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我国宪法五十年发展的启
我国宪法五十年发展的启示
(一)现行宪法是我国历史上最好的宪法
从中国历史看，旧中国的宪法当然都不能与现行宪法相比拟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当然也是不能同现行宪法相比的。1954年宪法是一部好的宪法。我国基本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以至于宪法的结构，从今天来看，基础都是由1954年宪法奠定了的。现行宪法也以1954年宪法作为修宪的基础。但即使如此，1954年宪法也不能同现行宪法相比。这是因为30年的社会发展和经验积累更丰富了。时代有了极大进步，反映客观实际的宪法当然也有了很大差别。有很大发展。所以现行宪法大大超过了1954年宪法。发展有哪些主要内容?现举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为例：
第一，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完善了。(1)废除事实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2)全国人大常委会成员不兼职(十届后设专职常委);(3)设置中央军委;(4)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设国务委员;(5)县以上设人大常委会;(6)把直接选举扩大到县;(7)政社分开，恢复乡的建制，等。
第二，依法治国。宪法第5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1999年宪法修正案增加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这是因为，1)一般的法律只是相应地规范国家生活的具体方面，而宪法则是规定全面的、重大的社会事务和国家事务。2)宪法和法律都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表现。而宪法所体现的是党的最重要的主张和人民的最根本的意志。3)宪法规定的是国家最根本的制度，如果宪法受到了损害，那无异是动摇了国家的根基。因此，依法治国首先应是依宪治国。-这显然是以前宪法的发展。
第三，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发展。有(1)对人身自由权、住宅不受侵犯权的保护，(第37、第39条：)增加“禁止性规定”;(2)第38条：增“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权(3)残废军人、烈属、军属、盲聋哑及其他残疾公民、还有老人等的保护。、(4)与前宪相比，法律保障完备了，物质保障更充分了。
第四，1993年宪法修正案增加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这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制度，同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历史上形成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合作关系是分不开的。我国实行的政党制度，与西方实行的政党制度根本不同。
第五，统一国家方面：A.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B.在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提上有发展。C.此外，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宪法第31条体现了“一国两制”的方针，促进和保证了国家的和平统一
第六，基层民主制度。宪法第111条规定，城市和农村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宪法第16条、第17条规定：“国有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依法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
宪法的这些规定，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也是超越以前宪法的表现。
(二)关于制宪、修宪工作的3点经验
1.指导思想正确与否，决定着宪法的完善性
历史证明，我国的1954年宪法以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这部宪法是完善的。1975年宪法以“四个存在”和“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为指导，1978年宪法以
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指导思想，因此这两部宪法很不完善。现行宪法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因此它是一部好宪法。
2.坚持党的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是宪法具有生命力的源泉
现行宪法就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产生的。1980年，由于当时还在生效中的宪法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因此，中共中央于9月6日向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及时地提出《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名单草案。全国人大接受党的建议，作出了相应的决议，组成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并于9月15日开始修宪工作。
1981年7月，中共中央同意彭真同志写给党中央的报告：拟按照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修改宪法。这次修宪的总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提出了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宪法修改中，草拟出来的每一次稿子都报送中央，中央书记处曾经对草案稿讨论了8次，政治局也曾讨论过两次。总之，整个修宪过程，从工作启动，直至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宪法，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同时，现行宪法又是在群众的积极参与下产生的。当年宪法修改委员会曾经一再强调：“宪法是大家修改，大家制定，大家遵守的。这是中国人民的大事，要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集思广益 ”.从1980年9月至1982年11月，宪法修改委员会共举行5次会议。每次会议有时持续10多天。会议充分发扬民主，一百多委员畅所欲言，讨论十分热烈。在会外，宪法修改委员会曾多次邀请各条战线上的实际工作者、各类专家、学者进行座谈，听取意见。宪法草案的初稿和历次讨论稿，曾多次分送中央各部门、各国家机关、人民政协、各党派、团体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武装部队，广泛征集意见。1982年4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宪法草案，开展了历时4个月之久的全民讨论。宪法修改委员会收到了大量的群众建议和意见，并据此对宪法草案进行了反复的修改。宪法草案在11月26日提交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又经3000代表分组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后，方才于12日4日投票表决通过。
现行宪法颁布20年以来，经历了1988年、1993年、1999年3次部分内容的修正。每次修正同样贯彻了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原则。以1999年的修宪工作为例，这次修宪先在党内成立以李鹏同志为首的修宪领导小组，修宪的内容都是党的十五大提出并确定了的方针和原则，从而完全是党的主张。1998年12月8日，领导小组将修宪的初步意见分发给中央各部门、各地方党委和其他有关单位征询意见。12月21日，江泽民同志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修宪小组又在李鹏同志主持下，于1999年1月22日和24日分别召开了各类专家、学者的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中共中央的修宪建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后，全体常委又经过认真的讨论，才形成宪法修正案的草案。3月9日，修正案草案由人大常委会向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提出，又经过与会的全体代表认真讨论，才正式通过了第12至第17条宪法修正案。
以上的事实表明，在党的直接领导和群众的广泛参与下产生和发展的宪法，必然是反映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
3.既要坚持宪法的相对稳定，又要保证宪法内容的与时俱进。
我国宪法是稳定的，但随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宪法又应该是发展的。我国宪法的发展有过三种形式，一是系统的、全面的修改宪法，二是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对宪法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三是在必要的时候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宪法解释。回顾历史，通过修正案的方式对宪法进行部分修改是较好的形式，它既能保持宪法的稳定性，又能保持宪法的适应性。当然，今后如果能够适当地行使宪法解释的职权，这将是十分适宜的。
(三)必须从制度上确保宪法的贯彻实施。
我国宪法在全国基本上是得到实施的。我国的基本制度，如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民主集中集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制度，以及我国的各级、各
类国家机关的组织、行使的职权、工作程序等等，都是依据宪法、遵守宪法的规定的。有人说，我们的宪法没有实施，这种看法与事实不相符合。
但另一方面也还必须看到，我国宪法的实施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制度，确实尚不完备。这一点，也是不应回避的。
不完备的表现：一是我国宪法不进入诉讼领域。本来，宪法是法，应该运用来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但我国在实际生活中，宪法在诉讼中并不被适用。早在195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新疆高级人民法院的复函中就已指出：“不宜援引宪法作论罪科刑的依据”。1986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又在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覆》中，把宪法排除在外，使宪法不在制作法律文书时可以引用的法律规范性文件之列。这样，我国宪法就在诉讼领域里从来没有被适用过。
表现之二是：我国尚缺乏行之有效的宪法保障制度。建立宪法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可以从历史上得到启示。我国的第一部宪法1954年宪法是部好宪法，毛泽东亲自主持并参与制定，并曾在多次会议上强调：“宪法必须实行”。例如毛泽东1954年6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就说过：“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 刘少奇在宪法草案报告中也曾强调：中共党员必须在遵守宪法中起模范作用。他说：“宪法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武器，使我们能够有效地为消灭这些(违宪)现象而斗争”。领导人的讲话固然极其明确、有力，但当时只在宪法里写了一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宪法的实施”，而没有努力去建立必要的具体制度和完善的宪法保障机制。后来的事实表明，如果没有制度予以保障，那末，法典写得再美妙，亦属徒然。1954年宪法公布后大约3年内，宪法的实施虽然比较顺利。但这是出于对宪法尊重的理念，并不是由于有健全的机制予以监督保障的结果。因此后来一经风浪，就挡不住了，宪法也就不是“有力的武器” 了。这是历史的悲剧。
现行宪法吸取了28年来的经验教训，在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宪法监督职权的同时，又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由于常委会是经常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这样就弥补了因为全国人大每年只举行一次会议、会期又不长，从而不可能对宪法实施进行经常性监督的不足。同时，1982年12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37条规定：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之一是：“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交付的被认为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命令、指示和规章，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和规章，提出报告”。这个规定应是有助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的。
2000年3月15日，第九庙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该法第90条规定：
“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立法法》第91条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在审查中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也可以由法律委员会与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召开联合审查会议，要求制定机关到会说明情况，再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制定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研究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反馈。”第91条第2款规
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查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而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可以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和予以撤销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
上述的条款表明：立法法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行使违宪审查权时应遵循的程序，明确了谁可以向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的要求以及常委会在接受审查要求后应该怎样处理的一系列程序问题。这是进步。但立法法没有涉及对于政治行为的合宪性审查，而仅仅限于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并且，即使是对规范性文件，亦只限于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审查。而没有对法律的审查作出规定。这是不足之处。
2001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就山东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侵犯了宪法规定的受教育权一案所作司法解释，引起了普遍关注。有人因此设想，中国应实行由最高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制度。也有人主张建立宪法法院，或者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等，气氛热烈。
胡锦涛2002年12月4日讲话中说：“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这说明中央已意识到建立宪法监督机制的重要性。但同时也说明了迄今为止，这个问题至少尚没有得到解决如果不遵守不执行，是否就是违宪?但是什么呌违宪?具备怎样的具体条件就是构成了违宪?
