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向毛泽东学读书
向毛泽东学读书
陈晋
2010年03月01日08:46来源：《天津日报》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新任务。
我们党历来重视学习，是一个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在这方面更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那么，毛泽东是怎样读书，又如何看待读书的呢？我们今天又该如何看待毛泽东读书，学习毛泽东读书的态度和精神？
读书人毛泽东
毛泽东一生究竟读了多少书，读过哪些书，又是怎样读的，自然无法作出完全的统计和全面周详的介绍。不过，我们可以从他的藏书中，从他的批注中，从他的著述中略知大概。毛泽东保存下来的藏书，种类繁多，规模宏大，有1万余种，近10万册。其中有不少书籍上留下他的批注和圈画。而毛泽东读而未藏的书籍，或读过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更不知几何。可以说，毛泽东的思想和智慧，来源于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调查研究，来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实践，也来源于他对古今中外的文明成果孜孜不倦地吸收和扬弃。他的博览和广学，赋予他观察和认识主客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赋予他治党、治国、治军的政治智慧，赋予他独具魅力的语言风格。迄今为止，中外历史上的领袖人物，很少有人像毛泽东那样能够兼读“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并且在博览深读“有字之书”的过程中达到融会贯通，又有独到的创见。
提出毛泽东作为“读书人”的形象，不是要淡化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的历史定位，而是说，在古今中外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像毛泽东这样酷爱读书、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人，确实非常罕见。
书斋天地里的毛泽东的思绪心迹，别有风景。从他随手在书上的眉批旁评中，多多少少能体会到一个特别真实和富有生动个性的毛泽东。例如，1969年在武汉读《南史〃陈庆之传》，他的批注是“再读此传，为之神往”。为何神往，神往什么？都值得体会琢磨。这些纯个人化的爱好，我们可视为他在书本里进行着独特的心灵对话，在对话中实现一种只有读书人才乐于寻求和可能获得的心里期待、智慧愉悦、审美满足。其中的快感，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一般难为外人道之。况且，没有读过的书，对人们来说，就是一个不可限量的未知空间，而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未知的东西，对他有一种极强的诱惑，他试图要以有涯之生去尽量填充那未知的空间。这是一种智慧的挑战，也是一种人格的挑战。挑战应战战而胜之，却正好是毛泽东鲜明的人生个性。
毛泽东是政治领袖，又是读书人，两种身份的结合，自然引出一种特殊的政治领导风格和工作方法，这就是：把书作为动员和宣传工具，作为理论创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毛泽东始终相信，人们以各种方式所接触到的知识、理论、观点，有助于他们在实践行为上的选择，对现实社会改造十分重要。他更清楚，要培养高素质的领导干部，与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读书学习，就是“授人以渔”。因此，需要解决什么现实问题或需要提倡什么精神风尚的时候，他总是开列出一些有现实针对性的书目让干部们去读，以便打通思想。此外，有时在一些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还选编一些著作篇章印发给与会者，甚至亲自在会议上逐一讲解。这是他比较鲜明的政治领导风格。例如1955年农业合作化时期，毛泽东读了各地大量的农业合作化的材料，选编了一本90多万字的书，叫《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了一篇有名的序言，并为其中的104篇材料写了按语。这本书在当时被称为“农业合作化的百科全书”。可以说，编书、荐书、讲书，是毛泽东经常使用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真读、真学、真思考
毛泽东读书，是发自内心的对知识、对真理的一种渴望。有这种渴望，才可能用心用脑去真读、真学、真思考。什么叫真读真学？具体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早年，他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曾对人说，他在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又读了好多遍《共产党宣言》；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学英文，他找来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对照起来读，在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里还留有他的批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他经常阅读的。《资本论》很难读，但毛泽东在不同时间段里读过《资本论》，当然不一定是全读。在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对人说，《红楼梦》他已经至少读了5遍，此后他也读过，还让人从北京图书馆手抄过一部胡适收藏的《石头记》。
