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仰韶文化遗址的聚落考古研究》读书笔记
仰韶文化遗址的聚落考古研究
读《仰韶文化研究》有感
仰韶文化作为我国第一个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从挖掘之初到现在已经有八十多年了。仰韶文化内涵丰富，尤其是一些保存比较完好的聚落遗址，如半坡、姜寨、北首岭等，更是为聚落考古研究提供了极好的材料。
聚落，中国古代一般指村落或人们聚居地地方。例如《汉书·沟洫志》中说“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史记·五帝本纪》也有“一年而所居成聚”的说法。考古学中所研究的聚落主要是古人留下的聚落遗址。
严文明先生对聚落考古所下的定义就是“以聚落遗址为单位，进行田野考古操作和研究的一种思想方法”。指出聚落考古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单个聚落形态和内部结构的研究；
（二）聚落分布和聚落之间关系的研究；
（三）聚落形态历史演变的研究。
一、单个聚落形态和内部结构研究
单个聚落形态的研究又是聚落考古的基础，所以对基础资料的研究至关重要。在《仰韶文化研究》一书中，第一部分的典型遗存分析中，作者对仰韶文化的重要典型遗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其中对半坡遗址的遗存的分析对聚落考古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半坡遗址是一个延续时间很长的多层遗址，包括了仰韶文化从早到晚的各个时期。若从聚落考古的角度来看，半坡遗址应该有前后相继的几个聚落，而不仅仅是一个同时期聚落。但是在发掘过程中，因为受到前苏联聚落考古方法的影响，而没有注意到这个地层问题，致使对半坡遗址地层和分期遗址存在着分歧。作者的《半坡仰韶文化的分期与类型问题》这篇文章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学术背景下撰写的，作者在文章中对半坡遗址的遗存通过地层学和类型学进行了重新梳理，对陶器、彩陶花纹、房屋和灰坑、墓葬进行了分期，通过对这些遗迹遗物的分期，将半坡仰韶遗存分为早中晚三期。而这三期的划分实际上也就表明了此地仰韶文化的三个类型。早期即为半坡类型，这个类型也是半坡遗址遗存的主体；
中期为庙底沟类型；而晚期成为半坡晚期类型。由此三个类型，对半坡聚落遗址的大体发展阶段也就有了一定的了解，至少有三组人群在三个时间段，在这同一地点建立了三次村落。像这样几经变迁，居民的变动很大，每一次搬来的人群，不一定会属于原来的氏族，也就不一定会恢复原来的村落原貌。
正是基于对半坡遗址聚落的重新认识，认清了半坡遗址全部文化堆积的形成几乎跨越了仰韶文化的各个发展阶段，但其主要形成期却应是在半坡类型阶段，即早期。所以通常所谓的半坡聚落，在严格意义上应指的是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时期的聚落遗存。根据碳十四测年，表明半坡聚落前后延续了600年左右。通过五十年代的发掘，已基本揭示出半坡聚落的布局特点，即以大围沟为界分成居住区、墓葬区和制陶区三个主要部分。墓葬区位于大围沟的北部、东北部及东南部。制陶区在大围沟以东。聚落西半部则因破坏严重而情况不详。居住区是聚落的中心部分，其布局结构与形态演变也较为明显，在遗址北部共发现保存较好的房屋基址47座。虽然现存的房屋建筑的数量与各期原有的房屋实际数量存在着一定差别，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半坡聚落居住区的房屋布局特点及形态演变情况。
单个聚落形态的研究大致包括整体形状、聚落内各种遗迹的形态、聚落布局或聚落内部各种遗迹相互关联的方式这三方面的内容，在《仰韶文化研究》的第三部分“聚落形态”中，作者以姜寨聚落为例，分析了姜寨聚落早期的村落布局。
文中开始指出，姜寨遗址的堆积比较复杂，大体可分先后相继的五个文化时期，分别相当于半坡早期、史家、半坡中期、半坡晚期和客省庄二期文化。其中早期的村落遗址最为完整，包括居住区、窑场和墓地。有房屋基址100多座，灶坑200多个，窖穴300多座，还有圈栏、陶窑、围沟、广场和道路等重要遗迹，构成了一个基本完整的原始村落的轮廓。居住区位于中央，周围有壕沟围绕。村东越过壕沟即是墓地，村西靠近临河岸边的有一片不大的窑场。
房屋是最复杂又最能反映社会面目，为聚落考古提供信息的一类遗迹。在姜寨早期村落遗址中发现比较完整或大体能看出形状的房屋有117座，由于在居住期中不断地有损坏，有重建，叠压打破关系比较复杂。通过对地层关系的分析，反复的排比核实，可以基本上确定的处于同一时期的房屋大概有100多座。一座座房屋构成了一个村落的居住区。姜寨早期的居住区分成了五个部分，每个部分