以上是对我国行宪50年来的几点经验体会。从目前来看，建立、完善宪法实施的保障制度，乃当务之急。50年来，在宪法问题上我门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当前的形势，应该说“前途光明”。证据何在?
胡锦涛主席2003年3月18日在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我深知，担任国家主席这一崇高的职务，侠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一定忠诚地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恪尽职守，勤勉工作，竭诚为国家和人民服务，不辜负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重托。”
吴邦国委员长2003年3月18日在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将同全体代表一道，以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忠实模范地遵守宪法，尽心尽力地做好工作，竭诚为祖国、为人民服务，决不辜负全国各族人民的期望。” 你好哦啊，
第二篇：我国宪法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些都是保障中国公民享受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重要原则。
宪法在第二章“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对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作了详尽的规定：
关于政治权利和自由。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除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以外，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等。
关于人身权利和自由。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关于宗教信仰自由。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关于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残疾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
宪法在规定公民各项基本权利的同时，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公民在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团结的义务 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物、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的义务。
3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4保护祖国、依法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的义务。
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其他方面的义务：夫妻双方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父母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瞻养扶助父母的义务。
狭义的所谓赡养，主要是指子女在经济上为父母提供必须的生活用品和费用的行为，即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提供必要的经济帮助，给予物质上的帮助。
广义的赡养，指子女或晚辈对父母或长辈在物质上和生活上的帮助。包括两种情况：
(1)子女对父母的赡养。
《宪法》规定，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中国《婚姻法》也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
赡养扶助的主要内容是指在现有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子女在经济上应为父母提供必要的生活用品和费用，在生活上、精神上、感情上对父母应尊敬、关心和照顾。
有经济负担能力的成年子女，不分男女、已婚未婚，在父母需要赡养时，都应依法尽力履行这一义务直至父母死亡。
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仅发生在婚生子女与父母间，而且也发生在非婚生子女与生父母间，养子女与养父母间和继子女与履行了扶养教育义务的继父母之间。
为保障受赡养人的合法权益，《婚姻法》规定：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对拒不履行者，可以通过诉讼解决，情节恶劣构成犯罪者，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晚辈对长辈的赡养
《婚姻法》规定：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义务。
这种赡养是有条件的，即须孙子女、外孙子女有负担能力，且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子女已经死亡。
上述规定是保护老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措施。
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特定群体的儿童逐渐成为社会和家庭的核心。特别是在亲子关系中，未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存在着最直接的、最近的血缘关系。作为人类家庭中的一员，儿童具有不可剥夺的人权与自由。他们有权最大潜力地发展其个性、能力及才智；有权从特殊的保护与帮助中获益；有权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有权以可行和积极的方式知悉他们的权利。①虽然儿童在家庭中有着独立的法律地位，依法享有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但由于儿童在年龄、智力和心理等方面的限制，在有些场合尚不能以自己独立的意志进行民事法律行为。因此，各国均立法规定了儿童在家庭中的权利，以保护儿童的利益。本文从儿童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对亲子关系诉讼中亲子鉴定的思考及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的确立等方面粗浅分析我国儿童权利保护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以期能抛砖引玉。
一、儿童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
世界各国均立法规定了儿童在家庭中独立的法律地位，这也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基本要求。《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要求：（1）缔约国应尽其最大努力，确保父母双方对儿童的养育和发展负有共同责任的原则得到确认。父母或视具体情况而定的法定监护人对儿童的养育和发展负有首要责任，儿童的最大利益应是他们主要关心的事（第17条）。（2）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行政、社会和教育措施，保护儿童在受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其他任何负责照管儿童的人的照料时，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残、伤害或凌辱，忽视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剥削、包括性侵犯（第19条）。（3）缔约国确认每个儿童均有权享有足以促进儿童生理、心理、精神、道德和社会发展的生活水平；父母或其他负责照顾儿童的人负有在其能力和经济条件许可范围内确保儿童发展所需生活条件的首要责任；缔约国按照本国条件并在其能力范围内，应采取适当措施帮助父母或其他负责照顾儿童的人实现此项权利，并在需要时提供物质援助和支助方案，特别是在营养、衣着和住房方面（第27条）。在《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里，儿童不再被看作是完全依靠成人庇护而不能对话的群体，而是作为权利的主体被承认，并被保护着。儿童虽然是未成年人，但同样有着对自由、安全、平等的追求，儿童同样享有人格尊严，有权要求别人尊重他们，有生存的权利，有权利获得个人生活的空间。②因此，绝大多数国家通过法律规定了儿童在家庭中享有信息权、教育选择权、投票权等条款。如《德国民法典》规定了，在教育与职业问题上，父母尤其要考虑子女的才能和爱好；父母在对子女的照料和教育中，要考虑子女对独立的需要，在视其发展状况合适的情况下，应当同子女讨论父母照顾权问题并力求取得一致等。《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中规定了未成年子女在家庭中生活和受教育的权利、与父母和其他亲属来往的权利、受保护的权利、表达意见的权利、子女的财产权利等几个方面。在中国，由于家长制的传统从氏族、家族和家庭生活之中起端，而后延展到封建国家体制之中，家长制观念作为一种文化传统，长期影响着我国思想界、文化界和司法界对儿童的定位。儿童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历来都是置于附属和“未来”的位置上考虑，没把儿童放在应有的权利主体位置上。在中国式的家庭中，父母常常把未成年子女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并对其享有处分的权力，不仅决定了子女的生活和教育，而且还决定了子女是否享有权利及享有权利的“份额”。因为受到传统的漠视子女利益的观念、“清官难断家务事”等思想的影响，我国的《婚姻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虽然规定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保护的规定，但过于原则、缺乏体系性，也未明确规定儿童在家庭中独立的法律地位。