一是相同的题材内容，毛泽东习惯把不同的甚至是观点相反的版本对照起来读。例如，他读美国历史的书，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还专门写条子说，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读《拿破仑传》、《楚辞》时，他都要找不同人写的和不同人注释的版本来读，《楚辞》曾经要了十几种版本对照起来读。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
一是除了写读书批注外，毛泽东注重讨论式地阅读。他不光是自己读，读完以后还常常和别人讨论，有时是边读边议。比如，延安时他专门组织了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读书小组，每天晚上读10多页，然后各自谈看法。1959年年底还组织读书小组专门到杭州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了两个月，议出了许多好的思想。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历史阶段，就是毛泽东在这次阅读中提出来的，这是我们党后
来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的一个重要认识源头。参加这个读书小组的同志根据毛泽东当时谈话的记录，后来印了两卷本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不同历史阶段读不同的书，读书的目的也不同，读书之用非常明确。
早年毛泽东读书的目的，先是说为了“修学储能”，然后说要寻求“大本大源”，最后是要找“主义”。概括起来，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影响比较大的书有四类。
第一类是中国传统的文史典籍。他深厚的国学功底就是这时候靠读这类书打下的。在传统的文史典籍中，他偏好以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实学和晚清湖湘学派的著述，诸如顾炎武的《日知录》、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以及他的老师杨昌济的《论语类钞》等等。这类书在立志、修身、处世方面很有用。第二类是近代以来的西方著作和有关西方的著作，比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社会学）肄言》以及卢梭、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阅读这些书使毛泽东能够跳出中国传统思维来看世界。第三类书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国内学者传播新思潮方面的书，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著述。第四类是《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所读的书，主要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1932年，他带领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时搞到了一批书，其中有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读完第一本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错误。读完第二本毛泽东又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在艰苦的环境中，为了做到思想上的清醒，毛泽东是多么渴望读到有用的书，读书之用非常明确。
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读书并不完全凭个人兴趣爱好，他把书作为动员和宣传工具，作为理论创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延安时期毛泽东特别提倡在党内要形成读书学习的风气，一个重要原因是，总结历史、分析现实急迫需要理论的指导，但党内理论素养准备不足，这是亟待克服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最好办法，就是读书学习。从思想方法角度讲，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阅读和理论创造，确立了毛泽东此后看待实践、分析问题的两个最根本的方法和一个根本主张。所谓“两个根本方法”，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对立统一。所谓“一个根本主张”，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博古这些人在党内占据领导位臵，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理论方面说得一套一套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掌握得比较多，但他们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国革命的实际迫切需要上升到理论上的创造，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通过真读真学，在哲学上写出《实践论》、《矛盾论》，军事上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政治上写出《〈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文化上还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理论创造，全党上下都佩
服。可以这样说，正是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完成了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到理论权威这两大跨越。
