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中国受伤的合法腐败

第一篇：最让中国受伤的合法腐败

最让中国受伤的“合法腐败”

朱振和在《合法腐败与腐败的社会化》一文里〃提出了一个“合法腐败”的概念。

他举了2007年1月8日出版的《财经》杂志揭露了的一位高级领导同志的儿子□□空手套白狼〃攫取巨额财富的案例：最初〃□□从银行贷款7000万元〃买下山西一煤矿。然后请评估公司将煤矿评估为7.5亿元〃按此价格把煤矿卖给山东鲁能集团〃还了7000万元贷款以后〃此人就赚了6.8亿元。用同样手法操作几次〃他就赚了33亿元。山东鲁能集团是大型国有企业〃2006年实行“转制”〃□□和他的朋友□□□〃用37.3亿元买下了鲁能91.6%的股权〃而鲁能的实际价值高达1100亿元甚至更高。《财经》杂志揭露此事一年后〃在中央的干预下〃曾经以37.3亿买掉的鲁能集团的股权〃又被以85亿元买回了来。这一买一卖〃□□赚了48亿元。

在这整个过程中〃□□的每一步行为都是“合法”的。银行贷款是“合法”的；买下山西煤矿〃一家愿卖〃另一家愿买〃是“合法”的；请评估公司〃请的是具有国家认证的评估资质的公司〃进行资产评估〃也是“合法”的；按评估的价格把煤矿卖给鲁能集团〃也是“合法”的；国有企业“转制”是按照党中央深化改革的政策进行的〃买鲁能的股权也是“合法”的；最后鲁能集团又把股权买了回来〃是在中央的指导下进行的〃也是“合法”的。当然〃普通人不可能做成这一系列奇迹般的买卖〃而□□在他父亲的光环下却能顺利地、“合法”地展现他的商业“奇才”〃白手起家〃迅速变成亿万富翁。

朱振和说：现在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或略多一些）攫取了国民收入的90%以上。以权贵为核心的官僚资产阶级是怎样敛聚财富的呢＜有些人以为他们是通过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而非法敛财的〃其实并非如此〃他们的财富绝大部分是这样通过合法的或符合潜规则的、不违法的途径而攫取的。例如〃土地财政、国有企业的垄断、大批“红二代”、“红三代”、“官二代”、“官三代”成了大型国有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巨额国有资产转变成官僚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这些都是极为严重的腐败现象〃但是这些都是合法的。***和前铁道部长刘志军敛聚了上百亿、几百亿的财富〃可是在公开审判时〃他们贪污受贿的金额却只有区区的几千万元。为什么有这样巨大的差距＜因为那上百亿、几百亿〃是这样的“合法”取得〃被认为不是腐败。

朱振和提出的这个“合法腐败”概念〃和他列举的“鲁能”、***、刘志军诸案〃腐败而竟然合法〃令我感到十分惊恐〃比揪出一个亿万级贪污犯〃还要叫我胆战心惊百倍＝

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合法腐败”问题。否则〃这样一路“反腐”下来〃抓了芝麻〃丢了西瓜〃腐败反完了〃导致腐败的制度、土壤仍然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在此基础上〃新的、甚或更大的腐败〃必然不断产生。那样〃“反腐”只是走了个过场〃只会徒有虚名〃实际糊弄民众〃保护了腐败的制度、腐败的现实。

第二篇：警惕合法面纱下的集体腐败

海南省文昌市龙楼派出所为庆祝新办公大楼落成，于26日大摆酒席举办乔迁典礼。据承办酒席的酒店老板介绍，该所当天收取了5万多元红包。事情源于文昌市一村民向《南国都市报》举报，称该市龙楼派出所新办公大楼落成，将于11月26日在该镇摆36桌酒席请人吃喝，并要求参加吃饭的人送红包。举报者介绍，接到龙楼派出所吃饭邀请的，不仅有龙楼镇的政府官员，还有不少是在该镇养虾、养鱼、搞种植的外地承包商或铺面业主。（《新京报》11月28日）

普通老百姓如果说盖了房子，请亲朋好友，铺张浪费些办个酒席、收个红包，我们说这虽然是一种不文明的陋习，不值得提倡，但总是情有可原，毕竟盖了房子是一个人的人生中一件大事，庆祝一下也是人之常情。派出所的新办公大楼落成，办公条件改善，干警们心里高兴，按理说也算一喜事，举行一个简单仪式庆贺庆贺也未尝不可。但是这办酒席却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派出所是政府机关，它的经费来自政府财政收入，而这些财政收入都是来自纳税人要进行合理安排。因而，派出所肯定不能像普通老百姓一样大操大办，浪费纳税人的钱是要问责的。

