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肩挑直选模式中的潜在问题与解决思路

第一篇：一肩挑直选模式中的潜在问题与解决思路

由村民直选村主任-村支书一肩挑，属于村民自治推进中的制度创新。这一模式的推出，对于在村民直接民主背景下有效调适村委会和党支部之间的矛盾冲突，减轻农民负担，以及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必须看到，与制度创新相伴随的，并非全然是阳光灿烂，一马平川，有时它还会带来乌云密布，荆棘丛生。对于一肩挑直选模式，我们不应一味地高唱赞歌，而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直面各种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路径。

其二，一肩挑直选中的程序民主问题。民主不仅是一种制度、理念、权利，它还是一种实际的运作程序和技术。如果没有可资操作的程序和技术，民主政治的功能就不能发挥，民主理念不能在政治生活中具体化，民主权利也就不能为公民所真正享有。实行一肩挑直选模式，有一个保障实体民主的问题，也有一个保证程序民主的问题。程序不民主，实体民主实际上是达不到的。对一肩挑直选来说，无论是从村支书到村主任，还是从村主任到村支书，都远比单一选村委会主任要复杂一些。况且，党支部选举相应采取两票制，导入了村民选举的制度安排，比过去也平添了几分难度。因此，有必要对公推直选的过程作出明确的可资操作的具体规定，包括预选人的产生办法、预选人与选民的关系、侯选人的产生方法、正式侯选人的确定、正式选举、村委会干部的确认方式等，以保证选举过程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与此同时，党组织的性质毕竟不同于村委会这样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以特定的方式参与党支部选举是否合法，也需作出清晰的界定与阐释。从实际操作层面作出明确的规定并非多余，相反还是不可或缺的。近年来农村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方面建树颇多，但惜于大多原则性过强，操作性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类似于两委矛盾与此颇有关联。无疑，一肩挑直选中的程序民主，是一个值得重视并努力解决好的问题。

其三，一肩挑直选模式与乡村关系问题。无庸讳言，村民自治运行中尚存在着一个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关系尚未理顺的问题，所谓的村治并不是完整意义的村庄自治。一方面，由于农村党组织的设置，使村民自治的制度空间和实际功能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另一方面，村委会本身履行的功能在法律上也与其规定的制度性质有矛盾，尚扮演着村民当家人和政府代言人的双重角色。与此同时，历经多年的磨合，乡村关系在总体上正处于从传统的行政支配型关系向民主合作型关系转型的加速期，但矛盾冲突犹存，一些地方还比较突出。在这些乡村，村民自治并未得到切实推行，所谓的民主选举不过是徒有其表，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更是虚有其名。在这种背景下，一肩挑模式的推出，是有利于乡村关系的理顺，还是会促使乡村关系回复到行政支配型的老路上去，并不是一个在实践中全然解决好了的问题。村主任与村支书一肩挑，一身而二任，究竟是代表党组织，还是代表村委会，这种双重角色不可能不在乡村关系的处理上表露出来。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虽然只存在着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但乡镇党委与村党支部之间则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乡镇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村党支部这一组织中介，直接向村委会下命令、发指标，干预村民委员会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改变村委会、村民代表大会的决定，甚至有的乡镇还可能无视《村组委组织法》，直接撤换村委会成员，操纵村委会换届选举等。因此，在一肩挑直选模式的实施过程中，有必要根据村民自治的总体要求，对乡镇党委与村党支部、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作出进一步的明确规定，在组织设置上也可考虑作出新的制度安排，比如对乡镇实行自治式民主改革，逐步推行乡镇长的直选和竞选，提升乡镇人大对乡镇行政的民主监督、制衡权能。这样，就有利于在理顺村支部与村委会关系的同时，理顺乡村之间的关系。

其四，一肩挑直选模式的因地制宜问题。从实质上看，实行一肩挑直选的背景，是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总体水平还不够高。这一模式无疑适合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有推广的价值。但在现实生活中，不能搞一刀切，把它当作包治农村两委矛盾的灵丹妙药。其实，这一模式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很高、农村干部群众民主意识较浓的地方，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非常落后、民主政治建设基础很差的地方，并不太适合，监督成本过高，或者监督不到位，就是这两类地区分别难以解决的问题。应该说，一肩挑直选模式是结果，但不是出发点；是符合我国农村实际情况的可行的选择，但不是唯一的选择。事实上，在村民自治的总体框架内，还可以作出新的探索，比如：实行村庄自治，进一步提升村庄的自主性。在村庄自治体内，只设村庄管理委员会和村民大会两种组织，村庄管理委员会通过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向村民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可在村庄设立政治指导员职位，负责从政治上、思想上进行指导，使村民在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下开展自治活动。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不论进行何种探索，采取什么模式，都应该有利于还权于民，逐步扩大农民的民主权利。离开了村民自治，任何模式不过是权力资源在不同组织、个人间的再分配而已，对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无多大的价值可言。

总之，一肩挑直选模式作为村民自治进程中的制度创新，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复杂过程，对它的探索还刚刚开始，远未到终结的时候。事实上，无论是一肩挑直选模式本身，还是一肩挑直选模式对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均有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回答这些问题，既需要鲜活的实践，也需要深邃的思考。

第二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问题与解决思路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问题与解决思路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是一项不断探索的系统工程，我区新农合工作经过2005年的摸索取得了一些成绩，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由于及时查找原因、寻找解决办法，这些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下面我想就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思路提出来供大家参考，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落实国家关于新农合的各项政策，采取各种不

