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世界一流大学我们最缺什么

第一篇：构建世界一流大学我们最缺什么

构建世界一流大学，我们最缺什么？

王义遒

近日读到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流大学，卓越校长——麻省理工学院与研究型大学的作用》一书，颇有感触。该书是1990至2004年间任麻省理工学院（MIT）校长的查尔斯•维斯特13个校长年度报告的汇集。维斯特是美国很有影响的一位大学校长，学术界赞誉不绝，如“模范大学校长”，“一位富于创新精神的大学校长”，“一位富于想象与灵感，敢于直面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而又充满活力的思想家”„„不一而足。美国大学校长年度报告是校长的办学治校理念、思路和方略的集中反映，因此，这个汇集是了解MIT如何成为并长期保持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钥匙，对我国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无疑有极大的借鉴价值。

与我国一些正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的办学治校方略不同，维斯特的治校思路完全不是仅仅从MIT出发的。他到校近一年才发布的就职演说，取名为“MIT：塑造未来”，就明确宣布：“大学应该冲破学校藩篱，致力于推动世界变革”。在这篇演说中他从全球时代的视野描绘了美国的变化，从而“有目的地引导院校自身发展”，确定“面向未来的MIT教育”的任务。他申明：“MIT从属并服务于美国”，以政治家的抱负，试图通过MIT来寻求塑造美国的未来，世界的未来。这样，他高屋建瓴，一下子把建设一流大学的任务与建设一流国家，甚至构建明天世界这样的重大任务联系起来了。正像美国工程院前院长，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前主席和首席执行官诺曼•奥古斯丁在文集“前言”中所说，文集“对于曾经遭遇的MIT主要内部挑战几乎略而不谈，而是把焦点集中在学术、科学和技术领域，事实上也是整个国家与世界面临的更广泛的政策议题上，使得这些难题看来容易些，进而显得有可能驾驭”。时下我们常常听到有用“大手笔”来形容的一件宏伟计划或卓越项目的，这就是“大手笔”！它是以视野的高阔和战略目标的宏远来奠基的。

MIT当然不是一所综合性大学。维斯特也没有企图使她成为综合性大学。但是，维斯特意识到，当前全球问题和美国面临的挑战与机会，包括环境恶化、知识经济、信息社会、世界成为地球村等等，恰恰都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结果，“解铃还需系铃人”，问题的解决也必须依赖于科技。MIT曾经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对国家政治经济决策，乃至对全球发生过重大影响，她所靠的是科技。MIT要继续引领美国的发展，就要在对国家经济政治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领域发挥领军作用，由此他勾勒出MIT学科建设的蓝图，把研究工作的重点放在“三O”上，即info、bio和nano(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上。但是，“今天，科学与技术、文化和政策、工业和政府、生产与沟通前所未有地交织在一起。„„科技实践者也需要将工作其中的世界有更深刻的认识”。因此，MIT要进一步把基础科学融入到工程教育与实践中去，在管理（其斯隆管理学院在商界的声誉如日中天）、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上，努力达到平衡，使其以小而精、具有特色著称于世（其建筑设计要展现人类最高的文化艺术洞察力）；同时要在数学、物理和生命科学之间达成平衡。

科学技术一方面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带来众多的问题。美国社会正在发生重要变化：日益多元化、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青年对科学技术缺乏热情、政府与企业对基础研究的兴趣与支持削减（美国政府取消支持超导超级对撞机、拒绝核聚变项目），如此等等。这些问题既威胁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对MIT的运行造成重要影响。维斯特从维系国家发展命脉的视角出发，一方面积极促进MIT的变革，如保证少数族裔和妇女进入大学和在其中发挥作用等；另一方面，MIT利用自己的创造才能与完成重大项目的能力使美国继续保有其经济的竞争力，同时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促使政府改

