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叶圣陶语文工具观

第一篇：论叶圣陶语文工具观

论叶圣陶语文工具观

教师教语文，学生学语文，怎样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决非几篇文章及至几本书就能阐述清楚的。但是，有一个基本前提必须首先明确：语文学科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因为教学目的、任务、教材和教法等等，均由性质来决定。叶圣陶先生（以下均称叶老）通过语文教学的长期实践和深入研究，反复强调指明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是工具！吕叔湘先生在为《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写的序言中说：“通观圣陶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有两点。其一是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是工具，是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工具。”[1]

稍有语文教育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是与政治、历史、宗教、人伦等混于一体的综合教育，这种教育全部以文章诗赋为本位，只学习书面的文言文，远离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直到上个世纪初年，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语文学科必须顾及其实用性。从此，语文在中小学校单独设科，小学叫“国语”，中学叫“国文”。叶老从青年时期任语文教员起就积极主张大力提倡白话文、大众语和新文字运动。全国解放初，叶老集中代表了彼时同人之意，及时给语文学科正名定性：“什么叫语文？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1]按照叶老的阐述，我们可以明白地了解到，听和说偏重于口头语言，读和写偏重于书面语言。听说读写涵盖了语文教学的全部内容，所以，学语文就是学语言。只有学好了语言，才算学好了语文。那么，语言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语言的本质曾作过许多精要的揭示。马克思认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2]；斯大林否认“赤裸裸的思想”[3]，认为没有质料也没有形式的空灵玄妙、难以捉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叶老深有领会地说：“思想决不是无所依傍的，思想依傍语言。思想有它的质料，就是语言的材料，就是语汇。思想有它的形式，就是语言的规律，就是语法。无论想得粗浅的，想得精深的，都摆脱不了语言的质料跟形式。无论这个民族的人，那个民族的人，他想的时候都摆脱不了他那个民族的语言的质料跟形式。一个人学会了旁的民族的语言，他也可以依傍旁的民族的语言来思维，可不能一种语言也不依傍。脱离了语言就没法思维。”[4]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叶老总结出了研究语言的语文学科是工具学科的观点：语文就个人说，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就人与人之间说，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简言之，语文是人们思维和交际的工具。

首先，语文是思维的工具。叶老认为语言是思想的定型。任何人说出来的口头语言和写下来的书面语言都是他心里所想的；想的过程就是语言形成的过程。朦胧的思想是不清不楚的语言，清澈的思想是有条有理的语言。语言与思维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有人心里这样想，说出来和写下来的却是另外一套，即所谓心口不一等等，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另外一套”有两种情况，其一是说话或写文章的人在彼时彼地的有意安排，如平时语言实践中的反话、反语等，只不过是作者用另一种语言质料和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维罢了；其二是作者的口头或书面表达能力太差所致。这与叶老关于思维、语言二而一的观点并不矛盾。为此，中小学的语文教学，要想使学生掌握好语言，一定要十分重视从源头上去开发，即化大力气训练学生的思维，千万不能忽略由不出声的内部语言到出声的外部语言的想的过程。分开来讲，阅读教学要紧紧抓住从听、读到想的过程，从而指导学生由感知语言文字的表象到理解、把握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及其相互联系的实质；作文教学要紧紧抓住由想到说、写的过程，从而指导学生审题，立意，布局，谋篇，成文，修改等等。语文老师指导学生进行听说读写训练，就是指导学生把朦胧的思想变为清澈的思想，把不清不楚的语言变为有条有理的语言。总之，离开了语言，人们就无法思维，所以，语言是工具。既然语言是工具，那末由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的语文当然也是工具，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这样；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

但是，长期以来的语文教育并不重视学生内部语言即思维语言的训练。那种教师讲学生听，学生写教师改的读写教学方法严重地遏制了学生的思维发展。至于全班学生异口同声的问答式教学和即兴发挥式的作文训练，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缺少思维的深度和广度，学生往往思想模糊，语言混乱，导致思想训练和语言表达两败俱伤。近些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语文老师认识到语文学科是思维的工具，通过各种渠道，化大力气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思维能力提高了，诉诸口头即语言，诉诸书面即文章。掌握了思维这个工

具，也就掌握了语言，学好了语文。

其次，语文又是交际的工具。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生活在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不可能独立存在，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绝对离不开相互交往，而相互交往过程当中使用最经常、最广泛的就是语言。列宁说过：“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5]斯大林说，语言“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及由词组成的句子记载下来，巩固起来，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思想交流成为可能的了。”[4]所以，从人人每天都会碰到的交际需要考虑，我们也必须认真学好语言，学好语文。叶老1953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题为“语言和语言教育”的发言，他结合自己的体会指出，要是我的语言杂乱无章，人家决不会承认我的思想有条有理，因为语言杂乱无章正就是思想杂乱无章。要是我的语言含糊朦胧，人家就决不会承认我的思想清楚明确，因为语言含糊朦胧正就是思想含糊朦胧。要是我的语言干巴巴的，人家决不会承认我的思想好象刚开的花朵，因为语言干巴巴的正就是思想干巴巴的。„„总之，在思想交流上，我跟人家，人家跟我，关系是这样的：只有我拿出来的定型的语言对头，人家才会承认我的思维跟认识对头。反过来，我拿出来的定型的语言不对头，人家就无从承认我的思维跟认识对头。这是一条明白得很的规律。所以，从思想交流的实际看，我们完全可以断言，思想交流不靠旁的，就靠语言。人们为了充分发挥自身的价值，都希望说的话和写的文章与自己的思想完全不打折扣，收到思想交流的最大效果，进而提高学习、工具、生活的质量和效益。一个人如果听语言，说语言，读语言，写语言的能力未得到很好的培养和训练，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势必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障碍，所带来的苦恼和麻烦是不言而喻的。

