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执行与社会福利社区矫正性质定位思辨

第一篇：刑罚执行与社会福利社区矫正性质定位思辨

刑罚执行与社会福利：社区矫正性质定位思辨

史柏年

2012-11-5 15:41:05 来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沪)2009年1期

【英文标题】The Dual Nature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Execution of Punishment and Social Welfare

【作者简介】史柏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秘书长。（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有关社区矫正的单一的刑罚执行性质说，虽然是国内理论界最流行的论述，但是在实践中已经越来越陷入困局。笔者尝试从人类刑罚观念和刑罚制度历史变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目的与任务，以及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相互关系等三个角度，阐明社区矫正的双重性质定位：刑罚执行与社会福利。

It is widely admitted that community correction provides only punishment sanctions for offenders, which in practice is merely part of the responsibility that community correction plays.This paper presents the dual nature of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program as both execution of punishment and social welfare for offenders by checking the perspective and history of human punishment system, the purposes and aims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welfare and social work.【关 键 词】社区矫正/性质定位/刑罚执行/社会福利/社会工作Community Correction/Nature of Community Correction/Punishment/Social Welfare/Social Work

自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名下发《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北京、上海等六省市率先开展试点工作以来，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司法改革的重大举措，已经走过了将近6个年头。近6年中，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也遇到了不少问题。其中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不清晰、不准确。为对社区矫正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的其他问题的厘清提供基础性认识，笔者尝试对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谈一些个人的看法，以求教于大家。

一、非监禁性刑罚执行：社区矫正的单一性质解说及其困局

非监禁性刑罚执行是目前国内有关社区矫正性质定位的最流行的论述。两院两部的《通知》是持此种观点的最权威的法规文件。《通知》明确：“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北京市是最早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六省市之一，北京市司法局局长吴玉华在论述社区矫正的基本含义时，也持非监禁性刑罚执行的解说。他说：“具体到北京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它(社区矫正)有三层含义：一是社区矫正是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二是社区矫正是针对被判处管制的罪犯、被宣告缓刑的罪犯、被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被裁定假释的罪犯和刑满释放后继续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员的刑罚执行活动；三是社区矫正是由北京市的社区矫正组织来实施的针对五种人员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1]

除了司法部门领导的上述界定外，国内学界和实务界的许多人也持此种论述。例如，上海大学法学院刘强教授认为，对社区矫正的定位可以从三个层面上理解：社区矫正是一项刑事执法活动；社区矫正是对特定罪犯的刑事执法活动；社区矫正是在社区中的刑事执法活动。[2]

最早开展社区矫正理论研究的郭建安教授虽然主张社区矫正是刑种、量刑和行刑制度的结合，但是在三者中，他仍然偏向社区矫正是刑罚执行的观点。例如，他与郑霞泽合著的《社区矫正通论》认为：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两院两部《通知》所列举的社区矫正的五种类型中，管制和剥夺政治权利属于刑种范畴，而其它三类不属于刑种。因此，对社区矫正的性质的完整表述应当是，社区矫正是刑种、量刑与行刑制度相结合，但是偏重于执行的一种综合性措施、方法或者制度。[3]

上述有关社区矫正刑罚执行性质的解说在一般意义上来讲是正确的，或者说是没有错误的。在我国目前社区矫正尚处于试点探索的情形下，坚持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的性质，既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对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理解水平和接受能力，又有利于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有效监督管理。

但是，问题在于有一些人把刑罚执行看做是社区矫正的唯一的性质定位，他们排斥和批判对社区矫正性质的其他角度的解说，因此，有意无意地将社区矫正的性质作了窄化和绝对化的理解，由此也使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陷入了以下困局：

1.由于把刑罚执行看做是社区矫正的唯一性质定位，所以在社区矫正的主体问题上始终没有形成共识，致使社区矫正各参与机构之间的职责分工始终没有明确界定，造成了社区矫正理论研究和工作实务中的矛盾和混乱。

例如，有的学者一方面主张，“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社区矫正工作的定位只能是刑罚执行活动，执行主体与执行对象不能改变。”另一方面又主张，社区矫正的“具体的执行工作与矫正内容，必须由国家司法行政系统的基层司法所及专业社区矫正人员承担与负责落实”。[4](P30)既然强调“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那么就应该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规中有关公安机关是对被判处管制、缓刑或予以假释、监外执行等罪犯执行监督、考察等任务的主体的规定，而不应该主张“由国家司法行政系统的基层司法所及专业社区矫正人员承担与负责落实”社区矫正的“具体的执行工作与矫正内容”，因为在上述法规文件中，没有任何有关国家司法行政机关参与对监狱之外服刑人员实施执法任务的授权规定。而如果要落实两院两部《通知》精神，由司法行政机关来承担和发挥社区矫正的“牵头组织”的角色和日常管理工作的功能，就不能过分强调“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因为，作为一项司法改革的实践活动，社区矫正的试点本身就意涵着对现有法律制度体系的突破与革新，一味强调要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运行，明显地会限制新的法律制度和刑事政策的创建。

上述认识上的困境必然会造成社区矫正实际工作上的混乱。因为对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作了窄化和绝对化的解说，将社区矫正看作是一种单纯的执法活动，因此按照现行法律框架，对管制、剥权、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任务只能由公安机关来执行。但是，除了监督、考察等事务之外，社区矫正还有大量的、复杂的教育矫正、福利服务等工作任务，完成这些任务又非公安机构及其人员的分内职责和能力所长，因此还需要有其他相应机构和人员来承担。于是就出现了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和人员分工上的奇怪局面：工作主体不做主要工作；非工作主体承担主要任务。就像有的地方当作试点经验所呈现的：“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社区矫正中的刑事执法程序工作仍然由公安机关的派出所承担”，但是按照试点工作的要求，“社区矫正具体的监督管理与教育改造由司法行政系统的司法所负责”，基层司法所实际上成了“社区矫正工作的主导力量”。[5]

这样一种将社区矫正的刑事执法职权与教育矫正职责绝然分开的做法已经严重影响社区矫正工作的效率与效果。因为两个部门分别被赋予了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和“主导力量”的职责，而“刑事执法程序工作”和“具体的监督管理工作”的界限又不能绝然地分开，其结果是：一方面会造成两个部门工作内容的交叉重复，两个部门都要制定一套对矫正对象实施监督管理的程序和要求，如定期或不定期的思想汇报、见面会谈，以及对矫正对象限制性要求的监督执行；另一方面也会造成两个部门工作职责上的缺位和效率低下，因为具有执法职权的公安部门不承担监督管理和教育改造的具体任务，而承担监督管理和教育改造职责的司法行政机关不具有执法权威。笔者在调研中不只一次听到基层司法所的社区矫正工作者埋怨：有些矫正对象在公安派出所民警面前表现得很驯服、很听招呼，可是在我们面前却总是百般抵触、状况不断，像我们这样“有责无权”的身份，很难把教育矫正的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2.由于把刑罚执行看做是社区矫正的唯一性质定位，社区矫正三大任务的落实情况始终不平衡，重监管轻矫正的现象始终是众多试点地区的通病。

两院两部《通知》明确，社区矫正的任务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按照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刑罚的顺利实施；其二是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矫正其不良心理和行为，使他们悔过自新，弃恶从善，成为守法公民；其三是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解决在就业、生活、法律、心理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利于他们顺利适应社会生活。

上述监管、矫正和服务的任务是三位一体的，它们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监管既是对社区服刑罪犯的惩罚，同时又能为教育矫正措施的顺利实施提供保障；矫正是社区矫正的核心和重点，矫正目标的实现又能最有效地对矫正对象实施监督管理；服务既能帮助矫正对象解决实际困难，又能促进其自觉地、心悦诚服地接受监督管理和配合教育矫正措施的施行。

但是由于有人把社区矫正的性质作了单一的刑罚执行的定位，所以在社区矫正的三大任务中，最偏重监管目标的实现，而把其他两方面的任务当作次要的、从属的、可做可不做的，即便关注对矫正对象实际工作和生活困难的帮助解决，出发点也是为了换取其对监管措施的配合与服从，似乎矫正对象不出事、不重新犯罪就万事大吉了。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开展的社区矫正的实际工作，一切围绕当下的“平安”目标，一切为了对矫正对象实施控制，根本无暇也无力去实现教育矫正的目标。

更为严重的是，有的矫正对象摸准了矫正工作人员的思想脉搏，每逢重大节庆、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动前夕或者期间，总会向社区矫正机构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因为他们知道，为了确保“平安”，矫正机构总会想方设法来满足这些过分的要求，以换取自己对社会控制措施的配合。这样久而久之，看似实现了社会“平安”的眼下目标，但是矫正对象的不良心理和行为非但没有得到矫正，反而变本加厉，社会稳定的长期目标实际隐含着严重的危机。

3.由于把刑罚执行看做是社区矫正的唯一性质定位，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专业定位和素质能力大多不能满足社区矫正艰难和繁重工作任务的要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始终处于低水平运作的状态。

社区矫正是一个需要众多机构和专业人士合作实施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涉及的专业涵盖法律、心理、教育、社会工作、社会保障等领域，只有发挥各专业的特长，形成优势互补，才能实现社区矫正的全面目标。

但是由于有人(尤其是社区矫正工作领导人员)把社区矫正的性质作了单一的刑罚执行的定位，认为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才是首要的工作任务，所以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业绩考核，只强调其能否承担对矫正对象实施监督管理的任务，而不重视能否承担对矫正对象实施教育矫正的任务；对矫正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也仅仅停留在法律、公安刑侦等领域，不重视心理、社会工作等专业理论知识和方法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运用。所以，一些试点地区社区矫正工作的机构设置，只是简单地把基层司法所换牌变作为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工作机构”；“在人员的配置上，主要以司法所的负责人，专职矫正工作的干警和监狱、劳教场所调出并经过培训的司法警察为骨干”。[5]即便有心理学、社会工作学专业的人员参与，也只是把他们当作是社会的志愿工作者而非专职工作者来看待。

我们考察欧美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的社区矫正制度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在聘用和培训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时，对心理学、社会工作学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方法是极其强调和重视的。例如：

1945年美国观护及假释制度协会公布的观护人与假释人员的三条遴选标准是：(一)特别知识：需要具备社会工作的个案工作之知识及实务经验，包括人类生理、心理及情绪变化之了解，以及处理家庭问题，运用社会资源之能力与经验；此外还需要熟悉有关法律之内容，以便行使职权；熟悉管辖区域内各机构活动之情况。(二)特别学历：具备学士学位并选读社会科学之课程(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三)特别经历：需曾在社会机构从事工作一年以上，但是在社会工作学院的实习或曾受有关训练被认同为实际工作经历。[6]

英国在1998年之前，是将具备“社会工作资格”当作担任社区矫正官的必备条件看待的。[7](P55)

在香港，社区矫正工作者被称作为“感化主任”，感化主任必须具有社会工作的教育训练背景，并经过一定时间的工作实践，再学习相应的法律知识才能胜任。

与上述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有些地方对社区矫正工作者的专业定位显得过于狭窄。他们从社区矫正是单纯的刑罚执行这一性质定位出发，把社区矫正需要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方法也简单定位在法律和公安刑侦领域，没有意识到：社区矫正虽然在本质上有刑罚执行活动的属性，但是因为其适用对象是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程度较小、再犯罪几率较低的初犯、轻型犯和未成年犯，所以其刑罚的惩罚性属性大大降低，教育、感化、矫正等工作任务大大突出，而要完成这些任务，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工作学方面的理论知识和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而现实状况却是：大多数社区矫正工作者不具备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工作学方面的专业教育训练背景，不善于运用心理、教育、社会工作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去对矫正对象实施有效的教育矫正，社区矫正的内容和方法停留在低层次和低水平的状态。就像有的基层司法所人员所描述的：现行矫正制度包括了电话报到、思想汇报、谈话教育、学习培训、公益劳动、请销假制度等，在理论上基本涵盖了社区矫正的工作内容，但在具体实施中却受到各种制约。由于场地、经费、人力资源严重缺乏，加之交叉感染的顾虑，集中学习培训工作基本上没有展开，公益劳动的时间和效果也得不到有力保障，社区矫正的主要工作形式表现为报到、谈话及走访，由此，矫正只能做到基本的“控制”，而无法实现较高矫正水平的“教育”和“矫正”。[8]

二、社会福利：社区矫正性质定位的社会学视角

在社区矫正性质定位的争论意见中，有关刑罚执行活动的性质是具有较高共识的解说，在这一点上没有多大的分歧意见。有关社区矫正性质定位的分歧意见在于：除了刑罚执行之外，社区矫正是否还有其它角度的性质定位。对此问题的不同理解和观点，形成了所谓社区矫正的单一性质说和双重(多重)性质说之争。

