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与制度创新

第一篇：反腐败与制度创新

反腐败与制度创新

李小勇

【专题名称】中国共产党

【专 题 号】D2

【复印期号】2004年03期

【原文出处】《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福州)2003年12期第20～24页

【作者简介】李小勇系福建省委党校科社、法学教研部副教授（福建 福州 350001）

【内容提要】 反腐败就必须进行制度创新。首先是要严密各种制度，防止产生腐败。其中的关键是要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健全干部人事制度，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生产资料市场化配置改革，建立和完善财产实名制和财产申报制度，改革财政税收体制。其次是要创新各种制度，严厉打击腐败。改革反腐败机关的运作机制，严厉刑罚制裁，提高刑法的可操作性，改革反腐败刑事追究程序。

【关 键 词】反腐败/制度创新/防止产生腐败/严厉打击腐败

考察发达国家反腐败的成功经验，反思我们反腐败的经验教训，我们发现严密制度以防止腐败，严厉制裁以打击腐败，即“使人不能腐败，使人不敢腐败”是治理腐败的根本举措。问题是，如何严密制度使人不能腐败？如何严厉打击腐败分子的制度使人不敢腐败？这是需要从理论上深入探索、实践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认为关键在于标本兼治的制度创新。

一、严密制度，防止产生腐败

反腐败要注意避免走入重刑主义误区，[1]重视事前的防范和事中监督，使之难以产生腐败，故防止产生腐败应成为制度创新的重点。

1、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很多论者在分析我国腐败现象的原因时，都认为权力缺乏监督制约是重要原因。然而，究竟在权力运行的哪些环节缺乏监督制约，如何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这是需要深入探讨的。

第一，提高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政治地位，实行纪委垂直领导体制。我国反腐败工作查处了一批要案大案，如陈希同、成克杰、程维高、吴文达[2]、丁仰宁等腐败案件表明，加强对党委主要领导的监督制约具有紧迫性。现行对党委主要领导监督制约的主要机制是上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督下级党委会。这样的机制主要问题是有监督权的上级纪检委，对下级党委存在信息不对称、知情不够的问题，同级党的纪检委虽掌握地方政情民意，但又无权监督党委会，同时，人大目前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制度上均不能监督同级党委，政协的监督主要方式是民主协商，没有强制力和约束力，另外，人民检察院和政府的监察部门是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的，他们不可能对同级党委主要领导进行监督制约，这就存在了对党委主要领导，也就是人大、政府、政协、政法机关的一把手监督不到位的问题。如何健全对党委主要领导的监督制约机制呢？笔者认为，主要是提高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政治地位，完善其运行机制。首先是提高纪委的政治地位，赋予同级纪委监督同级党委的权力，发挥其了解政情民意的信息优势。其次，实行纪委垂直领导体制，人事、财务独立于地方，使之不受地方党委政府的干预。再次，赋予纪委列席党委会议的权力，跟踪监督主要决策，使之掌握充分的信息，将监督的起点提前，突出事前和事中监督，改变目前纪委忙于事后查办腐败案件的形象。再次，完善纪委的反腐败责任制，对于应当履行监督职责，应当查办的腐败案件，各级纪委疏于履行职责的，纪委有关责任人要承担法律和纪律责任。

第二，加强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笔者强调：

（一）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其任命的一府两院工作人员的质询、弹劾和罢免程序，对渎职、腐败官员要经常性地行使质询、弹劾和罢免权。

（二）突出人大对其任命官员的事前和事中监督，发现可能存在问题的，人大就要派出调查组，进行调查，防止出现腐败以及腐败进一步蔓延。

（三）加强人大对一府两院尤其是政府的财政监督。目前财政资金的运作法治化程度低，财政预算刚性不强，执行过程弹性大，领导随意支出未列入预算内的资金，而下属的财政部门又难以对此进行制约和监督。另外，各地公共工程超预算严重，腐败问题突出，人大要有专门的调查委员会，针对公共工程支出问题进行深入审核调查，发现问题就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为强化人大对财政监督的力度，建议人大内部成立会计监督委员会，类似西方国家议会中的会计院。

（四）建立人大监督的法律和纪律责任。目前人大的主要工作是审议立法案，通过人事任免案等，其监督职能发挥得极其有限。

第三，公开性制度建设。笔者以为要借鉴国外政务信息公开的立法经验，推进政务信息公开方面的立法，建立强制性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这其中的关键，是要把各种决定的理由，包括集体会议讨论的各种观点，以及决策时所考虑的主要观点和理由，应向有关当事人和社会充分公开。要加强立法方面的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允许社会旁听人大会议，参加立法及其他重大事项决定的听证。司法方面，要放弃司法神秘主义，突出说理性，司法审判过程中合议庭成员的意见以及审委会各成员的意见，不要作为国家秘密，而是要作为判决的理由及其形成过程，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对于反腐败工作有重大意义的公开性制度建设，是规定公开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本人及其家属财产的数量、种类、地点、来源，以接受群众监督和举报以及有关机关的核查。当然，公开性方面的制度建设关键是新闻舆论监督的法治化。很多腐败分子不怕举报，就怕媒体曝光，目前新闻媒体受官方控制程度很高，缺乏相对独立性，时常官员唱戏，媒体喝彩，其监督功能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要通过新闻立法，确立新闻自由、公正、客观原则，保障新闻媒体独立采访报道的权利，以充分发挥其监督功能。

第四，完善人民群众信访监督制度。我国在执行信访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实践中不允许越级上访，对上访群众以各种理由进行压制、打击、报复，甚至刑事制裁问题，[3]这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了信访制度沟通和监督功能的发挥。笔者以为，首先要允许人民群众越级上访。正是因为问题在下面得不到解决，人民群众才去越级上访的。其次，建立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对于信访中发现有问题的官员一定要调查处理，对于不切实履行信访职责的官员要追究其失职责任，对于压制打击报复上访群众的官员要追究其法律和纪律责任。调查和处理权可由纪检和监察部门来行使。再次，采取切实措施保护人民群众的上访权利。建立信访的登记、答复制度，期限处理制度，重要案件的信访人（证人）的保护制度。最后规范的越级上访制度，凡信访案件未能在基层得到处理的，信访人就可以进行越级上访，同时信访人可以要求纪检和监察部门对有关信访部门及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调查处理。第五，巡察工作制度化。2003年中央向地方派出巡察专员，对地方高级干部和金融、人事、土地转让等重大专项问题进行监督检查。笔者建议在试点的基础上，制定巡察工作条例，使巡察工作制度化、经常化、权威化。要通过制定规则，赋予巡察专员监督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干部，专项检查金融、人事、土地出让、国有资产流失、海关等容易发案领域的工作等职责，赋予巡察专员以直接受案权、提请纪委等有关机关调查权、提请对有关官员违法违纪责任的追究权、提请党委会和人大对有责任官员的弹劾和罢免权等职权。

2、健全干部人事制度。

我们的干部人事制度主要是委任制，官员对上负责，他们的提名、选拔、晋升，主要由上面决定，必然导致他们热衷于往上走后门，拉关系，找靠山。要制度上遏制吏治腐败，根本性的是民主，即在选人用人方面，要扩大民主，在干部管理上实行监督的民主化。

扩大民主可以在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扩大基层直接选举的范围。将目前在村级直选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到县级机关的直选。县级政府及其部门、法院、检察院的主要领导，均纳入直接选举的范围。改革候选人的提名方式，党内要提出多名候选人，实行差额选举，允许候选人之间就其政策主张进行电视辩论，但要求辩论的内容不得违反现行法律和政策规定，否则其他候选人可以要求法院确认选举无效。通过候选人之间的辩论，让选民明辨候选人的道德、水平、施政才能，选出最佳人选。二是扩大党内民主。由于党居于执政地位，掌握巨大的权力，党内民主的水平直接影响人民民主的水平，扩大党内民主对于发展人民民主具有特殊重大的意义。首先是扩大党代表大会和委员会的决策权，实行票决制。重大理论问题、重大历史问题、方针政策问题、发展战略问题、人事提名问题等，都由委员会通过投票方式来决定。其次，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要通过差额选举来产生。再次，改革委任制干部的产生办法。改变由某个人或少数人来选少数人的选人用人机制，对于一般委任干部，采取公开考试，公开答辩，向社会公示，择优选用的机制；对于重要委任干部的选用，采差额方式，被选人辩论，集体投票决定。事实上各地正在推行的干部竞争上岗，就是在选任用人领域实行竞争。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建立和完善干部竞争的规则，保证竞争合法有序地进行。

