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现状、完善与执行机制的构建

第一篇：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现状、完善与执行机制的构建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现状、完善与执行机制的构建

摘要：社区矫正是犯罪后的刑罚矫正，是与监狱矫正相反的行刑方式，作为一种独特的刑罚方式，也有其自身独有的特点。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从试行至今，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存在立法滞后，缺乏法律依据，矫正工作主体不明、分工不清，监管不力，管理方式老套等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对此应当从实体立法、程序立法、监督立法等方面完善现行社区矫正立法制度，同时从设置矫正机构、培养矫正队伍、创新矫正方式以及相关配套制度方面构建系统的社区矫正执行机制。

关键词：社区矫正；法律制度；执行机制

一、我国社区矫正的概念界定

社区矫正制度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国家，其称为“社区治疗”，强调把犯罪分子视为病人，对其进行心理和生理方面的治疗。20世纪60年代社区矫正正式在美国提出，并很快在各州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随着人类刑罚制度由重到轻的客观发展规律的作用和影响，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式的刑罚方式纳入大多数国家的司法制度，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

在我国国内，由于重刑思想根深蒂固对社区矫正研究起步较晚，随着国内相关实践的增多以及外国成功经验的传递，对社区矫正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对于社区矫正的理解和定义也越来越全面。广义上理解，社区矫正包括犯罪前的预防矫正，犯罪后的刑罚矫正，刑罚执行完毕后的后续矫正和帮助。①预防矫正从性质上而言是行政工作与社区社会工作的结合，后续矫正和帮助则是刑满释放后或假释后的出狱人社会保护工作。就一般含义而言，我国的社区矫正指的是犯罪后的刑罚矫正，根据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社区矫正定义为“与监狱矫正相反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②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独特的刑罚方式，有其自身独有的特点。首先，社区矫正具有非监禁性，这是其与监狱矫正的最大区别，非监禁性意味着矫正的对象无需在监狱改造，其服刑环境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尽管其仍处于国家机关的监督和管理中，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但是与监狱矫正相比，仍保留一定的自由。其次，社区矫正具有社会性，这也是其与监狱矫正的区别之一，社会性主要体现于社区矫正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矫正对象的活动应当在社会中完成，另一方面，矫正工作需要社会中有一批具备一定素质的志愿者或专业人员或社会人士进行相关的监督活动和帮助性活动。最后，社区矫正具有一定的服务性，尽管社区矫正也是一种刑事制裁，对罪犯具有一定的惩罚性，但其另外一个目的是通过和矫正对象一起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如心理矫治、思想教育、工作技能培训以及利用社会资源帮助矫正对象再就业等，恢复他们受损的社会功能，使其顺利融入社会生活，实现矫正对象的自我发展，从而避免重新走上犯罪道路。

二、我国社区矫正的现状分析

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从2002年8月率先在上海试行，而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于2003年7月10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将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和山东6个省市作为首批社区矫正试点地区。2005年1①

② 范燕宁：社区矫正的基本理念和适用意义，《青少年犯罪理论研究》2004年第11期，第43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3年第5期，第2页。

月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和司法部又下发了《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将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和重庆12个省市列入第二批社区矫正试点地区，其他未列入的地区也陆续开始试点工作。①从这些试点工作中，我国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存在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现行立法滞后，缺乏法律依据

我国推行社区矫正与西方国家的差异之一在于我国缺少现行的社区矫正专门立法。西方国家社区矫正工作较为规范的原因在于其立法上有明确的法律文件，实践中有统一的规范做法，程序上有严格的秩序保障。而与此相比，我国并未出台社区矫正法，有关社区矫正的理论以及规定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等一些文件之中，而且这些法律规定较为凌乱，缺乏可操作性。在实践中，主要的实施依据仍然是两院、两部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这无疑使得各试点工作存在差异导致冲突的出现，从而有损于国家刑事执法活动的严肃性和统一性，以及社区矫正的权威性。

（二）矫正工作主体不明，分工不清

根据两院、两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主要包括5种罪犯：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具体包括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和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被裁定假释的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在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对于罪行轻微、主观恶意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应当作为重点对象，适用上述非监禁措施，实施社区矫正。”②

在西方国家，社区矫正具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监管和考察，而在我国《刑法修正案

（八）》颁布前，缓刑、管制、假释以及监外执行等均由公安机关实施。《刑法修正案

（八）》颁布后，只规定对于对宣告缓刑、假释等犯罪分子，在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而且与此对应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也规定，“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又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③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仅仅只指明了实行社区矫正，并没有明确规定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对犯罪分子进行监督与管理。在实践中，公安机关是非监禁刑罚的执行主体，负责对非监禁刑罚的考察，但根据两院以及两部的有关文件，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犯罪分子的社区矫正工作，这种分工的模糊，导致社区矫正工作出现许多弊端，也阻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进行，互相推诿的现象也变得十分常见。

（三）矫正监管不力，管理方式老套 根据《刑法》，被宣告缓刑、假释等犯罪分子，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按照监督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遵守有关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有关机关批准。据此相关法律已经规定了实行社区矫正的对象应当接受有关考察或监督机关的监管。但在实践中，往往出现监管不力的现象。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立法的缺失以及工作主体的不明导致监管从最开始就出现不明朗的局面。其次，实践工作中矫正力量明显不足，表现在公安机关警力不足，司法工作者人员短缺，同时展开矫正工作所需的社会工作者纷纷流失。再次，矫正对象及其亲属缺少相关知识，认为社区矫正形同于刑满释放而抵制服从有关机关的监管活动或不按照法律规定履行相关义务，这也加大了社①

② 刘强：上海社区矫正的发展与评论，《法治丛论》，2002年第4期。.2014-4-22访问。

区矫正监管的难度，致使社区监管有时形同虚设。另一方面，当前矫正管理方式基本上在于监管和控制，对犯罪分子心理和行为习惯方面的矫正较少，而且，绝大多数地区的社区矫正目的在于“不出事、不闹事、非下落不明”①，矫正形式化极为浓厚。

三、完善社区矫正法律制度

现行法律制度中有关社区矫正的规定比较分散、凌乱，适用社区矫正时法律依据过少、漏洞百出，对此，应当完善有关的社区矫正法律制度。

首先在实体法律制度方面，应当进一步完善现行《刑法》中有关社区矫正的规定，提高社区矫正在整个刑罚体系中的地位。同时，应当制定一部专门的、全国性的《社区矫正法》，早在2003年我国人大代表就提出了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的议案，通过这一立法与相关法律的相互协调、配套和衔接，形成完整的刑罚体系，从法律的高度保障社区矫正制度的生命力。②具体来说，可以将社区矫正刑作为一个新的刑种写入《刑法》，就目前而言，我国仍采用以监禁为主体的刑罚制度，非监禁刑的适用极少，然而，纵观整个世界刑罚制度发展，社区刑罚制度已为绝大多数国家接受，因此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于主观恶意程度较小、罪行较轻的犯罪分子，尤其是未成年犯、过失犯，可是适用社会矫正刑。

