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矛盾成因二辩稿

第一篇：医患矛盾成因二辩稿

谢谢主席，对方辩友。今天我们讨论医患矛盾的意义就在于要去解决矛盾。然而解决又分治标和治本。很显然，核心在于从根本上解决矛盾。首先，现实生活中，发生医患冲突后往往涉及经济赔偿，看似是通过解决经济问题而解决了矛盾。但不难发现，金钱不过是一种弥补手段，企图减少患方对医方的责怪心理，并且这种弥补还是可替代的。就好像有些医患纠纷例子中，病人抢救失败不幸去世，家属拒绝经济补偿，用暴力强制医护人员游街，向死者下跪等侮辱方式作为宣泄。这就说明大多数医闹并不是因为看病贵看病难等经济问题，而是源于病人逝世后家属对医方的强烈怨念，而这种怨念常常是来源于患方固有观念中对治疗效果怀有过高的期望值，认为医生只要尽全力就能够治好病人。那么患者为什么会对医生

有那么高的期望值呢？根源在于社会分工不同，不同群体在知识技术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必然会有认知观念差异，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今中外，无论是否存在经济问题，都不乏医患矛盾的实例，始作俑者就是观念分

歧。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无疑是质的飞跃，医疗投入相比20年前增长了23.6%。但为什么医患矛盾不见缓和却愈演愈烈？核心在于随社会发展，社会人际交往逐渐复杂化，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逐渐消磨，个人的自我意识增强，医方敬业服务意识消减而利益私欲膨胀，患方猜忌提防“高价药”时刻担心被宰。诸如此类潜伏在双方内心的不同观念，使得医患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和谐，导致医患矛盾在当前的中国越来越尖锐。攻辩：

1.请问对方辩友，中国医疗投入大幅增长为什么医患矛盾不减反增？ 2.再请问对方辩友，是不是说全民医保的经济条件达到了医患矛盾就完全解决了？

3.请对方辩友论证一下，为什么经济问题是矛盾中的大部分问题 4.用钱解决的是不是都叫做经济问题？

5.今天你感冒了需要两百块医药费你支付得起吗？你心甘情愿支付吗？ 6.大连82岁疑患癌症的老人在医生开出治疗梅毒药方后不幸去世，家属抗议医方胡乱开药频频医闹，事实却是老人可能交叉感染梅毒，医生是按需拿药。这难道不是由于两方知识观念差异才导致的矛盾吗？

第二篇：当今中国,医患矛盾的核心成因是制度问题 一辩稿

当今中国，医患矛盾的核心成因是制度问题

一辩稿

开宗明义，概念先行。医患矛盾就是指医患双方在医疗服务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利益冲突，外在表现为纠纷、对抗。而我方判断核心成因的标准是这种因素对矛盾的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今天我方观点是：当今中国，医患矛盾的核心成因是制度问题。

首先，我们要和对方辩友达成一个共识，我们今天之所以在这里讨论这个辩题，都是希望我国的医患矛盾能够有所改善，我方也承认确实有一些医患矛盾，是由于观念问题所导致的。

然而为什么制度会成为我国当今医患矛盾的核心成因？我方是通过这样一条逻辑线进行论证的：

首先来谈谈观念。我们知道，社会作为一个大的主体，人人都有自己的观念，人人都想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这种观念是没有错的，也是很难改变的，观念更像是人的一种基本属性。

我们可以看到观念的出发点是不分对错的，那么为什么并非错误的观念会产生恶劣的问题呢？我方认为是制度出现了问题。

其次，我们为什么要出台各式各样的制度？是为了限制人们的行为，保障人们的权益。对方辩友反复向我们提出，观念是核心问题，那么为什么在其他的领域没有产生问题，而在有些领域却产生尖锐的矛盾，比如我们今天谈的医患领域。

最后来看看我们当下的这些医疗制度，我方认为，我国当今的医疗制度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医疗资源分配不均 2 医院的经营管理制度与药品监管制度不完善 3 医疗事后鉴定制度的不完善

一方面，不公的分配制度，导致本就不足的医疗资源分配更加不均。第二，经营管理与药品监管制度不完善，促使医院在药品的选择上易出现使用高价药而拿回扣的现象，同时医生的薪酬与药品销售额挂钩，从而使得医生尽力开贵药，而患者便买不起药。而当今医疗报销比例低，患者家庭无法承担高昂的医疗费用，另一方面，当出现医疗事故之后，由于问责制度的不完善，存在着医生与患者的责任划分不明，而在医疗事故的鉴定中，监管机构与鉴定机构存在相互包庇，这些问题都加剧了医患矛盾。

