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法院调解规定的缺陷以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共五篇]

第一篇：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法院调解规定的缺陷以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在民事诉讼法教科书及人们的普遍认识中，都认为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方式之一，法官在调解活动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整个调解活动必须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和原则进行;调解协议的形成也必须建立在查清案件事实、分清是非责任的基础上;调解协议必须经法院审查确认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签收后才发生法律效力。对法院调解制度的性质和功能，在理论上认识不清及基于此种理论的法律规定不合理和过于笼统是实践中出现种种问题的根源。

(一)认为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方式之一，法官在调解活动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导致以当事人自愿为前提的调解过程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成为近乎完全的职权行为。在法官既是调解者又是裁判者的情形下，当事人必然因受法官身份的压制难以真正表达自己的意愿，而主持调解的法官在调解不成作出裁判的时候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在事实认定、证据使用方面受到调解过程的影响，夹杂进个人的感情好恶和道德价值判断。由此，当事人自愿原则便大打折扣，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逃避监督和滋生腐败创造了条件。

(二)要求整个调解活动必须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和原则进行，缺乏理论基础，脱离审判实践。民事诉讼的目的一是实现权利保障，二是解决民事纠纷，三是维护社会秩序，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与民事诉讼原则的确定都是围绕着民事诉讼的目的进行的。民事诉讼的原则并非都能贯穿整个民事诉讼程序，对诉讼的各个阶段均起指导作用。法院调解作为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有许多突出的特点。比如，有些案件在答辩期间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问题达成了调解协议，要求法院出具调解书。这时审判人员就没有必要以贯彻“独立审判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为由，对调解协议的内容和调解协议形成的过程多加干预。又比如，有些案件在法庭调查阶段当事人就达成了调解协议，已没有必要进行法庭辩论，我们也不能因此说这些案件的审理没有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庭辩论程序和原则进行。

(三)追求调解协议的形成必须建立在查清案件事实、分清是非责任的基础上，与中国老百姓长期崇尚的化解纠纷、吃亏是福、以和为贵的处世哲学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调解方法论相悖，容易造成当事人之间的尖锐对立，不利于形成调解解决纠纷的和谐氛围，影响法院调解的成功率和司法活动的效率。

(四)强调调解协议必须经法院审查确认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签收调解书后才发生法律效力，与私法自治、处分自由的基本要求相冲突，与当事人应受其对自己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处分行为拘束的基本原理相矛盾。前者限制了当事人协议解决纠纷的空间，增添了当事人的顾虑;后者为调解协议的生效设置了人为的障碍，也给当事人翻悔、违约留下了依据和时间。

第二篇：新民事诉讼法在基层法院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毕 业 实习（调研）报 告

专业班级法本六班

姓名杨丹丹

学号201031010649

指导老师黄荣昌

法学院

新民事诉讼法在基层法院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调查内容：新民事诉讼法在基层法院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调查时间：2013年12月20日—2013年12月31日

调查地点：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

调查方式：问卷调查

调查目的：今年元月1日，新修正的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民诉法）正式实施。在贯彻实施好新民诉法，审判绩效、撤诉率、陪审率、当庭裁判率、办案效率、业务能力还要继续提升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调查结果：在实习中通过庭问卷调查、访问，谈话等多种形式和渠道，发现在实施新民诉法开展审判实践中，还有一些问题和困惑需要解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诉讼调解问题。新民诉法第9条规定了调解的基本原则，第122条规定了先行调解，进一步强化了诉讼调解。对此，存在不同声音，有的审判人员认为我国调审合一制度下，法官在调解中主持人身份越位、中立者地位错位、司法者价值缺位，案件往往“被”自愿、“被”调解、“被”和谐。调解和判决一样重要，不能因为“调解优先”而有所偏废。换句话说，法院不能为调解而调解，防止“调解优先”变味成“久调不立”、“久调不决”。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是否调解、如何调解等都是由法官说了算，这里面还有很多细节问题有待释疑。比如，在实际操作中，什么样类型的案件可认为是“适宜调解”，有没有具体的判断标准？法院对调解的期限如何把握？当事人拒绝调解，以何种形式向法院提出？如果法院迟迟不予立案，当事人如何救济？

遗憾的是，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亟待司法解释加以明确。

二、电子邮件、传真送达和留置送达的问题。新民诉法第87条第1款规定，经受送达人同意，人民法 院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但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除外。此规定可以有效的提高审判效率，减少当事人的“诉累”。但是至今我们还未采用过传真与电子邮件送达方式，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因为对互联网的操作不熟悉以及条件的有限性此方法应用不通。

