学前教育不仅是我国教育事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我国民办教育的主体部分。但目前，民办幼儿园的社会美誉度参差不齐、正面评价有待提升，深究其中缘由，民办幼儿园公益性的弱化是一重要原因。具体表现在：一些民办幼儿园以营利性为目的虚高收费，举办者尚不能从学前教育公益性的角度谋划民办幼儿园可持续发展之路；在民办幼儿园的办园过程中，一些所谓最新理念的虚假宣传、忽悠家长的现象不时出现，难以做到优质优价；无序竞争，导致部分民办幼儿园保教质量水平不高，无法保障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和幼儿教师的合法权益。

公益性应该是也必须是学前教育事业追求的价值取向。相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我国内地民办幼儿园快速发展的历史较短暂，对于民办幼儿园公益性的探索及积累的经验较浅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他国家和地区破解民办幼儿园公益性方面的探索思路和措施，应该能够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从而推动我国内地民办幼儿园朝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

用法规引导民办园提供公益性服务

公益性历来是教育的根本属性。考察学前教育事业的发端，世界上第一所托幼机构的诞生就具有慈善性、救助性的特点，在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国家和地区也都将之视作典型的社会公益事业，并予以保障。法国根本大法《宪法》（1958年）作为最上位的法律条款，对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各级各类教育性质明确定位为：“各个阶段教育”具有“公共性、义务性、免费性和世俗性”。法国《教育法典》第L211条（2000年）指出教育是国家公共事业，其组织和执行由国家予以保证。《教育指导法》强调教育是国家最优先发展的公共事业，公共教育事业应有助于帮助受教育者实现机会平等，而不论其社会地位、文化或地理背景如何。法国国会颁布的《地方自由和责任法案》也进一步从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角度对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教育事业作出规定，明确提出“教育具有国家公共服务的性质”。迄今为止，法国已颁布实施并持续生效的学前教育及相关教育法、法令多达40余部，切实维护和保障学前教育的性质与地位。

1997年，葡萄牙政府颁布《学前教育框架法》，将三类幼儿园（慈善性保育取向的私立幼儿园系统、公立幼儿园系统、非慈善性私立幼儿园）统整为全国统一的学前教育系统。《学前教育框架法》赋予所有幼儿园承担教育和保育两种职能，并明确规定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幼儿园，履行教育职能的时间每天不低于5小时，每天上午9时前和下午3时半以后，幼儿园主要履行保育职能。葡萄牙中央政府重视发挥各类民办幼儿园的作用，将其纳入国家统一的学前教育体系，对其实行调控，并大幅度地资助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

在日本，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已成为国民教育机构的组成部分。二战以后，日本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民办教育的专门性法律法规，确立了系统、配套、健全的有关民办教育机构的法令法规，详尽规定了民办教育的地位和性质、权利和义务、设置程序及标准、对私人捐资兴学的奖励办法和教师权益等，具有较强的约束力，也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这些法令法规的颁布，既为民办学前教育机构自身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也有利于国家的管理督导。如：政府依据有关民办教育的《振兴财团法》、《振兴资助法》和《振兴资助法施行令》等法令，为民办幼儿园提供经费补助。其后，政府又根据家长的不同情况，通过国家补助减免进入民办幼儿园的入园费和保育费，从而保障了民办幼儿园的发展，推动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在设施、师资等方面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和提高，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幼儿、家长和社会。

对非营利性民办园提供财政支持

由于教育具有公益性，世界上多数国家都以不同形式向民办教育机构提供经济上的补助，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也通过不同方式向私立教育机构提供捐赠和资助。政府的财政援助是民办教育机构赖以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其给予民办教育机构的财政支持方式有：

提供财政经费。美国联邦和州政府对非营利民办教育机构实行免税制度。非营利民办教育机构的房地产，捐赠给非营利民办教育机构的财产、基金，以及收益用于其发展的产业可以免税。OECD（世界经合组织）成员国对民办幼儿园也提供公费资助，学前教育经费是以政府资助为主，民间资助为辅，从而为学前教育公益性提供经济保障。2006年，OECD成员国在私立幼儿园就学的幼儿人数占在园幼儿的34.9%，学前教育生均经费的公共经费投入超越了私人经费的投入。如：挪威和丹麦，学前教育生均经费分别占国家GDP的1.02%和0.8%，其中公共经费投入分别占GDP的0.85%和0.65%，私人经费投入约占GDP的0.17%和0.15%。OECD国家向民办幼教机构提供财政支持，有利于保证学前教育机构具有更高的质量，确保惠及所有应该接受早期教育的幼儿。当然，早教机构要想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必须提供达到一定质量标准的服务，并接受政府的检查和监督，以此来实现资金效益的最大化。

资助家庭。1995年，英国公布了7.3亿英镑的“幼儿教育券计划”，对4岁儿童发放教育券，实行正规的学前1年免费教育。其实施路径为：地方教育当局把价值1100英镑的票证发给4岁儿童的家长，以保证其孩子能受到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家长把票证交给幼儿园，幼儿园把票证上交给地方当局，地方当局再把票证交给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根据票证数额，拨款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再拨款给幼儿园。1996年，该计划在英国少数地区开始试行，1997年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实施，使众多家长能自由选择公立或私立的幼儿教育机构，推动了幼儿教育机构之间的公平竞争，提高了办学质量。

提供专项资金。我国香港特区政府通过直接提供专项资金的方式，对学前教育机构特别是非营利性学前教育机构的教师工资、地租和办学条件等进行专项财政支持，以提高学前教育机构的师资建设水平、办学条件与教育质量。具体措施有：采用直接资助方式对非营利学前教育机构的教师工资进行专项资助；制订《发还地租》（1997年），规定所有的非营利幼稚园可以向教育部门申请发还学校所缴纳的部分地租。香港特区政府通过上述政策给予非营利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各种优惠或倾斜政策，不断加大对于学前教育机构的财政投入，并在此过程中对其办园条件、教育教学质量、教育过程等进行规范与管理，引导促进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向非营利性质转变，保障学前教育的公益性。

整体联动确保民办园教育质量

学前教育事业持续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整体联动，也有赖于各项政策的配套执行：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贯通。英国最高的教育行政机构是教育与技能部，负责制定学前教育相关政策，颁布法令，制定发展规划等，由教育大臣直接负责对学前教育事业的管理，加强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宏观指导、规划、组织领导与协调方面的职责。与此同时，地方当局在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立法的过程中的地位与责任也不断凸显。英国政府设立儿童服务指导的职位，负责地方当局的儿童教育和社会服务，并在教育与技能部设立儿童、青年与家庭部长的职位，以在地方政府间协调政策，支持和促进其合作。此外，英国还规定在地方上设立地方儿童保护委员会专门负责对儿童权益的保护。这些，对学前教育机构的健康运转和儿童发展基本权益的保障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不同部门之间的协作。英国教育与技能部负责全国的学前教育事务，政府十几个涉及儿童发展的其他部门则要共同发挥作用，加强协调、合作与整合。2003年，英国发布《每个儿童都重要》绿皮书，提出在教育与技能部建立“标准设立与调控机制”，负责制定不同部门需要满足的基本标准，并设立联合的监督与检查团，对各部门的工作及部门间的协调合作进行评估，设立干预和激励机制以激发各部门的行为表现等，消除影响服务有效性的障碍并减少相关的行政性负担。此外，英国政府还通过在各种服务中确保儿童优先，制定清晰的与儿童相关的各部门的操作标准，使其行为目标、计划、资金来源、经济责任及其他各方面指标明确化、合理化、制度化，建立起整合的儿童服务监督指导框架。绿皮书提出要改善学前教育相关部门之间的信息分享机制，制定一个有效的评估框架，获得有关儿童成长、教育和服务的关键信

息，并减少部门间工作的重复，努力使相关部门所提供的信息和服务具有针对性、有效性，能够更好地满足儿童及其家庭的实际需要。

措施的系统配套。为更好实施“学券”计划，2007年，香港特区政府发布了《学前教育学卷计划下的质素评核架构》，将政府对于学前教育机构的财政支持同对机构的质量评价紧密相连。该政策规定，凡是参加学前教育学券计划的非营利性幼稚园或幼儿园暨幼儿中心以及参加3年过渡安排的幼稚园或幼儿园暨幼儿中心，必须在2007-2008学年开始接受质量评核直到2012-2013学年，且只有达到指定标准的本地非营利性幼稚园或幼儿园暨幼儿中心才可继续参加学券计划，从政府那里兑现学券。评价工作由教育局组织的评价工作组与每所参与学券计划的学前教育机构共同完成，采用评价工作组“质量保证视学”、学前教育机构“自我评估”、评价工作组对自评的核实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价所依据的指标主要为香港特区教育局2003年所颁布的《表现指标（学前机构）（第二版）》。《学前教育学券计划下的质素评核架构》既是对学前教育的评估，也是一种问责制度，为香港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建立起了科学、全面、系统的质量管理体系。

第二篇：东城区支持学前教育事业发展

《东城区支持学前教育事业发展

专项补助资金管理使用实施细则》政策解读

一、政策制定的背景和意义

为贯彻落实《北京市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东城区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2018-2020年)》提出的各项建设目标，根据《北京市市级财政支持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管理使用实施细则(暂行)》和《东城区支持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结合东城区学前教育发展现状，区教委与区财政研究制定了《东城区支持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专项补助资金管理使用实施细则（试行）》，并作为落实《东城区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2018-2020)》重要举措之一，为实现十九大提出的“幼有所育”的教育目标，加快我区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

二、政策制定的目标和支持的方向

我区学前补助政策是紧密围绕《东城区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2018-2020)》提出的“新增6000个学位，实现常住户籍适龄幼儿入园率达到85%以上，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0%以上” 的目标任务，以解决区域内学前教育“入园难”问题为中心，以市区两级补助相互补充为原则制定的，支持学前普惠教育。通过财政补助资金的引导性作用，合理配置区域内学前教育资源，努

— 1 — 力构建多种层次学前教育服务体系。

政策补助重点：一是鼓励各级各类幼儿园扩大办园规模，增加学位供给；二是支持公办性质单位自办园建设，鼓励机关、部门、街道、企事业单位恢复或新开办幼儿园；三是引导和扶持普惠性民办园发展，充实区域内办园力量，均衡教育资源；四是鼓励非教育部门办园招收东城户籍幼儿，缓解区域内幼儿入园压力。

三、政策补助范围和标准

我区学前补助范围惠及区域内所有公益普惠性质的幼儿园，并延伸到新型的办园方式“社区办园点”。(社区办园点请参照市教委等部门印发的《北京市学前教育社区办园点安全管理工作基本要求(试行)》京教学前〔2017〕4号)。具体补助标准：