变政策，重树美国的科技信心。维斯特坚信：“教育实力是经济和社会繁荣的先决条件。教育能推动国家进步；未来属于理解这一点的人们”。

维斯特当然感受到时代变化与美国政府政策变化给MIT造成的困难，诸如基础研究经费的削减、在给予学生助学金政策上的混乱等，在处理这些问题上，以及在处理教师中教学与研究的矛盾，允许MIT约2000门课件可以免费提供全世界使用而不管知识产权的诉求等问题上，维斯特表现了他独特的、高瞻远瞩的见识、胆识与决策能力。他一方面与政府据理力争，并使MIT实际上获得了大量财政收入，包括60多亿美元的捐赠；另一方面，他坚持“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与科学研究的奇妙结合”是造成世界最佳学府的基础，“本科课程与教育构成学校的核心，是使我们在全国和世界上居于领导地位的关键所在”。他要求一年级学生住校，以增强他们的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在学术上尽早融入MIT；在多元化时代，他强调要实行“兼容并包”，但同时又必须“凝聚共识”；他要求教师对学生负有集体责任，不仅要在课堂上给学生以教育，还要言传身教，在课余以自己的行动给学生作榜样，对教师课余兼职也作了严格的规定。他充分认识新时代学术界、企业与政府角色的演变，要求MIT的教育引领工程与管理的变革，并在校内成立了工业关系委员会，环境委员会等组织，以加强与企业界的联系，协调处理一些新关系；他还要求学校管理也要适应新形势，讲究效率与效益。这些都显示维斯特的与众不同。

和我们一些大学校长热衷于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指标体系不同。在这本书中，你找不到对大学“指标”的描述。我不否认，研究一下“世界一流大学”的定量指标体系并非完全没有必要。但是，如果我们在建设一流大学过程中把这种指标看成是什么衡量大学水平的绝对标准，忘记了国家、甚至世界在前进道路上所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就会“丢了西瓜，捡了芝麻”，与真正建成一流大学南辕北撤。我始终认为，一流大学之所以成为一流大学，就在于他在使国家成为一流强国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发展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了。但是，中国要真正成为世界一流经济、科技、文化强国，不仅在总量上，而且在人均上，都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我们面临大量我们自己和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从未遇到过的问题，如13亿人口、8亿农民（或“三农问题”）、地区差别、发展与资源矛盾、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同时，还要处理中国崛起与世界的关系、如何把中国文化融合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使之发扬光大等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前人从未解决过的，是现有发达国家从未遇到过，因而无从借鉴的，需要我们发挥创造性，从经济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上，从政治的民主、自由和法制建设上，从文化的多元包容和继承出新上，在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上，我们都需要不仅在思想、理论、观念和体制上，而且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层面上的创新。我们中国人将会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并将给世界以重大影响。大学在这里应该起到引领的作用。

说到“大学引领社会”，有人总认为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认为这是党和政府的事，要大学来承担是“超权”。所谓“引领”，当然不是政治领导。大学的引领作用，首先表现在他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应当是未来社会的领袖人物，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其次，大学应当提出领导时代潮流的创新的思想、理论和观念，有助于解决国家前进中的重大问题，引领时代进步潮流；第三，在科学技术上有重大创造发明，能促使科技、经济发生重要变革，能引导、开拓科学走向崭新的前景。教育是面向未来社会的，是为下一代人的，大学不能做到这样的要求，怎么能说是“一流”？

正因为这样，一流大学要求其校长应该是洞察社会问题症结、深谙其诊治纲要的政治家，对社会前途富于想象力与充满前瞻的思想家。这就是我们从本书学到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主要的道理。国家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但需要在确定校长的使命和职责，在遴选校长中真正贯彻实施。对于争取成为一流大学的校长则需要自觉，尽管很多事情不是他本身所能掌控的，但至少有没有这样一种意识是大学能不能成为“一流”的关键！

第二篇：我们向世界一流大学学什么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一番改革发展的大潮，进入了内涵式发展、提高的阶段。大学人，特别是高教的领军人物都在思考什么是内涵式发展，当下要做的重要工作有哪些？记者日前就此话题走访了哈工大王树国校长。

