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涉农职务犯罪法律适用问题

第一篇：研究涉农职务犯罪法律适用问题

研究涉农职务犯罪法律适用问题

摘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中，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国正处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关键时刻，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涉农职务犯罪也呈现出发案率上升、主体扩大化、形式复杂化的趋势。基层检察机关在现有的工作框架内，理应发挥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的作用，准确适用法律法规依法打击涉农职务犯罪，加强犯罪预防工作，为城乡区域统筹发展提供公正廉洁的政务环境。

关键词：涉农职务犯罪；现状；法律适用；犯罪预防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国家不断加大新农村建设的力度，增加农村基础建设的资金，经济期刊完善各种支农、惠农的政策。这就使得被管理的涉农建设资金相应增多，“三农”职能部门负责人员手中权力不断被扩大，客观上为涉农职务犯罪提供了空间。为此，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教育、制度、改革、纠风、惩治相结合，推进农村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切实纠正损害农民利益的突出问题，严肃查处涉农违纪违法案件。”高检院同时要求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切实维护农民权益，为推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一、涉农职务犯罪的现状分析从刑法理论上来讲，任何一种犯罪的发生，都是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犯罪的四个构成要件中任何一个或几个的变化，都会导致犯罪性质的改变。涉农职务犯罪也是一样，随着诱发犯罪因素的改变，它的犯罪形式、作案手段、表现方式都在现阶段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犯罪主体蔓延。长期以来涉农职务犯罪的高发区主要集中在比较富裕的城镇郊区，因为这些地方的乡村具有区位和土地资源优势，经济普遍比较发达。但近年来，国家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全面推进，大量的资金、项目流向尚不富裕的乡村。所以，犯罪区域蔓延到相对贫穷的乡村，犯罪主体扩大到所有基层组织领导。

（二）涉案罪名扩大。据统计，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中贪污、挪用公款发案率较高，侵犯的公私财产包括拆迁、征地补偿款、农电改造资金、农村水利水电建设资金等诸多款项，其中尤以侵害农民土地征用款最为普遍。而近年来这些传统的涉案罪名有向贿赂型犯罪扩大的趋势。

（三）作案手段简单直接。由于涉农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行为主要集中在侵犯新农村建设资金方面，所以作案手段较为直接。采取的方式多为虚报、冒领、伪造单据，收入不入账、重复支出，直接截留、挪用公款公物等。对于侵犯的财产，或挪作个人使用、或挪作他人从事营利活动、非法活动。

（四）犯罪方式多样发展。既有单独作案，又有合伙作案，并且窝案串案频发。在基层农村，决策权、经济管理权以及财政审批权往往集中在个别或少数人手中，这些人利用职务便利，合谋结成利益共同体，很容易实现犯罪目的。有的村村支两委成员勾结私分赃款；有的村基层干部与管理土地征迁工作的负责人合谋作案，共同医学论文发表侵吞或截留土地补偿款。

二、涉农职务犯罪的形成原因“舟必漏而后入水，土必湿而后生苔”。从近年来查处的涉农职务犯罪来看，导致案件频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制度方面原因，也有机制方面原因；既有个人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方面原因，归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村级财务制度不健全，执行不力。虽然中央和地方各级投入的支农惠农资金大、措施多，但相应的财务正规化管理却未能及时跟上。在部分农村，没有建立财会制度，没有专职的会计出纳人员，财务公开和收支审批制度流于形式。另外，不严格遵循收支两条线制度，收入不入账、白条入账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就给村级干部利用小金库搞体外循环提供可乘之机。

第二篇：查处涉农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

查处涉农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近郊农村土地被征用。而因土地征用做造成的职务犯罪问题也越来越多，不少农村基层工作人员在土地征用补偿款上出现贪污、挪用等问题，如何有理有据查处这些涉农职务犯罪问题就值得深入探讨。本文结合实际案例，分析了涉农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提出了查处涉农职务犯罪的建议。

关键词：职务犯罪；农村；基层工作人员

一、案例简介

2009年，因城镇发展需要某村有2000亩土地被县政府征用规划为物流园区，并签订了土地征用补偿协议。按照协议约定，征地每亩按4万元予以补偿（包含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款、土地附着物及青苗补偿），分四批次拨付给该村。该村经过民主商议及村委会认可，决定从补偿款中抽出10%的款项向该村其他有土地的农户购买土地建设安置房，供被征地农户使用。第一批次补偿款下拨后，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按照事先的决定抽出10%款项后，其余款项全部发放到位。2010年6月，该村账户收到第二次补偿款后，村支书李某在补偿款发放之前私自从中动用30万元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后在7月2日案发。案发2日后，李某即将30万元挪用款项打回村里。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该村在土地被征用之前无任何银行存款及集体收入。而关于李某30万元的个人债务也查明，系为他人担保所承担的连带责任。由于债权人催帐，李某被迫从补偿款里挪用30万元还债。

二、对案例的法律适用问题的讨论

（一）对李某涉农职务犯罪主体的争议

对于案例中的村支书李某而言，由于其系村支书，对其是否属于基层工作人员存有争议。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这一规定虽然阐明了村支部对村委会的领导地位，但并未明确说明村支部是否属于基层自治组织。因此，若要按照基层工作人员（即国家工作人员）来进行处理，从法律依据的角度讲确实存有争议。

笔者认为，对于这一情况，应该认定村支书的基层工作人员身份。理由有两点：第一，从我国农村基层组织的人员构成看，相当数量的行政村都存在着一些双重身份的工作人员，即既是村党支部的成员又是村委会的工作人员，甚至一些地方的村支书兼任村委会主任。因此，若认定村委会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损害村集体利益构成犯罪，而作为领导村委会的村党支部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相同行为而不视为犯罪的话，那么显然有失法律公平公正的原则。第二，从地

方政府与地方党委的关系来看，地方党委对地方政府也具有领导关系，如同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虽然刑法并未在职务犯罪中明确规定党的工作人员也可以作为适用主体，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实施犯罪的将其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并不存在任何争议。因此，从这一点上看，案例中村支书李某安全适用基层工作人员的界定。

（二）对李某职务犯罪的认定

1、《刑法》对职务犯罪的规定

根据2004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下称“解释”），对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实施犯罪的七种情形进行了作了说明，在此七种情形下应当按照国家工作人员犯罪处理。在这里，需要对这一规定进行说明：第一，农村基层工作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情形不止刑法所列出的七种，仅仅是这七种情形下可以认定农村基层工作人员的身份。这也就意味着，当基层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损害了村集体利益而构成犯罪时，首先需要厘清其行为是否在七种情形之内，若不是则不能认定为职务犯罪。第二，根据“解释”的第二款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在从事前款规定的公务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适用刑法条文关于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的规定。因此，要判断李某是否构成职务犯罪，需要进一步分析其具体行为。