然而，文昌市龙楼派出所不仅大办酒席还大肆收取红包，这更是一种明目张胆的变相索贿行为。派出所衙门不大，可实权不小，管辖着镇里的方方面面的事情，派出所请客，辖区的那些商人、老板有谁敢不买帐，那就等于自己给自己在日后的经商和生活找麻烦。温情脉脉的面纱的请客背后，闪耀着权力的寒光，就这样，老百姓的合法财产又一次被打着“合法”的幌子强行作了贡献。而且在这所谓的贡献背后，更将带来执法不公的隐虑。你看那龙楼派出所在开席前，由工作人员向每桌客人每人发放一个空红包，由客人把吃酒席的钱放进红包里，然后写上自己的名字交到派出所工作人员手中。那谁能保证今后派出所不会按照红包的大小来决定自己的执法的偏向呢？如果被请而不去赴宴者，也许要求派出所办个事、出个警什么的那就更难说会得到什么待遇了。

其实，明眼一看就知道，龙楼派出所乔迁大办酒席，并不是真正的是为了表示乔迁的喜悦。以乔迁为名，以酒席为幌，收受红包，那是为小团体和个人谋私利。这些“灰色收入”将来肯定要进入“小金库”一类的地方，给大家发福利也少不它。而且，这种收受红包形式要来得保险的多，一则它是有体面的幌子，是合法的礼尚往来；二是以集体的名义收受的，将来的如果会打板子的话，肯定也打得不重，也很难打在个人头上。

办公大楼乔迁不仅让人感到条件改善之喜，而且可以通过操办酒席得到“意外之喜”。故一时之间，一些地方的公检法、财政、工商、税务等等实权部门纷纷利用办公大楼乔迁等各种形，大办酒席。一些正直的群众为之叫苦不堪，一些别有居心的人却欣喜若狂，利用这难得的大好时机大肆向公家行贿，为今后为自己的不良企图得到各方面的关照作好铺垫,可谓是求之不得。

只是，当这些官员们“双喜临门”之时，却是百姓的忧虑之时，这样的政府机关和官员也就将难以得到老百姓的衷心拥护。看来，我们也应该好好地对披着合法的面纱以集体名义进行腐败行为的人员开刀了！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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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浅谈中国腐败

浅谈中国腐败

十八大结束不到一个月，就有十多个官员纷纷落马：11月23日，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被曝不雅视频；11月26日，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吕英明涉嫌严重违纪；11月27日，广东英德副市长郑北泉涉嫌徇私枉法；11月28日，阳原市委书记 陈弘平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最值得一提的是12月6日，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他是十八大后首位落马的省部级高官，也是十八大上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这些官员的落马，让我们拍手称好，暗示着中国的新反腐形势开始，展示了中国反腐的决心。虽然现在我国的反腐开始卓有成效，可是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现在得到的成果，要彻底的解决腐败问题，我们还需从根除起。导致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与官员本身有关、法律制度有关、与中国的教育有关等等，要根除腐败这个问题，必须先了解原因。

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和中国的风俗习惯有关，在中国这个重感情的国家，送礼已经成为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的重要方式，朋友买车，朋友结婚，朋友搬新居都要送礼，以表示还“记得”他这个朋友，而往往又“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很多人就利用这一点，开始把这种送礼演化为行贿，手中有点权力的官员看着天上掉下的馅饼怎会不心动呢!于是就形成了现在严峻的腐败问题。

官场上官官相护现象加重了腐败问题。在官场上如果哪个官员不收点烟、酒，那就是官场的“奇葩”，就受其他官员排挤，很多人受于这种“压力”开始违背初衷，随波逐流。当有官员有机会有利可图时，他身边的其他官员会想方设法平分这块“肥肉”，出了事，他们就把自己可以用的权力全都用出来“屏蔽”消息，故当我们查到某一官员有违纪现象时，我们必定在他这起违纪事件上还能找出其他官员涉嫌其中，官员之间的“合作”，让腐败紧紧的埋在地下，也让他得以保身，继续恶行。