同的有效模式服务于农民朋友。

一、新农合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一）关于及时调整报销比率的问题。根据2005年上半年新农合基金报销支付偏低的情况，为进一步提高农民的受益水平，使新农合基金充分发挥作用，我区农合办于2005年8月份对报销支付标准及时进行了调整：每次住院期间的各项检查费用，最高补偿从原有的150元增加到250元，不足500元的按实数的50％报销;住院床位费由每天每床16元增加到每天每床23元，再加上施行了新的医保系统导致可报销药品范围的扩大，使得农民受益率明显提高：调整前后农民在各级医院住院的平均每次报销金额分别由镇级、区级、区外的837元、811元、926元，提高到1178元、997元、1208元，平均提高31.4％。而对于8月份前已报销过的2883人进行了二次补偿，补偿金额达76万元。

（二）关于网络系统的管理问题。区农合办在为各管理中心配备电脑建立信息网络基础上为四个镇的农合办配备了网络电脑、打印机等设备，利用区政府政务内网平台将我区新农合信息化网络管理系统覆盖四镇农合办，改变过去镇农合办实时信息管理盲区现象，使得各镇农合办能通过信息系统实时掌握其管理中心对参合农民住院登记、医药费报销及审核情况，对发挥和落实镇农合办管理职能，强化新农合报支工作的审核及监督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系统网络的管理上我们认为需注意以下问题：1.各管理中心的网络管理人员能力要强，各新农合专职人员要熟悉电脑的基本操作知识；2.新农合软件开发公司的售后服务一定要及时到位。因为在新农合的操作过程中随时可能会遇到问题，软件公司人员应该随叫随到，不能影响日常工作；3.由于我区新农合网络采用V安全网关技术，使医院HIS与新农合信息化网络管理系统既能互联，又能保障医院HIS和新农合系统的网络安全，所以下属各医院要做好网络维护工作，其间就出现过医院因暂时欠缴通信公司的网络管理费而不能上网的情况。

（三）关于报销清单审核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总结归纳如下1.关于医院资格审核问题：区农合办规定只有在广州市范围内政府机构主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住院可以报销，而在营利性医疗机构住院则不可报销。如不清楚医院性质可在网上查寻或询问区农合办。2.关于疾病报销种类的审核问题：需特别注意骨折、头颅外伤、皮肤擦伤、手指损伤等外伤性疾病是否为车祸、工伤所致，是否有第二方负责。3.因为政策规定只有住院才可以报销，所以有些病人为了能够报销而采取挂床位的方式（此时有床位费但费用较正常少），这种情况不能报销。4.如果没有正式打印发票、费用清单则不能报销。

（四）关于报销补偿款的发放问题。我们区暂时采用医院资金垫付的模式发放补偿款：医院预先支付报销款给农民，区财政局每月核算后从农合基金专帐中下拨付资金到医院。各村联络员从医院领取报销款也有两种模式：一是各管理中心的专管员从医院财务科统一领取款项发放给联络员；另一种方法是联络员各自凭核对过的报支单到医院财务科领取报销款。两种模式各有利弊，各医院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择。

（五）关于有些单据报销比率偏低的问题。在报销审核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一些单据实际报销比例严重偏低，明显偏离正常范围。经过我们详细分析发现主要是不能报销的一次性耗材所占比率偏大或者检查费用过高，见下表：

关于几张报支清单中“总报比率”偏低的说明

姓名

黄永威

何英海

谭样欢

医院名称

广医附二

省人民医院

南方医院

住院金额

48940.元

36788.元

141316.元

可报金额

7807.元

5655.元

22370.元

实报金额

1677.元

1211.元

3118.元

总报比率

3.43％

3.29％

2.21％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住院费用较大而实际报销金额较低，没有很好的起到“保大病”和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新农合宗旨。所以要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合理用药，合理检查，合理使用一次性耗材以提高报销比率。

（六）关于数据录入错误的问题。区农合办在审核录入清单时发现有数张单据出现错误，经分析有两张

单据属异地重复录入，其余属同单重复录入，均为专管员操作失误所致。为了预防此类情况的发生，我们认为需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专管员需进一步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提高自身素质，树立全心全意为农民朋友服务的意识；2．进一步完善操作系统软件，对于同单重复录入者在操作界面上予以提示；3．要求专管员严格按照《白云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费用补偿报销

情况登记表》进行报销登记工作；4．清单录入完毕后要以村为单位及时归档；5．区农合办将继续加大审核监管力度，避免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七）关于宣传发动的问题。我们认为宣传工作重在平时，而不是仅限于年底的筹资发动阶段，要让农民朋友在日常生活中时刻感觉到新农合的存在，经常以发生在身边的典型事例去宣传、教育大家，这样会取得意想不到的结果。因此我们制定了以下宣传发动计划1.区农合办将制作的两副宣传栏报，分别在四个中心镇及各村宣传栏巡回展出；2.利用宣传参合人员的典型事例为契机，请区广播电视局积极宣传报道，并在《白云大地》或编辑专题片中播放。3.区农合办拟于近期开展一次全区性的“白云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满意度调查”活动，一方面了解农民对新农合的看法和我们的不足之处，另一方面也可以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4.利用各医院开展的计划免疫、慢性病防治等保健宣传活动发动之际积极派发新农合宣传资料扩大宣传面。5.利用已制作好的新农合宣传动画片（VCD版）不定期的在各镇广播电视站播放，加强宣传效果。