在干部的管理上要突出对干部的监督。对干部的管理不是要去干预他的法定工作，甚至包办代替，而主要是监督。要加强监督，就要严密各种监督制度。要保持监督的持久动力，就必须保证监督的民主性。只有人民以及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官员，才能有持续不断的监督动力。而要保证监督的民主性，就必须加强党和国家体制的民主性，这其中实行干部任期制、选举制和竞争制尤为关键。干部任期结束，要继续当选，就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政绩，否则，在竞争的情况下，他就难以继续当选。为了能够继续当选，他就必须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持续不断地履行好自己监督的职责，保持对干部监督的持久动力。

3、以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为契机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行政审批的大量存在是导致腐败的一个重要制度性原因。每一项行政审批权都可能被滥用，成为机关创收、个人腐败的机会。很多论者，强调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对于反腐败的重大意义，[4]笔者深为同意。这几年，政府及其部门自觉地清理行政审批事项，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有关部门利益的实质性审批事项仍然保留较多，给产生腐败留下许多制度性的温床。因此，严格控制行政审批，是防止腐败所必需。当前要以实施行政许可法为契机，彻底清理行政审批事项，把不符合行政许可法要求的行政审批事项全部予以清理，严禁借行政审批来收费，来谋取部门和个人利益，并严格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规范行政审批的实施，落实“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借以铲除腐败产生的温床。同时，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的管理、监督，可以借鉴“决策、执行、监督”行政三权分离模式，借以发现行政审批过程的问题，杜绝行政审批过程中的腐败现象。[5]

4、加快生产资料市场化配置方面的制度建设，阻止权力进入市场。

生产资料的价格双轨制导致腐败，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随着大量生产资料由市场来配置，双轨制导致的腐败也基本得到遏制。但在土地资源的配置上，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是协议转让方式，市场配置率很低，转不转让，以什么价格转让，主要由官员决定。这里就存在巨大的腐败机会。事实上，各地的土地转让不少存在腐败的问题，与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率低存在直接关系。虽然我们推行经营性商业用地以拍卖方式进行配置，但有些地方仍然以各种理由，以协议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另外，应当按照市场法则运行的金融机构贷款，也存在不按市场法则，而按领导批示和其他非正常方式放贷的问题。从各地查处的一些金融腐败案件来看，违法干预贷款、非法发放贷款比较严重。非法转让土地、非法干预招投标、非法干预贷款等问题实质权力并未退出市场。因此，阻断权力进入市场应成为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其中的关键就是继续完善并认真落实经营性用地的拍卖办法，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以及各种金融法律法规等，强化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的监督查处力度，对于利用权力干预土地

出让、招标投标、银行放贷的，要严肃追究其法律和纪律责任。

5、建立和完善财产实名制和财产申报制度。

有论者强调建立财产实名制和财产申报制度，对于反腐败有重要意义，[6]笔者同意这个判断，事实上我国也已经建立了这方面的制度。据笔者的观察了解，我国的这方面制度实行的效果并不好，各地腐败官员的巨额腐败财产并没有因为实行这些制度而得以完全暴露，甚至很难因为这些制度而得以暴露。这其中的主要手法就是腐败官员有些是通过家属收受贿赂，对其腐败得来的存款、不动产和其他贵重物品，并不以自己的名义储存和登记，而是以亲属的名义进行，有些甚至不去银行存款，也不去进行不动产登记，有的存款于境外，还有的以自己或亲友的名义到国内其他地方投资，非法洗钱。对于这些，我国目前的财产实名制和财产申报制度尚不能解决。完善这些制度，一个办法就是要求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以及重要岗位的官员，不仅对自己的财产，对其家属的财产（包括存款、不动产以及其他贵重物品）也要进行申报，说明财产来源和线索。凡未申报的官员及其家属财产均以财产来源不明罪给予治罪没收。其次，要加强对官员出境的审查控制，尽最大的努力控制官员携款外逃。在国内难以隐藏财产的情况下，腐败官员势必想尽办法转移资金到境外，这就要求中央派出要员到官员外逃和资金转移比较集中的如美国、澳洲、加拿大等国，调查腐败官员及其家属的财产情况，从中发现非法财产的线索，追缴非法转移的财产。再次，就是建立官员及其家属的财产公开制度，以接受社会和其他机关的监督。

6、改革财政税收体制，增加地方财力，遏制执法腐败。

1995年以来，我们实行分税制，这对于增加中央财力，增强中央宏观调控的能力，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由于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分税制的弊端已经体现，主要表现为欠发展地区执法经费短缺和财政赤字严重。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为了改善财政状况，鼓励趋利执法，导致执法不公，执法腐败。为了改变因地方财政短缺而带来的制度性执法腐败，改革目前的财政税收体制就要必要，尤其对中西部欠发展地区。改革的主要方向就是适当扩大地方税收所占的份额，增加地方财力。

二、创新制度，严厉打击腐败

我国目前打击腐败的制度尚不健全。要彻底震慑腐败分子，遏制腐败行为，务必要创新打击腐败的制度体系。

1、改革反腐败机关的运作机制。

作为主要调查腐败行为，打击腐败分子的机关纪委、监察和检察院的反贪部门，在体制上运作不是很顺畅，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这三个机关都受双重领导，人事、财政、办公设施均受地方党政领导和支配，其独立性和抗干扰能力不强，其反腐败功能难以充分发挥。

[6]二是目前“内部规定查处领导干部案件要经同级党委批准，而不少领导干部对反腐败要存在种种模糊认识，怕影响经济，影响政绩，影响声誉，有的领导干部法制、纪律观念不强，习惯于以言代法（纪），以权压法（纪），使得纪检、监察、检察机关难以真正依法依纪办事，有线索不让报、有案不让查、触犯刑律未能依法惩处的情况屡见不鲜，影响了反腐败的力度和成效。”[6]笔者深为同意所引文章作者对目前反腐败机制存在的弊端所作的上述两个事实判断，不仅如此，目前实行的廉政连带责任制更使得有些领导不愿意在本地方和部门进行深入的反腐败工作，因为这会使他本人受到牵连，连带承担法律或纪律责任。三是反腐败机关的权限划分不清问题。究竟哪些案件由纪委调查，哪些案件由监察部门负责查处，哪些由检察机关来查处，规定不清楚，往往纪委和监察合署办公，使用“双规”（是指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点交代问题）“双指”（是指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地点交代问题）措施，变相强制，进行案件调查，觉得要追究刑事责任时，就将案件移送到检察院，由检察机关进行证据转换，依法定程序提出公诉。这样一个运作机制，一个问题就是将法定反腐败的检察机关置于纪检和监察的从属地位，有违法治原则。其次是三个机关各自掌握的查处标准不统一，可能存在扯皮的事情，难以形成反腐败的合力。再就是证据问题，纪委和监察没有刑事案件调查权，其取得的证据不能用于刑事诉讼，等到检察机关进行证据转换时，又给被查处人留下很大的翻供空间，给刑事追诉造成困难。还有就是由于目前纪委和监察部门查办的腐败案件，要不要移送检察机关，标准是什么，由谁决定，对构成犯罪的不移送要不要承担责任以及由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规定尚不明确，实践中以纪代刑的问题就可能发生。最后是查处期限长，人力物力重复使用，效率不高，也损害被查处人的合法权益。