另一方面，构建矫正辅助制度。作为一种较为新式的刑罚执行方式，社区矫正的良性发展应当辅助于相关制度。在这一方面可以构建判决前的人格调查制度，这一制度对社区矫正的发展尤为重要，在实践中，缓刑、假释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犯罪嫌疑人再犯的可能性大小，而这一可能性的预测有赖于科学的人格调查制度。由此，社区矫正工作者应当对犯罪嫌疑人的个人情况进行详细的了解，并作出适当的判决建议，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监狱矫正的适用，而加大社区矫正的适用程度。另一种操作性强的制度为刑罚易科制度，这一制度在国外的运用较多也较为成功，对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在实践中，对于判处短期监禁刑的犯罪分子可以允许转换为社区矫正刑以减轻剥夺自由带来的消极影响，同时也允许对违法限制自由刑的犯罪分子转换为剥夺自由刑以提高社区矫正的权威。从维护法律严肃性以及慎用短期监禁刑的立场出发都是可行的，同时也可以配套建立相关的听证制度，涉及社区矫正管理的保证金制度、担保人制度等。

其次，应当补全程序立法的缺陷。在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以及最新刑事诉讼法中，都缺少有关社区矫正程序规则的规定，因此，尽快增加相关程序性立法确保社区矫正工作有序、公正、顺利的进行是十分必要的。具体而言，程序性规则首先应当涵盖社区矫正工作的管辖，即对于判处缓刑、假释等社区矫正刑罚的犯罪分子在哪一社区服刑，由哪一社区司法行政机构监管等方面的问题。社区矫正各个阶段的衔接也十分重要，在实践中，在社区矫正决定与执行之间的阶段和社区矫正的结束或撤销阶段尤其需要重点规范。涉及社区服刑人员矫正效果的评估程序也应当有相关法律规范，因为这一程序关系到矫正对象是否可以提前“刑满释放”或应当加重处罚，对此，不应出现法律漏洞来损害社区矫正的最终效果。

最后，加强社区矫正的立法监督。这一立法不仅包括确定监督机关，而且包括对社区矫正过程的监督。在我国主要的法律监督机关是人民检察院，对于社区矫正这一问题，其也应当适当的介入这一刑罚之中，更好的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作用，加强对社区矫正各个环节的监督，从而预防司法腐败。为此，应在各级人民检察院内部设立社区矫正检查监督机构，按照现行法律和社区矫正的规定，对各种非监禁刑罚的决定、社区矫正的运作、社区矫正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社区矫正对象和被害人及社会公众权利保障进行检查监督，重点检察适用社区矫正对象的条件以及程序是否合法，有关部门是否依照法律规定作出决定或裁①

② 张田辉：我国社区矫正司法实践之困境分析，北大法律网2013年。张天星：社区矫正走入百姓生活，《上海法治报》2003年。

定，从而确保社区矫正工作依法操作，健康发展。

四、构建社区矫正执行机制

社区矫正实质上是执行刑罚，这一刑罚的执行不仅仅是对矫正对象的监管考察，也是对这一犯罪分子的教育改造，因此，为保证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使社区矫正更好的融入当代法治生活，应当构建系统的执行机制。

首先，设置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这一机构的设置可以明确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避免在实践中出现分工不明、推诿责任的现象。根据我国当前的法制发展，在司法行政部门内部设置这一机构更符合长远利益，也符合国际趋势。结合我国相关实践经验，司法行政部门执行社区矫正在理论上符合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和执行权分别由公安、检察、审判和司法行政机关行使的共识，在实务中解决当前“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不一致的尴尬局面。同时，统一执法机构，也能更有效的节约司法成本，更好的对矫正对象进行再改造。

其次，建设专业矫正队伍。矫正队伍的流失是我国当前社区矫正工作遭遇难题的一个重要原因，矫正工作人员的编制以及经济效益等方面的漏洞更是加剧了这一局势。社区矫正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它要求矫正工作者不仅掌握社区矫正的基本法律要求，更需要具备专业的服务技能和业务知识以肩负教育和改造矫正对象的重任。因此，应当构建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选拔和培训机制，加强对矫正工作人员的素质培训，使其法律知识、专业水平、危机管理、心理疏导、以及突发事件预防能力符合要求。同时，有关当局应当给予矫正工作人员以正式编制身份，或拨付专项资金，以避免矫正工作人员的流失。另一方面，社区矫正工作也需要一定的社会志愿者，对此，应加大志愿服务理念的宣传，完善志愿者招募和奖励机制。

再次，创新矫正监管措施。我国目前社区矫正的措施比较单一，绝大多数情况下对矫正对象采取宣读文件、定期汇报等流于形式的方式，这就导致矫正工作并不能达到矫正的目的，同时也造成矫正对象心理上的松懈。对此，在实践中，应当创新矫正监管措施。在技术层面上，应当加强矫正的网络化管理，对矫正对象实施数字化监控。同时，在日常实务中，应当加强对矫正对象的心理辅导、就业培训，端正矫正对象的心理，使其更好的服从相关规定，最终达到矫正的目的。

最后，强化矫正执行监督。对社区矫正的监督除了上述立法监督外，还包括社会监督、矫正对象本人及其亲属监督以及矫正机构内部监督等。在执行社区矫正过程中，可以适当建立双向惩戒机制，即社会人员、矫正对象及其亲属及时报告有关机关的违法活动，可以受到一定的奖励，而有关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疏于对矫正人员的监管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通过这一双向义务的设置，减少脱管、漏管现象，同时也防止矫正过程中的腐败现象。

五、结语

相比与监狱矫正，社区矫正并未剥夺个人的自由，其以一种非监禁性的刑罚方式体现了当代社会对人权的尊重以及人文主义关怀。

我国社区矫正起步晚已是事实，而且目前我国面临传统的重刑主义使得社区矫正制度缺乏意识土壤，现有的社区现状无法为社区矫正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制度化运作提供物质基础，而且法律规范的缺失无法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法律依据，矫正主体权责不明，缺少社会力量等重重困境，但这并非代表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停滞不前，近几年的试点实践以及《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有关修订表明，社区矫正已经受到了一定的关注，而且其具体的工作也已经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随着从实体、程序以及监督等方面完善现行社区矫正立法制度，同时从设置矫正机构、培养矫正队伍、创新矫正方式以及相关配套制度方面构建系统的社区矫正执行机制，必然推动我国社区矫正事业向前发展，使社区矫正这一刑罚方式被广泛认可和接受。

参考文献：

[1] 罗一龙：社区矫正的现状、问题及中国化本土制度构建，《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9期。

