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苏市法院加强与行政司法部门沟通确保刑罚执行

第一篇：乌苏市法院加强与行政司法部门沟通确保刑罚执行

乌苏市法院加强与行政司法部门沟通确保刑罚执行

吴兴华、马春梅报道：从今年年初开始，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进一步加强了与我市行政司法部门的联系、沟通工作，准确把握拟判缓刑人员的平时表现、家庭状况、判处缓刑后对当地有无不良形象等情况，以确保所判处缓刑的罪犯能够适时服刑。今年截止6月底，该庭在庭审前已向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所在的行政司法部门发出委托调查评估函16份、19人。经过司法行政机关认真调查评估，刑事审判庭对于行政司法机关提交的调查评估结论采纳率达到90%；对于不采纳的理由和原因也及时向受托部门进行说明和解释，取得了相关部门的理解和支持，使得刑事处罚中缓刑判决的执行顺利、有效，法律的严肃性得以体现。

第二篇：我国刑罚执行的现状与前瞻

我国刑罚执行的现状与前瞻

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

张传伟

在一定意义上说，刑事法律制度的主要任务是发现犯罪、证实犯罪、定罪量刑和刑罚执行，所以，定罪量刑之后的刑罚执行是刑事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①数千年来，从世界范围看，刑罚执行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一些国家刑罚执行先后出现过惩罚(报应)模式、康复模式、矫正模式等。但是，目前中国的行刑体制具有分散执行、监禁率过高、效率低下、承担了过重的经济职能等诸多特点，虽然以前曾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但就行刑制度来说，存在着严重的弊端，迫切需要改革。

一

我国刑罚执行的现状

（一）我国刑罚的种类及执行机构

我国刑法规定刑罚分为主刑及附加刑。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也叫从刑，在我国有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和驱逐出境。我国行刑体体制实行分散行刑方式。行刑体制即刑罚执行权限的配置以及行刑机关之间的关系等是行刑社会化的体制保障。②刑事诉讼法、监狱法规定，对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犯罪人，在监狱执行刑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未成年犯罪人，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在我国以自由刑为中心的现实条件下，执行刑罚的主要机关是监狱。死刑执行由作出一审判决的人民法院（主要指中级人民法院）执行。管制、拘役由公安机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驱逐出境由公安机关执行；罚金、没收财产由法院执行。被判处缓刑的犯罪人、被假释的犯罪人由公安机关执行。由此可以看出，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在我国具有行刑权的机关有：监狱、法院、公安机关。刑罚执行主体的多元化导致刑事执行工作的分散与不协调，我国行刑体制的现状严重制约着社区刑罚制度的适用力度，宏观统筹较差。其中，在我国实行重刑主义的现实情况下，监狱负责执行的监禁刑，是目前我国刑罚执行的中心。

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从此，在司法行政机关的主导下，21世纪的中国刑罚制度又增加了社区矫正的新鲜血液，给暮气沉沉的中国刑罚执行界带来了一缕春风。

我国刑罚刑罚现状，今天，我们主要就监狱监禁行刑现状和社区矫正现状展开讨论。其余的刑罚执行，如死刑的执行、财产刑的执行、驱逐出境的执行等，限于时间关系，我们不予讨论。

（二）我国监狱监禁行刑的现状

总体来讲，目前中国的监狱行刑属于极端封闭模式。当前我国的监狱行刑模式仍属于传统的监狱管理方式，监狱行刑手段的特点是封闭性、粗放性、简单化。传统监狱管理方式的特点是人治色彩浓厚，法治化不足。就监狱布局和设施来说，大多数监狱地处偏僻，而且有高度隔离的封闭设施，高墙电网、武警岗哨、戒备深严。这种高度警戒、高度隔离的模式，①② 赵喜臣：《刑罚执行法律监督论纲》，载《英才高职论坛》2006年第4期。周静：《我国行刑社会化的现状及其思考》，中国法院网2007-07-19。既不利于罪犯的分类处遇和再社会化，也不符合刑罚经济原则。①

1、中国监狱结构现状

中国监狱组织罪犯执行刑罚的手段最主要的是劳动改造。其主要内容是组织罪犯在监狱内劳动场所进行生产劳动。监狱生产活动的传统运行模式是，监狱通过自身经营活动，把监狱劳动产品转化为社会需要的商品，从而实现其市场价值，而经营所得则直接用于弥补监狱经费的缺口。因此，几乎所有中国监狱都兼备监狱职能和企业职能，形成了一个组织两类职能的情况。这堪称中国监狱的特色。以使用罪犯劳动力为主的企业，称之为“监狱企业”。需要说明的是，现在监狱内的企业不仅包括上述的“监狱企业”，还包括不使用罪犯劳动力的所谓“工人企业”。这些企业涉及行业广泛，包括农业、采掘、机械制造、建材、冶金、化工、纺织、食品等国民经济的多数行业。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以“来料加工”为内容的监狱生产方式，即为监狱体系外的企业提供罪犯劳动力进行来料加工。这样，现行监狱的资金来源就有四种主要渠道，即国家拨款、经营监狱企业、经营工人企业和进行来料加工。

许多监狱因远离大中城市内而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许多监狱承担了诸如监狱警察、职工及其子女教育、医疗卫生、治安等社会服务。因此，目前监狱的职能包括了行刑职能、社会职能、企业职能三类职能。监狱中人员成分也非常复杂，除了警察（公务员）和罪犯之外，既包括生产、生活在监狱内的工人（非公务员），也包括生活在监狱内的家属，还包括到监狱打零工的外来人员，甚至还有刑满释放但滞留监狱的人员。其中，警察和罪犯是监狱永恒的主题和决定监狱职能的主要力量，但也不能排除其他人对监狱职能的影响。

2、我国监狱刑罚执行的工作手段

提高罪犯改造质量主要依靠三大手段。一是监管手段，主要通过限制罪犯的人身自由，强制罪犯遵守监狱规则，从而发挥监狱的威慑作用，强化罪犯的规则意识，维护监狱的安全与稳定。二是教育改造手段，通过教育让罪犯获得更多的知识，全面提高其文化思想素质。从20世纪80年代，潍坊监狱在全国率先成立潍坊特殊学校，后来监狱作为特殊学校迅速在全国推广，成为刮遍中国监狱的一道风景。三是劳动手段，通过劳动改进其思想素质，提高其劳动技能，达到改造罪犯的目的，使罪犯成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这三种手段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互相渗透，互相支持的，某些时候还可以互相替代。

然而，在关于如何让罪犯劳动的问题上，却有针锋相对的争执。一部分观点认为，罪犯的劳动不能创造价值，罪犯劳动只能是一种习艺性的，或者消耗精力的劳动。通过劳动可以让罪犯获得谋生的技能，有利于出狱后适应社会。还可以消耗其精力，防止罪犯在监狱内制造事端，重新犯罪。当然地，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监狱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剔除其企业职能，国家应当对监狱的各项经费给予足够保证，不能从（监狱）企业的经营中获得补充（经费）。另一部分观点认为，罪犯的劳动应当创造价值，只有创造价值的劳动才能达到改造罪犯的目的。笔者持后一种观点，即认为罪犯应当从事创造价值的劳动。

3、现行监狱的体制矛盾

以“罪犯劳动改造”为宗旨的监狱制度设计奠定了我国监狱体系的现状：我国绝大多数监狱兼备监狱职能和企业职能。监狱的企业职能既为罪犯的劳动改造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监狱经费投入的严重不足。这种监狱运行模式由解放初延续至今。同一个监狱组织内监狱职能与企业职能并存是我国社会主义监狱体系的特色之一。在监狱体系外的人看来，监狱既有国家经费支持，又可使用罪犯劳动，还享受国家税收和投资等多方面的优惠政策，监狱应该资金充裕、效益上乘。然而，除少数监狱之外，事实并不如此。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现行监狱运行模式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像所有现代社会问题一样，以资金问题为中心集中表现出来，就是所谓监狱运行资金紧张。