对于目前这样反腐败机构及其运作机制，笔者以为有必要进行下述改革。第一，三机关实行垂直领导，人财物不由地方控制，增强他们的独立性和抗干扰能力。第二，查不查处领导干部完全依据法律规定来办，不必向同级党委请示同意，因为法律代表了全党的意志。第三，对于纪委、监察、检察机关在反腐败方面的职权分工问题，笔者认为，还是应当确立检察机关为查办腐败案件的主要机关，纪委和监察作为事前和事中监督的的主要机关。这是因为：首先这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检察机关具有查办腐败案件的全部职权，而纪委、监察部门的职权有限，比如这两个机关严格说来只有违纪调查权，并无调查刑事案件的侦查权，他们不能对嫌疑人实施强制，他们对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有违人权原则和法治原则。当然限于现行法律制度的规定，检察机关受到传唤时间的限制，因嫌疑人拒不交代问题，而不能进行调查时，可以请求纪委协助调查，由纪委对嫌疑人（限于中共党员）进行“双规”。其次，要走出反腐败的重刑主义误区，必须加强事前和事中监督，而由纪委和监察部门承担事前和事中监督，符合这他们的职权特征。再次，由检察机关主要承担腐败案件的调查，也不影响纪委和监察对腐败官员的党纪和政纪追究。检察机关通过调查发现被调查官员不构成犯罪，但需要追究党纪或政纪的时候，可以将案件移送给纪委和监察机关，由他们追究党纪和政纪责任。有罪的腐败官员经法院判决后，由他们追究党纪和政纪责任。目前理论界有种观点认为，为加强对腐败案件的查处，借鉴香港和新加坡的做法，将纪委、监察、检察机关的反贪法纪部门合并，成立廉政公署，赋予廉政公署以极大的权威，负责查办腐败案件。笔者认为，这种主张不符合国情。因为中国共产党居于执政地位，数量庞大的党员干部的确需要严格的纪律约束，也的确需要一个像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样职能的机构存在，将现在的纪委合并到廉政公署，是否再要成立一个纪委来？如果再要一个纪委，又何必合并呢？同样的理由适用于监察部门。问题的关键是加强查办腐败案件的机关的政治地位和权威，因此在整合机构时，可以考虑检察机关的职能进行分解调整，将其反贪和法纪部门独立，赋予其极大的权威性，并借鉴大陆法系的做法，将检察机关的刑事公诉职能附设于法院。

2、严厉刑罚制裁，提高刑法的可操作性。

我国刑法对贪污罪、受贿罪规定了最高可判处死刑的严厉制裁措施，这对于威慑腐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与此不相协调的刑法规定就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凡被认定为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不管数量有多大，最高只判处5年的有期徒刑。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这样的刑罚规定，实际上给腐败分之规避严厉的刑法制裁提供了绝佳法律机制。新加坡刑法规定，凡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巨额财产，均以贪污论处，这就显著提高了官员谋取非法财产的法律责任，有力地震慑官员的非法行为。新加坡的这一刑事立法，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另外，为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可操作性，配套地要实行财产申报制度，通过补充刑法条款或者进行法律解释，规定凡未申报的财产均作来源不明的财产。再就是官员来源不明的财产应当包括其家属收受的来源不明的财产。

修改刑法的有关条款，增加规定贿赂犯罪的严格刑事责任，增强刑法的可操作性。在贿赂犯罪中，有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个用语。从法律解释学的角度，这是个模糊用语，很难界定某个利益是否正当，如某包工头具备相应施工资质，为了取得某工程的施工合同，维持职工的生存和福利，而向发包方的领导行贿，这里的施工合同就很难解释为“不正当利益”。再如，长期分居的夫妇，为了调动工作，而向有关领导行贿，也很难将此种情况下的解决夫

妻分居问题解释为“不正当利益”。但这些案例中的行贿、受贿行为，是法律禁止的行为，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如果严格依照罪行法定主义，只要不能证明利益的不正当性，就不能定罪处罚，显然，这就会放纵犯罪。这里的关键就是行贿人不能向公职人员行贿这个客观行为，至于谋取利益是否具有正当性，并不重要。再如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要件，不仅难以界定，[6]而且也有违官员应为民谋利的权力运作要求。问题的关键是受贿罪的构成不在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个主观要件，而在于客观上在公务活动中收受他人财务这个行为。因此，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中，可以不要求是否有“谋取不正当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这样的主观要件，只要客观上实施了刑法禁止的行为，就可以认为构成犯罪。这就严格刑事责任。至于利用职务便利的其他犯罪，如渎职罪等，主观要件并不重要，可以不作为犯罪构成要素，而将此类犯罪规定为严格责任。笔者认为，对于贪贿性质的犯罪，由于侵害的是公职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公职人员有这种犯罪，即表明其不具有担任公职的道德素质，在认定其犯职务犯罪判处主刑的同时，就应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以维护公共职务的廉洁性。至于非职务犯罪，则可不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3、改革反腐败刑事追究程序规则。

现行刑事调查程序对于反腐败有很不利的一面，主要问题有：一是传唤时间不超过12小时的规定。由于贿赂犯罪在证据上没有物证和第三者证人，主要靠口供定案，只要嫌疑人能顶住这12小时的传讯，检察机关就必须放人，这样就难以对腐败分之形成强大的思想压力，促其交代犯罪事实，严重束缚了侦查机关的手脚。[6]腐败的单行立法，改革这些程序制度，对于搞好反腐败工作意义重大。二是技术侦查手段受到限制。对于电话监控，检察机关就不能进行，只能通过公安机关来实施，这就有可能泄密，因此赋予检察机关以技术侦查权甚为必要。三是没有建立有效的奖励和保护举报人和证人制度。贪贿案件中举报人的举报对于发现案件线索和调查取证极为重要，为搞好反腐败工作，一定要鼓励举报。可目前我们在鼓励举报、保护举报人方面作得很不够，有时举报材料还会落到被举报人手里，非但案件难以继续查下去，举报人也会遭受被举报人的打击和报复。贪贿案件中举报人往往又是重要的证人，建立保护举报人和证人制度，对于揭露和证实腐败行为，打击腐败分子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

[1] 许道敏、陈正云.制度反腐败论[J].法学家，1999(6).[2] 原福州市政法委书记，2001被“双规”，其腐败问题正在调查和处理中。

[3] 这方面的报道网上到处可见，兹录几条于下：“天府热线”（最后访问日期2003年9月10日）报道，陕西省扶风县农民郭廉子、郭广林和郭宏谋因村委选举和村财问题上访，而于2000年6月被扶风县法院判刑。2001年11月被宝鸡市中级法院依法宣判为无罪，并予以释放。“中华网”（最后访问日期2003年9月10日）报道，河南省唐河县五位农民上访竟被判刑。

[4] 朱孝清.改革是遏制腐败的根本性措施[J].法学，2000(5).[5] 彭心安.当前反腐败的体制路径[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3(7).[6] 朱孝清.改革是遏制腐败的根本性措施[J].法学，2000(5).^

第二篇：制度创新：反腐败的根本途径

制度创新：反腐败的根本途径

摘要

制度不完备、制度不适以及执行不力是当今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因素。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把反腐倡廉建设的落脚点放在制度创新方面,这说明从制度上对权利加以制约,建立适应转型期需要的反腐败制度,以制度创新遏制腐败,才是治本之策。

关键词:十七届四中全会;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创新

前言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和国家反腐败进程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全会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指出,坚决反对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全会对反腐败的表述言简意赅。其中最大的亮点和含义最深的表述是“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全会坚持把制度创新摆在重要位置上,标志着我党的反腐败进程已经深入到了一种体制治理的新时期。这既是我们党对执政规律和反腐倡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发展,也是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一、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制度归因

腐败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复杂而深刻的原因,既有历史传统、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也有制度、法律上的原因。同时,还有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的主观原因。制度缺陷则是产生腐败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所谓制度,“是指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1]。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用“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2]的通俗说法,指出了制度的重要性以及腐败的发生与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