[2] 红梅：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不足与完善，《前言》2010年第23期。

[3] 毛荣华，陈柳滔：试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商界论坛》2013年第4期。

[4] 谭启彬：我国社区矫正的执行机制研究，《学术探索》2008年第1期。

[5] 陶郑忠：试论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完善，《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6]蒋瑶，桑骊，张富兴：我国社区矫正的现状问题及检察监督——新刑诉法语义下的再探讨，《大江周刊：论坛》2012年第8期。

第二篇：我国社区矫正法规之对比与完善

我国社区矫正法规之对比与完善

摘 要：我国从2003年正式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到2012年《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颁布，历经了九年的时间，而社区矫正这一舶来词汇也渐渐深入人心。从单纯模仿、理论清谈到制度尝试，走出一条基本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九年的实践和探索为这一制度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不可否认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与《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进行比较，反映社区矫正在九年之中的成长，也可以看出司法行政部门的一些观念的变化，并为法律法规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社区矫正制度 社区矫正的法律法规 法律法规的比较

一、引言

2011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和2012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颁布后，引起了法学理论界、实务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人们对于其中修订部分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但是却鲜有人关注其中与社区矫正有关的内容。2012年1月10日，《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终于在与初次试点时隔九年之后，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虽然这只是一个规范性文件，却成为我国在探索社区矫正的道路上的里程碑。

二、《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与《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之比较

从2003年至今，有关部门发布了数个与社区矫正有关的文件，但是真正具体详细可操作的文件，笔者认为是2004年司法部印发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司发通[2004]88号）（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和2012年“两院两部”联合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下面笔者将结合2013年6月在武汉市洪山区珞南街司法所，广八路社区和四眼井社区调研的情况，进行一些不成熟的分析。

（一）称谓变更

《暂行办法》中，社区矫正人员被称为“社区服刑人员”，而在《实施办法》中，这一人员被称为“社区矫正人员”。

笔者认为，这样的称谓变化虽然很细微，但确实是非常可喜的进步。如前所述，虽然我国将社区矫正界定为刑罚执行方式，但是实际上，社区矫正并不仅仅是刑罚的执行，更多的是教育，矫正，感化和使之重回社会。而且，根据社区矫正工作对象的性质，除了被判处管制、监外执行的犯罪人之外，缓刑和被裁定假释的犯罪人在社区里实际上并不是服刑，他们虽然被定罪，但是根据法律，并没有服刑的义务，而是在一定条件下享有自由。所以，将这部分人统称为“社区服刑人员”实在不妥。《实施办法》的两个字的改变，实际上揭示了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社区矫正人员和监内服刑人员的不同，用词更加准确和人性化。

（二）适用范围

《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了社区矫正人员的范围，而《实施办法》中却没有明确规定社区矫正人员的种类。

笔者认为，虽然根据修订后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已经对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作了规定，但是这两部法律毕竟不是专门规定社区矫正的，其中规定的条文较为分散，不够直接清晰，查找不易。而作为现阶段社区矫正的基本规范性文件，《实施办法》还是应该在文件中对矫正范围做出清晰界定，利于各方开展工作。而且如果没有相关规定，笔者自己也存在困惑。根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能够在社区进行矫正的人员只有四种，即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和被裁定假释的，不包括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那么这种情况，是否要列入社区矫正的范畴呢？如果列入，是以什么为根据，如果不列入，这种情况又该如何处理？另外，《实施办法》如果没有明确规定实施社区矫正的种类，只能根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来确定，这样无疑是大大缩小了可以进行社区矫正的人员种类，不利于社区矫正的发展。

（三）社区工作者及志愿者

《暂行办法》第二章规定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机构、人员及其职责，而在《实施办法》中却将这一章第十二、十三、十五条关于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的规定删除。将第八、九、十、十一条关于各有关部门的分工与合作的规定简化为《实施办法》的第二、三条。

我国现行的社区矫正试点均依靠国家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基层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如果人手不够，则从监狱司法警察中抽调人员充实到司法所，沿用的是监狱管理那一套办法，而且美其名曰“要借鉴监狱干警的经验”。但是社区矫正不同于以往的公安机关对缓刑假释人员的监督管理，它除了要求对矫正对象进行监督管理，提供对社区公众安全的保护外，还要对矫正对象进行矫治和提供帮助，包括对他们的咨询、教育，使他们重新与社会结合。[1]

在调研中我们得知，我国城市社区矫正中志愿者一般是政法机关离退休干部或者专业人士如心理医生等构成，志愿者的工作局限于为矫正对象开办讲座等。这种做法基本上没有体现社区矫正志愿者的本义，志愿者的作用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2]为此，本文认为，应建立有专业人员和志愿者参加的执行队伍。由两部分人员组成，一部分是社区矫正官员，主要是从事缓刑、假释及其他非监禁措施与矫正的工作人员，大多数为缓刑官和假释官。另一部分是社会志愿者，由一些品行端正并具有一定学识与身份的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和犯罪学者或专家经选拔构成。社区矫正局应制定包括专业人员和社会志愿者的任职条件、招聘程序、工作职责和职权等相关内容的规章制度，在从上至下的各级机构都应确定编制、岗位、任职条件。基层社区矫正结构在当地社区招募志愿者，协助专业人员管理、教育、监督并考察在社区内服刑的犯人。这些志愿者应具有较高专业水平，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当然也要有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身体条件。

（四）矫正内容

《暂行办法》的第二十八到三十二条，规定了司法所对被矫正人员的矫正措施，包括组织活动，个别谈话，心理咨询，帮教活动和公益劳动等。但是《实施办法》中对于其教育，辅导等条文只列举了第十五到十七条，而且规定的非常笼统，适用起来非常困难。

根据我国现阶段社区矫正的实际情况，文件虽然规定了一些矫正对象的义务，也有公益劳动和教育等的要求，并规定要制定心理矫正方案，但这些内容因为太空洞抽象，而且缺乏资金，场地，专业的工作人员，志愿者以及规范的实施流程，这几项原本十分重要的社区矫正活动基本易于流于形式。实践中有的社区矫正工作注重程式化的教育方式，如让被矫正对象定期上交思想汇报，定期来社区汇报工作等，取得的效果并不理想，被矫正对象更多欢迎给他们提供具体的法律知识和心理咨询，或者社区工作者对他们更自然更真诚的关心。但是目前中国矫正工作者在专业和数量上的欠缺，很难期望收到矫正之实效。在监督被矫正对象遵守法律规定、履行矫正义务的同时，更应制定矫正方案，利用社会力量和社区资源矫正其人格和习惯。

（五）文书档案

《实施办法》第十条规定了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司法所的档案和文书制度，根据司法所及街道反映的情况，这里对于档案，工作记录等材料的规定不严谨。尽管司法部印发了《使用“社区矫正执法文书格式”的通知》，其中写明：“应以电子文档格式制作文书为主，尽量减少成批印刷，节约行政成本。”但是根据司法部社区矫正局公布的文书格式，各类文书重复内容较多，且仍然规定了制作档案，装订文书等要求。