（一）学前教育生均定额补助，是为了鼓励区域内社会力量办园设立的，补助范围主要是公办性质非教育部门办园(包括街道幼儿园、集体性质幼儿园、部队幼儿园和其他非教育部门公办幼儿园)、注册登记性质为非营利性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和社区办园点，按3至6岁实际在园儿童数补助。纳入财政预算资金保障的幼儿园不再享受生均定额补助。幼儿园收费项目和标准不高于同级公办幼儿园政府指导价。社区办园点收费项目和标准不高于无级类公办幼儿园政府指导价(以下各补助标准均按此收费要求执行)。依据不同办园级类，补助标准为：

市级补助：对示范级和一级幼儿园按照每生每月1000元、二级、三级园按照每生每月700元；

— 2 — 区级补助：在市级补助的基础上对符合条件的幼儿园再增加每生每月500元，同时扩大补助范围，补助范围延伸至社区办园点，社区办园点补助标准每生每月300元。

以一级以上幼儿园为例，市区补助叠加起来，每个幼儿园每生每月可获得1500元补助。

（二）扩大办园规模租金补助和一次性扩学位补助，是为了鼓励和引导区域内所有公益普惠性质幼儿园扩大办园规模设立的。

1．扩大办园租金补助

补助范围主要是区域内所有公益普惠幼儿园(含教育部门办园、非教育部门办园(包括街道幼儿园、集体性质幼儿园、部队幼儿园和其他非教育部门公办幼儿园)、注册登记性质为非营利性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通过租赁场地扩大办园规模给予租金补助。享受租金补助幼儿园包括新租赁场地扩大办园规模的存量幼儿园以及通过租赁场地新举办幼儿园。幼儿园收费项目和标准不高于同级公办幼儿园政府指导价。补助标准为：

市级补助，在上年办园规模(幼儿园办园使用面积和在园儿童数量)基础上，幼儿园通过租赁场地扩大办园规模给予租金补助，对通过租赁场地增加学位增加办园租金的给予最高每天5元/平米的租金补助，实际租金低于补助标准的据实补助；

特殊地区租金高于市级补助标准的，区级专项补助按照财政资金管理相关规定研究处理。

— 3 — 公办性质幼儿园使用其举办单位或主管部门房产办园不纳入补助范围。民办幼儿园租赁教育部门接收的住宅配套教育房产不纳入补助范围。由教育主管部门直接租赁场地用于扩大办园规模的纳入租金补助范围。

2．一次性扩学位补助

补助范围主要是区域内所有公益普惠幼儿园(含教育部门办园、非教育部门办园(包括街道幼儿园、集体性质幼儿园、部队幼儿园和其他非教育部门公办幼儿园)、注册登记性质为非营利性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和社区办园点。补助标准为：

对幼儿园和社区办园点扩大办园规模按每增加一个班给予的一次性补助，市级专项补助标准每生每年1万元，区级专项补助标准每班每年10万元。存量幼儿园和社区办园点享受扩学位补助政策，仅适用当年小班入园儿童数量。

（三）接收本区户籍幼儿定额补助，是为了鼓励非教育部门办园和社区办园点招收东城户籍幼儿设立的，补助范围主要是公办性质非教育部门办园(包括街道幼儿园、集体性质幼儿园、部队幼儿园和其他非教育部门公办幼儿园)、注册登记性质为非营利性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和社区办园点，按接收本区户籍3至6岁在园儿童数补助。

补助标准根据接收本区户籍幼儿比例不同设定，接收本区户籍幼儿比例达到70%以上（含70%），补助标准按照本区户籍幼儿每生每月400元；接收本区户籍幼儿比例达到69%—50%(含 — 4 — 50%)，补助标准按照本区户籍幼儿每生每月300元；接收本区户籍幼儿比例达到49%以下，补助标准按照本区户籍幼儿每生每月200元；未接收本区户籍幼儿的不享受此项补助。

四、政策补助使用范围

专项补助资金支持的项目要直接与缓解“入园难”问题，应全部用于幼儿保育教育活动、改善办园条件、教师培训等支出，非教育部门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以及社区办园点可用于编制外人员经费，促进聘用教师待遇与编制内教师同工同酬，不得用于教育部门办园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不得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等基本建设项目以及各类罚款、偿债和捐赠。租金补助应全部用于租赁办园场地租金。

五、政策补助的申报

申请市级专项转移支付补助资金的幼儿园负责每年9月20日前将包含幼儿园和在园儿童基本信息的基础数据录入全国学前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将项目预算资金申请报告、申请表(附件1-3)及有关附件资料报送区教委。申请区级专项补助资金的幼儿园和社区办园点负责每年9月20日前将项目预算资金申请报告、申请表(附件4-6)及有关附件资料报送区教委。各预算申报单位要确保申请资金提供数据和资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六、政策补助监督与管理

享受政府补助的幼儿园和社区办园点应在门口显著位置、公示栏和招生简章公开幼儿园的等级、收费项目和标准、享受政府

— 5 — 补助政策、补助标准及补助金额。主动接受上级教育、财政部门、各级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的检查与监督。对项目单位弄虚作假、截留、挪用专项经费等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以上是《东城区支持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专项补助资金管理使用实施细则（试行）》的主要内容。

北京市东城区财政局 2018年5月24日

第三篇：当前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及...

当今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及政策导向

（一）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

朱家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颁布近两年来,我国政府以特别的关注和前所未有的投入在推进着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然而,要在接下来的8年时间内完成基本普及学前教育、重点发民农村学前教育的任务,有质量地解决“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其成败与否取决于多种因素,而有关的政策导向和解决问题的策略等是否正确和到位则是主要因素.完成《教育规划纲要》规定的任务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接下来的8年时间内,要在全国范围内完成《教育规划纲要》所规定的各项任务,必须先搞清楚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才能集中资源和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教育规划纲要》规定”到2020年,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具体的指标是一年的毛入园率要达到95%,两年的毛入园率要达到80%,三年的毛入园率要达到70%,在园幼儿人数将达到4000万.要完成这个“基本普及学前教育”的任务，重点和难点都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在中西部偏远的、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

在我国，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之间的差距在扩大。近些年来，尽管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经费投入的增长速度似乎要高于经济发达地区，两者之间的相对差距在减小，但是绝对差距仍在扩大。根据教育部《2010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全国普通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最高的北京市已达到5836.99元,而最低的贵州省仅为579.26元,前者是后者的10倍多。公告虽然没有提及学前教育的人均经费，但可以想象，差距可能更大。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地区在完成“基本普及学前教育”的任务时会面临完全不同的情况。就这一点而言，国家需要集中资源和力量解决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基本普及学前教育”问题。

在我国，同一地区不同儿童享有的教育资源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以城市为例，由于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大批农民带着他们的子女进入到城入来，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但我国原有的城乡二元体制没有为这些农民工子弟提供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教育资源，至少没有提供和城市儿童同样的教育资源。随着农民工人数以及他们留城时间的增加，城乡二元体制可能会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甚至会成为国家稳定和社会安全的隐患。就这一点而言，国家需要集中资源和力量解决如何相对合理地化解由于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学前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

在我国，城乡教育 资源泉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有研究表明，由于工资、编制等问题，各级各类教师越来越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即使是农村的教师，也越来越集中在乡镇或公路沿线地区。而在农村，完小以下的小学教师编制严重不足，幼儿园教师的编制更加稀少。《教育规划纲要》规定，要“采取多种形式扩大农村学前教育资源”，要“发挥乡镇中心幼儿园对村幼儿园的示范指导作用”，问题是乡镇中心幼儿园，尤其是村幼儿园的学前教育资源是否能有效到位？在那里，有资质的幼儿园教师到底有多少？据报道，我国如要完成《教育规划纲要》规定的任务,在未来的8年中还需增另80万名左右的幼儿园教师.就这一点而言,国家需要集中资源和力量解决乡镇和村学前教育资源的配置问题,特别是乡镇和村的幼儿园教师问题。

要从宏观的角度思考学前教育问题

学前教育对于儿童身心健康、习惯养成和智力发展等固然具有重要价值；遵循幼儿身发展规律，坚持科学保教方法等，固然是学前教育工作者的行动准则。但是，只是这样去理解学前教育，去实施学前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学前教育还涉及“为什么”这一根本性的问题。

对于“学前教育为什么”这一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在谈及这个问题时，如果离开当前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泛泛而论，是没有意义的。当今我国政府以特别的关注和前所未所的投入推进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主要原因是从宏观层面上看到了学前教育对于改善民生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

《教育规划纲要》指出，要“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基本要求是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教育公平的主要责任在政府，全社会要共同促进教育公平”。

学前教育虽然不是义务教育，但它也是当今我国正在大力建设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当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包括发展社会事业、扩大公共服务、协调利益关系、完善社会管理、调理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旨在通定这样的政策导向，兼顾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群众的利益，妥善处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依法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公平正义能体现在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各项活动的起点、过程和结果之中。

事实上，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的政府都将学前教育的价值主要放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等方面，并将此价值取向作为制定有关学前教育政策的依据。例如，在美国，政府出钱举办的学前教育机构都是为穷人服务的，而政府制定的教育目标中，与学前教育有关的只有一务：为入小学做好准备。美国没有将学前教育归入义务教育，国家之所以出钱办学前教育机构，主要是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学前儿童进入补尝性教育。因为没有这样的补偿性教育，那些儿童在上小学初期就可能会学业失败，就可能会辍学；因为没有这样的补偿性教育，以后政府就要花费成倍甚至更多的钱去发救济金，去应对犯罪，去建造监狱。相反，有了这样的补偿性教育，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就在部分被 扼杀在萌牙之中。数十年来，历届美国政府都因有这样的思路而出钱办学前教育。事实证明，这样的做法是成功的。当初在美国，许多学者和专家，特别是有儿童发展理论背景的学者和专家都反对政府这样做，甚至掀起了一场反对政府这样做的运动，但是在“什么为‘大’，什么为‘小’”的道理面前，这些学者和专家不得不向政府“靠拢”。在2009年版的，〈〈适合儿童发展的教育实践（第三版）〉（DAP）中，曾经竭力反对政府这样做的全美幼儿教育协会（NAEYC）所发表的新的声明也开始接近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态度，支持政府和推行的相关行动。