二、对亲子关系诉讼中亲子鉴定的思考
亲子关系诉讼，作为身份关系诉讼具有对世的效力，牵一发而动全身，直接影响到儿童的健康成长、家庭的和睦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无论是法律对其的调整，还是法官对其的判定都必须慎之又慎。亲子关系诉讼的诉讼程序与一般的财产关系诉讼不同，法院在诉讼在中限制了辩论主义和当事人处分主义的适用，通常采用职权主义，将发现客观真实作为诉讼的首要目的，依职权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亦不允许当事人的自认。正是由于亲子关系诉讼具备上述特点，亲子鉴定在此类诉讼中得到了普遍运用。亲子鉴定又称亲权鉴定，是指应用医学、生物学和遗传学方法，对人类遗传标记进行检测分析，来判断父母与子女是否存在亲生关系的鉴定。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亲子鉴定的准确率也不断提高，亲子鉴定的结论通常具有很高的证明力，导致普通老百姓、律师甚至法官对亲子鉴定技术结论的过分依赖。因此，在亲子关系诉讼中，当事人往往只求助于亲子鉴定，作为自然血缘关系是否存在的证据。
上海某区法院曾审理一起案件：甲女向法院诉讼乙男，请求法院确认乙男为其女儿丙的生父，并承担丙的生活抚养费。甲女向法院提供了二人之间来往的书信、照片、邻居的证言、乙男向其提供母女生活费凭证的证据。但是乙男否认丙是其亲生女儿。法院认为甲女所提供的证据只能证实甲女和乙男之间的关系非比寻常，但不能证明乙男与丙之间有血缘关系。于是，甲女向法院提出亲子鉴定的申请，但乙男以会损害现有家庭和睦和侵犯人格尊严为由拒绝进行亲子鉴定，致使案件事实无法查明，法院不能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裁判。对于上述案例，笔者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是拒绝鉴定的当事人是否有协助亲子鉴定进行的义务，是否能进行强制鉴定及违反此义务的法律后果；二是亲子鉴定是否解决亲子关系诉讼争议的唯一手段。
在亲子诉讼中，一方当事人向法院提出亲子鉴定的申请后，必须取得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的同意和法院批准后，才可以进行亲子鉴定。实践中，一部分当事人或者第三人坚持不同意做亲子鉴定，致使事实真相难以查明，而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又必须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这样造成了当事人实质地位上的不平等。出于调整证据分布的结构性不均衡和适当减轻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的举证负担的目的，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在父子关系诉讼上，为确定生物学上父子关系之存否，明确规定当事人甚或第三人负有血液检查义务。除美国须以当事人申请始可进行亲子鉴定外，法、德、日都承认法院得依职权命令当事人为血型或DNA检验。④对无正当理由不协助亲子血缘鉴定的当事人或第三人，有直接强制和间接强制两种处理模式。德国法采取直接强制，拒绝受检者不仅要负担因拒绝所生费用，并科处罚金；若不能追缴时，裁处拘留。应受检查者无正当理由，一再拒绝受检时，法院得加以强制，尤其是强制拘提其接受亲子鉴定。多数国家采取间接强制的立法例，尊重当事人的自由意思，由其自己决定是否接受亲子鉴定，如无正当理由不接受鉴定时，法院得迳为不利益的认定。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1987年6月15日《关于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能否采用人类白细胞抗原作为亲子鉴定问题的批复》：“鉴于亲子鉴定关系到夫妻双方、子女和他人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是一项严肃的工作，因此，对要求作亲子鉴定的案件，应从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增进团结和防止矛盾激化出发，区别情况，慎重对待。对于双方当事人同意作亲子鉴定的，一般应予准许；一方当事人要求作亲子鉴定的，或者子女已超过3周岁的，应视具体情况，从严掌握，对其中必须作亲子鉴定，也要做好当事人及有关人员的思想工作。人民法院对于亲子关系的确认，要进行调查研究，尽力收集其他证据对亲子鉴定结论，仅作为鉴别亲子关系的证据之一，一定要与本案其他证据相印证综合分析，做出正确的判断。”该答复区别了双方当事人同意进行亲子鉴定和未取得一致同意两种情况，但对什么情况必须做鉴定未作出明确规定，且也未规定对拒绝强制鉴定的当事人应承担何种法律后果。因此，正如上述案例的原告一样，无法获得对方当事人所特有的证据性资料，而承担败诉后果的现象决非偶然。
亲子关系是否存在常常成为亲子关系诉讼案件的争议焦点，在实践中，我国法院一般的做法是启动亲子鉴定程序，以鉴定结论定输赢，这样原被告双方也容易接受。但是，在这类案件中，双方当事人甚至法官却忽略了另外一个重要关系人的权利，即未成年子女的权利。美国最高法院从“子女最高利益”的理念出发，认为子女有知道双亲的权利、接受亲情的权利和藉由父子关系有否确定，而使父母适切地履行其经济上与非经济上的权利。在确认亲子关系存否的事件中，若知悉生父符合子女最佳利益时，受诉法院承认亲子鉴定结果得作为证据材料。相反，若子女不愿知悉生父，或知悉生父不符合子女最佳利益之际，例如婚生亲子间虽无血缘关系，但具有亲子生活的事实与意思，且表见父母适切履行父母的责任时，判例法运用衡平法原理，在法律上维持该婚生子女的地位，不得变更。⑤在法国，亲子共同生活的事实或时间经过，亲子关系不问有无血缘联系均因而确定，不能加以争执，自然也无亲子鉴定适用的余地。
三、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的确立
1959年《儿童权利宣言》和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文献均倡导规定，在处理与儿童有关的问题时，应以儿童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我国政府对保护儿童的利益也十分重视，在《宪法》、《婚姻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对儿童的利益的保护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但未对“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作出明确规定。由于我国婚姻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的不足，亟待在我国婚姻家庭法中确立儿童最大利益的优先权准则，并对相关法律制度予以修改和完善。
1、关于夫妻生育权的行使没有以“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为指引。我国法律规定，夫妻有依法生育的权利，但对于生育权的行使没有规定以“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为限制。在现实生活中，有的父母为了自己的利益或是为了赶个好日子而不顾子女的利益，随意决定子女的出生时间，进行非自然分娩。这种依据父母的意愿和利益而提前让子女出生的做法，不利于子女今后的健康成长。此外，我国农村地区仍存在着选择生育性别的做法，如果女性胎儿特别是女性第二胎往往会被人工流产。建议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增加夫妻生育权的行使应以儿童最大利益为原则。
2、离婚诉讼中未设立未成年子女“诉讼代表人”。在我国离婚诉讼中，在解决父母离婚问题时对子女抚养、监护等问题附带一并予以处理，子女的抚养、监护问题处于离婚的从诉地位。由于我国没有设立未成年子女“诉讼代表人”制度，没有专门的诉讼代表人代表未成年子女参与诉讼，向法官提出借鉴性的建议，有些法官在处理离婚案件时，往往会接受父母对子女的安排方案，很有可能不能很好地体现“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建议在离婚诉讼中增设代表未成年子女利益的“诉讼代表人”制度。
3、离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监护权的行使没有设立监督制度。在现实生活中，有的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出于对另一方的怨恨，不让对方探望子女；有的甚至不让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极大损害未成年子女的权益，不利于其健康成长。而我国没有相应的监督制度来保护儿童的利益。建议在《民法通则》中增设未成年子女的监护监督人制度，规定监督人的指定范围、职权和更换。
4、未成年子女抚养关系的确定和变更未规定应依据“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3条第1、3项规定，“父母一方优先考虑抚养子女”的法定情形的有“已做绝育手术或因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力的；无其他子女，而另一方有其他子女的”。这些规定实际上反映了“父母本位”的倾向，是与“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相违背的。建议在《婚姻法》增加规定，父母应依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行使对子女的保护和照顾的权利。