与单一的刑罚执行活动的性质定位不同的是，双重(多重)性质说认为：社区矫正除了刑罚执行的性质之外，还可以从其他角度给予性质定位。例如：

张昱教授主张：社区矫正具有“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和矫正罪犯的“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双重性质；[9](P112)

石晓芳提出社区矫正具有刑罚执行和社会工作的双重属性的观点，认为刑罚执行是社区矫正制度的基本属性；而它的社会工作的属性，是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区别于传统监禁矫正，作为一种具有开放性和社会性的刑罚执行所必须具备的属性。[10]

刘永强博士和何显兵博士持社区矫正多重性质观，他们认为：社区矫正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其性质是专门机关工作与社会工作的结合体，是融合社区刑罚执行、监狱行刑社会化和出狱人社会保护等多方面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制度。[6]

综上可见，与单一的刑罚执行说持不同观点的社区矫正的性质解说中，有相当比例的人认为：社会工作是社区矫正的属性之一。正因为如此，持单一刑罚执行性质说的人们也把反对和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社区矫正的社会工作属性说。其中，刘东根博士的观点较具代表性，他明确表示对社区矫正是一种社会工作的观点“不能苟同”，认为：“社区矫正在性质上不能等同于社会工作。如果将社区矫正与社会工作等同，势必会忽视或淡化社区矫正的刑事执法功能，影响刑罚的惩罚和威慑作用的发挥，导致社区矫正工作定位的偏颇。”[11]

是否具有社会工作的属性似乎成为了社区矫正性质定位争论的焦点。对此争论意见，笔者的观点是：不赞同对社区矫正的单一的刑罚执行的性质解说，赞成社区矫正的双重性质说；不赞同将“社会工作”表述为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赞成将“社会福利”表述为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基于上述见解，笔者对于社区矫正性质的理解是：社区矫正具有刑罚执行和社会福利双重属性。理由是：

1.社区矫正是现代刑法观念、刑罚制度与现代福利思想、福利政策发展交汇的产物，其中既蕴含了对罪犯惩戒的社会公义性要求，又蕴含了维护罪犯权益和尊严的人道主义精神。

人类社会对罪犯的处置，从最初“以牙还牙”式的血亲复仇，到中世纪“杀鸡儆猴”式的威慑阻吓，期间经历了数千年的观念转变和制度更迭，变化虽大，但是用严酷的惩罚给犯罪人以报应，始终是刑罚的核心理念和目的。到18世纪末，人们才开始采用感化、矫正的理念和方法来对待罪犯，而不再以残酷的刑罚惩治罪犯而后快。引起这一根本性变革的，首先是刑罚观念上的“报应主义”刑罚观逐渐消退，“功利主义”的刑罚观逐渐抬头。

报应主义认为刑罚是为了惩罚罪犯而存在，刑罚的正当性在于犯罪的不正当性。功利主义则认为，刑罚的价值在于其满足国家追求一定功利效果的积极意义，这种功利效果就是犯罪预防，预防犯罪才是刑罚存在的正当性根据。预防犯罪又分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一般预防以社会一般人为对象，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通过刑罚的威慑，警示和预防社会一般人，使之不致犯罪；特殊预防以犯罪人为对象，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通过剥夺或者教育，使犯罪人不致再次犯罪。对于剥夺或者教育功能的不同侧重，特殊预防又可再分为剥夺犯罪能力主义和矫正改善主义。由于纯粹的矫正论与剥夺能力论都失之片面，于是就产生了融矫正与剥夺犯罪能力于一体的综合论的问世。

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社会改革家边沁是功利主义创始人，其功利主义学说所涵盖的功利主义原则、福利最大化主张为近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边沁把功利主义学说运用于司法改革，成为近代第一位在特殊预防领域的综合论者。他说：“尽管犯罪已被制止，被害人也得到补偿，但仍然需要防止出于同一罪犯或者其他罪犯的类似的犯罪。有两种途径达到这一目的：一种是制止犯罪意图，另一种是消除行为能力。消除其犯罪意图称作改造；消除其行为能力称作剥夺能力。”在此，他把“矫正”和“剥夺伤害能力”视为刑罚的必备特质。[12](P51)

风靡于19世纪末、20世纪前半叶的特殊预防论对刑罚理论和刑罚制度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促成了人们认识到刑罚的真正目的应当是矫正或剥夺犯罪能力以保卫社会，而不是用报应或威慑的手段以惩罚罪犯；促进了刑罚的宽容、轻缓和对犯罪人的人道化、个别化处遇。当然，特殊预防论也有其局限。在理论上，由于其排斥和抹杀报应刑论主张的刑罚对罪犯的惩罚功能而丧失社会的公义性；在实践上由于没有能为刑罚提供一套限制原则，而容易为扩张国家刑罚权和侵犯公民人权提供口实。

通过历史考察发现，现代刑罚目的理论已经不可能仅仅采纳报应论或预防论中的单一观点来作为自身的全部内容，而应该兼容报应刑论和预防刑论各自的长处来建构刑罚的目的理论，并由此设计刑罚制度。使得刑罚措施既具有报应的功能，以满足公众对犯罪之恶进行必要惩罚的社会公义诉求；又具有教育矫正的功能，以实现预防犯罪、保卫社会的目的。我国当前试行的社区矫正制度，就应该建立在上述综合刑论的理论基础上。

一方面，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刑罚执行措施，应该具有对罪犯惩戒、监督、考察等监管性功能，通过限制一定范围和程度上的自由让罪犯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作出报偿；另一方面，社区矫正作为一项面向罪犯的社会福利措施，应该具有教育、矫正、服务的功能，让罪犯通过接受特殊的福利服务得以矫正自身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顺利回归社会。

2.现代刑罚制度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及社会福利的政策导向，两院两部《通知》的相关条文充分彰显了社区矫正的社会福利属性。

“福利”一词的简单涵义就是“好的生活”。社会福利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是指通过国家治理，达到全社会不虞匮乏、充分就业、安全、健康、快乐、受教育、社会平等及有序生活等有关人类幸福的目标。而贫困、疾病、失业、无知、懒惰和犯罪则是反福利的社会病态。从这一理解出发，如果将济贫、医疗、就业、教育、扶老、助残等社会政策措施都看做是社会福利的话，那么对罪犯的教育矫正同样是社会福利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区别只是在于接受福利服务的对象不同。

在古时候，人们把犯罪看做是当事人对神的意志的冒犯；后来，犯罪人类学派把犯罪归咎于“天生犯罪者”自身的身体和心理特征；现代社会中，人们更倾向于把犯罪看做是当事人自身原因和社会环境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社会适应欠佳、心理冲突、行为偏差、社会关系失调的结果。由于其社会化过程的阻断或弱化造成社会功能的弱化甚至缺失，他们无法通过社会公众所认可的途径和手段来维持在社会中的正常生活，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罪犯属于社会中的特殊的弱势群体。而当他们的行为被社会判定为违法或犯罪、受到社会的制裁和惩处时，其社会地位更处于与社会主流背离的不利境地。因此，对罪犯施行福利服务，使其恢复重建社会功能以摆脱弱势地位，既可为服刑者谋求幸福的生活，又有利于全社会福利目标的实现。

在现代世界各国的刑罚制度中，无论是监禁性措施还是非监禁性措施，都兼具惩罚性的刑罚执行功能和教育矫正性的社会福利功能，两者的分量因犯罪的性质和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在社区环境中实施的刑罚措施，其适用范围是一些初犯、轻刑犯、青少年犯以及经改造有悔改表现的、对社会危害性较低的人群，因此，社区矫正措施的惩罚性功能相对较弱，而教育矫正等社会福利性功能是其主要的、处于核心地位的属性。

两院两部《通知》对社区矫正的双重性质定位有充分的体现。例如：

《通知》在阐释社区矫正的涵义和性质时，在明确社区矫正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的属性之后，又指出：“社区矫正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

《通知》在论述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意义时，特别强调社区矫正“有利于对那些不需要、不适宜监禁或者继续监禁的罪犯有针对性地实施社会化的矫正，充分利用社会各方面力量，提高教育改造质量，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维护社会稳定”；并且把“坚持对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予以严厉惩罚，积极探索对罪行较轻的罪犯进行社区矫正”，当作是推进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改革的目标。

《通知》把教育矫正、帮助解决困难和问题与监督管理放在一起，共同列为社区矫正的三大任务。在这里，接受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矫正不良心理和行为，成为守法公民；以及接受在就业、生活、法律、心理等方面的帮助，不仅仅是为了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和监督，从而确保刑罚的顺利实施，更主要的是它们被看做是社区服刑人员应该享有的福利待遇。较之以前的偏重于监督管理的社区刑罚，社区矫正更注重对服刑人员的服务、帮助、干预、救助。充分保护犯罪人的人权是社区矫正追求的美好价值目标之一。社区矫正不仅仅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服刑人员的一种权利。[13]

综上可见，两院两部推进社区矫正的试点，其出发点不仅是为了节约行刑成本，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蕴含社会福利理念的新的刑罚制度。

3.社会工作是社区矫正工作中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主要专业之一，但是把它表述为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会窄化社会福利的涵义。

2005年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总结第一阶段试点经验基础上，又把社区矫正试点地区的范围扩大到河北等十二个省(市、区)。两院两部联合颁发的《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明确提出：“社区矫正工作是将罪犯放在社区内，遵循社会管理规律，运用社会工作方法，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使其尽快融入社会，从而降低重新犯罪率，促进社会长期稳定与和谐发展的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在这里，特别提到“运用社会工作方法”，显示两院两部对社会工作专业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地位和作用的重视与推崇。

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助人活动，是面对广大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弱势人群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渠道和专业。在司法领域尤其是社区矫正实践中，社会工作者常常被当作对服刑人员实施福利服务的专业力量。但是，社区矫正工作所依托的专业力量并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工作，还需要心理、教育、社会、社会保障和法律等学科专业的知识和方法。所以说，社会工作只是社区矫正工作专业团队中的一支力量。尽管由于社会工作善于整合资源以服务于人们的多样化的福利服务需求，而在社区矫正专业团队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将它视作为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

在逻辑学意义上讲，社会福利是大于且基本涵盖社会工作的概念。在社区矫正的实践中，社会工作被当作是体现社会福利理念和政策的具体化的实施方法和途径，但并不能全部替代和体现社会福利的内容。把社会工作作为社会福利的替代性概念解说成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就会窄化社会福利的丰富内涵，就会降低其他相关专业机构和人员对社区矫正事业的关注和资源投放，最终会损害矫正对象的权益。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社区矫正作为一个新的刑罚理念和制度，其性质定位可以从多角度给予解说，其中刑罚执行和社会福利是最基本的性质定位。

【参考文献】

[1]吴玉华.社区矫正工作初探[J].法学杂志，2003(5).[2]刘强.社区矫正定位及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基本素质要求[J].法治论丛，2003(3).[3]郭建安，郑霞泽.社区矫正通论[M].法律出版社，2004.[4]王顺安.中国社区矫正的实践探索与立法呼唤[Z].对轻刑犯的非监禁矫正措施中英研讨会交流材料汇编，2004.[5]王顺安.社区矫正的“北京模式”[N].法制早报，2005-06-06.[6]刘永强，何显兵.关于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定位及其队伍建设[J].河北法学，2005(9).[7]郭建安，郑霞泽.社区矫正通论[M].法律出版社，2004.[8]张毅林.试析社区矫正现状及发展方向[J].中国司法，2005(3).[9]张昱.试论社区矫正的理念[J].法治论丛，2005(1).[10]石晓芳.社区矫正实质正当性和基本属性[J].中国司法，2005(6).[11]刘东根.公安机关与社区矫正——兼论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的构建[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12]周国强.社区矫正制度研究[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13]杨明，林宇虹.对我国社区矫正机构设置的思考[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7(1).