有一座大房屋、两三座中等房屋和一二十座小房屋，形成相对独立的一组。五组房屋围成圆形，门向中央，相互之间有明显的间隔。这种凝聚式和内向式的布局明显是有严格规划的，说明当时已经存在统一的社会组织。
二、聚落分布和聚落之间关系的研究
在单个聚落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就可以进一步研究各个聚落的分布规律及相互关系了。自然环境因素对聚落分布有极大的影响，因地形和河流分布等的限制，聚落的分布有一定的规律。像因渭水流域河流的走向，这一地区仰韶文化的遗址就沿渭水呈东西条带状分布。另外，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也会对聚落的分布和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仰韶文化各时期聚落，以及前仰韶时期、仰韶时期和龙山时代的遗址在规模和数量上就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在研究聚落之间关系时，首要的就是要确定所研究个聚落的年代，因为相同时期的聚落之间和不同时期的聚落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相同时期的聚落之间，可能存在文化的交流、碰撞，或者结成联盟等关系；而不同时期的聚落之间就可能发生传承、替代的关系。所以如果不确定各聚落的所属年代，势必会对研究带来错误。
三、聚落形态历史演变研究
鉴于中国的幅员辽阔和地理、气候等的复杂性，各地聚落的发展模式都不会是统一的，不同地区的聚落形态和发展途径就会存在差异。就仰韶文化而言，分布广、延续时间长，涉及不同的省份和地区，因此，各地的聚落形态演变和不同时期的聚落形态存在着一些不同。如在《仰韶房屋和聚落形态研究》一文中，作者详细而系统的分析介绍了仰韶文化各时期、各地区的房屋结构和聚落形态，从而总结出各时期聚落形态的特点和聚落形态的演变规律。作者在前言中便列出了这种循序渐进的过程：
1.单个房屋的分类和每类房屋的结构和功能的考察；
2.同一个聚落中房屋的组合关系，包括同组中住房与住房之间的关系，住房与其他建筑物之间的关系；
3.聚落总体布局及其功能的考察；
4.聚落分布和各聚落之间的关系。
这样从总体布局来研究各个房屋之间的关系，研究聚落形态的特质和演变是可以成立的。其后，作者按照这个步骤，依次分析了半坡类型的小型、中型和大型房屋，从房屋数量、房屋类型、建筑技术等方面初步总结出了仰韶文化四期房屋的分类和演化规律。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聚落形态的研究。通过姜寨这个仰韶前期典型聚落形态，总结出了仰韶前期聚落的一般特征：第一，聚落的布局是凝聚式的，同时也是内向式的；第二，无论哪个聚落，内部都有明确的划分；第三，每个聚落的大小十分接近，一般为五万多平方米；第四，在每个聚落内部，不论在以每组房屋为代表的各氏族公社之间，或是氏族公社内的各家族之间，在经济上有一些差别，但没有明显的分化。又通过对郑州大河村和秦安大地湾这两个仰韶后期的聚落遗址的分析，总结出了仰韶后期聚落形态的变化特点：第一，各地聚落大小规模差别显著，特点突出，不但出现了发展水平较高的中心聚落，而且有的遗址还发现了石砌围墙；第二，这一时期的聚落虽然基本上还是凝聚式的，但已不再是内向式的；第三，这时期聚落内部不但有明确的划分，而且有某种程度的分化等等。
仰韶前期，有些地方已可以大致看出聚落的群体，但并不密集，而且中心聚落并不十分突出，这一时期处于聚落群的萌芽阶段。到了仰韶后期，聚落群已经普遍存在，而且中心聚落的地位也不断突出。
《仰韶文化研究》一书，是一部综合性极强的著作，其中涉及了考古学研究的很多方面和领域，尤其是在聚落考古研究方面，更是有着极大的影响与作用。通过对本书的阅读，使我对聚落考古的研究顺序和层次有了更好的认识，很多研究方法也深深地启发了我，对以后进行这方面的阅读研究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参考文献：
严文明：《聚落考古与史前社会研究》，《文物》1997年第6期。
钱耀鹏：《半坡聚落及其形态演变的考察》，《考古》1999年第6期。
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第二篇：《西域考古记》读书笔记
20世纪的时期，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举国上下内忧外患，趁着清政府无暇顾及到西部的时候，一批又一批的欧洲“探险家”，来到中国西部境内，进行各种非法的盗宝活动。