2、对李某职务犯罪的讨论

首先需要明确李某所挪用的30万元的性质。根据案例的交待，李某所挪用的30万元来自于该村的土地征用补偿款，补偿款包括三个方面的来源，即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款、土地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按照发放程序，这笔补偿款首先要从上级政府下拨到村集体经济组织，然后村集体经济组织将补偿费用再发放给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中土地补偿款是作为补偿给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而安置补助款和土地附着物及青苗补偿则是补偿给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那么在这些款项发放到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前，其所有权仍然应归国家。李某在第一次补偿款发放完毕而第二次补偿款到账但未分发的情况下挪用30万元，显然是挪用公款，对照“解释”，显然村集体对上述费用的管理和发放属于协助政府从事公务且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规定的七种情形之一，李某作为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利用自身职务的便利实施犯罪，应当以基层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犯罪定性。有人认为李某挪用的30万元无法区分是第一次补偿款提留10%中的还是第二次补偿款的，但根据上一点的分析我们完全可以断定，李某所挪用的不论属于哪部分的款项都涉嫌侵占了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补偿费，对于该费

用的支配使用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事务，利用职务的便利挪用和侵占，应该按照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来定性。

三、涉农职务犯罪的成因

“舟必漏而后入水，土先湿而后生苔”导致涉农职务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既有个人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方面的原因。具体分析以上案件，可以得出涉农职务犯罪的几个成因：

（一）客观方面的原因

首先，权力集中，为村干部贪污大开方便之门，给涉农职务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并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农村基层工作组织中一人身兼数职的现象较为普遍，村民自治成为了村委会自治，甚至变成个别人员的个人自治，这种权力集中的现象也使得权力之手最容易伸向金钱。以上案件中，关法村村委的权力掌握在蒙某三人手中，导致该三人用关法村的证明及印章为换取金钱的手段，相互勾结、共同作案。

其次，财规不全，执行乏力。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出台的支农惠农政策措施多，投入的建设资金和扶贫资金巨大，但相应的财务正规化管理却未能及时跟上，或有了较为完善的财务制度，但制度执行未跟上。很多财务人员不坚持原则，或财务检查走过场，流于形式，使得一些人有机可乘，假证明上报、审批手续随意、“专款不专用”的现场时有发生。

（二）主观方面的原因

主观方面的原因由村干部及村民两部分组成。

村干部方面：以蒙文友三人案为例，蒙某系初中文化，张某高中文化，周某高中文化。由于文化素质较低，加之处在农村这样的环境之中，思想松懈、放松学习和教育是导致涉农职务犯罪的主观原因。基层农村干部在工作、学习上长期相对松散，有些干部订报不读报，上班不坐班，放松思想改造，分不清是非曲直，热衷于吃喝玩乐，在囊中羞涩之际将手伸向国家涉农公款。基层农村干部甚至不懂法、法律意识较差，对罪与非罪的界线认识模糊，错误的认为在征地补偿中、在移民补偿中，利用职务便利“吃点、占点、捞点”都是正常的，不会构成犯罪，殊不知正是这样的思想导致了犯罪的发生。从蒙文友等人的作案手法上看，可以看出该三人最早是在别人不符合移民条件的情况下，收取了别人的费用，为他人出具虚假证明。这是被动的受贿，也是该三人走向犯罪的第一步。之后，三人胆子变大，敢以虚报被淹土地的手段，冒领补偿款，将国家财务共同贪污。胆子更大之后，认识到了权利的价值，以自己手中的权利刁难群众领取后期补偿款，主动索取贿赂，不给钱不盖章，情节步步递进，也是思想逐步腐化的证明。

村民方面的主观原因：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更为淡薄，这是致使犯罪分子恣意妄为的另一主观原因。由于种种原因，农村中的大多数农民群众文化层次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仅凭一颗正直善良的心接人待物，加之大多数农民群众对“官、政府”向来有敬畏感，即使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也不知告官、不愿告官、不敢告官。导致一些犯罪分子利用了这样的弱点，有恃无恐，连续作案。甚至有的农民群众受到侵害后，诱之以利，反而会成为犯罪分子的有力助手。蒙某一案中，移民户杨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蒙某等人冒名虚报领取水淹土地补偿款。在事情暴露之后，在蒙某等人的怂恿下，将钱领出，几人共同私分。为蒙某三人的贪污行为铺平道路。

（三）案发单位的原因

涉农职务犯罪案件中，案发单位普遍存在财务管理制度混乱的问题。不少单位是无章可循或有章不循，更有单位财务人员集出纳、会计与一身。有的基层农村“村官”直接经手财务，分管领导干部手中更握有大量公款，并长期不交财务，采取自收自支，以打白条、虚假发票冲帐，隐瞒收入等方式贪污、挪用“涉农公款”。村务不透明、政务不公开，使得民主监督流于形式。从我院查办的移民补偿款发放环节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分析，大多数村级组织也都建立了一些村务公开制度，但真正将该制度落实的却很少，绝大多数都是走走过场流于形式应付检查而已，特别是村级财务管理非常混乱，村务分工不合理，一些乡镇出现村支书兼会计，村主任兼出纳，村委会委员将会计、出纳一肩挑的怪现象。很多村级财务不按规定时间做帐，或一季度做一次，或一年一次，或干脆不作账方便冲抵几年前的不合理支出，这种混乱的局面给“浑水摸鱼”者留下空间。

加强制度建设、规范财务管理，将很大程度上堵塞涉农职务犯罪的漏洞。广泛推行民主理财制度，落实“三公开”制度，切实落实“政务公开”、“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制度，接受群众监督，深化村务管理体制改革，对村务实行决策、执行、监督三分开的管理方式。以此杜绝涉农职务犯罪的发生。

（四）监督管理不力的原因

在涉农职务犯罪中，监督管理制度的失控是涉农职务犯罪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权利过分集中，加上对政务、财务公开的内容有限，缺乏透明度，群众监督、舆论监督难以落实。这种上级无法监督，平级不敢监督，下级监督不了的不正常现象为涉农职务犯罪提供了有力条件。

村民委员会是一个自治组织，对于村干部的管理，主要依靠的还是村民集体监督，乡镇与村委会不是领导关系，上级监督部门也只是按只能分工各管一段。在这种监督机制下，村干部手中的权力很容易被滥用。蒙文友等人以虚报、冒领移民户和为非移民户开具移民证明的方式骗取移民补偿款，借机牟利。这些手段、环节隐蔽性不强，甚至可以说明目张胆，犯罪轨迹明显，很多村民都心知肚明，但是大多数村民自治意识和观念相对淡漠，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加上对农村基层组织的干部管理、财务管理等重要环节缺乏有效监督方式，使得腐败分子有机可乘。