新《民诉法》第86条规定，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受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可以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并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达。与旧民诉法相比，新《民诉法》规定可以采取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前提是在受送达人的住所适用。但在实践中，送达往往还面临着以下问题：

1、受送达人或者同

住成年家属否认自己的身份，致使送达人在没有其他证据证实受送达人真实身份的情况下无法送达；

2、受送达人或者同住成年家属不让送达人进门，此时文书根本就无法留置送达；

3、作为自然人的受送达人，白天工作，晚上不回家，又没有同住的成年家属，没有留置送达的条件；

4、作为自然人的受送达人，居无定所，又不能接受直接送达。这四种情形都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留置送达条件，实践中可能对此公告送达。公告送达不仅增加当事人的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导致诉讼期限的延长，增加了当事人“诉累”。所以，留置送达的范围不能仅仅界定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应当考虑放宽适用条件，比如可以在受送达人的单位适用留置送达。因为一般情况下不会哪个单位不让人进门的。当受送达人不让送达人进门时，送达人把法律文书贴在受送达人的门上然后进行拍照或者录像算不算留置送达？这些问题还需要司法解释进一步的回答。

三、关于小额诉讼问题。新民诉法第162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符合本法第157条第1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目的在于使简单的案子得到及时的救济。

但立法并未对小额诉讼制度的适用范围、具体程序等作出明确细致的规定，有必要针对小额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完善。如新民诉法对小额诉讼明确规定为一审终审，但从司法实践来看，受司法水平、人情利益等因素制约，基层法院对小额纠纷一次审判很难保证案件的质量，完全堵住了当事人的上诉渠道，使得救济途径只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解决，无疑会使小额案件流向申诉和上访渠道，从而带来负面问题。但如不实行一审终审，则无法体现小额诉讼提高程序效益的基本价值，其设置的目的不能实现。因此，当前法律规定小额诉讼实行一审终审而又没有设置有力救济程序，让小额诉讼走向了两难境地。

四、关于诉讼代理人的问题。新民诉法第58条规定，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

（一）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

（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

（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从该规定来看，第一项规定很好查明代理人身份，但第二、三项规定的人，在实践中较难操作，尤其是在开庭时才委托的代理人，不能提供书面证明，有的即便在开庭前就委托了代理人并提供了书面证明材料，但对证明材料的真实性也是难以查明的。

目前在实践中遇到的多数是委托近亲属作为诉讼代理人的情况，针对这个情况我们要求代理人提供近亲属关系证明，近亲属关系证明大部分由村委会出具。因此，建议今后的司法解释明确代理人应提供的书面代理证明材料。

五、关于证人出庭作证问题。新民诉法有关证据部分共19条，对证据的种类和举证责任、举证期限、证人作证的义务等方面作了规定，但对此前反应强烈的部分案件需要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规定不明确，实践中较难操作，常出现证人不到庭作证的现象，此规定难落实。第一、对关键证人应规定强制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范围、标准，证人出庭作证的安全保障等问题应当明确规定。第二、法院目前普遍没有设立证人室，民事案件开庭普遍没有法警值庭等等，都需要引起关注并予以解决。

六、新条文的原则性规定增加了民事审判法律适用难度。如“新民诉法”只是明确了公益诉讼的起诉条件，对于受理标准、诉讼费用、审查与裁判范围、裁判效力和执行等一系列问题并没作出规定这无疑增加了民事审判法官适用法律的难度和承担的风险。因此，我们应理性对待民诉法的新修改，加强新民诉法的学习和具体适用。对立法规定较为原则的修改内容努力探求立法原意并不断总结司法经验，对现阶段适用有困难的修改内容克服畏难情绪积极创造适用条件；要以稳妥慎重的态度推进新民诉法的贯彻实施，绝不能盲目求新。

第三篇：浅议法院调解存在的问题与完善

法院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诉讼当事人就争议的问题，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其民事纠纷的活动。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审理和解决民事纠纷的重要形式。[1]法院调解是我国人民法院审理、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长期以来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成功经验，曾经被国际誉为“东方经验”。我国的法院调解，即民事诉讼调解长期以来在维护社会安定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提高，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开始日益显现其诸多弊端，严重制约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我国当前的法院调解进行研究总结，以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以期不断完善我国法院调解。