5、未成年人的收养关系之协议解除没有规定应依“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收养法》第26条规定，收养人在被收养人成年以前，不得解除收养关系，但收养人、送养人双方协议解除的除外。这种仅仅依据收养人和送养人之间的意愿，就可以协议解除10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收养关系的规定，有可能不利于优先保护被收养儿童的最大利益。建议在《收养法》增补规定，收养人和送养人之间收养协议的成立和解释必须符合被收养人最大利益优先原则
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1967年7月14日斯德哥尔摩）（我国1980年6月3日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67年7月14日斯德哥尔摩）（我国1985年3月19日加入）《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1971年7月24日于巴黎修订)(我国1992年10月15日加入)《世界版权公约》(1971年7月24日于巴黎修订)(我国1992年10月15日或30日加入)《保护录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经许可复制其录音制品公约》(1971年10月29日)（我国1993年4月加入）《专利合作条约》（1970年6月19日华盛顿）（我国1994年1月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1994年)(我国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1996年)(我国2006年12月29日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1996年）(我国2006年12月29日加入)《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我国2006年12月29日批准)
第三篇：我国台湾地区“宪法”
台湾现行宪法(2006.04)第 一 章 总纲 第 1 条(国体)中华民国基於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第 2 条(主权在民)中华民国之主权属於国民全体。第 3 条(国民)具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第 4 条(国土)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之。第 5 条(民族平等)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第 6 条(国旗)中华民国国旗定为红地，左上角青天白日。第 二 章 人民之权利义务 第 7 条(平等权)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 8 条(人身自由)人民身体之自由应予保障。除现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经司法或警 察机关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审问处罚。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得拒绝之。
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时，其逮捕拘禁机关应将逮捕拘禁原因，以书 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亲友，并至迟於二十四小时内移送该管法院审 问。本人或他人亦得声请该管法院，於二十四小时内向逮捕之机关提审。法院对於前项声请，不得拒绝，并不得先令逮捕拘禁之机关查覆。逮捕拘 禁之机关，对於法院之提审，不得拒绝或迟延。
人民遭受任何机关非法逮捕拘禁时，其本人或他人得向法院声请追究，法 院不得拒绝，并应於二十四小时内向逮捕拘禁之机关追究，依法处理。第 9 条(人民不受军审原则)人民除现役军人外，不受军事审判。第 10 条(居住迁徙自由)人民有居住及迁徙之自由。第 11 条(表现自由)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第 12 条(秘密通讯自由)人民有秘密通讯之自由。第 13 条(信教自由)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第 14 条(集会结社自由)人民有集会及结社之自由。
第 15 条(生存权、工作权及财产权)人民之生存权、工作权及财产权，应予保障。第 16 条(请愿、诉愿及诉讼权)人民有请愿、诉愿及诉讼之权。第 17 条(参政权)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及复决之权。第 18 条(应考试服公职权)人民有应考试服公职之权。第 19 条(纳税义务)人民有依法律纳税之义务。第 20 条(兵役义务)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义务。第 21 条(受教育之权义)人民有受国民教育之权利与义务。第 22 条(基本人权保障)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权利，不妨害社会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宪法之保障。第 23 条(基本人权之限制)以上各条列举之自由权利，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 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第 24 条(公务员责任及国家赔偿责任)凡公务员违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者，除依法律受惩戒外，应负刑事及 民事责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损害，并得依法律向国家请求赔偿。第 三 章 国民大会 第 25 条(地位)国民大会依本宪法之规定，代表全国国民行使政权。第 26 条(国大代表之名额)国民大会以左列代表组织之：
一 每县市及其同等区域各选出代表一人，但其人口逾五十万人者，每增 加五十万人，增选代表一人。县市同等区域以法律定之。二 蒙古选出代表，每盟四人，每特别旗一人。三 西藏选出代表，其名额以法律定之。
四 各民族在边疆地区选出代表，其名额以法律定之。五 侨居国外之国民选出代表，其名额以法律定之。六 职业团体选出代表，其名额以法律定之。七 妇女团体选出代表，其名额以法律定之。第 27 条(国大职权)国民大会之职权如左： 一 选举总统、副总统。二 罢免总统、副总统。三 修改宪法。
四 复决立法院所提之宪法修正案。
关於创制复决两权，除前项第三、第四两款规定外，俟全国有半数之县市 宪法
曾经行使创制复决两项政权时，由国民大会制定办法并行使之。第 28 条(国大代表任期资格之限制)国民大会代表每六年改选一次。每届国民大会代表之任期，至次届国民大会开会之日为止。现任官吏不得於其任所所在地之选举区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第 29 条(国大常会之召集)国民大会於每届总统任满前九十日集会，由总统召集之。第 30 条(国大临会之召集)国民大会遇有左列情形之一时，召集临时会：
一 依本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应补选总统、副总统时。二 依监察院之决议，对於总统、副总统提出弹劾案时。三 依立法院之决议，提出宪法修正案时。四 国民大会代表五分之二以上请求召集时。
国民大会临时会，如依前项第一款或第二款应召集时，由立法院院长通告 集会。依第三款或第四款应召集时，由总统召集之。第 31 条(国大开会地点)国民大会之开会地点在中央政府所在地。第 32 条(言论免责权)国民大会代表在会议时所为之言论及表决，对会外不负责任。
第 33 条 国民大会代表，除现行犯外，在会期中，非经国民大会许可，不得逮捕或 拘禁。
第 34 条 国民大会之组织，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罢免，及国民大会行使职权之程序，以法律定之。第 四 章 总统
第 35 条(总统地位)总统为国家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第 36 条(总统统帅权)总统统率全国陆海空军。第 37 条(总统公布法令权)总统依法公布法律，发布命令，须经行政院院长之副署，或行政院院长及 有关部会首长之副署。
第 38 条 总统依本宪法之规定，行使缔结条约及宣战、媾和之权。第 39 条(总统宣布戒严权)总统依法宣布戒严，但须经立法院之通过或追认。立法院认为必要时，得 决议移请总统解严。第 40 条(总统赦免权)总统依法行使大赦、特赦、减刑及复权之权。第 41 条(总统任免官员权)总统依法任免文武官员。第 42 条(总统授与荣典权)总统依法授与荣典。
第 43 条(总统发布紧急命令权)国家遇有天然灾害、疠疫，或国家财政经济上有重大变故，须为急速处分 时，总统於立法院休会期间，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依紧急命令法，发 布紧急命令，为必要之处置，但须於发布命令後一个月内提交立法院追认。如立法院不同意时，该紧急命令立即失效。第 44 条(权限争议处理权)总统对於院与院间之争执，除本宪法有规定者外，得召集有关各院院长会 商解决之。
第 45 条 中华民国国民年满四十岁者，得被选为总统、副总统。第 46 条(选举方法)总统、副总统之选举，以法律定之。第 47 条(总统副总统任期)总统、副总统之任期为六年，连选得连任一次。第 48 条(总统就职宣誓)总统应於就职时宣誓，誓词如左：