对财务管理更要加大监督力度，加大对专项资金的监督，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加强对涉农资金的监管，理顺各种涉农资金管理体制，建立健全涉农资金监管体系，有效防止中间环节截留、贪污、挪用，确保专项涉农资金及时拨付，按时使用和发放。

四、对查处涉农职务犯罪问题的思路与建议

（一）思路

近年来，国家不断有支农惠农政策出台，涉农领域投入的资金也越来越多，如何发挥好国家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确保专项资金的使用安全，落实好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预防涉农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必须加大宣传、管理和监督的力度。

1、加强政策法律宣传和案件查处力度。组织相关部门和借助各种媒体对国家各项惠农政策进行广泛宣传，让农民充分了解。检察机关应开展形式多样的“送法下乡”和“法律进村”等活动进行法律知识宣传和反腐败斗争的宣传，提高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监督意识和反腐意识，积极鼓励农村群众检举、揭发涉农职务犯罪，使之与检察机关查处打击涉农职务犯罪形成合力，加大遏制犯罪，震慑犯罪的力度。

2、加强干部队伍的教育和管理。要想把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落实好，加强干部的学习教育和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对基层组织人员，必须组织学习国家的相关政策精神，明确自己的职责、任务，并充分认识自己从事该项工作的重要意义，不断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加强干部的思想教育，不断增强基层组织人员的法律素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政绩观”。通过加强干部队伍的教育和管理，提高基层组织人员的整体思想政治素质，增强自觉防腐拒腐能力。

3、加强农村财务、政务和涉农专项资金管理，完善监督制约机制。要健全农村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执行村民理财小组财务审计制度。乡镇经管站要切实发挥监督作用，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村级财务进行审查，杜绝不合理、不正常开支，对村干部进行离任审计，防止贪污、挪用现象发生；要深化村务公开，加强民主管理。对村务实行决策、执行、监督分离制度，加强村干部之间的监督制约，对群众比较关心的热点问题，如征地补偿，退耕还林等重点项目及村里重大事务及时公示，让村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加强对干部的民主监督。

（二）政策创新

农村基层组织的稳定关系着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基层组织清正廉洁对于促进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正在不断完善过程中，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一些涉农职务犯罪问题的认定往往含混不清，对这类犯罪行为的查处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几点建议：

（1）将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涉农职务犯罪问题纳入检查院的监管 农村基层组织虽然规模小，但功能齐全，称得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是由于其人员编制有限，且运作机制灵活，所以在村级组织中往往公务与实务基于一身。农村基层组织在实际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往往难以清晰的将公务与实务完全明确的分开，而实际上也不需要完全分开，这就给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提供了空间。将将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涉农职务犯罪问题纳入检查院的监管，明确凡是“履行公共职能，提供公共服务”的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工作人员，都属于职务犯罪主体范围，由检察机关统一行使管辖权，这样可以避免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

（2）统一管辖，分罪量刑

对于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协助人民政府进行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员按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对于自治范围和经营范围的人员依照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资金罪定罪量刑。从而与涉农职务犯罪区分开。当然，由于上述统一管辖，分罪量刑涉及的相关法律规定的改变，因此应该由相关立法司法部门联合作出决定。参考文献

[1]沈义.农村基层干部经济犯罪的突出表现及预防对策[J].现代法学.1998（3）[2]李永红.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探析[J].人民检察.2001（18）[3]张现钊.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型经济犯罪案件交叉管辖问题探析[J].检察实践.2004（5）

[4]吕桂芬挪用公款罪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0（6）

[5]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2003.12

第三篇：基层组织工作人员涉农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

基层组织工作人员涉农职务犯罪 的法律适用问题

【内容摘要】当前，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问题较为严重，但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对在查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贪污贿赂犯罪具体适用法律时往往出现不同的认识,增加了查处的难度。本文从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具体范围和农村基层组织“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行为的定性两个方面着手，试对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涉农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能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关键词】涉农职务犯罪 基层组织工作人员 “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行为定性 【正文】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党和国家支农惠农政策的的进一步落实，下拨到农民手中的补贴资金越来越多，而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涉农职务犯罪案件也屡屡发生，自2005年至今，我院就查处此类案件5件5人。涉农职务犯罪严重干扰了国家法令和政策在农村的实施，侵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造成党群、干群关系紧张，群众上访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

从我院近年查办的涉农职务犯罪案件来看，涉案主体主 要是村主任、村支部书记、村会计这三类人。主要原因是村里的大部分权力都把持在村主任、村支书和会计手中。村里的重要事务一般都是他们说了算,甚至是某个村领导个人说了算。村里的重要事务根本就得不到民主监督或制约。犯罪手段和形式主要表现为收款不人帐监守自盗涂改帐目、单据虚报冒领公款私存获取利息。案件类型多为贪污、挪用型犯罪，对象主要涉及国家对土地、林业等自然资源的补偿款。

然而，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对于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主体、涉农职务犯罪的对象、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行为性质、是否能够成渎职罪等法律适用问题，由于各部门或者各司法工作人员观点各不尽一致，导致该类案件在刑事法律实务和刑事法学研究中一直长期存在争议。虽然在《刑法》规定基础上，全国人大和两院为在司法实践中统一认识，也曾分别就此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但实践中争议与分歧依旧非常激烈，导致在处理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如何防止和减少涉农职务犯罪，使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更加清晰，更具有可操作性，是当前检察机关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职务犯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在97年《刑法》中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由于对“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表述过于含糊，对于村干部是否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关司法机关存在不同意见，使得对这类犯罪案件的立案管辖不明，具体处理适用法律不统一，影响到案件的严肃依法处理。2000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届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⑴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⑵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⑶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⑷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⑸代征、代缴税款；⑹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⑺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前款规定的公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适用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和第三百八十三条贪污罪、第三百八十四条挪用公款罪、第三百八十五条和第三百八十六条受贿罪的规定。这个立法解释，对解决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和确定公安检察机关职能管辖的分工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如何准确适 用法律处理相关案件，关键在于准确界定《解释》中关于“基层组织人员”和“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两个方面的定义，这是认定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重要依据。

一、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具体范围

我们在处理涉及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案件时，要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职务实施的行为准确定性，前提是正确把握我国有关法律对农村基层组织的界定。依照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立法解释，我国农村基层组织及工作人员主要涵盖三个方面：