为什么人的观念，在很多情形下没有出现矛盾，偏偏在医患关系这里，矛盾却如此尖锐？那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观念上的问题已经不是主要问题，而是我们的环境、制度出现了问题？

综上所述，我方坚持认为制度是当今中国医患问题的核心成因。

第三篇：医患矛盾的核心是经济问题 一辩稿

当今中国医患矛盾的成因中，经济问题/观念问题是核心

问候在场各位，开宗明义，经济问题是指与经济有关的问题，包括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资金投入机制、从业人员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等。观念问题是指与观念有关的问题，包括群众健康科普水平低下、部分从业人员道德低下、社会信仰危机等。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医患冲突屡见不鲜。而当我们去分析其中的成因时，会发现既有经济上的问题，也会有观念上的问题，正是因为医患矛盾的成因是错综复杂的，当我们要去理清谁是核心时，我们首先应该把握，什么叫核心问题？所谓的核心问题，应该是矛盾中最主要的部分，是问题产生的关键。我方认为，当今中国医患矛盾的成因中，经济问题是核心。接下来我方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详细的论述。

第一，对于政府而言，政府对医疗行业资金投入不足，资源分配不合理，无法保障医院的“公益”属性，是医患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医疗行业本应具有公益性，然而市场经济下医院90%的运作费用都得自己赚取，导致医院具有很强的“营利性”。在“营利性”性与“公益性”的巨大矛盾中，医疗行业现实“营利属性”和群众期望的“公益性”不符，成为医患矛盾产生的根源。

第二，对于医院而言，现行医疗人员的收入分配制度导致了医生和患者之间利益对立，是医患矛盾产生的直接原因。医院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过分注重以用药和检测的成本核算医生收入，加之绩效考核的压力，医生想要多赚钱，就得多开药多检查，正是这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将医生的利益与患者的利益对立起来，医患矛盾不可避免。

第三，对于患者及其家属而言，维权成本过高，不满情绪得不到有效宣泄，是医患矛盾恶化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医疗纠纷成因复杂，举证、鉴定、赔偿~每个环节都可能成为拉锯战。而鉴定费、律师费、食宿费、误工费等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一场官司下来，时间长、费用高、程序多，得到的补偿往往还没有“医闹”多，民众不满情绪得不到纾解，促使“告不如闹”的逻辑大行其道，恶化了医患矛盾。

最后，医患矛盾的成因，政府、医院、患者都不能缺位。正是因为经济制度、保障的缺失，导致相关人士的观念认知难免存在偏颇。解决经济问题，是解决医患矛盾的核心，也是形成积极正确医患观念的信心所在。综上所诉，当今中国医患矛盾的成因中，经济问题是核心。

第四篇：当今中国医患关系矛盾的成因中,观念问题是核心一辩稿1.0

当今中国医患关系矛盾的成因中，观念问题是核心一辩稿1.0 谢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

当今中国，医患关系矛盾严重，其本质是由于患者与医生双方的信息相互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的具体体现于观念问题。基于这样的背景之下，我方认为观念问题是当今中国医患矛盾成因的核心。医患矛盾既指表象的冲突事件，又指医患双方心理上的不满，观念是指人对于事物的认识、看法、理解。经济是指物质生产、流通、交换等活动。值得区分的是，经济是指物质、生产、流通、交换等活动，与在经济作用下所有运行机制的经济机制有本质的区别。我方的判断标准是：何者从根本上导致了医患矛盾的现象。论证如下：

首先，医患关系矛盾是由于医生和患者之间的相互不理解造成的。医生问诊全过程往往少于五分钟。这短短的问诊过程不足以患者问清想咨询的问题。因此当患者糊里糊涂完成检查、缴费、治疗，尤其治疗效果不如愿时，患者及家属往往认为被医生敷衍、误诊、过度医疗。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之下，患者带着怀疑不信任的眼光看医生，医生还能友好的对待患者么？来医院本是为了看病，当患者治疗后发现病没治好，心理产生落差于是向医生大打出手，这种事件屡见不鲜，其矛盾根本不是治疗费的多少，而是我给了钱病却没治好。在医闹如此严重的今天，医生给患者看病的同时还要随时准备自卫防止自己被打，这种情况下还能好好看病么？在这种恶性循环下，医生对病人越来越冷漠，患者越来越仇视医生，医患关系如何不出现矛盾？