“什么为‘大’，什么为‘小’？”不用细说，宏观为大，微观为小；社会的根本利益为大，学前教育本身为小。

用有限的教育资源做些什么 我国不是一个教育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我们是在运用占全世界比例极小的教育经费教育着占全世界大约五分之一的人口。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我们应该对当今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有怎样的思考应该确定怎样的学前教育政策导向？应该如何集中资源和力量去解决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笔者认为，在〈〈教育规划纲要〉〉规定的期限内，我国学前教育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有效地推进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学前教育的普及工作，不仅包括教育经费和园舍的落实，而且包括教师的配置。对于能够安心在最基层的农村从事学前教育工作的教师，要给予政策上的倾斜支持，包括地位和待遇；要提供充裕的教育教学资源，包括切实可用的教育教学材料和培训。

有效地为我国大，大批进城的民工子弟提供适合他们的学前教育，使他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在最大程度上适应城市生活，逐渐融入新的生活。对于为这些民工子弟提供学前教育的机构，不是采取歧视、蔑视的态度，更不要简单随意取缔，而要给予政策上的倾斜支持，扶持其发展与成长，使之逐步走向正轨。通过政策导向，打破业已形成的“利益链”，切实改变“优质学前教育资源”被“垄断化”和稀缺化“的局面，大力发展普惠性公办幼儿园，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使原本不该出现的“入园难、入园贵”问题从源头上得以解决。

当今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及政策导向

（二）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

朱家雄

要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所规定的各项任务，我们急需集中资金源和力量解决的问题是：合理化解由于体制、机制造成的学前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全面普及学前教育，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学前教育。在国家、地区等各层面上，为完成《教育育规划纲要》所规定的各项任务而制定的政策，其聚焦点是否准备确，力度是否到位，可操作性能否得以保证，都直接关系到这些任务能否顺利完成。

包括学前教育政策在内的任何政策并非普世真理的展现，而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杠杆”。既然当今我国学前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全面普及学前教育，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学前教育，难点在于如何突破学前教育资源短缺和不均衡所产生的问题，那么在制定有关政策时必须找到“杠杆”的“着力点”，并把握用力的“方向”和“力度”。

制定政策，特别是在宏观层面上确定政策的基本导向，要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当今，在制定学前教育政策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在现有条件下，要完成《教育规划纲要》所规定的各项任务，“学前教育应该怎么样”“学前教育需要怎么样”“学前教育可以怎么样”，以及如何协调好这三个“怎么样”之间的关系。

学前教育应该项怎么样

“学前教育应该怎么样”，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大凡学院派的学者都要会勾画一些美好的蓝图，倡导学前教育应该按照“浪漫主义“的路线去发展，他们的基本思路是”学前教育有其固有内核”“学前教育必须遵循其基本规律 ”，即使他们的主张在学前教育育实践中遭遇诸多挫折，他们也依然会坚持续，毫不妥协，并以“教育是一个需要理想的事业”加以自勉。

大凡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都会将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教育看成是其政治行为中的一个“砝码”，其“行政一盘棋”中的一个“棋子”，当作是增强国家实力、维护社会稳定和协调各种关系的手段，他们会主要关注其政治利益，并不会太在意“学前教育本身应该怎么样”。

大凡没有很大权势和很多财产的家长都要会将学前教育看成是“起跑线“，尽管“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已经成为一句被人批评的口号，但是他们依然买它的“帐”；他们很无奈，他们也会认同“应该将快乐的童年留给孩子”，但是他们更担忧自已的孩子，“有了现在的快乐也许就会失去一生的快乐”。

学前教育需要怎么样

“学前教育需要怎么样”，这也是一个可以有多种回答的问题。大致上讲，有社会需要，有家庭需要，有幼儿需要等。这里不说社会需要和家庭需要，只是说一下幼儿需要。

就学前教育而言，任何人都无法准确而又详尽地了解幼儿究竟需要什么，也许从人的本性来说，幼儿需要快乐（其实每个人都需要快乐）。应该看到的是，不同处境的幼儿对于学前教育有着不同的需要。当然，幼儿对于学前教育的需要不仅应该包括自身内在的需要，也应该包括为其一生生涯奠定基础的需要。

既然当今我国学前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全面普及学前教育，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学前教育，那么我们不妨来探究一下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幼儿主要需要什么。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个案例： 在课题研究中，有个题为“创建中国农村婴幼儿综合发展基地”的研究引起了课题评审者的质疑：“这个项目是面向农村的，但是在农村如何来推动早期教育的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在农村人均收入很低的情况下，让他们花钱去买个充气的游泳池，再买个圈套在孩子的脖子上，然后进行游泳训练，这可行吗？有必要吗？再说农村孩子的动作能力本身就发展得非常好。孩子们在河里游游泳，在田野里跑跑步，他们很自然、很松弛的。回家的路上三三两两结伴行走，路边停下来采采野花，这些孩子心灵舒展的程度要比城市里被关起来训练的孩子好得多。人的成长环境本身是要讲自然的，我们城市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不够了，现在为什么又要把农村孩子拥有的一点自然的东西剥夺掉？”

这个案例可以引发我们一系列的深思：

农村幼用的需要究竟是什么？他们更需要游泳圈还是鸡蛋？是更多地玩，还是学点东西？

人的需要往往是与“缺少”联系在一想的，缺少什么，就会渴望什么。农村的幼稚儿特别是偏远地区农村的幼稚儿缺少的是什么？渴望的又是什么？美国国家研究院早期教育委员会在本世纪初发表的题为“渴望学习”的研究报告指出：“儿童一出世就渴望学习。”“在没有任何一种课程或教学模式被证明是完美的情况下，幼儿接受精心策划的、课程目标明确又能整合各个领域学习的优质早期教育，将使他们掌握更多更好的学习技能，为适应下一阶段学校教育的复杂要求打好基础。如果儿童生活在贫困、母亲受教育水平低、母亲患有抑郁症等可能限制他们获得充分的学习和发展机会及资源的家庭中，往往会面临学业失败的危险。但是，如果他们能接受精心策划的优质的早期教育，就可能获得成功。”优质的学前教育课程应该让儿童学些什么呢？美国国家研究院早期教育委员会在提出这个问题时，主要关注幼儿阅读、数学和科学等内容，因为他们认为在这些领域里儿童“能够学习的东西要比我们了解的更多”。我们可以从这个主导美国学前教育方向的研究报告中看到，在美国争议了多年的话题终于有了“一锤定音”的结论。

对于当今我国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农村地区的幼儿，是关注他们自身的经验重要，还是给予他们优质的课程重要？

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谁都不会赞同“幼儿教育小学化”。但是，反对幼儿小学化，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去反对幼儿阅读（包括阅读一些文字）和做运算，这样做并非在帮助那里的幼儿处缩小与城市幼儿之间的差距，并非在帮助处于弱势地位的幼儿缩小与城市中产阶层以个家庭的幼儿之间的差距，反而会导致原本就存在的差距继续扩大。我们应该看到，只要有优质的课程和称职的教师，让农村的幼儿进行早期阅读和运算并非坏事，这恰恰是那里的幼儿所需要要的。

而今，我国的农村学前教育似乎正在亦步亦趋地追随着发源于城市公立教育（特别是城市公立教育中的示范性教育机构）的现成体系。如若我们制定的政策支持这样的状况存在，那么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学前教育可以怎么样 “学前教育可以怎么回事样“这对于当今我国需要作出巨大努力去普及学前教育的地区而言，恐怕不会是一个有多种回答的问题。道路理很简单，是那些地区举办学前教育的条件使然，这无法回避和掩饰：

这些地区缺少有资质的幼儿园教师，甚至根本就没有合格的幼儿园教师；这些地区的幼儿园教师基本难以得到培训的机会，即使获得了短期的培训机会，也基本解决不了他们难以成为称积教师的问题；这些地区的家长接受教育的程度一般不高，他们对教育自已的孩子一般不会具有优势；这些地区的幼儿由于缺少早期教育的机会，一般在阅读、数学和科学等学习方面的能力较差，甚至很差；这些地区的经济状况相对较差，各种信息相对闭塞，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甚至极度匮乏。

什么样的条件办什么样的教育，学前教育也一样。这是思考“学前教育可以怎么样“的基本出发点之一，脱离了这个基本点，再好的想法也只是”纸上谈兵“。

由此，我们在思考当今需要普及学前教育的许多地区的“学前教育可以怎么样“的问题时，应该有以下一些基本思路：

如何为那里的教师提供适合他们的课程？这样的课程对幼儿而言，能改善他们所处的弱势地位，能帮助他们为上小学打好基础，解决上小学的困难甚至辍学等问题，而不是在泛泛意义上去反对“幼儿教育小学化”，让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教师始终处于云里雾里，无所适从。

如何为那里的教师提供适合他们的课程？这样的课程对教师而言要具有“易操作性”。换言之，这样的课程不是简单地将小学的教学内容下放到幼儿园，而要体现幼儿教育的特点；这样的课程无需太高准入门槛，无需太多培训要求，能让教师只通过简单的培训就能上岗，就能“保底式”地实施教学。

如何为那里的教师提供适合他们的课程？这样的课程既要有教育价值，又要低成本、低消耗。

当今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及政策导向

（三）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

朱家雄

政策是有“时效性”的，政府在一定时间内的历史条件和国情下需要推进特定的政策，并以此确定期望达成的阶段性目标、为达成目标而需要完成的任务、必须遵循的行动原则以及与此匹配的步骤、措施和工作方式。政策是国家最高利益的观念化、主体化和实践化的反映，包括学前教育政策在内的教育政策也不例外。

政策是有“正误性”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正确的教育政策能推动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错误的教育政策则会导致教育事业走向歧路，甚至毁坏教育事业。

正确的教育政策基于两个基本点：历史条件和国情，离开了这两个基本点，教育政策就有可能导致谬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有关学前教育的政策是基于这两个基本点制定的。

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是当今发展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主调

在当今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下，概据我国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国情，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应该是当今发展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主调，学前教育政策的制定应该朝着这个方向推进。

所谓倾斜，指的是政策导向侧重于某一方面。《教育规划纲要》已经明确规定“基本普及学前教育”“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对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园给予补助“等，这些都是政策上规定学前教育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的条文。

倾斜往往是不“平”、不“正”的，就是“故意往一侧斜去”，这样做的目的也许是为了更“平”、更“正”。例如，“给有户籍的幼儿入园给予补助”似乎是个“公平”的策，但是这是“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一个现状，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背景下，在城市化进程中，在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这就是一个不公平的教育政策；相反，“对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园给予补助”看似是个“不平不正”的政策，但是体现的则是政府要通过“二次分配”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保持和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应该说，这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公平。又如，“发展城市与农村学前教育并举”似乎是个“公平”的政策，但是当今我国城市的学前教育处于优势地位，农村的学前教育处于劣势地位，“并举”的政策只会造成优势的更优势，劣势的更劣势，这就是一个不公平的教育政策；相反，“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看似是个“不平不正”的政策，但是体现的则是政府将解决“三农问题”放在行政的首位，这样的政策为的是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的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保持和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应该说，这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公平。谁是优势群体，谁是弱势群体