法律制度不完善让有些人钻法律的空子。每个人都有贪欲，我们现在都很痛恨那些贪官污吏，试想假如我们有机会也可以“收礼”，并且没有任何的束缚，那么我们有几个人能去拒绝？同样，在我们看到的那些正直、清廉的人，谁敢保证当“白花花的银子”摆在他面前时他不会心动，不会伸手？谁敢保证他在私底下，没有为利益而有“赌”一次的想法？建立更完善的法律制度，让犯罪与否的界限更加清晰，杜绝钻法律空子的现象发生，让那些蠢蠢欲动的官员清楚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也让他们知道违法法律制度的代价，让制度来斩去更多伸出去的黑手。

中国的腐败问题是急需解决的。十八大刚结束，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在作报告时说道：“如果腐败问题处理不好，将会亡党亡国。”，所以他下定决心要抑制中国的腐败。于是他全国人民说：“打铁还需自身硬”、“物必先腐，而后生虫”等等来表露反腐的决心。我们看总书记的简历和事迹，我们会看到习总书记从福建宁德任地委书记时就开始表现出对腐败的痛恨，以及卓越的反腐策略，在接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让很多官员不敢再有腐败的念头，他警示人们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的美梦，落实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口号，所以他一定能给我们在反腐问题上一个满意的答卷，圆满完成两个一百年的目标。

第四篇：浅谈如何惩治中国腐败

浅谈如何惩治中国腐败

摘要：“腐败”指的是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腐败，是指国家公务人员或国企权利掌控者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变化的过程。腐败具有腐蚀性和扩散型，激化了社会矛盾并将动摇国家的统治根基，是人们大众对党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对国家的未来和党的前途将会产生毁灭性的打击。惩治腐败已经成为关系到国家繁荣和党的存亡的刻不容缓的毒瘤。对于惩治腐败问题，要从根本上进行整治，标本兼治，长期而严厉的进行整治，而非表明面上的形式。

关键词：腐败 惩治 立法 体制 教育

随着十八大的胜利召开，新一代领导人走马上任，我国又不如一个新的阶段，而这一阶段，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最急迫的问题就是腐败。

“腐败”指的是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腐败在广义上说是行为主体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职权或偏离公共职责的权利变异现象。从狭义上说泛指国家公职人员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力的权利蜕变现象。我们通常所说的腐败，是指国家公务人员或国企权利掌控者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变化的过程。

腐败不单单是政治上的问题，也不是只有现在才出现，更不是中国特色。然而目前我国整治腐败现象发展迅猛的势头，已经达到了一个刻不容缓的地步，腐败具有腐蚀性和扩散性。它逐渐扩散到整个统治阶级，腐蚀高官掌权者的群体，既危及和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实施，又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动摇着我国社会的政治基础。腐败问题已经对党，对国家和社会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而对于腐败的惩治，我们一直都在尝试和探索，但是并不是很见成效，究其本质还是方法不对，或者说不是治不了而是不下决心治理。我们相信党的能力，而对于腐败问题一直模棱两可形式主义的态度，以及雷声大雨点小的效果，或许是时机未到。而如何惩治腐败，不是单方面的问题，而是要从立法、体制改革、教育等多个方面相结合进行彻底的惩治和预防，才能除掉腐败的毒瘤。

第一，作为法治国家，要惩治腐败，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建立一套关于惩治腐败的法律系统。法律是一个国家的基本行为规范，具有震慑力和强制力，是一个国家解决问题的有力武器，是社会公平诚信平等的有力保障。依靠法制，就是要运用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一旦有腐败行为出现，就要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制裁、惩处。如果法律不健全，就会在对腐败惩治的过程中不能达到最有效的效果，发挥法律最大的作用，就会使腐败者不能收到应有的惩罚，对社会的公平正义不能很好地维护。因此，规范、监督权力的运行，防止产生腐败行为，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法制、靠制度。要建立健全一整套规范权力运行的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要用法律和制度规范、分解、监督、制约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

