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和老舍创作的民族风格

第一篇：赵树理和老舍创作的民族风格

试析赵树理和老舍创作的民族风格

摘 要:在我国现当代文学的优秀作品中,都不同程度的带有民族色彩,其中,赵树理和老舍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作

家,他们创作中的民族风格也最为突出。

关键词:民族风格;创作;赵树理;老舍

一切文学作品都属于一定的民族,但不等于一切文学作品都带有民族风格。在我国现当代文学的优秀作品中,几乎没有一部是不带有民族色彩的,只是有程度的差别。其中,赵树理和老舍创作中的民族风格尤为突出。可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尽管他们的写作对象不同,但从内容到形式都继承并发扬了我国文学创作的优良传统,创立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一、民族风格在创作内容上的体现

民族风格在赵树理和老舍的作品中是通过很多方面反映出来的。如时代气息、民族性格以及民族的风俗习惯等等。

一部作品所描绘的具体生活画面越是与民族一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将越反映出民族生活的历史特点、时代精神,就越富有民族特点和生活本质。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展示了劳动人民反对封建婚姻制度,摆脱封建束缚,掌握自己命运的社会现实,《李有才板话》表现了农民如何逐渐站立起来,打倒恶霸地主、彻底翻身的过程,而《李家庄的变迁》更进一步描写出农民们由觉醒到斗争直到打倒地主取得最后胜利的过程。赵树理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情况下,虽然没有直接描写抗日战争,但有力地起到了配合抗日战争的作用。以后的《三里湾》、《登记》等作品,也都和时代紧密联系,充分表现了时代精神。老舍从1925年开始正式进行创作。最初的作品如《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写的都是中国一般市民的遭遇、梦想、挣扎和相互的倾轧。作品透过这些市民生活,反映了辛亥革命后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老舍没有去写那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没有直接去写上层统治者和外国侵略势力如何残害人民,而是揭开他所最熟悉的城市下层社会的一角,真实地反映了那个黑暗社会的整个面貌,让人们亲眼去看血淋淋的生活现实,《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月牙儿》就是这样的作品。老舍把对危害人民的旧势力、旧制度的批判同唤起民众自身的苏醒联系在一起。到了抗战时期,他把抗击日寇的侵略同唤醒民众从封建的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因袭思想中求得解脱联系了起来。这就是他给抗战后第一部长篇小说题名为《蜕》的原因。老舍一生的创作都是出于一个作家的爱国之心和自觉的社会责任感。无论是小说创作还是戏剧创作,都体现了浓厚的时代气息。

文学的民族风格与民族的题材有着密切关系,但仅仅有了民族题材,也还不能使作品成为真正民族的东西。这就是说,当作家的创作表现了民族性格特征时,那么民族的风格也就会明显地表现出来。赵树理的作品突出地表现出了处于民主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的性格特征。他们是敢于反抗邪恶、心地善良、富有韧性和乐观精神的英雄。小二黑在强大的封建势力迫害下,毫不示弱,充满信心,并喊出“送到那里也不犯法”的话。《李有才板话》中“小字辈”人物,在恶霸地主面前,也表现出他们的机智、勇敢和胆略。这些人物倔强不屈的性格,藐视权贵、敢做敢为的精神,使农民形象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社会发展了,人物的性格也在变化着,《三里湾》中的人物已不同于小二黑、铁锁和小顺了。金生勤勤恳恳为群众服务,在领导群众秋收、扩社、整党、开渠等中心工作中充分表现出他的工作才能和高贵品质。玉生认真钻研、虚心学习,一心想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就更突出。老舍笔下的劳苦人民,写得大多是可爱的。他们都是善良的,具有忍让和宽容的美德。他们没有受到书本上那些陈腐思想的毒害,显得单纯、朴素;他们也承袭了民族传统的文化教养,即千百年来流传在民间的道德信念:讲义气,守信用,保持节操,扶困济危,这些都是构成他们信念的基础。像李四爷、祥子、常二爷、刘棚匠、小福子、长顺、三等巡警等,老舍对这些人物的深刻理解,使他多次在作品里赞美这些朴实的劳动者,但他也看出了他们的种种性格弱点,即旧势力对他们精神上的损害和扭曲,并且深刻地指出这些弱点形成的社会原因,力图揭示特定时期市民性格的变化趋势。