一、现状透视：我国当前法院调解的审视与反思

（一）审视：我国当前法院调解之现状 尽管法院调解在民事审判中所起的作用为大家广泛认同，它在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及时审结大量民事案件,确保法院审判良性运转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是我国民事审判权的主导型运作方式，但其弊端也随之出现。司法实践中，在现行法官业绩考核体系下，法官为了提高调解率，不仅一次次费时费力地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还采用哄、骗、强制甚至“央求给面子”等方式以达到调解成功的目的，结果使法官的威严和威信荡然无存。[2]当然，有的调解协议是在法官的“压制”下，一方当事人违心地让渡利益而达成的。这就必然导致有的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上签完字又反悔，于是拒不履行生效的调解协议。无奈之下原告方只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又遭遇执行法官的“执行和解”，为了规避漫长执行过程的风险，不与“执行难”问题正面交锋，之前的原告方即申请执行人只能以再次“让利”的方式与被执行人再度执行和解，原告方的利益就这样遭遇了两次损失。而在这个过程中，法官的尊严和威信也大打折扣，公平和正义的形象也遭到了质疑。因此，几十年一贯的调解制度形成的以判压调、久调不决、强制调解等弊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愈发明显，尤其是传统的“调审合一”的审判方式已不再适应当前的调解形势，调解制度的改革成为了诉讼法学界的热点。

（二）反思：我国当前法院调解之缺陷 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是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社会的产物，在面对新的社会经济环境和社会需求时，有许多方面已经不再适应现代法治社会的需求，其弊端已日益凸显。1.“调审合一”模式的弊端 我国实行的是调审合一的诉讼模式，即调解和审判可以实现相互转换、交替进行。法官在开庭审理之前和法庭辩论以后都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则可以判决，判决生效以前也可以进行调解，这就必然造成法官的角色冲突。在调解不成时，由于法官已经对当事人的心理底线有所掌握，那么其判决的客观中立性就有可能受到影响。另外，由于法官的“避错”心理，也可能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当事人“以劝压调、以判促调、以拖促调、以利诱调”[3]，以促调解成功。这使得法官并不能以一种亲民的形象来进行调解，相反会增加当事人的心理负担，易使当事人的心理产生压制性的判断。同样也容易造成法官以职权调解代替当事人自愿调解，使当事人则会迫于压力而被迫达成合意，形成强制的合意。事实上，这样调解违背了合意的本质要求，使调解的正当性失去基础，审判权发生异化。毋庸置疑，这种调审合一模式的随意性极易破坏我国司法制度的严肃性,使其权威性大打折扣，同时也使司法公信力大为降低。另外，调解相对于判决而言具有的自愿性、协商性、保密性、程序的简易性、处理的高效性、结果的灵活性、费用的低廉性等比较优势在调审合一的诉讼体制中得不到充分发挥。[4] 2.对调解的审判监督不足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事调解书不允许上诉，这说明调解结案的案件只有一审，如果当事人对调解书不服只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但只有“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规定”时才能启动该程序。违反自愿原则，在实务中举证是相当困难的，要正确判断民事调解案件中调解协议的达成是否违反了自愿原则并非易事。虽然某些案件中一方当事人作出了较大让步，但只要该让步在当事人处分权的覆盖范围内，无论其让步幅度有多大，无论调解协议的内容偏离可能“判决”的结果有多远，都难以当然认定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愿。因为已经在调解书上签了字，法律首先推定是符合自愿原则的，除非当事人有证据证明自己受到威胁或欺骗，但这些证据是很难搜集的。

第四篇：论民事诉讼法中证人制度存在的问题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证人制度存在的问题

摘要：本文是为了论证我国证人制度在法规层面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我首先论述了证人制度之于诉讼活动的重要性，再对证人和证人制度的内容及对证人的权利义务问题作简要说明。最后居于我对证人制度的了解，对其存在的问题作一些浅薄的说明，再对证人制度的完善提出一些感性的建言。

关键词：证人、证言、证人制度、保护、补偿、公平正义

一、证人制度在民事诉讼中的重要位置。

在民事诉讼活动中，证据制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证人制度是属于证

据制度的一部分。证人证言是是民事诉讼中最广泛的一种证据，我们三大类

诉讼中，证据种类都差不多，都含有有证人证言。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证

人证言的地位显得尤其重要，证人证言是通过主观对客观外界事物的直接反

映、借助语言的形式再现案件事实的原貌或其中的一部分，在大多数情况下

能够发挥直接证据的作用，具有很强的证明价值。尤其在当前的审判改革中，更强调了证人出庭举证、认证，由此可见证人制度的重要性。

二、证人及证人制度的简要概述。

证人制度是是关于诉讼过程中证人资格、证人作证的形式和程序、证人证

言的采信标准以及证人的权利义务等方面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诉讼证据

制度的重要部分。证人是指知晓案件事实，并应当事人的要求和法院的传

唤到法庭作证的人，具有不可替代性，证人就案件向法院所作的陈述被成为证言。证人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第70