毛泽东不仅强调读书，而且特别强调要读马列的书，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辩证法。他认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会省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还专门为干部开列了12本必读的马列主义著作，总称《干部必读》，包括《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思想方法论》。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戎马一生，领导一个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其工作繁忙的程度自不待言，但他还读了那么多书。可我们常听到一些领导干部抱怨说工作太忙，没有时间读书。
工作忙固然是一个方面。但说到学习“没有时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托词。毛泽东工作很忙，但他博览群书、博闻强记，是众所周知的。即便是短暂的外出视察，他也不忘让工作人员带上书籍。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如果再过10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讲这个话是希望领导干部们抓紧时间读书学习，毛泽东自己确实做到了这一点。1975年他82岁了，眼睛不好，还专门请一位大学老师给他念书。我们知道，他是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逝世的，根据当时病历的记录，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满了管子，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过来就看书、看文件，共11次，用时2小时50分钟。这当中，他已说不出话来，敲了三下木制床头，工作人员开始不知道他要看什么，有人想到，当时日本正在大选，毛泽东或许是要看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材料，就用手托着三木的材料给他看。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4时37分，此后再也没有醒过来，7个多小时后便逝世了。这样的情况很感人，可以说已经不是活到老，读到老，而是读到死。
读“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
毛泽东对读书、对书本的看法并不是一条直线，因而他读书人的本色，他读书的风格，随着看法的变化也就杂彩纷呈。
青年时代，毛泽东讲“立志”，立志的过程，在他的心目中，相当程度上就是读书。他当时几乎有一种要读尽世间书的雄心壮志，但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又提出一个变通的法子：择书。22岁那年，他还是一个师范生，便在汗牛充栋的国学著述中，选出77种经、史、子、集，开列给朋友，说要有学问，必须读完它们。
毛泽东在基本完成了自己的理想皈依以后，对读书的看法多多少少有了些变化。一则是忙于实际的革命活动，“脑子不能入静”，想读书而不能。更重要的是，一开始，毛泽东读的书本，包括马列的书籍，都没有也不可能告诉人们：在中国，应该怎样去搞革命。于是，在中央苏区时期，他甚至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反对
本本主义”。他那时花相当的精力去读另一本“无字之书”，即中国农村社会调查。正是在调查中，他对中国革命的道路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尽管那些批判毛泽东的人嘲笑他是“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但是，正是那些读了大量书本的号称“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者们，丢掉了一个建在山沟沟里的红色国家。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因此在中国革命的苦难历程中，得出不要书本的结论，恰恰相反，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抵达延安后，他似乎是异乎寻常地提倡读书，他自己也以参加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热情和精力，广收博求了一大批马列书籍，写下大量批注，无疑为了从理论上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甩掉有人戴在他头上的“山沟里出不了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帽子。随后，他提倡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遗产，自己更是津津乐道于各种古籍，大体是在做着在理论研究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至于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起了关键作用的延安整风运动，其主要的表现形式，实际上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读书运动。应该说，正是读书和提倡读书，使毛泽东在陕北的黄土高原的窑洞里，走完了他成为中国革命无可争疑的领袖的最后一段历程。这里说的“领袖”的概念，不仅是政治的和军事的，还是思想的和理论的。
毛泽东晚年对读书的看法有一些变化。比如，上世纪50年代后期，在推动大跃进的时候，他把期望寄托在最有实践创造力的人民群众身上，而对拥有知识的人却多少不以为然，于是他常说青年人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胜过学问多的人，教授不如学生等等。但是，在意识到大跃进的错误后，他又竭力提倡读书，在庐山会议上，一开始他就讲了19个问题，而第一个问题就是读书，还专门给各级党的干部写了一封读书的信。随后，自己还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到杭州和广州沉下心来读苏联人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到了60年代中期，一方面，他坚决反对死读书，他认为知识更多地来源于社会实践，大老粗最有出息，对青年学生来说不走出校门不行，于是提倡教育革命。另一方面，他自己则发誓要把二十四史读完，一直到“文革”后期，迟暮之年，他还念念不忘，全党要读书，要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而他自己，则亲自圈定了84篇文史名篇，请一批饱学之士作了注释，嘱印成大字本，分送给少数中央领导阅读，因为眼睛患白内障，他还请来北京大学一位教师帮助阅读。