另外，虽然司法部下发了20种有关社区矫正的文书格式，但是没有关于被矫正人员教育学习，社区服务，心理辅导等内容的工作记录的要求，导致每个地区完成情况良莠不齐。有的只是下发了纸质版本，没有电子版本，手写工作量大。有的地方既要纸质版本存档也要电子版本上传，造成了大量的重复劳动，资源浪费。

（六）司法所日常工作

《实施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了司法所应当定期到社区矫正人员的家庭、所在单位、就读学校和居住的社区了解、核实社区矫正人员的思想动态和现实表现等情况。

虽然《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了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日常工作，但是调研中笔者发现，由于司法所工作人员极其有限，而且基本都承担着其他繁重任务，另外，一个司法所负责的辖区虽然有大有小，但是对于总共只有几个人的司法所来说，要想全部了解辖区内所有人的情况基本是不可能的。所以真正能和被矫正人员联系的，基本是街道或者社区的工作人员。因为都是一个社区的，平日里见面的机会也比较多，更容易熟悉。而司法所基本只负责必须要进行的程序性活动，如入矫宣告，解矫宣告等。所以笔者认为这条规定可以再斟酌。

（七）矫正对象保障机制

《实施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了社区矫正人员的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社区矫正人员在就学、就业和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司法工作人员应当认真听取和妥善处理社区矫正人员反映的问题，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

此条文在2012年之前的文件中都没有出现，它将矫正对象保障机制导入了社区矫正的规范性文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此条文过于粗简，救济程序不够详细，对矫正工作人员的权力限制也不明确。根据该条文，如果社区矫正人员遭遇侵犯，可向司法工作人员反映情况。但是司法工作人员是与被矫正人员联系最密切的人，他们负责被矫正人员的监管，矫正，教育等问题，若是司法人员滥用权力侵害被矫正对象的权利，该如何行使救济的权利？

另外，将罪犯判决后不收监执行而是放到社区缓刑考察，将收监的罪犯通过刑事执行变更程序放到社会上假释监督、监外执行和保外就医，无疑对罪犯及其家属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想尽办法且可能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得社区矫正的机会，已依法在社区服刑与矫正的罪犯亦有可能利用社区自由环境的便利收买腐蚀社区矫正官员，成为特殊的罪犯，因而社区矫正是易导致新的腐败的“寻租市场”。

三、结语

“人类很少敢于向对普通人一样对待囚犯，但是他每这样做一次都会由于其勇敢而受到褒奖”。[3]国际领域内的社区矫正就是这样一种力图将囚犯视为普通人并在不剥夺自由的社区环境中将其重新社会化，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的勇敢活动与伟大事业。中国的社区矫正尽管起步较晚，但因文化底蕴深厚、政府重视和公众欢迎，已经迈出坚实的实践探索的第一步，而社区矫正立法与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探索也已经坚定地走在路上，我们期待并坚信，中国的社区矫正事业因其“勇敢”的人性化实践探索和法治化立法完善，定会赢得国人乃至世人的褒奖与赞美。

注释：

[1]杨方泉.社区矫正本土化若干问题的思考[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2]上引.社区矫正本土化若干问题的思考[J].[3][苏联]彼德?克尔波特金.在苏联和法国监狱.各国矫正制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226.（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

第三篇：如何构建和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

如何构建和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一种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对社区范围内的假释、监外执行、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等罪犯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社区矫正不仅是世界各国刑罚制度发展的趋势，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但也必须看到，当前我国社区矫正在试点过程中，由于城镇、农村社区建设的不成熟，当前法律框架的束缚，以及社区矫正管理机制的滞后，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社区矫正经验，在本土化时遇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因此，必须从现实的角度，着眼于当前法律性、机制性等问题，既要以 “拿来主义”吸收国外先进的行刑理念和经验，又要以改革和创新精神勇于突破、构建和完善适应我国国情的社区矫正制度。

一 构建社区矫正制度的必要性。

一、社区矫正顺应了世界行刑理念的变更交替和发展趋势。

20世纪5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刑罚适用逐步进入以非监禁刑为主的阶段，“报应主义”刑罚观念逐渐被“目的主义”刑罚执行观所代替，社区矫正模式开始成为刑罚适用的主导。许多国家对于被判处刑罚的犯罪分子主要不是采用关押在监狱里，而是放在社区中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这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社区矫正方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惩罚和改造罪犯的重要方式。据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统计数字，2000年就缓刑和假释两项，加拿大适用社区矫正比例最高，达到79.76%，澳大利亚为77.48%，美国为70.25%，韩国为45.9%，俄罗斯为44.48%，在我国则不到15%。近几年，随着宽严相济形势政策的逐步深入人心，罪犯缓刑假释率一度提高，但还是远不足30%。

二、社区矫正能有效降低行刑成本，更好地配置行刑资源。

我国历来推崇重刑主义，在实践中大量应用的监禁刑，使国家行刑成本居高不下。2003 年财政部与司法部联合下达了监狱经费支出标准，按照这个标准全国监狱系统实际需要高达 210 亿元经费才能正常运转； 到了2008年，根据《河南省监狱体制改革方案》和配套文件的规定，仅河南一个省监狱经费财政拨款总额就达到13.58亿元。高比例的监禁刑，势必带来高额的行刑成本、超押的监狱规模、过重的政府负担。现代刑罚理论认为：犯罪本身是对社会的一种破坏，社会要存在和发展，就必须投入人力、物力来弥补，刑罚是国家和社会迫不得已的选择，要尽量使这种投入最小化、而使产出最大化。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就摸索出了社区矫正这一控制刑罚成本、提高刑罚效益的有效措施。众多西方国家适用社区矫正的实践表明，广泛适用社区矫正并不会导致犯罪的大量增长。根据中英量刑制度比较研究课题组代表团的赴英考察，在社区服刑的每个犯人的经费支出，只相当于在监狱内服刑的犯人经费支出的十分之一，而二者刑满释放后的重新犯罪率相当。因此，社区矫正一方面能够极大地降低行刑成本，缓解监狱改造的压力，可以使监狱机关能够集中更多财力、人力、物力矫正那些恶习较深且社会危害性大的罪犯；另一方面也可以合理配置行刑资源，充分地利用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提高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