「余谨以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余必遵守宪法，尽忠职务，增进人民福 利，保卫国家，无负国民付托。如违誓言，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谨誓」 第 49 条(继任及代行总统职权(一))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至总统任期届满为止。总统、副总统均缺位 时，由行政院院长代行其职权，并依本宪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召集国民大 会临时会，补选总统、副总统，其任期以补足原任总统未满之任期为止。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总统、副总统均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院长代行其职权。第 50 条(代行总统职权(二))总统於任满之日解职，如届期次任总统尚未选出，或选出後总统、副总统 均未就职时，由行政院院长代行总统职权。第 51 条(行政院长代行职权之期限)行政院院长代行总统职权时，其期限不得逾三个月。第 52 条(刑事豁免权)总统除犯内乱或外患罪外，非经罢免或解职，不受刑事上之诉究。宪法
第 五 章 行政
第 53 条(最高行政)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第 54 条(行政院组织)行政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各部会首长若干人，及不管部会之政务委 员若干人。
第 55 条 行政院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立法院休会期间，行政院院长辞职或出缺时，由行政院副院长代理其职务，但总统须於四十日内咨请立法院召集会议，提出行政院院长人选，徵求 同意。行政院院长职务，在总统所提行政院院长人选未经立法院同意前，由行政院副院长暂行代理。
第 56 条 行政院副院长、各部会首长及不管部会之政务委员，由行政院院长提请总 统任命之。
第 57 条 行政院依左列规定，对立法院负责：
一 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之责。立法委员在开会时，有向行政院院长及行政院各部会首长质询之权。
二 立法院对於行政院之重要政策不赞同时，得以决议移请行政院变更之。行政院对於立法院之决议，得经总统之核可，移请立法院覆议。覆 议时，如经出席立法委员三分之二维持原决议，行政院院长应即接受 该决议或辞职。
三 行政院对於立法院决议之法律案、预算案、条约案，如认为有窒碍难 行时，得经总统之核可，於该决议案送达行政院十日内，移请立法院 覆议。覆议时，如经出席立法委员三分之二维持原案，行政院院长应 即接受该决议或辞职。第 58 条(行政院会议)行政院设行政院会议，由行政院院长、副院长、各部会首长及不管部会之 政务委员组织之，以院长为主席。
行政院院长、各部会首长，须将应行提出於立法院之法律案、预算案、戒 严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及其他重要事项，或涉及各部会 共同关系之事项，提出於行政院会议议决之。第 59 条(预算案之提出)行政院於会计开始三个月前，应将下预算案提出於立法院。第 60 条(决算之提出)行政院於会计结束後四个月内，应提出决算於监察院。第 61 条(行政院组织法之制定)行政院之组织，以法律定之。第 六 章 立法
第 62 条(最高立法机关)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人民选举之立法委员组织之，代表人民行 使立法权。
第 63 条(职权)立法院有议决法律案、预算案、戒严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 案及国家其他重要事项之权。
第 64 条 立法院立法委员，依左列规定选出之：
一 各省、各直辖市选出者，其人口在三百万以下者五人，其人口超过三 百万者，每满一百万人增选一人。二 蒙古各盟旗选出者。三 西藏选出者。
四 各民族在边疆地区选出者。五 侨居国外之国民选出者。六 职业团体选出者。
立法委员之选举及前项第二款至第六款立法委员名额之分配，以法律定之。妇女在第一项各款之名额，以法律定之。第 65 条(立委任期)立法委员之任期为三年，连选得连任，其选举於每届任满前三个月内完成 之。
第 66 条 立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立法委员互选之。第 67 条(委员会之设罝)立法院得设各种委员会。
各种委员会得邀请政府人员及社会上有关系人员到会备询。第 68 条(常会)立法院会期，每年两次，自行集会，第一次自二月至五月底，第二次自九 月至十二月底，必要时得延长之。第 69 条(临时会)立法院遇有左列情事之一时，得开临时会： 一 总统之咨请。
二 立法委员四分之一以上之请求。第 70 条(增加支出预算提议之限制)立法院对於行政院所提预算案，不得为增加支出之提议。第 71 条(关系院首长列席)立法院开会时，关系院院长及各部会首长得列席陈述意见。第 72 条(公布法律)立法院法律案通过後，移送总统及行政院，总统应於收到後十日内公布之，但总统得依照本宪法第五十七条之规定办理。4 宪法
第 73 条(言论免责权)立法院委员在院内所为之言论及表决，对院外不负责任。
第 74 条 立法委员，除现行犯外，非经立法院许可，不得逮捕或拘禁。第 75 条(立委兼任官吏之禁止)立法委员不得兼任官吏。
第 76 条(立法院组织法之制定)立法院之组织，以法律定之。第 七 章 司法
第 77 条 司法院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之审判及公务员 之惩戒。
第 78 条(司法院之法律解释权)司法院解释宪法，并有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之权。第 79 条(正副院长及大法官之任命)司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之。司法院设大法官若干人，掌理本宪法第七十八条规定事项，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之。
第 80 条(法官依法独立审判)法官须超出党派以外，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第 81 条(法官之保障)法官为终身职，非受刑事或惩戒处分，或禁治产之宣告，不得免职。非依 法律，不得停职、转任或减俸。第 82 条(法院组织法之制定)司法院及各级法院之组织，以法律定之。第 八 章 考试
第 83 条(考试院之地位及职权)考试院为国家最高考试机关，掌理考试、任用、铨叙、考绩、级俸、升迁、保障、褒奖、抚恤、退休、养老等事项。第 84 条(正副院长及考试委员之任命)考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考试委员若干人，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 同意任命之。
第 85 条(公务员之考选)公务人员之选拔，应实行公开竞争之考试制度，并应按省区分别规定名额，分区举行考试。非经考试及格者，不得任用。第 86 条(应受考铨之资格)左列资格，应经考试院依法考选铨定之： 一 公务人员任用资格。
二 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执业资格。第 87 条(法律案之提出)考试院关於所掌事项，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第 88 条(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考试委员须超出党派以外，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职权。第 89 条(考试院组织法之制定)考试院之组织，以法律定之。第 九 章 监察
第 90 条(监察院之地位及职权)监察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行使同意、弹劾、纠举及审计权。第 91 条(监委之选举)监察院设监察委员，由各省市议会、蒙古西藏地方议会及华侨团体选举之。其名额分配，依左列之规定： 一 每省五人。二 每直辖市二人。三 蒙古各盟旗共八人。四 西藏八人。
五 侨居国外之国民八人。第 92 条(正副院长之选举)监察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监察委员互选之。第 93 条(监委任期)监察委员之任期为六年，连选得连任。第 94 条(同意权之行使)监察院依本宪法行使同意权时，由出席委员过半数之议决行之。第 95 条(调查权之行使)监察院为行使监察权，得向行政院及其各部会调阅其所发布之命令及各种 有关文件。
第 96 条(委员会之设置)监察院得按行政院及其各部会之工作，分设若干委员会，调查一切设施，注意其是否违法或失职。
第 97 条(纠正权、纠举权及弹劾之行使)监察院经各该委员会之审查及决议，得提出纠正案，移送行政院及其有关 部会，促其注意改善。
监察院对於中央及地方公务人员，认为有失职或违法情事，得提出纠举案 或弹劾案，如涉及刑事，应移送法院办理。第 98 条(弹劾案之提出)监察院对於中央及地方公务人员之弹劾案，须经监察委员一人以上之提议，九人以上之审查及决定，始得提出。第 99 条(司法考试人员之弹劾)监察院对於司法院或考试院人员失职或违法之弹劾，适用本宪法第九十五 条、第九十七条及第九十八条之规定。第 100 条(总统副总统之弹劾)监察院对於总统、副总统之弹劾案，须有全体监察委员四分之一以上之提
议，全体监察委员过半数之审查及决议，向国民大会提出之。第 101 条(言论免责权)监察委员在院内所为之言论及表决，对院外不负责任。
第 102 条 监察委员，除现行犯外，非经监察院许可，不得逮捕或拘禁。第 103 条(监委兼职之禁止)监察委员不得兼任其他公职或执行业务。第 104 条(审计长之任命)监察院设审计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第 105 条(决算之审核及报告)审计长应於行政院提出决算後三个月内，依法完成其审核，并提出审核报 告於立法院。
第 106 条(监察院组织法之制定)监察院之组织，以法律定之。第 一○ 章 中央与地方之权限
第 107 条 左列事项，由中央立法并执行之： 一 外交。