① 周静：《我国行刑社会化的现状及其思考》，中国法院网2007-07-19。首先，把现行的监狱职能和企业职能进一步细分为四项具体职能，即监管职能、教育职能、生产职能和经营职能。生产职能对于监狱来说是一项具体职能，对企业来说是履行经营职能的前提和基础，生产职能是监狱职能和企业职能的交集。

其次，现行监狱效率低下的症结在于监狱职能和企业职能在同一组织内处于并重地位或者企业职能还略占上风。国家一方面对监狱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另一方面又要求监狱企业搞好生产经营，并将生产经营所得补充监狱经费不足。在实际工作中，监狱资源和企业资源可以实现某种程度的互补和替代。监狱工作的特点是避免经营风险的，企业经营的特点是偏好风险的，至少不能回避风险。在监狱职能和企业职能并重的情况下，由于普遍存在的经营风险的作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各种资源的配置重点在两种职能之间摇摆。现行监狱的监狱职能将因为不得不承受企业职能所带来的风险而降低效率，增加成本，国家不得不承担逐步增长的监狱经费；企业职能将因为监狱职能的掣肘而不能充分接受不确定性的挑战，难以把握市场机遇，降低企业的效率。监狱职能和企业职能就如同跷跷板的两端，在经营风险的作用下此起彼落，两种职能的效率都维持在不理想的水平上。

4、监狱行刑内部管理一直处于僵化状态。比如除减刑、假释外，监禁刑的变更执行基本上取决于受刑人的个人综合能力，而不是他的悔改程度，加上人们对假释适用的保守态度，以及减刑制度本身的不合理，导致其整个行刑法处于低水平运行。具体结果是短期徒刑犯的重犯率高居不降，长刑犯的增多导致行刑成本的急剧上升，受刑人重新犯罪率与社会犯罪率呈现超常规的正增长现象。以减刑比例问题为例。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减刑工作中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各地法院或监狱机关规定了对监狱在押罪犯的减刑比例，而且各地规定的减刑比例还不一致，如每年某监狱的罪犯减刑比例控制在18%或者20%以内，不能突破此规定的减刑比例。这种减刑比例制的做法，既没有法律依据，也缺乏科学根据，而且有失公平。每年限定一个比例，受比例所限，既可能使具备减刑条件的罪犯得不到减刑，也可能使不符合条件的罪犯“锉子里拔将军”凑数。比例制可能在操作上是简便的，但它显然不符合刑罚目的，不符合矫正工作的规律。

5、对监狱中罪犯与警察角色心理的关注不够 监狱在行刑过程中，对罪犯与警察的角色的认识和研究较少，对其内在心理的关注和认识程度远远不够。1971年，美国心理学家Haney、Banks和Zimbazdo进行了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这是一个模拟监狱实验，其目的是想了解监狱环境对人心理的影响。实验通过心理测验挑选了一组人格和心智健全的大学生作为被测验对象，并被随机分配到“犯人组”与“看守组”。“犯人”经历了与真正犯人类似的程序：“犯人”被“逮捕”后，替察给“犯人”戴上手铐，带到“警察局”，签字画押、验明正身之后，“犯人”被蒙上两眼，带到斯坦福大学地下室的一个模拟监狱里。“犯人”也经历了真正犯人才会碰到的种种事情，如戴脚镣、手铐，全身喷消毒剂、脱去平常穿的衣服、换上监狱里统一制作的“布袋服”，“犯人”不再有姓名，只有一个数字代号。监狱内每班有三个“看守”负责监视“犯人”的行动。研究者用闭路电视与录音装置观察“犯人”与“看守”的反应，并定时与他们进行个别谈话。在实验过程中，被测试者都清楚这只是一个模拟实验，并可以随时退出。①九名受试者是从大量的学生志愿者中挑选出来的，他们经过面试和心理测验，被确认为是“遵纪守法、情绪稳定、身体健康的普普通通的平常人”。他们通过随机掷硬币的方式被分配担任囚犯或者看守的角色，囚犯整天呆在监狱里，看守则8小时轮值上班。这些学生接受了随机分派给他们的角色之后，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处于看守角色时，原本温文尔雅的大学生变得盛气凌人，有时甚至残酷成性。作为囚犯，原本心理稳定的大学生很快就行为怪异，表现出严重郁抑、情绪失控或者思维紊乱。这个实验是社会心理学的一大发现，这种角色模拟很大程度上再现了真实监狱可能发生的情形，使人们对于社会角色的互动有了新的认识。人们惊奇地发现，① 朱新秤、舒莹：《监狱环境的心理负效应—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启示》，载《政法学刊》，2001年第4期。普通的志愿者一旦进入特定的角色，性格和行为判若两人——看守的专横、敌意以及权力欲望，与囚犯的消极抵抗、屈从乃至丧失自主，形成鲜明的对比。平常遵纪守法、心理健康的大学生，为什么穿上看守的制服之后，就咄咄逼人、专横残酷呢？看守的这些行为与其本身的道德品质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受试者都是随机产生的。社会心理学家给出的解释就是角色和规则的作用。不同的社会情境，需要不同的角色。而规则（rule）则是以外显或者内隐的方式传达给行为人的一套规范和准则。这些规则是社会对角色行为的期望。在该实验中，九名被测试者从温文尔雅的大学生变成了专横的看守或者消极的囚犯，这种角色的差异主要在于人们对于看守和囚犯的角色认同不一样，看守被认为是这样一类人，他们限制囚犯的自由，管理囚犯的行为，以权力限制囚犯的反抗；而囚犯被认为是失去自由、服从管制、丧失自主性的一类人，他们没有任何权势。因此，人们对于看守和囚犯的社会期望也不一样，人们通常希望前者能控制和管理囚犯的行为，维持监狱的秩序。希望后者能老老实实呆着，不要企图做任何反抗。志愿者们显然自我认同了这些期望。①

斯坦福监狱实验，向我们展示了模拟条件下的相对真实监狱中的警察和罪犯角色的形成过程。我们没有警察和罪犯经历的研究者和政策、法律的制定者往往根据正常人的想像来判断监狱的行刑状况，却很少有站在长期从事监狱管理的警察的角度和长期被剥夺自由的罪犯的角度来制定规则，往往很难接近真实。我国的刑罚执行法律的制定者、刑事法律制度的研究者应更多地走进行刑机关，考察真实的监狱现状，了解警察和罪犯的心理变化，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行刑法律制度，促进现代监狱向文明、人道、民主的法治化方向发展。

（三）我国社区刑罚的执行现状

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山东六省进行首批试点；到2005年试点扩大到18个省市区。通知规定：

1、被判处管制的；

2、被宣告缓刑的；

3、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具体包括：（1）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2）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3）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

4、被裁定假释的。5．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在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对于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应当作为重点对象，适用非监禁措施，实施社区矫正。

1、社区矫正工作刚刚起步，适用率低，城市乡村适用不均衡，农村举步为艰

2001年,我国在社会上的缓刑犯和假释犯有25万人左右,而同一时期被监禁的罪犯有150万左右,监禁罪犯占缓刑犯和假释犯的600%左右。而在美国,被监禁的罪犯总数不到社会区矫正罪犯总数的1/3。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我国社区矫正刑罚的适用率极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上述行刑观念和立法上的因素以外,还有社区矫正刑罚适用机制不畅的因素。对此,以假释制度实际运行中监狱、法院、公安、检察机关间的互动关系与心态为例可以窥见一斑。许多监狱在向法院建议假释时,都要求直接管教罪犯的监区干警作出“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分析结论和保证,这使得许多符合假释条件的罪犯不可能被提请假释。法院在接到监狱的《假释建议书》后一般要征求罪犯户籍所在地基层公安机关的意见,而基层公安机关出于警力紧张、辖区内治安形势不乐观等考虑,一般不愿意再接纳从监狱放出的假释犯。基层公安机关的这种态度又影响到法院假释决定权的行使,法院一再限制假释的比例或附加更严格的假释条件。一旦假释犯被发现重新违法犯罪,有关领导就要求检察机关对假释犯的假释过程及所涉及的监狱改造、法院裁判、公安执行等环节逐一重新审查,这又增加了检察机关的工作量。于是,监狱、法院、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都不乐意适用假释,法定的假释制度就这样在每个环节上被限制得近乎消失。② ①② 吴丹红：《角色、情境与社会容忍——法社会学视野中的刑讯逼供》，载《中外法学》，2006年第2期。孟晓燕：《我国社区矫正的现状与法治完善》，载《中州学刊》2006年第3期。农村社区矫正举步维艰。众所周知，我国农村有近2亿的剩余劳动力(据亚洲银行统计的数据)自寻出路，医疗与养老保险得不到基本保障，子女义务教育名不副实„„。另一方面，城乡差距在扩大，一个城镇居民的年收人水平相当于三个多农民的年收人，并且农民的年收人的20%要用来扩大再生产的支出。据世界银行资料显示，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城乡收人之比为1.5:1，而我国的城乡收人之比的实际值则达到了5:1甚至6:1。对于具有几千年“平均主义”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大多还持有“不患赛，而患不均”的意识理念。历史上的“均贫富”口号，在现代中国仍然具有一定的感召力。因此，对于农村的社区矫正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