第二篇：社区矫正：未成年罪犯刑罚执行制度的优先选择

社区矫正：未成年罪犯刑罚执行制度的优先选择

摘要：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现象日趋严重，因而未成年犯的刑罚执行问题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未成年犯刑罚执行的根本目的是教育和挽救，社区矫正作为全新的刑罚执行制度，是未成年罪犯刑罚执行制度的优先选择，它对未成年罪犯的顺利改造与回归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社区矫正体系已初步建立，但还存在立法滞后、观念陈旧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关键词：社区矫正未成年人犯罪优先选择再社会化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现象日趋严重，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如何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未成年人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未成年人的明天就是祖国的明天。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进行研究是全社会的责任，并非一人或一些人所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工程，需要各个公民及部门的共同努力。本文就未成年人罪犯的刑罚执行问题进行一些简单的论述。

一、社区矫正的涵义

社区矫正，又称社区矫治，英文翻译为communitycorrection或community–based–corrections。目前，我国学者对社区矫正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中将法院参与社区矫正解释为，“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和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等非监禁刑案件中，坚持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原则，适当运用刑罚，并配合社区矫正组织从事教育转化工作，以达到预防犯罪和减少犯罪，实现维护社会稳定目的的活动。”2003年3月的两会期间，司法部部长张福森对社区矫正做了这样的阐释：“我们所讲的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小组和民间组织及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裁定规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这项制度虽然在我国尚未广泛采用，但在一些国家这是普遍适用的一种法律制度，有的国家非监禁刑的比例还很大。”还有学者指出，社区矫正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改造犯罪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

社区矫正，在国外更多的称之为社区处遇或社会处遇，所谓社区处遇是指社区为基础的矫正、治疗罪犯的措施，包括缓刑、假释及各种重返社会的制度。结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社区矫正是指设置专职机构和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利用专业方法，运用社区资源，在与社会不隔离的社区环境中对犯罪人员的矫正或改造活动。

二、对未成年犯实施社区矫正的积极意义

未成年人正处于长身体、长知识的关键时期，鉴于其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我们对未成年罪犯判处刑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教育和挽救。社区矫正作为全新的刑罚执行制度，它为探索未成年犯的改造与回归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是未成年罪犯刑罚执行制度的优先选择，因为它既具备应有的矫正效果，又能很好的实现使未成年人罪犯回归社会的功能。因此，社区矫正制度对未成年人罪犯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

1、可以有效地保护未成年罪犯。未成年罪犯往往是由于个人思想的不够成熟，加之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才走上犯罪道路，绝大多数都可以通过教育感化而痛改前非，因此，从教育、挽救未成年罪犯的目标出发，对未成年罪犯采用社区矫正这种非监禁刑罚，能够使未成年罪犯既受到一定的惩罚，又在社会的关心、指引和帮教下，重塑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养成适当的社会生活方式，从而最终达到保护未成年罪犯的目标。

2、能够避免过早贴上标签。标签理论认为，违规者一旦被贴上“罪犯”的标签，就会在其心灵上打下耻辱的烙印，产生“自我降格”的心理变化，进而顺应社会对其的评价，“违规”甚至会被行为人“合理化”而演变成难以改变的生活方式。如果过早将罪犯投进监狱，尤其是未成年罪犯，无疑是最深刻的“标签化”过程，他们会给自己贴上“罪犯”的标签，势必会影响他们幼小的心灵，他们会将自己归类到违法犯罪的人群当中，容易对社会产生反感与叛逆，就有可能再次犯罪。代之以社区矫正这种有效的教育与挽救措施，对于可塑性较强的未成年人来说，可以减少因这种“标签化”带来的负面作用。

3、避免交叉感染。未成年犯大多是初犯，其主观恶性并不深，但是与外界隔绝的集中关押，致使他们的交流对象局限于其他罪犯，交流内容往往也是社会的消极方面，不可避免的会对他们带来许多消极影响，这对辨别能力不成熟的未成年犯来说，刑满释放后很有可能再次犯罪。社区矫正属于非监禁刑，是将他们置于社会之中服刑，无需收监，从而克服了集中关押导致的交叉感染问题，更有利于他们的改造，4、有利于未成年犯的再社会化。再社会化实际上是一个重塑人格的过程，对罪犯的人格改造是

人道价值的主要体现。由于未成年犯的继续社会化过程一般较为短暂，所以，其再社会化的过程就更为重要。而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的行刑方式，兼具司法、教育、心理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功能，它能充分运用社区资源，努力促进未成年犯与社会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避免了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未成年犯身上的“罪犯色彩”也明显淡化，为其再社会化提供了保障，从而达到再

社会化的目的。

5、体现刑罚社会化原则。刑罚社会化是开展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之一。传统上人们主张“恶有恶报”，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的刑罚观念也在不断进步，在刑罚中越来越强调教育观念、改造观念。我们对未成年犯判处刑罚，根本上是为了教育改造他们，让他们通过刑罚执行活动，转变成合法公民，从而顺利回归社会。社区矫正正是体现了这一刑罚原则。

三、目前我国社区矫正体系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实施社区矫正的时间较短，还没有完全建立，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实践中也存在了不少问题：

1、法律法规和配套制度的不完善。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发布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通知》，提出了我国构建社区矫正制度的思路、任务和工作方法，标志着社区矫正正式在我国司法制度中有了一席之地，表明我国顺应世界刑罚发展的潮流，真正重视未成年犯的刑罚执行问题。但是这个文件只是提出社区矫正的法理依据，还缺乏更具体的法律规范和配套制度的支撑。而社区矫正是一个严肃的刑事执法活动，必须要有相应的立法作为支撑，而我国现行法律与社区矫正发展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

一、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社区矫正的执行机关，目前的做法是由“司法牵头、公安配合”，这虽然加强了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力量，但在实践中，却容易出现职责不清、界限不明、衔接不力、效率不高等一系列问题；二是现行法律中虽对某些问题作出了规定，但实际上形同虚设。例如在当前社区矫正的实践中，普遍存在失控、脱管服刑人员法律制约不力的问题。我国刑法虽然规定了对违反监管规定的缓刑假释人员可作出撤消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基本没有加以适用。三是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对罪犯在社区中进行监管的具体规定和要求，对罪犯进行必要的改造和矫正措施等。而且现行法律有关非监禁刑的规定是根据若干年前规定的，其规定也比较原始、粗放，随着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完全适应目前的实际需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无法可依的问题，从而把社区矫正变成是原有法律基础上的修修补补，导致在执法中的任意性，造成社区的不稳定或者侵犯服刑人员权利的后果。

2、观念陈旧。由于我国刑法长期受报应主义和重刑思想的影响，法律始终是以冷酷的面孔出现，所以难以使人们将刑罚执行与人文主义精神结合在一起。在司法实践中，公众特别是司法人员崇尚重刑，迷恋监禁刑的行刑方式，这种观念在我国仍有相当的市场，不少人怀疑社区矫正的行刑效果。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有的人在社区矫正的探索方面不热心，对社区矫正刑罚执行制度的适用，仍然停留在过去的认识水平上。

3、机构不健全。由于受到现行刑法的限制，我国在实施社区矫正的过程中，实行“司法牵头、公安配合”的管理格局，即由司法尽管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并会同公安机关搞好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考察，组织协调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和帮助工作，街道、乡镇司法所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但问题在于：会同公安机关监督考察，不仅容易造成工作中的脱节，而且造成对人力、物力的浪费。司法所管理社区工作也存在一定问题，一是街道、乡镇司法所人员不能完全到位；二是街道、乡镇司法所专职人员都身兼数职，导致不能集中精力投入到社区矫正中去，服刑人员的失管、漏管和脱管，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三是基层司法所尚未明确为执法机关，在工作中容易陷入被动。同时，由于居委会的职责较多，使其力量有限，不能很好的参与到社区矫正中来。

4、相关部门配合不力。由于种种原因，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司法机关等部门对未成年犯的监管实际上难以到位，使得在社区中的未成年罪犯大多处于脱管状态，法院对缓刑的宣告往往也是“一缓了之”。这样既影响了刑罚目的的最终实现，也不利于罪犯的改造和社会的稳定；同时，这也让罪犯感觉参加社区矫正就是放任不管，从而导致任其恢复“自由”。

四、完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体系的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社区矫正体系还存在不少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使社区矫正对未成年人罪犯真正取得实效，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制度化建设，必须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设置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专职机构和配备专职工作人员。为此，结合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存在的问题，并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的完善提出如下建议：

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根据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基本原则，吸收实际工作中的成熟做法和有关的司法解释，现有各级立法部门要尽快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对现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有关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条款进行修改和补充，单设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处遇专章，以确定未成犯的处罚原则，规定具体适用的刑罚种类和具体量刑标准，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放宽减刑和假释条件。同时，在完善刑事法的基础上，按照当前国际通行做法，结合我国实际，在条件成熟时，加强特别法的建设，包括《未成年人事件处理规则》等，通过专门立法，规定专门的刑法制度，将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区别开来，并设立相关配套措施，保证未成年人的权利得到有效执行，以受到最好的立法和司法效果。同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社区矫正机构的地位及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职责，规范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活动。

2、更新观念。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刑罚及其执行制度也产生许多新变化，一是刑罚体系整体趋轻；二是刑罚在国家管理系统中地位和作用下降。在这种刑罚变化的趋势下，我国应该积极开展社区矫正，因为单靠严厉的刑罚难以受到威慑犯罪行为的功效。而且，即使按照“恶有恶报”观念将他们送进监狱，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到社会，仍然需要社会对他们宽容、接纳。因此，我们应该改变以往的刑罚观念，从保护未成年和刑罚社会化、人道化的角度出发，将他们放在社区中进行矫正，将会受到更好的效果。

3、设置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专职机构，配备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专职人员。要将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就必须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对此，笔者建议在司法部门内部设立专门的部门负责管理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的执行也属于刑罚执行的范畴，因由国家公务员负责执行，但由于社区矫正是在社区内执行，必须得到社区内相关人员的支持和帮助。对此，笔者建议，应配备由专业人员和志愿者组成的执行人员。专业人员包括国家公务员和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的专业人员。社会志愿者包括专业社会工作者、离退休人员、大学生等，这些人员应当具有较高专业水平，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热心公益事业，能够胜任这项工作。

4、充分挖掘和利用各种资源。由于未成年人罪犯在社区内执行刑罚，因此建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应当以行政区域内的社会资源为依托，充分利用社区资源。自1999年我国民政部开展社区建设实验以来，我国大中城市的社区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事务社区化管理模式的形成客观上为矫正罪犯过程中利用社区资源提供了可能。因此，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的完善，应根据未成年人的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制定专门的教育改造措施：（1）开展法制教育，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因就是法律意识淡薄，因此，在社区内，聘请法院少年审判庭的法官为社区的法制宣传员，把法制引入社区，让未成年人罪犯知法、用法、守法。（1）开展思想教育和道德品格教育活动。针对未成年人的特点，开展各种形式的思想教育活动和道德品格教育活动，培养他们正确的政治方向，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他们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克服不良的道德品质。（2）开展心理教育活动，不健康的心理是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应通过多种途径，如开展心理健康辅导等，引导他们形成健康的心理。（3）开展劳动技能培训活动。根据各自的特点和爱好，开展一系列劳动技能培训活动，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劳动态度，学会一定的职业技能，提高生存能力，使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能够保证自己立足社会。

5、形成合力、齐抓共管。社会各界和全体公民都要高度重视社区矫正对未成年罪犯的重要性，明确自己在保护未成年人罪犯健康成长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增强责任感，齐抓共管，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工作网络。具体做法是实现四个结合，和家庭结合，家庭我未成年人罪犯最初和最重要的生活环境，未成年人罪犯的个性及世界观一般是在家庭中形成的，因此一定要重视家庭建设，确保未成年人罪犯有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让其父母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对未成年人罪犯及时进行教育和挽救；和学校教育，大多数未成年人罪犯都处在适学年龄，学习对他们今后的成长非常关键，因此，要帮助他们获得重新学习的机会；和社区结合，让社区负责人想办法给他们以妥善的安置，以防止他们因无所事事流入社会再受不良因素的影响而重新走上犯罪道路；和法院相结合，法院做好延伸服务，为未成年人罪犯建立档案，实行专人专管、要求未成年罪犯在社区矫正阶段定期进行思想汇报，并走访、回访缓刑期间表现突出的人员，可以在当地社区开展“模拟法庭”等教育宣传活动，加强对未成年人罪犯帮教与感化。使得社区矫正真正取得实效。法院可以加强与工、青、妇联、教育部门、街道、劳动人事、宣传等部门的联系配合，就安置、就业、上学等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尽可能多地为未成年人罪犯创造一些就学、就业的机会，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学校乃至家庭对未成年人罪犯的偏见、误解及不公平待遇。

五、结语

总之，对未成年人罪犯实施社区矫正工作，是对我国刑罚直性制度的一大进步。对未成年罪犯实施社区矫正，体现了对未成年罪犯的尊重和保护，顺应了现代文明的发展。但未成年人罪犯社区矫正的实施需要形成一套规范化、科学化的制度和方法，因此，要实现惩罚他们的同时，完成对他们的帮教和矫正任务的目标。最关键是通过立法及时填补法律制度中的空白，让社区矫正逐渐成为改造未成年人罪犯的一剂良方，从而真正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

第三篇：管理创新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刑罚功能实践

管理创新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刑罚功能实践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检察院 徐凡* 325011

摘 要：即将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进一步明确了社区矫正在刑罚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目前由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社区矫正主管机关仍存在权责不明晰、异地监管冲突、惩治和救济途径少、矫治功能不明确等诸多问题。本文结合龙湾区社区矫正的实践情况，根据犯罪成因和刑罚效果的评价，探讨创新社区矫正的管理模式。

关键词：社区矫正；刑罚；监外执行；管理创新

2012年全国人大十一届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社区矫正成为当前监外执行的主要方式，与监所的羁押（监禁）执行共同构成犯罪的惩防体系，也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