1.1社会转型期制度不完备,是腐败现象大量滋生的重要原因目前,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体制、机制和管理制度中难免存在大量的缺陷和漏洞,这些都为一些公职人员从事腐败行为提供了机会和条件。不管社会的制度化程度如何,制度都是相对的,制度适应性也是相对的。在打破旧体制、建构新体制的过程中,各种形式的腐败是逐步显现出来的,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在一定的条件下滋生和蔓延开来的,这在客观上也影响了反腐败的制度设计,使人们习惯于待腐败现象出现甚至恶化后才设计相关制度,不少反腐败制度带有临时性、应急性和滞后性,没有经过周密规划,政出多门,出现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一些基础性法规不完善,也影响了工作质量。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但如果法制建设远远落后于市场的发展,无法为市场主体的行为和政府的行为提供制度模式,那么腐败必然因此而产生。当前腐败现象在向两头发展,一方面是涉案人员级别升高、涉案金额增大、“群蛀”现象严重,另一方面就是向基层渗透,向非领导干部的人员渗透。这说明当前的反腐败制度还存在很多缺陷和漏洞,反腐败的制度需要修订和完善,需要推陈出新。

1.2.制度不适是腐败现象不断扩散的深层因素

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不适。我国滋生的腐败与政治体制的特征和经济体制转型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政治体系内部监督制度设计的缺陷与外部监督的乏力,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加快,半生不熟、设计粗略、执行不完全的市场改革事实上促进了腐败现象的发展。一方面,我国正处于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行政机构依然在经济生活过程中的基本方面发生作用甚至是基本作用。经济体制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模式,它适合国情,但也为政府权力大规模地控制和参与经济活动提供了机会。政府权力在经济领域的扩张导致市场经济活动具有严重的行政垄断性,政府公共权力机构与经济行为主体之间权力义务分配的混乱,大量创租寻租活动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和重利性一面,刺激人的攀比心理,诱使见利忘义、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市场交换的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这种市场体制的运行规则一旦溢出自己的适用范围泛化到政治领域,就会侵蚀政治体制的道德性,导致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的发生。监督制约体制的不适。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我国现行的监督制度,在形式上是较为系统和全面的,可分三大类:第一种是党内监督,主体是党的各级纪委检查委员会;第二种是国家权力监督,主体分别有人大、行政机关中的监察和审计部门、司法机关;第三种是社会监督,主体分别有人民群众、新闻机构、各民主党派和其他人民团体。虽然建立了一套庞大的监督体系,但从实际效果看,却存在着严重的“虚监”、“弱监”、“漏监”、“禁监”现象,这说明这套体系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自上而下的监督存在局限性。在当前的监督体系中,最有力、最权威的监督是自上而下的垂直监督,但上级监督虽然有效,触及面却难以扩大,加上上级权力与下级权力有相当距离,腐败者往往欺上瞒下、逢场作戏,容易蒙混过关。第二,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十分薄弱。群众对违法乱纪的领导干部的行为很难行使了解权,在政治参与方面受到一定限制,而且群众监督只能通过有权监督的机关行使监督权才能达到目的,缺乏相应的强制性。第三,专职监督流于形式。纪委或监察、审计机关是党政机关的职能部门,在其领导下工作,而且其人财物的调配权属于地方政府,这就使监督机关对上级和同级的有些部门负责人无法超然行使监督权。

行政管理体制的不适。主要有:第一,干部人事制度不完善。近年来,党和国家对干部制度作了一些改革,但政府官员的升迁仍主要采用自上而下层层任免的委任制方式,容易形成“唯上不唯下,唯官不唯民”的官僚作风。另外领导突击提拔干部,甚至官员“带病提拔”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跑官要官,拉帮结派等人事方面不正之风大量存在。第二,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长期以来,我国法律很少规定行政机关公开其文件、各自的职权范围、与公民或组织有关的行政处理决定的依据、内容、证据、理由等义务,逐渐形成了“内部行政”、“秘密行政”的习惯。这在客观上为行政机关及公务人员贪赃枉法、权钱交易提供了有利条件。第三,行政权缺乏有效限制。我国行政权特别是对公民法人的人身财产权益发生重大影响的行政处罚权、许可审批权、收费权等,其权力范围、自由裁量的幅度及强制力都较大。而立法机关提供的行为标准较模糊和抽象,同时立法机关的授权立法和行政机关的职权立法,使行政权的权力幅度、行使的方式和程度缺乏有效的限制和规范。第四,缺乏有效的程序法的制约。我国长期以来受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对于行政程序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已有的程序法规绝大多数由行政机关自行设定,比较原则,操作性不强,透明度不高,削弱了行政程序对行政权的控制和约束作用。行政机关及公务人员不按规定向当事人公开办事程序,对于违反程序的行为很少追究责任,为滥用职权搞私下交易提供了机会。第五,缺乏财政监督,中国目前的资金管理制度,政府采购制度,招标制度等还很不完善,这都为腐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1.3.制度执行不力是腐败蔓延的关键性因素

近年来,我国反腐败制度建设呈现了一个奇怪现象:一方面是社会各界不断呼吁制定反腐败的专门法律;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世界上拥有与反腐败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各种规定最多的国家。但是,制度中所预设的种种监督、制约机制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以致贪官“玩程序”或把制度程序当摆设的现象时常发生,制度虚置、机构虚位、功能虚化等问题,使得规范的制度得不到遵循,而各种黑色的、灰色的“潜规则”却大行其道,大大打击了人们对制度反腐的信心和决心。制度执行是制度制定的直接目的和归宿,其执行情况直接关系到反腐倡廉的效果。制度执行不力与两方面的因素有关:首先,部分领导思想认识上存在误区。有人对腐败的认识不足,认为“经济要上,腐败要让”;有人从个人前途出发,认为“抓经济升迁快,抓廉政坎坷多”,“不可不反,不可真反,不可大反”;有的领导干部法规意识不强,将制度束之高阁,或把制度当成教育别人的工具;此外,有些领导在利益的驱使下,不能以身作则,更使得制度的贯彻落实难上加难。其次,改革进程中的部分利益主体,作为在寻租活动中的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持在旧体制下的利益格局,成为妨碍制度执行的阻力。

二、创新制度反腐败的战略意义

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战略任务。在惩防体系基本框架中,教育要靠制度来保证,监督要靠制度来落实,改革要靠制度来巩固,纠风要靠制度来深化,惩治要靠制度来规范。坚持把制度建设和创新摆在重要位置上,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1.靠制度创新来反腐败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着重从制度建设入手,要通过建立和完善各种制度来建造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借此维护社会正常、高效运转。制度创新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自党的十四大提出开展反腐败斗争以来,我国的反腐败工作沿着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的思路,逐步确立了依靠制度建设根治腐败的基本思路,表明党对腐败现象的成因和反腐败成功关键因素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这个理念的确立,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体现。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要求,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使我国的政治文明迈上新的台阶。

2.2.创新制度是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深入发展的内在要求

当前,正处于体制转换的特定历史时期,也正是腐败现象高发、多发时期。这是因为在体制转换过程中,反腐败的宏观制度结构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激励结构扭曲,机会机构示范,约束机制软化等重大制度性缺陷。从而使社会生活各方面无序程度加大,更为腐败产生与蔓延提供了制度上的空隙与盲点。还有,民主法制建设滞后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化,导致社会管理系统的困乏无力,权力行使缺乏法度,运行秩序混乱,为腐败留下了广阔的生存空间。转型期腐败程度的降低和反腐败工作的成效,取决于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以及反腐败和体制

改革有机结合的程度。事实表明,在体制转换时期,遏制腐败单纯依靠案件查处和腐败分子惩治是收效甚微的,只有找到腐败行为产生的制度根源,积极进行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反腐败才能收到成效。

2.3.制度创新贯穿反腐倡廉工作的各个环节,并能始终起到保证作用

制度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为准则,是在特定的社会活动中比较稳定和正式的社会规范体现,它是社会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制度,是深入开展反腐败的根本保证。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的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相互配套的防治腐败体系。而制度建设将始终贯穿于反腐工作的其他环节。近年来实行的廉政谈话制度、廉政承诺制度、廉政情况报告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之所以取得了成效,就是因为制度建设打牢了教育这个基础。就监督而言,它在反腐败工作中处于关键地位。制度与监督在反腐败过程中是相辅相成、互为作用的。监督靠制度作保证,制度靠监督去落实。只有加强制度监督,才能充分发挥监督的有效性。同时,在监督过程中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又能为实施有效监督提供制度保证。因此,在教育、监督等反腐败工作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都要进行制度建设和创新,充分发挥制度的保证作用。