2、中国社会尚未完全接受“矫正犯罪人是社会的责任”的理念

由于社区矫正需要将犯罪人放在开放的社会中, 尤其需要社会和公众的支持。没有社会的支持,社区矫正的发展必然受到制约。我国社会生活水平平均程度不高, 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发展迟缓, 推行社区矫正显得尤其困难。我国具有浓厚的重刑主义思想传统。在重刑主义思想的熏陶下,社会公众对待犯罪和犯罪人表现出浓厚的报应情感,杀人偿命、犯罪坐牢被看做是毋庸置疑的天然公理。在公众眼里, 甚至在很多司法执行人员的眼中, 真正的刑罚就是将犯罪人关进监狱, 让他们为自己的犯罪而受失去自由、感受痛苦;而社区矫正把犯罪人放在监狱外面, 放在社会上, 人们心目中这不是刑罚。尤其当社会治安形势紧张的时候, 公众会对社区矫正很担心, 认为罪犯失去管束、处罚太轻, 会影响社会治安稳定, 并进而对社会治安好转失去信心。对于公众的宣传, 树立公众的信心, 推广社区矫正, 是政府迫急的任务。关键的问题是立法者和执法者最需要首先以正确的理念武装自己, 引导更多的普通百姓认识到这些, 并使他们从中受益。尽管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充分准备好去全面接受并以实际行动普遍支持社区矫正, 但有必要通过强大的宣传攻势, 使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认识、接受并支持社区矫正

3、社区矫正适用率过低

我国在进入21世纪以来，全国适用社区矫正的人数呈微弱的增长态势。据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监狱管理局的统计，我国法院对犯罪人适用社区矫正的比例明显偏低。一是管制适用率低得可怜。2000年全国各级法院判处刑罚的罪犯人数为646431人，其中被判管制刑的有7822人，占罪犯总人数的1.21%；2001年被判刑罚罪犯总人数为751146人，其中被判管制刑的9481人，占罪犯总人数的1.26%。二是缓刑适用率低。1999年我国的缓刑适用率为14.86%，2000年为15.85%，2001年为14.71%。有一些法院几乎不适用缓刑这种刑罚方法。三是假释率过低。2000年全国假释23550人，假释率为1.63%，比亚太一些国家和地区低很多(见下表)；2002年全国假释罪犯20781人，2003年全国假释罪犯22178人，基本保持了大体相当的比率。四是适用监外执行的罪犯数量太少。2001年全国监狱系统监外执行的罪犯占押犯总数的1.13%，2002年和2003年也基本保持了大致比率。

作为社区矫正体系重要制度的假释虽然在我国刑法中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我国与亚太地区许多国家相比，我国的假释率显然太低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发展的缓慢与无奈，同时反映和我国的司法机关和行刑机关对行刑制度的基本态度，说明了我国的行刑理念与世界行刑趋势相比还相当落后。

对现有非监禁刑增加公益劳动的执行内容很有必要。理由是：我国当前非监禁刑的惩罚性不足，监禁刑与非监禁刑之间在轻重衔接过渡中出现断层，无法实现从监禁刑到非监禁刑的“软着陆”，致使法院在判决中很少适用非监禁刑，而且在很大一部分社会公众眼里，被判缓刑和被判无罪并没有本质差别，这种观念对缓刑等非监禁刑来说是致命的。因此，必须加强非监禁刑的惩罚力度，这也是为了非监禁刑在我国刑罚体系中存在和发展的长远考虑。①

① 邢文杰：《社区矫正中的公益劳动如何规范》，载《中国社会导刊》2007年第14期。

二

我国刑罚执行前瞻

（一）前瞻之一：改革刑罚结构，使轻重刑趋于均衡，刑罚执行由分散走向集约

1、轻重刑均衡化。中国目前的刑罚属于重刑结构，以死刑、无期徒刑和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刑在刑罚结构中比重较大，而以管制、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罚金和资格刑为代表的轻刑在刑罚结构中地位偏低，死刑、自由刑与财产刑、资格刑等非监禁刑的比例严重失调。在西方国家流行“结构刑”，讲究不同的刑罚与不同犯罪和罪犯的适宜性。大家的共识是，死刑仅仅适用于谋杀，监禁多数情况下适用于暴力犯罪，中间刑罚或者社区刑罚适用于非暴力犯罪。中国应该从西方国家的许多成功做法中得到启示。我们应当将死刑和监禁适用于罪行严重的暴力犯罪，至于非暴力犯罪或者没有引起死亡的案件，严格禁止死刑和长期监禁刑的适用。修改刑法时，科学地设计刑罚结构，扩展非监禁刑的内容，增加非监禁刑的种类，为法官提供更多的量刑选择，增加了刑罚的针对性和实效性。①

在中国，法官不愿意选择适用非监禁刑的的最主要原因是没有专门的机构实施法院的判决。按照法律，管制、缓刑、假释、和监外执行由公安机关负责监督和执行，真实情况却是公安机关由于忙于治安事务和侦查事务，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履行这项法律职责。结果是这些罪犯释放后没有任何监督，形同不判，社会效果很坏。基于以上理由，建议改革我国非监禁刑的执行体制，把非监禁刑执行的职责从公安机关转移给司法行政部门，授权司法行政部门组织机构和人员自上而下执行非监禁刑，积累实践经验并为有关部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实现刑罚的目的。

2、根据行刑一体化的改革思路,明确规定行刑(包括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资格刑的执行,暂予监外执行,社区矫正)统一交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②在权力分散的情况下，行刑部门的内部体制调整，的确无法根本解决我国刑罚执行中的整体板结现象，统一行刑权则可以把行刑视为一个整体，这显然是调集现有权力资源，提高行刑整体效益的一种方式。因为形成能够控制各类刑事执行起关键作用的权力，及时反馈和完善行刑法的薄弱面，实现刑种、刑罚与非刑罚方式之间的联动，对带活整个刑事法机制的运行，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客观地说，目前行刑一体化只是一个初具轮廓的大思路，它距离制度性实践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行刑一体化的理论主张中，有关行刑法与制度发展的具体设计存在着较大差异，这表明对各种现实方案还存在一个具体辨析、论证的过程。并且，我们在行刑实践中发现，行刑权作为刑事法的后位性权力，有一定的被动性，它的启动来自于裁判权的行使。集中统一后的行刑权要发挥出效率，仍然要以刑事法已经完善为假设基础，这显然是不现实的。③

（二）前瞻之二：借鉴国外经验，对目前我国的监狱运行机制进行革新

1、监狱应分类型与类别。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监狱系统内，现在关押着10种不同类型的犯人，分别涉及暴力犯罪、谋杀、性侵犯、入室盗窃、抢劫、行窃和销赃、诈骗和造假、毒品犯罪、不支付罚款和其他罪行。根据犯人的年龄或性别，将监狱分为成年男性监狱、成年女性监狱和青少年罪犯机构；根据犯人安全风险的差别，将监狱分为高戒备等级监狱、当地监狱（即羁押审前未决犯）和培训监狱等。成年男性监狱根据戒备等级又分为Ａ、Ｂ、Ｃ、Ｄ四个类别，分别关押不同安全要求及风险的犯人。成年女性监狱和青少年罪犯机构分为封闭式、开放式、戒备等级Ａ三种类型。我国监狱目前仅作了成年男犯、成年女犯和未成年管教所的区分，没有再将成年男犯监狱再进行戒备等级的划分，而这却是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因此我国有必要将成年男犯监狱按照关押不同类型的犯人划分戒备等级不同的监狱。