以前的语文教学是忽视交际能力训练的，读死书，死读书的现象较为普遍。学生毕业之后不少人甚至在人稍多的场合就产生惧怕心理，不敢发言，或者说话语无伦次，自相矛盾，不能准确顺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现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培养和训练广大学生从小就善于使用这一交际工具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近些年来，各地学校加强了素质教育，语文教学由只重视作文到读写并重再到听说读写四管齐下，并开展了丰富多采的课外语文活动，如组织社会调查，演课本剧，书报知识竞赛以及影视评论等，尝试着进行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语文教育，这些都体现了语文是交流思想情感的工具的本质特征，顺应了当代社会对语文教育更新更高的要求。

综上所述，语言是工具，语文是专学语言的学科，所以语文就是工具；语文这个工具具有思维和交际的双重功能。其中思维是手段，交际才是目的，语文的本质特征是交际工具性。交际包括吸收（听和读）、表达（说和写）两方面，所以语文教学必须听说读写四者并重。要从内部语言思维的训练入手，达到提高外部语言交际能力的目的，从而使学生的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思维能力和交际能力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由于叶老的语文工具观是从长期的教学实践和潜心研究中归纳出来的，所以尽管随着时代的前进，教育的发展，围绕语文学科性质问题产生了许多新的观点，但“工具说”至今仍是绝大多数专家、学者和语文教师所认同的观点。国家教育部1963年制订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指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1978年、1986年、1990年、1992年的大纲继承了1963年大纲的语文性质观，确认语文的“基本工具”、“基础工具”特征。1996年的新大纲认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2001年制订并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将工具性作为语文学科的主要性质。由此可见，叶老的语文工具观现在和今后仍有其现实的指导意义。

吕叔湘同志非常赞同叶老的语文工具观，他说：“语言文字本来只是一种工具，日常生活中少不了它，学习以及交流各种知识也少不了它。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为什么很多教语文的人和学语文的人会认识不清呢？是因为有传统的看法作梗。”[1]他认为这些传统的看法的弊病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在阅读教学上不适当地强调所读的内容而把语文本身的规律放在次要的地位。第二种弊病是在作文教学上要求模仿一套程式。第三种弊病就是读书作文不是为了增长知识，发表思想，抒发感情，而是为了应付考试。我们认为，吕老在高度评价叶老语文工具观时对我国语文教育历史和现状的批评是击中了要害且十分深刻的。

叶老的语文工具观要求通过阅读教学掌握语文自身的规律。语文是各种学科中的一个学科，各种学科

又像轮辐一样辏合于一个教育的轴心，所以，各种学科都承当着教育的责任。语文教育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只重视课文的思想内容和学生的道德意识，而丢掉语文自身特有的任务。道德必须求其能够见诸践履，意识必须求其能够化为行动。要达到这样的地步，仅仅读一些书籍与文篇是不够的。必须有关各种学科都注重这方面，学科以外的一切训练也注重这方面，然后有实效可言。国文诚然是这方面的有关学科，却不是独当其任的唯一学科。所以，国文教学，选材能够不忽略教育意义，也就足够了，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的肩膀上，实在是不必的。

封建社会的教育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那时的语文教育就是通过封建道德意识的灌输，把读书人训练成封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培养成不劳而获的“人上人”。这种腐朽的教育思想一直延续下来，使得我们的语文教学，特别是在中学里，专重精神和思想一面，忽略技术训练，使一般学生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全国解放后，尤其是在文化革命期间，几乎把语文课上成了肤浅而蹩脚的政治课，舍本文于一旁而抽出其政治道理而讲之，或化作品之内容为抽象之概念与术语而讲之。这种理性化、抽象化、概念化的教学，不但与提高学生的语文知能背道而驰，而且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叶老认为语文课的思想教育是通过语言文字的教学来实现的，果能引导学生细读本文，获得透彻之理解，则学生非徒理解而已，其思想感情必受深切之影响。语文教学之思想政治教育之效果，宜于此求之。