因此，从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对读书的公开态度的变化，特别是他有时候的公开态度和自己的兴趣选择不完全一致的情况来看，他反对的是死读书，反对的是不真读，不择读，不善读，不深读，反对的是思维方式的僵化，泥古不化，反对的是脱离实际的读书，结果为书所害，而不是反对读书本身。也就是说，一定要把“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结合起来读，进而在实践中用好读书所得。
读书学习是一种历史责任
对一般老百姓来说，读不读书，属于一种靠兴趣和追求来决定的可有可无的选择；对学问家来说，读书大概就是一种别无选择的职业习惯；就政治家而言，就很难说了。中外历史上，也不是没有粗通文墨或不通文墨、乃至轻慢书籍的政治家，不过，这样的政治家大多是称雄一时，人亡政息。（有意思的是，青年时代，毛泽东把古往今来的大人物划分成“办事之人”和“办事而兼传教之人”）
大体说来，贯通古今、识见深远而能从精神品格和行为信念上影响后世的出色政治家，多半是好读书的。毛泽东之读书，可以说，不是靠兴趣来支配的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同他的生活、工作、事业、理想密不可分的别无选择的习惯。
在读书方面，毛泽东一方面有“我注六经”的素养训练和学术精神，同时又有“六经注我”的现实的敏锐眼光和超越气魄，从而常常在书中见一般读书人所难见的精妙，发一般读书人所难发的感慨，于是在读书笔记和谈话中常有惊人之语。诸如，他认为千古不耻的商纣王是一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有辩证法，歌颂了一个模范丈夫，枚乘的大赋《七发》是批判保守主义的，贾谊的《治安策》是最好的政论，《红楼梦》写的是阶级斗争，鲁迅是现代中国第一圣人。这些，体现出他同一般治学之人的不同之处，即他的读书，形式上是个人化的爱好和选择，实质上却是一种社会化的活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和整个民族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思想探索的轨迹。这大概就是政治伟人读书的非常之处了。
毛泽东把读书作为精神存在和思想提升的必要方式，表明未知的东西对他有一种极强的诱惑，要以有涯之生尽量包容、填充那未知的空间。对毛泽东来说，读书不是简单靠兴趣支配的选择，甚至也不只是为了工作的需要，而是他的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是一种基本的生活常态。读书对毛泽东来说，也是一种独特的对话，一种与古人今人、中国人外国人的思想交流。这样，读书对毛泽东来说，既是一种人生责任，又是一种历史责任。
读书的人生责任和历史责任在毛泽东那里是统一的。读书、编书、荐书和讲书，形成了毛泽东鲜明而独特的文化个性，从而散发出一种令人折服的文化气息和智慧力量。通过毛泽东的读书生涯，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了解他的智慧源流，了解他对前人和同时代人创造的思想，提供的知识，积累的经验，是如何吸收、扬弃和发展的。毛泽东留存世间的功业，多多少少也可以从他徜徉的书籍世界里找到一些伏线。也就是说，从毛泽东通过读书积累和营造的“胸中日月”，到他通过实践行动积累和创造的“人间天地”，是有迹可寻的。
当然，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进。毛泽东那时喜欢读的书和他强调必须读的书，以及他所发表的有关评论，我们很难一一地去遵循，也无必要按图索骥地去一一仿效。讲读书之重要，体会毛泽东读书、编书、荐书、讲书的故事，意在倡导和弘扬毛泽东的那种结合实际的读书精神，而这种精神是永恒的。从毛泽东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对领导干部来说，读书学习是一种历史责任。通俗地讲，就是读书为做事，做事促读书。这就是历史责任。
第二篇：向毛泽东学管理读书心得
《向毛泽东学管理》读书心得
当我在读《向毛泽东学管理》一书时，一边读一边将对我启发大的语句和段落进行勾画，觉得这本书可读性很强，对我的工作，学习，做人处事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在接下来的一周内就将书读完了，还将重点段落反复读了两遍。现将对我印象最深的几点谈一下体会。
1、首先要把员工统摄到宗旨的大旗下，毛泽东带兵打仗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公司也确定了一个基本要求，即“高度重视员工培训，提高员工业务能力。”明确了这个能够凝聚人心的宗旨和目标，才能把思想统一起来，把员工统一至宗旨和价值观的大旗下。志同才能道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所以我公司在去年各项业绩指标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其次关于“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军队是为人民，为自己而当兵打仗。那么作为公司领导干部，我们的目的是在保证公司效益，完成安装公司各项指标的前提下，逐步提升员工的综合素养和业务水平。
2、打造铁的纪律——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部队通过打造铁的纪律赢得革命的胜利。那么公司也应从各项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着手形成制度化。通过长期地执行，使我们领导干部成为一种习惯与自觉行为，最终形成在制度面前的“自我约束与自我管理”的意识，如何有效地执行这些规章制度，首先要有耐性，要做 “抓反复，反复抓”平时多检查落实情况，从而达到自觉执行。