（八）关于逐年提高报销比率的问题。2006年区农合办依据“以收定支、保障适度、收支平衡”的原则，经过科学测算，推出多项措施，力推新农合工作的开展。1.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在不提高农民缴费标准的情况下，区、镇两级财政对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的补助标准在2005年每人每年20元的基础上增加10元；2.将筹集到的农合基金最大限度的用在农民身上：除将区中医院、区红会医院按镇级医院报销比例开放给全区的参合农民外,2006年还将提高镇、区两级医院的报销补助比例，在住院总费用除去自费部分后镇级医院报销从原来的50提高到60，区级医院从原来的30提高到40，封顶线由原来的5000元提高到8000元;3.2005年参合农民中没有住院报销过的人员,2006年继续参加合作医疗者在区、镇级医院住院可在规定的报销比例上再提高5个百分点,即区级医院为45，镇级为65，这样做一方面让农民在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中能够真正感受到实惠，另一方面也可保证筹集资金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九）关于满意度调查的问题。此次活动主要是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对于辖区内年龄在10周岁以上的参合农民进行一次满意度调查，其目的是为了了解我区农民对实施一年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满意程度，并可充分征求意见，了解他们的需求，以更好的方法去服务于农民。在这次调查活动中我们认为要做好以下几点：1.调查表的设计原则力求项目少而精；要求用词简洁，而且通俗易懂；要求要有针对性，避免双重提问甚至多重提问；尽量选用能用客观指标描述得问提，避免主观得问题；避免诱导性和强制性提问；敏感问题一般放在调查表的最后。2.对于调查员的培训重点应该是使学员掌握本次调查的目的、主要内容、技术路线和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资料的整理和分析方法、预期结果、可能的偏倚问题以及解决办法等。3.在调查过程中如果发现漏项和不合理的调查记录，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实践表明，在全部调查结束后再集中纠正错误使不可行的。4.在数据的整理过程中应剔除不符合要求的调查表，在数据的录入过程中应尽可能保证所建数据库等同于原始记录。

（十）关于跨报销的问题。对于跨住院医药费的报销要注意三个问题：一是此人是否连续参合，二是由于新的报销比率有所不同，所以不能简单的归纳用其中一个比率来计算，三是涉及到封顶线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求分打印费用清单，分别报销。如确有难度分打印清单的则将其清单及有关审核资料送区农合办集中处理。

（十一）关于新参合人员的登记录入问题。参合农民的登记及其数据的准确录入是新农合信息化网络管理的基础，也是新一年新农合管理工作的良好开端。因此，区农合办为确保参合人员登记录入工作的“高效、准确”和有条不紊的进行，特别制定了《白云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006年参合人员登记数据录入工作方案》，采取“试点先行，全面铺开”的工作方法，10月在人和镇凤和村先行登记和录入试点及数据测试工作，经论证和测试无误后，11月份在全区铺开。我们将上一参合人员的本底资料以村为单位全部打印出来，继续参合人员只需缴费后打勾即可，退合的则不做标识，另外打印一份《白云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参合人员登记表》主要填写拆户、串户、新增等人员的参合资料，特别要注意低保户、外嫁女等特殊人群的登记工作。

（十二）关于公示制度的落实情况。公示制度是确保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健康发展和农合基金运作安全不可缺少的新农合工作程序和制度，区农合办将各镇、村参合农民住院报销情况公示资料在白云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网站上定期公告，各镇农合办加强与村委的联系，将经区农合办核准的参合农民住院报销资料发至各村每月张榜公示。由于思想观念的不同，有些农民并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生病住院的情况，不愿张贴公示，所以我们应该做好耐心解释工作，确保公示资料要与村民见面，起到监督、核查作用。

二、我们认为在实际工作中还需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新农合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取得区委、区政府及卫生局领导的支持是工作成功的重要保证。

（二）新农合工作需取得下属各医疗单位的积极配合，并要保持同各镇、村领导的良好关系。

（三）在医疗证编码的设计上最好能区分到社或队。好范文版权所有

（四）规范报销资料的登记工作。

（五）因为实际上大量的基础性工作都是由经济社社长或队长完成的，所以在每年的筹资宣传动员大会上最好能宣传到社长一级。

（六）搞好新农合工作必须建立一套比较稳定的管理队伍，各管理中心专管员应公开招聘并加强培训。

第三篇：村支书与村主任“一肩挑”模式的调查与思考

创新村级组织建设模式

打造服务“三农”坚强堡垒

——村支书与村主任“一肩挑”模式的调查与思考

新形势下，如何建强村级组织，为服务“三农”提供坚强保障？最近，笔者带着这个问题，就村支书与村主任“一肩挑”模式的探索与推行，到辖区乡镇进行了专访。从调查了解的情况看，该模式的推行，总的来说是成功的，但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探讨。

一、充分肯定推行“一肩挑”模式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一是从机制上实现了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村民自治的有机结合，有利于提高村支“两委”的整体功能。“我这个支书职务是全体党员选的，一言一行要对党组织负责；村主任职务是全体村民选的，一举一动要对全体村民负责。这就要求我们在具体工作中要把加强党的领导与坚持村民自治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强化党的领导中保障村民自治，在村民自治中体现党的领导。”一位受访村支书兼村主任这样说道。

二是从制度设计上消除了“两委”矛盾的根源，有利于构建奋发有为、团结向上的和谐班子。过去因为制度上的原因，村支书与村主任围绕“印把子”、“帐本子”、“笔杆子”明争暗夺。而“一肩挑”模式，其实质是村民拥有了选举村支书的权利，从制度上根除了基层组织建设中“两委”的矛盾。

三是实现了减员减负与提高工作效率的有机结合，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由于精减了人员，减少了内耗，办事效率大大提高。如往年组织计划生育普查，耗时一个多月。实行“一肩挑”后，“两委”干部全部发动，仅半个月就能完成任务。

二、认真把握“一肩挑”模式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一是少数村主头在权力运用与权利监督上出现盲区。“一肩挑”模式虽然较好地解决了“两委”内耗，但同时，也为极少数村主头“独断专行”提供了方便。所带来的潜在危险是：村民自治很容易演变为党支部自治或党支部书记个人自治。特别是经济发达而管理缺位的村，如果监督职能不健全，容易滋生各种腐败现象。