我们向世界一流大学学什么

——访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教授

■本报记者 陈宝泉

一流大学看重的是学生的基本素质，比如诚信、奉献

王树国（以下简称王）：我觉得内涵式发展最重要的是大学文化的建设。我当了这些年的大学校长，越来越觉得大学精神、大学文化、价值环境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思索，要做的工作还真是很多。我们高等教育经历了这一轮大发展，应该进入内涵提高的阶段。我们这些进入“985工程”的大学、进入“211工程”的大学不应该还停留在为了出几位院士、出多少成果、得了什么奖而沾沾自喜的阶段。我们必须把眼光转向世界，反思一下我们和世界一流大学之间有什么差距。

过去我们在“硬”实力上与人家相比差距较大，要迎头赶上。现在我们在这些方面有了一定的提高，重要的是要在“软”实力方面多动些脑筋。我们都知道牛津、剑桥、哈佛、斯坦福是世界一流大学。那么他们的优势在哪里？很多人都会说他们出过很多名人，他们的毕业生当中出了那么多总统、首相、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企业家。那么他们为什么能出那么多的杰出人才？是因为他们的名教授多？实验室设备好？经费充足？这些都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我看关键是大师成长的环境，是这些名校的传统、文化与信念，主张对于新的知识不懈的追求，自主发明创造，等等。这些学校的共同点是什么？我认为他们都看重学生基本素质的提高，比如诚信，比如奉献。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曾听人介绍，比较中美名牌大学，明显的差异之一是研究生读书的目的。中国学生读研多数是为了谋生，读到博士仍有人是为了就业；美国学生读研是出于兴趣。现在看来说兴趣不够准确，应该说是为了追求，为了志趣，或是志向。

王：二者间主要是索取与奉献的差别。你所说的谋生或者就业，其实质还是谋取好的职位，看重的是收入、地位这些东西；而追求志趣就不同了，是通过对某个学科的毕生钻研来实现对于社会、对于人类的贡献。“站在谋求人类福祉的前沿”。

记：这也和社会意识有关。评价一个大学毕业生的价值，中国人仍然是看能否尽快谋得一份现成的好工作。在一些工业国家，人们对此的评判是走出校门后能否尽快自主创业。好的毕业生应该能尽快为别人创造就业机会。

王：转变这种观念要从大学开始，从重点大学、名牌大学开始。从文化上、价值取向上引领社会本应是这些大学的重要义务之一。社会上总有人搞什么“名校排行榜”、“名校毕业生薪酬排行榜”之类的东西。我们暂且不论他们根据什么搞这种排行，用的是什么方法，有没有充分的统计依据，就从价值取向上判断，也可以看出这是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相悖的。大学不要受这些东西的影响。你控制不了它就不要在意它，不要被这种东西所左右。

再有，作为大学校长，你要关注大学精神、大学文化和师生员工总体的价值取向。有个毕业生给我写信，说是上学四年一直都很受用，但是颁发学位仪式组织得不认真，不够庄重，给自己留下了终生遗憾。

记：我曾在一所名牌大学看到过，授学位时有的男生穿着短裤、拖鞋就去了，从背后一看很不雅。

王：这封信给我的震动很大，于是我要求各院系，对于学位授予仪式要精心准备，提出要求。校领导都要到场，给自己的学生一位一位地履行仪式。要体现出大学人的价值观，体现出师生间、母校与毕业生之间的尊重、爱戴、祝愿等等情愫。

还有一次在威海分校开会。我看到会场在大白天拉着窗帘，开着灯。我马上招呼大家把窗帘打开，关上灯。大学在当地应该是首善之区，大学人的思维与行为必须践行先进文化。现在节能减排、珍惜资源已经是世界主流文化，你怎能毫无意识呢？听说威海分校现在特别注重校园的节能减排，人走灯灭。

哈工大的一位学生，由于自身是稀缺血型，所以医院遇到情况就打电话找他献血，他也是有求必应。在校几年下来共献血15000毫升，可他从来不和别人说起这事。还有马祖光教授，出国期间把补助都买成仪器资料带回来。对于这些高尚行为，当校长的都要了解，要在学校里大力弘扬，不能看成仅仅是思政部门的事。