惩治腐败的法律要包括的很多内容，包括腐败的分类，腐败的级别，腐败的惩罚以及预防。其中对于腐败的惩罚和预防是重中之重，重罚之下，必然会有超强的威慑力。纵观古今中外，在我国历史上，明朝是对腐败治理的最为严厉的朝代之一，明成祖朱元璋出身贫寒，对于腐败则是恨之入骨，所以在明朝初年，朝廷清廉，政绩卓越，国泰民安。在欧洲国家，对于腐败的惩罚和预防做的最好的国家要数瑞士，对于腐败的惩治相当严厉的同时，还给掌权者很好的待遇，满足他们的需求，恩威并施，使腐败问题得到了很好的治理。第二，有了健全的法律，还需要对法律的执行，这就需要在体制上进行完善。我党在惩治腐败这一敏感的问题上，做了多年的努力和探索。反腐运动的效果之所以不尽如人意，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关键是体制问题。反腐运动的失败的根源在于，让自己切除自己的毒瘤，如同执刀者与挨刀者本就是一个人，试问正常人谁会自己砍自己一刀，还一刀毙命。

在惩治腐败需要建立一个专门治理腐败的机构，而这一机构要独立于现在的掌权机制之外。而且要把反腐败斗争中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以国家法律为行事准则，彻底的执行国家反腐败法律，借助于国家的强制力，使之具有更大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同时需要对权利的弱化和掌权者行使权力的公开化，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第三，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只是在政界国企等领域，而是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要想根治，还要进行思想上的根除，这就要靠教育。

“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国法与党规党法虽有不同，但它们相辅相成、协调发展。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掌握着国家的命运，一定要加强对广大党员的教育，才能提高掌权者的整体思想素质，使廉政之风在党员中在领导层中经久不息。

同时还要对人民的思想进行教育，现在的教育以权力的教育为教育，而使得传统的优秀美德和基本道德缺失，是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出现病态偏差。这种现象如果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得整个社会陷入一种道德沦丧的病态之中。而大众的思想健康健全，将对掌权者的监督发挥巨大作用。

对于反腐的教育，领导的作用也很重要。这就是领袖的作用，在明朝时期，明成祖朱元璋生活勤俭，所以整个社会都是以勤俭为荣，廉政之风成为主流。而在清朝乾隆年间，由于皇室的奢华，导致朝廷奢靡之风盛行，在这样的环境下和珅这一清朝第一大贪官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治理腐败，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必须加强教育、制度、监督、惩处相统一的惩防体系建设。惩治腐败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和手软，国家有必要重新修订惩治腐败的法律法规，突出重典惩腐的立法精神。对腐败分子，不管其地位多高、资格多老、后台多硬、名气多大，一律依法严惩，决不姑息。要坚决查处领导干部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财产来源不明等案件，使腐败分子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精神上后悔莫及，使之真正得不偿失，实现由不敢腐败到不想腐败的转变。而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完善的过程。经过国家几代领导人得不断努力，我们相信在新一代以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惩治腐败的力度必将不断加大，措施必将越来越完备，预防腐败的效果必将更好，腐败行为必将得到有效治理，党风、政风和民风必将全面改进，必将搬到腐败这块大石头，是我国社会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第五篇：中国打击监狱腐败 800多

中国打击监狱腐败 800多“逍遥狱外”者被重新收监

发稿时间：2015-01-12 16:32:00 来源： 新华网 中国青年网 我要评论(288人参与)

假释变成“提前释放”，保外就医成了“保而不医”，监外执行相当于“重获自由”，身负命案监外执行后竟再杀人……减刑假释，原本司法中的人性化政策，在“权力寻租”的诱惑下，日益演变成特权之人逍遥法外的通道。

广东收监138人，山东收监66人，成都收监28人……权威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超过800“逍遥狱外”者被重新收监。违法减刑、假释、监外执行对于司法公平、公正的危害性不容小觑，打击“高墙内腐败”须堵住制度“后门”。

想减刑就减刑：“三类罪犯”成刑罚变更重灾区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获悉最新通报，2014年广东有138名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被收监执行刑罚，其中包括深圳市原副市长王炬等12名厅局级干部。

去年3月20日，最高检在全国检察机关启动开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察活动，要求重点监督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等“三类罪犯”刑罚变更执行情况，严查背后的司法腐败。

行动中，对于保外就医的条件进行了更为严格的限定。山东省、成都市、石家庄市等多地都明确表罪犯即使符合保外就医条件，但短期内没有生命危险，也将被收监执行。

从查处的情况来看，哪些人员“逍遥狱外”，享受“高墙特权”？

－－“有权人”难脱权力隐身衣。广西阳朔县国土局原局长石宝春被判处10年徒刑，还乘飞机前往山东和四川等地；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经批准保外就医1年，后连续7年续保；河南省禹州市公安局原局长王建生服刑4年，先后5次被保外就医；广东省江门市原副市长林崇中因受贿罪，被判10年刑，但就在法庭宣判当日从法院直接回家“保外就医”。