条的有关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也对证人制度有所补充。关于证人的资格问题，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由此可以看出，证人需要了解案件情况，且能够正确表达自己的意志。在司法实践中，除了不能正确表达自己意志的人、诉讼代理人、审理本案的法官、书记员、鉴定人、翻译人员、和勘验人员，其他人员都有作为证人的资格，当然他们向法院的陈述叫做证言。在诉讼过程中，证人具有以下权利义务，最自己的证言具有补充更正权、获得法院的保护、损失补偿权（差旅、住宿、误工费等），他们在享有权利的同时，还具有出庭的义务，向法庭提供证言接受法官的询问，在这同时必须如实陈述，不得做伪证，坐伪证的证人各国都有相应的包括刑事责任在内的制裁措施。

二、我国证人制度存在的缺陷。

1)、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传统的法律文化造就了人们“远离衙门”的意识，法院官僚思想蔓延，人们对法院等国家机关的不信任，导致“无事不法院”，法院与民众的隔离。所以公民的法律意识淡薄，要出庭作为证人更是不愿意，能推就推，即是被强迫作证，也只是无关痛痒的说几句，为了保全自己。还有古代的亲亲想隐制度，所以即便是证人，也只能为了维护“亲亲”而不能出庭作证，这样就大大减少了证人的范围，增加了侦查取证质证的难度，而且由于儒家文化的盛行，亲亲想隐还被当做一种道德

上的要求。在广大的内陆地区，思想交流经济不那么发达的地方，思想也相对保守。所以传统思想的影响，导致我们的证人制度难以得到最大化的落实。而法院也不争气，高墙大院，和人民产生了巨大的距离感，又没有深入群众，却深受官僚思想的影响，所以证人制度落实得不够好。

2）、立法制度的不完善。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

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但对违反法律规定拒不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证人，法律却没有规定制裁方式，既然是义务，为何不规定制裁方式，在中国这样一个看客调侃的时代，会有多少人主动去出庭作证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将“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作为证人可以不出庭的情形，却没有对具体情形作出细化，怎样去证明是特殊情形？需要满足怎样的情况才能证明是特殊情况？特殊情况不出庭，那这个证人说知道的证据或者说是所知道的状况该怎么处理？这既给当事人或证人提供了借口，尤其是一些利益牵连比较大的案件，很多律师都会为自己的当事人使尽坏招。同时导致法官难以作出审查、判断、决定，很多时候还导致社会公平诚信被破坏。

3）、证人制度保护不完善。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第2款规定啦对以暴

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做证,侮辱、诽谤、殴打、打击报复证人的制裁措施。在司法实践中，证人的人生危险往往比较高，尤其是涉及利益纠纷比较大的案件，侵害民事证人人身安全的恶性事件屡有发生,对证人人生安全权保障的缺失是导致知情人不愿出庭作证的重要原因，如过证人的安全都没有得到保障，那么谁会用生命来冒险做一件和自己利益相关不大的案件呢？所以证人的人生安全权，应该引起重视。

4）、证人的补偿制度。权利义务是相统一的，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那么因

为出庭而造成的损害又谁来赔偿呢？法条只是规定证人有损失补偿权（差旅、住宿、误工费等），但是对于具体的赔偿，没有明确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4条规定: “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 由败诉方一方当事人承担。“该规定明确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可以享有经济补偿的权利,体现了权利义务的相统一。但该规定对“合理费用”的范围并未作出具体规定,是自动获得呢？还是要经过申请和法院的审批？该如何去争取自己权利的实现？何时获得？等一系列的问题，法规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而且依据法规和现实的司法状况社会现实，这具有根本性的不可操作性。还有另一种情况，若是证人遭到打击报复或者人生威胁，是不是可以多给一些补助，给以司法上的救助和支持。

5）、询问证人程序制度不完善。我国质证制度规定,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不能作

为定案的依据:当事人自行收集的证言,经宣读后对方当事人可以质询:对人民法院收集的证言,双方当事人可以质询,这就表明质证是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但我国司法实践中质询大部分是在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当事人无法直接对证人进行询问,仅能对书面证言提出质询,因而致使询问证人制度容易流于形式,达不到应有的效果。这样对于证据的客观性和可靠性存在怀疑。