三、社区矫正是贯彻首要标准，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长期的监禁，使罪犯对日新月异的社会缺乏了解和认知，使其丧失学习新生活技能的机会，不能跟上社会的发展。根据行刑社会化理论，一些刑释解教人员因长期处于监狱单调、机械的生活环境中，以至出狱后仍按照监狱的生活方式接人待物，不能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这就是所谓“生活节律监狱化”。“生活节律监狱化”的危害很大，它不仅使罪犯出狱后不能加强“有规则的游戏”，不能正常参与竞争，不能尽快适应社会，而且容易导致罪犯重新犯罪。监禁时间越长，释放后适应社会生活的困难就越大，适应社会的能力就越弱。如果罪犯在刑满释放后不能很好的适应社会，他们就有可能重新犯罪。据调查，罪犯回归社会的第一年是重新犯罪的危险期、高峰期，这期间重新犯罪的比率约占三年重新犯罪的50％，这是由于刚释放的罪犯不能很好的适应社会的缘故。而社区矫正没有将罪犯与社会隔离开来，它不仅不阻碍犯罪人回归社会，反而有利于犯罪人与社会的再融合，更好地、更快地适应新生活。因此，大力发展社区矫正刑，对于降低刑释人员的重新犯罪率，构建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二 当前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立法的相对滞后给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形成阻力。

目前，我们在基本法中仍然没有对社区矫正做出相关规定。关于社区矫正的正式发文，2003年7月，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两高两部）在北京、天津、上海和江苏、浙江、山东6省市启动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2005年1月，两高两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将试点扩大到河北、内蒙古、重庆等12个省(区、市)。2009年9月2日，两高两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从2009年起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也标志着社区矫正工作在全国全面运行。由两高两部发布规范性文件对社区矫正的规定，虽然使试点工作过渡到正式开展，但这种规范性文件，仅仅是个权宜之计，作为一个法治国家应当将社区矫正严格地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2011年5月1日即将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明确提出了社区矫正概念，更是从反面督促立法者，必须加快制定出一部统一的《社区矫正法》，对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社区矫正机构和工作者、社区矫正的措施及管理办法、社区矫正执行程序、社区矫正的监督、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全面规定。

二、社区矫正主体不明确，且没有专业的矫正队伍，严重制约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

由于专门的社区矫正法没有出台，实践中对于社区矫正的机构一直模棱两可。根据《刑法》规定：被判处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机关来执行。这一规定存在很大弊端：一是名不正，言不顺。公安机关属于刑事侦查机关，它的主要职能是维护社会治安、侦查和打击犯罪，刑罚执行权理应由专门的机关来执行。二是从实践情况看来，公安机关本身任务繁重，警力不足，所以不可能投入太多的精力对被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监督和教育，而被判处社区矫正的犯罪分子，虽然其人身危险性小，在社会中执行刑罚，但对他们还是应该监督、改造，并非放任自流、不管不问，如果教育改造措施跟不上，刑事惩罚的力度不够，犯罪分子就不能得到应有的教育、改造，也就不能实现刑罚的目的。2 三是双重主体。根据《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工作主体是司法行政机关，而《刑法》中对于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是公安机关。双重的主体既不利于维护法律权威与尊严又容易造成执法的推诿和托辞，严重影响刑罚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四是社区矫正工作，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仅仅依靠“拆东墙，补西墙”的人员配置是远远不够的，（虽然多数试点地区也从监狱、公安系统抽调了一批有经验的干警来帮助司法所工作人员，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矫正教育需要一大批复合型的专业人才，包括具备心理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专业知识，必须建立起一直独立的高素质的社区矫正队伍。

三、社区矫正刑适用率低，是推进社区矫正发展的重大缺陷。

《刑法修正案

（八）》虽然明确提出了对于管制、缓刑、假释必须进行社区矫正。但是由于传统的重刑主义思想根深蒂固，无论是民众还是基层审判人员都不由自主地认为“治世用重刑”，这样才能威慑犯罪分子、降低犯罪率。于是在司法实践中，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非监禁刑适用条件太窄、太严，适用率较低，社区矫正的对象普遍减少，更谈不上如何发展和创新这项制度了。

三 构建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主要做法

一、更新行刑理念，是构建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价值基础。

现代刑罚理论认为：刑罚除了体现对犯罪人的惩罚、实现司法威吓、满足民众报应心态之外，更重要的功能是实现特殊预防的目的，也就是说在给予一定的法律惩处之后，还要采取各种矫正措施把违法犯罪的人员教育挽救过来，而不单单仅是报应、惩罚、威慑。社区矫正是基于对监禁刑的反思之下提出来的先进行刑方式，基于刑罚个别化、经济化、行刑社会化、恢复性司法理念等，使构建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有了先进的价值基础。

（一）行刑个别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对于罪行较重的犯罪分子采取比较严厉的刑罚进行制裁，而对于罪行较轻的犯罪分子则可以适用比较轻缓的刑罚予以矫正。个别化原则要求根据犯罪分子罪行的轻重，社会危害性大小，人身危险性的大小给予不同严厉程度的刑罚方法。

（二）行刑社会化。

人类刑罚的发展史大致沿着死刑——监禁刑——非监禁刑的轨迹发展。对于那些罪行较轻的犯罪分子，将他们置于社会之中，使他们融入社会生活能较快地促使他们改造。行刑社会化的目的是要避免给犯人打上监狱化的烙印，尽量使行刑的过程、方式、环境与社会的生活过程、方式、环境相一致，以便罪犯回归社会后，能够很快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

（三）刑罚经济性。

刑罚是一种有限的社会资源，在行刑过程中，监禁刑的运作成本极高，力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最大的社会效益。把罪犯放在社区矫正，既可以利用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促使罪犯重新融入社会，又可以缓解监狱压力，符合经济学上的成本效益原则。

（四）恢复性司法理念。

恢复性司法认为：犯罪就其本质而言，首先侵害的是被害人权利，其次侵害了社区的权利，最后才侵害了国家的法律秩序。因此，犯罪人的责任，不是被动的接受刑罚惩罚，而是积极地挽回因犯罪造成的不良后果，消除犯罪行为对被害人和社区的损害。同时，由于犯罪是社区关系不良的一种体现，社区成员应当对犯罪集体负责，每一个犯罪人身边的人，都应该对犯罪人悔过自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

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依据，修改《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法条，形成配套的刑事司法体系。

1、制定《社区矫正法》。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了对判处管制、缓刑以及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奠定了基础。根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刑罚及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按照我国目前试点工作的情况，社区矫正是作为刑罚执行方式而存在的，因此社区矫正的有关工作应当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制定一部统一的《社区矫正法》。

2、扩大管制适用范围。

管制刑是我国独创的一个非监禁刑刑种，它是将罪行较轻且人身危险性不大的犯罪人放在社会上由专门机关在有关社会组织的协助下对犯罪人进行必要的管束控制的一种刑罚。对于那些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过失犯、偶犯、未成年犯等尽可能地采用管制刑。在实践中，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刑犯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建议在刑法分则中所规定的法定刑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刑条款中，全部增加管制刑。