3、实践育人——建立高效的学习型组织。
理论联系实际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强调学习理论，学习知识本身不是目的，关键要从实际出发，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那么，公司也一样不是单纯让员工掌握一些理论知识，而是教员工掌握一定的技巧和方法，在实践中运用，让大家都能做到：在项目中学习，在学习中更加深入的了解项目。另外在学习过程中，提倡相互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不断丰富个人的知识，从而达到自身素养的不断提高。
4、尊干爱兵——构建和谐的上下的关系
毛泽东提出了“官兵一致”的原则，士兵是军队的基础。那么员工就是学校的基础，要构建和谐的上下的关系，首先应端正思想态度与员工站在一起，随时了解掌握员工的思想动态，帮助员工树立正确的思想工作态度，其次，要尊重员工的思想和想法，深入员工中，和员工做朋友，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发挥团队的力量。
现实工作中干部在读书学习方面存在问题： 一是读书积极性不高、愿望不强烈。
目前一些干部由于工作忙、应酬多等原因，每周甚至每月读书时间十分有限。有的同志走上领导岗位后就忙于各种应酬活动，渐渐地疏远了学习；有的认为工作任务繁重，没有时间读书，等有时间了再“充电”。究其根本原因就是读书学习的自我要求不高，发自内心地想读书、喜欢读书的意愿不够强烈，没有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没有知识危机感和恐慌感，事实上就是读书是被迫，是没办法的无奈，缺乏主动性和自觉性。
二是读书目的不明确、认识不深刻。
部分干部对读书的目的不是很明确，对读书的重要性缺乏深刻认识。对于为什么而读书心中无数，特别是对党提出建设学习型干部、学习型机关、学习型政党更是缺乏足够的认识，在读书学习的问题上表现为不知所措，得过且过。一些干部将读书当成门面，将读书活动作为一项临时性的学习任务来抓，当做上级的指示和政策来落实，这样就形成了为了读书而读书，为了应付检查来读书的局面。三是读书学习机制不健全。
按照要求，尽管每年都要给干部下发理论学习书目，也购买必需的学习用书和必要工具，但在运作中缺乏必要的机制约束。大多没有将读书与考试、绩效考核相联系，其贯彻与落实程度与公务员的奖惩、升降和任免没有直接联系。因此，可能因为忙于其他实际工作而忽视了读书学习。制度的不健全直接影响读书学习的效果。
为推动学习活动健康发展，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我们正处于知识快速发展的时代，当今的社会，是人才竞争的社会，从更深层次上说就是学习力的竞争，谁能快而有效地学习，谁就能赢得发展、赢得主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视读书学习，善于读书学习。
首先，是强化读书学习的理念。读书学习是工作需要，也是干部自身发展与成长的需要，所以自觉加强读书学习是我们的立身之本、从政之基、发展之源。要认识到读书学习的重要性，强化学习意识；要自觉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要牢固树立“不学则落后”的思想，要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加强读书学习；要牢固确立读书学习就是责任的理念，把读书学习当作第一要务，培养浓厚的读书学习兴趣，不断提高读书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做到“生命不息，学习不止”。
其次，要完善读书学习的机制。一是制定符合工作实际的学习计划，明确具体要求，保证时间、提高读书学习质量。二是建立健全学习考勤、学习档案、学习通报等制度。
三是完善党委（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制度、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要加强对读书学习活动的管理，推进学习制度化，强化督促检查和考核，把对理论素养、学习态度和学习能力的考核纳入领导干部绩效考核体系和领导班子建设目标管理体系，作为考核领导班子和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
最后，要通过读书学习更好的指导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对全党同志的政治立场、思想道德、作风纪律、文化底蕴、人格魅力等都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要不断增强全党的综合素质，树立良好的形象，主要靠努力学习和实践锻炼。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广大干部要按照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要求，实现从原来以书本为中心的学习，向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转变。通过读书学习，研究解决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研究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真正做到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根本目的进行读书学习。
中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吉平
2012年12月08日
第三篇：向毛泽东学管理
《向毛泽东学管理》读后感
（李 江）
推荐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部队通过打造铁的纪律赢得革命的胜利，那么学校呢，如何打造有战斗力的组织，从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着手，形成制度化，通过长期地执行，使其成为一种习惯与自觉行为，最终形成教师在制度面前的“自我约束与自我管理”的意识。如何有效地执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各级管理者在抓制度落实的过程中首先要有耐性，要做“婆婆嘴，豆腐心”，“抓反复，反复抓”，平时多检查制度落实情况，让教师坚决执行各项制度。