其中斯坦因就是其中收获很大的一位考古学者。其实要说考古学家这个职业不过就是拿到证了的合法盗墓者罢了，其实干的事情和盗墓者没什么区别罢了，不过是一个是光明正大的挖，一个是黑灯瞎火偷偷摸摸罢了。
斯坦因能在荒凉的戈壁生存下来，实在是不容易，并且学会了梵文，他是一个有才的人这个是毋庸质疑的，还有就是一个为了科研的坚持。这种精神在现在已经是很少有了的，在这个时代而言。所以虽然不满于这个人对我国国宝的盗掠，但是这个人的确是很厉害的。
先不说他能持续的穿越各种沙漠，那种独自穿越沙漠的决心就够了，那种无边的寂寞伴着黄沙，时刻侵蚀着人心的痛苦，我真是不用想也知道了，我这个害怕寂寞的人肯定是做不到了的。
期间得到了蒋孝婉的支持，这个秀才担任中国驻疏勒总领事的中文翻译，在他的协助下，斯坦因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和援助，有效的解决了一个各部门的沟通问题，起到了一个中间调解人的作用。
特别是，一个人的存在--王道士。这个人，成为了斯坦因成功获得敦煌的宝藏的守门人。在这斡旋的过程中，王道士最终同意了把经洞的经卷和壁画给了这个最后运到英国的外国人。
其实，在那种清政府不重视的局面里，王道士的这种爱宝的行为，我们还是能够理解的。毕竟与其让它烂在洞里，还不如让它重现于世。
各种宝藏的收集，斯坦因就像是一个无底洞一样，不断的发掘，不断的收集，乐此不疲。在这里面其实，也会发现了很多很多东西，对于一些历史的解读其实应该也是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的。
斯坦因还到过楼兰古国遗址，横渡罗布泊，穿越丝绸之路，发掘米兰遗址，发现古长城遗址，妙计得敦煌宝藏，南山天山、吐鲁番，均是收获满满，这就是斯坦因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一本书的原因了。
有过助手的协助过程，也有过自己单身小西天找宝藏的经历。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斯坦因是成功的，他完成了其他人不能望其项背的任务，成功的探索到了中国的古代不为人知的文化，这都是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没有做到的。虽然是我们的国家的文化宝藏，但是我们没有珍惜，其实这就是我们和他的区别吧。
有时候，行动胜过千百句话语!
第三篇：世界文化遗产：泰国班清阿考古遗址
世界文化遗产：泰国班清阿考古遗址
世世代代下来，泰国班清村民对随处可见的陶器碎片相当熟悉，但这并未引起他们的注意。直到1966年，一名旅泰的美国人发现了这块宝，班清千年历史文物逐渐出土……泰国班清阿考古遗址世界青铜文化始祖？泰国班清阿考古遗址概况：●国家：泰国 ●类别：世界文化遗产
●入选年份：1992年班清拥千年历史的陶瓷，埋藏地底多年依然完整。班清遗址中出土有众多形状不一的陶器，在浅黄的底色上，绘着深红色的图案。班清阿考古遗址（Ban Chiang Archaeological Site）位于泰国的乌隆地区，是泰国东北部呵叻高原诸多遗址中广为人知的一处，也是研究最为彻底的一个遗址。这里因为几千年历史的青铜器具接二连三出土，引起考古学家注意。这些青铜器具经过测定后，才惊讶发现班清是东南亚最重要史前聚居地，是人类文化、社会、科技进步中心。班清被视为人类文化遗产地，于1992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挖出20世纪便盆1966年，一名旅泰美国人前往班清旅游，在偶然机会下，发现了遗址中的陶瓷碎片，就这样，埋藏千年的文物一一被发掘。1974年。联合国资助泰国艺术厅及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博物馆的一批考古学家，前往该遗址进行挖掘考察。挖掘时，他们从地下挖出了一个20世纪便盆。当他们挖到5公尺深处时，赫然发现了公元前250年文物，当中就有墓穴祭品、龙骨陶器及脚镯手镯等。考古学家研究这些出土文物，发现班清遗址的早期人类，于公元前2000年就已经懂得使用青铜器具，比起西方青铜时期（Mesopotamia）还要早500年，因此班清文明有可能才是世界青铜文化的“始祖”。掌握青铜冶炼技术1975年，考古学家在班清其他地方发现了一处墓葬，里头尸体用几层陶器碎片覆盖着。考古学家也陆续挖出了陶器、石器、红彩陶、青铜器和一些金银制品。大量文物中，班清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青铜制品。在班清遗址上发现最古老青铜，高含锡量以及华丽装饰，显示出一定制作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约在公元前2000年，班清一带的居民已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公元前1000年左右是班清文化的繁荣期，班清人制作了各种精致的青铜手镯、项链、戒指和长柄勺，勺把上刻有栩栩如生的动物。