叶老的语文工具观要求通过写作教学把作文变为生活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说：“作文不该看作一件特殊的事情，犹如说话，本来不是一件特殊的事情。作文又不该看作一件呆板的事情，犹如泉流，或长或短，或曲或直，自然各异其致。我们要把生活与作文结合起来，多多练习，作自己要作的题目。久而久之，将会觉得作文是生活的一部分。”[1]既然作文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每个人的生活又是各不相同的，所以根本没有必要让学生去模仿一套死板的程式，弄得千人一面，万口同腔。叶老要求学生“养成抒写意思情感的习惯，„„内部有什么样的意思情感，便作什么样的文。”[1]当然，封建社会里的语文教学，是不允许学生随意写自己想写的文章的，内容必须“代圣人立言”，形式必须是“八股文”，即要按照一套固定的间架和腔调去写。叶老曾很形象地以自己小时候的经验为例说：“我八九岁的时候在书房里‘开笔’，教师出的题目是《登高自卑说》；他提示道：‘这应当说到为学方面去。’我依他吩咐，写了八十多字，末了说：‘登高尚尔，而况于学乎？’就在‘尔’字‘乎’字旁边博得了两个双圈。登高自卑本没有什么说的，偏要你说；单说登高自卑不行，你一定要说到为学方面去才合式：这就是八股精神。”[1]

其实，类似的情形在现今的作文教学中仍大量存在着。《记一件难忘的事》，本应由学生毫无拘束地抒写真人真事真感情，但不少教师总是不放心，事前反复提示学生，只有蕴含着深刻思想意义的事情才能作为该文的写作材料，致使闹出了一个班级50多位学生中，竟有30多位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跳入冰冷的河水救人的大笑话。毫无疑问，如让学生从小为追求死板的程式而养成专讲假话的不良习惯，那将是一件多么令人痛心和可悲的事情。

叶老的语文工具观还要求学生读书作文不要为了应付考试，而应该为了增长知识，发表思想，抒发感情，为了成为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叶老说：“从前读书人学作文，最主要的目标在考试，总要作得能使考官中意，从而取得功名。现在也有考试，期中考试，期末考试，还有升学考试。但是，我以为现在的学生不宜存有为考试而学作文的想头。只要平时学得扎实，作得认真，临到考试总不会差到哪里。推广开来说，人生一辈子总在面临考试„„学生学作文就是要练成一种熟练技能，一辈子能禁得起这种最广泛的意义的‘考试’即‘考验’，而不是为了一时的学期考试和升学考试。”[1]但是，时至今日，仍然有为数众多的学生谈考色变。他们把能不能考出好分数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至于是否真的理解了试卷的内容，掌握了有关的能力，能否应付日常工作所需，生活所遇的问题，则是全然不去考虑的。仍以作文为例，有的学生逢到考试时能够揣摩题目的意旨以及出题目的人的意旨，按着腔拍，咿唔一阵，或遇到无可奈何的题目，也能无中生有，瞎三话四，却又丁丁当当的颇有声调。这样做或许还能得个不低的分数，但倘若平时连写个总结报告和签份简单合同都困难重重（这些通常不考），怎么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呢？

行文至此，我们想起了1997年由《北京文学》发起而展开的那场语文教学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中的不少文章都对我国语文教学的现状深表忧虑，并各自对语文教改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使我们受到震撼和

启迪。但是，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工具说”导致了语文教学的高耗低效，只有把“人文性”作为语文课程的基本属性，语文教改的步伐才能解除羁绊，突飞猛进。对此，我们实在不敢赞同。

首先，“人文性”是所有人文课程的共同属性。人文课程的教学目标旨在培养学生的精神人格和独特个性，教学内容上要求扩展到一切具有人性陶冶意义的方方面面，教学方法上强调学生情感的充实和兴趣、习惯的养成。既然人文性是所有人文课程的共同属性，那末，人文教育的任务应当由所有人文学科共同来承担，不应该全部由语文学科单独来承担。诚然，语文课在所有人文课程中具有较强的人文教育优势，语文课的教学内容也决定其应负载较多的人文教育任务，但是，人文教育任务在语文教学中应体现为传授好汉语言文字所承载的中华民族文化，以发展学生的思想感情，培育他们的健全人格和完美的个性等，所有这些，在叶老的语文工具观中都已论及。叶老的语文工具观从来都不希望把学生制造成只会搬运语言文字的机器，而是要把学生培养成能够熟练使用语言文字的有思想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称得上是社会的合格成员。叶老历来主张在把工具性当作语文学科基本属性的同时，把人文性、思想性与工具性水乳交融地统一起来。关于这点，我们完全可以从叶老写的《教育与人生》、《作文与作人》等文章中体会得到。叶老说：“我就是最不信服把语言跟内容分开来说的一个人。咱们不能抛开了意思谈语言，也就是不能不管内容专谈语言。”[1]又说：“思想是一方面，表达思想内容的工具又是一方面。„„学习语文，这两方面都要正确对待。”[1]按照叶老的语文工具观，在语文教育的全过程中，应该十分重视掌握语文自身的规律，十分重视培养学生成为国家的合格公民。