二是极个别村在坚持集体领导与充分发扬民主上矛盾凸显。“一肩挑”模式，客观上使村主头行政权力相对集中，在具体决策过程中，容易出现集体领导表面强化，而党内民主实际弱化的倾向。特别是个别工作能力强，而民主意识差的村主头，往往就会将本应由党内集体研究决定的大事自己一锤定音，班长变成了家长；本应由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的大事，一人说了算，影响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三是村干部工作压力与经济待遇不对等的矛盾更加突出。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减轻了，村集体收入相对减少了。特别是那些企业“空壳”村，除了政府的一点转移支付资金外，几乎断了奶。他们迷惘，将来老年体衰时谁来养？他们期盼，上级党委和政府尽快出台政策，从制度上解决干部的后顾之忧。

三、不断强化完善“一肩挑”模式的新思路、新举措

1、强化教育培训，全面提高“两委”干部的综合素质。首先要明确教育培训目的，端正学习态度。其次是制订教育培训规划，明确教育培训内容。第三要讲究学习方法，提高教育培训效果。

2、强化制度建设，努力实现民主管理。首先，要健全村务公开制度，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其次，要健全村民议事制度，保障农民的决策权。第三，要坚持村民自治制度，保障村民的参与权。

3、强化民主监督，进一步完善制约机制。主要完善四种机制。一是党内监督机制。二是民主监督机制。要建立村民监督小组、财务管理小组，健全民主评议村干部制度。三是上下监督机制。村级组织要自觉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监督。四是自我监督机制。

4、强化激励保障，认真落实村级干部待遇。建立健全村干部岗位目标责任制，每年年终进行统一考核奖励；强化激励机制，让符合条件的优秀村干部通过考试考评等一定程序，进入乡镇公务员序列；推行村干部联绩计酬结构工资制度，村主干的工资纳入县乡财政预算；逐步建立村级干部的养老保险制度。

第四篇：新时期的“三农”问题与解决思路

近几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成为决策界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上上下下都在讨论“三农”问题，纷纷为其献计献策。到底“三农”问题出在哪里、症结何在？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或缓解它？这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三农”问题的核心与症结所在当前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需要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有农民收入问题、税费负

担问题、劳动力转移问题、土地市场制度问题、农村金融制度问题、粮食流通体制问题，还有农村市场消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九年制义务教育、社会基本保障制度以及农民自组织等等问题。乍一看，怎么会冒出这么多问题来，使人觉得无从下手。其实，当前农业、农村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近期才产生的，有许多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出现了，不过那时问题还没有累积到现在这种严重程度。另外，从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分析，农业、农村和农民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并不是并列关系，也不是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其中有许多问题是相互关联，存在着衍生关系。比如，农民收入问题与税费负担、劳动力转移、土地市场、金融制度就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与粮食流通体制、农村市场消费等密切相关。因此，在陈述“三农”问题时，不能简单地罗列问题，应该找出事关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核心问题来，分析其形成原因，并对症下药。我认为，当前“三农”问题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收入问题，二是农村市场消费问题，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其他问题要么是由这三个问题引发出来，要么与其紧密相联。目前“三农”问题已经和过去的“三农”问题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假如说过去有“三农”问题，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表现在宏观层面上仅仅是一个农产品供给问题，或者说是食品安全问题；现在三农问题已经从食品安全问题演变成一个以收入、消费和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现阶段，归结起来“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居民的差距越来越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城市方面，农村经济发展要相对落后。同城市相比，农村发展落后首先体现在投资严重不足，基础设施供给明显滞后。自1998年中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虽然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向农业和农村投入了大量资金，明显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的落后状况。但是，在利用财政资金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上，国家向城市投资多而对农村投资偏少。例如，1998年至2002年国家连续发行建设国债6600多亿元，其中用于农业和农村的资金约为1897亿元，占28.7。2003年，国家又发行国债1400亿元，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为445亿元，占31.8。就是这2300多亿元，还包括了大江大河工程治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投资等，而这些投资直接受益的是全社会，对拉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在国家集中大量资金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后，使得城市公共品的供给和现代化水平上了好几个台阶。和国外比较，目前我国的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并不比发达国家差，甚至还超过一些国家。可是，由于农村投资少，乡村道路、人畜饮水、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益性事业发展严重落后，同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这里，如果仅以基础设施供给状况衡量城乡发展水平，那么当你进入中国的大中城市就好像到了发达国家，相反当你进入中国的农村又好像到了发展中国家。这种城乡反差既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也存在于中西部地区。城乡投资差距不仅反映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且还反映在民间投资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里，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增长也远远落后于城市。从1990年到2002年，城市集体和个人名义投资增长了14.6倍，而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仅增长了5.5倍，城市比农村增长速度快1.7倍。农村投资增长慢，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也慢，进而农民收入的增长也不会快。1990年到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76.9，年均增长4.48，比80年代增长速度（8.4）几乎慢了一倍。而同期内，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由慢变快，13年里居民收入增长了159.8，年均增长7.6，增速是80年代（4.5）的1.7倍。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居民的收入越来越高，与农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比如，1985年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农民的1.86倍，1990年为2.2倍，1995年上升到2.71倍，到2002年高达3.1倍。2003年，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比上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了9，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到3.23倍。受收入增长的制约，农民的消费增长也极其缓慢，同城市居民的差距也在拉大。从1993年到2002年，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上增长了2.58倍，而县及县以下仅增长了1.87倍。到2003年农民人均年消费支出水平是城市居民的1/3，消费差距比80年代扩大了40以上。由于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农村市场需求明显偏冷，导致其在全社会中的市场消费份额出现了萎缩的趋势。例如，在1990年农村市场消费在全社会中的份额是53.2，1995年降到40，2002年进一步降到36.7，2003年又进一步降到35（见下表）。当前，农村投资不足，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已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因为，在12.92亿人口中，有9.37亿农民在紧缩投资和压缩消费，势必会