2、监狱监督制度需要法治原则进行创设。英国监狱监督机构制定了明确的检查和评估 ①②陈超：《中国和美国的非监禁刑比较及其启示》，中国法院网2004-07-09。转引自宋新国：《对〈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若干问题的思考——以刑罚执行为视角》，载《中国司法》2007年第7期。③标准，他们称之为“健康监狱”的四项测试，包括罪犯的处境是否安全，他们所受到的待遇是否有损于他们的人格尊严，他们是否能够从事有目的性的活动以及他们是否已准备好重返社区等。根据以上四项标准对每所监狱定期进行检查和评估，并写出评估报告向社会公布。英国监狱的监督机构有内部监督部门和外部监督机构之分。内部监督部门有监狱总局审计部门、监狱专职监察人员等，外部监督机构有监狱和缓刑特别巡视专员、监狱督察院、监狱监察专员等。监狱和缓刑特别巡视委员会是一个民间组织，委员会成员都为志愿者，来自社区，不拿薪酬。委员可以到所有的监狱及非法移民拘留中心巡视，可自由出入监狱，与任何犯人谈话，并有权查看监狱所有资料。对监狱存在的问题，他们有权提出责令整改的意见。巡视专员主要对被关押人员处遇状况进行监督，有权对囚犯死亡个案进行独立调查。英国监狱督察院是国家机构，完全独立于政府和监狱管理总局。该机构人员均是熟悉监狱工作的专家。他们主要负责对监狱条件和囚犯待遇以国际人权标准进行评估，提交专门报告，监督的内容主要有罪犯人权、处遇、人格尊严、管理目标等四个方面。所有督察员都配有监狱的钥匙，以便能够随时进入监狱的任何地方进行独立检查。英国监狱监察专员制度是1990年曼彻斯特监狱发生暴动以后设立的，暴动的起因是犯人的权利受到侵犯。监察专员主要职责是接受调查监狱罪犯的投诉，调查监狱、移民拘留中心发生的人员死亡事件。罪犯在向监察专员投诉之前首先要向狱政管理部门投诉，如果监狱管理部门不接受、不改正，才可向监察专员投诉。①很显然，我国目前没有上述制度，由于监狱的封闭性，监狱的行刑监督由驻狱检察室进行，基本上形同虚设。我国应借鉴国外的做法，设立专门的不受监狱制约的，甚至不受司法行政机关制约的独立监督体系，将监狱行刑活动纳入到阳光下，促进监狱行刑制度的完善和对人权的保障。

（三）前瞻之三：行刑方式由机构行刑向社会化行刑的合理转向

1、对立行刑前及行刑过程中的人格调查制度。首先改善犯罪人分类技术，科学地对罪犯进行分类是对罪犯进行个别化处遇的基础，在西方被称为“人格调查”；我国在罪犯分类方面仅停留在按性别、年龄等简单的分类层面上，罪犯分类工作处于较低的工作水平，直接制约着行刑改造的质量，因此要加快完善分类制度，向人员专业化、调查科学化、分类细密化方向发展，吸收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分类工作，尽可能将分类标准量化，提高操作性和准确度。其次要发展心理矫治，通过设置心理门诊、建立心理矫正工作室，使心理矫正成为一种新的改造犯罪的手段；第三要重视罪犯的情商培养，提高其自我调控能力和对社会的理解度与宽容度。最后科学运用亲情教育手段，运用亲情的力量感召和激励犯人。②

2、扩大社会化行刑的功利性作用在于减少监狱的人数，避免狱内拥挤。犯罪数量不可能在近期减少，所以监狱接受犯人的数量不断增加。这可以从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的人大报告中得到证实，该报告说在1998到2003年的5年间，全国法院共审理了2830000宗刑事案件，判处3220000名罪犯，分别比前5年上升16%和18%。可以预测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犯罪率还会继续上升，如何利用有限的监狱资源容纳不断上升的犯人数量，是中国政府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必须认真对待。从美国的经验教训看，光靠扩大监狱规模来处理监狱拥挤问题，是不明智的做法，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才是一条现实的解决途径。③

3、重视经济制裁的作用。经济制裁是让罪犯背上经济负担的一种惩罚方法，罚金是最常用的形式。罚金之所以没有充分运用，部分原因是罚金这种惩罚方式的结构问题。一般来说，法官判处罚金刑时，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关税制罚金，一定的犯罪被课以事先设定好的一定数量的罚金，在这种情况下，不管犯罪人的经济情况如何，罚金额是一样的，因此关税罚金对罪犯说来，要么定得太高，要么定得太低。经济差的罪犯不能交纳所判罚金，而经 ①② 《英国监狱管理理念在转变》，载《检察日报》，2007年11月5日。周静：《我国行刑社会化的现状及其思考》，中国法院网2007-07-19。③陈超：《中国和美国的非监禁刑比较及其启示》，中国法院网2004-07-09。济富裕的罪犯，罚金额显得太低，不能发挥罚金的惩罚目的。另一种是估计罚金制，是指法官要获得有关信息对罪犯经济能力进行估推，譬如罪犯居住区在哪里，是否有工作，要支付几个辩护人的费用等等，然后相应课处一定数额的罚金。这种罚金制和关税罚金制一样，存在着罚金额高低不平衡的现象，难以实现刑罚目的。而且，这种估推定罚金的方法经常导致不公平的现象，同等境遇的罪犯被课处的罚金额相差很大。为了避免罚金量刑不公和高低失度的问题，美国的少数司法区向欧洲国家学习，采用日罚金制，因而大大扩展了罚金这一刑事制裁的潜力。日罚金的计算分两步走。首先，要根据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确定与其相适应的日罚金天数，然后量刑法官根据具体犯罪人的收入和财产状况，确定每天应交纳罚金的数额。

另一种常用的经济制裁的方式是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相当于中国的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法院在裁定赔偿时面临的挑战是不能影响被告人的改造。如果赔偿额超出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就会招致引诱犯罪人不择手段，拆东墙补西墙。考虑到这些问题，许多赔偿法案要求法官考虑被告人的经济能力和需要做判决。近些年来，美国又增加了一些新型经济制裁措施。其中一个是否决某类罪犯享有政府权益。政府权益是指政府机构或者基金会提供的赠与、契约、贷款、专业执照或者商业执照。在中国，经济刑罚是非常敏感的话题，因为公众总是埋怨法官对被告人以罚代刑。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逐渐从心理上接受了经济刑罚的概念，罚金的使用频率也随之增多。罚金和没收财产的使用比以前广泛得多，但多数情况下，他们是与监禁附加适用，很少单独适用。这就导致愈来愈多的判决没有办法执行，因为法官在量刑时明知被告人没有经济能力甚至根本没有财产，也不得不按照法律的规定课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刑。另外，刑事立法也不够科学和精细，非常原则，难以把握。我国应该考虑采用“日罚金”结构，避免量刑不公，量刑失衡，发挥罚金的有效性。①

①陈超：《中国和美国的非监禁刑比较及其启示》，中国法院网2004-07-09。

第三篇：挪威的刑罚执行与人权保护制度评析

挪威的刑罚执行与人权保护制度评析

陈梦琪

2013-4-12 9:42:18 来源：《人权》(京)2006年4期

挪威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居民只有400多万，国土面积只有38.5万平方公里，其中城市面积15560平方公里。挪威全国分为东部、东北部、南部、西南部、西部及北部的6个囚犯权益管理地方区域。

挪威的犯罪率比较低，每10万公民中只有65个在押人员，而在美国，这一数字是600。挪威的在押人员总共有3000名左右（女性大约占5%），每年判处11000个新的监禁刑罚，平均刑期是70天，而每年判处的社区刑罚超过2000个（女性大约占12%）。