三、加快制度创新,推进从源头防治腐败工作

改革和体制转换的过程为腐败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如果在重大改革措施出台之前就对这些措施可能诱发的腐败机会进行认真研究,并有针对性地做好防范工作,反腐败就有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腐败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改革体制机制制度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从源头上铲除滋生腐败土壤的过程。只有通过持续的制度创新,减少腐败得以发生的机会,并强化对权力行使的约束机制,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

3.1.加快制度创新的要求

制度创新要正确把握反腐倡廉的工作规律,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相适应,从实际出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制度创新要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既要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相适应,同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重大措施的实施紧密结合起来,防止急于求成或者过于滞后;又要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相适应,把反腐倡廉的要求寓于各项政策和措施之中,使制定的制度有利于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制度创新要科学有效、行得通、做得到。制度设计要考虑各种情况,努力做到使执行制度的人不吃亏,使不执行制度的人受惩罚。要对制度的内容作出量化和硬性、刚性的规定,减少制度设计的柔性和自由裁量权。使制度设计更加科学、合理、管用。制度的创新最终要落实到严格按制度办事上,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制度建设的初衷,才能真正发挥制度的反腐败作用。制度创新要充分发扬民主。特别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措施和规章的制定,要采取多种方式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以科学的态度做好调研论证工作。有些制度应先在一定范围试点,然后逐步推开。

制度创新要抓住容易产生腐败的环节即关键点。从制度创新来遏制腐败不仅是一个全面性的工程,更重要的是对容易发生腐败的环节进行变革,这样才能消除腐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解决是我们党一贯的工作作风,反

腐败进行制度创新也该如此。

制度创新,还要加强遏制腐败的预见性制度建设。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遏制腐败,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和创新,还要从实体性和程序性制度对可能性的腐败制定出预见性的防腐体系和机制,让新的腐败行为在制度的保障下不再能发生或减少发生。预防腐败也要像预防污染一样,做到预防在前,不能走先腐败后治理的道路。这样才能取得同腐败斗争的主动权和优势,才能够让腐败在制度中渐渐消解。制度创新要注意配套,并与其它手段相协调。实践证明,如果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制度就很难落到实处。反腐败制度创新要从大局着眼,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党章、准则等进行,力求制度配套,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另外,对于遏制权力腐败而言,创新制度是最根本的因素,但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要与其它手段相结合,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最后,制度创新要注意借鉴国外经验。反腐败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离不开国际交流与合作。要立足国情,拓宽视野,吸收借鉴国外反腐败制度建设的有益做法。当前,尤其要做好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衔接工作,对于一些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和完善。

3.2.加快制度创新的内容

加快行政法规制度的创新。行政法规制度的健全,能够切断权力与私利的联系的桥梁。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完善防治腐败体制机制,提高反腐倡廉制度化、法制化水平。加快行政审批制度创新。加快财政管理体制的创新,建立现代公共财政制度,使腐败分子无法寻找财政制度上的腐败漏洞。加快创新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产权交易和政府采购四项制度的创新。另外,要加快制定《廉政法》,尽快修订完善《行政监察法》。重点研究如何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关于实行问责的暂行规定》、《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另外,对官员的教育、官员的自我教育,也应作出制度化安排,强化执行力。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设也是如此。

3.3加快民主公开制度的创新

民主与公开是制度建设的灵魂。积极推进民主选举制度,认真贯彻《选举法》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使选举的民主化落到实处。积极推进民主决策制度,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集体讨论决定。积极推进民主监督、管理、参与、议事制度。推进政务信息公开方面的立法,建立政务信息公开制度。积极推行公开办事制度、社情民意反映制度、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健全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党务公开等制度。总之,民主与公开制度是人民参与政治的前提,也是民主监督机制得以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党和国家的政务活动应依据一定的法律和程序在一定范围内公开,使党政机关的事务和领导干部的活动置于社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使其形成不敢腐败的巨大社会压力。

3.4加快监督制度的创新

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要加快《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的修订,使其更加适应新形势下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的客观需要。切实执行《党

内监督条例》,完善巡视制度、舆论监督制度、询问和执行制度、罢免或撤换制度。加快创新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完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制度,健全情况通报与反映制度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完善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推行领导干部廉政承诺制、行政执法责任制等。此外,要抑制官员生活腐化,不仅要靠体制内的监控,还要借助民间的力量,要通过立法等途径,完善举报、检查、处罚等机制,使官员的“私生活”置于大众传媒和社会公众的全程监控之下。

最后,除在以上三个方面推进制度创新外,有两项具体制度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中被凸显出来。其中,一个是最引人关注的“问责”制度,而另一个是群众呼声最高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目前,问责制作为一项具有全局性、关键性和根本性的党风廉政制度,也的确在向“制度化、法律化”方向发展,但问责制的制度设计还不能说已经完善了。尤其是在问责主体、客体和程序等问题的设计上,都还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首先是“有责必问”的实施并不彻底。其次是责任者应该追究到哪一层次不明确,问责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势必留下某些官员被问责后为复出而“跑官”的隐患,甚至不排除个别人欲借问责打击异己的可能。最后是应当给问责双方充分、平等的发表意见的机会,在问责程序的运行中,应当更多地关注被问责官员的权利,给他们开辟更有效的权利救济渠道。要根据实际效果不断地修正该项制度,以达到反腐的最佳效果。

在推进制度创新的要求中,“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群众呼声最高的。国外成功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反腐倡廉最为根本的制度保障,因而,被一些人认为是终极反腐制度,是反腐预警制度的核心。目前官员申报的个人情况,仅由其上级机关内部掌握,这大大削弱了监督的力度。对官员申报个人情况,还应加大核查力度,确保官员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对弄虚作假、隐瞒不报的官员,一经查实应严厉问责。对官员申报的个人情况,还应及时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公众和媒体的监督。另外,笔者认为财产申报制度是针对官员的有形财产进行的申报,而那种由官员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所形成的无形“特权”或“资源”,又该怎样进一步去监督和控制,这也是在创新和完善这项制度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12.[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行政管理08级郭童宇 总计：7534字

第三篇：新时期反腐败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

新时期反腐败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

——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反腐败战略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和全局高度，着眼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以极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多次就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新时期党和国家反腐败战略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长期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习近平同志反腐败战略思想，是一个内在联系、有机统一的科学体系，是新形势下指导我们做好反腐败工作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必须从总体上、相互联系上和精神实质上去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既要“钻进去”，做到抓住精髓、领会实质、武装头脑；又要“走出来”，做到联系实际、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使中国特色反腐败道路越走越宽、越走越实，不断夺取反腐败斗争新的伟大胜利。

一、以科学的思想体系完善反腐败战略布局

一种科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主要着眼于三个要素，即：有没有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贯穿其中；有没有一个主要研究和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否围绕着中心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观点。习近平同志反腐败战略思想，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我们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要求出发，把握和处理好作风建设与惩治腐败、打“苍蝇”与打“老虎”、反腐败与改革发展稳定、查处职务犯罪与防控职务犯罪风险、加大反腐力度与自身反腐败、建章立制与制度执行、党委领导责任与纪委监督责任、国内反腐与国际反腐等各种重大关系，充分体现了对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规律的深刻把握，为我们辩证地观察分析事物，正确研究解决问题，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习近平同志反腐败战略思想，立足于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的准确洞察与研判，紧紧围绕我们党要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主题，着眼于从严治党、执政为民，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观点。比如，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等论述，确立了新时期反腐理念；保持高压态势的基本定力，“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反腐任务；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等论述，强调了依法反腐的基本方式；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指明了新时期反腐败斗争基本走向；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症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彰显了反腐败的价值目标。