一、社区矫正的刑罚功能实践

社区矫正制度顾名思义即是以社区为基础并通过社区工作矫正罪犯的刑罚制度。与监禁执行的最大差异就是不需要专门的监禁场所也不需要严密的监禁措施，可以在罪犯最大自由度的情况下实现刑罚功能，贯彻了刑罚经济原则也体现了宽严相济刑法年。以近三年龙湾区司法282300实践情况看，非羁押的刑罚执行方式在刑罚体系250194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龙湾区检察机关的统计200152129150情况为例，以2008年10月为限，全区监外执行

100考验期内人员共计152人，其中缓刑129人，剥49285096夺政治权利9人，暂予监外执行8人，假释6人，008110剥夺暂予管制0人，缓刑在监外执行的案件中占了84.9%。缓刑假释管制总数政治监外到了2012年4月，全区监外执行考验期内人员共69081522008年10月***年4月19449计282人，其中缓刑194人，剥夺政治权利28人，暂予监外执行11人，假释49人，管制0人，缓刑在监外执行的案件中占了68.8%。

现当代的刑罚理论越来越关注刑罚的社会功能，社区矫正既然是刑罚的执行方式，与监禁刑罚一样具有刑罚的一般功能。“强调刑罚的威慑、改造、再社会化和医疗作用，而不是强调刑罚的报应功能。”1报应主义源于氏族社会人类的血亲复仇，强调以牙还牙，因此报应主义突显了刑罚的惩罚性。当代刑罚理论认为刑罚应当具有预防犯罪的功能并有助于刑罚对象的社会治愈，即通过对罪犯的矫治使其无害地回归社会成为社会的正常成员。社区刑罚在刑罚执行中的突出优势，迎合了刑罚理念革新的发展趋势。

首先，社区矫正必须能有效的发挥威慑作用，包括对被惩罚者的特殊威慑和其他行为人的一般威慑。“当一个人因惧怕刑罚的制裁而不敢或放弃实施刑法所禁止的行为时，这就是威慑”2，威慑体现了刑罚预防犯罪的功能。刑罚必须以其对罪犯施加的不利影响和作用，*1作者简介：徐凡、男、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检察院、电子信箱xufan211@163.com

卜思天.M.儒攀基奇 刑法——刑罚理念的批判[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84 2 钟安惠.西方的刑罚功能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37 使个人因顾忌惩罚而抑制犯罪的行为，因此社区刑罚不是刑罚的豁免，而只是刑罚执行方式的选择。社区矫正应该要体现出刑罚的执行力，通过强制性的劳动、思想训导和必要的自由约束使罪犯感受到先前行为的社会否定和制裁。“刑法的确立就是有罪必罚，只要发生了犯罪必然受到刑罚的处罚„„刑罚的确定性可以降低刑罚的严酷性，比较小的刑法代价换取较大的阻止犯罪的功利效果。”3社区刑罚在执行强度上虽然低于监禁刑罚，但其价值就是根据具体罪犯的主观恶性和犯罪性质给予对应的惩罚措施，使罪犯确立符合社会共识的价值判断。

其次，社区矫正具有矫治作用。社区矫正是罪犯通过改造、教育、培训实现再社会化的过程。监禁刑罚限制犯罪人或犯罪倾向人的犯罪能力，将其隔离于社会之外，使社会避免犯罪侵害，但缺点也同样突出。监禁刑罚最大的缺憾就是集体性的剥夺不能很好阻断刑罚执行完毕后再犯的可能性，“罪犯很可能在监禁期间学会了促进其释放后重新犯罪、弥补损失的犯罪技能，以及为自己行为变回的理由或逃避法律制裁的技能”4。犯罪的一大主因就是罪犯的社会社交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缺乏，而监禁刑罚进一步导致罪犯隔绝社会，增加了罪犯重新融入社会的阻力。

随着经济发展，原有社会结构解体，刑事犯罪的发案率和案件总数都有所增加5。犯罪学理论把经济发展背景下犯罪形势发展解释为社会解组背景下的个人失范。社会解组是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社会规范和社会制度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减弱的状态。失范则是反映社会成员对社会结构改变的不适应，“当某种文化推崇的有价值的成功目标，但是阶级结构却限制接近这些成功目标时，就是产生失范。下层阶层很少有获得成功的合法机会，所以他们会由于志向和期望之间的分离而体验到挫折和紧张„„这种观点可以解释富裕社会中犯罪率高的奇怪现象。”6社区刑罚的矫治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罪犯的身上，而不是罪行本身，这就要求矫治机构通过转化罪犯，达到阻遏犯罪的目的。

再次，社区矫正具有社会关系修复作用。“刑罚在惩罚经济学中有什么价值？这种惩罚只有能够修复‘社会受到的伤害’时才是有价值的。”7司法实践中，监外执行的罪犯（2011年社区矫正涉及的罪名及人员比例），（经济犯罪和过失犯罪以及邻里纠纷引起的犯罪占比），犯罪的主观恶性较小，重返社会的可能性。社区刑罚只是为罪犯重返社会提供了条件，修复受到犯罪侵害的社会关系无疑是罪犯获得社会认同的途径。因盗砍林木27立方米，广东省惠州市村民陈伟良和曾必强被惠州中院二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二人表示自愿义务植树造林10亩并保证树木种活8。附加自愿义务的判决在司法实践中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在该案例中监外执行罪犯通过义务劳动弥补社会损失，有利于社会关系的修复和自身法制意识的提高。除此以外，邻里、亲属之间因纠纷引发故意伤害的案件，如果罪犯被判处社区刑罚的，矫正机构可以引导罪犯采取主动上门道歉、经济补偿等弥补行为实现矛盾化解。交通肇事案件，通过罪犯对被害人的积极经济赔偿获得对方谅解。社区刑罚的积极意义就是罪犯没有脱离生活环境，如果矫治机构不仅把矫治罪犯个体作为唯一途径，而且帮助罪犯修复社会关系，为其创设必要的改造条件，可以取得更加有利的刑罚效果。

二、当前社区矫正的困惑

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开 34 陈兴良.刑法的启蒙[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82 钟安惠.西方的刑罚功能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55 5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的2010年《法治蓝皮书》2009年全国社会治安形势相对比较严峻。一方面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治安案件数大幅增长。根据截至2009年10月的统计数据，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和治安案件发现受理数大幅增长，刑事案件数增长幅度在10%以上，治安案件数增长幅度达20%左右。载于正义网 http://news.jcrb.com/jxsw/201002/t20100226_325187.html 2012.6.30 6 布莱克本.犯罪心理学[M].吴宗宪，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77 7 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89 8 载《盗林贼自愿栽树获缓刑》 《农业科技报》http://eb.nkb.com.cn/Thread.Asp?AutoID=43461 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区进行社区矫正工作的试点,将社区矫正作为我国刑罚执行领域中监外执行的主要形式。2011年5月1日实施的《刑法修正案

（八）》和即将于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明确了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工作。

司法行政机关作为主要矫正机构有其突出的优势：其一，充分利用了司法行政机关在乡镇街道司法所的行政资源。如龙湾区司法行政机关在主要乡镇街道都设置了司法所，按区内10个街道（镇）行政区划设置，实行一镇（街道）一所，统一建立区司法局派驻司法所。司法所配备工作人员不少于3名，根据社区矫正工作的需要，又招聘1-2名司法协理员。完整的人员机构配置有利于完成社区矫正的日常监管任务，节约了司法行政资源。其二，基层司法所有自身的有利条件。司法所原本承担人民调解和安置帮教等职能，能深入社区工作，比较了解社区结构、人员流动和组成等情况，有利于监外执行罪犯的日常管理。其三，司法所和派出所、乡镇街道长期以来工作环境相同，工作交流频繁，能够步调一致，协同配合。

但当前的社区矫正管理模式还不能完全实现刑罚功能的目的。第一，司法行政机关对矫正对象的违规行为没有处置权，刑罚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受到一定的削弱。为进一步规范社区矫正工作，加强监外犯人的常态化管理，2012年四部门联合制定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以下简称为《实施办法》），《实施办法》中规定只能由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和重新犯罪的社区矫正人员依法处理，公安机关做为法定机关，可以对违法违规做出行政处罚等决定，但公安机关只是配合社区矫正工作，没有明确责任分工。《实施办法》虽然也规定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社区矫正人员的轻微违规行为给予警告并出具书面决定，但并不能采取强制措施，也不能直接做出实质性的处罚决定。只有在社区矫正人员的严重违法违规的情况下，司法行政机关才能向原裁判人民法院或批准、决定机关提出撤销缓刑、假释建议书和收监执行的建议书。矫正机构没有及时的、恰当的措施纠正违法违规行为，反而增加了矫正对象受到更严厉处罚的风险。如果矫正对象在违法之初感到受到惩罚的风险小，或者监管措施不足以

9对其行为产生足够的威慑，“这会导致一个偶尔的违规者增加违规频率”。

第二，外地户籍的常住人口和在外的本地户籍人员的社区矫正无法完全落实。检察监督中发现，由于现有制度所限，龙湾区法院判决的区外户籍的监外执行人员没有在龙湾区社区矫正机关接受备案登记，这部分人员是否回到户籍地，是否参与该地的社区矫正无从得知，存在较大的社会隐患。另外，本区户籍的部分监外执行罪犯长期在外从事经商等活动，由于现有的社区矫正没有统一、通用的效果评价机制，社区矫正的数据信息区域间没有实现共享，司法行政机关对这些罪犯的异地矫正活动无法监管。《实施办法》规定社区矫正人员应当自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生效之日或者离开监所之日起十日内到居住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报到。以居住地确定监外执行罪犯的社区矫正主管部门，罪犯只能在居住地接收社区矫正，目的是把监外执行人员约束在一定区域，方便监管。但该制度过于简单化，忽视了劳动力大量流动的现实，没有看到罪犯参与社会活动的需求，也没有看到犯罪的一大社会原因就是罪犯和社会适应能力、经济创造能力不足。“犯罪行为固然是犯罪人实施的，但是，理想的是根除恶行本身而不是根除实施恶行的人。”10单一的限制政策不符合刑罚制度以人为本的改革方向，刑罚执行要考虑罪犯作为社会人的社会活动动因，消除罪犯在监外的生存、发展阻碍。

第三，社区矫正的需要完善的矫治手段和效果评价体系。社区刑罚的功能实践主要价值是罪犯的再社会化，使其成为正常的社会人、经济人。犯罪的形成既可能包括罪犯个体的原因，也存在社会结构方面的原因，矫正机构应当根据两种不同的犯罪成因，采取不同的矫正模式，形成个性化的社区矫正方案。《实施办法》把社区服务、教育学习活动、个别教育和 9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余逊达,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55 10 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286 心理辅导、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作为矫正手段，并提出针对性的帮教措施。但从实践情况看，差别化、个性化的矫治方案还没有客观的评估体系，主要是矫正小组人员根据矫正人员的犯罪情况、个性特征、生活情况因素主观判断的结果。

三、社区矫正社会管理模式的探索

社区矫正作为刑罚形式的到社会认同，就在于社区刑罚的功能实践。“教育性伦认为，刑罚功能在于教育、矫正罪犯，促使罪犯改恶从善，复归社会。”11因此社区矫正注重矫正对象的思想改造、社会角色的重塑，使之重新融入社会。犯罪分子的法制观念、行为控制、人格意识、心理健康都要在社区矫正中得到必要的改善。

社区刑罚的重心由对犯罪行为的制裁转移至犯罪人的行为矫治，在犯罪形成的社会成因和矫正对象之间建立有效阻遏。社会解组理论解释社会变革时期的犯罪率的变化，个人失范12和群体性紧张紧密相关，因此社区矫正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广泛参与，“帮助犯罪人恢复及家庭联系、获得就业与受教育的机会、找到他们自己在社会中的适当角色位置”。13

首先，加强立法工作，统一量化监外执行的内容和评估体系。监外执行与羁押执行都属于刑罚制裁，两者都是通过强制方式矫正犯罪行为，预防和消除潜在的犯意。当前的刑罚改革要改变偏重羁押执行的观念,把握当今世界刑罚制度发展方向,确立非监禁刑与监禁刑并重的刑罚理念。立法上监外执行与羁押执行应同等视之，监外执行要体现刑罚的权威性、严肃性。监外执行与羁押执行相比较，在立法上长期滞后，管理方式简单，评估标准不统一，束缚了监外执行工作的有效开展。规范监外执行工作的前提是强化立法，统一量化，改变目前监外执行工作评价机制的局限性。第一，通过立法明确管辖机关。司法实践表明监外执行的异地监管不理想，犯罪地与居住地不一致，部分罪犯返回户籍地有困难，强制遣返没有法律依据，执行机关无法落实监管措施。如通过立法明确犯罪分子可以把首次报备的执行机关作为管辖机关，如果长期离开监管地，可以选择移送管辖到新的执行机关。第二，区分五类监外执行罪犯的改造方式。五类罪犯都采取监外执行，但判决的刑罚不相同，执行内容必须加以区别。对拘役、缓刑等罪犯，因为社会危害小或情节较为轻微采取了非羁押的执行方式，但刑罚处罚不应该避免，可以适当采取限制活动，强制参与社会活动的方式实现刑罚目的。而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主要是限制罪犯的民主权利。分别对待和处置体现刑罚的目的性和严肃性，也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第三，通过立法统一犯罪分子的执行评估机制。改造标准、奖惩制度规范化，实现犯罪分子在户籍地或异地都能服刑的目的，即使管辖机关改变，监管工作仍能够衔接，避免脱管情况的出现。