大学必须保证培养质量否则没有返修的余地

记：在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方面，您也有很多思考和见解。

王：我先说说质量与数量之间的关系。大学生的培养质量必须有一定条件保证，毕业生不像产品，出了瑕疵没有返修的余地。因此我们坚持师生比不能超过1∶12，尽管我们高校现行的拨款政策是按在校生规模计算。

记：我在和一些学者讨论研究生培养质量时曾提出过一个观点，即研究生必须是手工培养，而不能是批量生产。

王：本科生的培养也有类似的问题。因此哈工大正在试行给本科生配导师。这是复合材料专业的杜院士开创的。从二年级开始，本科生也有机会随导师听一两次学术会议，有机会到导师的实验室里看看读研的师兄们正在从事的航天材料高端科研项目。从本科生阶段培养学生的专业志趣，这对于培养一流人才很重要。我去欧洲有幸接触了丁肇中先生。丁先生给我介绍了他的治学路程。丁先生刚出国时考取的是机械工程专业，他自己并不喜欢，不擅长制图。他最想读的是实验物理。他找到物理学导师去问，答复是可以转专业，但几门关键课程的考试必须能打“A”。丁先生说自己就拼命干了半年，得了几个“A”，走上了毕生孜孜以求的治学之路。

培养高水平工程人才除了价值取向和操守外，还要注重实践环节。哈工大在硕士生的培养方面正在试行三种模式。这是依据硕士生们的发展要求而定的。硕士生在发展上一般有三种诉求，一是去企业，二是继续考研读博，三是献身事业，做大学问。这样就要求我们在培养模式上有不同的侧重，有偏重于工程能力的，有偏重于学术能力的。因此我们的培养模式

一是与企业联合培养。我们遴选了14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结成校企联盟，要求对方有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有高端技术装备，有稳定的具有高技术含量的科研课题。二是在校内培养，跟着导师做国家、部委的大课题。三是与国外知名大学联合培养。你知道哪种最成功？第一种模式，与企业联合培养最成功。

通过这种模式我们知道了企业对人才的渴求出乎我们的想象。选准课题后，我们的学生就进入他们的团队，进入岗位，很快就进入角色。有的还当了小组长，领取一份不薄的工资。学生们在企业里融入企业的运作，领会团队精神，感受企业文化，成长很快，给人以一下子长大成人的印象。他们在专业上的收获也很可观，校学术委员会对这部分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的评价是：总体水平不低于在校内跟着导师做大课题那部分同学。这些学生还没毕业，就被企业预订了，他们也成为企业与学校的桥梁。

循序开放育人环境

记：在育人的思路、学校内外的育人环境方面您还有什么思考？

王：我经常思索的是，如何把社会教育的因子引入高等教育，而不是把校园封闭起来。我去法国访问，去看我们派去留学的学生，问他们，在法国学习与在国内上学时有什么不同。他们回答说毕业实习很不一样。我们国内的工科类大学学生的毕业实习多半是在校内做，或是以校内为主，顶多老师给个真题做做，还有很多就是做模拟项目。而在法国就不是这样。法国工科大学生在最后一个学期做毕业实习，首先是学生自己去企业找项目，就和找工作差不多。然后是选一份好的做下去，期末时拿回来的有工作合同、月薪和一份实践报告、一份评语。这么做要用到很多素质、能力，这些素质、能力都是一个工程师所必需的。我们也考虑向人家学习，但是国内有些条件不具备，或者说环境不允许，实习单位还得由老师去找，去选择，由学校联系，老师带队去。我们现在就要作出努力，改变这种情况。

在生活上也是。我去法国留学最开始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去找房子，当时有点犯难，觉得还是国内好，不必为这些事耗时分心，可是还得硬着头皮去找。等找了一圈下来才明白，这是接触社会最好的方式之一。法国大学的食堂只管中午饭，早晚饭要由学生自己解决。有的学生嫌做饭麻烦，晚饭就去买个汉堡包解决了。大学生作为成年人，本应该置身于社会之中。但是我们目前的办学方式把学生与社会的许多联系都截断了。