3、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

法律对于适用缓刑的条件规定太笼统，导致司法实践中适用缓刑的混乱，建议在立法中列举出适用缓刑的具体情形，比如：未完全丧失辨认、控制能力的精神病犯；过失犯；胁从犯；没有造成损害的中止犯；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者等等．这些情形中，有的属于主观恶性不大，有的属于生理方面的缺陷导致认知能力的欠缺，对他们适用缓刑，有利于其认罪悔罪，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对于未成年犯，应施以特别的适用缓刑条件，应当比照成年人把标准适当放宽，只要没有法定禁止适用缓刑的情节，就应该尽可能地适用缓刑。

4、灵活适用假释。

依据刑法修正案八之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刑法》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笔者认为对累犯假释适用上的限制，并进行从严管理，重点矫治，会有利于犯罪的预防，但对于重刑犯适用假释的限制规定却过于宽泛有悖于刑罚个别性原则。例如：同是因暴力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罪犯，由于地理环境、生活经历、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人格特征等方面的不同，在犯罪的主观恶性、犯罪的倾向方面仍存在显著性差异。此外，在现实生活中，有些罪犯属于初犯、偶犯和 4 激情犯他们中大多数人主观恶性并不深，并且确有悔改表现，如果剥夺这些人的假释权显然有失公正，并且与刑罚的目的相违背，建议有区别性地放宽假释的适用条件，给予重刑犯假释适用权。

三、培育建立规范的社区组织。

社区矫正工作立足于社区，社区组织的广泛参与是社区矫正成功推行决定性的因素。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社区组织从不发达到发达，组织制度从不规范到规范，组织结构从不完善到完善一般都要经历长达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时间。因而，社区组织的发育和社区组织结构的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国社区建设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开始被重视，各种类型的社团中介组织不断涌现并在城市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特殊意义上说也就是发挥社区接近民众的天然优势，充分发挥其防控犯罪的能力。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以共同利益为纽带的自愿式互动和以共同目标为基础的认同式互动为互动的主要形式，而在行政压力驱动下的强迫性互动正在被逐渐抛弃”。这些组织以不同身份代表本社区参与社区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发动居民关心社区事务，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社区组织的工作可以为社区居民提供民主参与的窗口，能够提高社区共同体意识，实现社区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

四、组建高素质的社区矫正队伍。

社区矫正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在国外要求社区矫正工作者必须受过专业知识训练，具备法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等专业知识，要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和工作经历，有责任心。虽然社区矫正主要是在社区中进行，在执行方式、方法上与监禁刑存在着许多的不同之处，但它们本质上都是国家刑罚的执行。在我国社区矫正的对象是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等五类罪犯，涉及到的不仅有刑种不同，还有执行场所的变更。由于他们适用的法定条件不相同、撤销的程序和条件不相同，执行的方法和监管的措施也不相同。因此社区矫正工作者要能清楚地了解法律的规定和程序，并能根据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措施。因而从这一点上来说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工作比起监狱警察来说，对象类别更多，工作内容更复杂。社区矫正工作者还要掌握与社区矫正工作性质相符合的科学的矫正方法。与监禁矫正中行刑个别化发展趋势相同的是，由于罪犯犯罪的原因不同、犯罪心理、家庭背景不同等等的不相同，社区矫正工作者在工作中要针对不同对象采取各不相同并且是有针对性的矫正方法和监管措施。

此外，由于社区矫正在社区中执行，与监禁矫正有所区别。监禁矫正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状态下，其矫正效果往往要等到罪犯出监后才能显现出来。而社区矫正是在一个开放式的矫正过程中，矫正的效果可以说是社区的居民所有目共睹。社区居民对社区矫正工作认识的偏差以及不支持，也会对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工作产生许多无形的压力，而且矫正效果的好坏、能否有效地控制罪犯也可能会直接影响到社区矫正工作者的人身安全与社区居民的安全。由于矫正对象还存在着暴力犯罪的可能性，作为一种开放式的“监狱”，社区矫正工作者有可能或甚至比监狱警察所承担的风险还要大。因而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工作方法必须符合社区矫正是刑罚在社区中执行的这一特殊性质，符合在社区中执行对罪犯进行矫正的特殊规律和要求。

第四篇：县司法局完善社区矫正工作机制讲解

**县司法局完善社区矫正工作机制

**县司法局在对本县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调研基础上,对其监督管理方法进行了探讨。提出不仅要采取科学、人性化的管理办法,更应制定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此进一步提高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质量。

认真开展了刑释解教人员回访工作,对帮教对象做到底数清、情况明,进一步健全完善衔接措施,堵塞漏洞,搞好安置帮教工作的“无缝对接”,加强对重点人员的管控,防止失控流入社会,重新违法犯罪。

上半年,共接收刑满释放人员92人,刑释解教人员的帮教率达到98%,安置率达到90%,把重新违法犯罪率控制在3%以内。

第五篇：完善社区矫正结构化监管机制

细化标准规范 完善社区矫正结构化监管机制

京口区司法局

2015年7月23日

社区矫正（Community correction）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我国的“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健全社区矫正制度”。2014年4月21日，总书记在听取司法部工作汇报时明确指出，社区矫正已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开，新情况新问题会不断出现。要持续跟踪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加快推进立法，理顺工作体制机制，加强矫正机构和队伍建设，切实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水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社区矫正工作取得的成绩，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目标、任务、措施等作了全面论述，提出了明确要求，为进一步做好社区矫正工作、完善社区矫正制度指明了方向。2014年5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召开了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同志 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对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对做好社区矫正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我区自2005年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截至2015年6月底，全区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1108人，累计解除社区矫正938人，现在册社区服刑人员170名，未发生因工作人员监管失责导致的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案件,为服务京口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助添着法治力量。但在工作中我们发现，随着《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条例》等社区矫正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现有社区矫正监管机制越来越不适应工作深入开展的需要，迫切要求我们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创新监管机制。

社区矫正结构化监管机制，就是以月为周期，在确定的时间，按固定的模式和标准的程序，将社区矫正的各项监管措施落实到位的监督管理机制。

一、实施结构化监管机制的背景

一是社区矫正职业风险不断增大。《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对社区矫正工作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对程序和实体的要求更具体。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我省有20余名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等行为受到相应处分或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方面说明社区矫正工作愈来愈重要，制度越来越规范，同时也说明了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职业风险也越来越大。

二是社区矫正队伍的管理体制尚未得到解决。《社区矫正实 施办法》明确规定“司法所作为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负责社区矫正的日常工作”。虽然市、区六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司法所建设的意见》规定司法所实行“两结合、以司法局为主”的管理体制，但目前我区的司法所管理体制尚未得到落实，对司法所“人、财、物”的管理仍然以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为主。司法所政法专编不能专用，空编现象严重，全区17名司法所政法专编目前只落实6名，缺编达6成以上，有的司法所所长不是政法专编，身份性质不符合刑事执法的要求。