语文学科是个老大难的学科，一代又一代有志于语文改革的教育界同仁都在不懈地追求语文教学的高效率。我们认为语文教学长期以来不能走出少慢差费的低谷，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但关键之一还在于没有充分认识和认真实践叶老提出的语文工具观。语文教学的最基本任务应该是帮助学生掌握和运用好祖国的语言文字，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去实现其他的教学功能。为此，语文教师必须排除一切干扰，毫不动摇地致力于学生语言能力的提高，引导学生学好与内容密不可分的语言，使学生在获得较强语言能力的同时，也得到实在的思想教育和深刻的人文熏陶。刘国正先生说得好：工具性发挥出来就有人文性。钱梦龙先生也非常赞赏叶老的语文工具观，认为语文教学主要就是对青少年一代进行母语教学，使学生熟练地掌握母语，规范地使用母语；若过多地强调人文精神，会让语文教师无所适从。由此可见，那种把人文性和工具观对立起来，或者以人文性来取代工具性的观点，不但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在实际操作时也会造成混乱。试想，如果中小学生对祖国语言文字连起码的听说读写要求都未达到，如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人文教育？

最后，我们想援引叶老1978年3月说过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要做到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说多数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还不够），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份内的责任，才算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尽了份内的责任。”[1]

【参考文献】

[1]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1;138;1;398;397;438;154;635;138.[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525.[3]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20.[4] 叶圣陶.语言和语言教育[N].光明日报，1953-10-11(3).[5] 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研究[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126.

第二篇：叶圣陶论阅读教学

叶圣陶论阅读教学

阅读能力，对一个学生来说，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能力，同时也是学生应该具备的一个重要素质。阅读能力的强弱，与学生获取知识，提高学习兴趣，增长见识，以及培养自学能力等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学生的阅读能力，应该成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目标。阅读教学自然也就是语文教学的关键，怎样做好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师长期探讨的一个问题。

叶圣陶先生作为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在阅读教学方面有十分丰富的经验以及心得体会。

一、首先，叶圣陶先生非常重视预习。

他在《精读指导举隅》前言谈到：“在指导以前，得先令学生预习。预习原很通行，但是要收到实效，方法也须切实，考查必须认真，并且他把预习工作分项做了说明。”具体说来可分为三步：

（一）通读全文

通读全文，在这部分叶老先生强调研究段落划分的道理，标点的道理，强调对课本采取质疑的态度。并要求教师用指名通读的办法检查预习结果，并指出初读的方法有两种：一是 吟诵，二是宣读。

吟诵：大致与话剧演员念台词并不多，按照普通话的语音，在抑扬顿挫表情传神方面多多用工夫，使听者移情动容。

宣读：只是依照对于文字的理解，平平地读下去，用连贯与间歇表示出句子的组织与前句和后句的分界来。

这两种读法，宣读是基本的一种，必须理解在先，然后读得到传出情趣与畅发感兴。并且，要求考查学生对于文字理解与否，听他的宣读是最方便的方法。

（二）认识生字生语

所谓认识，是指：“一方面知道解释，另一方面更知道该如何使用。”教师必须在使学生养成一种观念与习惯，就是：生字生词必须依据本文寻求那个字语的确切意义，又必须依据与本文相类和不相类的若干例子，寻其正当用法。要考查学生对于生字生词的认识程度怎样，可以看他的笔记，也可以听他的口头回答。学生认识生字生语，往往有模糊笼统的毛病，用句成语来说，就是“不求甚解。”必须使他们不犯模糊笼统的毛病。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开头“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预习的时候应让学生自己去查一查年表、地图、字典、辞典，从而知道太元是什么时候、武陵在哪里。既让学生记得牢，又克服了对待生语时“不求甚解”的毛病。

（三）解答教师所提出的问题

一篇文章，可以从不同的观点去研究它。如作者意念发展的线索、文章的时代背景、技术方面布置与剪裁的匠心、客观上的优点与疵病，这些就是所谓不同的观点。对于每一个观点，都可以提出问题，学生在预习的时候寻求解答。他们经过了自己的一番摸索，或者是略有解悟，或不得其要领，当再来听教师的指导，印入与理解的程度一定比较深切。

对于这一项预习工作，叶老先生强调可以让学生写笔记，以便上课讨论有所依据，往后更可以复习、查考。学生作笔记要希望收到实效，就不得不督促学生凡作笔记务须精心撰写。所谓精心撰写也并不求其过高过深，只要写下来的东西真是他们自己参考与思索得来的结果，就好了。参考要有路径，思索要有办法，这不单是知识方面的了，而且是习惯方面的事。习惯的养成在教师的训练与指导，学生拿到一篇文章来预习，往往觉得无从下手，教师要训练他们去参考，指导他们去思考。

二、叶圣陶先生强调阅读教学的第二阶段是课堂教学。

在课堂上，他认为，讨论法对阅读教学很实用。他曾说：“上课时候令学生讨论，由教师做主席、评判人和订正人，这是很通行的办法。”但他同时也强调，这个讨论不是盲目进行的，而是要进行得有意义，需要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要学生在预习的时候准备得充分，如果学生在课前并没有按照要求进行充分的预习，对课文还处于茫然无知的状态，那么这个讨论将会是无效的，教师只得自己一个滔滔汩汩地讲下去。

第二，还得在平时养成学生讨论问题、发表意见的习惯。听取人家的话，评判人家的话，用不多不少的话表白自己的意见，用平心静气地态度比勘自己的与人家的意见，这些都要历练的。如果没有历练，虽然胸中仿佛有一点准备，临到讨论时不一定敢于发表的。不然，学生成为只能听讲的被动人物，任何功课的进步至少要减少一半。对于学生的讨论，教师的纠错、补漏，要抱客观的态度，语言要精要。