地方色彩有时会透露出民族气魄,而民俗是最能透露广大人民的历史生活的。赵树理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老舍出身于北京城的贫苦市民家庭。他们尝受过痛苦生活和艰辛的滋味。他们长期生活在底层社会中间,就是其中的一员。正因为赵树理和老舍对农村和市井,对农民和底层市民的一切了解得非常深透,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地方色彩渲染得也非常自然、生动。欣赏赵树理和老舍的作品,很容易使我们嗅到山西山区的乡土气味,听到醇厚的京腔京韵。民族风格是渗透于整个文学创作之中的内在因素,作品中如果能描绘出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写出地方的山光水色、社会风俗、生活习惯等等,无疑会突出作品的民族色彩。表现民俗,在赵树理小说的民族风格的创造中起着重要的和显著的作用。《登记》里的罗汉钱、玩龙灯、说媒、走娘家等等,这些民间习俗是通过他所反映的生活和他所创造的形象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的。可以说,离开了赵树理所创作的生活图画和人物形象就无所谓民俗,反过来说,离开了民俗,赵树理也就难以说他的故事和创造他的形象。没有阴阳八卦、黄道黑道的描写就没有二诸葛,没有摆香案、头顶红布装扮天神的描写就没有三仙姑,没有罗汉钱就串连不起来小飞蛾和艾艾的故事,没有端着碗出来吃饭的描写,《李有才板话》和《“锻炼锻炼”》的情节就得重新安排。赵树理对于民俗的描写是自然而巧妙的,民俗对于赵树理小说生活化、形象化、群众化、民族化的作用是显著而重大的。而京味是老舍市井题材小说的独特风格。老舍笔下的北京城是相当真实的,山水名胜古迹胡同店铺基本上都用真名,共有240多个。北海是写得次数最多的一个地方。京味不仅是北京的风景气候,更是红墙绿瓦包围着的城池中北京人特有的情态风味,以及人们所感受到的京城的文化意味。老舍长于描绘在北京独有的大杂院、茶摊、庙会、书场、车厂子、白房子、商行里发生的人与人的纠葛,善于从一包红枣,一小盒杏仁粉,一尊兔儿爷,一碗酸豆汁中去体味北京人特殊的文化心态。老舍精心找寻的是生活于北京市井之间满汉相兼的“老”北京人的气质,他将景物、风俗与活动于其中的北京市民的心态联系起来。仅从中秋节送来送去的那包早已过期的食品中,便可窥见北京小市民在谦恭礼让背后的敷衍和虚伪。而那些旗人后代在逛鸟、品茶、唱戏的闲情中所显现的耗财买脸、盛气凌人,更足以说明北京人“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的死要面子的臭毛病。老舍的许多作品从各个侧面逼真而

又生动地展现了北京小市民在文化古城的氛围中生成的特有的情态及其性格趋势,描绘出一幅幅色彩鲜明的现代北京的“清明上河图”。赵树理和老舍作品中这些民俗和细节的描写,使我们觉得非常亲切、真实,透过它看到了我们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祖国的自然风光,从而激起了我们民族的自豪感。