1、村民委员会及村民小组。村民小组和村民委员会下属委员会本身属于村民委员会派生的机构，在语义上应当包括在基层组织的范围之内。尤其是下属委员会的人员，依法可由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兼任，故应当按照基层组织人员对待。但是，对村民小组长是否可以适用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犯罪的问题，审判机关往往持不同看法，其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 1999年6月18日作出的《关于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如何定性的问题的批复》，“对村民小组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村民小组的集体财产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71条第1款的规定，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我认为，一方面，按照《批复》行文的逻辑关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占有集体财 产与在协助政府从事管理过程中的贪占行为具有不同的性质，其行为后果也不尽相同。另一方面，按照法律适用规则，新法优于旧法，立法解释优于司法解释。因此，村民小组长在协助政府从事公务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应当按照贪污罪处罚，如果在协助政府从事公务之外，利用职务之便侵占集体财产的，应按照职务侵占罪处罚。

2、村党支部。村委会组织法对党支部有明确的规定，党支部完全属于立法解释的“村基层组织”。村委会组织法第三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形式民主权利。”这里的“基层组织”和立法解释中的“基层组织”应属于同一个法律概念。并且，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政治领导力量，村委会组织法更是明确规定党的基层组织即村支部，因此，如果说村委会是基层组织，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犯罪可以构成贪污受贿犯罪，但是对其实施领导的党支部人员反而不能对其职务行为承担刑事法律责任，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所以把村党支部的工作人员视为村基层组织人员，这在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中基本无争议。

3、村经济合作社等农村基层社区性集体经济合作组织。按照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和地方性法规的规定，我国农村除了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还设有社区性的集体经济组织。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对关于村民委员会和村经济合作社的权利和关系划分的答复》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规定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应当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没有村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由村委会经营、管理。” 依照上述法律法规和全国人大法工委的答复，村经济合作社既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济法人，又行使一般企业不具备的管理职能。村经济合作社属于村级社区性、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但它与普通的村办企业等单纯经济实体不同，除自身经营外，还负有某些管理职能，其职责与村委会的职责存有交叉，这种状况为法律和全国人大有关答复所认可。因此，村经济合作社的地位应当属于村基层组织。

二、“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行为的定性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是否依法从事公务是判断是否成为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的主要标准。从事公务是行使国家管理职能的一种体现，集中反映出立法机关将国家工作人员与一般人员加以区分的立法原意。

《解释》在明确规定了6项行政管理职能后，以第7项“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其他行政管理工作”作为兜底条款，是因为有些具体行政管理工作不便列举，也无法详尽列举。这就要求我们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既不能以此为法律的模糊依据扩大打击面，也不能对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政 府从事的其他未列举公务中的犯罪一推了之。由此，我们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作案时“利用职务之便”的行为事实特征即职务性质可以分为三种形式：

1、依法从事公务的职务行为。职务犯罪是指具有一定职务的特殊主体，违背职责，利用职权或通过职务行为进行违法活动，触犯刑法有关规定，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该罪行为人是依法从事职务活动的主体，其中一类就是指公务型主体，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即刑法总则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的从事国家公务相关人员，例如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等犯罪主体。所以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依法从事公务，根据《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及全国人大的立法解释，其实质就是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凡解释中规定的七项事务，必须就是从事公务。因此，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发生在这七项事务范围之内的职务犯罪行为，必然一定构成贪污、挪用公款、受贿犯罪。

2、村民自治范围内的职务行为。村内自治事务，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应当包括村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和公益服务等自治事项，这些既非协助 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也非从事企业经营事务的村自治事务和公益服务活动，显然也是一种职务行为，但不是公务型主体，而是职务犯罪的另一类主体，即非公务型主体，包括在国家机关及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所有不从事国家公务，但又 利用本身职务上的便利进行犯罪的人员，例如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等犯罪主体。这里把村基层组织人员应当视为其他单位中的工作人员在从事村内自治事务的活动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犯罪，虽不能成立贪污、挪用公款、受贿犯罪，但可以成立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这里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村基层工作人员在此职务活动中不能成立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因为村民委员会不是企业，不具备公司企业的性质，因此，不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3、进行经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目前，我国有相当一部分村有经济合作社等社区性经济组织，它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即村经济组织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经营性行为。在此范围内利用职务进行犯罪，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加以区分，一种情况是经过工商部门注册的村办集体企业和公司，如果只是单纯进行经营活动中的职务行为，则成立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另一种情况是村支书、村委会成员兼农村经济合作社等村集体经济组织职务，按照地方性法规的规定，村经济合作社等经济组织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按照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司法实践，一则可成立公司企业人员的犯罪；二则是村支书、村委会成员在兼任村集体经济组织职务的情况下，若其职务行为涉及《解释》中规定的七项事务，也应当视为从事公务，可构成贪污、挪用、受贿犯罪。

综上所述，个人认为，检察机关在处理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涉农职务犯罪案件时，不仅要考虑其犯罪客观要件，同时还要结合其犯罪主体身份来定性定罪。我们应当将三种农村基层组织形式（村委会、党支部、经济合作社）与三种职务性质（公务、自治事务、经营事务）结合起来，进行排列组合，然后决定当事人的行为应当适用何种法律认定行为性质。不能一律将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职务犯罪作为贪污贿赂犯罪处理。而应根据行为人所属的组织和行使的职责，区分不同的情况，作出准确认定。

只有村基层组织（村委会、党支部、经济合作社）协助政府从事公务活动时，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职务实施的行为才能根据刑法和立法解释认定贪污受贿犯罪。而村基层组织人员在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中。利用管理或从事经营活动的职务便利而犯罪的，认定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党支部和村委会人员在非公务非经营的公益活动中，利用职务之便侵吞财物、挪用资金的，可以成立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在非公务非商务的活动中（即村自治事务中）发生的村基层组织人员权钱交易的行为，既不能成立受贿罪，也不成立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第四篇：涉农惠民领域职务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探讨

涉农惠民领域职务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探讨

在新农村建设中，国家对“三农”投入大幅增加，支农惠农补贴资金增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征用农村土地拆迁等工作也越来越多，而一些村干部在开展各项公务活动中，利用职权弄虚作假、侵吞公共财产、挪用资金的情况也多了起来，涉农职务犯罪严重损害村民的利益，阻碍了新农村建设，为广大群众深恶痛绝。

一、当前涉农惠农职务犯罪的特点

l、犯罪主体趋向职务化，权力化。在我院查办的“涉农”系列职务案件中，犯罪人员多是农村“村官”或财务人员，犯罪性质多为贪污、受贿。这些犯罪人员利用手中权力非法侵吞、占有退耕还林等公款，进行权钱交易收受他人贿赂。

2、犯罪涉及领域多元化。与过去相比，近年来我院所查办的“涉农”职务犯罪涉及领域广，其中涉及救济补助款、退耕还林款等方面的案件居多。

3、窝案、串案、共同犯罪多，呈现出“合伙”犯罪倾向。过去“涉农”职务犯罪一般是单人作案，近年来团伙型犯罪凸显，并有上升趋势，通常是村书记、主任与财务人员合伙作案。