其次，媒体的恶意煽动导致整个社会对于医患矛盾观念形成先入为主的思想，加剧了医患矛盾关系。媒体为了博人眼球，片面将医生形象妖魔化，例如纱布门事件。医生本是想采取宫腔纱布填塞的措施止血，保住患者子宫。却被媒体报道为无良医生手术忘取纱布。一群不明真相的网民又在后面跟风评论。正常的手术报道成医疗事故。这不仅丑化了医生在大众心中的形象，导致整个社会都片面形成对于医生的不信任观念。更叫无辜的医生如何去看待这个冷漠的社会？这根深蒂固了医患矛盾关系，从而加剧了医患矛盾关系的紧张。

最后，我方承认医患矛盾是由经济问题和观念问题等原因共同形成的。唯有从观念上改变对于医患关系的态度，医生和患者形成良好的沟通，媒体不在一味的煽动蛊惑，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医患关系矛盾的问题。因此我方坚持认为，当今中国医患关系矛盾的成因中，观念是核心。

第五篇：医患矛盾的主要责任不在于医院 一辩稿

思路：对方举例子，我就就另一个例子反驳。

谢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开宗先明义，让我们来看看何为医患矛盾。所谓医患矛盾是指医院和患者及其家属这两个社会群体在就医过程中中存在一种不信任甚至对立产生摩擦的情况。我方认为，在医患矛盾这个问题上是不存在主要责任的。

1，一方面，医疗矛盾的责任是多方面的，有很多因素互相连结掣（che）肘:从体制上来说，现有的制度安排把医方和患方放在了利益争夺的两极，形成了所谓的零和利益结构。“我掏一分钱，你就挣了一分钱，你挣了一分钱，我就一定少了一分钱。”在这种结构下，不冲突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医患冲突的本质是在既有制度安排下的医方和患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很不幸，由于医护人员是医疗体系的窗口，自然就演化成了人际关系层面的直接冲突。在医保体系方面，报销制度的不及时和不完善，常常让患方对医方不满，将责任推给医方而不能看到是医保体系的不完善。从我国国情来看，公民或患方的医疗常识水平整体较低，患方常常认为只要付钱就能得到相应的治疗效果，事实上每个患者的体质，手术本身的风险性都决定了医疗效果的不确定性，这样的责任对方还能以为的指责医院吗？同时，医疗水平医疗资源的匮乏并且发配不均，患方整体的医疗需求与远高于我国当今社会能够提供的医疗服务，这样的需求不对等关系也导致了医患矛盾这一社会现象的客观存在。这些各种各样的因素相互联接，共同导致了医患矛盾的存在。根本不存在

孰为主孰为次的问题。

2，另一方面，在不同的医疗纠纷个案中，主要责任是不同的，然而这些纷繁多种的责任就整个社会来说到底归谁，对方辩友是无法论证清楚的，这更加说明了对于这一社会问题，主要责任是不存在的。

最后，我们想说医疗矛盾主要责任不在医院，是希望舆论媒体，大众的注意力不要放在一味的去问责追责医院这一社会群体上，而应全面多样的看待各个因素，不断完善与推动各方面的因素，将医疗矛盾这一社会问题逐步化解。

引导媒体舆论对医疗矛盾客观、真实、全面报道，谢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

首先，我方认为医患矛盾的主要责任是在于社会现状：我们发现，医院本是事业单位，是福利性机构，但由于国家的扶持等不够，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医院不得不寻找一个途径去生存。同时医疗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方的利益与责任是存在冲突的。医闹，医方也蒙受损失，公众对他的期望过高 其次，最后，我方想说医患矛盾的主要责任不在于医院，是希望媒体和群众能够更加理性，更加深入的看待

新医改方案公布至今已近3年，公众满意在哪，不满意又在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和卫生部卫生统计信息中心进行的医患关系调查研究给出了答案——总的来说，大家满意的是人，不满意的是钱。这项时间横跨本轮医改整个进程的研究表明，居民对医改反馈积极。居民对就医体验基本满意，对医护人员的服务尤其满意，但对就医总费用、检查费用、药品费用不满意，甚至认为更差。

“患方不满意的内容并不是医生、护士等人员，他们不满意的问题比如费用，通常来自制度机制。”主持此项调查的北京大学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对此做出解读，“但由于医护人员是医疗体系的窗口，就被推到了冲突的前端。医生和护士表面上看是医患冲突的制造者，实际上是冲突的受害者。比如医生要对病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个人奖金与创收挂钩（机制问题）