三是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队伍不稳影响监管质效。江苏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综治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加快社区矫正机构队伍建设。每个司法所至少要有一名政法专编专门从事社区矫正工作，2013年前实现专职工作者与社区服刑人员的配合比例不低于1：15。但我区受制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只有二个司法所落实了专编专职，招录的专职工作者数量也低于省定1：15的标准，且专职工作者工资福利待遇较低，我区招聘的4名男性专职工作者都在经培训上岗后，工作不满3年就另谋他就。

四是日常监管措施落实不力。鉴于社区矫正管理体制不顺、工作队伍不稳、力量不足、专业性不强等客观因素，导致司法所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日常监管措施随意性大，很多措施只能敷衍了事，停留在口头上，体现在档案中，监管措施的落实与法律法规的规定差距甚远。五是档案不实共谋交易偶有发生。《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明确规定“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建立社区矫正执行档案，司法所应当建立社区矫正工作档案”。但基于以上4个背景的存在，加上司法所由于害怕承担监管不力的责任而“美化”档案，导致部分社区矫正档案不能真实的记录社区矫正过程，社区矫正档案虚、假、空现象时有存在。同时，社区矫正是刑罚执行活动，执法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忠于职守，秉公执法，严守纪律，清正廉洁，但随着社区矫正工作形势发展需要，社区矫正执法队伍也越来越庞大，职务犯罪案件亦渐露苗头。据了解，我市已各有一名社区矫正执法人员、专职工作者因在矫正工作中与社区服刑人员共谋交易从中受贿受到刑事追究。

从以上5个现实存在的问题考虑，我们在做了大量调研论证及梳理总结司法所15项日常监管措施的基础上，从2013年9月开始提出“社区矫正结构化监管机制”的概念，并先行在象山街道、大市口街道司法所进行试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于2014年下半年在全区其它4个司法所全面推开。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二、结构化监管机制的具体做法

结构化监管机制实行一年多来，受到了司法所的一致欢迎，也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现以大市口街道司法所为例阐述我区结构化监管机制的具体做法。

大市口街道司法所社区服刑人员常年每月保持在40名左 右，在结构化监管机制试行前后，各项社区矫正措施的实施情况有了较大的改观，刑罚措施的落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电话汇报

根据《江苏省社区服刑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严格管理、普通管理的社区服刑人员，每周电话报告一次；宽松管理的社区服刑人员，每两周电话报告一次。在实施结构化监管之前，虽然司法所相对确定了社区服刑人员的电话汇报日，但在实际工作中社区服刑人员电话汇报比较随意，基本上可以在每周的工作日任意时间拨打司法所的电话，既不能保证电话汇报的时间，又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工作人员的精力。按照每个月22个工作日算，大市口街道司法所平均每天接到电话汇报7-8人次。

结构化监管的做法：在时间的选择上，大市口街道司法所每月确定4个工作日（即每周四），规定明确的时间段（上午9:30-11:30，下午3:00-5:00）供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电话汇报，逾期未汇报者视作未落实此项监管措施，给予相应的处分。在电话的接听上。要求每个电话汇报日司法所必须保证有人接听，必须保证电话线路畅通，同时司法所要事先提醒矫正人员如遇忙音要耐心拨打，也要求社区服刑人员电话汇报需简短，以免占线太久。如需要详细汇报另安排时间面谈或通话。在电话汇报的内容上。确定为社区服刑人员前一周的活动情况，是否有违反社区矫正规定的情况，是否有特别事件发生等，力求简短并达到目的。在特殊情况的处理上。如电话汇报日与面谈日冲突，必须保证有 专人负责接听电话；如电话汇报日与集中教育日冲突，集中教育开始前司法所宣布参加者视为电话汇报完成。

实施结构化监管后，各司法所只需在确定的电话汇报日安排专人接听电话即可。司法所每月用于接受电话汇报的工作时间从22个工作日精简为4个工作日，不再需要每天安排专人接听电话，只需在每周四确保有执法人员接听即可，若社区服刑人员逾期没有进行电话汇报，司法所工作人员应在工作档案中载明，并根据实际情况视为未落实此项监管规定给予相应的处分。此举大大节约了工作力量，提高了工作效率。

（二）面谈日（思想汇报日）

根据《江苏省社区服刑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严格管理的社区服刑人员，每两周当面报告一次；普通管理、宽松管理的社区服刑人员，每月当面报告一次，当面报告时，应当提交书面材料。在实施结构化监管之前，对社区服刑人员的要求就是严格管理的社区服刑人员，每两周当面报告一次，普通管理、宽松管理的社区服刑人员，每月当面报告一次。虽然司法所相对确定了思想汇报日，但社区服刑人员往往不能执行，社区服刑人员都是根据自己工作生活情况自行安排，甚至我们在工作中发现二次报告相隔的时间很短，社区服刑人员往往是应付了事，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而司法所还需要每天都安排工作人员等候社区服刑人员上门谈话，根据各人情况不同，面谈时间从5分钟到2个小时不等，按照每个月22个工作日算，平均每天进行面谈1-人次。使司法所工作人员常常处于疲于应付的状态。

结构化监管的做法：在时间的安排上。根据各司法所实际情况确定面谈需要的天数和具体日期，一般在10号以后安排。大市口街道司法所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确定每月18-22日作为面谈日，每天安排8名社区服刑人员进行面谈，由司法所和社区服刑人员共同确定名单和日期。日期一旦确定不再变动，如遇双休日冲突则司法所安排调休。如果与端午、中秋、春节等节假日冲突，司法所临时调整。司法所每次面谈时间为20分钟，人员力量充足的可以适当延长，但一旦确定则不能随意调整。如社区服刑人员有重要问题要谈，或是执法人员觉得有重要问题谈，时间不够，另外专门安排时间。在内容的设置上。面谈前，司法所工作人员要认真翻阅社区服刑人员档案，做到面谈对象的情况掌握清、现实表现明。面谈时，社区服刑人员须提交书面汇报，司法所在面谈中要解析社区服刑人员月度考核情况，点评书面汇报的内容，核查教育学习时间的落实情况，询问当月其参加工作、学习、生活、家庭、交往等方面的情况，并从指出问题、肯定优点、正面引导等方面进行面谈小结。面谈后，司法所要及时完善记录归档。有条件的司法所要设置专门的候谈室，社区服刑人员候谈时可以安排学习，计入教育学习时间。同时司法所与心理矫治志愿者做好衔接，可以结合面谈日安排心理矫治日，为有需要的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心理矫治。在特殊情况的处理上。如面谈日因紧急情况（如解矫宣告，处理突发事件、病假、事假等）致司法所无法安 排人员进行面谈，提前报辖市区局临时调度人员进行面谈。