二、民族风格在创作形式上的体现

一个民族的群众语言总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大众风格,赵树理和老舍的文学语言都是经过锤炼加工的人民大众的口语。他们作品的民族风格,首先是通过他们的语言表现出来的。赵树理以劳动人民的口语为基本成份,吸收了说书人口中一些活的词汇和现代汉语的一些新词汇,把它们熔于一炉,炼出非常纯粹的群众语言,这就是他自己的独特风格的语言:通俗化、口语化。不但作品中人物的语言如此,就是作者的叙述、描写也是如此。它们是从劳动人民的口语中提炼出来的,非常平易、朴素,而且纯洁、生动,毫无知识分子的腔调。另外,赵树理的语言非常轻松、活泼、幽默,风趣横生。这种特色我们在群众聊天时可以听到,在古典小说和民间故事中也屡见不鲜。如《传家宝》中小娥的丈夫对小娥说:“你不用和稀泥!”这里的“和稀泥”既通俗又形象,意思也表达得透彻。《老定额》中写大家在公共食堂吃饭,喜欢“自由碰座”,既确切又简练。人民群众的口语,经过赵树理的提炼,无论是描情写景,还是绘影传神,都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他很少使用方言、俏皮话、歇后语等,只凭那些平实朴素的语言却能把思想传达得十分精确,把形象描绘得非常逼真。而老舍则巧妙地运用市井流传的京腔土语来创造他的小说中独特的京味。他精选那些形象性强又朗朗上口的方言土语,如“差不离”、“套近乎”、“吃不了兜着走”、“扯闲盘”、“喝猫尿”、“阴死巴活”、“贫嘴恶舌”等以增加文学语言的生动、幽默。选择适当的歇后语如“吊死鬼说媒,白饶舌”,“蛤蟆垫桌腿,死挨”等,使小说文字更加活泼。此外,他还选用了北京地区特有的儿话音如“叫真儿”、“抠门儿”、“事由儿”、“压根儿没完”等表现北京市民口语的圆润和油滑。老舍的语言妙语连珠,变幻多端,但万变不离其宗———京味。正是这种京味儿语言塑造了活生生的京味儿人物,体现了老舍语言的民族特色。

民族风格的形式不仅仅是语言问题,在作品的艺术表现手法上,赵树理和老舍也具有非常浓厚的民族特色。赵树理作品的表现手法完全是从传统小说、评书的结构方法中演化出来的。具体地说,他的小说总是有很强的故事性,情节连贯,有头有尾,有的只有一个小故事,有的通篇是个完整的大故事,中间又包含着若干小故事。无论是《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还是《三里湾》都是如此。在情节的发展中,赵树理还运用了《话本》和《评书》等古典小说中常用的“扣子”和“惊人笔”等手段,深深抓住读者的心灵。老舍则是一位吸取了我国传统艺术营养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对于我国的民族文艺和民间文艺非常熟悉,也非常热爱,对传统戏曲和曲艺有独到的见解。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创作了许多“抗战京戏”和宣传抗日的鼓词、坠子、相声和拉洋片词。北京的曲剧这一剧种的产生就和老舍有密切关系。在话剧创作上,他有意识地继承了我国传统戏曲和曲艺的表现方法。中国传统戏曲认为舞台就是演戏的场地,不存在“几堵墙”的观念,让观众被剧情所吸引、所打动,和剧中人物同哭同笑,不完全依靠写实的布景装置,而是依靠了剧情的逼真和表演者的真情实感。他的剧作尽可能在简练的剧情里,表现出复杂纷纭的生活面貌。《茶馆》的“散文式结构”中,无法找到仿制的痕