框架

主打：不在于医院——美化医院——撇清医院的责任（固定的主要责任不存在，因为主要责任在不断变化的，以致无法分清。

造者，实际上是冲突的受害者。”

大家不满意的都跟钱有关

中国青年报：从调查来看，公众如何评价本轮医改？

邱泽奇：公众对医药卫生改革的成效，总体上是比较满意的，满意度在60%以上。具体说来，满意的前三项是，加强公共卫生措施，更好地预防疾病；提高便利程度，让看病变得更方便；改变取药方式，让人们取药更便捷。有就医体验的人群，满意的前三项是：设备条件；取药的便利程度；检查的服务态度。

大家不满意的，都跟钱有关。在有就医体验的人群中，不满意的前三项是：就医总费用、检查费用、药品价格。还有一个比较不满意的地方，是报销不及时，以及报销比例不高。这些都涉及钱的事儿。

中国青年报：感觉大家比较满意的方面集中在设备、环境、服务等。像很多人关注的看病贵、药价高等问题，还是不够乐观，这是为什么？

邱泽奇：患方不满意的内容并不是医生、护士等人员，他们不满意的问题比如费用，通常来自制度安排。是医药卫生体制的制度安排出了问题。医患关系被安排在了供方垄断的供应—消费模式中，即整个医方成为一个商业集团，整个患方被动地也被迫地成为一个不愿消费又不得不消费的消费集团。在这个模式中，医方可以不受约束地为自己获取垄断利润，又可以运用医患关系中的知识、信息、能力不对称，将责任减到最低；患方则不得不被动地接受医方提出的所有条件，直至破产。

中国青年报：调查描绘了对医疗活动最不满意群体的“群像”——非农户籍、年收入在1.2万元以下、受教育程度在高中或以下、已婚、60岁以下、无工作等。针对这个群体，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措施？

邱泽奇：这个范围内的群体，是城镇的中低收入者，甚至主要是低收入者，他们对收入和支出变动的敏感性远远大于其他群体。对于一个月收入1000元或以下的城市居民来说，增加100元就是极大的改善，减少100就是极大的损失，所以他们对医疗总费用特别敏感。这个人群主要分布在城镇，特别是城市。在农村，新农合的实施以及患方对医疗活动的低需求，使得患方在费用上敏感性要低一些。也可以说，在农村人口现有医疗需求的条件下，农村的医疗保障要好一些。

针对城镇的这部分人群，我们现在还没有更好的医疗保障措施。但也不是没有解决之道，比如是不是就可以像新农合那样，在城镇现有医疗保障体制的基础上，专门针对这个人群，建立类似新农合那样的保障机制，让他们交少量的钱，获得更多的医疗保障。不太严谨地说，我们已经初步解决了全民医保的覆盖性问题，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解决公平性问题，对于这部分人群应该有特殊制度保障。把最不满意群体的问题解决了，整体的满意度就会提高很多。

医护人员对医患关系的评价比患者更低

中国青年报：卫生部部长陈竺说，中国要想破解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离不开600万医生的理解和支持。但这次调查中，有超过40%的医护人员表示压力巨大。他们的压力来自于哪里？

邱泽奇：他们在执业活动中面对多重压力。首先是执业安全的压力。万一出了什么事，任何一个患者找上门来，都将是他一辈子的麻烦，所以医护人员什么时候都要小心翼翼。第二，执业环境的压力。同行之间、同事之间，都有竞争，既要看好病人，又要做研究发文章，还要竞争职称，否则待遇上不去，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我们调查发现，医护人员对医患关系的评价仅60分，甚至低于患者的评价。这是因为，他们对和谐医患关系的期待更高，认为不应该搞成这个样子。他们希望患者给予他们更多的尊重，希望获得更高的社会声望。但目前没有，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现有制度安排下的医患关系造成的，所以更不满。

中国青年报：有人发现，在医改的这几年，医生多数时候更愿意沉默以对，显得有些被动消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局面？

邱泽奇：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更好的出路，譬如正在探索中的公立医院改革，并没有在体制上让他们看到可以改变现状的出路。医生们希望知道的是，无论怎么改革，他们提高收入的机会在哪里？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在哪里？是不是依然需要为了自身的职业甚至生命安排而不得不做有悖医德的事情？。所有这些，他们还无法预期。