纪律是解放军战斗力的重要源泉。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如果哪一组织的纪律和秩序能达到毛泽东领导下的解放军的水平，那该是一支多么有战斗力的队伍！-----毛主席提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军队得到人民的用护，使革命走向胜利。要建立有战斗力的组织，高明的管理者通常是从严肃法纪入手。先有规则，然后无条件执行，日积月累，长期坚持，毫不懈怠，才能制度化。也只有制度化才能使成员的“服从”成为一种习惯和自觉行为。
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必须要有健全完善的纪律来保证
纪律和秩序的建立有一个过程，应根据发展水平提出相应要求，既不能脱离实际，照搬所谓成熟的管理模式，一上来就搞正规化，也要防止因循守旧，将游击习气当宝贝，否定正规化管理。也就是说，达到了什么水平，定什么样的纪律、制度，然后再发展、再提高。
纪律要变强制为自觉：让教师自己管自己
其实，纪律不在多，而在抓落实。部队是这样做的：首先针对自己的问题，制定出几条纪律规定，一般不超过十条。然后就抓这几条的落实，反复学，反复对照检查，巩固以后再进一步细化。这样一步步抓下去，定能收到实效。好的习惯重在平时培养，注重点滴养成在部队当过兵的人，一般来说都比较守时，与别人约好了见面时间，肯定会准时或提前到达。这就是养成的作用：一个战士从早晨起床到晚上就寝，一天至少要集合站队8~10次，迟到了就要挨领导的批评，受战友的指责。久而久之，官兵们便形成了很强的时间观念。可见，纪律是一种意识，但也可以通过习惯，转化成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养成的作用，就在于使守纪律逐渐成为教师的一种下意识行为。也就是说，一开始是讲道理，而一旦在日常训练、学习生活中一点一滴培育，养成习惯后，教师就不去想那个道理了，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纪律已经成为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了。
第四篇：向毛泽东学管理
《向毛泽东学管理》观后感
直至今日，毛泽东思想依然闪烁着他的光芒，而且被许多成功企业家奉为精神图腾。因此，我觉得这次区域组织我们学习《向毛泽东学管理》，完全符合时代的潮流，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符合不断提高企业员工素养的要求。通过《向毛泽东学管理》的观看，我感触颇深。想当初，红军成分复杂，毛泽东首先做的就是统一思想。因此，作为我们企业来说，也要统一员工的思想，加强团队精神的凝聚。企业要不断向员工宣扬企业文化，培养员工的核心价值观。一张薄纸一根手指就能戳破，但我们将这一张纸不断对折，让他们凝聚在一起时，他们已经不是一根手指所能戳破了。因此，团结起来就有无穷的力量也就不言而喻了。
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毛泽东的军队有铁的纪律，使得革命得到更迅速的取得成功。那么我们企业也要正规化管理，要落实各项规章制度，落实区域下发的各种管理制度，我们行政部也要加强监督，长期执行，让员工成为一种习惯，让员工在制度面前形成一种“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意思。
最后，我想说，《向毛泽东学管理》让我学到很多，虽然我只是学下以上几点，但是她对我的影响在我以后的工作中会不断的体现出来的，他是我们的财富，值得我们不断挖掘，运用。
第五篇：向毛泽东学工作方法
向毛泽东学工作方法
任何一种工作都需要方法，特别是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毛泽东的一生，无论负责何种工作，都非常讲究方法。他关于工作方法的许多论述和实践至今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作用。1934年，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形象地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过河”即工作任务往往因时因地而不同，而“桥或船的问题”即工作方法往往具有超时空的示范作用。
在毛泽东看来，众多矛盾之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的；繁杂工作之中，必有一个是中心。因此，开展工作首先要抓主要矛盾，抓中心或关键，以带动其他。
其实，这个方法，说到底就是工作应突出重点、抓住根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要集中精力。
集中时间和精力抓关键的紧要的事，即使对待日常工作，学会“弹钢琴”
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并不是说其他矛盾和工作就可以不管了。毛泽东说：“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就是说不能只看到“香花”，也不能只看到“毒草”，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落实到做法上，毛泽东提倡要学会“弹钢琴”。1949年3月，他写道：“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
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三者的利益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又要关心群众生活