迹,充分发挥了作家自己的独创精神。我们从老舍的剧本中就可以看出他在话剧创作上大量溶化了戏曲艺术的许多特点,他不受西方话剧三一律、四堵墙的限制,而把话剧舞台同样看作是“演戏”的场地,对于话剧的形式和技巧,他都是从戏剧的主题思想和塑造人物的要求出发来考虑的,因此,他的作品的主题和人物是多种多样的,他的艺术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他的戏剧观是和中国传统艺术的以情感人、以情动人的主张相一致的。所以我们无论读他的小说还是剧本,都感到十分亲切,这不仅是他写的都是我们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在艺术上他同样表现了十分鲜明的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中国传统戏曲历来讲求舞台和表演的形式美,强调艺术的欣赏性。老舍在他的话剧创作中同样吸取了戏曲的这种特点。《茶馆》的布景,就比旧北京的大茶馆要漂亮得多,观众既接受了思想内容的陶冶,又得到了美的享受。舞台人物的衣服色彩也讲究协调。他还要求戏剧语言有节奏感,有韵味,讲究平仄。看老舍的话剧节奏感很强,听他的台词,像欣赏一首好听的音乐。这也是受中国戏曲讲究声韵节奏的影响。

赵树理和老舍是我国杰出的现当代作家,他们的作品,以新颖独创的民族风格,充满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也给我们留下了我们民族引以为自豪的文化遗产。

第二篇：老舍创作生涯

老舍创作生涯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一流作家、世界级语言艺术大师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1899年2月3日出生在一个满族的贫民家庭。他的父亲舒永寿是一名隶属正红旗满洲的守卫皇城的护军；老舍出生的第二年，父亲在与八国联军的巷战中阵亡，老舍幼年时是靠着勤劳、诚朴、讲义气的母亲给人缝洗衣服抚养长大的，母亲是对他施以最初的“生命教育”的第一人。而他得以受教育是得助于乐善好施刘寿锦（1925年出家，号“宗月大师”）代交学费把他送入私塾就读。他自幼广泛接触民间说唱和古典诗词，并热衷慈善事业。1918年6月，老舍以品学兼优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任教于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并兼校长。这时，“五四”运动爆发了，老舍虽没有直接参加却受到很深的教育，影响了他毕生的思想感情和创作。

1924年夏，老舍由燕京大学英籍教授艾温士推荐（那时老舍在燕大旁听英文课）,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讲师，并在第二年创作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随后的长篇《赵子曰》、《二马》也都是在英国完成的》1929年夏他离开英国，途经法、德、意、新加坡，写出了中篇童话小说《小坡的生日》。1930年回国后，老舍受聘于济南齐鲁大学任文学教授兼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1934年又去山东大学文学院任教授。这一段时日中，他创作了长篇小说《离婚》和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如《月牙儿》、《黑白李》等。

1936年至1937年，老舍先后发表了长篇《骆驼祥子》和中篇《我这一辈子》。《骆驼祥子》描写的是老舍所熟悉的北京贫民的生活，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代表了老舍30年代创作的最高峰，并同后来的《四世同堂》一起，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大师级的地位。抗战爆发后，老舍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总务部主任，专心致力于抗战文学的创作。1944年至1947年，老舍创作了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这部小说以沦陷后的北京为背景，以一家祖孙四代为线索，表现了沦陷区人民承受的苦难和不屈不挠的斗争。建国后，老舍主要投入到话剧创作中，《茶馆》、《龙须沟》是其代表作。其中，《茶馆》在国外演出引起轰动，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为老舍赢得了世界级的声誉。1951年，北京市政府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1966年8月24日，老舍不幸逝世，享年六十七岁。

老舍一生共创作小说、诗歌、戏剧、曲艺等作品百余种，约八百万字。代表作有小说《骆驼祥子》和话剧《茶馆》。他的作品被评价为“融平民意识、现代意识、地方特点和执着的人文精神为一体”，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如《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茶馆》、龙须沟》等深受广大读者喜爱。他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的艺术大师，他的作品与矛盾、巴金的长篇创作一起，构成了现代长篇小说艺术的三大高峰。

第三篇：当代社会政治生活对的赵树理创作的影响

当代社会政治生活对的赵树理创作的影响师范学院B11019号韩倩怡赵树理创作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是“山药蛋”派的重要代表作家。他的小说叙事是用日常口语，适合农民去阅读，他的小说从来不以一两个英雄人物为中心，而是平铺直叙的展示群体的农民故事，逼真地写出日常生活细节的过程，仿佛是听一个民间说书人在乡场上讲村里的故事，说到哪个人物，那个人物就成为故事的中心，细细节节的过程很真实地被描述出来。但建国后赵树理的作品就受了当代政治生活的很大影响