三、叶圣陶先生还认为，阅读教学并不囿于语文课文的教学，除此之外，还应指导学生课外的阅读。

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A）版本指导：这一点对我们如今的阅读教学的启发可以说是很大的，如今出版行业发达、盗版书横行，在指导学生阅读时选择一个好的版本非常重要。

B）序止指导：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容易跳过序言和目录直接从正文开始，而序言和目录常常包含着作者创作的意图，以及全书的整体思路体系，教会学生正确地阅读序言目录，对学生更好地阅读一本书往往大有神益。

C）阅读方法指导：各种书籍的性质不同，阅读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比如小说或剧本，一般读者往往只注意它的故事，但凡是好的小说和剧本，故事仅是迹象，凭着那迹象，作者归挥他的人生经验或社会批判，那些才是精魂。阅读小说或剧本而只注意它的故事、专取迹象、抛弃精魂，绝非正当方法。精魂就寄托在迹象之中，对于故事自不可忽略；但是故事的变化曲折所以如此而不如彼，都与作者发挥他的人生经验和社会批判有关，这一层更须注意。初学者还没有素养，一时无从着手，全仗教师给他们易理解的例子与浅明的指导，渐渐引他们入门，逐一理解作者要说而没有明白说出来的意思，才会与作者的精神相通，才是阅读这一类书籍的正当方法。

有些学生喜欢看一些低级趣味的小说，教师屡禁不止，让老师们十分头痛。这是因为没有学得阅读这类书籍的方法，注意力仅仅集中在故事上。他们如果得到适当的指导，渐渐有了素养，就会觉得低级趣味的小说之类除了情节这个空架子之外没有东西，不待他人禁止，自然就不喜欢看了。

又如诗集，若是个人的专集，按写作年月，顺次看诗人意境的扩大或转换，风格的确立或变易，是一种读法。按题材归类，看诗人对于某一题材如何立意，如何抒发，又是一种读法。按体式归类，比较看诗人对于某一类体式最能运用如意，倾吐诗心，又是一种读法，以上都是分析研究方面的事，而文字这东西，尤其是诗歌，不但要分析地研究，还得要综合地感受。所谓感受，就是读者的心与诗人的心起了共鸣，仿佛诗人说的正是读者自己的话，诗人宣泄的正是读者自己的情感似的。阅读诗歌的最大受用在此。

总的说来，在阅读教学上叶老先生是内外兼顾的，他认为二者之间相辅相成，不可或缺。语文老师在教学中，必须课堂上和课堂外二者双管齐下，才能够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和文学鉴赏能力。

第三篇：叶圣陶的语文教学观-----写作教学观

叶圣陶的语文教学观点——写作教学观

叶圣陶先生认为：（文章）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种发明，一种享受。惟有生活才是作文的源泉：生活犹如泉源，文章犹如溪流，泉源丰盈，溪流自然活泼泼地昼夜不息；生活充实到什么程度，就会作成什么样的文字。因而只有‚生活充实，才会表白出、发抒出真实的深厚的情思来。‛

叶圣陶先生在写作教学上的观点和主张基本上都是建立在这种对生活与写作关系的独到见解之上的。

首先，在写作内容上，叶老主张‚求诚‛。他说：

‚我们作文，要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鸣出内心的感受‛；‚在人群中表白自我‛，‚假如有所表白，这当是有关于人间事情的，则必须合于事理的真际，切乎于生活的实况；假如有所感兴，这当是不倾吐不舒快的，则必须本于内心的郁积，发乎情性的自然。这种要求可以称为‘求诚’。‛也就是说‚要写出自己的经验‛。

叶圣陶的‚求诚‛观，主张学生‚我手写我口‛，或叙写自己的身边人身边事，或述说自己内心的真情和实感。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学生写作时感到的‚无话可写‛的尴尬处境，使他们不仅感到有话可写，而且乐于去写。

其次，在写作教学目的上，叶圣陶先生认为应立足于‚应需‛。‚练习作文是为了一辈子学习的需要，工作的需要，生活的需要，并不是为了应付升

学考试，也不是为了当专业作家‛故课内外作文的训练必须立足于‚应需‛。他说：‚惟练似宜通乎课内课外，不宜专以课内作文为主。课外应需而作文，固用也，而亦练也。学生能明乎此，则随时随处认真，不以课内作文为特殊事项，进步殆可较大。复次，课内作文最好令作应需之文，易言之，即令叙非叙不可之事物，令发非吐不可之议论。课内练习，固将求其应需，非欲其徒然弄笔也。‛

再次，在写作训练的方式上，叶圣陶认为应以‚写生为主，临摹为辅‛。‚作文之形式为文字，其内容实不出思想情感两端。以言思想，则积理必富而为文始佳。若但读物得宜，便令仿其词句，握管撰作，则收效犹薄。‛因为‚学写文章从临摹的方法入手，搞得不好，可能跟一个人的整个生活脱离，在观念上和实践上都成了为写作而学习写作。还有，在实践上容易引导到陈词滥调的路子上，阻碍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创意铸语。通常说的公式化的毛病，一部分就是临摹来的。‛