二 国防与国防军事。
三 国籍法及刑事、民事、商事之法律。四 司法制度。
五 航空、国道、国有铁路、航政、邮政及电政。六 中央财政与国税。
七 国税与省税、县税之划分。八 国营经济事业。九 币制及国家银行。一○ 度量衡。
一一 国际贸易政策。
一二 涉外之财政经济事项。
一三 其他依本宪法所定关於中央之事项。第 108 条(中央立法事项)左列事项，由中央立法并执行之，或交由省县执行之： 一 省县自治通则。二 行政区划。
三 森林、工矿及商业。四 教育制度。
五 银行及交易所制度。六 航业及海洋渔业。七 公用事业。八 合作事业。
九 二省以上之水陆交通运轮。
一○ 二省以上之水利、河道及农牧事业。
一一 中央及地方官吏之铨叙、任用、纠察及保障。一二 土地法。
一三 劳动法及其他社会立法。一四 公用徵收。
一五 全国户口调查及统计。一六 移民及垦殖。一七 警察制度。一八 公共卫生。
一九 振济、抚恤及失业救济。
二○ 有关文化之古籍、古物及古迹之保存。
前项各款，省於不牴触国家法律内，得制定单行法规。第 109 条(省立法事项)左列事项，由省立法并执行之，或交由县执行之： 一 省教育、卫生、实业及交通。二 省财产之经营及处分。三 省市政。四 省公营事业。五 省合作事业。
六 省农林、水利、渔牧及工程。七 省财政及省税。八 省债。九 省银行。
一○ 省警政之实施。
一一 省慈善及公益事项。
一二 其他依国家法律赋予之事项。
前项各款，有涉及二省以上者，除法律别有规定外，得由有关各省共同办 理。
各省办理第一项各款事务，其经费不足时，经立法院议决，由国库补助之。第 110 条(县立法并执行事项)左列事项，由县立法并执行之： 一 县教育、卫生、实业及交通。二 县财产之经营及处分。三 县公营事业。四 县合作事业。
五 县农林、水利、渔牧及工程。六 县财政及县税。七 县债。八 县银行。
九 县警卫之实施。
一○ 县慈善及公益事业。
一一 其他依国家法律及省自治法赋予之事项。前项各款，有涉及二县以上者，除法律别有规定外，得由有关各县共同办 理。
第 111 条(中央与地方权限分配)除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零九条及第一百十条列举事项外，如有未列举事项发生时，其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属於中央，有全省 一致之性质者属於省，有一县之性质者属於县。遇有争议时，由立法院解 决之。
第 一一 章 地方制度 第 一 节 省
第 112 条(省民代表大会之组织与权限)省得召集省民代表大会，依据省县自治通则，制定省自治法，但不得与宪 法牴触。
省民代表大会之组织及选举，以法律定之。第 113 条(省自治法与立法权)省自治法应包含左列各款：
一 省设省议会，省议会议员由省民选举之。
二 省设省政府，置省长一人。省长由省民选举之。三 省与县之关系。
属於省之立法权，由省议会行之。第 114 条(省自治法之司法审查)省自治法制定後，须即送司法院。司法院如认为有违宪之处，应将违宪条 文宣布无效。
第 115 条 省自治法施行中，如因其中某条发生重大障碍，经司法院召集有关方面陈 述意见後，由行政院院长、立法院院长、司法院院长、考试院院长与监察 院院长组织委员会，以司法院院长为主席，提出方案解决之。第 116 条(省法规与国家法律之关系)省法规与国家法律牴触者无效。第 117 条(省法规牴触法律之解释)省法规与国家法律有无牴触发生疑义时，由司法院解释之。第 118 条 直辖市之自治，以法律定之。第 119 条(蒙古盟旗之自治)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制度，以法律定之。第 120 条(西藏自治之保障)西藏自治制度，应予以保障。第 二 节 县
第 121 条(县自治)县实行县自治。
第 122 条 县得召集县民代表大会，依据省县自治通则，制定县自治法，但不得与宪 法及省自治法牴触。
第 123 条 县民关於县自治事项，依法律行使创制、复决之权，对於县长及其他县自 治人员，依法律行使选举、罢免之权。第 124 条(县议会组成及职权)县设县议会，县议会议员由县民选举之。属於县之立法权，由县议会行之。第 125 条(县规章与法律或省法规之关系)县单行规章，与国家法律或省法规牴触者无效。第 126 条(县长之选举)县设县政府，置县长一人。县长由县民选举之。第 127 条(县长之职权)县长办理县自治，并执行中央及省委办事项。第 128 条(市自治)市准用县之规定。
第 一二 章 选举、罢免、创制、复决 第 129 条(选举之方法)本宪法所规定之各种选举，除本宪法别有规定外，以普通、平等、直接及 无记名投票之方法行之。
第 130 条 中华民国国民年满二十岁者，有依法选举之权，除本宪法及法律别有规定 者外，年满二十三岁者，有依法被选举之权。第 131 条(竞选公开原则)本宪法所规定各种选举之候选人，一律公开竞选。第 132 条(选举公正之维护)选举应严禁威胁利诱。选举诉讼，由法院审判之。第 133 条(罢免权)被选举人得由原选举区依法罢免之。
第 134 条(妇女名额保障)各种选举，应规定妇女当选名额，其办法以法律定之。第 135 条(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代之选举)内地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代表名额及选举，其办法以法律定之。第 136 条(创制复决权之行使)创制复决两权之行使，以法律定之。第 一三 章 基本国策 第 一 节 国防
第 137 条(国防目的及组织)中华民国之国防，以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国防之组织，以法律定之。
第 138 条(军队国家化(一)军人超然)全国陆海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效忠国家，爱护人民。
第 139 条(军队国家化(二)军队不干政)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以武装力量为政争之工具。第 140 条(军人兼任文官之禁止)现役军人不得兼任文官。第 二 节 外交
第 141 条(外交宗旨)中华民国之外交，应本独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敦睦邦交，尊 重条约及联合国宪章，以保护侨民权益，促进国际合作，提倡国际正义，确保世界和平。第 三 节 国民经济
第 142 条(国民经济基本原则)国民经济应以民生主义为基本原则，实施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谋国计 民生之均足。
第 143 条(土地政策)中华民国领土内之土地属於国民全体。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权，应受 法律之保障与限制。私有土地应照价纳税，政府并得照价收买。
附著於土地之矿，及经济上可供公众利用之天然力，属於国家所有，不因 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权而受影响。
土地价值非因施以劳力资本而增加者，应由国家徵收土地增值税，归人民 共享之。国家对於土地之分配与整理，应以扶植自耕农及自行使用土地人为原则，并规定其适当经营之面积。
第 144 条(独占性企业公营原则)公用事业及其他有独占性之企业，以公营为原则，其经法律许可者，得由 国民经营之。
第 145 条(私人资本之节制与扶助)国家对於私人财富及私营事业，认为有妨害国计民生之平衡发展者，应以 法律限制之。
合作事业应受国家之奖励与扶助。
国民生产事业及对外贸易，应受国家之奖励、指导及保护。第 146 条(发展农业)国家应运用科学技术，以兴修水利，增进地力，改善农业环境，规划土地 利用，开发农业资源，促成农业之工业化。第 147 条(地方经济之平衡发展)中央为谋省与省间之经济平衡发展，对於贫瘠之省，应酌予补助。省为谋县与县间之经济平衡发展，对於贫瘠之县，应酌予补助。第 148 条(货畅其流)中华民国领域内，一切货物应许自由流通。第 149 条(金融机构之管理)金融机构，应依法受国家之管理。第 150 条(普设平民金融机构)国家应普设平民金融机构，以救济失业。第 151 条(发展侨民经济事业)国家对於侨居国外之国民，应扶助并保护其经济事业之发展。第 四 节 社会安全 第 152 条(人尽其才)人民具有工作能力者，国家应予以适当之工作机会。第 153 条(劳工及农民之保护)国家为改良劳工及农民之生活，增进其生产技能，应制定保护劳工及农民 之法律，实施保护劳工及农民之政策。
妇女儿童从事劳动者，应按其年龄及身体状态，予以特别之保护。第 154 条(劳资关系)劳资双方应本协调合作原则，发展生产事业。劳资纠纷之调解与仲裁，以 法律定之。第 155 条(社会保险与救助之实施)国家为谋社会福利，应实施社会保险制度。人民之老弱残废，无力生活，及受非常灾害者，国家应予以适当之扶助与救济。第 156 条(妇幼褔利政策之实施)国家为奠定民族生存发展之基础，应保护母性，并实施妇女儿童福利政策。
第 157 条(卫生保健事业之推行)国家为增进民族健康，应普遍推行卫生保健事业及公医制度。第 五 节 教育文化
第 158 条 教育文化，应发展国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国民道德、健全体格、科 学及生活智能。
第 159 条(教育机会平等原则)国民受教育之机会，一律平等。第 160 条(基本教育与补习教育)六岁至十二岁之学龄儿童，一律受基本教育，免纳学费。其贫苦者，由政 府供给书籍。
已逾学龄未受基本教育之国民，一律受补习教育，免纳学费，其书籍亦由 政府供给。
第 161 条(奖学金之设置)各级政府应广设奖学金名额，以扶助学行俱优无力升学之学生。第 162 条(教育文化机关之监督)全国公私立之教育文化机关，依法律受国家之监督。第 163 条(教育文化事业之推动)国家应注重各地区教育之均衡发展，并推行社会教育，以提高一般国民之 文化水准，边远及贫瘠地区之教育文化经费，由国库补助之。其重要之教 育文化事业，得由中央办理或补助之。
第 164 条(教育文化经费之比例与专款之保障)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於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在省 不得少於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二十五，在市县不得少於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 十五，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以保障。第 165 条(教育文化工作者之保障)国家应保障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之生活，并依国民经济之进展，随时 提高其待遇。