当代政治生活对赵树理的影响在《锻炼锻炼》与《小二黑结婚》这两部作品中就有着十分鲜明地体现，两者的创作背景不同，究其主要原因则是受到政治生活的严重影响，因而也造成了两部作品在内容和表达方式上也有着十分大的不同，更在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上也有着十分大的出入。

《小二黑结婚》创作于1943年，当时处于抗日战争阶段，赵树理在山西从事各种文化事务，对于生活充满了激情，对于创作也是同样，他的作品充满希望，熟悉农村生活，贴近农民，而且通俗易懂，是积极向上、新鲜活泼的，乡土气息浓厚，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结局也是皆大欢喜，他的创作风格在《小二黑结婚》这一作品中有着十分鲜明地体现，这部作品是赵树理的成名作，作品主要讲述了小二黑和小芹自由恋爱了，可是遭到了多方的反对。最后小二黑和小芹借着自由之风之先河，有了大团圆结局。作者赋予小二黑和小芹的个性都是很有勇气为自己的谋求幸福的，他们的时代也是可以谋求幸福的，所以哪怕多方反对，小二黑也说“不怕”。讴歌的不单是自由恋爱的胜利，更讴歌了进步战胜落后的真理和农民思想的觉醒，主要描写新旧农民新旧思想的冲突，暗示了中国农民的出路和一个时代的出路。整篇小说详略得当，人物安排和情节描写都驾轻就熟，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为新社会、新政权的胜利谱写了一曲热情的赞歌。也体现了作者对新社会的憧憬。整部作品的几点是喜悦的。

《锻炼锻炼》写于1958年，正是“大跃进”的高潮期间，与农民血肉相连的赵树理不会不敏锐地发现中国农村正处于这“天聋地哑”的前期。1958 年农村“大跃进”运动，出于指导思想违背了农业生产的基本规律、各级领导盲目地夸大农业产量，以迎合好大喜功的国家意志，结果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了生死攸关的严重破坏但是，当时真实的生活是不允许被反映被揭露的，相反，文艺界一方而积极提倡所谓“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另一方面也相应发起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运动，真实描写现实生活的创作非但不可能发表，而且还会给作家带来祸害，所以，当时许多歌颂“大跃进”的文学创作和所谓“民歌”，是对现实生活的歪曲性的描写。赵树理就在这时候发表了短篇小说《锻炼锻炼》。小说开篇就用一个大字报上的文章来引入，着重描写了两个落后的“农业社员”、一个外号叫“小腿疼”、一个叫“吃不饱”，这两个外号似乎暗示了农民劳动积极性低下和生活待遇的低下。合作化以后，农民的土地交了公，劳动也成了集体性的劳动，每天由领导安排具体劳动任务。在劳动力短缺和劳动积极性普遍不高的情况下，不参加劳动的人就会受到严厉批评。小说就从杨副主。小说就从杨副主任如何整治这两个落后农民写起。第一个冲突高潮是杨副主任利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开批判这两个社员，于是引起了“小腿疼”大闹社办公室，但终于被下部利用法律和政权的力量压服。小说的第二个冲突高潮：因为社员出产率低，查原因是一部分落后的群众嫌工分太低，定额太高，还有就是自私自利思想作怪，只愿意拾“**”，不愿意为社里摘棉花。于是杨副主任又想出一个办法，他头—天晚上开社员大会宣布第二天集中拾**，等到第二天本来不愿出工的妇女都上工了，他突然宣布改为集体摘棉花，并批评那些受骗上当的妇女是出于自私的目的才出工的，所以不但必须强迫参加劳动而且还要检讨。小说第三个冲突高潮又回到“小腿疼”等人身上，原来她们以为第二天是拾**，于是就自己单独去拾花，结果变成了“偷棉花”，被当作罪犯接受群众的批斗。作为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赵树理实实在在地写出了农村出现的真实情况。干部就是这样横行霸道地欺侮农民，农民就是这样消极怠工和自私自利，农业社“大跃进”并没有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只能用强制性的手段对付农民，就这样给后人留下了历史的真实性。他只是想反映农村现状是怎样的，作品在通俗的言语中透漏着对于现实状况的不满与失望。