三、完善我国民事诉讼中证人制度的建议。

1、完善立法。在法律和法规中，很多东西还流于形式，比如说对于证人的权

利义务问题，只是规定，很多案件的证人的权利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获得的报酬和自己付出的、为出庭作证作出的牺牲并不成正比，还没有明确的法规保护他们该如何去实现他们的权利？所以对证人的权益保障，有必要做出更加明确的规定。对于证人的资格、证人出庭作证的程序和证人的义务要作出严格的规定，保证双方当事人都能活得公平公正的审判权，对于特殊状况不出庭的证人，要明细特殊情况的范围，而且居于一些民主化比较高的国家，有必要设立强制出庭的规定，为司法减轻阻力，也为社会增添诚信。

2、大力普法。法治国家，和谐社会，大家都必须懂法知法守法，在一些内陆

地区，法制观念还很薄弱，人们居于对司法和政府的不信任，对于自己所目睹所耳闻的事实，都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所以都不愿和“官司”扯上关系，不愿意作证人，但是出庭作证是证人制度存在的最大意义耶！所以对于证人制度的程序、保障以及对与社会的重要意义，有必要大力宣传，而且作为公民，对于知情的案件，我们应该主动向司法部门陈述。和谐靠大家的力量，公民社会需要公民的积极参与，所以证人是一项光荣的义务。

3、法官和律师的职业道德和价值取向。我自我觉得法官和律师的共同点就是

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促进社会的诚信。但是由于社会的种种诱惑和价值取向的不同，法官在审判的过程中，不那么中立，对于证人证言的证明力有一定影响。而律师为了胜诉维护当事人的权益，伪证和假证的出现也是不无可能。【我表述不太清楚自己的意思】，毕竟我学艺不精。

四、结语。我们追求程序公平，也要兼顾实体的公正和公权的权威，所以司法

改革还是一件蛮困难的事，诉讼审判涉及了较多的社会利益，司法改革只

能循序渐进，我们的证人制度改革和发展也只能按部就班，不能一蹴而就，总之任重而道远。

参考资料：民事诉讼法课本

民事诉讼法法条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五篇：论民事调解中存在的问题

民事调解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民事调解，又称诉讼调解，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纠纷案件时，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争议的活动和结案方式。随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民事调解的各种弊端逐渐暴露。笔者冒自揣测，对民事调解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罗列，以对其原因加以分析，同时积极探索新形式下优化民事调解工作的对策，希望能促进民事调解实务发展。

一、当前民事调解中的存在问题

调解制度作为我国民事审判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许多优势，被国外司法界称为“东方经验”，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受到重视，经历了“调解为主”、“着重调解”与“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各个阶段。在司法实践中，从人的利己性根源来看，民事调解仍然存在的一定问题。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趋利避害、追求利益是人的本性。人类从事任何社会活动，都必须遵循经济性原则，即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收益，得到资源配臵的最大化。

（一）法院、法官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导致法官滥用职权，积极寻求调解，也滋生了司法腐败。

（二）原告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使得原告不愿意选择调解，不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数据，1980年全国第一审民事案件调解率69.1%，此后逐年下降，至2003年为29.94%。近年来，随着对调解工作的重视，比例又有所回升，但幅度不大。

（三）被告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导致调解违反合法、自愿原则的现象时有发生。

（四）双方当事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产生双方当事人

是原告牺牲自己的部分预期利益，无论是诉讼费的分担，或者债务的分期履行，或者债务的部分减少，或者放弃部分诉讼请求。按照经济学原理，任何人或者组织都是一个理性的人，他在做出任何一个选择时，都会进行成本收益的。被告作为一个理性人，如果调解结果同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致，他不可能选择调解，因为判决的最坏结果也是满足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在此前提下，他选择调解只是为原告与法院减少成本，对于他本身，并无明显的成本的减少与收益的增加。在调解过程中，法官为追求结案率与自身的利益，加上被告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某些法官根据其对案件的认识对原告进行说服，甚至利用原告对的不了解，迫使原告接受调解；被告也利用各种手段迫使原告接受其调解方案，如利用原告不愿意撕破脸，得罪人的心理，甚至有的被告在原告放弃部分利益达成调解协议后，又不自动履行协议，使原告蒙受更大的损失，如此，对法律和法院的权威构成极大的挑战。被告达成调解后不自动履行义务，是原告不愿意看到的，虽然调解过程形式上符合当事人自愿原则，实质上，这一结果并不符合原告的真实意思，容易将审判中的矛盾转移至执行程序中，不利于维护的和谐稳定。