其次，建立信息化的管理平台，满足人口大规模流动的现实需要14。人力等资源的流动是必然的趋势，而人户分离也导致现有监外执行机制面临监管难题。异地监管除了立法规范，还必须实现监管工作的平台化、信息化。公安机关已经广泛建立了公安网，户籍信息、住宿登记、前科记录等数据实现共享。依托现有的公安网初步建立监外执行网络信息平台，所有的人员档案、改造信息登陆上网。数据上网的同时，接受改造的罪犯随身携带社区矫正流程卡，卡随人走，被执行人只要按照流程卡要求定期报到备案，主动到社区矫正部门参与社区矫正的执行活动，罪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按照监外执行的要求履行法律义务。社区矫正的数据信息定期由司法行政部门反馈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录入数据库，由管辖机关对矫正效果进行评估。

1112 钟安惠.西方的刑罚功能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61 紧张理论认为犯罪形成个体成因就是由于人们无法通过合法手段实现主流社会价值观所推崇的成功目标而产生的紧张情绪。13王志亮、王俊莉.美国的社区矫正制度[J]，法学:2004,11:36.14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龙湾区常住人口为74.93万人，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47.73万人相比，十年共增加27.20万人，增长56.99%，其中区外流入人口45.85万人，占全区常住人口的61.19%。人口总量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来龙湾务工、投资创业、经商、区外人口大量迁移流入。再次，司法、行政机关和社区单位要明确在社区矫正中的分工和职能。公安机关掌握对罪犯的人员、动向等信息，通过网络平台管控监外执行的流程，对严重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预警、通报。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罪犯的日常管理，对服刑的罪犯进行法制、人格教育，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理辅导等服务。在司法实践中，监外执行的犯罪分子普遍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不大，通过社区矫正完全可以杜绝再犯、重犯。司法行政机关日常监管有利于罪犯的帮教，但社区矫正的具体落实可以更多依靠社区基层组织。如福州市司法局试行监外罪犯社区当义工，就遇到了困难。传统的社会观念注重个人的道德规范和以往行为，许多矫正对象担心司法人员组织人员集中的社区矫正活动会暴露他们的隐私，担心影响此后的社会评价和工作生活，所以抵触情绪在所难免。如果有社区基层组织把被执行人安排在社会公益或慈善活动中，既减少了被执行人主观上的抵触情绪，又通过与其他社会义工的交流得到教育启发。检察机关定期对社区矫正的执行情况、罪犯的奖惩进行监督，考察罪犯有无及时到指定的矫正机关报到和参与社区矫正，对不规范的监管行为通过检察建议等方式进行监督，必要时直接向作出监外执行决定的机关建议改变执行方式。

最后，社会共管模式的核心是强化社区矫正的效能，提倡“以人为本”的罪犯康复理念，建立个性化的矫治方案。监禁执行可以强制限制罪犯的自由，使罪犯受到相当的人身刑，杜绝罪犯在押期间重新犯罪的机会，对罪犯重新犯罪构成心理压力，更多体现了惩戒犯罪行为的刑罚报应。而社区矫正通过矫正教育活动，让罪犯认识和悔悟罪行，并最终重返社会，以根除罪犯的主观恶性为刑罚目的。因此社区矫正更加强调预防的目的性，强化社区矫正的效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社区矫正要有完备的组织形式。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监外执行方面有成熟的经验，如香港地区的刑事执行工作主要有三方面力量参与，惩教署负责监狱工作，社会福利署负责社区矫正项目的执行，善导会等民间组织在社区矫正事业中发挥辅助作用。善导会等民间组织活跃于社区矫正事业是香港地区刑罚执行工作的一大特色，善导会起初是一些民间人士自发成立的为出狱人提供临时住所和食物等帮助的临时组织，解决出狱犯罪可能面临的经济困难，为犯人重回社会提供社会关爱。因为这些组织提供帮助更加人性化，也注重保护犯人的隐私和尊严，对犯人的触动也比较大。“不仅各种宽大的刑法本身是较少的弊端，它们也以最符合人的尊严的方式引导着人离开犯罪行为。”15因为良好的社会效应，善导会获政府常年资助，其工作范围也逐步扩大到对在狱服刑人员帮教和处理其出狱后遇到的各种问题。我们正在试点的社区矫正工作侧重对罪犯的监管和改造，对罪犯释放后的生活环境调查比较欠缺，尤其是流动人口较多的地区，罪犯因为生存环境因素重新犯罪的机会大大增加。因此社区矫正工作需要社会第三方力量的介入，以社区机构为主体，把社会力量引导入社区矫正事业，健全社区矫正的组织体系。近年来国内慈善组织和自愿者活动日趋活跃，引导民间力量介入社区矫正活动，可以为释放罪犯提供基本生活条件、法律援助、心理辅导等支持，组织罪犯参与慈善等公益活动，改变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减少罪犯对重返社会的物质障碍和心理压力。

第二方面，要有完善、针对性的矫正项目。如香港地区的社会福利署作为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对罪犯采用感化服务、住院训练、社区服务令等矫正方式。感化服务由专人对犯人进行探访和督导，与司法行政机关的法制、人格教育相似。住院训练针对存在行为问题的青少年，用约束和纪律教育纠正不良习性。住院训练与少教所的工作性质相类似，主要工作对象是心智没有完全成熟，行为偏差较大，家庭教育缺失的青少年。社区服务令由法院向罪犯颁布，要求该罪犯无偿从事法庭指定时数的有益于社会的工作，以补偿其对社会造成的损害。通常安排在业余时间、假期进行，以不影响罪犯的工作与学业为原则，参与的也是一般志愿人士担任的公益性服务。社区服务令和自愿者活动不是对罪犯的单一惩戒，而是让罪犯通过社会所肯定的行为重新塑造人格。“行为的这种心理后效确实在许多社会心理学实验中出现 15 威廉.冯.洪堡.论国家的作用[M].林荣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44 过„„社会角色规定的行为铸造了角色扮演者的态度。行为也影响我们的道德态度：我们倾向于将自己的行为解释为正确的。”16引导罪犯从事公益性服务，扮演自愿者的角色，得到社会正面的评价和鼓励，是对以往负面角色的否定和对新角色的鼓励，从而改变罪犯的自主意识。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2011年03月27日发表的《从香港到日本——义工精神无处不在》的文章提出：“当一个社会趋向成熟，人们便开始着重对生命价值的探索和追求。在香港，不计报酬和无私奉献的义工文化早已植根„„今日的香港其实是一个充满爱心的社会。”一个成熟的社区型社会不仅要杜绝人向恶，还要引导人向善。社区矫正的价值在于从根本上让罪犯摆脱犯罪的动因，实现思想康复的执行理念。正在试点的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已经开始要求服刑的罪犯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如参加义工等矫正活动17。

Reform and improvement of the penalty system： Discuss on the mode of probation with community correction

Xu Fan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Longwan district of wenzhou city,wenzhou,325011)

Abstract: The eighth criminal amendment advance the reform of the penalty system, and clear the role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in the penalty system.There are some problems with the present experimental policy of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model co-supervised by the justice department and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 for example, the boundary between right and obligation is unclear and remote detention is difficult, etc.This article focus on researching on how to improve the probation with community correc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ome cases, some measures ,as coordinate the management right and obligation and introduce social power ,should be taken to advance the effect of the penalty execution.Key words: probation, penalty policy, social co-management, community correction

姓名：徐凡

性别：男

通信地址：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检察院

邮编：325011

联系电话：***

0577-86387018

戴维.迈克斯.社会心理学[M].侯玉波，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110 2009年03月《东南快报》报道福建福州试行监外罪犯社区当义工服刑。福州首批近700名已在监外服刑的罪犯移交到社区服刑，成为福州市首批社区矫正对象。而鼓楼、台江、仓山、晋安和长乐成为全市首批社区矫正试点，开设60个社区矫正点(司法所)，对符合条件的罪犯进行矫正管理。

第四篇：规范社区矫正 完善非监禁刑罚执行的社会防控体系

规范社区矫正 完善非监禁刑罚执行的社会防控体系

宜宾县司法局 侯廷刚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非监禁刑罚执行包括对下列5种即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具体包括：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被裁定假释的、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的刑罚执行，上述5种罪犯的刑罚执行均纳入社区矫正。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上述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一、积极探索，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成效显著

社区矫正开展以来，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充分肯定和广大群众的一致赞同，试点工作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绩。

（一）党政统筹领导，部门密切配合。一是加强组织建设。社区矫正试点开展以来，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形成了“党委政府领导，司法局组织实施，有关部门配合，社会积极参与，司法所具体实施”的工作格局。各级均成立了党委政府领导牵头，公、检、法、司、民政、劳动保障、财政等部门组成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司法局内，负责日常工作。二是健全协调机制。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有效的保障了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必要的人财物等的需要。各相关部门依法履行职责，积极参与，密切配合，保证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有序推进。

（二）加强队伍建设，社会积极参与。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需要专业的矫正力量对罪犯实施惩罚和改造。各乡镇司法所积极履行组织社区矫正工作的责任主体职责，派出所主动配合，依法履行对罪犯执法主体职责。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组织相关社会团体和社会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建立以司法所、公安派出所为主体的专群结合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即以司法所、公安派出所为主体的社区矫正专业队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参与的社会力量队伍、社会志愿者参与的帮扶队伍。2009年，四川省司法厅为加强社区矫正工作，专门从监狱抽调了200名警察到区县司法局协助指导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增强专业队伍力量。切实发挥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的积极作用，依靠基层，依托村（居）组干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村（居）委会干部处在最基层，与人民群众联系最为密切，也最了解矫正对象的家庭、社会关系、生产生活等情况，能够全面掌握矫正对象的教育改造、监督管理等具体现状，利于有针对性的实施个案矫正。

（三）注重制度建设，规范矫正运行。一是完善制度，规范依法矫正。各级党委政府印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的实施意见及公检法司联合制定的工作方案。根据四川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的《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方案〉和〈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各地结合实际作了安排部署。四川省法、检、公、司等部门联合签发了《社区矫正对象接收工作衔接规定》、《社区矫正对象考核奖惩办法》，印发了《关于依法办理罪犯减刑假释案件实施规定》、《关于依法办理“老病残”罪犯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规定》。四川省司法厅除了联合有关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提供政策支撑，还相继制定出台了《四川省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方案》、《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公用经费保障标准》、《四川省社区矫正工作衔接规定》、《四川省社区矫正对象考核奖惩办法》、《四川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流程》等规范性文件，确保社区矫正工作规范运行。各级各地社区矫正组织机构建立健全了一系列社区矫正工作制度，并严格按照各项制度开展矫正工作。二是创新工作方法，改进矫正方式。依法实施监管，确保刑罚的有效执行。结合实际，按照“依法实施矫正”、“突出人文关怀，实施人性化矫正”、“整合力量、依托有关部门和村（居）组干部”、“典型示范、致富引路”等要求开展矫正工作。对于农村矫正对象，以“分散矫正为主、集中矫正为辅”，注重培养劳动技能，引导自食其力。建立以乡镇司法所、公安派出所、村民委员会和有责任能力的矫正对象家属或近亲属组成的农村社区服刑人员监督管理网络，确保服刑人员不脱管、不失控。针对矫正对象的不同犯罪类型、心理特点、年龄结构和生活状况等情况，因人而异制定有针对性的矫正个案，实施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造。针对矫正对象的不同刑罚类型，在教育矫正过程中，积极引入心理咨询、心理矫治等科学手段，进一步增强矫正工作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实效性。