法国大学是引入社会企业来开办学生食堂，政府给企业减免，食堂在价格上给学生以优惠。这种优惠教师得不到。学校规定教师不得在学生食堂用餐，或者付出比学生高一倍以上的价格。有什么问题由政府与企业协商解决。虽然学生只享受一顿饭的方便与优惠，但还是感谢政府。我们高校的做法是把学生的生活都包下来，食宿、安全的责任都由学校承担。从某个角度看，是把学生当成未成年人来照顾。这样在某些方面不利于学生的成长。

记：我在南方听到过高校后勤部门的一些意见。他们说沿袭计划体制的全部包下来的环境，难以培养出能适应市场环境的学生来。但是这种环境的改变要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大学办社会转向社会办大学在我们国家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现在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其步伐、方式要受不同地域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要不断探讨，积极努力。

能否引入企业评价机制

记：在治学治校，比如匡正学风方面，您也是有整体思考的？

王：我以前对于评估、评比发表过不少言论。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改进的建议，谈谈大学在这些方面的责任。比如评估，可不可以分类指导？像进入“985工程”这一层面的大学，与那些经历体制改革不久，办学思路尚不成熟，硬件、软件都在完善过程中的学校不要用一套模式来评估。对于国内这一层高水平大学，一流大学，可不可以引入企业评价，引入用人单位的评价？居同一层次的大学，抽人组成专家组相互评估的方式值得推敲。比如让我去参加清华的评估我就不敢去。从某个意义上讲大家都是运动员，又都有机会当裁判，这就很难做到客观公正，不如请企业，请用人单位来当裁判。在香港，某年内地一所高校在当地就业的毕业生超过100人，它的劳工部门过一段时间就要去各个用人单位作调查，问得很细。在应对评估的态度上，大学也要端正态度。接受评估要严肃认真，但是过犹不及，要有从容淡定的心态。好的评价来自科学的办学方略，来自平时严谨求实的管理。急来抱佛脚就难免出问题，那就有违大学精神，甚至斯文扫地了。

记：我有一次出差，在机场看到当地一所名牌大学的人为迎接评估组专家跑到廊桥里打出牌子，感觉真的很不好。

欧美国家在教育需要做较大改革、调整的时候都会大量吸收社会、企业、用人单位的意见，形成了机制，比如若干年一次的全民教育大讨论。发达国家的民众尤其是企业家也有关注教育的自觉，能够提出有价值、有见地的意见、建议。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劳工部门，他们掌握着就业市场的信息。我在十几年前看到过美国劳工部对高校的一份建议，提到当时就业市场对于毕业生素质要求：一是要具有分配财力的意识能力，二是有与人合作的能力，三是搜集使用信息的能力，四是快速理解系统的能力，五是学习、掌握新技术的能力。现在看来，具有这五方面能力的毕业生也是符合我们当前企业、社会需要的。比如能快速理解系统的年轻人，就业后很快就能进入角色，当然受欢迎。

王：我也经常思索这些问题。和校内的同事们探讨，如何调整我们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及手段，提高学生这些方面的素质。我最近给院系的同事们提出一个课题，就是如何加强收集企业对于毕业生情况的反馈，使得我们教育、教学的改进与来自企业的信息能形成一个闭环。现在我们这方面的工作还不够强，这个改进、提高、毕业生在企业里的验证、信息反馈、再改进调整的环节链还封闭不起来。

在匡正学风方面，一方面要大力弘扬正确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也要堵塞漏洞，完善制度。这方面要做的工作也很多。在哈工大，我们一直在强调，发表论文不看数量而要看质量，看你对于学界、对于社会的贡献率。你发表了10篇文章没人看，就不如发表一篇文章有10个人看。国际学术界很看重影响因子，他引率，即你的文章被别人引用的几率有多少。从今年开始，哈工大实行博士生论文“盲审”制度，即请同行专家审阅的博士生论文寄出时不得带有任何个人信息，杜绝那种导师为弟子的论文给熟人打招呼的现象。