给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困难。可以肯定的讲，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要想启动内需首先必须将占全国2/3人口的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鼓励他们投资，刺激他们消费，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增长才会有动力。面对城乡发展差距，有人提出，目前中国的农村状况比过去恶化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差。这种说法有些偏激，甚至对农村缺乏起码的了解。从实际情况看，当前农民的收入水平、生活状况都比过去大大进步了。但是为什么三农问题又突然变尖锐了呢？关键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居民的差距扩大到了某种限度，给人的感官视角造成了异常刺激，引起了社会部分群体的心理失衡，危及到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1985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比较表年份农民收入(元)市民收入(元)城乡比乡为1农民消费(元)市民消费(元)城乡比乡为1农村市场()1985397.6739.11.86317.4673.22.1256.51990686..31510.22.20538.11278.92.4053.219951577.74280.02.711310.43537.62.7040.020002253.46280.22.791670.04998.02.9938.220012366.46859.62.901741.05309.92.9937.420022475.67702.83.101834.36209.93.2936.720032622.08472.03.231943.36510.93.3535.0因此，我认为“三农”问题集中反映在收入、消费和劳动力转移方面，核心体现在生存和发展上。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三农”问题呢？我认为是由制度和结构造成的，是由我们的制度设计缺陷和结构转换偏差引起的。首先从制度看，改革开放以前，国家用计划经济、依靠行政力量造就了一个城乡二元体制（结构），改革开放以后尽管我们对这种制度进行了改革，但是在改革进程和制度安排上偏废了农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们把主要改革精力从农村转到城市，集中在宏观经济体制和国有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对农业、农村的体制改革重视不够，造成了许多问题积重难返。第二，农村制度的变迁受到了抑制。列举四个方面的例子：