习近平同志反腐败战略思想，把反腐治标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鲜明地摆在了全党面前，强调现阶段反腐败斗争的战略重心是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赢得主动。反腐败呈现出新的战略布局。从横向看:一是果断打虎，高频灭蝇，形成清除腐败存量的高压态势；二是严纠“四风”、关口前移，构筑防控腐败增量的坚实屏障；三是巡视创新，“利剑”常举，威慑常在；四是国际合作、织密天网，决不允许国外成为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五是聚焦主业、深化改革，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从纵向看: 破除“反腐一阵风论”、“影响经济发展论”、“权力斗争工具论”等杂音躁音，保持坚强的政治定力；破除“刑不上常委”的疑虑，树立起党纪国法的权威；破除“法不责众”的陈旧观念，打造腐败塌方地区新的政治生态；破除反腐就是办案的简单思路，把反腐败延伸到价值观的深度较量等等，一个从“不敢腐”迈向“不能腐”、“不想腐”的战略走势正在形成。

二、以清晰的政治理念凝聚反腐败精神力量

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政治理念，是全面从严治党、抵御腐败侵蚀，全面依法治国、提高反腐败法治水平的鲜明态度与坚定立场，是党的科学发展理念、改革创新理念、从严治党理念、依法执政理念在反腐败斗争领域的具体体现。既与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思想一脉相承，又是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是“零度容忍”的反腐理念。长期以来，我们党坚持把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但是，反腐败认识上的不一致、不统一，现实反腐实践存在法律制度执行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比如“抓大放小”，对重大腐败案件比较重视，对轻微腐败现象却见怪不怪。总书记指出：“贪似火，无制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必滔天”，“反腐败高压态势必须保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要抓早抓小，有病就马上治，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理，不能养痈遗患。要让每一个干部牢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道理。”总书记关于“零容忍”的反腐理念，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和国家对腐败现象蔓延机理及其演化规律的理性认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与腐败现象水火不容的鲜明政治立场和对任何腐败行为、腐败分子都必须依纪依法坚决惩处的法治原则。

二是“以上率下”的政治示范。过去多年来，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问题上，有的地方和部门存在说到做不到、甚至根本没有去做的现象。这种情况的问题在于反腐法律制度中的措施流于形式，把法律制度当“稻草人”摆设，制定的法律规章都是“样子货”。总书记指出：“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他提出反对腐败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抓起，“全党看着中央政治局，要求全党做到的，中央政治局首先要做到”，“上面没有先做到，要求下边就没有说服力和号召力”。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总书记强化了以上率下的政治示范作用。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中央七位常委无论是听意见的真诚态度、找问题的较真作风，还是抓指导的对症下药、推工作的扎实坚韧，都体现了我们党高层的“范儿”角色。总书记关于反腐败的政治示范理念促成了“顶层推动”与“全党行动”的良好反腐倡廉格局。

三是“常”“长”结合的基本策略。当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一些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影响恶劣，人民群众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依然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总书记指出：“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就在‘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在“常”字上下功夫，就是要做到有人民群众举报的腐败现象要及时处理，有具体线索的腐败现象要认真核实，对于腐败分子，不论职位高低，有一个抓一个，防止小错酿成大错、小案拖成大案、小贪变成巨贪。在“长”字上下功夫，就是要坚持不懈，要有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一方面要有惩治腐败的决心和信心，另一方面也要有长期作战的恒心和耐心。反腐倡廉要全党联动，全国上下“一盘棋”，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架空党和国家政策。

三、以明确的战略目标决定反腐败工作方向 战略目标决定发展方向。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系列重要讲话中，总书记多次强调建设廉洁政治目标，其基本内涵是，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在全党、全国促成一种良好的政治生态。总书记关于构建廉洁政治生态的构想，使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方向更加明确。

首先，这是一个既往开来的目标。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这个道理我们党早在一九二六年就明确提出来了。总书记再度提出廉洁政治建设目标，有其复杂的时代背景。近年来，一些国家或地区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跨台，其中贪污腐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总书记指出：“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从查处腐败案件的实际情况来看，解决党内、国内存在的种种难题，尤其如腐败问题，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总书记对廉洁政治生态建设目标的强调是一种“倒逼”思维：好的政治生态的最终实现，意味着必须首先遏制住腐败蔓延的势头，从而让良性政治生态成为一种“势头”。总书记关于廉洁政治生态构建的建设目标是一个以结果为导向的、正确的、科学的反腐败战略目标。

其次，这是一个切合实际的目标。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和良好的政治生态，对“四个全面”的伟大实践具有决定性意义。“三清”和优化政治生态，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治基础，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保障，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价值体现，是民心所系，民意所向。总书记对廉洁政治生态目标“三清”内容的倡导和强调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反对腐败、建设廉政生态是我们党根据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对人民群众所作出的庄严承诺；另一方面，反对腐败、建设廉政生态是对社会关切的有力回应，能够坚定人民群众与腐败现象作斗争的信心、耐心和恒心。廉洁政治生态构建目标及其“三清”内涵把我们党执政的阶段性目标与长远目标结合了起来，不仅有助于我们党和国家从战略层面来谋划、部署、推进反腐倡廉工作，而且能够从社会关切层面来及时应对党风廉政建设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以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国治理的新要求。

再次，这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目标。“广大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腐败现象对我们党的伤害最大”。中华文明数千年，腐败现象一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以致于让我们的文明始终处于“掌权—腐败—垮台”的“历史周期率”之中。我们党和国家大力反腐已近四十年，难以有效控制腐败现象的严峻现实表明：敢于提出建设廉洁政治生态这样一个具体、明确的目标是极大的自我挑战。重构政治生态，实现廉洁政治，需要开展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意味着我们党要借助问题倒逼之势，坚决革除那些已相沿成习的陈旧体制机制,始终以“刮骨疗毒”的决心和意志，毫不手软地剜除自身肌体上的腐败恶瘤，斗争越是深入展开，就越有可能全面挑战我们党及其领导骨干的认知力、领导力和意志力，意味着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塑造，在廉洁自律上作出表率。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经受住各种风险包括腐败风险的考验，就能成功构建清正廉洁的政治生态。

四、以法治的思维方式提升反腐败斗争水平

方式是思想理念支配下的模式选择。在反腐败新形势下，总书记提出了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的重要思想，这意味着新时期的反腐败斗争正在实现由既往的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向依法反腐的路径模式转变，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模式的一种超越和创新，标志着反腐败斗争法治化水平的提升。

首先，法治反腐强调惩治腐败的规范性。反腐败斗争不能搞选择性执法、象征性执法或宽容性执法，反腐败斗争也要遵守规矩，有规矩意识。总书记指出，“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我们要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惩，“要严格依纪依法查处各类腐败案件，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大案要案，又要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总书记关于惩治腐败的规范性理念表明，新时期反腐败斗争更加注重法治的“顶层设计”，更加注重从法律制度、法治方式和法治机制入手，为公权力创设公正、透明的运作机制，规范公权力行使的范围、方式、条件和程序，更加充分发挥法治对公权力的引导和规范作用，使公权力执掌者不能腐败、不敢腐败。法治反腐是对运动反腐、权力反腐的新超越，是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

其次，法治反腐强调法律规范的严谨性。没有健全的制度，不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现象就遏制不住。如何依靠制度规范更加有效地防治腐败，仍然是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总书记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牛栏关猫”是肯定不行的，制定制度“要搞好配套衔接，做到彼此呼应，增强整体功能”，“制定制度要广泛听取党员、干部意见”，增强党员干部对法律制度的内在认同。反腐败国家立法仅限于对构成犯罪的腐败行为的规制，而党员干部不构成犯罪的腐败行为则主要由党政纪处理。总书记对反腐制度规范科学性的强调意味着，必须加强党纪与国法的一体建设，解决好党纪与国法之间的缝隙问题、贪腐行为的法律漏洞和刚性不足问题等，坚持法律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不开“天窗”、不留“暗门”，坚决维护党纪国法的法治权威。