这幅图呈现班清千年前人类的生活。出土的青铜手镯，部分已断截。古人雕工深厚青铜时期之后，班清经历了铁器时期。在挖掘过程中，考古学家也在遗址上发现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制作的铁制手镯、铁制矛头、铁脚镯等铁制品。这些铁制文物经过详细分析后，证实其铁是从专用的矿石中提炼出来，但如何从矿石中提炼出来呢？这就是专家感到不解地方。此外，在班清发现的早期黑色雕刻陶器类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黑色雕刻陶器。丰富多样的班清陶器，从其制形上来看，有些是颈部很细的高花瓶，这需要很高的制作技巧；有些则是矮胖的大缸，上面刻有精致的图案，显见古人的雕工深厚。班清国家博物馆展示了当年的遗址，而陈列的陶瓷不是真实的。展示在博物馆内的班清陶瓷。当地的居民多数以制陶瓷为生。2011年10月14日《中国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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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考古研究与文物保护
国宝蓝釉灯回归之路的反思
摘要：文物是人类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是重要的文化遗产。每个中国公民都有义务维护、保护这些先人们留下来的贵重文物。国宝蓝釉灯是我国唐朝时期的一个重要文物，然而蓝釉灯的经历却让我们沉思，文物保护的道路任重而道远。
关键字：蓝釉灯回归反思问题及原因解决方法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丰富的科学的艺术文明。保存在地面上和地下的文物，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数量极其丰富。都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和智慧的结晶，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但是，这些历史文化遗产，随着时间的流逝，都经受着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损害，如：金属文物锈蚀、陶器、瓷器破碎等等，自然原因的破坏，已然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最令人心痛的是人为的原因造成的破坏。
这些古老的文明在地下静静躺了上百上千年，一遇到现代人，它们便有了各种各样颠沛流离、惊心动魄的命运。
国宝蓝釉灯，便是这样经历的亲历者。
一、蓝釉灯的被盗经历
蓝釉灯，唐代陶瓷制品，是唐朝太子李弘的皇后——哀皇后的陪葬品，千年来，它一直平平静静的躺在洛阳偃师的唐恭陵哀皇后的身边。然而，似乎不平凡的东西注定要以不平凡的方式与世人见面。
1998年1月21日黑夜，洛阳偃师一片僻静的山中悄无声息，突然，一辆汽车疾驰而过，奇怪的是，这辆夜行的车并没有打开车灯„„
车子停下来了，六个黑影从车里跳了出来，他们拿着铁锹，对着一块空地一阵挖凿。没错，这块空地，正是中国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的唐恭陵其中的一处皇妃墓穴——哀皇后墓。唐恭陵位于河南省洛阳东南约20公里，是今天偃师市西南的景山之巅。这个山坡名叫“太子冢”，是中国唐朝时期武则天长子李弘的坟墓。
公元675年，一件震惊朝野的事情发生了，年仅24岁的太子李弘被武则天毒死。高宗闻讯，悲愤不已，却又无法将武则天治罪，无奈之下，他只好诏令天下，给李弘冠以尊名，追封为“孝敬皇帝”，并下令以皇帝标准厚葬李弘。就这样，唐恭陵开始修建，整个陵区呈正方形，边长440米，陵墓四周有神墙维护，神墙四周有角楼，南神门外还有一条宽50多米的神道，规模宏伟，耗资巨大。
据传说，李弘死后，皇后一直清灯独照，直至终老，她的墓室也是崇荣繁华，随葬品甚多。而国宝蓝釉灯，也正是深藏这处大墓之中。黑夜中，被六个黑影一通猛凿的空地，位于唐恭陵主墓东北，这是一个方形的土冢，正是李弘的妃子哀皇后的墓室。
显然，这群疯狂的盗贼早有图谋，为首的盗墓贼名叫张少侠。然而，一阵忙活儿，天已渐亮，他们一无所获。无奈之下，张少侠决定先行撤退。
初盗未果，他们又想出了一个胆大妄为的罪恶计划。此时，包括蓝釉灯在内的国宝仍旧静静地躺在哀皇后墓中。可是，一声巨响，打破了隐藏了千年的寂静。国宝蓝釉灯也随之开始了险象环生的经历。