第四篇：沈从文赵树理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苗族，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31年－1933年在山东大学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沈从文1988年病逝于北京。生平年表(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

1902年生于湖南凤凰县一个贫苦之家，学名岳焕，乳名茂林，字崇文。1917年参加湘西靖国联军第二军游击第一支队，驻防辰州（沅陵）。

1918年自家乡小学毕业后，随当地土著部队流徙于湘、川、黔边境与沅水流域一带，后正式参军。

1922年在五四思潮吸引下到北京，升学未成，在郁达夫、徐志摩等鼓励下自学写作。

1923年去北京。报考燕京大学国文班，未被录取。在北京大学旁听。

1924年开始在《晨报副刊》发表作品，接着又在《现在评论》、《小说月报》上发表。

1928年从北京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筹办《红黑》杂志和出版社。

1929年去吴淞中国公学任教，爱上女学生张兆和。这时期的作品集为《鸭子》、《旅店及其他》等。

1930年后赴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前身）执教，到抗战前，出版了20多个作品集，有《石子船》、《虎雏》、《月下小景》、《八骏图》等。

1931年陪同丁玲营救胡也频未果，护送丁玲母子回湖南。

1931年至1933年在国立山东大学任文学院讲师；

1933年9月9日，与张兆和结婚。同月23日，与杨振声合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创作《边城》。

1938年春，到昆明，继续与杨振声编选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1月，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

1948年开始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同年，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文物研究。

1949年后，长期从事文物研究工作。

1950年因承受不了政治压力而自杀，获救。

1960年发表《龙凤艺术》等文。

1969年去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

1978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980年偕夫人张兆和赴美探亲讲学。

1981年出版了历时15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1983年突患脑血栓，住院治疗。

1984年大病一场。抢救脱险后，说话、行动更加不便。1988年5月10日下午，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去世。文学创作：

沈从文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15岁随军外出，曾做过上士，后来以书记名义随大军在边境剿匪，又当过城区屠宰税务员。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接触新文学后，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散文集《湘行散记》。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30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街》《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沈从文由于其的创作风格的独特，在中国文坛中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

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和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沈从文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

中篇小说《边城》是他的代表作，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表现人性美最突出的作品，通过湘西儿女翠翠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反映出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凉的人生，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

沈从文先生墓碑，采天然五彩石，状如云茹，高2．8米，宽1．9米，厚0.9米，重约6吨。碑石正面，集先生手迹，其文曰：“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为先生姨妹张充和撰联并书，联曰：“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由中央美术学院著名雕塑家刘焕章教授镌。赵树理的小说创作

赵树理（1906年～1970年），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著名小说家、人民艺术家。1925年夏考入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开始写新诗和小说。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解放后先后在《工人日报》《说说唱唱》《曲艺》《人民文学》等刊物工作，1964年回山西工作，兼任中共晋城县委副书记。文革期间遭到残酷迫害，于1970年9月23日含冤去世。他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写出了许多反映农村社会生活、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小说，如《小二黑结婚》（1943）、《李有才板话》（1943）、《李家庄的变迁》（1946）、《福贵》等。全国解放以后，继续深入农村生活，笔耕不辍，驰骋于中国文坛。短篇小说《锻炼锻炼》《登记》、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集），以及《实干家潘永福》、长篇小说《三里湾》（1955）等。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是我国真正熟悉农村、热爱人民的少有的杰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乡土气息浓厚，真实地再现了我国农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有一种新鲜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形成一个俗称“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