挪威法律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是15岁，15岁以下的人不会被监禁，但会根据儿童福利法案接受治疗。如果在随机指定的一天中进行统计，就会发现，挪威的监狱中不满18岁的人只有5到8人。33%的在押人员处于18到30岁之间，35%处于31到40岁之间。与毒品有关的刑罚最普遍，超过30%，其次是暴力犯罪，占21%，还有12%是由于财产犯罪，8%是因为杀人，9%是因为性侵犯。

一、立法

挪威议会在2001年通过了《刑罚执行法案》，2002年3月1日起生效。该《法案》适用于监禁刑罚、特别刑事惩罚和社区刑罚的执行，也适用于羁押候审。《法案》的通过导致挪威监狱机构进行了细致的重组。

挪威在这个法案的立法过程中始终考虑到该法案的立法精神、条文表达和内在含义要符合1999年《挪威人权法案》的规定。法案确认《欧洲人权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等公约是挪威法律的一部分，也以联合国和欧洲理事会发布的监狱规定和守则作为指导文件。

《刑罚执行法案》取代了1958年的《监狱法案》。在法案通过前，公众对挪威监狱和缓刑办公室的宗旨和职能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新法案的内容包括意图帮助获罪人适应挪威社会的规定和措施，在可能的情况下保证获罪人逐渐获得从监禁向自由的转变；矫正机构执行刑罚的方式应当减轻监禁可能带来的有害影响；刑罚执行的目标是试图帮助个人在释放后不再犯罪；采取措施以保证社会免受犯罪行为和犯罪人的侵害。另外，法案还意图建立一个更加节约和高效的矫正机构。

一方面要满足保护社会的需要、防止新的犯罪行为，另一方面要有帮助囚犯个人改造的措施，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是一个挑战。关于这个问题，《刑罚执行法案》第二条规定法案的宗旨是保证刑罚的“执行方式应顾及刑罚的宗旨；防止新的犯罪行为，为社会提供保障，以及在此前提下保证为犯人提供满意的条件”。法案明文规定刑罚的执行方式应当注意刑罚的目的、对抗新的犯罪行为、保障社会利益，并且在上述限制之内保证犯人满意的条件。应当给予获罪人机会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防止新的犯罪行为。

二、监禁刑的执行

挪威一共有43所监狱，分为三类：高防卫级别的监狱即封闭监狱、较低防卫级别的监狱即开放和半开放监狱、过渡训练所。监狱的大小不同，最小的只有11名犯人，大一些的有300人左右。高防卫级别的监狱能容纳2100人，较低防卫级别的能容纳700人，过渡训练所能容纳60人左右。挪威没有专门用于关押年轻人的特殊监狱。

犯人原则上在高防卫级别的监狱开始服刑。矫正机构有义务衡量被判处两年以下监禁的人是否可以直接进入较低防卫级别的监狱。对于在高防卫级别的监狱服完部分刑期的犯人，必须衡量他们是否可以转入较低防卫级别的监狱。刑罚的执行是渐进性的，即获罪人逐渐获得较大程度的自由。较低防卫级别的监狱更注重通过各种形式提供与外界接触的机会，比如请假外出、探视安排以及灵活性的控制措施等。这里更强调方式灵活的安全措施，以保证广泛的接触和在押人员与监狱员工的沟通。过渡训练所对犯人在生活、工作和社会技能等方面进行培训，是犯人通向自由之路的最后一站，在他们逐渐回归社会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这里着重强调对犯人进行个人跟进，以及通过与其他行政机构进行联网和配合的方式使他们回归社会。作为社会技能训练的一部分和释放前计划的一部分，监狱也会在白天把犯人放出工作或接受教育，以使他们有必要的行动自由，从监狱向市民社会过渡。

三、社区刑罚的执行

缓刑办公室执行社区刑罚。挪威有19个缓刑办公室管理社区制裁，其中，首都奥斯陆缓刑办公室最大，有32名员工。缓刑机构每年大概接收5000名服刑人员，而且这个数字每年都在增长。

社区制裁用于刑法规定可判处6年以下监禁的犯罪。严重犯罪比如严重的毒品犯罪、暴力犯罪和性侵犯不包括在内。社区刑罚只能用于在挪威有住所的人，而且只能在与人民的正义感相符合的情况下使用。这种惩罚类型的获罪人要比被监禁的获罪人年轻，与被监禁的女性比例(4%)相比，适用社区刑罚的女性比例更高(14%)。这项惩罚是自愿的，需经获罪人同意才能采用。

法院决定获罪人需要在一个固定时期内接受多少小时的惩罚，一般一年不超过420小时。法院还决定犯人违反条件时的附加惩罚是什么，如果犯人违反条件，那么矫正机构可以将案件提交至地区法院，申请替代执行监禁刑罚。如果获罪人再犯新罪，当然就由警察和检察官处理。

《关于社区刑罚的执行法案》提到了三类措施，这些措施可以单独使用或合并使用。一是社区服务，比如为老年人粉刷房间、在公园里收捡垃圾等；二是参与项目；三是以减少犯罪为目标的其他预防性措施，比如在调解委员会与被害人见面。社区服务是社区刑罚执行的主要内容，在2004年，78%的总小时数是社区服务，项目活动占5%，另有缓刑官员的个人跟进占6%。社区刑罚还可以与30天以下的监禁合并使用。

社区刑罚是在2002年被引进挪威的，引进之后，其使用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至2004年有2094例被处以社区刑罚。

四、罪犯人权的范围

根据挪威的法律规定，囚犯在服刑期间，仍然享有多种权利，也必须履行一定的义务。每个囚犯，在挪威的监狱里都会获得一本囚犯手册(The Prisoers handbook-viseksemplar)。这本手册的主要内容是为囚犯介绍一些他们在服刑期间享有的权利，监狱中的日常生活规则和时间安排，以及监狱里的各类活动和培训内容。

挪威的罪犯在服刑期间享有以下权利：

1、单独居住权

每个囚犯基本上有权单独居住，除非健康状况不允许或者牢室短缺。自2005年1月1日开始，挪威可以同时接受3154名罪犯在监狱里服刑。但同时，还有2176名罪犯在排队等候入狱服刑。为了缩短排队时间，挪威监狱部门批准表现良好的囚犯提前释放。排队服刑的罪犯，甚至还可以申请获得逮捕，以达到折抵刑期的目的。

2、获得报酬权

犯人参与工作、项目、培训、或其他活动可以得到日薪补偿。目前大概是50挪威克朗一天（约合7美元）。

3、知情权

犯人对矫正机构作出的决定，有权知晓及阅读有关文件，也有权要求给出做出决定的理由。但是，这个规定存在例外，特别是在出于安全考虑而认为例外有必要的情况下。

4、宗教信仰、文化娱乐权

矫正机构有义务给予犯人机会以实践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生活哲学。应当尽可能给予犯人参与休闲娱乐活动的机会。比如说体育训练，或者更加有文化性质的活动如使用图书馆等。

5、表达自由权

犯人有接受采访和拍照的权利，这属于表达自由。矫正机构为了保证监狱的平静、秩序和安全可以对这项权利附加条件。但是，矫正机构有义务为这项权利能够实际实施而做出安排。

6、获得医疗权

犯人有权与公共医疗机构进行联系。若有迹象表明一名犯人生病，监狱职员也应当主动安排与公共医疗机构联系。实际上，挪威所有的犯人都跟所有其他人一样有权获得同样的公共医疗服务。

7、与外界交流权

所有的犯人都可以在监狱内接受探视。可以在探视时由一名职工进行监视、监听谈话，可以采用玻璃墙等禁止犯人和探视者身体接触的方式对探视进行控制。犯人可以向监狱外打电话，可以收发信件和邮寄物品。

8、获得渐进性释放或请假权

在服完大约三分之一刑期后，犯人可以申请向较低防卫级别的监狱或过渡训练所转移，可以申请从监狱请假外出。服完三分之二的刑期后，并且服完的刑期不少于60天时，矫正机构可以将这名获罪人假释。