（四）有效落实监管，试点整体推进。一是突出人文关怀，实施分类矫正。抓好对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服刑人员的分类矫正。青少年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是特殊对象，对青少年服刑人员的社区矫正，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往往更加关注，务必加强对这类人员社区矫正方法的探索和研究。对在读的未成年人，应协调有关部门，尽可能帮助其完成学业。对暴力型犯罪、侵财型犯罪服刑人员落实分类矫正。暴力型犯罪、财产型犯罪社区服刑人员对社会安全的影响比较大，做好这部分人的社区矫正，可以极大地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对过失型犯罪，加强教育引导，做好疏导工作，使其走出阴影，做好消除群众的歧视、误解工作。对农村社区矫正对象，要注重培养其劳动技能，增强致富本领。二是针对个案，注重个性化矫正。矫正对象的行为习惯和心理健康教育是矫正工作应当掌握的重点，要逐步实现社区服刑人员行为习惯和心理健康教育常态化。努力提高专业化水平，对心理问题突出的社区服刑人员实施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积极探索建立专业心理服务制度。三是实施危险性评估，促进矫正工作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有效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社区矫正对象危险性评估采取科学测评方式，结合矫正对象的基本情况（包括劳动技能、收入来源、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教育改造情况、现实表现情况等三个方面，进行全面、客观地进行分析和评估，对其社会危害性和重新违法犯罪可能性，可确定矫正对象分别为高危险性重点矫正对象、一般重点矫正对象和一般矫正对象三个等级，分别由基层司法所、村（社区）和其家庭负责落实矫正监管，采取个性化教育改造措施，不断提高矫正工作的水平。

（五）促进社会和谐，各界充分肯定。首先，做好社区矫正工作，是更好地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需要；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第二，社区矫正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对罪犯改造方式的一种有益尝试，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社区矫正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积极推行社区矫正”精神的具体实践，是中央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司法行政体制改革任务中的一项重要工作。第四，社区矫正是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合理配置行刑资源、降低行刑成本、提高行刑效率的需要。第五，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有利于动员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进平安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社区矫正是世界行刑改革发展的趋势。

（六）法律保障滞后，矫正难以拓展。一是法律支撑缺位。目前虽有最高法院、司法部等四院、部的规定，但是社区矫正的法规体系尚未确立，法律、理论支撑仍然苍白。二是保障机制缺失。人员、经费不能满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需要。三是管理手段缺乏。面对管理对象外出、不接受管理、不参加法规学习、不参加公益劳动等，缺乏强有力的惩治、处罚管理措施，矫正的效果难以保证。

实践证明，各级党委政府对试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广大群众对此拥护，罪犯对抗心理减少，受害者也能够理解和接受，有效地预防和减少了重新违法犯罪，刑罚执行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明显，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应当深入、广泛、持久的开展好这项工作，迫切需要使之上升成为一项法律制度。

二、重在规范，切实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质量

落实对非监禁刑罚执行的教育改造，依法是前提，规范是关键，质量是核心。深入推进社区矫正，务必做好以下工作。

（一）立法刻不容缓，解决瓶颈制约。社区矫正是严肃的刑罚执行活动，必须有充分的法律制度作保障，否则，刑罚执行重要工作之一的社区矫正的瓶颈制约就始终无法解决。目前，我国的《刑法》、《刑事诉讼法》、《人民警察法》等对社区矫正均未作出明确规定，实施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是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是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在工作中承担了大量的责任，但是其刑罚执行的法定权力未得到确立，责权不对等，难以有效实施监管，缺乏强制管理手段。只有法律的修订完善，社区矫正才能纳入各地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统筹安排，协调推进。社区矫正试点7年来得到普遍肯定和认同，深入推进社区矫正务必加快其立法进程，及时对《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关内容予以修订，确立司法行政机关的社区矫正刑罚执行主体地位，赋予其非监禁刑罚执行的职责和权力，确保刑罚执行活动的严格依法。要积极探索在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建立司法警察队伍，抓好社区矫正的各项规范化建设。实践证明，推行司法所专职司法警察或者由监狱警察实施对社区矫正人员的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管理教育，成效显著，应当推广。

（二）完善配套措施，依法实施奖惩。一是落实文件要求。按照《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方案》、《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意见》和《社区矫正对象考核奖惩办法》等要求，细化奖惩措施，建立考核奖惩机制，充分体现刑罚执行的严肃性。二是规范日常监管。根据《社区矫正对象接收工作衔接规定》等规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全面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要求，在公检法司系统全面统一完善交接制度，落实交接手续，严防逃脱监控，及时接收矫正对象并纳入矫正。三是强化协调配合。公检法司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已有上述规范性文件确定，民政、财政、劳动保障等有关部门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应切实承担帮扶等工作职责，合力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

（三）确立保障制度，稳定经费投入。一要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制度。社区矫正较之监狱改造有诸多优势，同样均属刑罚执行，理应纳入财政预算。二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建立工作基金，对热情接纳矫正对象的企业、社会团体采取给予税收优惠、资金项目倾斜、财政补贴等办法，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三要确立政策支持制度。通过建立长效的社会保障机制，切实解决矫正对象在就业、生产、生活、医疗、子女入学等方面的实际困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四）增强专业技能，提高整体素质。一抓好司法所建设。认真贯彻中央、省市关于加强司法所建设的精神，积极开展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尽快达到组织健全、业务规范、人员充实、队伍稳定、设施完备的要求，为司法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创造良好的条件。二加强司法行政队伍建设。深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抓好教育整顿，践行司法为民，不断提高司法行政队伍的整体素质。社区矫正是司法行政机关的一项新的职能，刑罚执行的专业性强，要求高，责任重大。当前多数司法所都是“一人所”，承担着法制宣传教育、人民调解、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刑解安帮等职能，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力不从心，增强力量、提高司法行政队伍干部素质，保障必要的办公、交通、通讯条件是当务之急。司法行政干部务必加强学习，提高法律知识、专业水平和工作能力。三充分发挥社区矫正志愿者作用。结合实际，挖掘和整合社会资源，重点吸收离退休老干部、社团组织、教育等部门的积极分子和有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专业知识的人才参与社区矫正的培训、帮教和理论研究等工作，不断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前瞻性与实效性。

三、创新思路，健全非监禁刑罚执行的体制机制 建立适应社区矫正工作的体制，必须及时修订最高法院、司法部等四院、部的规定，使其适应社区矫正发展的需要，健全保障社区矫正规范、高效运行的工作机制。

（一）深化司法改革，扩大非监禁刑。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落实中央关于“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积极推行社区矫正”精神，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对社区矫正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大胆突破最高法院、司法部等四院、部有关社区矫正的规定，建立完善司法资源合理分工的司法体系，确立刑事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各项职能分属公检法司各部门的相互监督制约机制。人民法院要大胆适用非监刑罚措施，及时修订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刑事法律和刑事司法解释，充分使用非监禁刑罚措施和减刑、假释等鼓励罪犯改造、自新的刑罚执行措施。监狱管理机关要积极适用暂予监外执行措施，对符合假释条件的人员要及时报请人民法院裁定假释，并积极协助社区矫正组织的工作。充分发挥社区矫正改造罪犯的职能作用，充分尊重社区矫正组织的地位，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全面推行判处缓刑、裁定假释、决定暂予监外执行前征求罪犯经常居住地社区矫正机构意见并形成制度，有效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

（二）健全体制机制，强化监督改造。一是完善领导体制。切实形成“党委政府领导，司法局组织实施，有关部门配合，社会积极参与，司法所具体实施”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体制。二是建立社区矫正管理体制。进行科学管理，有效实施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指导、检查、监督、评估、考核，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深入开展。三是统筹协调，建设长效机制。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和工作制度，建立和落实矫正对象预测评估、衔接、档案管理、社会保障、例会、培训、监督、信息通报、联席会议、考核奖惩等各项制度，规范运行，落实监管，确保社区矫正工作高效、有序运转。

（三）依法履行职责，健全社会防控。一是明确主体职责，落实分工负责制。要依法确立司法行政部门的社区矫正工作法律地位，建立依法、高效、顺畅的社区矫正管理体制。司法行政机关要切实履行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职责，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和基层组织、社会团体、社会志愿者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政法各部门是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职能部门，公安、检察、审判、司法行政机关（包括监狱）应依法履行社区矫正工作的各项相应职责。二是有关部门履行职责。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配合，民政、劳动保障、教育等部门要切实承担起对社区矫正对象这类特殊群体的生活、就业等的帮扶责任。三是实行目标考核。把社区矫正与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促进平安建设有机结合，纳入对乡镇、各部门的目标考核，发挥和整合各界力量，齐抓共管，整体推进，共同搞好社区矫正工作。

第五篇：我国刑罚执行的现状与前瞻

我国刑罚执行的现状与前瞻

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

张传伟

在一定意义上说，刑事法律制度的主要任务是发现犯罪、证实犯罪、定罪量刑和刑罚执行，所以，定罪量刑之后的刑罚执行是刑事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①数千年来，从世界范围看，刑罚执行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一些国家刑罚执行先后出现过惩罚(报应)模式、康复模式、矫正模式等。但是，目前中国的行刑体制具有分散执行、监禁率过高、效率低下、承担了过重的经济职能等诸多特点，虽然以前曾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但就行刑制度来说，存在着严重的弊端，迫切需要改革。

一

我国刑罚执行的现状

（一）我国刑罚的种类及执行机构

我国刑法规定刑罚分为主刑及附加刑。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也叫从刑，在我国有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和驱逐出境。我国行刑体体制实行分散行刑方式。行刑体制即刑罚执行权限的配置以及行刑机关之间的关系等是行刑社会化的体制保障。②刑事诉讼法、监狱法规定，对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犯罪人，在监狱执行刑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未成年犯罪人，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在我国以自由刑为中心的现实条件下，执行刑罚的主要机关是监狱。死刑执行由作出一审判决的人民法院（主要指中级人民法院）执行。管制、拘役由公安机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驱逐出境由公安机关执行；罚金、没收财产由法院执行。被判处缓刑的犯罪人、被假释的犯罪人由公安机关执行。由此可以看出，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在我国具有行刑权的机关有：监狱、法院、公安机关。刑罚执行主体的多元化导致刑事执行工作的分散与不协调，我国行刑体制的现状严重制约着社区刑罚制度的适用力度，宏观统筹较差。其中，在我国实行重刑主义的现实情况下，监狱负责执行的监禁刑，是目前我国刑罚执行的中心。

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从此，在司法行政机关的主导下，21世纪的中国刑罚制度又增加了社区矫正的新鲜血液，给暮气沉沉的中国刑罚执行界带来了一缕春风。

我国刑罚刑罚现状，今天，我们主要就监狱监禁行刑现状和社区矫正现状展开讨论。其余的刑罚执行，如死刑的执行、财产刑的执行、驱逐出境的执行等，限于时间关系，我们不予讨论。

（二）我国监狱监禁行刑的现状

总体来讲，目前中国的监狱行刑属于极端封闭模式。当前我国的监狱行刑模式仍属于传统的监狱管理方式，监狱行刑手段的特点是封闭性、粗放性、简单化。传统监狱管理方式的特点是人治色彩浓厚，法治化不足。就监狱布局和设施来说，大多数监狱地处偏僻，而且有高度隔离的封闭设施，高墙电网、武警岗哨、戒备深严。这种高度警戒、高度隔离的模式，①② 赵喜臣：《刑罚执行法律监督论纲》，载《英才高职论坛》2006年第4期。周静：《我国行刑社会化的现状及其思考》，中国法院网2007-07-19。既不利于罪犯的分类处遇和再社会化，也不符合刑罚经济原则。①

1、中国监狱结构现状

中国监狱组织罪犯执行刑罚的手段最主要的是劳动改造。其主要内容是组织罪犯在监狱内劳动场所进行生产劳动。监狱生产活动的传统运行模式是，监狱通过自身经营活动，把监狱劳动产品转化为社会需要的商品，从而实现其市场价值，而经营所得则直接用于弥补监狱经费的缺口。因此，几乎所有中国监狱都兼备监狱职能和企业职能，形成了一个组织两类职能的情况。这堪称中国监狱的特色。以使用罪犯劳动力为主的企业，称之为“监狱企业”。需要说明的是，现在监狱内的企业不仅包括上述的“监狱企业”，还包括不使用罪犯劳动力的所谓“工人企业”。这些企业涉及行业广泛，包括农业、采掘、机械制造、建材、冶金、化工、纺织、食品等国民经济的多数行业。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以“来料加工”为内容的监狱生产方式，即为监狱体系外的企业提供罪犯劳动力进行来料加工。这样，现行监狱的资金来源就有四种主要渠道，即国家拨款、经营监狱企业、经营工人企业和进行来料加工。

许多监狱因远离大中城市内而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许多监狱承担了诸如监狱警察、职工及其子女教育、医疗卫生、治安等社会服务。因此，目前监狱的职能包括了行刑职能、社会职能、企业职能三类职能。监狱中人员成分也非常复杂，除了警察（公务员）和罪犯之外，既包括生产、生活在监狱内的工人（非公务员），也包括生活在监狱内的家属，还包括到监狱打零工的外来人员，甚至还有刑满释放但滞留监狱的人员。其中，警察和罪犯是监狱永恒的主题和决定监狱职能的主要力量，但也不能排除其他人对监狱职能的影响。