家庭、家族和乡里社会的民俗

在《三里湾》第二节里，介绍了王宝全、王金生的居住环境，按东西南北的顺序介绍了窑洞房子及使用习俗。例如西边四孔窑洞的分工是这样的：金生、玉生兄弟俩已娶妻成家，各住一孔。王宝全老两口住一孔。女儿玉梅住一孔，但却是套窑，与父母住的那孔窑相通，有窗无门，进进出出必须经过父母的门。这表明，一方面闺女大了，需和父母分开居住；另一方面又因她未出嫁，要谨防越轨乱礼，和父母的窑洞串在一起，一举一动都可受到父母的监督、约束。在这里，窑洞已不是简单的物质客体，而是寄寓了传统的民俗心理，成为一种综合的文化现象。

赵树理照片集锦(4张)《三里湾》还描写两个旧式大家庭的劳动分工、经济分配、生活管理以及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复杂的关系，揭示了家长权威和旧伦理观念对旧式家庭的影响。《李家庄的变迁》里“吃烙饼”这一晋东南乡里民俗的描写，更富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吃烙饼”的民俗特点是，村里发生了纠纷，由双方当事人请村落的头人、族长或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在吃烙饼的过程中评理，地点设在村子的庙堂里。等评理人作出裁决后，输了的一方要承担责任并付给吃烙饼的费用。小说中写农民张铁锁与村长李如珍的侄儿发生纠纷，村长武断地评张铁锁输理，霸占了张铁锁的土地，并让他付出吃烙饼的费用。张铁锁回家后气愤之下说了几句过头话，被村长的人听到，就把他们夫妇锒铛入狱，最后赔了土地与房产，才了结此难。作品深刻揭露了集神权、政权于一身的封建势力代理人，依靠军阀统治者支持，对劳动人民残酷的压迫。恋爱婚姻习俗

赵树理的小说中有大量恋爱婚姻习俗描写，借以反映农民生活思想面貌和时代精神。《小二黑结婚》里的三仙姑，30年代嫁给于福时，刚刚15岁，是前后庄第一个俊俏的媳妇。但是在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影响下，渐渐成了一个装神弄鬼、争艳卖俏的女人。她“虽然已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褪上仍要镶边”，每天都要涂脂抹粉，乔装打扮一番。作者活画出了一个病态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买卖婚姻带来的恶果。《登记》里的小飞蛾本来已有个相好的叫保安，可是父母却把她嫁给了张木匠。她虽然极不情愿，可还得按照传统婚俗顶着红头盖，吹吹打打被抬到婆家，任青年小伙子闹新房，照惯例在大年初一由两个妇女搀着到各家磕头、拜年，带丈夫“回娘家”。后来因和保安交换了爱情信物，而被张木匠毒打，婆婆和邻里也认为她“名声不正”。小飞蛾的婚姻悲剧，也是由封建礼教造成的。《邪不压正》则表现了妇女对以势压人的不合理婚姻的反抗，反映了当时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时代的变迁。《登记》中的“罗汉钱”，是小飞蛾和艾艾母女两代人都曾用过的爱情信物，也是晋东南特有的习俗，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民间文艺表现手法的运用

赵树理成功地借鉴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设环扣，引人入胜，使情节既一气贯通，又起伏多变。语言运用上，大量提炼晋东南地区的群众口语，通俗浅近而又极富表现力，使小说表现出一种“本色美”。