实施结构化监管后，各司法所根据本所在矫人员数量等具体情况，确定每月固定的3—5个工作日为面谈日，每名社区服刑人员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定具体日期，其选定的日期一旦确定在矫正期间不得更改。对于普通管理、宽松管理的社区服刑人员思想汇报日即面谈日，严格管理的社区服刑人员除面谈日以外，还要再选择一次书面思想汇报日。每月用于面谈的工作时间从22个工作日精简为5个工作日，不再需要每个工作日都安排专人等候社区服刑人员前来谈话，节约了工作力量。由于人员日期的确定，不会出现较大的工作空挡或者集中排队等候谈话的情况，使面谈工作更有计划性，便于工作人员提前熟悉社区服刑人员的情况，加强面谈的针对性，同时也有利于科学安排心理矫治的日期。面谈时间由原来的5分钟至2个小时，统一为20分钟，且面谈内容有了固定的框架，减少了执法的随意性和差异性。

（三）社区服务日

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劳动能力的社区矫正人员应当参加社区服务，修复社会关系，培养社会责任感、集体观念和纪律意识。社区矫正人员每月参加社区服务时间不少于八小时。这样司法所应每月安排八个小时的工作量，一般分2个半天。但由于社区服刑人员工作时间的制约，大约每月有30%-40%的人员不能每次都按时参加集中社区服务，需要司法所另行安排，造成司法所工作量巨大且繁杂，牵扯了很大一部分 工作精力。

结构化监管的做法：在内容设置上。要求社区服刑人员可以选定不少于8小时的社区服务内容，也可以选择社区服务项目。司法所必须确定社区服务日的具体日期，一般每月设置三个时段，每个时段设定半天的时间，时长为4小时，社区服刑人员需选择不少于8小时。服务项目的设置需不少于8小时的工作量。选择社区服务项目的，除了委托考核外，执法人员需经常性抽查项目完成情况。考核情况及抽查情况需归入档案。在组织实施上。社区服务可以在社区矫正基地安排，也可以指定报到地点，临时指定服务内容。要求司法所在规定时间段需要负责登记登记到达和离开时间，并监督社区服务质量。无论是服务还是项目，都必须注意安全，并为社区服刑人员力所能及。

大市口街道司法所绝大多数社区服刑人员都选择了社区服务项目的形式，司法所只需安排好社区服务项目，核定好工作量并进行定期督查和考核，不必再费尽心思安排大工作量的社区服务场地和项目，减轻了工作压力，同时确保了监管措施落实到位，保证了执法效果，也规避了职业风险。社区服刑人员普遍反映这种方式帮助他们解决了参加社区服务与工作之间的矛盾，不但使他们能够确保社区服务任务的完成，也为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创造了条件。

（四）教育学习日

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社区矫正人 员应当参加公共道德、法律常识、时事政策等教育学习活动，增强法制观念、道德素质和悔罪自新意识。社区矫正人员每月参加教育学习时间不少于八小时。司法所每月需至少安排一次集中教育学习，提前两天通知社区服刑人员。剩余学时由社区服刑人员自行安排，在电话汇报或当面汇报时报告给司法所进行记录。

结构化监管的做法：在时间安排上。大市口街道司法所确定每月15日下午为集中教育日，组织所有社区服刑人员参加学习教育，计3个学时，剩余学时统一组织或者指定学习内容，规定学习时间，总学时不少于8小时，指定学习完成情况需在书面汇报中反映，面谈时核查。在组织实施上。凡司法所指定参加的教育学习活动，都需明确学时。面谈、个别谈话、心理矫治可计入教育学习时间。组织集中教育时，司法所应当充分利用司法资源、行政资源、社会资源、矫正再生资源，丰富形式和内容。

固定的集中教育学习日期使社区服刑人员能够提前安排工作生活时间，确保集中教育学习的出席率。大市口街道司法所在结构化监管试行以后，每月的集中教育缺席率从以前的40%-60%减少到不超过10%，大大提升了教育学习的效果，确保了监管措施的落实到位。

（五）每天监控移动定位监管情况

司法所工作人员每天应当坚持登录移动定位监管系统，查看社区服刑人员定位监管情况，对出现的异常情况应当及时处理并按要求上报。司法所除按结构化监管机制的要求落实日常监管措施外，其余时间应当用来对重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走访，加强对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分开监管，开展社区矫正适用前的社会调查，对矫正人员进行风险评估，完善社区矫正工作档案和系统录入，进行入、解矫宣告，动员各种资源开展适应性帮扶等活动。

三、实施结构化监管机制的优越性

结构化监管机制通过确定监管措施的日期、时间、内容等要素，为监管措施的落实制定了一套规范的标准，使得各司法所在实施监管措施的时候能够杜绝随意性，减少差异性，确保监管质量。

一是日期确定。电话汇报、面谈、社区服务、集中教育学习都设在每月固定的日期。日期的确定一方面便于司法所安排工作日程，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便于社区服刑人员提前安排好生活和工作，能够更好地履行社区矫正义务，更好地树立起在刑在矫意识。

二是时间确定。电话汇报定在3分钟左右，面谈时间定在20分钟。时间的确定有利于提高监管措施的落实程度，避免司法所在实施监管措施的时候流于形式、敷衍了事。

三是内容确定。电话汇报、面谈都制定了规范的内容和模式，避免了各司法所因为认识和工作水平上的差距而造成监管措施具体实施时差异过大的问题，保证了监管措施的落实质量。

四、实施结构化监管机制的成效 自我区2013年9月份试行结构化监管机制以来，我区二级社区矫正机构的监管措施更加扎实有力，确保了社区矫正监管安全；试行结构化监管机制，优化配置了社区矫正工作力量，科学规范了监管措施，有力提升了执法水平，有效控制了职业风险，为司法所依法规范实施社区矫正提供了一计良策。结构化监管机制的试行，助推社区矫正体制性问题得到一定的解决，保障了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

实行结构化监管可以进一步严格刑罚执行，完善监管机制，规范执法程序，强化教育矫正，提升社区矫正执法水平。结构化监管机制的全面推行，能在有效控制职业风险、推进队伍落实的基础上，集约矫正资源，树立执法权威，全面提升我区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的能力，能促使社区服刑人员强化在刑在矫意识，有效地预防和减少脱管、漏管和因监管不力导致的重新犯罪案件的发生。

下一步，我们将在全面推行社区矫正结构化监管机制的基础上，重点推进结构化监管机制规范化、常态化运行。充分发挥社区矫正结构化监管在化解基层职业风险，规范、准确地引导司法所工作人员依法履行公职，强化社区服刑人员在刑在矫意识的作用。对不符合结构化监管实施要求的要立即纠正。对在实施结构化监管机制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确保结构化监管机制规范运行。加大督查力度。区矫正办每月对结构化监管机制的落实情况进行抽查，及时总结经验，通 报问题，推动工作落实。加大宣传力度。认真总结实施结构化监管机制的好经验、好做法，充分利用社会媒体充分宣传推行结构化监管机制出现的新成效、新面貌，使结构化监管机制真正成为我区社区矫正工作的一个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