这种‚写生为主，临摹为辅‛的写作训练观是以他对语言形式与思想内容二者关系的认识为基础的。他说：‚盖文之所载者实质，而文之所以成者方术也。质之不存，术将焉用？昧乎此而但以作文练习作文，不及其他，其卒无成效，固应得之果矣。或者乃专务形式方术，以文篇之峭拔波折，字句之研练雕琢，为作文之进步，而于内容实质转无所措意，亦舍本逐末矣。‛这对于那些妄图以纯技能训练来提高学生作文水平的做法从理论上做了否定。

最后，在作文的评价上，叶圣陶先生认为其客观依据是‚通而且好‛。

‚通‛即词使用得适合，篇章组织得调顺。‚好‛的标准是诚实与精密。‚诚实‛是有什么说什么；‚精密‛是文字里要有由写作者深挚地发现出、亲切地感受到的意思情感，而写时又能不漏失它们的本真。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通‛只是作文最低度最起码的要求，‚通‛而且‚好‛，才能引起观赏者的感兴，并给写作者以创造的喜悦。

叶圣陶对‚通‛与‚好‛这两个层次写作程度的理解，既顾及到了作文本身的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两个方面，又注意到了学生个体写作水平的差异，避免了对学生作文评价的‚一刀切‛的弊端。这对我们建立科学的作文评价标准不无启示。

此外，在作文的构思与修改方面，叶老有专文论述。一篇文章的构思，是‚事前准备‛工作。叶老说：‚作文在一个字不曾写之前，整篇文章已经活现在胸中了‛，‚结尾和开头和中部都得在动笔之前有了成竹。‛多次强调作文要‚想清楚然后写‛，并且使之成为习惯。平时还须做些‚准备工夫‛：实际生活里养成精密观察与仔细认识的习惯、养成推理下判断有条理的习惯及正确的语言习惯。这‚不仅是写作方面纯技术的准备，更重要的是实际生活的准备，不从这儿出发就没有根‛，‚实际生活充实了，种种习惯养成了，写文章就会象活水那样自然地流了‛。

修改是善后工作。叶老说，修改，是为了使‚语言妥当‛。‚语言妥当‛，即把要表达的意思‚表达得又充分又确切‛。认为‚修改文章不是什么雕虫小技，其实就是修改思想，要它想得更正确，更完美。‛ 对于作文批改，叶老颇有感慨：‚我当教师，改过学生的作文本不计其数，得到过深切的体会：

徒劳无功。‛所以他多次在文中倡导让学生自己改作文，认为‚‘改’与‘作’关系密切，‘改’的优先权应该属于作文的本人‛，‚作文教学要着重在培养学生自己改的能力‛。让学生变被动为主动，教师加以引导和指点。从而养成自己改的能力，终身受用。此外，在与人交往的书信中提出了‚全班改、轮流改、重点改‛等形式，特别推荐两种批改方法：师生共改与面改。在‚既节教师之劳，不损学生之益‛的情况下，‚兼采其他办法‛是叶老批改方法的核心。

为了减少改作文的辛劳，叶老要求老师‚事前多做准备‛工作，诸如平时不放松口头表达的训练，多注意指导阅读，钻到学生心里出题，并做些必要的启发，等等。这样教师‚改作文大概不会太费事了，而学生得到的实益可能多些。‛

第四篇：叶圣陶“三论”思想指导下的语文教学

叶圣陶“三论”思想指导下的语文教学

叶圣陶先生的“学生本位论”“生活本源论”“实践本体论”是教育哲学依据。先生的“三论”，一是强调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二是阐明了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三是阐明了“实践出真知”的观点和重要性。叶圣陶指出：“语文学习得跟整个生活打成一片。”他强调教师在传授学生语文知识、训练学生语文能力的过程中，要有机、适时地灌入生活的“源头活水”，让语文学习拥抱广阔的生活，在语文的生活实践中，让学生真正领悟到：语文就是生活，生活造就语文。

一、创设情境，让学生感受生活

教室是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师生共同生活的地方。我们可以根据学生的身心成长特点，随着春、夏、秋、冬季节的变化，把教室布置成不同的风格。如春天，在教室墙壁和窗玻璃上贴一些小草、鲜花、绿树、小鸟……的图片或实物，把教室布置得鸟语花香，让学生在“春色满园”中学习;夏天，教室里贴一些桃子、梅子、西瓜，蝈蝈、知了、青蛙，葵花、茉莉、石榴、荷花……的图片，把教室布置成茂密的树林、热闹的水塘，让学生在“池边林中”学习;秋天，一面墙上贴有雪白的棉花、火红的高粱、饱满的大豆、金黄的稻谷等，像庄稼地;一面墙上贴有柿子、葡萄、梨、枣等，像果园;一面墙上贴有白菜、青椒、冬瓜、萝卜等各种蔬菜，像菜园……让学生在一幅幅丰收图中学习;冬天，贴一些冰花（窗花）、腊梅、翠竹、苍松，滑雪、溜冰、跳绳，各种春联……把教室布置得雪天飞舞，让学生在“银装素裹”的世界中学习。