1月22、23两天，张少侠带领同伙继续盗墓，可还是一无所获。24日下午，张少侠想到过几天就是春节了，他突然心生歹念，立即叫来同伙商议，最终，这一伙人决定铤而走险：用炸药爆破！
1月30 日，又是一个黑夜，趁着农历大年初三的爆竹声，张少侠又带人驱车上了山。不久，随着一声沉闷爆炸，唐恭陵哀皇后墓被炸开了。经过商议，他们并没有在当晚实施盗墓，而是掩盖好坑洞，迅速撤离。
几天之后，张少侠等人全副武装又来到哀皇后墓第二次对坑洞实施爆破。墓道被严重破坏，墓坑也显露出来了。面对一米见方的黑洞，六个盗墓贼打开手电开始了盗掘。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张少侠发出了一声疯狂的低吼：“挖到了！”众贼围过来观看，夜色下一抹剔透的蓝颜色闪闪发亮，虽然张少侠不知道这是一件什么宝贝，但还是马上就把它塞进了怀中。被张少侠盗处的正是哀皇后墓中的稀世珍宝——蓝釉灯。这件唐朝时期的陶瓷制品，通高33.6厘米，不仅性质特别，而且通身施蓝釉，灯上有小盘，灯盘内还有管柱形灯纤，下有灯柱，灯柱下有一大盘，盘下有喇叭形圈足，造型优美，釉色纯正，胎质精细，颇具皇家风范，是难得一见的国宝。其他盗墓贼见状，也都开始趴在地上疯狂的扒拉着，最终将哀皇后墓室的宝物洗劫一空。
二、国宝的回归之路
2月15日，管理陵墓的工作人员发现墓室被盗，立刻报警。此时，天还没有亮，但惊闻此事的各级领导已经出现在了案发现场。此时的哀皇后墓被洗劫一空，墓中只剩下一些残存的陶俑和唐三彩的碎片，在被炸开的洞边发现了一些电池、雷管和编织袋。看着哀皇后墓被盗的洞口，专家们为之叹息，公安干警更是攥紧了拳头。案发墓坑旁，田野寒风中，破获“2·15”文物盗案的第一次会议召开了。
洛阳警方勘察现场后，立即做出决定：控制海关出口，抓紧侦查，划定重点，进行地毯式排查。排查进行到第五天，警方获得了侦破“2·15”大案的重要线索。循着线索审查，得知工龄被盗文物已经倒卖到了北京，蓝釉灯已经脱手。国宝蓝釉灯和众多文物的下落基本明晰。专案组立刻赶赴北京，请求公安部协助寻找线索，追回国宝。1998年2月27日上午，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大力协助之下，抓捕小组赶赴天津将重要文物贩子于润明逮捕归案。于润明交代，他是在北京某酒店收购这批文物的，大部分文物分别卖给了北京、天津的文物贩子，只有国宝蓝釉灯和一些比较贵重的文物卖给了香港的翟某。
随后，经请示公安部，并动用国际刑警，经过一连7天的抓捕，24件被盗文物分别从北京、天津追回，数名犯罪嫌疑人落网。消息很快传到了远在香港的翟某耳中。翟某自知案件重大，非一般文物所比，遂派人四处活动甚至远渡重洋，设法将已经卖出的文物高价收回。最后。翟某委托中间人将购买的文物逐一退回，并派专机将国宝蓝釉灯送往北京。
国宝被追回后，众多文物专家被请到现场鉴别，看着一个个精美绝伦、很多见所未见的文物，专家们不由自主地一起惊呼：国宝！全都是难得的国宝！
在收回的61件文物中，有19件国家一级文物、30件国家二级文物、12件国家三级文物。这些文物是唐代社会生活的形象载体，是研究唐代经济、习俗、墓葬制度、服饰以及雕塑、烧烧制、施釉、彩绘工艺的珍贵资料，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这批文物代表了中国初唐时期陶瓷艺术的最高水平！
这些文物的价值实际已经宣告了11名犯罪嫌疑人的末日。1998年10月1日，在唐恭陵前，11名盗墓贼被就地正法。
历经劫难的蓝釉灯被送回故地洛阳，珍藏于洛阳市博物馆，给前来参观的游客带来无尽的美的享受。同时，也静静地无语诉说着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风风雨雨，引人深思„„
三、蓝釉灯回归之旅的反思
文物是人类祖先在社会生产活动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是劳动人民汗水和智慧的结晶，是历史的见证和再现，是“活”历史。
历史文物源自人民群众的集体创造，人民群众保护自己创造的文化遗物是两者之间本原关系的必然要求。众多藏于地下的史前及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被今人发现、挖掘，他们都在向世人诠释着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历史文物为全人类所创造，历史文物为全人类所共有，历史文物理应得到全体民众的共同保护。简言之，历史文物之于社会，应当是“源于民众，归于民众，全民保护，权益共享”。