既然学前教育政策应该向社会弱势弱群体倾斜，那么我们就应该首先分清楚谁是优势群体、谁是弱势群体，然后才能有效地解决如何倾斜的问题。

优势群体与弱势 群体是两个相对的概念。

一般而言，在城市中，相对于城市中产阶级以上的人群而言，城市贫民及其子女是弱势群体；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进城打工的民工及其子女是弱势群体；相对于有文化和技能的民工而言，缺少文化和技能的进城打工的民及其子女是弱势群体。相对于生活在城市的一般儿童而言单亲家庭的儿童、残障儿童等是弱势群体。

一般而言，在农村，相对于生活在富裕地区的农民及其子女而言，贫困地区、边缘地区的农民及其子女是弱势群体；相对于居住在乡镇的农民及其子女而言，居住在村庄的农民及其子女是弱势群体；相对于有劳动力的农民及其子女而言缺少劳动力的农民及其子女是弱势群体；相对于家长在身边的农民子女而言，留守儿童是弱势群体。

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教育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不仅是因为他们也是公民，应该享受公民应有的公平的受教育的机会，而且是因为他们相对缺少教育，缺乏资源，是因为他们由此而缺乏社会竟争力，从而可能导致贫穷和处境不利状况的代际循环。

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教育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解决的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大事，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不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不解决他们改变自身命运的途径——教育的问题，社会和谐与稳定是难以实现的。

任何政策的制定都不可能使所有的人受益。换言之，任何一项政策总是会让部分人群受益，让部分人群不受益甚至受损。由此，在思考我国学前教的有关政策问题时，我们要时时将立场转移到弱势群体一边，使他们能从政策的倾斜中受益。

将制定与实施政策的立场真正转移到弱势群体一边 将立场转移到弱势群体一边，通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让弱势群体真正受益，这在学前教育实践中应该如何落实呢？

美国学者理查德.乔治曾说过，“所谓公正，就是指给予每个人应得的权益，对可以等同的人或事物平等对待。对不可等同的人或事物区别对待。不管是优势群体还是弱势群体，都有接受学前教育的权益，但是对于弱势群体实施的学前教育应该与优势群体有所不同，并通过政策使这样的不同得到保障，否则就有可能出现看似公正实质并不公正的事情。要将立场转移到弱势群体一边，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群体的幼儿缺少的不是“自发的、自主的、自选的，满足自身兴趣和需要的游戏”（也许他们中的不少人在一日生活中已有的主要就是学者们所谓的本体性游戏），他们最需要的是做好“入小学准备”，主要是在语言、逻辑思维等方面的准备，而不只是行为习惯、学习态度等方面的准备。因此，旨在解决这一问题的政策应该趋向于保证处于弱势群体的儿童在入小学前做好入学准备，给予必要的、有效的“补尝”，在他们入学后不会因为学习成绩落后而辍学，特别是要能保证他们在入学后的最初几年中学习成绩不落后，以免他们丧失自信心。

由此，在为弱势群体制定和实施政策时，要强调的是统一的、确何底线的“课程标准”，要强调的是目标清晰的教学内容和材料，要强调的是可以测量的“评估手段和方法”。基于这样的思考，对属于弱势群体的幼儿，通过政策去反对他们阅读、理解文字和运算，反对他们去使用读本和操作材料等，那是“本末倒置”的。基于这样的思考，通过课后学校、辅导班等额外辅导帮助处境不利或能力有限的儿童增加受教育的时间，为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开展个别化教育计划等，都是可以采取措施；相反通过政策不分青红皂白地“封杀”，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要将立场转移到弱势群体一边，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弱势是相对而言的，要舍得将教育资源投入到真正需要投入的地方。谁都知道，越是贫困的人群，他们对于改变现状的需要越为强烈，对于改变他们现状的能力就越为薄弱。在2002年，美国总统布什曾签署过一个《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案》，明确提出联邦政府能够而且必需缩小处境不利儿童与同龄人之间的成绩差距，确保所有儿童在学业上都能进步，其基本保障就在于将教育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即社会弱势群体所在的地方。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学前教育的资源匮乏，因此更应该将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在最需要投入的地方，为社会弱势群体排忧解难。

由此，在为弱势群体制定和实施政策时，要切实为最需要教育经费和资源投入的地方解决的问题，要“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具体地讲，公共教育资源的投入主要应该是普惠性的，而不是“窗口型”的，要用以保住“底线”“不让一个幼儿被落下”，而不是用以“示范”，以表“政绩”。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对于为弱势群体的幼儿举办的学前教育机构，政府如果因为其有些方面不符合“质量标准”加以取缔，而不是给予支持和扶持，相反，将大量的教育资源投入“高品质”“高水平”的教育机构，为少数优势群体服务，那是“本末倒置”的。例如，在落实“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的政策时，若是将公共教育经费主要投入到乡镇中心幼园的建设中，看似在落实这个政策，却有“将教育不公平向农村延伸”的“嫌疑”，因为从占据比列不大的公立中心幼儿园中真正受益的主要会是乡镇中相对“有钱有势”的优势群体，而不是生活在村庄里真正需要资助的贫困的农民及其子女。

第四篇：子洲县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情况调查报告

子洲县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情况调查报告

李文宁 王亚峰

党和政府始终把学前教育作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学前教育有助于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有助于家庭幸福和睦，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一、学前教育基本情况(一)园校设臵和分布。

全县现有各级各类学前教育园校89所，其中公办幼儿园2所，民办幼儿园2所，附设学前班的九年一贯制学校8所，附设学前班的小学77所。城区现有幼儿园3所,其中公办幼儿园1所,民办幼儿园2所,城区附设学前班的小学4所，乡镇有幼儿园1所，附设学前班的学校16所，附设学前班的农村小学65所。

（二）适龄人口分布及入园情况。

全县3-6周岁人口总计12280名，其中劳动力转移外出学前儿童5526名，境内居住和留守儿童6754名。在年龄分布上，3周岁儿童1672名，未入园；4周岁儿童1683名，已入园403名，入园率24%；5周岁儿童1694名，已入园641名，入园率38%；6周岁学前儿童1705名，已入园1466名，入园率86%。全县在园（班）儿童2510名，设88个保教班，在园教师79名。其中城区在园儿童1330名，开设27个保育班，班均学前生49名。乡镇和农村在园（校）学前儿童1180名，开设61个教学班，班均儿童20名。

（三）幼教条件。

全县学前教育办园（班）条件十分简陋。县幼儿园和县城内2所民办幼儿园设有学前生休息室和学前生餐饮室，其它幼儿园（班）均没有学前生休息和餐饮设施。部分幼儿园（校）有零星的幼儿活动器械，多数附设学前班的学校没有幼儿活动器械。全县幼儿园（班）均没有学前教育功能部室及其保教器材。

（四）师资水平。

全县公办幼儿园园长2名，均为幼师学历，学历达标率100%，均参加岗位培训，岗位合格率100%；民办幼儿园负责人2 名，学历和岗位均不达标。在编专任和聘任教师73名，公办幼儿园（班）在编教师63名，取得幼师学历或相当于幼师学历19名，学历达标率30%；在年龄结构上，51岁以上教师8名，占教师总数的13%；41-50岁的教师35名，占教师总数的56%；31-40岁的教师10名，占教师总数的24%；30岁以下的教师5名，占教师总数的8%。民办幼儿园聘任专任教师10名，其中幼师学历1名，大学专科学历1名，高中学历8名，年龄全部在30岁以下。

二、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我县是典型的农业大县,也是一个贫困县。近年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把教育事业摆在了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特别是“两基”达标以来，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教育事业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但由于种种原因，学前教育相比其它各类教育发展缓慢。

（一）管理体制滞后，办园水平不高。

3-6周岁时是孩子智力开发性格形成的黄金时段，因此，学前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孩子的一生。目前，全县学前教育没有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县教育局根据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对学前教育进行统一管理。县办1所幼儿园，园长和保教人员由县教育局任用和调配使用，但没有专职保育人员和医务人员。民办幼儿园2所，已通过县教育局审批并注册。乡镇1所幼儿园由乡镇中心学校管理。其它九年制学校和小学附设学前班由学校管理。全县幼儿园（校）还没有省市级示范幼儿园。

（二）经费投入不足，硬件建设落后。

全县有1所县办幼儿园，县财政由于经费困难对学前教育还没有经费预算。学前教育按县物价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收费，能够维持正常的收支运转，但办学条件十分简陋。大部分幼儿园不仅校舍不符合规范要求（即幼儿学习、生活分离），而且其中多数幼儿园连最基本的幼儿游乐设施都没有，更谈不上活动场所了。阳光幼儿园距离天然气井十多米，且园舍是临时工棚改造；双语幼儿园是租来的民房，设备很简陋。县职工幼儿园校舍少，且有700多名幼儿，最大班额70人，超过国家标准一倍，还有上百名适龄儿童无法入园。

（三）师资力量薄弱，“小学化”现象严重。目前，幼儿园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幼师院校毕业生所占比例太小，相当一部分教师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不少学校学前班基本是每个班只配一名教师，没有分设教养员和保育员，幼儿的保育功能被严重弱化。一些幼儿园和个别附设学前班，为了迎合家长心理，违背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对幼儿的教学也参照小学的做法，注重读、写、拼的学习，个别学前班给幼儿考试排名次，“小学化”现象十分突出，缺乏科学的施教方法，致使幼儿智力得不到良好开发。

（四）办园规模不达标，安全隐患重重。

我县除了一所县职工幼儿园和马蹄沟中心幼儿园外，主要靠社会力量承办，个别下岗职工，社会无业人员为了生计，他们利用私房或租房开办个体幼儿园，因资金不足，办园规模达不到标准，致使安全隐患较多。一是由于幼儿活动室空间小，幼儿多，聚集密度大，如遇特殊情况紧急疏散时易引发安全事故。二是接送幼儿随意性大，无安全制度，在接送幼儿方面没有专门的接送登记册，有的不按时接送，有的随意委托他人接送，有的甚至不接送，路途安全保障差。三是没有专业安全保卫人员，如遇社会闲杂人员强行进入园区，园校方缺乏有效保卫力量予以制止。四是饮食卫生条件差，有些幼儿园根本就没有卫生许可证，没有专门的碗筷消毒柜，碗筷混用，消毒不严，厨师无健康证，防鼠、防蝇等措施不到位，严重影响幼儿健康发育。