在教苏教版二上第四单元（8～11课）时，辅导孩子们表演。如第8课《小鹰学飞》，老师演老鹰，学生演小鹰，“老鹰”一次次引导，“小鹰”兴奋、高兴、急促地喘着气以及对“老鹰”说的话――“现在……我总算……会飞了吧？”人人进入情境，把文本语言内化成了平时的生活语言。《青蛙看海》《狼和小羊》《狐狸和乌鸦》，或师生表演，或生生表演，他们的动作、神情便能根据自己对故事的理解而表现出来，感受到文本讲述的就是自己的生活。

二、给予时间，让学生走进生活

叶圣陶认为：“处理生活的知识，当然应该从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上取得;处理生活的能力，当然应该从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上历练。”这句话指出语文训练就是生活本身。学生的语文能力其实就是生存的能力、生活的能力。因此学生的语文训练要着眼于生活世界――所用的语文训练材料，应尽可能来自生活，让学生可亲可近，从而调动各种感官参与其中。

如在学习第3课《英英学古诗》时，给孩子时间，让孩子自选《古诗文诵读》里一首古诗读背，然后表演，跟邻座互演，跟老师互演，也可以回家和家人演，有的还可以写成日记。又如在教学第4课《乡下孩子》这首诗歌时，诗歌写的是乡下孩子的生活，我们城里孩子的生活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教学中给学生时间，让学生议论后再动手写一写，想些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多少就写多少，不会写的字还可以用拼音代替。喜欢表现是儿童的天性，这样设计充分满足了学生的需求，创造了让每个学生都能成功展示的机会，学生兴趣盎然。一个由继母带大的孩子写道：

曾是阿姨枕头边

怕吓的“受害者”

曾是爸爸手心里

欢乐的“小囚犯”

吃一次肯德基

让我知道了美食

喂一喂家里的小狗

让我知道如何交朋友

荡一会儿秋千

让我身心轻松

看一本好书

让我增加了许多知识

哦

城里孩子

生在高楼里

长在甜梦里

三、留足空间，让学生表现生活

一幅意境幽远的山水画，会有“疏可走马”的空白空间;一首优美动人的乐曲，总有“戛然而止”的空白时间。我们的语文教学又何尝不是这样？追求有效、高效的语文教学，关键是教师要“巧引妙导”，留给学生足够的空间，让他们能静下心来，搜索丰富的资料，进行深邃的思索、深入的探究……这样更有利于发挥孩子内在的创造潜力。为此，我的学生平时没有语文家庭作业，我总是鼓励孩子们自己“没事找事”做，如教学第19课《小动物过冬》后，我问学生，还有哪些动物是冬眠的，哪些动物是迁徙的，哪些动物是储存食物过冬的？能不能也说一说，写一写？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文章：

大雁、刺猬和蚂蚁是好朋友。它们常常在一起唱歌、跳舞，日子过得很快乐。

秋风刮起来了，天气渐渐凉了。一天，大雁、刺猬、蚂蚁聚到一起商量过冬的事。

大雁说：“冬天快要来了，这里的虫子、鱼虾越来越少了。南方暖和，还有鱼虾和虫子，我要到南方去过冬，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再飞回来。”

大雁接着问刺猬：“刺猬弟弟，你是怎么过冬的呢？”

刺猬说：“我准备吃得饱饱的，过两天就钻到泥土里，好好地睡一大觉，到来年春色满园的时候再出来。”

大雁又问蚂蚁，蚂蚁说：“我从夏天就开始搬运粮食了，现在洞里已储藏了许多粮食，够吃上一个冬天的。”

它们商量好了，第二年春意盎然的时候还在这里相见。

这样的议论、交流、书写，比抄词语，默课文要有效、有用、有趣得多。只要给孩子提供一个畅所欲言、展现自我的互动空间，学生思维的火花就会自由地绽放，学生的语文能力就会在生活中尽情地得到锻炼，学生的语文素养也由此得到提升。

四、展开想象，让学生融入生活

有人说：学生是想象的大师，每个学生都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在想象的空间孩子是最自由的，他们在这自由的空间中大胆探索、想象，有时甚至还会异想天开。这种潜能倘若能在基础教育阶段有效地挖掘，学生就能展开想象的翅膀，飞向广阔的知识天空。

如在教学《识字1》中的“金秋、烟波、水乡，芦苇、菱藕、荷塘，夕阳、归舟、渔歌，枫叶、灯火、月光”这些词语时，因为一年级刚升入二年级的孩子，还不能完全理解，我一方面提供图片给他们看，勾起他们的生活回忆，另一方面与家长沟通，请家长利用节假日带孩子到吴中区的东山、西山去看早晨或黄昏的太湖，秋游（秋季综合实践活动）时，带学生到太湖湿地，让他们亲身领略“烟波”浩渺的湖面，赏“夕阳”，看“归舟”，听“渔歌”，见“芦苇、菱藕、荷塘”……到期中复习时再读文，再交流，学生就能说出：金秋，我们乘着小舟到太湖游玩，先看到烟波浩渺的太湖一望无际，岸边芦苇开花了，雪白的苇絮随风飘散。接着，我们来到荷塘看到了菱角、莲藕。太阳落山了，我们看到了归舟，听到了渔歌。夜幕降临了，我们又看到了民居和农家乐的灯火，在太湖大桥上看到明亮的月光。还有的说：金秋十月，家乡一片迷人景象。荷塘里菱藕飘香，塘边的芦苇开花了，芦花迎风飘荡。夕阳西下，水面上烟波浩渺，一只只归舟在动听的渔歌声中向我们驶来……