在是非关系问题上，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并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学会“弹钢琴”，先要心中有“谱”、胸中有“数”。钢琴有多少键、每个键能弹出什么音符，必须了如指掌。解决矛盾，要深入到矛盾中去，特别是要掌握与之相关的数字。毛泽东把“胸中有数”也列为一条重要的工作方法。它的基本要求是：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因为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如果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弹钢琴”还要注意细节，一个音符错了，整个曲子也就砸了。
两个“结合”
1943年，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说：“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点。
关于第一个“结合”，他说：“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这个方法常常用来执行政策和完善政策：先在面上铺开，然后再深入到点中，由面及点，再由点带面，循环往复。现在，领导同志分头去蹲点，其实就是这个方法的一种运用，如此做来，使领导者下命令、发指示，能够接地气。为指导领导干部具体地运用这一方法，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领导工作中不要普遍动手，而应选择强的干部在若干地点先做，取得经验，逐步推广，波浪式地向前发展。“ 毛泽东对这一方法的典型运用还体现在他对党性和个性关系的处理上，即在强调干部党性的同时，决不抹杀干部的个性。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举例说，有一个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报》上，说共产党是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谁要抹杀各种不同的个性是不行的。抹杀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杀这种不同，就是不让同志们发展长处。毛泽东提出要进行第二个“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隐含着毛泽东关于群众的观点。首先，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他认为，党员干部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这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领导者是群众的学生；到群众中去，领导者是群众的先生。没有群众的领导是“空洞的”，而没有领导的群众是“盲目的”，是不可持久的。这就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和方法。对此，他有更精辟的论述：“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从群众中来，说的是制定政策的过程；到群众中去，则说的是贯彻执行的过程。所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是决策的方法，又是执行的方法。坚持这一方法，就要反对“从机关中来、到机关里去”。
毛泽东还强调，要让群众执行决策，必须做到三点：第一，把决策向群众讲明白。“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党员干部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第二，依靠群众找出执行决策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工厂怎么办？合作社怎么办？商店怎么办？在机关里面是搞不清楚的。越是上层越没东西。要解决问题，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第三，在群众执行决策的实践中检验决策。“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这样做以后，才能更好地执行决策。当然，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不仅是领导对群众如何的过程、让群众被动接受的过程，而且还是群众如何对领导的过程、群众怎样产生主动性的过程。为此，毛泽东提出，要了解群众的“心理”和需要，要知道群众想什么、需要什么。需要是人一切生命活动的出发点和动力源泉，抓人心，最根本的就是抓人的需要。从满足群众的切身需要出发，去吸引群众、动员群众，是毛泽东倡导的第二个“结合”的具体体现。总的来看，“两结合”的方法是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实际工作的体现，是他对领导工作的总结与提炼，是他提倡的工作方法的精髓和核心。“两结合”作为一般的普遍的方法论，是有机的统一体。一般与个别相结合，主要是对“事”来说的；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主要是对“人”来说的。领导工作说到底就是“以人谋事”。善于当“班长”
书记要当好“班长”，就应该很好地学习和研究。书记、副书记如果不注意向自己的“一班人”作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不去研究怎样把会议开好，就很难把这“一班人”指挥好。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工作。怎样指挥好这“一班人”呢？或者这“一班人”如何一道工作呢？除了以上提到的，综合起来看，毛泽东论述过的还有如下几点： 1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同时，如果有问题，就摆到桌面上来解决。不仅“班长”要这样做，委员也要这样做。不要在背后议论。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几条，问题就解决了。有问题而不摆到桌面上来，就会长期不得解决，甚至一拖几年。“班长”和委员还要能互相谅解。书记和委员、上级和下级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