1、土地不能市场化。城市扩张、修筑公路和开发区建设侵占了大量农村土地，这些土地都是以低价强制性从农民手中征用的，造成巨额土地收益流失。

2、民间金融机构发展受到限制，基金会撤销，民间借贷不合法，造成农村金融从资金总量和机构双重供给不足，使农民长期陷入贷款难的境地。

3、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滞后，限制非国有的市场主体进入粮食收购领域。

4、城乡财税体制改革滞后，形成财权和事权不对称，造成越是基层政府财权越小、事权越大，这引起基层政府向企业和农民乱收费，加重农民负担。再从结构演变方面分析。结构转换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结构转换会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国家在九十年代以后的结构转换对农业、农村和农民是不利的。为什么？一方面，工业的过度扩张，导致了非农产业在大量抽取农业、农村资源的同时，排斥大量劳动力进入，造成农民占有的资源和财富份额下降。另一方面，受结构转换的影响，财富过度向城市集中，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因此可以讲，当前我国城乡居民在生存权和发展权方面的差距扩大趋势，既是由市场经济变化引起的，也是由于一些宏观政策不当和制度安排偏差造成的。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途径解决或缓解“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什么地方？首先要强调一点是，目前社会上不应该用过激的言论，也不能用过激的办法来解决“三农”问题，因为三农问题是由历史造成的，并在历次体制变动中不断累计起来。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企图想让一届或两届政府来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能操之过急，只能重点突破，如果社会上一些人总用一些偏激的言论、并提出一些异想天开的解决办法，对解决三农问题毫无益处。最近有人讲，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要使政权退出农村，我认为这是一种极为幼稚的想法。因为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农民是弱势群体，如果我们的政权退出农村，这些弱势的群体谁来保护，农村的公共品由谁来提供，农村贫困问题由谁来解决。从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保护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帮助陷入困境的农民，并向农村提供公共品，都是政府在农村的责任。很显然，如果让政府退出农村，这些能产生很大外部性的公共事业会立即出现供给缺位。另外，还有人讲解决“三农”问题主要在“三农之外”，我觉得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全面。因为他把三农的长远问题和近期的问题混淆在一起了，我们不能把寄托于长远的战略手段放到现在来解决三农问题。所以最后我的结论是，解决三农问题既要在三农之外，也要在三农之内，既要在近期也要在长期。我认为在“三农之外”解决“三农”问题，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考虑：首先“在三农之外”，我们的改革和政策目标是什么？我觉得核心是要实行向城乡一体化的制度过渡，将来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是要把城市和农村、政治和社会纳入一体化的进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无论是长期还是近期关键是要解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人口户籍政策、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和财税政策（包括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这里，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点是农村税费，目前的农村税费改革不是最终目标，它是一种过渡方案，最终应该实行“城乡一体化的税收制度”，所以尽管目前农村的税费改革有进步，但是它的税制结构设计还是不合理的，仍然是一种歧视性的政策，这种歧视性政策从长远看是要消除的。第二是土地市场开放问题。现在土地基本上没有市场而言，一级市场由国家控制，二级市场农民不许进入，农民在土地交易中始终处在被剥夺的地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为什么会发展这么快，发展成本会这么低，关键就在于农民有一块地。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稳定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之所以在就业不充分的条件下，还能稳定在农村，就是因为农民还有一小块土地。今后，如果说土地市场还不改革，还是由国家用低价强制购买土地，农民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中国的耕地就会大量、迅速地减少，我国的食品安全不但失去了可靠保障，而且农民还造反的，这会直接干扰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三是“城市化”道路选择问题。目前我们的城市化道路走了一条不符合中国的道路，为什么？一是现有的城市发展是“关起门来搞城市化”，把农民关在城外，自己在城内搞现代化，这是为城市居民“锦上添花”，而不是搞农村“人口城市化”。二是我们在城市化道路上搞“天女散花”，强调大力发展小城镇，错误地认为“小城镇，大战略”，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问题。这是一种不符合国情的战略选择，实际上这是一种“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传统观念的延续，它实质上就是不愿意让农民进大中城市，不许他们分享大中城市积累的文明成果。从国情来看，中国若要遍地都去发展小城镇，总有一天我国会没有土地可耕，我国的城市化不能仿效美国模式，因为美国的土地资源要比我国丰富得多，而日本的城市化模式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的土地、水资源稀缺，人口密集，我国应该与日本一样，走“资源节约型”的城市化道路，这样可以节约土地、水资源和能源，并能集中使用城市公共设施。在外部进行改革的同时，农业内部也要进行改革。在世界任何国家，最终农民群体不可能变成零，工业化后仍会有一部分农民留在农村，政府要关注这部分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怎么关注？近期有几个问题需要研究解决：第一，对农民的收入要采取直接的支持政策。我国目前对农民的支持政策不应放在是产量的支持方面，而应是对农民的收入进行支持。有人说对农民支持要间接支持，有人说要直接支持，我认为目前间接支持和直接支持都要搞，但是要有重点。有人讲不能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因为我国财政能力有限，不可能以少数人补贴多数人。我认为这有两个误区需要澄清：一是以现行的体制，我们总搞间接补贴能不能坚持下去？因为我们过去对粮食采取的就是一种间接补贴，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越改补贴越多，2002年补贴700多亿，连续几年来我们对粮食的补贴超过三千亿，这种间接补贴会造成低效益，引起腐败，农民损失大，支付成本高。二是中国现在实际上需要进行直接补贴的不是多数人而是少数人。我国目前用于农、林、牧、渔四大业的劳动力是31991万人，看上去很多，但是我们实际算一下，真正用于种植业的劳动力目前不到两个亿，这两个亿如果剥离了一些东部沿海地区，仅剩一些农业主产区，实际需要补贴的就是一亿人左右。