套用最简单的一句话：“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然而对于那些盗墓贼来说，他们早已脱离了人这个群体，只是空余这么一个躯壳，行的是禽兽的行径。盗墓贼的行为无疑是天理难容的，是背弃于道德准则的，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是污蔑先人的罪恶行为，是令人发指的。当他们掘开墓葬的时候，同时也为自己挖好了坟墓。文物是属于全体国民所共有的，它所具备的不仅仅是经济价值，还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然而，当文物遇见了红眼黑心的盗墓贼它便仅仅只保留了经济价值，只剩下了金钱交易。
近年来，由于文物经济价值的渐渐凸显，诱发了大量盗掘古墓葬的案件，而且盗掘活动日渐呈现出集团化、专业化、暴力性等特点。在文物被盗现象频频发生的同时，政府、公安等各界都在致力于文物的保护工作，然而始终不能有效禁止这类事件的出现。原因在于：
一、文物本身高价值的诱惑；
二、宣传力度不够，人们没有从更深层次认识文物保护的重要性；
三、各级政府在文物保护方面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运行体系；
四、国家在立法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有待于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国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体系。
总之，文物保护工作是一项复杂、系统、艰苦、持久的工作。当下，文物工作中文物保护仍然是重中之重。然而，文物保护工作如何有效开展，是摆在政府、文物保护部门及文物保护工作人员面前的首要难题。政府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对于文物保护部门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完善管理体制：完善已划定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工作、逐步建立健全文物保护单位专门管理机构、严格执法，依法推进项目管理工作。为保护祖先留下的文物古迹免受破坏，我们更应加强认识。在政府重视的基础上，提高我们文物保护人员的素质和能力也是其中的重要条件之一，而且是迫在眉睫的任务和文物部门的终极目标。历史文物是重要的文化符号，表征的是人类自身亘古至今的发展历史，体现的是人类社会的各类文化创造。文物的存在，是对历史的证明，是对我们民族过往的记录，通过这些珍贵的文物，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历史，了解历史。文物本身就是历史，保护文物就是尊重历史，是对历史的最好认知。因此，文物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且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共有·共保·共享——关于社会参与文物保护的思考》王运良
《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0年03期
2、《国宝档案：蓝釉灯》http：//v.ku6.com/show/BwZWODO-20P_oxoh.html3、《蓝釉灯》http：//baike.baidu.com/view/1684335.htm4、《文化科学》怀特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5、《关于文物保护与管理的思考》王翠玲《大众文艺》2010年第05期
第五篇：蒙元文化考古旅游胜地—元上都遗址导游词
盘桓，明德门前御道宽。楼下绿杨楼上酒，年年万国会衣冠。上都城的繁华实在是说不完。但世间万物的发展规律总是盛极必衰。大元朝轰轰烈烈，亦只在历史的舞台上兴盛了百余年。随着元朝的衰亡，元上都亦在战火中被焚毁。其后，又历经种种浩劫，最终变成目前这般只存城垣之遗址。但不管怎样，元上都遗址仍然是最真实、完整的元代草原都市遗址，是元朝辉煌历史的实物见证，具有独特的历史、艺术和科学研究价值，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是蒙古民族创造震撼世界辉煌成就的最有力的实物见证。朋友们，愿元上都遗址给大家留下深刻而美好的记忆，欢迎大家再来元上都遗址（想那时它已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了）作考古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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