（四）来自双方当事人串通的因素

由于调解制度本身的灵活性，设臵上没有判决的严密，无须对相关事实进行严格的认定。实践中，不少当事人恶意利用调解制度，规避法律、逃避义务，损害国家、集体或者其他人的合法权益。许多离婚案件中，双方当事人故意将债务转移由一人负担，以此来逃避对第三人的清偿义务。

三、优化民事调解工作的对策

针对当前民事调解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在民事调解中应树立法官的正确观念，规范与完善民事调解相关制度，特别是加强纪检监察对调解的监督和引入检察机关对调解结案案件的抗诉机制，并探索有效的调解技巧，促使当事人化干戈为玉帛，验，专业化的分工，带来效率的极大提高，因为庭前法官没有审判权，双方当事人享有更大的自由，避免法官利用审判权设租获取超额效益；庭审法官“只审不调”，避免审判法官先入为主，防止当事人将调解法官的成见带入审判。

2、对受理费实行分段收费，激励当事人主动选择调解。通过对成本与收益的考察，受理费也是当事人的诉讼成本组成部分。如果法院能够对受理费实行分段收费，采取类似撤诉的规定，规定在答辩期前调解、庭前调解、庭审时调解与庭审后调解受理费相应的减少，减少的金额按照时间前后逐级递减，势必导致大量案件以调解结案。许多案件，双方当事人就因为在诉讼费用上负担不能达成一致，致使调解失败。虽然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决定诉讼费用的负担比例，但往往有争议的诉讼费用金额较大，而且当事人因诉讼费用不能达成一致的，在签字前反悔的很多。

3、适时引导当事人约定一方不履行协议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允许责任形式的多样性，鼓励诚信行为，惩罚违约行为，维护司法权威。《调解规定》第十条已对该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实践中，在《调解规定》出台之前，一些法院已尝试引入民事责任条款，如：在协议中约定义务人分期清偿债务，义务人到期不履行，权利人可以就已到期未履行与未到期的债权一并申请强制执行。

4、加强人民法院内设的纪检监察机构对调解的监督。人民法院内部除了诉讼法规定诉讼程序上的自我纠错机制外，在组织机构设臵上，还有专门的纪检监察机构。肖扬同志曾指出，法院的纪检监察工作是党和国家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法院纪检监察工作责任更加重大，纪检监察工作对保证法官为民、务实、清廉和公正、高效司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民法院被群众誉为“最讲理、最公平、最廉洁”的地方。人民法官如产生不廉洁行为，不仅是个人的品质问题，而且关

双方的思想工作；

2、代理人劝说法，基于当事人对代理人的信任，由代理人给当事人分清是非，解释法律，阐明利害，促使案件调解成功；

3、亲友外力法，类似于代理人劝说法，适用于家庭婚姻、邻里纠纷等案件，通过亲友用亲情、友情来促成协议达成；

4、冷处理法，对于离婚案件可以采取此法，部分离婚当事人双方因为琐事纷争，一言不合，赌气提出诉讼，离婚并非真实意愿，通过冷处理，可以让其稳定情绪后冷静处理，易于调解协议的达成；

5、互换位臵法，法官可以采取换位思考的方式，劝说双方当事人站在对方当事人角度考虑，此法易于缓和矛盾，增进了解，互相理解，以期达成协议；

6、诉调对接、委托调解、邀请调解法，利用已经建立的速调对接网络或独立调解人制度，在案件的调解过程中根据案件性质和实际情况，适时对案件通过诉调对接的平台，予以委托基层民调组织调解或邀请独立调解人等到庭协助调解。以上的技巧为笔者调解实践中的常用技巧，有更多的技巧有待于大家在审判实践中去共同总结。

四、结语

调解制度历史悠久，早在西周时期，在地方官吏中就有“调人”之职，其职能为“司万民之难而谐合之”。古代调解时以“礼”等儒家伦理道德和民间习俗为依据，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为主要，与现在的司法调解方式有相通之处。现代的司法调解始于抗日战争时的苏区。著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产生于抗战时期，该审判方式强调依靠群众，注重调查，重视调解工作，将调解与审判结合起来，以解决民事纠纷为目标，追求实体正义，重视纠纷解决的社会效果。新中国成立后，关于调解的政策经历了以“调解为主”、“着重调解”和“自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