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积极性”。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要让他们得到足够的社会地位，以及至少中上的经济收入。其实很少有医生会希望成为富豪，他们希望更多的是，得到人们的尊敬，不要为衣食住行而操心。如此，我们还需要建立合理的医生薪酬分配体系。比如说在目前的就医总费用中，药费贵、检查费贵，但诊疗费便宜。这是完全不合理的！药、设备，都是批量生产的产品，只有医生的诊疗活动，才是针对患者的个性化服务，是最反映医生技术和智慧的结晶。滑稽的是，恰恰是这样一个最需要基本激励的活动，在医疗总费用中，几乎完全被忽略了！通过医生的智慧活动获得了价值药品和设备，却让医生的智慧活动本身要从批量化生产的药品和设备的消费中去分成，这难道不滑稽？

医患冲突的根本原因，是现有制度安排把医方患方放在了利益争夺的两极

中国青年报：您曾提出人们对医患关系的理解过于狭窄。能具体阐述一下，我们对于医患关系有哪些认识误区？

邱泽奇：很多人认为医患关系就是医生个人跟患者个人的关系。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这是一个误解。我们总结了一个适合中国的医患关系的定义，即患者及其家属在就医过程中与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之间发生的特定关系。这组关系中其实包括两个群体，即医方和患方。

所谓医方，包括了医疗卫生制度、医疗卫生机构、医生、护士、医技人员、管理人员等；所谓患方，包括了患者、患者亲属、监护人等。

医患冲突的根本诱因，是现有的制度安排把医方和患方放在了利益争夺的两极，形成了所谓的零和利益结构。“我掏一分钱，你就挣了一分钱，你挣了一分钱，我就一定少了一分钱。”在这种结构下，不冲突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医患冲突的本质是在既有制度安排下的医方和患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很不幸，由于医护人员是医疗体系的窗口，自然就演化成了人际关系层面的直接冲突。从表面上看，医生和护士是医患冲突的制造者，实际上他们是冲突的受害者。

中国青年报：这对于我们认识医患关系有什么启示？

邱泽奇：我们应该从整个医疗体制来看待医患问题。遗憾的是，患者很难做到，对他们而言，“谁给我看病我找谁”，这最直接、最简单的办法。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要求患者，但可以要求媒体。媒体对医患冲突的报道，需要有更加公正的视角和更加细致的事实，如果只是简单地告知高医药费用、患者与医护之间有肢体冲突等，很容易误导受众，把个人的行为简单化地推及到整个群体。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现在不少患者也存在心理误区，这就是在求医过程中“看贱”自己健康甚至生命的价值，希望越便宜越好，甚至不花钱看病最好；一旦产生医患冲突，甚至进入法律诉讼程序，又认为自己的或自己亲人的健康甚至生命是无价的，要医方赔偿很多钱才行。这就是对健康甚或生命价值的“逻辑悖论”。这种矛盾的逻辑，在患方比医方体现得更严重。我认为，患者应该摆正心态，对健康或生命既不能“看贱”也不能“看贵”，要跟医生达成共识。要相信大多数医生在职业道德上是可信任的，你既然去找他，就要信任他。这就要求医患双方有足够的沟通。而现有医疗体制下医患双方的利益争夺，把信任感完全都破坏掉了。

中国青年报：在当下，您有什么具体建议？

邱泽奇：改善医患关系，本质上是要重塑适合中国社会的医药卫生体制。举一个具体例子，如果我们有一个由患者“可授权”的查询系统，“我的健康信息我做主！”病人到一家医院只要告知自己的健康诊疗号，医院就可以从公共的诊疗信息系统中获得患者全部的就医状况和病史甚至健康史，就可以在一定意义上避免过度检查以及检查费用高的问题。再譬如，我们有可征信的医患行为评价系统，就可以约束医患双方的不良行为，在社会层面建立起管理监督机制。置于类似的系统谁来做，我认为，作为公权力机构，应该由政府来做。如此，也帮助政府改变目前的一些舍本逐末的做法。

中国青年报：什么是“本”？

邱泽奇：所谓“本”，就是积极推进医药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医药卫生活动本身应该是公益性的，不应该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疗器械、药品都是商品。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医药卫生活动的公益性，最核心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重塑机制，例如医药分家。医药分家的本质，就是要医疗活动回归公益性。不仅是医药分家，医技也应该分家，甚至医护都应该分家，如此使得医方作为服务提供方之间具有竞争，患方作为

健康保障需求方可选择。没有竞争，没有选择，是很难满足患者的需求，也是很难改善医患关系的。

本报记者 杜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