再次，法治反腐强调腐败治理的开放性。当下的反腐是法治中国在反腐领域的切实践行，是一种全球腐败治理的协同战略。总书记要求加强对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情况的研究，深入了解和掌握有关国家的相关法律和引渡、遣返规则，及时了解和掌握国际反腐败最新动态，提高追逃追赃工作的针对性。他指出: “不能让外国成为一些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腐败分子即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五年、十年、二十年都要追，要切断腐败分子的后路。任何人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依纪依法严肃查处，决不姑息，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任何藏身之地”。APEC会议上《北京反腐宣言》的通过、二十国集团峰会核准支持《2015—2016年G20反腐败行动计划》、亚太经合组织反腐执法合作网络落户北京等国际合作条款的签订,反映了法治框架下的中国反腐正与跨国刑事司法协助紧密合作，构成更加严密的全球腐败治理网络。

五、以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强化激活反腐败内生动力

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形势呈现出“四个空前”的明显特征:一是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二是我们党和国家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是空前的;三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反腐败的信心、对我们党的信心和高度认同是空前的；四是反腐败面临的挑战和历史机遇也是空前的。总书记从反腐败斗争新形势出发，强调各级党委承担主体责任，纪委承担监督责任，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审判权，为新时期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一是强化了各级党委的领导责任。现在，有的党委（党组）对主体责任认识不清、落实不力，没有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当成分内之事，甚至带头搞腐败，带坏了队伍，带坏了风气。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一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各级党委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有全面领导责任，党委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党委的主体责任主要是加强领导，选好用好干部，防止出现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避免出现源头性腐败。总书记关于反腐败斗争的党委主体责任思想表明，党委（党组）能否落实好主体责任，直接关系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成效或成败。各级党委（党组）特别是主要负责人必须牢固树立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就是严重失职的意识，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上，必须说明白话、做明白事、做明白人，把主体责任记在心里、扛在肩头、抓在手上。二是推进了纪委体制机制的创新。纪委的双重领导体制有其积极作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不适应、不协调的问题，特别是查办腐败案件时受到的牵制比较多。针对这些问题，总书记指出，各级纪委要把惩治腐败作为重要职责，增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效果，要保证各级纪律监督权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查办腐败案件要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各级纪委既要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又要集中精力抓好执纪监督主业。新时期纪委体制机制的调整和创新，一方面坚持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保证了纪委监督权的行使。纪委不是党内公检法，纪委的责任就是执纪、监督、问责，大力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纪委不光要办大案、打“老虎”，更要用党章、党规、党纪去衡量党员干部的行为，用纪律的语言去描述违纪行为。把纪律挺在前面，这是预防和遏制腐败的重要一招。守住纪律这条底线，从严治党的各项任务就能落到实处。

三是强化了司法机关的反腐职能。总书记指出，司法权是国家事权，要正确处理坚持党的领导和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关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支持司法机关依照宪法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切实提高国家法律对腐败的治理效能。面对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司法机关应及时转变思想观念、工作机制、侦查方式和办案模式，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中的相互配合，密切协作，不断完善案件移送、信息交换、经验交流等机制，有效整合办案资源；认真落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司法预防职责。切实强化自身监督，坚决惩治司法腐败，清除害群之马，充分发挥司法反腐的刑罚威慑力和警示、保障作用，不断提高反腐败斗争的法治化水平，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者、维护者和捍卫者。

六、以执政党理论品格彰显反腐败本质特征

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论述,贯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品格。它坚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党情国情世情的正确判断,蕴含着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它运用全面的、历史的、发展的思维方式,科学认识当下各种腐败本质与社会经济政治间的联系, 蕴含着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它科学总结建党以来我们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经验教训，并进行规律性概括,蕴含着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它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建设廉洁政治、执政为民的执政思想和理念,蕴含着价值论的基本观点。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品格,更加彰显反腐败斗争的本质特征。

一是体现了执政党的责任担当。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严重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今世界上由于执政党腐化堕落、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导致失去政权的例子也不胜枚举。针对这种情况，总书记严肃指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省啊！”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如果我们党不是一以贯之地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坚决反对腐败，人民群众就不会历史性地选择中国共产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就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就不可能得到巩固，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也就不可能顶住种种挫折和“**”。总书记的忧患意识，充满了对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始终保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安危之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面对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是选择做“太平官”还是选择担当责任，总书记毅然决然。

二是体现了共产党人真挚为民的情怀。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党的坚实执政基础，只要我们党永不脱离群众，就能无往而不胜，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深深铭记这一点。面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作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杰出代表的总书记坦露了自己的心迹：“反腐败我们不是没有掂量过，但认准了党的宗旨使命，认准了人民期待，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该做的事就要做，该得罪的人就得得罪。不得罪腐败分子，就必然会辜负党、得罪人民。”总书记关于反腐败斗争这番“掏心窝子”的话，不但直观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更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真挚为民的真实情怀。“有问题并不可怕，怕的是对问题麻木不仁，要对症下药，亡羊补牢，未为晚矣”，就新时期的反腐败斗争而言，诚哉斯言。

三是体现了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追求。新形势下我们党不仅担负着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而且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应对、解决这样两项重大任务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现实中腐败现象的蔓延势头是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现实“拦路虎”。不反腐败确实要亡党，真反腐不仅不会亡党，而且会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能够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变得更加坚强、更有力量。总书记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追求，不仅为新时期的反腐败斗争赢得最终胜利，提供了强劲的心理动力，而且为反腐败斗争的最终胜利赢得了源源不断的人民群众基础。我们一定要高举习近平同志反腐败战略思想的伟大旗帜，沿着中国特色反腐败道路，披荆斩棘，奋勇前进，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第四篇：农地制度创新与家庭经营

农地制度创新与家庭经营

“三农”宏观政策如果没有微观改革的配套将很难长久发挥作用，从而影响“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根源于农村基本经济制度设计和安排中的矛盾，现在到了该对其进行反思和改造的时候了。

农地制度的现实困难

首先，农村土地承包制度需要继续完善。中国农业科学院教授牛若峰认为，这项改革没有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集体所有的法律规定含混不清；没有把土地所有权和农户宅基地所有权归还农民；没有给予农民以长期永久经营使用权和土地处置权，承包农户只是半自主的经营主体；另外没有将农村集体组织改造为名正言顺的合作经济组织如土地合作社。我们还应该看到农民组织和农村治理结构严重滞后与家庭承包经济制度不配套所带来的严重影响。家庭经营是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生产经营制度的根本性改革，而农民组织和农村治理结构仍然沿袭了人民公社三级体制，公社体制的“遗留”与家庭经营的经济制度的磨擦是现实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根源。

其次，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没有真正形成。我们认为，当前农村许多地方，集体经济已成为空壳，事实上只剩下农户 家庭经营这一个层次；在一些地方，仅有的集体经济不是集中在为农户经营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领域，而是集中一部分土地和资产由少数人承包经营，以此作为集体的主要收入来源。集体经济和农户经营“两张皮”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农民收入增长。重建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势在必行。

再次，农村土地产权结构导致当前农村愈演愈烈的土地矛盾和纠纷。近几年，我们对国内近20多个省的农村问卷和实地调查表明，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设计和安排中有两大矛盾无法解决：其一，在集体内部，成员边界不稳定，而且新增成员具有“天赋资源权”和法定的“公开、公平、公正”承包权，因此“土地承包关系稳定”与“承包土地关系变更”的矛盾始终存在。现代化过程实际上也是农业资源转移的过程，与农地、农民增减变化相伴随，必然不断改变人地关系，“稳定”与“变更”之间的冲突始终不可避免；其二，集体成员“共同共有”的制度设计，无法屏蔽其他利益主体的侵害，致使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排他性”极其弱小，这恰巧给一些地方无度征用土地的乡村干部乘机攫取土地资源配置权留下了空档。

削弱农地制度的几大因素

一、农民承包土地承担了太多的功能，已不堪重负。在经济意义上，承包土地是集体成员平等获取生产资料和社 会保障的权利；在政治意义上，承包土地是农民获得民主权利的基础；在社会意义上，承包土地还担负着稳定乡村社会结构的重要作用。因此承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将提高农民的社会归属感并有利于稳定。