4、犯罪的手段多样化。其表现在用假发票充帐，虚报开支，重复列举开支等更加隐蔽和秘密的方法从中截留国家的财产；虚报惠农政策数目骗取国家的财产进行贪污、挪用、私分；基层干部滥用职权，进行权钱交易收受他人贿赂等，其中贪污占了很大的比例。

5、社会危害性大。“涉农”职务犯罪案件最直接地侵害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涉农”职务犯罪分子以权谋私，不仅侵害了一方百姓，而且败坏了党风党纪，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威信，影响了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二、当前涉农惠农职务犯罪的成因

1、权力失控，监督不到位。从上述案例查处的涉农职务犯罪案件情况来看，其共性问题是：缺乏有效的党内监督，有的长年不开民主生活会，有的述职述廉只是走过场；审计监督轻描淡写，有关领导和主管部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重视不够，对某些苗头性问题没有及时治理。

2、管理有缺陷，改革不到位。近年来，我国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力度很大，尤其是乡镇站所，或撤，或并，或解体，或改制，变革也凸显出一些地方思想观念不相适应、管理跟不上的问题。

3、群众不知情，推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财务公开”等民主制度建设不到位。基层组织政务不公开、村务不公开、财务不公开的问题既普遍且严重，没有建立民主理财机制，缺乏有效的群众监督。

4、少数干部法律意识差，对农村基层组织干部、乡镇站所和机关部门涉农建设项目工作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不到位。因为农村工作的特殊性，人员分散、经费不足以及有关领导和主管部门不够重视等，对农村基层组织干部、乡镇站所和机关部门涉农建设项目工作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往往不能到位，以致其中有些人法律意识、廉政意识淡薄，经不住诱惑，守不住清贫。

三、“涉农”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

1、村党支部人员的认定问题。从农村基层组织的状况看，由于基层党务、公务、村务和经济事务等均由村支部、村委会等组织承担，有时任职可能交叉，甚至分工界限不明确，尤其是村党支部在村事务中不论党务、公务均起绝对领导作用，村书记才是村里的主要负责人，故适用刑法时必须结合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其他相关法律规范性文件，一并把握其刑事立法和立法解释的精神。本人认为，党支部人员属于立法解释规定中所指的基层组织人员。

2、村公务范围的认定问题。村公务有三种情况：依法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公务、村内自治事务与村级经营活动。依法协助公务，全国人大立法解释将其限制在七项范围之内。其实质是村基层组织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惟有在这七项事务中，才存在依法从事公务的可能，因而才可能成立贪污受贿犯罪。除了这七项，贪污受贿犯罪不能成立；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务，是指人大立法解释的七项事务之外的非经营性质的村内公益事业和公益服务等自治事项，既非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亦非企业经营性质的村自治事务建设和公益服务活动。在此种活动中，村基层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进行的犯罪，不能成立贪污受贿犯罪，但可以成立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进行经营活动，即村经济组织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行为。在此范围内利用职务进行犯罪，成立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受贿罪。

四、预防对策和建议

近年来，国家不断有支农惠农政策出台，涉农领域投入的资金也越来越多，如何发挥好国家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确保专项资金的使用安全，落实好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预防涉农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必须加大宣传、管理和监督的力度。

1、加强政策法律宣传和案件查处力度。组织相关部门和借助各种媒体对国家各项惠农政策进行广泛宣传，让农民充分了解。检察机关应开展形式多样的“送法下乡”和“法律进村”等活动进行法律知识宣传和反腐败斗争的宣传，提高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监督意识和反腐意识，积极鼓励农村群众检举、揭发涉农职务犯罪，使之与检察机关查处打击涉农职务犯罪形成合力，加大遏制犯罪，震慑犯罪的力度。

2、加强干部队伍的教育和管理。要想把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落实好，加强干部的学习教育和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对基层组织人员，必须组织学习国家的相关政策精神，明确自己的职责、任务，并充分认识自己从事该项工作的重要意义，不断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加强干部的思想教育，不断增强基层组织人员的法律素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政绩观”。通过加强干部队伍的教育和管理，提高基层组织人员的整体思想政治素质，增强自觉防腐拒腐能力。

3、加强农村财务、政务和涉农专项资金管理，完善监督制约机制。要健全农村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执行村民理财小组财务审计制度。乡镇经管站要切实发挥监督作用，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村级财务进行审查，杜绝不合理、不正常开支，对村干部进行离任审计，防止贪污、挪用现象发生；要深化村务公开，加强民主管理。对村务实行决策、执行、监督分离制度，加强村干部之间的监督制约，对群众比较关心的热点问题，如征地补偿，退耕还林等重点项目及村里重大事务及时公示，让村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加强对干部的民主监督。

4、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在查办预防涉农惠农领域职务犯罪中的作用。一是要深入农村、走进农户，加强政策宣传和举报宣传，与有关部门建立案件线索移送机制，拓宽案件来源渠道。二是要认真研究涉农惠民领域职务犯罪的规律特点，加强侦查经验的总结交流，指导办案工作深入开展。三是要采用“挖窝查串、重点治理”的方法，深入查办重点领域窝案串案，扩大办案的规模效应，增强办案效果和震慑力。四是要强化办案责任制，加强对重点案件的督办。上级检察院要运用侦查一体化机制，整合办案力量和侦查资源，加强对办案工作的组织指挥，对有干扰阻力的案件，要采取指定异地管辖等方式，保证案件顺利查处。高检院和省级院要选择一批重大案件挂牌督办，推动各地深入查办有影响、有震动的大案要案。五是要加强内部协作配合，形成办案合力。各地要抓紧立查一批、侦结一批、起诉一批、判决一批涉农惠民领域职务犯罪案件，彰显专项工作成效，以查办案件的实际成果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第五篇：继承纠纷诉讼时效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继承纠纷诉讼时效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以民通意见第177条为例的分析

作者：刘海银

发布时间：2013-04-16 15:13:08 打印 字号： 大 | 中 |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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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7条（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177条）规定：“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延长，均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对此法条的理解有以下几种：有的认为继承纠纷应当严格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有的认为根据民通意见第177条规定，继承纠纷转化为共有权纠纷后，是否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法律未明确规定，且学术界和实践中都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根据该条的意思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有的认为，遗产处于共同共有状态后，应当从侵害共有权的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两年内提起诉讼，且不论从继承开始到起诉是否超过20年。笔者从亲身经历的一起继承案件出发，试想通过查找全国其他法院对此类纠纷的处理方式总结实践中的做法，但调研发现，在实践中，因对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理解不同，全国各个法院甚至同一法院的判决都各不相同。为统一法律适用，本文拟在考察我国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继承纠纷适用诉讼时效现状之基础上，剖析此类案件实质上属于物权确认及物的分割案件，以共有权确认及共有物分割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为解决途径，以期能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一起案例引发的思考