第 166 条 国家应奖励科学之发明与创造，并保护有关历史、文化、艺术之古迹、古 物。
第 167 条(教育文化事业之奖助)国家对於左列事业或个人，予以奖励或补助： 一 国内私人经营之教育事业成绩优良者。二 侨居国外国民之教育事业成绩优良者。三 於学术或技术有发明者。
四 从事教育久於其职而成绩优良者。第 六 节 边疆地区
第 168 条(边彊民族地位之保障)国家对於边疆地区各民族之地位，应予以合法之保障，并於其地方自治事 业，特别予以扶植。
第 169 条(边彊事业之扶助)国家对於边疆地区各民族之教育、文化、交通、水利、卫生及其他经济、社会事业，应积极举办，并扶助其发展，对於土地使用，应依其气候、土 壤性质，及人民生活习惯之所宜，予以保障及发展。第 一四 章 宪法之施行及修改 第 170 条(法律之意义)本宪法所称之法律，谓经立法院通过，总统公布之法律。第 171 条(法律之位阶性(一))法律与宪法牴触者无效。
法律与宪法有无牴触发生疑义时，由司法院解释之。第 172 条(法律之位阶性(二))命令与宪法或法律牴触者无效。第 173 条(宪法之解释)宪法之解释，由司法院为之。第 174 条(修宪程序)宪法之修改，应依左列程序之一为之：
一 由国民大会代表总额五分之一之提议，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代表 四分之三之决议，得修改之。
二 由立法院立法委员四分之一之提议，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员四 分之三之决议，拟定宪法修正案，提请国民大会复决。此项宪法修正 案，应於国民大会开会前半年公告之。
第 175 条(宪法实施程序与施行程序之制定)本宪法规定事项，有另定实施程序之必要者，以法律定之。本宪法施行之准备程序，由制定宪法之国民大会议定之。
第四篇：某县五十年发展辉煌成就侧记
某县五十年发展辉煌成就侧记
“三篇文章”构建了“**工业经济走廊”—**县50年发展辉煌成就侧记
驱车驶入位于**白族自治州西南边陲的**彝族自治县境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满山遍野绿油油的核桃林，它像一块块绿玉点缀着山乡，那万绿丛中的点点白瓦房则风吹树摇中时隐时现，让人仿佛置身于山峦叠翠的绿色宝地。
**古
称“样备”，得名于境内漾濞江。自汉王朝在云南置郡县起，今漾濞县地先后为益州、永昌、云南各郡所属，唐初六诏称雄时为样备诏地，元朝分属永昌、蒙化二府，明、清大体沿袭元制，其间自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以后在漾濞之地设样备、打牛坪两个土巡检司。1912年，以样备、打牛坪二巡检司故地及云龙、洱源的部分边远插花地为辖境设置漾濞县。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撤销并入大理市，1961年复置漾濞县。1985年改置漾濞彝族自治县。
**彝族自治县历史悠久，民风淳厚，土地广袤，山川秀美，资源富集，区位优势，她以“中国核桃之乡”、“核桃城”、“核桃生态园”、“核桃村”、“全国核桃质量第一”、“全国县级核桃人均占有量第一”著称于世。涛涛不息的漾濞江自北向南纵贯全境，100819彝族为主体的各族儿女在这里世代繁衍生息，9个乡镇（3镇6乡65个村民委员会和1个社区）星星点点散落在这崇山峻岭、河流如织、阡陌纵横的1957平方公里的红土地上。
50年来，**彝族自治县各族人民沐浴党的民族政策的阳光雨露，在漾濞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团结奋斗，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建设事业的辉煌成就，彝县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呈现出走向现代化、走向未来的蓬勃生机和活力。
一
50年里，彝县各族儿女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州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只争朝夕，历届县委政府把发展民族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改善群众生活水平作为根本任务，团结和带领全县各级各部门和各族干部群众，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县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各项事业欣欣向荣：
国民经济持速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50年来，漾濞始终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县域经济放在了一切工作的首位，抓基础设施，调产业结构，搞温饱工程，初步建立了以小水电、冶金、化工为主导产业的工业体系，以核桃、烤烟、优质肉畜为主的农业体系，以旅游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体系，有力地推动了全县经济快速发展。2005年，地区生产总值比1956年增18倍；工业总产值比1956年增42倍；农业总产值比1956年增18倍；财政总收入比1956年增27倍。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自治州成立以来的50年，是漾濞彝族自治县各族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时期。2005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比1956年增21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900元。
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不断更新，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干部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市场经济观、非均衡发展的观念、农业产业化富民的观念、工业富县的观念、非公有制经济是县域经济主体的观念、形象就是生产力的观念和讲团结讲大局讲稳定的观念，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上级党委、政府关于改革的各项方针政策，稳步推进各项改革，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坚持实行“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战略，充分发挥地缘、区位和资源优势，不断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对外交流与合作规模不断扩大。
力作“三篇文章”，初步构建了“漾江工业经济走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漾濞紧紧抓住第一要务不放松，以力作水电推动式工业化、核桃为重点的农业产业化、基础设施建设“三篇文章”为突破口，积极协调和组织各方力量，开拓进取，真抓实干，县域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以电源、交通、通讯信息、水资源为基础条件，初步构建了从脉地沿漾濞江至顺濞的冶金、化工、水电、副食品生产、农产品加工等工业集体的“漾江工业经济走廊”，工业经济已成为漾濞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以工业为主导、非公经济为主体的县域经济格局已形成。2005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4.2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581元，人均生产总值位居全州第5位；财政总收入完成5651万元，人均财政总收入位居全州第2位；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3551万元，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位居全州第2位；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8570万元，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位居全州第2位；农村经济总收入40098万元。截止2005年底：一是水电推动式工业