五、人权保护机构

（一）挪威议会行政检察官办公室

挪威行政监察官制度产生于1962年，现任的行政监察官阿尔内•弗利弗莱特(Arne Fliflet)于1990年上任。挪威议会行政监察官由每次议会大选之后的新议会选出，每届任期4年。他必须具有相当于最高法官的学历和资格，其任务是代表议会，监督全国的行政机关，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包括全国的警察局、拘留室、监狱和公诉机关。行政监察官办公室分为6个部门包括5个法律部门和1个行政部门，有40名员工。他们根据不同的法律领域来处理投诉案件，一年处理的案件在2000-2300桩之间，经费是3300万挪威克朗，相当于4000万人民币左右。虽然挪威行政监察官由议会选出来，但有权独立履行其职责，不受议会干涉，也不受任何其他政府机关干涉。在挪威，行政监察官制度是最高也是最后的一个监督行政机关的制度。行政监察官的主要任务是，依照法律和条例的规定，尽量确保行政机关在执行公务中不导致公民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并使公民的人权获得尊重。行政监察官对问题的处理，大多数是在接获投诉信后，但他也有权主动展开调查，还可以亲身探访各警察局、拘留室、监狱，与囚犯进行会谈。行政监察官调查的方法快捷、彻底、不拘方式、容易接近和免费。对行政监察官的调查，政府各个部门必须做出回答。如有需要，行政监察官也有权要求法院依照挪威《法院法》的规定开庭取证。行政监察官有权发表他的看法，并提出建议，但不能作出带有法律约束力的决定。如果行政监察官的建议得不到有关部门的遵守或者采纳，他可以提议投诉人将案件告到法庭去。在这种情况下，投诉人的费用由政府承担。

（二）监督委员会

矫正机构的6个行政区中，每个区域都有一个监督委员会对该区域监狱和缓刑机构进行监督，并且监督获罪人和犯人受到何种对待。每个委员会有5名成员，受一位法官领导。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每个月对每所监狱视察一次——可以事先预约也可以不经通知直接视察。委员会可以与任何犯人交谈，谈话时不受监狱职员的监督。得到相关犯人同意后，他们还可以查阅该犯人在监狱内服刑的任何文件。犯人也可以要求与委员会进行预约。通常的询问都是有关日常生活问题，比如卫生条件、其他设施、从一个监狱向另一个监狱转移、食物、业余活动、监狱官员的不良行为等。委员会可以就视察。情况写一份书面报告，监狱长应当就这份报告作出回应。每年会有一份报告提交至区域政府，以及司法和警察部。监狱应当尽可能地按照委员会在报告中提出的要求去做。

（三）监狱探访者

挪威红十字组织负责向自愿探访挪威监狱的人提供服务。探访者们得先上一门内容广泛的课程，然后才会被允许进入监狱。他们进入监狱后可与愿意与探访者交谈的犯人谈话，探访者负有保密义务。探访者可以每周探视犯人一次。这也是制度监督的一种途径，因为探访者们通常会与监狱长会面，讨论有关犯人的一般事项。

（四）犯人亲友组织

犯人亲友组织是在1992年建立的一个独立组织。他们除向犯人的亲友提供支持外还努力使人们关注他们的状况，并且告知当局和矫正机构他们的经历。

（五）回归之路

回归之路是由以前的犯人建立的一个组织，他们主要帮助被释放的犯人回归社会。犯人被释放时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是有一个不包含犯罪人的网络。

（六）欧洲预防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委员会(CPT)

欧洲预防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委员会，通过视察制度，保护被关押者的人权。CPT成员都是独立和中立的专家，有多种专业背景，有律师、医生和监狱问题或警察事务专家。委员会定期对不同的国家进行视察，必要时可以组织额外的“特别”视察。委员会的成员去过挪威4次，上一次是在2005年10月。在那次视察中，委员会由以往视察中检查相关问题的一个成员陪同，这些问题特别包括向被警方剥夺自由的人提供防止受到虐待的根本保障、对羁押候审犯人施加的限制和精神病医院的情况。代表团还检查了特别高防卫级别监狱中关押的犯人受到的待遇。

在挪威，人权保护机构的种类较多，既有国内的，又有国外的，既有政府机构，又有民间组织。不同种类的人权保护机构的存在，体现了对刑罚执行权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对罪犯人权的保护。

第四篇：法院涉行政执行案件调研报告

近年来，“执行难”一直是困扰人民法院工作的一个难点，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大量执行案件不能得到执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案件当事人不满意，公众不满意，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平安建设。为切实解决人民法院的“执行难”，今年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在全国法院开展为期半年的未结执行积案专项活动。我市两级法院在专项活动中，清理出一批涉行那一世小说网 穿越小说网 网游小说网 http://www.xiexiebang.com政机关、事业单位、乡镇人民政府、村委会的案件（以下简称涉行政执行案件），这些案件在未结执行案件中占到一定比例。从集中清理结果来看，尽管法院采取了一系列执行措施，但执行收效甚微，执结案件只占11％，标的额占3％。为此，市中级法院专门对全市法院此类案件作了专题调研。

一、涉行政执行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数量情况

截至2006年1月，全市法院清理出未结执行案件1037件，标的额3436万元，其中涉行政执行案件136件，占未结执行案件的13.1％；总标的额1156.98万元，占33.7％。具体市中级法院7件，标的额630.24万元；城区法院55件，标的额245万元；**县法院62件，标的额221.52万元；海原县法院12件，标的额60.22万元。市中院未结执行案件数量虽然较少，但标的额占全市法院54.5％，**县法院此类案件数量最多，城区法院此类案件数量和标的额也占相当一定比例，见表

（一）。

涉行政执行案件统计表

（一）法院

案件数量（件）

案件数量

所占比例

标的额（万元）

标的额

所占比例

市中级法院

75.1％

630.254.5％

城区法院

540.4％

245

21.2％

**县法院

245.6％

221.52

19％

海原县法院

8.9％

60.22

5.3％

合计

136

100％

1156.98

100％

（二）被执行人情况

涉行政执行案件中，被执行人为行政机关的7件，标的额406.84万元；事业单位16件，标的额141.57万元；乡镇人民政府37件，标的额355.23万元；村委会74件，标的额252.04万元，见表

（二）。

涉行政执行案件被执行人情况统计表

（二）被执行人

案件数量（件）

案件

所占比例

标的额（万元）

标的额

所占比例

村委会

54.4％

252.94

21.9％

乡、镇人民政府

28.7％

355.4330.7％

事业单位

11.8％

141.77

12.2％

行政单位

75.1％

406.84

35.2％

合计

136

100％

1156.98

100％

（三）债务形成原因

此类案件债务形成原因具体为：因工程建设欠款形成债务45件，占33％；因垫付水费、铺设小康路、交三提五统费用、开办企业等向金融部门贷款形成债务37件，占27.29％；因经济纠纷欠款形成债务19件，占14％；因劳动关系及劳务报酬纠纷形成债务14件，占10.3％；因土地补偿款纠纷形成债务11件，占8％；其他原因形成债务10件，占7.5％，见表

（三）。

涉行政执行案件债务情况统计表

（三）债务形成原因

案件数量

占全部案件比例

工程建设欠款

“普九”建设（12件）

小康路建设（16件）

办公楼建设（17件）

33％

小计45件

贷款

（主要用于垫交水费、修小康路、交三提五统费用等）

37件

27.2％

经济纠纷欠款

19件

14％

劳动、劳务欠款

14件

10.3％

土地补偿费

11件

8％

其他

10件

7.5％

合计

136件

100％

二、涉行政执行案件的基本特点

（一）乡村两级债务占较大比例

从被执行主体来看，被执行人为行政单位、事业单位、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其中以村委会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数量最多，占到54.5％。乡镇人民政府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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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当前监狱刑罚执行面临的新形势与新任务

当前监狱刑罚执行面临的新形势与新任务

湖北沙洋监狱管理局课题组

2015-09-28 10:20:46------------------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监狱刑罚执行工作面临中央高层高度重视、社会舆论高度关注、刑事政策高频度调整、终身责任追究高压力、执法创新高密度诞生等新的形势和局面，监狱刑罚执行工作必须要加强顶层设计，采取有力措施因应新的形势变化。要切实加强加强实践探索，逐步完善健全刑罚执行运行机制；要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建立一支过硬的专业化执法队伍；要深入推进狱务公开，推出一批狱务公开全面深化单位；要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建立一个信息化协同办案平台；要提升监狱执法软实力，打造一个公正执法宣传品牌。