（五）城区县办幼儿园发展滞后。

始建于1978年的唯一一所公办的县职工幼儿园，基础设施差，没有洗手设施；锅炉及供暖管道陈旧，需更换维修；门窗破旧，不能正常开启通风；园区狭小，无法满足幼儿活动要求；班额过大，存在不安全隐患。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县职工幼儿园园前的土地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现在的县职工幼儿园校舍少，学生多，本来许多孩子入园就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再加上每天都有大小车辆在园区外的空地上随意出入和停放，上学和放学时，车辆就更多了，安全问题就更难保障了。另外，各乡镇党委和政府对幼儿教育的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也制约着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建议和意见

（一）加大对学前教育经费的投入，支持学前教育的发展，并新建县第二幼儿园。

一是要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将学前教育纳入公共财政，调整财政支出，财政支出中安排一定比例用于学前教育的建设与维护、教育活动开支等幼教事业。幼儿园和附设学前班的学校要逐年有计划地从收费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改善学前教育办学条件。二是要支持学前教育的发展，新建县第二幼儿园。加大公办幼儿园建设力度，将其纳入基础教育总体规划，根据实际情况扩大公办幼儿园的数量及规模。为学前教育积极创造条件，在居民聚集的地方或者可利用的闲臵教育资源，新建县第二幼儿园，以缓解当前幼儿入园难的问题。

三是重点解决县职工幼儿园园区狭小的问题。明确县幼儿园园外土地使用权属，筹集资金，改扩建县幼儿园。在县职工幼儿园原有的基础之上，将闲臵在园区外的土地供幼儿园使用，以缓解城区幼儿入园难的问题。

（二）增强防范意识，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要树立安全第一的意识，形成校方、家长和社会共同参与安全管理的有效预防机制。相关部门要加大对幼儿园的监督、检查和管理力度，确保儿童安全。一是在园校门卫的管理上，要配备园校保安人员；上学和放学时，园校方积极与公安部门联系，由公安人员配合园校，保障学生的出入和过马路安全。二是幼儿园进一步完善卫生设施，做好碗筷消毒，防鼠、防蝇、防病等卫生保健工作，要使用符合餐饮业标准要求的灶具、餐具，禁止有毒有害塑料制品进厨房。三是要建立应急预案，各幼儿园要在不断加强安全教育的基础上，进行防火、防震等方面的演练，以进一步增强师生的安全意识及防范能力。

（三）整顿办园秩序，健全责任制度。要认真贯彻落实幼儿教育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切实加强对各级各类幼儿园的管理，严格收费标准，不断规范办园行为。加大对民办个体幼儿园办园整治力度，对那些管理不规范，安全隐患大，又无证经营的个体幼儿园要坚决予以取缔。同时，要严格办园审批准入制度，不合格者一律不予注册登记。进一步建立健全幼儿安全责任制度，切实把幼儿安全责任落到实处，严防幼儿意外事故的发生。

（四）加强培训，提高幼儿教师素质。

建议县教育局对幼儿师资方面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分批轮岗进行专业知识的培训学习。发展幼儿教育事业要从培养和提高师资入手，抓紧在职教师的培训工作，同时吸纳从幼师毕业的有专业知识和良好师德素质的学生从事学前教育，克服幼儿教师老龄化问题。教育主管部门要将幼儿教师的培训纳入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计划中，要定期对园长（校长）、幼儿教师进行培训（可利用寒暑假）；各幼儿园（学校）要采取多种方式，提高园长的管理水平和幼儿教师的综合素养，尤其是书法、音乐、舞蹈、绘画等技能，从而提高学前教育的质量。

（五）努力培养幼儿良好的思想品德。

幼儿教育实质上是启蒙教育，影响儿童一生的成长和发展，培养幼儿良好的思想品德是家庭、校园、社会的共同的责任。一是要努力培育健康文明的家风、校（园）风和社会风气，教师、家长及社会成年人要加强学习，提高修养，以身作则，讲文明语言，做有益之事，为幼儿做表率，树榜样。二是要有针对性的开展一些主题实践活动，以此为载体，让幼儿逐步养成讲文明、懂礼貌、讲卫生、学科学的良好思想品德和生活行为习惯。三是要注重传统教育，让幼儿从小事做起，孝敬父母，尊重师长，友爱同学，成为中华文明、传统美德的继承者。

目前，我县学前教育发展相对比较薄弱，还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学前教育的需求。只有把学前教育同义务教育同等重视，确立学前教育公益性地位，把学前教育真正纳入国民教育系列，才能促进学前教育的健康快速发展。

第五篇：发展学前教育事业是一项系统工程

1.发展学前教育事业是一项系统工程

发展学前教育事业是一项系统工程

我国学前教育资源仍较为稀缺，解决“入园难”问题是群众的急切期盼。唐春成/图

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一方面，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起始阶段，在我国基础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奠基地位，学前教育的发展需要学前教育领域的不断深化，更需要整个教育制度的不断调整、补充、创新乃至变革。另一方面，促进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不断提高学前教育的质量，需要政府、社会、教育机构、家庭等多方面通力协作，形成教育合力。

发展学前教育关系着社会福利、经济与教育等民生问题

学前教育是一项重要民生工程，学前教育事业兼具社会福利、经济和教育三重职能。从社会福利上看，学前教育是政府支持家庭养育下一代和减少儿童起点差异计划的组成部分，它对于纠正社会阶层差异导致的教育不平等有重要作用；从经济上看，学前教育为妇女就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它对增加家庭收入与家庭消费都有重要意义；从教育上看，学前教育对学前儿童的早期认知、情感和技能开发都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学前教育的发展定位需要在社会福利、经济与教育这三种框架下加以确定。

我国现有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区域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学前教育还不能满足所有学前儿童享有同等的入学机会和接受同等质量的教育，导致现阶段我国学前教育资源仍较为稀缺，不完全符合纯粹公共产品的基本特性。现实中“公立园挤不进、私立园上不起”的“入园难”“入园贵”的情形在各地都比较普遍，加重了家长的负担。与此同时，由于目前我国学前教育公益定位不清，政府在发展学前教育，均衡教育资源中的责任缺失，以及市场发育不良，致使在学前教育阶段，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没有跟上社会发展的需求，学前教育成为基础教育发展中的“短板”，其发展规模和速度都明显落后于其他教育阶段。

发展学前教育离不开整个教育制度与系统的变革与发展

学前教育是非义务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具有不依附于其他层次和类型的独立存在价值，即表现为在学前教育阶段促进幼儿全面而富有个性化的发展。然而，任何阶段的教育对幼儿的作用都不是一劳永逸的，任何阶段的教育都要与后续或后一阶段的教育相结合才能真正显示其作用与价值。正如我国古代蒙学的原则与方法，幼儿教育贵在“养正”，在人的身心未定型时避免幼儿的发展走向“歧途”。因此，在承认学前教育对人的终身发展具有关键作用的同时，学前教育的价值势必也要放置于整个人生发展与教育的动态过程中去考察。学前教育的发展与国家的教育根本制度、教育基本制度与教育具体制度的变革总趋势是一致的。教育制度规定着教育结构和教育资源的配置原则与方式、政府的教育管理权力与责任、学校教育活动的组织和管理的权力与责任、课程的内容与实施的基本原则和要求、教师的教育行为的权利与义务、学生的受教育权利与义务等。因此，学前教育的发展也需要整个教育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变革。

当前，幼儿园教育“小学化”是一个老生常谈却又一直得不到妥善解决的问题。究其原因可以发现，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实际上关涉中小学“应试教育”，幼小衔接等整个学校教育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在“应试教育”模式依然根深蒂固的社会环境下，升学“指挥棒”仍然在发挥巨大作用。幼儿园为入小学而做的单向准备，形成幼小衔接“一边倒”的局面。这样，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必然与小学阶段，乃至整个学制系统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幼儿园教育的“去小学化”自然不能完全脱离整体的学制系统而获得独立、彻底的解决。

发展学前教育需要政府、社会、幼儿园与家庭形成合力

人的教育是一项系统的教育工程，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在这项教育工程里，家庭、学校（托幼园所）、社会发挥着各自的职能作用。在构建学前教育体系方面，政府起着决定性主导作用。政府职能是否充分发挥、性质及其程度如何，是影响和决定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方向和质量的核心与首要因素。发挥各级政府在保障学前教育发展的方向，规划重大政策的制定，保障学前教育事业的财政投入、组织管理、教师队伍建设和教育质量督导评估等方面的作用，是推动和促进学前教育全面、高效、健康与均衡发展的有力保障。除此之外，幼教机构与家庭是实施学前教育的重要合作伙伴，两者之间只有相互沟通交流、彼此支持合作、共享教育资源才能有效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学前教育的政策与法规，明确指出了幼儿园必须与家庭、社区相互配合，以提高教育影响的一致性和有效性。2012年教育部发布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更是将幼儿园教师与幼儿家长作为政策实施对象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级政策。可见，学前教育的发展是政府、社会、幼教机构、家庭共同的责任。而针对传统社会“成人本位”的家长制与师生关系，“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意识，以及不少家长持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过高心理期望，全社会应该寻求理性人才观的复归，树立起全面发展、终身学习的人才观，不仅包括认知的发展，还包括身体、社会性和情绪情感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在公众的文化心理与意识层面理性认识儿童，澄清学前教育的价值，使学前教育符合社会和个体发展的需求，促进个体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2.“文化＋”与文化产业崛起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魂，文以铸之。”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化，使人类告别野蛮与愚昧，形成民族、国家、社会的精神支柱，催生了无穷无尽的创新力、创造力，推动人类社会从蛮荒进入高度发达的文明阶段。从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到一轮紧似一轮的工业革命，文化不仅是民族的图腾、国家的标识，更成为一民族、一国家、一群体生生不息、自强奋进的核心支撑——文化始终是人类文明不断攀升的助力和云梯。

今天，信息化推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使人类文明进入文化社会、文化科技、文化产业、文化经济的新境界；以文化软实力为重要支撑的“互联网＋”构建的虚拟世界与现实社会和现实产业的融合，催生了全新的创意产业、创意经济、创意社会、创意国家的创客、极客时代；虚拟世界和现实产业联姻孕育的产品承载着物质与文化的双重属性，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也传递着价值理念——人类的文化自觉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文化＋”的概念应运而生，“文化＋”的思想理念及其社会形态、科技形态、产业形态、经济形态，正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扑面而来。人类已经进入“文化＋”的时代，文化产业正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导产业之一。谁有了“文化＋”的自觉，谁抢占了“文化＋”的先机，谁乘上了以“文化＋”为引擎的快车，谁就可能是未来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主宰。

一、“文化＋”的力量

恩格斯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第492页）事实上，人类社会前进的每一步都是“文化＋”的累计与递进。