－－“有钱人”金钱开道。广东健力宝集团原董事长张海服刑期间，广东省监狱、看守所有关人员收受张海亲友贿赂，利用职务便利为他在转监、虚假立功、减刑等方面提供帮助，致使其两次被裁定减刑共计4年1个月28天，2011年1月26日刑满释放后潜逃国外。云南一罪犯高价购买他人颈椎错位的X光片，“移植”造假病例，成功“保外就医”。

－－“内部人”高墙内开启“绿色通道”。辽宁省营口监狱原副监狱长李某等3人利用办理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职务便利受贿。江门市原副市长林崇中违法监外执行案中，林崇中家属贿赂了河源市看守所原所长刘某、原教导员涂某，以及做取保候审鉴定的医院医生和医务科长，使法院作出了暂予监外执行的裁定。

“休假式服刑”缘于制度设计尚存“后门”

一些业内人士表示，“监外执行”规则设计尚不健全，从审批到监管，规定笼统，加上司法、检察院、法院、司法等部门在一些地方对接不畅，缺乏沟通，易造成服刑人员的“脱管”窘境。

山东省成武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吴三军说，“在实践中，决定机关却很少与罪犯居住地的公安机关联系，被决定保外就医的罪犯出监后，又不主动到派出所报到，罪犯释放后很容易脱管。”

例如，曾被判有期徒刑8年的广东省电白县原教育局局长陈建明，被裁决暂予监外执行后被县法院从看守所提走，但他并未被送到相关部门监管，法院等部门均不知其去向达8年之久。

缺少透明公开的程序，极易使得“监外执行”成为“法外之地”。“新刑诉法中的伪证罪，只惩罚在刑事诉讼中医生出具的假鉴定，但对于在审判之后的保外就医中的造假者，尚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海南省海口中院的一位法官说，“这助长了不良医生虚假鉴定的歪风”。

因此，由于法规滞后、审批流程过于简单，监督难以到位。例如，1990年颁布实施的《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包括疾病标准在内的多项规定模糊，早已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梳理过往案件发现，不少违规者 监外执行 都是由于网民或媒体的曝光才被发现。”海南省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代红说。

最高检监所检察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存在监督盲点，比如一些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案件没有期限限制，存在“一决到底”现象；一些法院尚未建立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台账，有的罪犯未到社区矫正场所报到，存在“脱管漏管”现象；对审判前未羁押、审判后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案件，监所检察部门无法掌握相关情况，存在无从监督的问题；此外，如何准确把握保外就医条件中“经诊断短期内不致危及生命”的标准，也是个难以操作的问题。

公开减刑假释信息，向“特权”插手说不

业内人士认为，违法“监外执行”对于司法公平、公正的危害性不容小觑，要杜绝自己人查自己人，使一些人难以插手，才能遏制“监外执行”乱象。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马永胜说，人民群众对“有权人”“有钱人”犯罪判刑后，重罪轻判、花钱买刑、减刑快、假释及暂予监外执行比例高、实际服刑时间短等现象反映强烈，这不仅直接影响罪犯矫正改造效果，且严重违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对社会公平正义以及法治社会建设的伤害极大，因此要查处一批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职务犯罪案件，对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

专家建议尽快完善修订相关法律法官。吴三军认为，应对保外就医鉴定人资格、鉴定程序、鉴定书内容、虚假鉴定的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一旦发现鉴定人违法操作，严惩不贷。“保外就医制度的完善是一项系统工作，需要在各个环节上进行周密设计，做到每个程序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表示，当前很多政法单位建有公开的官方网站，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可以把有关文书放在网上公开，必将减少背后的“名堂”和“猫腻”，一些地方实施的减刑、假释公开听证制度探索值得推广。

避免“监外执行”还要针对特权服务对症下药。海南省川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建平说，提高违规者的违法成本，让有权有钱者“不敢犯法”，完善监狱的医疗救治体系，减少监外执行需求，可以有效减少“保外就医”过程中的寻租空间。原标题:中国打击监狱腐败 800多“逍遥狱外”者被重新收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