近年来，湖北监狱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司法部部署，相继开展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执法质量大检查、执法规范化达标、职务犯罪罪犯减刑假释及保外就医专项检查、老病残罪犯刑罚执行情况专项检查、三类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整治等系列活动，有力促进了监狱刑罚执行工作的规范运行，进一步提高了监狱执法规范化水平。以湖北沙洋监狱管理局为例，2010年以来，该局各监狱依法办理提请减刑并裁定的案件24225起，提请假释并裁定的案件172起，决定暂予监外执行170起，无一起执法错误，有力保障了刑罚执行变更的公平公正。监狱刑罚执行工作的严格规范，对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高罪犯改造积极性，维护监狱安全稳定，促进罪犯回归社会，减少重新违法犯罪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截止2014年底，该局已连续十二年实现罪犯零脱逃，连续三届被湖北省委省政府授予最佳文明单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监狱执法工作高度重视，社会舆论和广大群众对监狱执法工作高度关注，刑罚执行工作作为监狱执法的核心工作成为焦点。在依法治国的宏阔背景下，监狱刑罚执行工作面临崭新的形势、挑战和任务，本文拟作梳理，发微探幽。

一、当前监狱刑罚执行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时移世易，21世纪初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是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网络和各种移动终端为信息的即时传播交流提供了无限可能，也改变了人类社会传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交往的运行模式，世界变成平的。一切传统的行政运转模式发生改变，监狱执法同样面临崭新的形势与挑战。监狱执法由以往的神秘封闭走向开放与透明，监狱执法主动接受公众、媒体监督与关注的机会将越来越多，监狱面临社会形象公关的压力愈来愈大，监狱执法受到高层的检视也成为必然。

一是中央及高层高度重视传导的新信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强化监督制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要“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执法机制，推进狱务公开”等论述。总书记亲自就监狱加强执法管理专门作出批示，孟建柱同志多次撰文谈监狱执法管理问题。中央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监狱执法管理和刑罚变更的高度关注近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既是压力也是动力。一方面说明监狱管理与中央的要求和期待客观上还存有差距，另一方面也为监狱进一步加强规范执法管理、提升规范执法标准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

二是社会舆论高度关注形成的新常态。当前随着网络、移动终端平台等新兴媒体、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信息产生、发布、传播成为一种全民行为，其不可控性、不稳定性等特点日益明显。监狱执法活动也越来越多的成为舆论传播的焦点信息之一，成为社会公众尤其是服刑人员亲属关注的焦点。今年随着讷河监狱事件等一系列涉及监狱执法负面信息的曝光，对监狱执法形象生产了重大的影响，导致公众对监狱执法产生强烈的不信任感，直接损害了监狱执法机关的公信力。公众尤其是服刑人员亲属要求公开、透明监狱执法活动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关注监狱执法的角度越来越全面，从罪犯的非正常死亡、罪犯的减假暂等狱内重大事件和执法活动转向罪犯常规管理的细节，甚至监狱的历史问题都成为关注焦点。如何更好接受新闻媒体和公众舆论的监督，更好回应社会期待，满足公众合理需求，实现公众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这是监狱必须要面对的崭新而严峻的课题。

三是刑事政策高频度调整面临的新要求。2011年刑法修正案

（八）实施以来，最高法、最高检以及我省高法、省检察院相继出台了系列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予以落实，监狱刑罚执行政策也相应作出了频繁调整，以期不断适应政策和法律调整的要求。特别是2014年中政委5号文件的出台，对三类罪犯减、假、暂提出了实体和程序条件的从严要求，使该类罪犯成为当前监狱刑罚执行管控的重点对象。由于以上法律、文件尚有许多规定存在模糊空间，不具体、不细致，没有出台相应细则进入操作层面，导致基层监狱在落实过程中遇到许多操作层面的困惑，有的基层民警甚至无法清晰的向罪犯进行执法依据的解释说明。近几年监狱刑罚工作一直处于政策“调整—磨合”的变动状态。如97年刑法配套司法解释的废止与有条件复活、罪犯从严情形的认定问题、罪犯从宽情形尺度的把握问题、罪犯财产刑与民事赔偿的认定与执行问题、三类罪犯减刑实体条件的认定问题等等，相关政策都经历了反复的变动与调整，一定程度影响了监狱执法工作的稳定性、严肃性，也客观影响了罪犯的思想改造稳定。尽管我省沙洋监狱局结合自身优势，通过沙洋监狱局刑罚执行处、沙洋地区人民检察院、沙洋人民法院三家每季度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协调解决了许多执法实践难题，积累了一定经验，但毕竟不属于顶层设计，只是权宜之计，出台的政策缺乏权威性、稳定性和连续性，还有待上级司法机关从法定层面予以认可，上升为上位规章、制度。

四是责任追究终身制导致的新压力。

中政委5号文件提出了执法责任终身追究的高要求，新出台的《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和《暂予监外执行规定》两部规章对办理案件的不同层级机构和办案人员的执法责任进行了明确划分，有效提升了监狱执法工作的严肃性和责任性，有利于规范监狱执法工作，但也对监狱执法民警增加了极大的心理压力。虽然目前出台的各种相关政策、法规、规章和文件，相应落实了执法责任终身追究制的有关要求，但还未出台细则对相关部门和人员的责任作出更明确细致的划分，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责任不清的盲点。尤其是刑罚执行部门，要求对案件材料的完整性、规范性、合法性进行审查，执法监督的责任重大。作为中间审查环节的刑罚执行部门，既要审查前面程序提供材料的合法、规范、完整，又直接对后续的监狱评审会、监狱长办公会两个程序的正确决策负责，“把关”的责任十分明确、重大。但目前实践中，由于受警力配置少、相应配套制度等因素影响，还无法完全保证执法监督责任的有效落实，实际工作中可能导致执法监督不到位，形成了责任与权力不对等的现状。这些给基层监狱刑罚执行工作者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这间接导致了监狱执法日趋保守，影响了现有刑罚执行方式的正面引导激励效果，仅以2014年沙洋监狱局裁定假释案件来看，比例仅为万分之4.3。

五是执法创新高密度诞生引发的新挑战。近年来监狱系统改革风气浓厚，改革思潮活跃，执法创新举措不断。尤其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具体目标后，监狱执法创新指向更趋明确。执法创新既有理论创新也有实践创新，从2015年《犯罪与改造研究》第1期有关文章中的统计数据看，仅2014年全国公开出版有影响的监狱理论专著就达10部之多，理论研究热点涵盖八大类19个点，可谓理论创新热点纷呈。从理论创新来看，一些省份监狱走在了全国前列，不仅理论调研作品出产丰富，而且通过理论调研转化为实践成果的项目较多；从执法实践创新来看，部分省份监狱的信息化办案平台成为全国翘楚，一些省份监狱的深化狱务公开试点工作也走在了全国前列。这些先进省份监狱的发展态势必然是我局乃至全国监狱系统今后的发展方向，我们必须要自加压力、奋起直追。