在12.92亿人中，我国补贴政策的目标锁定1亿人。因此“我国是以少数人补贴多数人”是个错误的概念，真正要补的实际是少数人，如果进行直接补贴我们还是有能力的。第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近期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加快改革步伐。总体改革思路应该是，粮食主产区的购销要彻底放开，国家的储备粮数量要控制在合理安全界线内，国有粮食企业要走市场化的改革之路，对粮农的保护和补贴要与国有粮食企业划断，坚持采取直接的补贴办法。第三，农村金融改革。目前，我国推行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力度不够，范围太小，效果也没有农村税费改革那么大。今后，改革的思路就是要在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沿着金融市场化方向，设计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方案，从金融市场主体和资金规模上都增加对“三农”的供给，用一种平等观念对待农民，让他们能和城里人一样有权利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我认为想靠现有的金融体系来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根本没有可能，必须通过改革发育新的金融组织。第四，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制度和土地市场是联系在一起的。下一步在土地方面应该优先实行土地市场化，要把土地作为真正的商品进行交易，让土地变成商品，让土地的所有权真正归还于集体所有，不要再让一些城市人和一些中介商来非法剥夺农民。目前有人讲土地要私有化，我觉得目前提土地私有化不合适宜，不符合当前中国的国情。当前土地产权制度最重要的问题是农民应该有物权，农民用土地可以进行抵押，进行投资，要把农民现在的使用权变成一种准商品，这是一个核心问题。现在强调对土地所有权进行彻底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什么时候能成熟？我觉得城市化水平达到60％以后，再来考虑土地的产权制度改革才算合适，1993年的中央11号文件强调三十年不变，这里面有深刻的理论含义和制度背景，它充分考虑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转换所需要的时间区段。现在不宜过早的搞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应该在立法上、在土地是商品等方面多考虑些改革办法。当前在土地市场制度建设有以下几个问题要尽快解决：一是对经营性用地要实行彻底的市场招标出让制度，土地出让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二是对于公益性用地，虽然目前只能按照协议出让办法从农民征地，但是征用价格原则上应以市场价格为标准，如果在征地过程中不能按照市场价格补偿农民损失的，就必须妥善安置失地农民，并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三是通过制度安排要将土地转让的大部分收益归农民所有。为了确保土地流转的大部分收益归农民所有，建议在农村成立土地财产委员会，委员会由农民选举产生，其职责是代表农民对集体土地出让行使决策权，并决定土地补偿金的使用方向，监督出让土地补偿金的分配。根据需要，农村土地财产委员会可以是长期固定的农民组织，也可以是临时性质的组织，不管是固定还是临时组织，都必须以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为宗旨，以民主决策为原则，公正公平地为农民服务。第五，农村公共品供给。目前，政府为农村提供公共品不是一种“恩赐”行为，而是一种责任。农民跟市民一样有发展权，有生存权，政府应该承担起最起码的公共品的供给，而不应该形成现在的“公共”财政只对城市人而不对农民提供公共品，或者只对农民提供少量公共品补贴的局面。公共财政要把公共品真正公平的分摊于城市和农村，现在到了应该用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对农村公共品投入的时候了。今年中央政府调整国债使用结构，以数百亿元的规模增加了对三农的资金投入，这是非常英明正确的，可以想见，这样坚持投下去城乡发展差距会越来越小，总有一天还会将这种差距消除掉。最后，农民要有自己的组织。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不但要有政府来保护，有法律来保护，而且要由自己来保护。农民居住分散和生产活动不集中，这种无组织状态是他们在同非农产业进行交易和谈判中地位低下的重要原因。必须让农民组织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利益团体，引导和支持他们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参与国家决策，反映他们的利益要求。当前，我国农村合作组织是由三类组成的，第一类是在改革以前建立的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这两类合作社具有上下垂直性质，受中央政府的控制和管理，带有较浓厚的官办色彩。第二类是乡（镇）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这些合作组织是人民公社解体后，原人民公社的经济职能转移由社区合作组织承担。此类合作组织大多依赖于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并行使基层政权一部分经济管理职能。第三类是改革开放以后新发育起来的合作经济组织。这是农民和其他经营者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以市场为导向，按照合作制原则自发建立起来的，这类合作经济组织都采取了自愿参加、共同经营、民主管理和收益返还的组织经营形式，他们在名称上也丰富多彩，有农村股份合作社、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也有农业服务公司（中心）等。从多年的实践考察，在三类合作经济组织中，最受农民欢迎、最有旺盛生命力的是第三类合作经济组织。今后，要发展和培育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需要解决以下两大问题：第一，目前我国还没有合作组织的立法，各类合作社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也无法享受到政策优惠；第二，合作经济组织总量不少，但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数以万计的供销社、信用社和社区合作组织，因体制落后、官气太重，难以为“三农”有效服务；另一方面新发育的合作经济组织又因数量少而满足不了“三农”的需要。同时，农民急切需要的农产品购销合作组织发展也严重不足。面对上述两大问题，首先，应加强合作社的立法建设，借鉴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泰国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合作组织立法上的经验，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环境；其次，要大力支持民间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特别是要扶持由农民自发建立起来的农产品购销合作组织，从财政、税收以及金融等政策上给予优惠。支持农民发展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政府应重视其经济要求，坚持自愿、民主、互利的原则，让合作经济组织自我发展，切忌拔苗助长，防止用行政手段“归大堆”，导致合作组织发展太多、太滥，并出现行政化倾向；再次，要加快对第一、二类合作经济组织的改造步伐，解决合作社由内部人控制和只为少数人牟利的问题，进一步明晰产权，按照合作制的原则，将其改造成真正意义上合作经济组织，由农民自己管理经营，为“三农”服务。