原告杨秀敏与被告杨同系姐弟关系，原告喻金系原告杨秀敏之外甥女。原告杨秀敏与被告杨同的母亲方秀梅于2007年2月去世，父亲杨永明于2008年4月去世。方秀梅和杨永明去世时，遗留房屋两处。后原告杨秀敏与被告杨同因继承遗产发生纠纷，原告杨秀敏于2009年5月31日诉至法院要求继承遗产。审理中，本院追加喻金为本案原告。经原审法院调解，双方当事人于2009年7月23日达成协议，将方秀梅与杨永明遗留的房屋两处予以分割。

调解书生效后，案外人杨艳芬、杨玉兰、任玉祥于2010年7月5日向中院申请再审，同年7月14日中院提审该案，11月26日，中院裁定撤销原审调解，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该案经重审查明：原审诉争的两处房屋中其中位于A处的系杨裕与李菊夫妇的共有财产。杨裕与李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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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育四个子女，即：杨冬月、杨艳芬、杨玉兰、杨永明。1972年3月22日李菊死亡；1976年12月20日杨裕死亡。李菊、杨裕夫妇死亡后，其二人的房产未经翻建、亦未析产继承。1982年2月杨冬月死亡，留有一子任玉祥。2008年4月杨永明死亡，其有三个子女：杨秀琴、杨秀敏、杨同。杨秀琴于2005年11月23日死亡，留有一女喻金。位于B处的房屋登记在杨永明名下，系杨永明、方秀梅夫妇与杨同夫妇共同共有。

在重审的过程中，杨秀敏认为杨艳芬、杨玉兰、任玉祥的起诉已超过了最长诉讼时效20年，其民事权利不应受到保护。关于本案是否适用诉讼时效问题，出现两种意见：一是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但是因为遗产未进行分割，应从2009年7月23日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适用两年的诉讼时效，因其他继承人于2010年7月5日向中院申请再审主张权利，其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二是本案实质上属于物权纠纷，物权纠纷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二、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继承纠纷诉讼时效适用之现状考察

以下系笔者摘取的较为典型的、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继承纠纷案件的部分裁判文书内容，经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该类继承纠纷在法律适用上不统一现象较为明显。

上诉人许文绪因其他继承纠纷一案中，海南中院认为1980年何汝莲去世，继承自此开始，2005年4月13日被上诉人符春玉、符玉桂以上诉人许文绪占用其共同共有房屋要求腾退。而上诉人许文绪认为其系何汝莲的继承人，对该房屋享有继承权，不同意退出，双方发生争议，已超过二十年，但上诉人未提供中止、中断、延长有关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何汝莲于1980年死亡，至今二十多年才提起请求分得遗产诉讼，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1]

原告田某、田某

1、田某2与被告田某

3、田某

4、田某

5、田某

6、田某

7、田某8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中，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该诉讼时效为普通诉讼时效。被告认为原告田某、田某1的起诉已超过二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但未就该抗辩理由提供充分的证据，即未证明原告田某、田某1之主张从其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超过二年，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认定，原告田某、田某1的起诉未超过2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根据《继承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对《民法通则》的解释，当事人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20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该时效为最长诉讼时效，但适用《民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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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对诉讼时效延长的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针对最长诉讼时效，如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原告田某、田某1虽未在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提起民事诉讼，但在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就前红井房屋的权属问题提起了行政诉讼，并在行政诉讼期间以及行政诉讼终结后的合理时间内连续提起了民事诉讼，而行政诉讼的处理结果与民事诉讼又存在密切关系，故应当认定原告田某、田某1从最长诉讼时效即将结束时开始，持续的行使自己的权利，其诉讼请求应当适用最长诉讼时效延长的规定。综合以上因素，本院认定原告田某、田某1的诉讼请求应当受法律保护。原告田某2在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并未通过诉讼行使自己的权利，其要求继承前红井房屋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田某2应当继承的份额，应当归于其他继承人。本案法官认为该类继承纠纷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且适用了最长诉讼时效延长的规定。[2]

上诉人李学如、严伟、严美华、严利因分割继承遗产纠纷一案中，判决说理部分未充分论证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的起诉是否超过2年或20年诉讼时效期间问题，只是用“本案并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继承法》第8条规定的情况”用语简单带过。[3]

原告袁寿群、万帮群与被告袁寿春、袁寿富，第三人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继承财产纠纷一案中，被告袁寿春久居诉争之房，但在2003年9月22日前并未取得住房的所有权，仅为物上的使用权，故并不构成对遗产共有人即二原告及被告袁寿富共同所有权之侵害，不能发生时效计算问题，当诉争房屋登记移户时，即构成对二原告继承权的侵害，诉讼时效应从诉争房屋登记之日起计算。二原告在两年内启动诉讼程序，故本案无涉时效问题。该案件仅仅关注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没有考虑20年诉讼时效问题。[4]

三、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继承纠纷诉讼时效适用救济途径之选择

（一）民通意见第177条的正确诠释

要正确理解民通意见第177条的含义首先必须明确“继承权纠纷”的含义。从以上列举的案例判决理由来看，我国法院在审理继承纠纷案件中，由于对于“继承权纠纷”的概念及民通意见第177条的规定理解不同，所作的判决也截然不同。笔者对所在法院的80位法官做的问卷调查中发现近九成的法官认为所谓“继承权纠纷”就是与继承有关的纠纷都属于此类，应当严格按照《继承法》规定的诉讼时效来判决。

笔者认为，在实践中“继承权纠纷”的范围不宜扩大。我国《继承法》所称的“继承权纠纷”应当限定在享有继承权的自然人身份有争议，或者继承人中是否享有丧失继承权、是否存在继承人以外的可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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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的自然人、无继承权利的人侵害继承人继承权等情形。如《继承法》第七条规定的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第十四条规定的可以分给适当遗产的人，以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5]不能将全部与继承权相关的继承纠纷案件全部纳入继承权纠纷之内，这样不仅不利于真正权利人主张权利，还导致物的归属处于模糊状态。