“文化＋”，不是1＋1等于2，不是传统数学概念上简单的程式化加减，而是文化与其他事物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融合，是由一种观念、理论和合理的构想进入到实践的一种行动纲领、计划和模式，是文化更加自觉、主动地向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渗透。“文化＋”的“＋”，是文化的植入、融合、渗透、主导，核心是赋予事物活的文化内核、文化属性、文化精神、文化活力、文化形态和文化价值，是给事物植入文化的DNA。有人提出“＋文化”行不行？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文化”，只是表象的包装、附着、粉饰和牵强附会。“文化＋”与“＋文化”，有着主体与客体的倒置。比如，文化产业之“文化”，文化是主体，是能动的、处在主导地位的；而产业文化之“文化”，文化是客体，是产业的寄生物、衍生物，是被动的，是标签式的附着着的东西。

文化＋民族，为民族注入凝聚力、向心力和内生力；文化＋社会，使人类社会成为文化自觉下智慧能动、有机有序、不断进步的文明社会；文化＋中国，中国由农耕文明走进工业文明，又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文化＋城市，使城市由遮风挡雨的居所成为智慧的家园；文化＋文化，催生更加能动的文化自觉，在包容多元中推动文化繁荣，融合人类精神血脉，滋润和谐社会；文化＋旅游，赋予旅游人文的魅力和乡愁的慰藉；文化＋产业，搭建起产业攀缘上升的云梯，注入老产业新的活力，催生雨后春笋般的新产业、新创意、新业态；文化＋商品，商品承载了思想的内核和精神的重量，赋予商品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价值；文化＋经济，使经济由自然经济走入自由经济的天地，催生出“互联网＋”等崭新的经济空间，打造出强劲的超级经济引擎；文化＋科技，催生出文化科技的新境界，科技在文化的滋养下加速裂变，人类社会迎来高度智慧的信息时代；文化＋互联网，赋予机械的互联网以文化的内核、智慧、内涵和坚挺的软实力、诱人的吸引力；文化＋“互联网＋”，赋予“互联网＋”生命源，提升“互联网＋”的附着力，使互联网的触角延伸到人存在的每个角落，也使文化渗入人类社会的每个毛孔，成为经济社会“云”运转的润滑剂„„“文化＋N”，拓展无限空间、注入无穷潜力、催生不尽的创意创新创造。

人类自从走出自然经济的旷野而迈进自由文明的天地，从来没有离开过文化的相伴相随。今天，当文化产业迅猛兴起并逐步成为主导产业，当文化产业逐步向创意产业、创意经济迈进，经济的高地，一定是文化的高地；文化的高峰，一定推动多元裂变的经济高原的抬升；“文化＋”越丰富、越深入、越广泛，经济越强劲、越发达、越繁荣；文化＋经济，成为当今时代天作之合的佳配，有了文化与经济的联姻，经济在文化的基因中裂变，文化在经济的承载下绽放，其构建形成的产业，产业为“体”、产品为“桥”、文化为“魂”，融入社会、链接市场、亲和大众，以其超凡的融汇性、永不止步的创新性、自我调适的柔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而充满旺盛的生命力。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文化＋”，是文化的新自觉、是一个时代引擎的升级版、是经济社会划时代的新标识；“文化＋”，提升一个民族的重量、一个国家的分量、一个社会的体温、一个时代的发展力和竞争力。在“文化＋”的时代，没有注入文化内核、文化元素、文化细胞和文化支撑的经济、产业、商品、城市乃至社会和民族，都必将面临没落的命运。

二、“文化＋”的自觉自信

我们正处在“文化＋”的时代，“文化＋”虽然方兴未艾，却展现出必然的历史大势和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先觉者已经在享受“文化＋”的盛宴，迟觉者还需要“惊蛰”般的“文化＋”启蒙。能否抓住机遇、乘上“文化＋”的“早班”车，需要我们树立敏锐的“文化＋”自觉、昂扬的“文化＋”自信和落后就无“车”可乘的“文化＋”忧患。

“文化＋”的自觉，源于人类不自觉的“文化＋”，人们其实早就享用着“文化＋”的恩惠。中国的“王麻子”剪刀，因为注入了“王麻子”手艺文化而名利双收；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因为注入了“CHINA”而历久弥新并使古老中华誉满全球；二战时美军的野战罐头，兼容自动加热和饭、菜、汤、咖啡、香烟等多重要素，因为充满对士兵温饱和人文的双重关怀而倍受青睐。

“文化＋”早已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悄然兴起，并成为其先驱们决胜市场的秘密武器。文化＋产业，使产业孕育出新概念，日本的汽车工业早已摒弃“交通工具”的单一理念而注入流线型感官设计、舒适度人文关怀和微空间通讯、办公、娱乐等多重功能，文化汽车成为日本汽车工业的杀手锏，“新概念”汽车正风靡世界；“文化＋”使产品极富竞争力，云量的创新、创造和发明使全球进入知识产权时代，创造还是制造，决定着全球经济板块的海拔高度；“文化＋”催生广告业在全球市场铺天盖地，使产业和产品的竞争演变成文化的竞争。

“文化＋”衍生的文化产业，成为朝阳支柱产业。在国际，目前主要发达国家文化产业产值占GDP的份额分别是：美国31%，日本20%，欧洲国家10%—15%、韩国15%。在国内，文化产业产值占GDP较大比重的是北京和上海，北京2014年为13.1%，上海2013年为11.5%。在宁夏，全省合力打造穆斯林文化产业，2015年上半年完成产值近200亿元，吴忠县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清真食品和穆斯林用品集散地。

“文化＋”，承载着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功能。一方面，“文化＋”孕育出的文化产业，成为“互联网＋”和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和国内发达地区的支柱产业和核心经济支撑。文化产品作为兼容物质和精神双重价值的商品，作为全球多样的物质文化和不同的精神文化风云际会的媒介，作为人们改造自然也改造自己的工具，作为人类的“精神氧气”和人们的“心灵鸡汤”，凸显出打破民族、国家、肤色、宗教、语言等各种禁锢的世界性的巨大社会需求，繁衍出五光十色的样态和海量的商品，拓展出广阔的市场，展现出巨大的商机和经济能量。阿里巴巴、淘宝网的大行其道，正是因为有全新的文化消费观作支撑。另一方面，“文化＋”打造的文化产业，不仅是经济输出和市场占领的比拼平台，也是文化精神和价值观输出和较量的意识形态战场。在文化的餐桌上，人们的消费不仅是物质的满足和身心的愉悦，更是思想灵魂的涤荡。在西方世界，文化产品不仅是其重要的经济产业和国力支撑，更成为他们输出价值观、策动他国“颜色革命”的重要工具。一部美国大片，使人们享受着感官的刺激，同时，也悄无声息地使人们遭受西方价值观的滴灌侵蚀；一部韩剧，不仅占据了中国人夜生活的黄金时段，而且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国人的生活方式和语言习惯。日本制定的《文化产业国家战略》则更加直白地说：“文化产业不仅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利益，更关系到我国的外交利益。”

中国从来不乏文化资源，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精美绝伦的中国手艺、神话般的中国故事、多民族的文化传承、树大根深的文化体量，都是举世不二的文化资源优势；中国从来不乏“文化＋”的智慧，粉黛＋丝绸、国画＋瓷器、泥人张＋雕塑、舌尖上的中国＋餐饮、中国工艺＋装备百货，哪样不是世界争相购买；中国从来不乏“文化＋”的实践，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到今天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特色，那个不是“文化＋”的经典。在“文化＋”的博弈中，我们需要居安思危，但不必妄自菲薄，只要我们树立“文化＋”的自觉，保持“文化＋”的定力，“文化＋”的时代一定属于中国。

三、“文化＋”与“互联网＋”

谈到“文化＋”，必然关联到“互联网＋”。“互联网＋”已经蓬勃兴起，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方向，因此，需要厘清“文化＋”与“互联网＋”的相互关系，使二者更为自觉地相互促进，共生共荣。

“文化＋”与“互联网＋”的内在联系十分紧密。“文化＋”，是母体、是根据地、是动力源、是灵魂、是内容，“互联网＋”因“文化＋”而生、而兴、而荣；“互联网＋”，是子体、是路径、是工具、是载体，“文化＋”因“互联网＋”而充满无限张力。一方面，文化是互联网的云根地母，没有科技文化的高度发达，就没有互联网，“互联网＋”是“文化＋”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物，是“文化＋”的实现形式和实际运用；“文化＋”是“互联网＋”的生命之魂、立身之本、动力之源，没有“文化＋”作为支撑和涵养，“互联网＋”只能是信息的“包打听”、商家的“婚介所”和商品的“大卖场”。另一方面，互联网是文化的集散地、蓄水池和中转站，“互联网＋”为“文化＋”提供了平台、场域、手段、工具和路径，“文化＋”因“互联网＋”而海阔天空。

当今时代，互联网带来的大数据、云计算、移动网和自媒体，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制约，使信息、技术、创意和人、财、物等各种资源实现了“全链接”和“零距离”，为“文化＋”提供了广阔平台和施展空间；互联网带来的小企业、微方式、新业态、酷特色、融思维等新概念，为“文化＋”提供了新思路、新通道和多样、高效、低廉、方便的实现形式。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创客”和“互联网＋”及其一系列新理念和行动计划，国务院办公厅又接连印发《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等多个配套性政策文件，预示着中国正兴起以文化科技创新、创意、创业为战略引擎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第三次创业浪潮，预示着中国正迎来文化经济时代。在这一时代，“互联网＋”作为“文化＋”的超级引擎，必将推动“文化＋”快步走向欣欣向荣的春天。

四、以“文化＋”的理念推动文化产业崛起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互联网＋”的助推下，当今的文化产业早已打破传统的演出、广播、电视、电影、出版、文化旅游等固有的概念及其领域和板块，进入“文化＋”“全链接”的大文化产业视野。2014年《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文化创意与设计服务要为装备业、轻工业、信息业服务，还要为旅游业、农业、甚至体育产业服务。这预示着大文化产业必将进入创意产业、创意经济即文化经济的新阶段。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文化＋”的理念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乃至崛起，必须着力把握这样几个重要方面。

第一，牢固树立“文化＋”的意识。我们已经进入了“文化＋”的时代，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传统的产业经济都在向创意产业、创意经济转变，“文化＋”已渗入经济社会的每个毛孔，文化经济成为势不可挡的发展大势。2014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把创意产业、创意经济提升到国家创新竞争力的战略高度，宣布每年6月18日为国家创客日。在我国发达地区，文化＋城市、文化＋产业、文化＋物流、文化＋各行业的“文化＋”风起云涌，已经取得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因此，“文化＋”，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和保增长的战略选择。从三次产业到社会治理、城市建设、民生服务、电子商务、便捷交通、绿色生态等各个领域，都要有“文化＋”的治理经营理念，没有“文化＋”的理念和支撑，发展必将滞后。“文化＋”，应该成为国家意识、全民意识和时代主旋律，我们必须站在国家发展战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审视“文化＋”的意义，强化“文化＋”的自觉。