二、目前农村面临前所未有的土地调整压力。集体土地总量减少的过程，也是农民承包土地调整的过程；在农村，“赋予农民长期而稳定的土地使用权”的政策、法律精神远没有落实，农民土地权利事实上“短期而不稳定”。

三、第二轮土地承包制度的现实安排与成文制度有较大偏差。乡村干部随意变更承包合同、调整或收回农民的承包地、干涉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等现象屡有发生。时至今日，仍然有一部分地方没有完成二轮承包任务。

四、农村土地大量转移诱致农村生产关系变化，可能导致家庭经营制度逐步解体。根据我们的调查判断：农业内部的土地流转表现出向本地种植养殖业大户、非农村住户等三种主体迅速集中的趋势；农地资源向非农用途大量转移，“国家建设”、“园区开发”、“乡村集体圈占”三分天下；与此相对应，农地资源转移正在悄悄改变农村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首先，土地规模流转引致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不断改变，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可能被企业化农场和公司所取代；其次，承包农户在享有流转土地的补偿收益以外，其他土地权利在事实上将让渡给经营者。转入土地的大户和外来资本将控制 村社的基本生产资料，进而左右村社“民主政治”，从而打破传统的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的村社稳定结构；再次，无地、失地农民如果不能顺利转移到非农产业或城镇，他们的身份将转化为大户和外来资本的“雇工”或者“新佃农”。

改革建议

我们认为，用农民集体成员“按份共有”的实现形式，改造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使其所有权主体具体化、人格化。这样做，可以减少土地私有化对农村经济社会的震荡，同时，土地产权清晰，长期归属于承包农户，能够化解当前矛盾而又比较稳妥。

因此建议：

--以“起点公平”的原则和真正“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为立足点和出发点，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按照一定时限的集体成员人口平均分配承包土地。

--把“30年不变”拓展为“长期不变”，实行承包农户“永佃”；同时，严格实行“生不增、死不减”政策和“不得调整土地”的法律规定，切断新增人口与土地的联系。

--用相关法律将农民“长期不变的土地使用权”界定和规范为“农民私有财产权”，纳入私有财产保护范畴，从根本上屏蔽外来侵权。

第五篇：制度的创新与完善

制度的创新与完善

“物流”这个词语就这几年来在我国是比较新兴的称谓，以前的运输公司现也已改物流公司，但物流公司的实质绝不能像原来小小的货运部那样，就搞几个人、一部电话、一张办公桌等比较简陋的货运部，就称之为物流公司。现代物流企业要具有长远的战略发展目标，要有好的客户服务、强大的市场开拓力，优秀的专业人才等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制度的创新。目前我司要想在物流经营方面实现突破，管理是关键，没有好的管理就不可能产生好的结果。因此我们在物流经营过程中首要的就是完善我们内部的管理体系，制定科学的管理制度和标准的操作流程，明确每个员工的责、权、利，并严格地去执行。这样，我们的企业才能得以发展，我们的员工才能不断进步和成长。大家知道，在物流行业里，有些企业从刚开始的旺盛逐渐走向下坡，甚至倒闭呢，据我了解，这些企业刚开始创业时，也很在乎管理，也不断研究出了一套套的管理制度，并也很完整的整理出了一大本，企业的老板们也感觉很完善的啦，业务也不错，利润也可观，人员流动率也很低，好像很正规，就这样，慢慢被这种假象所迷惑。其实不然，现行的物流企业在不断发展的同时，国外一些知名的物流企业也不断地进入市场，在这种新形式下，各大企业务必对各自的管理制度做出创新、在不同的时期进行不断的修改，这样才能跟上时代管理的步伐，也就是说公司的组织形式和人员、业务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可公司管理制度的修订明显赶不上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很多管理制度

1并没有随之重新修订或修补。例如，到目前为止，公司治理结构依然没有理顺，业务、财务、人事管理制度极不健全，对一线部门的考核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地方，对业务人员也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激励考核方法，制度与流程落实不到位，执行力度不强等等。这样一来造成的直接后果是，造成实际上并没有管理到位，使得员工日渐产生冷漠心态，认为工作还是那些工作，工资还是那些工资，改不改革体制、开不开拓市场与自身的关系也不大等。

其实，制度的不规范和随意性是很多企业致命的弱点。中国物流企业重人治而轻法治的现象很普遍，在人情维系的物流企业管理中，盛行的是对个人的忠诚而非对组织目标的忠诚，这种忠诚有利于维系和谐的人际关系，却也因为缺乏理性和客观公正的管理规范，使物流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流于形式。

有人说：“物流企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可人才之间的竞争又其实是管理制度的竞争，如果缺乏科学合理的用人机制和激励机制，人才大量流失，又谈何人才竞争呢？管理制度是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进而用好人才的根本保证。“只有栽了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这棵梧桐树，就是企业的一整套必备的能够真正吸引人才、抓住人才、让人才发挥作用的先进的管理制度，物流企业只有扎扎实实构建并完善各项管理制度，才能网罗到真正有用的人才。

在物流企业制度的制定上要保证制度的严肃性、合理性、科学性、完善性。以严格的制度规范企业员工的行为，保证企业向预定的方向

发展。任何制度无论好与不好，是要看与公司的经营战略目标是否匹配，执行面、行政上的资源是否能有效配合呢？行政的流程是否流畅？公司的文化如何？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员工在管理制度的成败得失方面也同样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在制定制度时，有时也需要考虑员工接受改变的意愿如何。

任何制度的设计都有一个由初始状态到中间状态，再到理想状态的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说制度的制定是不可能一步到位的，它有一个逐步修订并不断完善的过程。对管理者而言，诊断物流企业的管理现状，不仅是一个梳理物流企业制度的过程，更重要的，它还是管理者了解物流企业管理水平、企业对制度的依赖程度，以及员工心理承受力和对制度认可度的过程。所以，制度是依靠全体员工在日常的经营活动过程中不断总结完善出来的。

有了制度，对新推出的制度应该怎样去执行呢？如果没有去执行，那任何东西都是虚假的。

管理制度制定好了，也不是就万事大吉了，执行者的盲目乐观、惯性的想当然，或者是等级制度下不敢讲真话，或者是缺乏对执行从头到尾的跟进和监督，或者由于领导者勇气的缺乏、心理的安慰，以及情感强度上的脆弱，使企业“假像”大量存在，制度的执行就变得前途未卜了，随时可能使企业偏离实际，与预定目标背道而驰。在管理中有这么一句话：“好的决策还得要有好的执行来支持”。企业员工对自己的工作应采取怎样的方式、达到怎样的标准不是很清楚，对一些

与自己的工作有关系的制度知之甚少，这样对制度贯彻和执行又从何谈起呢！因此，制度的执行必须依靠决策层的大力支持、中间管理层的引进和推行，否则将会难以达到制度的预期效果，造成管理制度有等于无，形同虚设，领导者的所有其它工作都会变成一纸空文或一场空谈。

总而言之，要对现行物流企业的制度管理，真正能把总结出来的制度实施下去，首先要了解高层管理者对公司未来发展方向的预定，并通过公司内部采用调查问卷、访谈等多种形式，了解员工的关心点和素质水平。在此基础上，结合目前的物流体制改革和公司现状，针对公司在未来十年发展成为综合性物流企业的战略目标，制定出《员工手册》、《服务体系手册》《公司各部门的考核制度》《现代物流企业仓储、配送的管理制度》等等，对服务的质量和标准做出严格的规定。制度不可能以不变应万变，随着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制度进行修订是管理中的一个必然的环节。因此企业应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随时对管理制度进行梳理，这样才能保证制度持续改善的长期进行，使其能适应企业的发展，促进企业不断向前发展，而不是成为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阻碍。

随着中国的物流市场不断走向成熟、规范化，国外的先进物流企业也陆续的进驻中国市场，所以，我们只有逐渐打破传统的管理方式，不断减低成本预算，提高服务质量，以此来获得利润的回报。真正的利润来自于制度的执行和创新，只用具有执行力度的企业，才能向着预定的目标前进；只有拥有创新意识的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获得竞争优势，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