2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予批评。3得起，抓得紧。抓得起，是指抓全局，需要有一种大的能力，普通叫做有魄力。有些人对于某些事，不是没有看到，甚至著书立说、长篇大论。至于做，他就抓不起来了，或者抓了片断面，忘了全面。说到抓，既要抓得起，又要抓得对、抓得紧。抓不起，等于不抓。抓不对，就要坏事。抓得不紧，也等于不抓。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伸着巴掌，当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来，但是不握紧，样子像抓，还是抓不住东西。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薄一波回忆，毛泽东自己“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王任重的日记则记述了他的一个工作实例：“在这两天，主席写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张，要各省开六级干部大会，看来，主席抓得很紧。”
4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有些地方开干部会，事前不准备好报告和决议草案，等开会的人到了才临时凑合，好像“兵马已到，粮草未备”，这是不好的。“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如果没有准备，就不要急于开会。会议不要开得太长，讲话、演说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他还提出过，要大型会议、中型会议和小型会议相结合。这三种会议一般指的是群众大会、干部大会和领导班子会，把工作干好就得学会开这些会。5工作。不论在地方上或部队里，都应该注意这一条。对党外人士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为了让领导干部明白这一点，他多次引用过历史故事。1962年1月30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比如，一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二听张良劝说，封韩信为齐王；三楚汉划界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趁机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四是刘邦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听齐人刘敬建议，入都关中长安。刘邦能够作出一些正确的决策，与他善于采纳不同的意见密切相关。相反，项羽失败，就是由于他“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1963年1月3日，他批示将《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送各同志一阅”。自然，希望领导干部吸取项羽的教训，而向刘邦学习“豁达大度，从谏如流”。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再次讲到，批评就是帮助，对人是有好处的。“我们之间，进行批评帮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评是恶意也要听下去，不要紧嘛！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6了。毛泽东说，“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他还强调“除了开会的方法以外，还有打电报、打电话、出去巡视这些方法，也是很重要的领导方法”；“一年至少检查四次”。通过检查，一是督促进展，二是修正错误。1948年2月，他在谈到工商业政策的时候说：“必须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经验，纠正错误，不要等数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开总结会，算总账，总的纠正。这样损失太大，而随时纠正，损失较少。„„随时提醒下面，使之少犯错误。这都是领导方法问题。”毛泽东一生也犯过很多错误，除了晚年，但大都能自己纠正，应该说与这种工作方法不无关系。
以上几点是毛泽东在不同场合讲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不难发现，它实际上体现的是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包括“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两个过程。他明确指出过：“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他还告诫党的干部，“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毛泽东主张“听取不同的意见”，可谓抓住了民主的真谛。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讲过的和实践过的工作方法还有很多，比如“在游泳中学游泳”，“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依据形势，改变计划；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敢于做主，等等。但是，以上四种是最主要的，也是他最常用的。同时，它们具有普遍的超时空的意义，至今仍可以学习和效仿。不过，运用它们，也要像毛泽东，不能生搬硬套，应该根据具体工作具体选用，并在实践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所创新。否则，就可能邯郸学步，反失其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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