第五篇：我国宪法修订历史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产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还不具备制宪的条件。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订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在总结胜利成果和确立国家制度方面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经过近四年的建设和发展，新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赢得了国家的独立；大陆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各民族在平等和友爱互助的基础上团结了起来；经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等群众运动，人民群众被组织起来，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已经开始；1953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颁布后，通过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规模的普选，选出了基层代表5669万人、全国人大代表1226人。这就为召开全国人大、制订宪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与此同时，现实也迫切要求召开全国人大、制定宪法。当时，我国正处于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确定了以一化三改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任务。这就需要有一部根本大法来确定国家的领导制度，以便充分发挥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保证这一艰巨任务的完成。1952年12月24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议由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议，于1953年召开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并开始进行起草选举法和宪法草案等准备工作。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成立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全面筹备制宪工作。同年底，毛泽东率领宪法起草小组到杭州，着手起草宪法。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宪法起草小组广泛参阅了中外宪法文件特别是苏联等民主国家的宪法文件，数易其稿，宪法草案初稿被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从1953年1月至1954年8月，宪法起草委员会先后组织了8000多人和15亿多人对草案初稿进行讨论，广泛征求意见认真修改后，形成了提交第一次全国人大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9月15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20日，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坚持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是贯穿1954年宪法的基本精神。由于受过渡时期历史条件的局限，1954年宪法还不具备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1954年宪法确定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它的制定与实施，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初步基础，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确立提供了法律保障，标志着我国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事业走上了新的里程。从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基础，我国人民民主政治和人民民主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三次修改五次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后，在近半个世纪中，曾被三次修改五次修正。
11975年的第一次修改
1954年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我国逐步地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由于“左”的错误，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社会主义法制遭到破坏。“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错误地制定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且这条错误的路线在中共“九大”、“十大”上得到了肯定。“左”的错误的影响，使庄严的宪法几乎完全失去了作用。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例，根据1954年宪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4年，基层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2年。从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到1965年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基本上做到按期举行。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从1953~1963年先后进行了五次选举，也基本上做到了按时选举。但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连续10年没有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也10多年没有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受到极大的损害。为了适应“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需要，从1970年开始，我国着手对宪法进行修改。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同年8~9月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专门讨论了修改宪法的问题，就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基本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1975年1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决定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主持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提请全国人大讨论，1月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5年的宪法，是在那种很不正常的条件下制定出来的。这个宪法对于很多需要认真规定的东西，都过于草率。因此可以说是一部有严重缺点和问题的社会主义宪法。
2.1978年的第二次修改和1979年、1980年两次局部的修正
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形势的发展要求对宪法做出进一步修改。这就有了1978年对宪法的再一次修改。1978年宪法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组成的修改宪法委员会起草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主持了这次宪法的修改。在起草过程中，反复征求了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宪法修改草案在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上讨论通过后，提请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于1978年3月5日正式公布。
3.1982年的第三次修改
1978年以后的几年，是我国处于历史性转变的重要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领导全国人民全面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深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根据新的情况制订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宪法在许多方面已经同现实的情况和国家生活的需要不相适应，有必要对它进行全面的修改。1980年9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任主任委员，宋庆龄、彭真任副主任委员，主持修改宪法。决定成立以胡乔木为秘书长的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具体负责宪法的修改起草工作。1982年2月，宪法修改委员会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认真修改后，于1982年11月23日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这一宪法修改草案。
4.对1982年宪法的三次修正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并根据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进行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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