第二，牢固树立“文化＋”的战略思维。顺应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潮流，以“文化＋”“全链接”、“零距离”的理念看待“文化＋”，实施“文化＋”战略，把文化产业上升到创意产业、创意经济、文化经济的时代潮流中加以认知和把握。在经济社会发展顶层设计中，以“文化＋”为指导和前瞻，高度重视提升社会发展中文化的重量、经济结构中文化的体量、各产业产值中文化的分量、商品价值中文化的含量，真正使“文化＋”成为经济社会全领域的治理、经营和发展理念。

第三，牢固树立“文化＋”的市场意识。“文化＋”要快速发展，必须顺应市场经济规律、与市场各要素实现无缝对接。要善于统筹国际国内两大市场，把握宏观经济与区域经济不同走势和需求，准确选择“文化＋”的内容及其切入点、结合点、增效点，创新适应市场、富有吸引力、竞争力、生命力的新业态和新产品，赋予劳动力更高文化素养，赋予生产资料更多文化元素，赋予生产工具更强文化塑造功能，赋予产品更多文化内涵，使“文化＋”加出特色、加出亮点、加出卖点、加出市场竞争力和占有力，在“＋”中实现内质和边际裂变式的剧增效应。“文化＋”孕育的文化产业，其生命力在于文化创意，要加快“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立足市场高端前端，加快“文化＋”的力度和节奏，推陈出新，使最新的文化创意及时从工厂走向市场，保持“文化＋”的主动权、主导权和衍生力。

第四，充分发掘文化潜力。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科技文化、精神文化、军事文化自成体系又独具中国特色；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文化，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竞相绽放、美轮美奂；散落于神州大地和民间的海量非物质文化，附着在农林牧渔等林林总总精美物产上的特色文化，千姿百态的地质文化，都蕴藏着巨大的“文化＋”资源，也是难得的文化商机。与之形成反差的是，我们文化资源的利用即“文化＋”，还处在启蒙阶段。当今，在各地、各领域、各行业和浩如烟海的产品之中，有多少城市没有文化标识，有多少产业没有文化符号，有多少产品没有文化识别，有多少地方特产没有地域特色文化标注，又有多少国货起着“洋名”、挂着“洋品牌”，还有多少商品推崇着“国际口味”、“美国工艺”、“欧美典范”之类的“洋奴”文化；因为文化的不够自信，更有多少“中国发明”、“中国创造”、“中国老字号”成为他国的专利；因为缺乏文化自觉和自信，我们还有多少地方、领域、行业、产业、产品在守着文化金山过文化的穷日子。为此，树立并践行“文化＋”的理念，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繁荣，要深入发掘、精于选择、善于利用文化资源，使“文化＋”扎根沃土，迸发出文化的潜在力量。

第五，兼顾社会与经济两个效益。“文化＋”催生的产业、产品，必然承载着文化和经济双重属性，这是“文化＋”的显著特征；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必须遵从的基本法则。因此，社会责任必须是文化产业的第一责任，社会效益必须是文化经济的第一效益。这就要求“文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文化方向，弘扬社会主义文化精神，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加入的必须是中华优秀文化和先进文化，而不是为了单一经济效益而不分良莠的文化“加注”，更不是一味满足低俗文化口味的低俗文化或文化糟粕“加注”。一个时期以来，充斥于文化领域和演艺市场的“三俗”现象，是当代文化产业的毒瘤，以之来发展文化产业无异于饮鸩止渴、自毁其道，对此必须坚决予以取缔。

3.发挥好教育在青少年价值观培育方面的引领作用

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努力，需要强大的力量来推动。核心价值观正是其中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

党的十八大提出在全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明确将青少年列为重点人群。价值观的养成直接决定青少年的成长轨迹，而青少年的价值观决定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风尚。心灵是田地，信念是种子。在正在成长的心灵中播下真善美的种子，播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就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最终长成参天大树。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之中，经济全球化、社会思潮多元多样，使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发生改变。面对社会的诸般变化，我们的教育理念和教学内容、教育方式也需要积极主动求变，以适应时代的需求，推动青少年学生更好地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必须在教育中传承好优秀民族精神文化

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

为此，我们应在学校教育中，切实让青少年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笔精神财富，从中吮吸养料、滋养心灵，增强国家意识，增进文化认同感。

在思想确立方面，更加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应积极探索尝试，构建以“中国心、民族魂、现代人”为培养目标的中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国心”树立的是国家意识，“民族魂”传承的是文化认同，“现代人”培养的是公民人格。通过抓好这三点，推动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扎根青少年心中，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牢地植根青少年心中，力争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目标。

在教学活动方面，更加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为让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更好地浸润学生心灵，应坚持开展“诵读经典”系列活动，把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让先哲的思想和智慧薪火相传。

在实践扩展方面，更加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养。在传统文化教育的推广过程中，应提倡学生采用自主教育的方式，进行自发的文化研学实践活动，鼓励学生主动进行文化的创新与探索，进而深化经典文化的普及。这些做法符合青少年个性和身心的发展，致力于学生的个性创造，推动学生在实践中体验到快乐，培养文化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

必须在教育中学习借鉴世界优秀多样文化

总书记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同时，他强调：“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是我们必须把握好的一个重大课题。”

在教育过程中，应坚持引导青少年了解外国的多样文化，使他们理解文化多样性和价值多样性，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别，培养他们的全球视野和跨文化理解能力。

一方面，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应积极开展英语角、英语剧、奥林匹克文化节等，融入更多时代和世界元素。例如，国际青年领袖训练营项目“模拟联合国”活动，引导青少年学生饰演各个国家的外交官，以联合国会议的形式，通过阐述观点、政策辩论、投票表决、做出决议等亲身经历，熟悉联合国的运作方式，了解世界发生的大事对未来的影响，了解自身在未来可以发挥的作用。

另一方面，创新教育课程结构。着眼于立德育人，培养具有中国心、道德魂、创新精神的四有新人，做好既面向全体、又面向个体的基础类、拓展类、荣誉类课程范畴。课程的开发围绕学生的“人文素养、科技素养、体艺健康、人际交往、国际交流”五个领域，形成课程群，以满足学生个性需求。通过持续的教育引导，推动青少年学生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

必须在教育中创建优秀校园文化

学校，看得见的是校园，看不见的是共同的价值观和师生的行为方式。学校文化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培养学生应从情感引导开始。积极创建优秀校园文化，方能使青少年学生天性有展现的空间，智慧有表达的机会，美德在学习中扎根，梦想在勤奋中实现。

致力于培养学生美好的品性。让学生向真、向善、向美，对人类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有深厚的人文情怀，真诚，善良，宽容，博爱，为自身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而努力学习。

致力于培养学生健康的人格。让学生身心健美，乐观向上，以积极的心态投入生活，在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提高，让学生以更广阔的视野和更丰富的智慧，努力在世界舞台上实现自身的价值。

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让学生更富有创新意识，培养科学的素养，学会做事、学会生存、学会求知、学会合作，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致力于培养展示学生才华的校园舞台。满足每个学生发展的需要，激发内心深处的动能，产生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智慧，从而获得最佳的学习状态和最好的教育效果，从而形成开阔的视野、独立的见识、宽广的胸怀、自由的心态。

纵观中外历史，真正有价值的教育一定是直指心灵的教育，是提升人生境界的教育，是培养美好品德的教育。在教育过程中，重视和发挥各类优秀文化的作用，必将有效发挥引领作用，推动青少年坚定践行和积极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牢牢掌握互联网“微空间”的话语权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以智能手机作为移动终端的微信、微博、微小说、微电影、微视频等“微产品”已成为当下最流行的文化现象之一；而发布“微产品”的微信平台、微博平台、QQ空间、社区论坛等“微空间”则成为当代特有的思想文化场域。互联网“微空间”的形成，使思想文化信息传播呈现出了许多新特征，如即时性、交互性、裂变性，以及微观化、形象化、娱乐化等，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接受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冲击。如何加强互联网“微空间”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牢牢掌握互联网“微空间”的话语权，成为互联网时代一项特别重要而紧迫的新任务。

站在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高度，加强互联网“微空间”的话语阵地建设

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规定，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根本原则。所谓“党性”就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地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所谓“人民性”就是要坚持以民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性和人民性是高度统一的，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体现，人民性是党性的力量源泉。对于两者关系认识和处理上的任何偏差，都会影响对主流意识形态本质的准确理解和完整把握，都会削弱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核心地位和引领力量。

互联网“微空间”是当代社会的新兴话语场域，话语生产的平民化、话语内容的碎片化、话语传播的群聚化、话语受众的模糊化改变了传统的话语权力结构，使得意识形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被遮蔽、被割裂了。在今天的互联网“微空间”，有人大力鼓噪“中性的思想形式”、“零度价值观”等所谓“无价值倾向”的价值观，不少人为其所迷惑；有人以“人民”的名义，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评判一切制度、事件或行为的最高准则，催生了强大的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不少人为其所裹挟；有人甚至通过语言的篡改、作品的恶意嫁接、谎言的编造等手法，或明或暗地对党和政府进行妖魔化，不少人为其所蒙蔽„„虽然互联网“微空间”里的每一个“微表达”所产生的只是“微影响”，但是，汇“微”能成“巨”，互联网每一个“微空间”的失守，都有可能使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必须予以高度的警惕。

互联网“微空间”的现实告诉我们，牢牢掌握互联网“微空间”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首先必须站在党性与人民性统一的高度，加强话语阵地建设。具体而言，一要更加及时地发现和回应时代话题，实现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转换。与此同时，还要掌握话语主动权，利用微空间中的“人民性”话语资源，及时捕捉、甄别、拓展信息，主动地发布权威信息，引领微空间的话语方向并纠正话语偏差。二要更加准确地判断和把握民众思想，讲好“身边的故事”。讲好“身边的故事”，必须根植于人民生活，反映民生实际，蕴含民族自信，凸显民心所向；必须用来源于人民的声音营造正向的话语氛围，克服微空间话语消费狂欢的消极影响，把互联网微空间打造成极具创造性社会效应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阵地。

运用大数据平台和云技术手段，加强互联网微空间的话语治理

牢牢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正确认识自由与秩序的关系。牢牢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不等于“一言堂”，但也决不等于“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决不等于否定一切话语规则。如果只讲秩序而不讲自由，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如果只讲自由而不讲秩序，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就会被各种杂音噪音所淹没，话语权将无从谈起。因此，自由与秩序相统一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