生活，是语文教学的肥沃土壤;生活，是语文学习不竭的源泉;生活，其本身就是一本精彩的语文教科书。创设情境，让学生感受生活;给予时间，让学生走进生活;留足空间，让学生表现生活;展开想象，让学生融入生活。唯此，才能真正体现出以学生为本位，以生活为本源，以语文实践为本体的“三论”观。

（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外国语实验学校

215004）

第五篇：著名教育家叶圣陶论习惯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论习惯:教育就是培养习惯

我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十分重视少年儿童良好习惯的培养。他认为教育就是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为此，叶圣陶专门写过《“习惯成自然”》和《两种习惯养成不得》 等文章。这些文章虽然写于20世纪40年代，但至今读来倍感亲切，文中所阐述的主要思想对当今少年儿童良好习惯的培养，仍不乏启示意义。

养成习惯贵在躬行实践 作为一位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实践家，叶圣陶先生非常强调在习惯养成中的身体力行。他认为，要养成某种好习惯，要随时随地加以注意，躬行实践，才能收到相当的效果。他以常见的事例来说明这个道理。他在《“习惯成自然”》一文中写道，“要有观察的能力，必须真个用心去观察；要有劳动的能力，必须真个动手去劳动；要有读书的能力，必须真个把书本打开，认认真真去读；要有做好公民的能力，必须真个把公民应做的一切认认真真去做”，这样，我们“所知”的才能逐渐化为我们的习惯，成为相应的能力和素质。

“习惯成自然”就是能力 什么是“成自然”呢？叶圣陶先生认为成自然就是“不必故意费什么心，仿佛本来就是那样的意思”。他举例说，“走路和说话是我们最需要的两种基本能力。这两种能力的形成是因为我们从小就习惯了，＇成自然＇了；无论哪一种能力，要达到习惯成自然的地步，才算我们有了那种能力。如果不达到习惯成自然的程度，只是免勉强强地做一做，就说明我们还不具有那种能力”。他进而指出，“通常说某人能力不强，就是说某人没有养成多少习惯的意思。比如说张三记忆力不强，就是张三没有把看见的、听见的一些事物好好记住的习惯。说李四表达能力不好，就是说李四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说出来的习惯。因此，习惯养成得越多，那个人的能力就越强。做人做事，需要种种能力，所以最要紧的是养成种种的习惯”。

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习惯，增强能力 叶圣陶认为，“我们在学校里受教育，目的在养成习惯，增强能力。我们离开了学校，仍然要从多方面受教育，并且要自我教育，其目的还是在养成习惯，增强能力。习惯越自然越好，能力越增强越好”，孔子一生“学而不厌”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有两种坏习惯不能养成 叶圣陶认为，习惯不嫌其多，但有两种习惯养成不得，除此之外，其他的习惯多多益善。这两种习惯就是：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和妨害他人的习惯。何谓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呢？叶圣陶用日常生活中的某些习惯的养成来说明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的害处。他说，“坐要端正，站要挺直，每天要洗脸漱口，每事要有头有尾，这些都是一个人的起码习惯。有了这些习惯，身体和精神就能保持起码的健康，但这些习惯不是短时间内就形成的，要逐渐养成。在没有养成的时候，多少需要一些强制功夫，自己得随时警觉，直到＇习惯成自然＇，就成为终身受用的习惯。可是如果在先没有强制与警觉，今天东、明天西，今儿这样，明儿又那样，就可能什么习惯也养不成。久而久之，这就成为一种习惯，牢牢地在身上生了根。这就是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最要不得”。这种习惯与其他种种习惯冲突，一旦养成，其他种种习惯就很少有养成的希望了。

那什么又是妨害他人的习惯呢？叶圣陶举例予以了说明。他说，“走进一间屋子，砰的一声把门推开，喉间一口痰上来了，扑的一声吐在地上，这些好象是无关紧要的事。但这既影响他人学习和工作，又可能传播病菌，一旦习以为常，就成为一种妨害他人的习惯”。妨害他人的习惯是恶劣品质形成的重要根源 叶圣陶先生认为某些人的不良品质的形成，一个重要的病根在养成了妨害他人的习惯。他说，如果一个人不明了自己与他人的密切关系，不懂得爱护他人，一切习惯偏向妨害他人的方面，就极有可能成为一个恶人。附：叶圣陶简介：

叶圣陶（1894~1988），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作家，江苏苏州人，原名叶绍钧。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长兼总编辑，教育部副部长等职务。他大力提倡白话文，是我国语文教材改革的先行者，主持编写了新中国第一套通用教材--全国中学、师范学校语文课本。叶圣陶一生著作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