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

最早版本的解放前新文学红色经典精品《小二黑结婚》，书上有彭德怀一生唯一一次为一部文学作品的题词。这本《小二黑结婚》只有薄薄的22页，土纸铅印本，封面主体色调为米黄色，正上方是小二黑和小芹在一个土窑里商量对付三仙姑的法子的图案，左边印“小二黑结婚”五个大字，下方括弧内注明“通俗故事”，最下方印有“赵树理著”，“新华书店出版”字样。打开扉页是一幅插图和书名等，之后就是版权页，版权页上显示此书于1943年9月初版，印数4000册，定价一元。

在版权页之后，赫然印有彭德怀的亲笔题词手迹：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姜小平说，此本初版本最大的特点就是刊发了彭德怀的题词，据说这是彭总一生唯一一次为一部文学作品题词，而且《小二黑结婚》得以出版并流行，也是因为彭德怀。

1943年春天，赵树理从农村回到北方局调查研究室，交给杨献珍一篇他写的《小二黑结婚》。杨献珍看了这篇小说稿，觉得很不错，就送给彭德怀夫人——中央北方局妇委书记浦安修看。浦安修出身书香门第，她看了小说稿后认为，《小二黑结婚》在反映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许多作品中，是别开生面的一个杰作，是不可多得的一篇好作品。随后，书稿便由彭德怀转交给太行新华书店去付印。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书稿交到太行新华书店，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因为新华书店负责人认为，这个故事暴露了解放区的阴暗面。《小二黑结婚》久久不能出版，彭德怀很气愤，就随手在一张纸上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并亲自把这个字条交给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长，最终书稿才得以出版。

第五篇：赵树理《锻炼锻炼》

赵树理《锻炼锻炼》

《锻炼锻炼》产生于“问题小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受到严峻考验的时候。作者仍坚持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和反映农村生活，不讳饰小农意识的顽固，成功地塑造了两个落后妇女——“小腿疼”、“吃不饱”的艺术形象。“小腿疼”的偷奸耍滑、好逸恶劳、撒泼闹事，“吃不饱”的贪吃懒做、拨弄是非、背后撺掇，典型地概括了一部分农民消极落后的思想性格，揭示了教育农民的艰巨性和清除小农意识的长期性。

《锻炼锻炼》中有“吃不饱”“小腿疼”两个落后农妇。在干部和群众思维框架下展开的叙述，一边是干部利用大字报、批斗会等体现政治权力的手段对待一般农民，一边是竭力躲避权力制约的人物“吃不饱”和“小腿疼”。这两个人都成了斗争目标，成了以领袖、法院、乡政府名义威胁的对象。“小腿疼”这样的客观上与社会主义中心运动不一致的人物与写英雄人物的时代精神不可避免地相互冲突。主任王聚海是个老中农出身，早在抗日战争以前就好给人和解争端，人们常说他是个会和稀泥的人。他好研究每个人的“性格”，主张按性格用人；他给人平息事端，主张“合事不表理”，只求“了事”就算；他以为凡是懂得他这一套的人就当得了干部，不能照他这一套办事的人就还得“锻炼锻炼”。而正是王聚海的“和事不表理”的工作作风，使“争先社”里解决矛盾的重任落到了年轻的副主任杨小四等人身上，并使杨小四等人采取了与王聚海截然相反的做法。小说由表现农民内部的思想意识斗争进而表现干部队伍中思想作风的矛盾，既明确又巧妙地揭示了“想批评中农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问题”的小说主旨，显露了批判矛头所向，从而体现了赵树理小说的现实主义深度。

赵树理的《锻炼锻炼》既没有写英雄人物，也没有写出阶级敌人的破坏及与之斗争的过程。这样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有邵荃麟所谓“中间人物”的特征，有人称之为“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

小说还从更深的意义上揭示农民群众中消极落后意识得不到清除的原因，在于党的某些干部对其采取了姑息纵容的错误态度。它并不孤立地描写“小腿疼”、“吃不饱”损公肥私、自私利己的言谈举止，而是同时描写社主任王聚海对其不讲原则、只求了事的“和稀泥”的思想作风，从而真实地反映了农村中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及解决矛盾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