其次，根据《民通意见》第177条的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后，只要继承人（为方便讨论，本文不涉及遗嘱继承与遗赠，本文所述的继承人系指法定继承人，以下同）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则视为接受继承，且如果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此时继承纠纷转化为确认物权归属与分割物的纠纷，即确认各继承人份额进而对遗产进行分割。确认物权请求权属于我国《物权法》规定的物权保护请求权的一种，系确认物权的归属和内容的物权确认请求权。《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由此可见，当双方或多方当事人之间就物权归属或物权是否成立以及物权的内容发生争议时，自认为是物权主体或主张物权成立的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物权。[6]继承开始后，法律赋予继承人默示的行为具有继承的意思表示，被继承人的遗产转变为各继承人的共同共有财产，此时，继承人起诉要求继承遗产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是确认各继承人继承份额的确认物权请求权的确认之诉。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的批复对此亦予以明确。[7]

（二）确认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物权法第三章规定了物权保护的五种请求权，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形：

一、确认物权归属和内容的物权确认请求权；

二、基于物权行使的物权请求权，包括返还原物请求权、排除妨害或消除危险请求权等；

三、对损害物权的侵权请求权，即损害赔偿请求权。[8]对上述请求权能否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物权法未予以明确。龙翼飞教授认为基于财产共有关系的分割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则[9]，杨立新教授认为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不包括物权请求权，[10]王利明教授亦赞同对于物权请求权不能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11]

笔者认为，确认物权请求权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首先，确认物权请求权关系到物权的归属，尤其随着近几年旧城改造、拆迁补偿等导致不动产价值逐年攀升的情况下，不动产的物权归属对权利人而言就更为重要。在很多案件中，确认物权的归属往往是行使物权行为的基础，物权确认之诉是给付之诉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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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消灭时效适用的法律效果来看，无论采诉权消灭说还是实体权利消灭说，亦或是抗辩发生说，[12]消灭时效届满均导致权利实质上归于消灭。因为自然债务与裸体权利都是虚无缥缈的，得不到法律保护的权利不能算是真正的权利，仅仅具有理论意义而已。假如确认物权请求权因诉讼时效期间届满而消灭，那么，标的物将长期处于归属不清或者权利真空之状态。[13]这种状态导致未实际占有的权利人丧失实体胜诉权，而实际占有不动产的人因得不到法院对其物权的确认也不能进行产权登记因而不能真正成为该不动产物权法律上所保护的产权人。因此，如果诉讼时效届满，该物权的归属出现权利的真空状态。权利真空之状态导致各方当事人继续争夺标的物，将影响该物的正常使用和流转，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和效率提高，背离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本旨。

其次，从【1987】民他字第12号批复中可以看出，一方于1985年12月起诉，距被继承人费翼臣死亡已有25年，已经超过《继承法》与《民法通则》规定的20年最长保护期限，仍建议按照析产案件给予处理而不是驳回诉讼请求可以看出最高院对此类案件的态度。

再次，从审判实践中看，通说认为，《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仅适用债权而不适用于物权。尽管学理界还有一定的争议，但审判实务中对物权特别是不动产的保护，不适用民法通则第七章规定的诉讼时效，已是共识。[14]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对民事审判适用物权法总则及所有权部分的相关问题，对物权保护的五种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指导性意见与笔者的看法不谋而合。该指导性意见认为，物权法第三章规定的物权保护的五种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物权法没有明确规定。通说认为，物权确认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因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确认物权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对于其他物权请求权在此不予赘述）

最后，由于不动产拆迁带来的巨大利益，近几年因继承遗产诉至法院的纠纷逐年递增，其中因分割不动产遗产的纠纷比重亦呈逐年增长趋势，由A市B法院2006-2010年受理的继承纠纷与不动产继承纠纷分别占全部受理案件的比例情况可见，如果适用继承法规定的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每年该法院约有21.56%的不动产继承纠纷案件因诉讼时效届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该法院辖区内每年将有约五分之一的不动产权属处于不明状态，导致拆迁过程中因被拆迁人权利主体的不明确滋生更多的社会矛盾，增加涉诉信访新案的发生，造成法院司法资源的浪费，不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

（三）审判实践中采用正确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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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实践中，各个法官对继承权纠纷及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继承纠纷认识的差异，法律对此又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在过去的时间里此类案件的案由沿用混乱。有的适用法定继承纠纷，有的适用分家析产纠纷，有的适用共有物分割纠纷。笔者选取所在辖区法院2010年受理的100件涉民通意见第177条规定的继承案件进行统计发现，有近7成的案件采用法定继承纠纷，有约20%的案件采用分家析产纠纷，剩余则采用共有物分割纠纷、排除妨害纠纷、返还原物纠纷等。

笔者认为，此类纠纷案由应当确定为共有权确认、共有物分割纠纷。要确定正确的案由，首先应当明确案由的确定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中规定了民事案由的确定标准。民事案件案由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是原则，同时考虑当事人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具有复杂性，对少部分案由也依据请求权、形成权或者确认之诉、形成之诉的标准进行确定，对少部分案由也包含争议焦点、标的物、侵权方式等要素。该通知中还规定了关于第二部分“物权纠纷”项下“物权保护纠纷”案由与“所有权纠纷”、“用益物权纠纷”、“担保物权纠纷”案由的协调问题及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时如何确定案由的问题。[15]通过本文前面的分析，本案的法律关系以继承纠纷为基础，继承开始后，遗产未被分割的，无人明确放弃继承权，则被继承人的遗产即处于继承人共同共有的状态，此时所涉法律关系为关于物权确认及共有物分割。依据以上通知的精神，因此时涉及物权保护项下的两种物权请求权，则案由应当采用所有权纠纷中的共有权确认纠纷及共有物分割纠纷。有人认为，民通意见第177条已经规定了此时遗产属于各继承人共同共有，为什么还要确认他们的共有权呢？这是因为，在实践中，有时诉至法院要求分割遗产的继承人为了分得更多的遗产，故意不告知还有其他的继承人，或一部分继承人为了使某些继承人得不到遗产恶意串通另一部分继承人采用诉讼的方式分割遗产，如果此时法院只凭借这些当事人的陈述，就有可能损害被遗漏的继承人的权利，因此，在分割共有物之前还要有一个共有权确认的过程。因为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所有权是一个，各个共有人之间不分份额，只是享有一个总的所有权，个人在其中不具有自己的部分，只要共有关系不解除，这种关系就永远不能分出份额。[16]此外，虽然推定各继承人对遗产共同共有，但因为在实践中有些继承人对被继承人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法院可以酌情多分一些遗产给这些继承人，因此，共有权确认之后，共有物分割就解决共有人如何按份共有的问题。

对于不适用其他案由的理由，如不适用法定继承纠纷的理由，根据民通意见第177条的规定，此类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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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纠纷在继承开始后、遗产未进行分割前、多个继承人未放弃继承的条件下实质上转化为共有纠纷，即法律关系的性质已经转化为共有权的确认和共有物分割的问题。从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看，分家析产纠纷属于婚姻家庭纠纷的一个子案由，与本条的规定无关。至于排除妨害、返还原物纠纷是基于对物拥有确定的所有权份额基础上的请求权，因为处于共同共有状态的遗产此时尚未进行分割，无从谈排除妨害与返还原物的请求权。