教育改革要知难而进

记：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是一脉相承的，高等教育的改革、提升离不开基础教育改革的配合。如果不改变社会用人、用工标准，基础教育阶段应试教育改进缓慢，急功近利的价值

取向还会影响社会，影响高等教育；而高校新生的选拔制度不变又使得中小学教育摆脱不了“高考指挥棒”。对打开这个死结您有什么思考？

王：这的确是个难题。我想现在可以从高校的自主招生试点方面做一点试验，看能不能取得突破。我们考虑过在百分之几的自主招生范围内，在中学推荐的基础上加上综合考评，由专家组票决。在考评前跟学生说清楚，你要是想学工程来哈工大就对了；你要是立志当一名科学家就报别的学校。后来发现事情不那么简单。比如中学推荐上来的学生也是好学生，但不是最好的生源。学校仍然安排那些最好的生源参加高考。中学还是让那些最有把握的学生去冲刺高考，提高升学率，增加考取名校的比率。这样大学招生考综合素质的引领作用就被抵消很多。

总之，教育、考试、升学，牵扯社会公正，牵扯到到千家万户，关乎大政方针，改起来可没那么容易。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难就不去碰它，就不动脑筋，就无所作为。改革开放30年，要总结、要思索的东西很多。你提起的这个题目应该是我们要通盘考虑，逐步、系统地解决的一个重要题目。

《中国教育报》2008年9月11日第9版

第三篇：世界一流大学

世界一流大学

著作孙威《世界一流大学挑战与途径》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年王琪 程莹 刘念才《世界一流大学国家战略与大学实践》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钱理群 高远东 《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论文冯倬琳,刘念才.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战略的特征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13,(第6期).2朱善璐.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步伐[J].中国高等教育,2013,(第6期).3张新培,赵文华.世界一流大学战略联盟的组织管理特征及启示[J].比较教育研究,2013,(第4期).周凌.如何打造世界一流大学[J].看世界,2013,(第15期).陈吉宁.全面提高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J].中国高等教育,2012,(第22期).6希拉姆·拉马克里斯南.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新加坡的经验[J].世界教育信息,2013,(第5期).7郭婧.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会议聚焦世界一流大学建设[J].世界教育信息,2013,(第4期).8刘育光.中国台湾地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政策分析[J].世界职业技术教育,2013,(第2期).9刘春荣,李红宇.“质量”抑或“一流”：从“985工程”透视中国式“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性与竞争性[J].中国高教研究,2012,(第1期).10刘慧梅.休闲价值观与世界一流大学[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第y5期).

第四篇：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缺什么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缺什么

缺少对科研、教学的卓越追求

目前国内顶尖大学在学术、科研、教学等各方面全方位地紧盯世界一流水平的氛围仍不够，许多人安于现状，仅满足于在国内获奖或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论文。此外，同行之间的纯学术交流和批评不多，缺乏在争议中不断精进的文化环境。

缺少全球化视野

我国大学在跟踪世界尖端科学技术和最新思想潮流，借鉴发达国家优秀教学制度和经验，吸纳拥有国际学术背景人才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

缺少宽松环境与平和心态

近年来，针对学校被管得过死，学术、科研、教学等方面缺乏宽松环境和自主政策的现状，众多中国大学不断呼吁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制约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最主要因素是办学体制问题。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对于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政府主管部门应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处理好与大学间的关系，将办学自主权真正放到大学手中，为学校营造出宽松的发展环境。此外，校长们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长期的过程，全社会对于大学发展应抱有平和的心态，少一些急功近利。

“世界一流大学不是一朝一夕就建成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长期而艰巨的过程，需要数代人锲而不舍地付出艰辛的努力。中国的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发展是长期的事业，浮躁、急躁是无法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

第五篇：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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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作者：刘 鹏

来源：《教育与职业·综合版》2010年第07期

近几年，国内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呼声甚高，教育界的众多有识之士都在探索建设一流大学的途径与道路，丁学良先生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代表。丁先生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研究领域涉及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全球化以及大学制度等，但在公众层面上，近年大家对他认识更多的，也许还是他关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论断，其演讲曾被400多家报刊媒体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