2、我国监狱刑罚执行的工作手段

提高罪犯改造质量主要依靠三大手段。一是监管手段，主要通过限制罪犯的人身自由，强制罪犯遵守监狱规则，从而发挥监狱的威慑作用，强化罪犯的规则意识，维护监狱的安全与稳定。二是教育改造手段，通过教育让罪犯获得更多的知识，全面提高其文化思想素质。从20世纪80年代，潍坊监狱在全国率先成立潍坊特殊学校，后来监狱作为特殊学校迅速在全国推广，成为刮遍中国监狱的一道风景。三是劳动手段，通过劳动改进其思想素质，提高其劳动技能，达到改造罪犯的目的，使罪犯成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这三种手段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互相渗透，互相支持的，某些时候还可以互相替代。

然而，在关于如何让罪犯劳动的问题上，却有针锋相对的争执。一部分观点认为，罪犯的劳动不能创造价值，罪犯劳动只能是一种习艺性的，或者消耗精力的劳动。通过劳动可以让罪犯获得谋生的技能，有利于出狱后适应社会。还可以消耗其精力，防止罪犯在监狱内制造事端，重新犯罪。当然地，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监狱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剔除其企业职能，国家应当对监狱的各项经费给予足够保证，不能从（监狱）企业的经营中获得补充（经费）。另一部分观点认为，罪犯的劳动应当创造价值，只有创造价值的劳动才能达到改造罪犯的目的。笔者持后一种观点，即认为罪犯应当从事创造价值的劳动。

3、现行监狱的体制矛盾

以“罪犯劳动改造”为宗旨的监狱制度设计奠定了我国监狱体系的现状：我国绝大多数监狱兼备监狱职能和企业职能。监狱的企业职能既为罪犯的劳动改造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监狱经费投入的严重不足。这种监狱运行模式由解放初延续至今。同一个监狱组织内监狱职能与企业职能并存是我国社会主义监狱体系的特色之一。在监狱体系外的人看来，监狱既有国家经费支持，又可使用罪犯劳动，还享受国家税收和投资等多方面的优惠政策，监狱应该资金充裕、效益上乘。然而，除少数监狱之外，事实并不如此。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现行监狱运行模式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像所有现代社会问题一样，以资金问题为中心集中表现出来，就是所谓监狱运行资金紧张。

① 周静：《我国行刑社会化的现状及其思考》，中国法院网2007-07-19。首先，把现行的监狱职能和企业职能进一步细分为四项具体职能，即监管职能、教育职能、生产职能和经营职能。生产职能对于监狱来说是一项具体职能，对企业来说是履行经营职能的前提和基础，生产职能是监狱职能和企业职能的交集。

其次，现行监狱效率低下的症结在于监狱职能和企业职能在同一组织内处于并重地位或者企业职能还略占上风。国家一方面对监狱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另一方面又要求监狱企业搞好生产经营，并将生产经营所得补充监狱经费不足。在实际工作中，监狱资源和企业资源可以实现某种程度的互补和替代。监狱工作的特点是避免经营风险的，企业经营的特点是偏好风险的，至少不能回避风险。在监狱职能和企业职能并重的情况下，由于普遍存在的经营风险的作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各种资源的配置重点在两种职能之间摇摆。现行监狱的监狱职能将因为不得不承受企业职能所带来的风险而降低效率，增加成本，国家不得不承担逐步增长的监狱经费；企业职能将因为监狱职能的掣肘而不能充分接受不确定性的挑战，难以把握市场机遇，降低企业的效率。监狱职能和企业职能就如同跷跷板的两端，在经营风险的作用下此起彼落，两种职能的效率都维持在不理想的水平上。

4、监狱行刑内部管理一直处于僵化状态。比如除减刑、假释外，监禁刑的变更执行基本上取决于受刑人的个人综合能力，而不是他的悔改程度，加上人们对假释适用的保守态度，以及减刑制度本身的不合理，导致其整个行刑法处于低水平运行。具体结果是短期徒刑犯的重犯率高居不降，长刑犯的增多导致行刑成本的急剧上升，受刑人重新犯罪率与社会犯罪率呈现超常规的正增长现象。以减刑比例问题为例。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减刑工作中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各地法院或监狱机关规定了对监狱在押罪犯的减刑比例，而且各地规定的减刑比例还不一致，如每年某监狱的罪犯减刑比例控制在18%或者20%以内，不能突破此规定的减刑比例。这种减刑比例制的做法，既没有法律依据，也缺乏科学根据，而且有失公平。每年限定一个比例，受比例所限，既可能使具备减刑条件的罪犯得不到减刑，也可能使不符合条件的罪犯“锉子里拔将军”凑数。比例制可能在操作上是简便的，但它显然不符合刑罚目的，不符合矫正工作的规律。

5、对监狱中罪犯与警察角色心理的关注不够 监狱在行刑过程中，对罪犯与警察的角色的认识和研究较少，对其内在心理的关注和认识程度远远不够。1971年，美国心理学家Haney、Banks和Zimbazdo进行了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这是一个模拟监狱实验，其目的是想了解监狱环境对人心理的影响。实验通过心理测验挑选了一组人格和心智健全的大学生作为被测验对象，并被随机分配到“犯人组”与“看守组”。“犯人”经历了与真正犯人类似的程序：“犯人”被“逮捕”后，替察给“犯人”戴上手铐，带到“警察局”，签字画押、验明正身之后，“犯人”被蒙上两眼，带到斯坦福大学地下室的一个模拟监狱里。“犯人”也经历了真正犯人才会碰到的种种事情，如戴脚镣、手铐，全身喷消毒剂、脱去平常穿的衣服、换上监狱里统一制作的“布袋服”，“犯人”不再有姓名，只有一个数字代号。监狱内每班有三个“看守”负责监视“犯人”的行动。研究者用闭路电视与录音装置观察“犯人”与“看守”的反应，并定时与他们进行个别谈话。在实验过程中，被测试者都清楚这只是一个模拟实验，并可以随时退出。①九名受试者是从大量的学生志愿者中挑选出来的，他们经过面试和心理测验，被确认为是“遵纪守法、情绪稳定、身体健康的普普通通的平常人”。他们通过随机掷硬币的方式被分配担任囚犯或者看守的角色，囚犯整天呆在监狱里，看守则8小时轮值上班。这些学生接受了随机分派给他们的角色之后，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处于看守角色时，原本温文尔雅的大学生变得盛气凌人，有时甚至残酷成性。作为囚犯，原本心理稳定的大学生很快就行为怪异，表现出严重郁抑、情绪失控或者思维紊乱。这个实验是社会心理学的一大发现，这种角色模拟很大程度上再现了真实监狱可能发生的情形，使人们对于社会角色的互动有了新的认识。人们惊奇地发现，① 朱新秤、舒莹：《监狱环境的心理负效应—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启示》，载《政法学刊》，2001年第4期。普通的志愿者一旦进入特定的角色，性格和行为判若两人——看守的专横、敌意以及权力欲望，与囚犯的消极抵抗、屈从乃至丧失自主，形成鲜明的对比。平常遵纪守法、心理健康的大学生，为什么穿上看守的制服之后，就咄咄逼人、专横残酷呢？看守的这些行为与其本身的道德品质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受试者都是随机产生的。社会心理学家给出的解释就是角色和规则的作用。不同的社会情境，需要不同的角色。而规则（rule）则是以外显或者内隐的方式传达给行为人的一套规范和准则。这些规则是社会对角色行为的期望。在该实验中，九名被测试者从温文尔雅的大学生变成了专横的看守或者消极的囚犯，这种角色的差异主要在于人们对于看守和囚犯的角色认同不一样，看守被认为是这样一类人，他们限制囚犯的自由，管理囚犯的行为，以权力限制囚犯的反抗；而囚犯被认为是失去自由、服从管制、丧失自主性的一类人，他们没有任何权势。因此，人们对于看守和囚犯的社会期望也不一样，人们通常希望前者能控制和管理囚犯的行为，维持监狱的秩序。希望后者能老老实实呆着，不要企图做任何反抗。志愿者们显然自我认同了这些期望。①

斯坦福监狱实验，向我们展示了模拟条件下的相对真实监狱中的警察和罪犯角色的形成过程。我们没有警察和罪犯经历的研究者和政策、法律的制定者往往根据正常人的想像来判断监狱的行刑状况，却很少有站在长期从事监狱管理的警察的角度和长期被剥夺自由的罪犯的角度来制定规则，往往很难接近真实。我国的刑罚执行法律的制定者、刑事法律制度的研究者应更多地走进行刑机关，考察真实的监狱现状，了解警察和罪犯的心理变化，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行刑法律制度，促进现代监狱向文明、人道、民主的法治化方向发展。

（三）我国社区刑罚的执行现状

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山东六省进行首批试点；到2005年试点扩大到18个省市区。通知规定：

1、被判处管制的；

2、被宣告缓刑的；

3、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具体包括：（1）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2）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3）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

4、被裁定假释的。5．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在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对于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应当作为重点对象，适用非监禁措施，实施社区矫正。

1、社区矫正工作刚刚起步，适用率低，城市乡村适用不均衡，农村举步为艰

2001年,我国在社会上的缓刑犯和假释犯有25万人左右,而同一时期被监禁的罪犯有150万左右,监禁罪犯占缓刑犯和假释犯的600%左右。而在美国,被监禁的罪犯总数不到社会区矫正罪犯总数的1/3。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我国社区矫正刑罚的适用率极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上述行刑观念和立法上的因素以外,还有社区矫正刑罚适用机制不畅的因素。对此,以假释制度实际运行中监狱、法院、公安、检察机关间的互动关系与心态为例可以窥见一斑。许多监狱在向法院建议假释时,都要求直接管教罪犯的监区干警作出“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分析结论和保证,这使得许多符合假释条件的罪犯不可能被提请假释。法院在接到监狱的《假释建议书》后一般要征求罪犯户籍所在地基层公安机关的意见,而基层公安机关出于警力紧张、辖区内治安形势不乐观等考虑,一般不愿意再接纳从监狱放出的假释犯。基层公安机关的这种态度又影响到法院假释决定权的行使,法院一再限制假释的比例或附加更严格的假释条件。一旦假释犯被发现重新违法犯罪,有关领导就要求检察机关对假释犯的假释过程及所涉及的监狱改造、法院裁判、公安执行等环节逐一重新审查,这又增加了检察机关的工作量。于是,监狱、法院、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都不乐意适用假释,法定的假释制度就这样在每个环节上被限制得近乎消失。② ①② 吴丹红：《角色、情境与社会容忍——法社会学视野中的刑讯逼供》，载《中外法学》，2006年第2期。孟晓燕：《我国社区矫正的现状与法治完善》，载《中州学刊》2006年第3期。农村社区矫正举步维艰。众所周知，我国农村有近2亿的剩余劳动力(据亚洲银行统计的数据)自寻出路，医疗与养老保险得不到基本保障，子女义务教育名不副实„„。另一方面，城乡差距在扩大，一个城镇居民的年收人水平相当于三个多农民的年收人，并且农民的年收人的20%要用来扩大再生产的支出。据世界银行资料显示，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城乡收人之比为1.5:1，而我国的城乡收人之比的实际值则达到了5:1甚至6:1。对于具有几千年“平均主义”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大多还持有“不患赛，而患不均”的意识理念。历史上的“均贫富”口号，在现代中国仍然具有一定的感召力。因此，对于农村的社区矫正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

2、中国社会尚未完全接受“矫正犯罪人是社会的责任”的理念

由于社区矫正需要将犯罪人放在开放的社会中, 尤其需要社会和公众的支持。没有社会的支持,社区矫正的发展必然受到制约。我国社会生活水平平均程度不高, 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发展迟缓, 推行社区矫正显得尤其困难。我国具有浓厚的重刑主义思想传统。在重刑主义思想的熏陶下,社会公众对待犯罪和犯罪人表现出浓厚的报应情感,杀人偿命、犯罪坐牢被看做是毋庸置疑的天然公理。在公众眼里, 甚至在很多司法执行人员的眼中, 真正的刑罚就是将犯罪人关进监狱, 让他们为自己的犯罪而受失去自由、感受痛苦;而社区矫正把犯罪人放在监狱外面, 放在社会上, 人们心目中这不是刑罚。尤其当社会治安形势紧张的时候, 公众会对社区矫正很担心, 认为罪犯失去管束、处罚太轻, 会影响社会治安稳定, 并进而对社会治安好转失去信心。对于公众的宣传, 树立公众的信心, 推广社区矫正, 是政府迫急的任务。关键的问题是立法者和执法者最需要首先以正确的理念武装自己, 引导更多的普通百姓认识到这些, 并使他们从中受益。尽管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充分准备好去全面接受并以实际行动普遍支持社区矫正, 但有必要通过强大的宣传攻势, 使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认识、接受并支持社区矫正