二、新形势下推进刑罚执行工作的任务与措施

（一）加强实践探索，逐步完善健全刑罚执行运行机制。一是加强实践探索和理论调研，为上级立法制文当好参谋。针对当前监狱刑罚执行相关法律制度体系还不健全完善的现状，作为基层执法单位，一方面要加强执法实践探索，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积极试点探索，积累执法实践经验。另一方面要加强理论调研，承接上级部署的调研课题、立法意见征求等工作，通过理论呼吁、提出立法建议等多种形式和途径，为立法机关和上级有关部门，制定法律、规章和文件提供参考，为健全完善刑罚执行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贡献智慧和实践经验。二是强化联席会议制度建设，破解执法难题。当前国家层面对监狱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还不完善的现实情况下，要做到“于法有据”，本着“法制统一”的原则，必须要呼吁上级有关部门协调省一级刑罚执行部门与省高法、省检察院定期联席会议制度，形成定期运作机制，出台规范性文件指导执法实践。对于沙洋局来说，要继续坚持局刑罚处、沙洋人民法院、沙洋地区人民检察院季度联席会议制度，特别在当前刑事政策和法律法规仍处在不断调整变动的过程中，要进一步夯实工作机制。在每次召开联席会议前，应定期组织基层调研，认真排摸刑罚执行难题，召开研讨会议，认真研究国家刑事政策，为出台合法、有效、管用的制度奠定理论和实践基础，切实解决基层执法无章可循的困境。三是加强协调沟通，健全完善各项执法机制和制度。进一步加强对基层监狱的执法指导监督，指导基层监狱建立完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提请程序制度、评审会议制度、领导干预执法记录制度等，确保严格规范公正执法，切实加强监督指导。进一步加强与地方司法行政和社矫部门的沟通协调，建立定期信息沟通平台和联席会议机制，共同探讨解决重点人员保外就医难和刑满释放安置难等问题。进一步加强与驻监检察机关的联系沟通，主动配合和接受检察机关的司法监督，确保其依照法定职能开展法定监督。进一步加强与上级业务部门的沟通联系机制，努力为服刑人员提供全面、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进一步加强执法信息反馈和发布机制，在受理社会、罪犯及其家属的控告、申诉和检举揭发案件时，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处理，并通过门户网站、微信等公开信息平台反馈和发布，以正视听，确保监狱刑罚执行的严格公正。

（二）建立一支过硬的专业化执法队伍。要按照政治过硬、业务精通、配备合理、相对稳定的要求，建立一支从局机关到基层监区的刑罚执行民警执法队伍，确保全局刑罚执行工作的高质高效、稳定运行。一是严格落实司法部要求配齐配强执法队伍。针对当前执法责任终身追究的高要求和高标准，各级刑罚执行民警队伍必须要集中精力办理好罪犯减、假、暂案件，加强执法监督。要严格贯彻落实2015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孟建柱同志讲话精神：“对执法司法权集中的部门、岗位，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各监狱要加大力度，配置人员，避免出现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三岗混合叠加的现象出现。要严格执行司法部关于监狱刑罚执行民警的配备标准，即押犯2000人以下（含本数）的监狱，专职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工作的警察人数不少于3名；押犯2000人以上（不含本数）的监狱，每增加1000名押犯，专职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工作警察人数增加1名；监区至少配备1名专职刑罚执行警察，为今后实现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逐人逐案依法常态化办理提供坚实保障。沙洋监狱局必须要在一年内调整、充实各级刑罚执行民警队伍，把政治和专业素质过硬、责任心强、工作热情高的同志配备到各级刑罚执行领导和业务工作岗位，确保整体队伍政治过硬、业务精通、配备合理、相对稳定。二是加强教育培训，不断提高执法能力。要加强思想教育，提高政治素质。要利用民警周学习日和各种会议契机，加强执法民警的思想政治教育，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筑牢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政治思想防线；要经常组织民警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和警示教育，常拧发条、常敲警钟，筑牢拒腐防变的廉政思想防线。牢固树立“监管安全是重中之重，执法安全同样也是重中之重”的执法理念，确保执法安全。要加强专业培训，提高业务素质。在当前刑事政策频繁调整的背景下，必须要加大民警业务培训的力度，要整合系统内外业务专家资源，对新的刑事政策进行集中宣讲，确保广大执法民警领会贯彻，执行到位。要经常开展业务研讨、论坛、征文活动，引导民警自觉开展业务钻研，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提升整体专业素质。要加强法治教育，提高法律素质。把法律学习导入民警周学习日、教育培训课堂，形成执法者带头学法、模范守法、自觉用法的氛围。养成遇事找法律依据、接事讲法律原则、办事按法律程序、完事留法律证据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不断提升民警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执法的能力培养，全面提升民警法律素养。

（三）推出一批狱务公开全面深化单位。狱务公开是监狱作为执法机关对社会公开狱务管理、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的重要法定义务，是监狱面向社会公众展示执法机关良好形象的有效平台，也是今后监狱工作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当前要以司法部狱务公开试点工作为契机，以广华监狱为龙头，用二至三年时间在全局其他七所监狱全面推进深化狱务公开工作，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执法新机制。一是要确保狱务公开对象、内容符合要求。要严格落实司法部有关规定，确保落实面向罪犯、罪犯亲属、社会公众三个层面的狱务公开要求。对公众普遍关注、需要社会知晓的执法信息，应当主动向社会公开；对不宜向社会公开，但涉及罪犯的权利义务、需要罪犯及其亲属知悉的，应当予以告知，或为其提供查询服务。二是要确保狱务公开的方式和方法便捷、实用。在坚持和完善传统公开方式的基础上，积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狱务公开，体现高效、便捷、实用原则。要加强互联网信息发布平台建设，推进罪犯减假暂执法信息网上发布；要加强狱务公开信息查询场所和平台建设，依托监狱会见室或狱内公共场所，设置狱务公开查询系统，实现罪犯及其亲属自助查询；要健全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利用政务微博、微信等现代传媒方式回应社会关注；要定期召开执法情况通报会，向社会各界人士介绍执法工作，听取意见和建议。三是要建立完善狱务公开工作制度。要切实建立狱务公开的“五项制度”，确保深化狱务公开工作得到有效落实。即要切实落实罪犯权利义务告知制度，要不断强化狱内公示制度，要建立健全开庭审理制度，要健全完善执法监督员制度，要建立完善门户网站和内部执法信息平台工作制度。

（四）建立一个信息化协同办案平台。当前抓好监狱刑罚执行监督制度创新，突破点在抓好监、检、法协同办案平台建设，我局应加强统筹策划，提前布局，力争两年内建成信息化协同办案平台。目前我省监狱系统信息化建设有一定基础，按照孟建柱同志所提出的“实行执行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减刑、假释和暂于监外执行的网上协同办案”已经具备条件。通过网上协同办案平台建设，利用网络平台信息共享、公开透明、便捷准确、自动生成的优点，实现网上申请、网上审查、网上审批，节省人力、提高效率，客观上也实现了对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从申请到裁定、决定各环节的有效监督，防止刑罚变更执行环节腐败现象的发生。通过积极推进监狱、法院、检察机关减刑、假释网上协同办案平台建设，改定期批量办理为逐人逐案常态化办理，实现重点执法信息网上录入、网上办理、网上监督、网上考核、信息共享，实现流程化管理，做到“全程留痕”，最大限度减少和防止人为的不规范因素。

（五）打造一个公正执法宣传品牌。要持之以恒的抓好“高墙阳光”公正执法宣传月活动，力争每年举行一次宣传月活动，集中展示监狱公正执法过程，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推动监狱严格规范公正执行刑罚有效落实，把“高墙阳光”的宣传品牌打响、打亮，做大、做强。一是要坚持行之有效的做法和制度。要坚持把监狱（监区长）长定期接谈制度、监狱执法开放日制度、法律咨询制度、主动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和建议制度、执法监督员制度等实践证明管用、有效的做法和制度坚持下去，进一步细化具体活动的程序和环节，做实、做真、做深，形成一套监狱和社会公众良性互动的运行机制，做到久久为功。二是要结合形势发展需要不断创新。要每年结合监狱的工作进展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基本固定宣传活动大致框架的前提下，及时探索活动创新拓展的新途径和新方法。今后应把服刑人员亲属代表现场观摩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亲属现场观摩法院庭审、亲属观看监狱评审会或监狱长办公会录音录像等有意义的项目引入活动内容，进一步深化活动内容，做到与时俱进。三是要不断加大对外宣传促成品牌形成。在做好内功的同时，要善于策划，要加强与中央、省和地市媒体的沟通联系，借助媒体宣传平台，持久的加强“高墙阳光”主题活动宣传，每年确定不同的宣传重点和形式，尝试以专栏、专版、特写等宣传形式加强对外宣传，尝试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扩大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切实“高墙阳光”宣传活动做大做强，做成监狱对外宣传的重要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