结语——对于审理此类案件的建议

从我国《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诉讼时效规定》）来看，我国诉讼时效届满之后一方当事人丧失胜诉权、一方当事人产生履行义务抗辩权，而社会实践中争议的标的物往往由一方或几方实际占有，如果确认物权请求权也适用诉讼时效规定，当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可能导致实际占有人不能取得法律上的物权，主张权利一方丧失法律保护的权利，这样就有可能导致大量的物权归属处于不明确的状态。除此之外，即使因诉讼时效届满，往往物被实际占有，不是《继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无人继承的遗产，收归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无法律依据，也无实践基础。

再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父母的房屋遗产由兄弟姐妹中一人领取了房屋产权证并视为己有发生纠纷应如何处理的批复》，这种行为应当认定为代表共有人登记取得的产权证明，该房屋仍属各继承人共同共有的财产，由此可以推知，所有有损共有权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无效，未被分割的遗产仍然属于各继承人共同所有，因此，将此类纠纷作为侵权纠纷就无法确定侵权行为的起诉点。故在实践中，对于确权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为妥。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一方面，当事人私权自治的理念深人人心，当事人主义已成为现代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特征。但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发现案件真实，同时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加强法官对诉讼的控制成了各国国家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共同趋势。我们不能为求得其他次要的、甚至是虚幻的价值，而牺牲了查明真相这一目的。[17]笔者认为，在审理继承纠纷案件中，因继承人的范围可能涉及法院依职权追加当事人的程序问题，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5条之规定，法官应采取各种措施调查明确继承人范围及遗产范围，不能只听信当事人的陈述，以防止部分当事人恶意串通分割遗产及其他损害合法继承人权益的行为。法官主动查明事实真相不仅有利于减少当事人诉累及司法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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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还能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切实保护所有继承人的合法权利，有利于彻底解决社会矛盾，实现“案结事了”。

注释与参考文献

[1]（2008）海南民二终字第112号判决书，类似的案例有（2007）穗中法民一终字第3510号上诉人黄凤仙、周国权、周剑文、周爱莲、周茵、周筱、周丽华、周丽云、周国鸿、黄剑烽继承纠纷一案。

[2](2006)西民初字第10728号判决书。

[3]（2002）成民终字第1594号判决书。

[4]（2003）彭州民初字第18号判决书。

[5]汤文元：《继承权诉讼时效的理解和适用》，载《人民司法.案例》2010年第2期第56页。

[6]沈爱玲：《物上请求权与物权保护探析》，载《前沿》2010年第20期总第274期第19页。

[7]【1987】民他字第12号批复，该批复认为，“双方当事人诉争的房屋，原为费宝珍与费翼臣的夫妻共有财产，1958年私房改造所留自住房，仍属于原产权人共有。费翼臣病故后，对属于费翼臣所有的那一份遗产，各继承人都没有表示过放弃继承，根据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因视为均已接受继承。诉争的房屋应属各继承人共同共有，他们之间为此发生之诉讼，可按析产案件处理，并参照财产来源、管理使用及实际需要等情况，进行具体分割。”

[8]关于物权请求权的类型，存在三类型说、四类型说以及无类型说三种学说，其争论主要是围绕恢复原状请求权、确认物权请求权以及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否属于物权请求权而展开的。梁慧星：《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条文、说明、理由与参考立法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4页。本文根据物权保护的特点采用三类型说。

[9]2002年11月30日，龙翼飞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与德恒律师事务所共同主办的“民商法前沿论坛”之一的演讲中分析了三种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基于身份关系的抚养费和赡养费的请求权、基于财产共有关系的分割请求权及基于不动产相邻关系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请求权。龙翼飞：《时效制度若干问题》，载王利明主编：《民商法前沿论坛第1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309页。

[10]杨立新教授认为，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应当是：第一是请求权，而不是一切权利；第二是在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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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中，只有债权请求权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制，其他的请求权如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杨立新：《中国民法理论研究热点问题探索与意见》，载王利明主编：《民商法前沿论坛第1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324页。

[11]2001年9月28日，王利明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与德恒律师事务所共同主办的“民商法前沿论坛”之一的演讲中指出，物权的请求权通常适用于各种继续行的侵害行为，如果严格以消灭时效的期间起算办法，则对物权人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保护物权。王利明：《债权与物权》，载王利明主编：《民商法前沿论坛第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55页。

[12] 关于消灭时效适用的法律效果，民法学界存在三种学说：

1、诉权消灭说。该说认为，消灭时效届满后，实体权利并不消灭，权利人所丧失的只不过是诉权而已。消灭时效届满后的债务属于自然债务，而权利则称为“裸体权利”。

2、实体权利消灭说。该说认为，消灭时效届满后，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归于消灭。

3、抗辩权发生说。该说认为消灭时效届满后，实体权利与诉权均不消灭，仅发生义务人拒绝履行义务的抗辩权。李建华、杨代雄、赵军：《论我国物权请求权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选择—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的相关规定》，载http:///2005-12/***6/htm,于2013年2月8日访问。

[13]李建华、杨代雄、赵军：《论我国物权请求权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选择—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的相关规定》，载http:///2005-12/***6/htm,于2013年2月8日访问。

[14]汤文元：《继承权诉讼时效的理解和适用》，载《人民司法.案例》2010年第2期，第57页。

[1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规定，“所有权纠纷”、“用益物权纠纷”、“担保物权纠纷”案由既包括以上三种类型的物权确认纠纷案由，也包括以上三种类型的侵害物权纠纷案由。物权法第三章“物权的保护”所规定的物权请求权或者债权请求权保护方法，即“物权保护纠纷”，在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规定的每个物权类型（第三级案由）项下可能部分或者全部适用，多数可以作为第四级案由规定，但为避免使整个案由体系冗长繁杂，在各第三级案由下并未一一列出。在涉及侵害物权纠纷案由确定时，如果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只涉及“物权保护纠纷”项下的一种物权请求权或者债权请求权，则可以适用“物权保护纠纷”项下的六种第四级案由；如果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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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保护纠纷”项下的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物权请求权或者债权请求权，则应按照所保护的权利种类，分别适用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项下的第三级案由（各种物权类型纠纷）。

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

[16]杨立新：《关于共有的若干问题》，载王利明主编：《民商法前沿论坛第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

[17] 田少红：《法官在民事诉讼中调查取证方面的作用——中国和法国民事诉讼制度之比较》，载《法律适用》第2005年第6期，第38页。

来源：中国法院网 北京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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