3、社区矫正适用率过低

我国在进入21世纪以来，全国适用社区矫正的人数呈微弱的增长态势。据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监狱管理局的统计，我国法院对犯罪人适用社区矫正的比例明显偏低。一是管制适用率低得可怜。2000年全国各级法院判处刑罚的罪犯人数为646431人，其中被判管制刑的有7822人，占罪犯总人数的1.21%；2001年被判刑罚罪犯总人数为751146人，其中被判管制刑的9481人，占罪犯总人数的1.26%。二是缓刑适用率低。1999年我国的缓刑适用率为14.86%，2000年为15.85%，2001年为14.71%。有一些法院几乎不适用缓刑这种刑罚方法。三是假释率过低。2000年全国假释23550人，假释率为1.63%，比亚太一些国家和地区低很多(见下表)；2002年全国假释罪犯20781人，2003年全国假释罪犯22178人，基本保持了大体相当的比率。四是适用监外执行的罪犯数量太少。2001年全国监狱系统监外执行的罪犯占押犯总数的1.13%，2002年和2003年也基本保持了大致比率。

作为社区矫正体系重要制度的假释虽然在我国刑法中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我国与亚太地区许多国家相比，我国的假释率显然太低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发展的缓慢与无奈，同时反映和我国的司法机关和行刑机关对行刑制度的基本态度，说明了我国的行刑理念与世界行刑趋势相比还相当落后。

对现有非监禁刑增加公益劳动的执行内容很有必要。理由是：我国当前非监禁刑的惩罚性不足，监禁刑与非监禁刑之间在轻重衔接过渡中出现断层，无法实现从监禁刑到非监禁刑的“软着陆”，致使法院在判决中很少适用非监禁刑，而且在很大一部分社会公众眼里，被判缓刑和被判无罪并没有本质差别，这种观念对缓刑等非监禁刑来说是致命的。因此，必须加强非监禁刑的惩罚力度，这也是为了非监禁刑在我国刑罚体系中存在和发展的长远考虑。①

① 邢文杰：《社区矫正中的公益劳动如何规范》，载《中国社会导刊》2007年第14期。

二

我国刑罚执行前瞻

（一）前瞻之一：改革刑罚结构，使轻重刑趋于均衡，刑罚执行由分散走向集约

1、轻重刑均衡化。中国目前的刑罚属于重刑结构，以死刑、无期徒刑和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刑在刑罚结构中比重较大，而以管制、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罚金和资格刑为代表的轻刑在刑罚结构中地位偏低，死刑、自由刑与财产刑、资格刑等非监禁刑的比例严重失调。在西方国家流行“结构刑”，讲究不同的刑罚与不同犯罪和罪犯的适宜性。大家的共识是，死刑仅仅适用于谋杀，监禁多数情况下适用于暴力犯罪，中间刑罚或者社区刑罚适用于非暴力犯罪。中国应该从西方国家的许多成功做法中得到启示。我们应当将死刑和监禁适用于罪行严重的暴力犯罪，至于非暴力犯罪或者没有引起死亡的案件，严格禁止死刑和长期监禁刑的适用。修改刑法时，科学地设计刑罚结构，扩展非监禁刑的内容，增加非监禁刑的种类，为法官提供更多的量刑选择，增加了刑罚的针对性和实效性。①

在中国，法官不愿意选择适用非监禁刑的的最主要原因是没有专门的机构实施法院的判决。按照法律，管制、缓刑、假释、和监外执行由公安机关负责监督和执行，真实情况却是公安机关由于忙于治安事务和侦查事务，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履行这项法律职责。结果是这些罪犯释放后没有任何监督，形同不判，社会效果很坏。基于以上理由，建议改革我国非监禁刑的执行体制，把非监禁刑执行的职责从公安机关转移给司法行政部门，授权司法行政部门组织机构和人员自上而下执行非监禁刑，积累实践经验并为有关部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实现刑罚的目的。

2、根据行刑一体化的改革思路,明确规定行刑(包括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资格刑的执行,暂予监外执行,社区矫正)统一交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②在权力分散的情况下，行刑部门的内部体制调整，的确无法根本解决我国刑罚执行中的整体板结现象，统一行刑权则可以把行刑视为一个整体，这显然是调集现有权力资源，提高行刑整体效益的一种方式。因为形成能够控制各类刑事执行起关键作用的权力，及时反馈和完善行刑法的薄弱面，实现刑种、刑罚与非刑罚方式之间的联动，对带活整个刑事法机制的运行，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客观地说，目前行刑一体化只是一个初具轮廓的大思路，它距离制度性实践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行刑一体化的理论主张中，有关行刑法与制度发展的具体设计存在着较大差异，这表明对各种现实方案还存在一个具体辨析、论证的过程。并且，我们在行刑实践中发现，行刑权作为刑事法的后位性权力，有一定的被动性，它的启动来自于裁判权的行使。集中统一后的行刑权要发挥出效率，仍然要以刑事法已经完善为假设基础，这显然是不现实的。③

（二）前瞻之二：借鉴国外经验，对目前我国的监狱运行机制进行革新

1、监狱应分类型与类别。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监狱系统内，现在关押着10种不同类型的犯人，分别涉及暴力犯罪、谋杀、性侵犯、入室盗窃、抢劫、行窃和销赃、诈骗和造假、毒品犯罪、不支付罚款和其他罪行。根据犯人的年龄或性别，将监狱分为成年男性监狱、成年女性监狱和青少年罪犯机构；根据犯人安全风险的差别，将监狱分为高戒备等级监狱、当地监狱（即羁押审前未决犯）和培训监狱等。成年男性监狱根据戒备等级又分为Ａ、Ｂ、Ｃ、Ｄ四个类别，分别关押不同安全要求及风险的犯人。成年女性监狱和青少年罪犯机构分为封闭式、开放式、戒备等级Ａ三种类型。我国监狱目前仅作了成年男犯、成年女犯和未成年管教所的区分，没有再将成年男犯监狱再进行戒备等级的划分，而这却是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因此我国有必要将成年男犯监狱按照关押不同类型的犯人划分戒备等级不同的监狱。

2、监狱监督制度需要法治原则进行创设。英国监狱监督机构制定了明确的检查和评估 ①②陈超：《中国和美国的非监禁刑比较及其启示》，中国法院网2004-07-09。转引自宋新国：《对〈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若干问题的思考——以刑罚执行为视角》，载《中国司法》2007年第7期。③标准，他们称之为“健康监狱”的四项测试，包括罪犯的处境是否安全，他们所受到的待遇是否有损于他们的人格尊严，他们是否能够从事有目的性的活动以及他们是否已准备好重返社区等。根据以上四项标准对每所监狱定期进行检查和评估，并写出评估报告向社会公布。英国监狱的监督机构有内部监督部门和外部监督机构之分。内部监督部门有监狱总局审计部门、监狱专职监察人员等，外部监督机构有监狱和缓刑特别巡视专员、监狱督察院、监狱监察专员等。监狱和缓刑特别巡视委员会是一个民间组织，委员会成员都为志愿者，来自社区，不拿薪酬。委员可以到所有的监狱及非法移民拘留中心巡视，可自由出入监狱，与任何犯人谈话，并有权查看监狱所有资料。对监狱存在的问题，他们有权提出责令整改的意见。巡视专员主要对被关押人员处遇状况进行监督，有权对囚犯死亡个案进行独立调查。英国监狱督察院是国家机构，完全独立于政府和监狱管理总局。该机构人员均是熟悉监狱工作的专家。他们主要负责对监狱条件和囚犯待遇以国际人权标准进行评估，提交专门报告，监督的内容主要有罪犯人权、处遇、人格尊严、管理目标等四个方面。所有督察员都配有监狱的钥匙，以便能够随时进入监狱的任何地方进行独立检查。英国监狱监察专员制度是1990年曼彻斯特监狱发生暴动以后设立的，暴动的起因是犯人的权利受到侵犯。监察专员主要职责是接受调查监狱罪犯的投诉，调查监狱、移民拘留中心发生的人员死亡事件。罪犯在向监察专员投诉之前首先要向狱政管理部门投诉，如果监狱管理部门不接受、不改正，才可向监察专员投诉。①很显然，我国目前没有上述制度，由于监狱的封闭性，监狱的行刑监督由驻狱检察室进行，基本上形同虚设。我国应借鉴国外的做法，设立专门的不受监狱制约的，甚至不受司法行政机关制约的独立监督体系，将监狱行刑活动纳入到阳光下，促进监狱行刑制度的完善和对人权的保障。

（三）前瞻之三：行刑方式由机构行刑向社会化行刑的合理转向

1、对立行刑前及行刑过程中的人格调查制度。首先改善犯罪人分类技术，科学地对罪犯进行分类是对罪犯进行个别化处遇的基础，在西方被称为“人格调查”；我国在罪犯分类方面仅停留在按性别、年龄等简单的分类层面上，罪犯分类工作处于较低的工作水平，直接制约着行刑改造的质量，因此要加快完善分类制度，向人员专业化、调查科学化、分类细密化方向发展，吸收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分类工作，尽可能将分类标准量化，提高操作性和准确度。其次要发展心理矫治，通过设置心理门诊、建立心理矫正工作室，使心理矫正成为一种新的改造犯罪的手段；第三要重视罪犯的情商培养，提高其自我调控能力和对社会的理解度与宽容度。最后科学运用亲情教育手段，运用亲情的力量感召和激励犯人。②

2、扩大社会化行刑的功利性作用在于减少监狱的人数，避免狱内拥挤。犯罪数量不可能在近期减少，所以监狱接受犯人的数量不断增加。这可以从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的人大报告中得到证实，该报告说在1998到2003年的5年间，全国法院共审理了2830000宗刑事案件，判处3220000名罪犯，分别比前5年上升16%和18%。可以预测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犯罪率还会继续上升，如何利用有限的监狱资源容纳不断上升的犯人数量，是中国政府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必须认真对待。从美国的经验教训看，光靠扩大监狱规模来处理监狱拥挤问题，是不明智的做法，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才是一条现实的解决途径。③

3、重视经济制裁的作用。经济制裁是让罪犯背上经济负担的一种惩罚方法，罚金是最常用的形式。罚金之所以没有充分运用，部分原因是罚金这种惩罚方式的结构问题。一般来说，法官判处罚金刑时，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关税制罚金，一定的犯罪被课以事先设定好的一定数量的罚金，在这种情况下，不管犯罪人的经济情况如何，罚金额是一样的，因此关税罚金对罪犯说来，要么定得太高，要么定得太低。经济差的罪犯不能交纳所判罚金，而经 ①② 《英国监狱管理理念在转变》，载《检察日报》，2007年11月5日。周静：《我国行刑社会化的现状及其思考》，中国法院网2007-07-19。③陈超：《中国和美国的非监禁刑比较及其启示》，中国法院网2004-07-09。济富裕的罪犯，罚金额显得太低，不能发挥罚金的惩罚目的。另一种是估计罚金制，是指法官要获得有关信息对罪犯经济能力进行估推，譬如罪犯居住区在哪里，是否有工作，要支付几个辩护人的费用等等，然后相应课处一定数额的罚金。这种罚金制和关税罚金制一样，存在着罚金额高低不平衡的现象，难以实现刑罚目的。而且，这种估推定罚金的方法经常导致不公平的现象，同等境遇的罪犯被课处的罚金额相差很大。为了避免罚金量刑不公和高低失度的问题，美国的少数司法区向欧洲国家学习，采用日罚金制，因而大大扩展了罚金这一刑事制裁的潜力。日罚金的计算分两步走。首先，要根据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确定与其相适应的日罚金天数，然后量刑法官根据具体犯罪人的收入和财产状况，确定每天应交纳罚金的数额。

另一种常用的经济制裁的方式是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相当于中国的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法院在裁定赔偿时面临的挑战是不能影响被告人的改造。如果赔偿额超出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就会招致引诱犯罪人不择手段，拆东墙补西墙。考虑到这些问题，许多赔偿法案要求法官考虑被告人的经济能力和需要做判决。近些年来，美国又增加了一些新型经济制裁措施。其中一个是否决某类罪犯享有政府权益。政府权益是指政府机构或者基金会提供的赠与、契约、贷款、专业执照或者商业执照。在中国，经济刑罚是非常敏感的话题，因为公众总是埋怨法官对被告人以罚代刑。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逐渐从心理上接受了经济刑罚的概念，罚金的使用频率也随之增多。罚金和没收财产的使用比以前广泛得多，但多数情况下，他们是与监禁附加适用，很少单独适用。这就导致愈来愈多的判决没有办法执行，因为法官在量刑时明知被告人没有经济能力甚至根本没有财产，也不得不按照法律的规定课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刑。另外，刑事立法也不够科学和精细，非常原则，难以把握。我国应该考虑采用“日罚金”结构，避免量刑不公，量刑失衡，发挥罚金的有效性。①

①陈超：《中国和美国的非监禁刑比较及其启示》，中国法院网2004-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