第五篇：新时期的“三农”问题与解决思路

近几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成为决策界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上上下下都在讨论“三农”问题，纷纷为其献计献策。到底“三农”问题出在哪里、症结何在？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或缓解它？这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三农”问题的核心与症结所在当前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需要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有农民收入问题、税费负担问题、劳动力转移问题、土地市场制度问题、农村金融制度问题、粮食流通体制问题，还有农村市场消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九年制义务教育、社会基本保障制度以及农民自组织等等问题。乍一看，怎么会冒出这么多问题来，使人觉得无从下手。其实，当前农业、农村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近期才产生的，有许多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出现了，不过那时问题还没有累积到现在这种严重程度。另外，从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分析，农业、农村和农民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并不是并列关系，也不是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其中有许多问题是相互关联，存在着衍生关系。比如，农民收入问题与税费负担、劳动力转移、土地市场、金融制度就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与粮食流通体制、农村市场消费等密切相关。因此，在陈述“三农”问题时，不能简单地罗列问题，应该找出事关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核心问题来，分析其形成原因，并对症下药。我认为，当前“三农”问题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收入问题，二是农村市场消费问题，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其他问题要么是由这三个问题引发出来，要么与其紧密相联。目前“三农”问题已经和过去的“三农”问题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假如说过去有“三农”问题，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表现在宏观层面上仅仅是一个农产品供给问题，或者说是食品安全问题；现在三农问题已经从食品安全问题演变成一个以收入、消费和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现阶段，归结起来“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居民的差距越来越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城市方面，农村经济发展要相对落后。同城市相比，农村发展落后首先体现在投资严重不足，基础设施供给明显滞后。自1998年中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虽然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向农业和农村投入了大量资金，明显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的落后状况。但是，在利用财政资金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上，国家向城市投资多而对农村投资偏少。例如，1998年至2002年国家连续发行建设国债6600多亿元，其中用于农业和农村的资金约为1897亿元，占28.7%。2003年，国家又发行国债1400亿元，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为445亿元，占31.8%。就是这2300多亿元，还包括了大江大河工程治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投资等，而这些投资直接受益的是全社会，对拉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在国家集中大量资金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后，使得城市公共品的供给和现代化水平上了好几个台阶。和国外比较，目前我国的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并不比发达国家差，甚至还超过一些国家。可是，由于农村投资少，乡村道路、人畜饮水、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益性事业发展严重落后，同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这里，如果仅以基础设施供给状况衡量城乡发展水平，那么当你进入中国的大中城市就好像到了发达国家，相反当你进入中国的农村又好像到了发展中国家。这种城乡反差既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也存在于中西部地区。城乡投资差距不仅反映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且还反映在民间投资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里，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增长也远远落后于城市。从1990年到2002年，城市集体和个人名义投资增长了14.6倍，而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仅增长了5.5倍，城市比农村增长速度快1.7倍。农村投资增长慢，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也慢，进而农民收入的增长也不会快。1990年到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76.9%，年均增长4.48%，比80年代增长速度（8.4%）几乎慢了一倍。而同期内，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由慢变快，13年里居民收入增长了159.8%，年均增长7.6%，增速是80年代（4.5%）的1.7倍。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居民的收入越来越高，与农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比如，1985年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农民的1.86倍，1990年为2.2倍，1995年上升到2.71倍，到2002年高达3.1倍。2003年，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比上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了9%，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到3.23倍。受收入增长的制约，农民的消费增长也极其缓慢，同城市居民的差距也在拉大。从1993年到2002年，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上增长了2.58倍，而县及县以下仅增长了1.87倍。到2003年农民人均年消费支出水平是城市居民的1/3，消费差距比80年代扩大了40%以上。由于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农村市场需求明显偏冷，导致其在全社会中的市场消费份额出现了萎缩的趋势。例如，在1990年农村市场消费在全社会中的份额是53.2%，1995年降到40%，2002年进一步降到36.7%，2003年又进一步降到35%（见下表）。当前，农村投资不足，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已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因为，在12.92亿人口中，有9.37亿农民在紧缩投资和压缩消费，势必会给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困难。可以肯定的讲，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要想启动内需首先必须将占全国2/3人口的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鼓励他们投资，刺激他们消费，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增长才会有动力。面对城乡发展差距，有人提出，目前中国的农村状况比过去恶化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差。这种说法有些偏激，甚至对农村缺乏起码的了解。从实际情况看，当前农民的收入水平、生活状况都比过去大大进步了。但是为什么三农问题又突然变尖锐了呢？关键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居民的差距扩大到了某种限度，给人的感官视角造成了异常刺激，国的食品安全不但失去了可靠保障，而且农民还造反的，这会直接干扰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三是“城市化”道路选择问题。目前我们的城市化道路走了一条不符合中国的道路，为什么？一是现有的城市发展是“关起门来搞城市化”，把农民关在城外，自己在城内搞现代化，这是为城市居民“锦上添花”，而不是搞农村“人口城市化”。二是我们在城市化道路上搞“天女散花”，强调大力发展小城镇，错误地认为“小城镇，大战略”，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问题。这是一种不符合国情的战略选择，实际上这是一种“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传统观念的延续，它实质上就是不愿意让农民进大中城市，不许他们分享大中城市积累的文明成果。从国情来看，中国若要遍地都去发展小城镇，总有一天我国会没有土地可耕，我国的城市化不能仿效美国模式，因为美国的土地资源要比我国丰富得多，而日本的城市化模式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的土地、水资源稀缺，人口密集，我国应该与日本一样，走“资源节约型”的城市化道路，这样可以节约土地、水资源和能源，并能集中使用城市公共设施。在外部进行改革的同时，农业内部也要进行改革。在世界任何国家，最终农民群体不可能变成零，工业化后仍会有一部分农民留在农村，政府要关注这部分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怎么关注？近期有几个问题需要研究解决：第一，对农民的收入要采取直接的支持政策。我国目前对农民的支持政策不应放在是产量的支持方面，而应是对农民的收入进行支持。有人说对农民支持要间接支持，有人说要直接支持，我认为目前间接支持和直接支持都要搞，但是要有重点。有人讲不能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因为我国财政能力有限，不可能以少数人补贴多数人。我认为这有两个误区需要澄清：一是以现行的体制，我们总搞间接补贴能不能坚持下去？因为我们过去对粮食采取的就是一种间接补贴，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越改补贴越多，2002年补贴700多亿，连续几年来我们对粮食的补贴超过三千亿，这种间接补贴会造成低效益，引起腐败，农民损失大，支付成本高。二是中国现在实际上需要进行直接补贴的不是多数人而是少数人。我国目前用于农、林、牧、渔四大业的劳动力是31991万人，看上去很多，但是我们实际算一下，真正用于种植业的劳动力目前不到两个亿，这两个亿如果剥离了一些东部沿海地区，仅剩一些农业主产区，实际需要补贴的就是一亿人左右。在12.92亿人中，我国补贴政策的目标锁定1亿人。因此“我国是以少数人补贴多数人”是个错误的概念，真正要补的实际是少数人，如果进行直接补贴我们还是有能力的。第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近期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加快改革步伐。总体改革思路应该是，粮食主产区的购销要彻底放开，国家的储备粮数量要控制在合理安全界线内，国有粮食企业要走市场化的改革之路，对粮农的保护和补贴要与国有粮食企业划断，坚持采取直接的补贴办法。第三，农村金融改革。目前，我国推行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力度不够，范围太小，效果也没有农村税费改革那么大。今后，改革的思路就是要在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沿着金融市场化方向，设计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方案，从金融市场主体和资金规模上都增加对“三农”的供给，用一种平等观念对待农民，让他们能和城里人一样有权利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我认为想靠现有的金融体系来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根本没有可能，必须通过改革发育新的金融组织。第四，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制度和土地市场是联系在一起的。下一步在土地方面应该优先实行土地市场化，要把土地作为真正的商品进行交易，让土地变成商品，让土地的所有权真正归还于集体所有，不要再让一些城市人和一些中介商来非法剥夺农民。目前有人讲土地要私有化，我觉得目前提土地私有化不合适宜，不符合当前中国的国情。当前土地产权制度最重要的问题是农民应该有物权，农民用土地可以进行抵押，进行投资，要把农民现在的使用权变成一种准商品，这是一个核心问题。现在强调对土地所有权进行彻底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什么时候能成熟？我觉得城市化水平达到60％以后，再来考虑土地的产权制度改革才算合适，1993年的中央11号文件强调三十年不变，这里面有深刻的理论含义和制度背景，它充分考虑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转换所需要的时间区段。现在不宜过早的搞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应该在立法上、在土地是商品等方面多考虑些改革办法。当前在土地市场制度建设有以下几个问题要尽快解决：一是对经营性用地要实行彻底的市场招标出让制度，土地出让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二是对于公益性用地，虽然目前只能按照协议出让办法从农民征地，但是征用价格原则上应以市场价格为标准，如果在征地过程中不能按照市场价格补偿农民损失的，就必须妥善安置失地农民，并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三是通过制度安排要将土地转让的大部分收益归农民所有。为了确保土地流转的大部分收益归农民所有，建议在农村成立土地财产委员会，委员会由农民选举产生，其职责是代表农民对集体土地出让行使决策权，并决定土地补偿金的使用方向，监督出让土地补偿金的分配。根据需要，农村土地财产委员会可以是长期固定的农民组织，也可以是临时性质的组织，不管是固定还是临时组织，都必须以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为宗旨，以民主决策为原则，公正公平地为农民服务。第五，农村公共品供给。目前，政府为农村提供公共品不是一种“恩赐”行为，而是一种责任。农民跟市民一样有发展权，有生存权，政府应该承担起最起码的公共品的供给，而不应该形成现在的“公共”财政只对城市人而不对农民提供公共品，或者只对农民提供少量公共品补贴的局面。公共财政要把公共品真正公平的分摊于城市和农村，现在到了应该用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对农村公共品投入的时候了。今年中央政府调整国债使用结构，以数百亿元的规模增加了对三农的资金投入，这是非常英明正确的，可以想见，这样坚持投下去城乡发展差距会越来越小，总有一天还会将这种差距消除掉。最后，农民要有自己的组织。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不但要有政府来保护，有法律来保护，而且要由自己来保护。农民居住分散和生产活动不集中，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