在传统封闭的媒体空间，主要问题是传播权力结构的固化而自由不足；而在互联网微空间，主要问题则是自由有余而秩序匮乏，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各种思潮杂陈，真假信息充斥其间。在互联网微空间，人们不仅通过“复制”“转发”“点赞”来追踪自己感兴趣的话语，而且通过“分享”“链接”“评论”等方式对信息内容进行随意的解构和拼贴。话语的二度拼贴和诠释轮番上演，产生了零散的信息大杂烩或观点拼凑物。它们使原本的话题文本具有更强的扩张力和影响力。然而信息认知维度的扩展却也加大了信息的辨识难度，使“微民”难以获得科学的“思想营养”和关乎国家发展的有益共识。对于互联网微空间的无良言论和违规话语，如果不加以治理，势必会阻碍正能量的传播，削弱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力和辐射力。

毫无疑问，互联网微空间的话语治理首先应当是法律治理，但与现实公共空间不同的是，互联网微空间是话语与技术相融合的空间，因此，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治理成为不可或缺的治理手段。这种技术治理，要点是对微空间的话语进行大规模的实证采集，分析并揭示微空间话语方式多层面的特征和规律，构建微空间话语监测数据库，开发微空间话语监测预警平台，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索微空间话语的规范、标准和建设思路。其具体措施：一是全面推进互联网微空间的实名认证机制建设，二是不断完善互联网微空间的舆情研判机制，三是开发创建互联网微空间话语边界识别数据库，四是深度研发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优先传播的云技术，通过上述举措，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网络微空间的关注度和影响力，把互联网微空间建设成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生长的“大舞台”。

5.不应忽视互联网对社会矛盾的积极缓解效应

不能否认，互联网对于社会矛盾有着明显的催生及推波助澜的负面效应。无论国内一些群体性事件，还是在别的国家诸如“茉莉花革命”、“颜色革命”以及“进军华尔街”等事件，人们从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互联网所扮演的“助推器”角色。问题在于，互联网对于社会矛盾还具有另一方面的功能，即：在一定条件下，互联网对于社会矛盾具有明显的积极缓解效应，扮演着“缓冲器”的角色。这一点，有时却被人们忽略了。互联网对社会矛盾的积极缓解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互联网有利于发现社会矛盾。缓解社会矛盾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需要发现社会矛盾，知道社会矛盾的相关信息以及症结所在。不过，有些社会矛盾却常常难以被人们发现。有时，由于多数人缺少必要的渠道，发现不了某种社会矛盾；有时，由于人们的认知能力有限，认识不到某种社会矛盾的症结所在；有时，某些社会矛盾的相关信息会被有的利益群体出于保持某种利益藩篱的考虑而有意遮蔽。凡此种种，使得一些社会矛盾成为隐性的社会矛盾而没有浮出水面，并不为人们所知晓，因而也就谈不上有效解决或缓解。

不应忽视互联网对社会矛盾的积极缓解效应

相比之下，在互联网条件下，人们能够大面积发现社会矛盾以及相关信息。从一定意义上讲，互联网是现实社会矛盾灵敏及时的晴雨表。网民人数众多，既包括了社会的各个群体，也覆盖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在互联网社会当中有时甚至还会出现并非相关方亦即“利益无涉”的社会成员对社会矛盾进行提醒的现象。所以，对社会矛盾相关方乃至公众来说，各种社会矛盾的相关信息以及症结所在已经难以遮蔽。再加上互联网本身所具有的迅速大面积传播功能，更使得社会矛盾相关信息及症结所在很快就会为整个社会所知晓，有时还使得不少原来是隐蔽性的社会矛盾浮出水面。据此，政府可以对症下药：对于不尽合理的政策进行调整；对于缺位的政策进行补救；对于需要进一步出台的政策进行前瞻性的规划。如是，不但有助于减缓现有的社会矛盾，而且有助于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进行某种有效的防范性抑制。

二是互联网有利于社会成员兴奋点的多样化分散化。互联网助推了社会成员兴奋点的多样化分散化趋向。随着社会分工的专业化精细化，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随着社会日益趋于复杂化，随着社会成员自由表达空间的扩大，社会的“异质性”成分亦即各种性质不同的成分日益增多。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是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行为方式以及兴趣爱好等等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以及分散化的情形。这种情形在网络社会当中发展及表现得更加充分。在互联网社会空间当中，社会成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按照自己的不同意愿、兴趣爱好以及利益诉求，更加方便地组合成不同的网络群体，如买（卖）家群体、专业群体、时事群体、志愿者群体、玩家群体、军事发烧友群体、音乐发烧友群体、驴友群体、交友群体、（某某）粉丝群体、（各种）同学群体、同乡会群体，等等。可谓复杂多样，五花八门。

正是互联网对社会异质性增多（如复杂多样群体的形成）的推动，有利于社会矛盾的缓解。一个社会，如果同质性过强，则意味着这个社会的结构相对简单单一，意味着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观念、兴趣爱好以及兴奋点相对简单单一。在这样的情形下，一旦某个主要群体的利益诉求尤其是基础性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应有的满足，那么，这种相对单一的利益诉求便会使大量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及兴奋点集中在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上（如基本生存问题），然后不断积累，进而逐渐酿成巨大的社会矛盾冲突势能。而互联网下社会成员利益诉求、兴奋点及兴趣爱好日益多样化、多向度，对于可能蓄积的社会矛盾冲突势能客观上起着一种分流的作用，进而使不同群体难以整合成为一个内聚性很强的抗争群体，难以形成相对集中一致的抗争主题，抗争势能难以在一个方向上集中并持续蓄积，进而使得社会矛盾冲突很难在一个节点上集中爆发。即便在某种条件下，某种庞大的抗争群体暂时形成，在关注点兴奋点呈现多样化分散化这样一种心理定式的影响下，暂时聚集的抗争目标也容易分散、淡漠甚至消退。

三是互联网有利于社会成员焦虑心理及不满情绪的释放。社会心理层面上的问题是催生社会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民众的心态往往处在一种“非常”的状态当中，未来具有的某种不确定、不可预期心理感受，难免会形成一种焦虑的心态。再者，由于制度建设滞后等多方面的原因，致使大量的社会不公现象相继出现。总书记指出，“在我国现有发展水平上，社会上还存在大量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社会不公现象必定使不少社会成员产生不满心理。这样一种非常态心理，会助长社会矛盾的滋生蔓延。社会焦虑会加重人们不切实际的高期望值和相应的短期化行为，会引发不少越轨行为，会催生某些有害的集群行为。而人们对社会不公现象的不满则会损害社会的整合，从而为社会矛盾的形成提供某种土壤。特别是对一些处在某种临界点的社会矛盾冲突来说，民众非常态及不满心理的积累如果超过了一定的“度”，则容易产生“病变”，催生某些社会矛盾冲突。

而互联网恰恰能够为上述焦虑及不满心理的释放提供一个比较有效的渠道，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道理很简单。虽说人们在互联网上的表意，有时看似是某种乱象，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在一定条件下，互联网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人们表意及发泄的需求。互联网对有着表意和发泄需求的民众而言，意味着表意渠道多，容易找到有共同想法的人群社区，且方式简便易于操作。大量的多方吐槽、言辞激烈的观点、眼花缭乱的热点转换等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分社会成员释放发泄自己的焦虑及不满心理所致。互联网的这种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有效防止民众的不满情绪及社会负面能量积累到不可控的地步，进而有利于社会矛盾的缓解。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发泄释放渠道，人们一旦将自身的焦虑及不满心理放到现实社会当中去表达释放，就有可能会演变成街头政治，演变为现实的激烈抗争行为，酿成大的社会骚乱。如是，社会将为此付出巨大成本，承受严重损失。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互联网对社会矛盾的加重具有某种心理缓冲的“安全阀”功能。

四是互联网有利于社会包容度的提升。互联网在一定条件下固然有着助推社会排斥的效应，但是还应看到，在一定条件下，互联网对于社会包容及社会合作意识的提升也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互联网毕竟是现实社会各个群体心理、观念及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初始阶段，人们恰好又获得互联网这样一种表达平台，充满新鲜感、兴奋感，其中有些网民甚至出现高昂亢奋的情形，于是各种各样的观点及感受包括一些极端观点及感受通过互联网表达出来。但在现实社会当中，人们终究需要合作，需要共赢。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网上的一味发泄往往于事无补，有时会四处树敌，自己的心理难免出现紧张、疲惫的情形，没有多大意义。

同现实社会相适应的是，互联网社会当中的理性终究会逐渐占据上风。实际上，这一点在互联网上已逐渐开始表现出来。况且，随着法治互联网社会的建设，极端观点持有者和恶意攻击他人者的网络生存空间越来越受到挤压。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现阶段中国的互联网社会，虽然仍旧存在着许多激烈乃至“极化”的观点，但应当看到的是，其影响力已经大幅度减弱，人们对之往往是熟视无睹、见怪不怪；重要的是，互联网当中的理性程度明显提升，网民的判断能力、选择能力都在明显增强，相应的，互联网的包容性在显著提升，大量网站包括知名网站对各种观点的包容性越来越强。这样一种包容性，意味着互联网越来越成为不同人群相互间沟通的平台，而不是恶意争斗的阵地。包容性的大幅度提高，有利于社会共识的形成，有利于社会合作及社会整合意识的增强，进而有利于社会矛盾的缓解。

五是互联网有利于社会舆论压力的形成。社会舆论的压力，往往会促成某种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而互联网能够以其特有的放大效应，引发公众对某个社会矛盾问题的关注，形成某种社会舆论压力。社会舆论压力常常站在道义的高度，将某个社会矛盾问题置于公众面前，让公众表明某种一致的态度，因而直接影响到社会矛盾问题责任方的社会信誉如何，进而有助于督促相关机构和矛盾相关方解决这一矛盾问题。现在，适应着网络时代的要求，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察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国家层面上最重要的政法纪检部门，均设立了专门的举报网站，接受民众对公权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在互联网舆论的巨大压力下，社会矛盾问题的责任方常常会做出矫正的举动，或者是进行某种妥协，从而程度不同地使得社会矛盾问题得以解决或是缓解。

由上可见，互联网对于社会矛盾不仅具有某种推波助澜亦即“助推器”的负面效应，而且同时还具有某种缓解亦即“缓冲器”的积极效应。我们不能只是看到其中一方面的效应，而忽视另一方面的效应。否则，便会陷入以偏概全的认识误区，并进而在此误判的基础之上制定有重大偏差的互联网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