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立“大调解”机制的思考

第一篇：关于建立“大调解”机制的思考

根据省市2004年政法综治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的积极构建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的思路，结合XX街道工作实践经验，笔者现就建立“大调解”机制的内涵、特点、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谈谈粗浅的认识。

一、“大调解”机制的内涵调解工作是一项投资少、见效快、效果好的解决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工作。如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方面、各

个领域的矛盾往往交织在一起，互为因果、相互渗透，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新形势下建立“大调解”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建立“大调解”机制要坚持“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的工作思路。“大调解”机制的内涵是指民间调解、治安调解、信访调解、行政调解、诉讼调解相结合的调解机制，是由党政统一领导、综治部门牵头协调、职能单位各负其责、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区街二级建立社会矛盾调解服务中心、社区建立调解服务站，是集中受理、集中办理或分流处理社会矛盾纠纷的一种方式。正确认识“大调解”机制的内涵要防止出现以下几种片面认识：

1、“大调解”不是说所有的矛盾由中心统一调解，而是由中心根据矛盾的不同性质进行梳理，分流到基层调解站或其他相关职能部门或移送到相关的上级机关处理。

2、“大调解”不是说只负责调解，还包括对矛盾纠纷的定期排查制度、重大、疑难矛盾纠纷的报告制度、考核奖惩制度、调解人员的培训、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

3、“大调解”不是说一切矛盾纠纷必须调解，还要遵循“平等自愿、合理合法、不限制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原则。

二、“大调解”机制的特点“大调解”机制是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举措，主要体现在“大调解”机制具有便民性、高效性、前瞻性等三个突出的特点上。

（一）便民性

1、从组织网络的体系看便民性。“大调解”机制在组织建设上，从上到下初步形成了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体系，突出“服务”，确实是一件便民举措。群众可直接向基层调解站或调解信息员反映情况，调解站解决不了的有责任向上级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中心反映，服务群众的关口前移了，群众跑的路少了、花的时间少了。区成立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领导小组及中心；街道成立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中心；社区成立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站；居民小区5幢楼以上及100人以上的企事业单位建立健全民调小组，少于100人的单位设立调解信息员。

2、从体系的受案方式看便民性。实行一个窗口对外，本地区各类社会矛盾纠纷在街、社区两级统一受理后，按照“统一受理、集中梳理、分级办理、限期处理”的原则进行。群众找到了中心（站），纠纷就有人处理了，解决了推诿、扯皮群众来回奔波花时间花精力的弊端，解决了“门难找、事难办”的难题。

3、从中心确定的领导接待日制度看便民性。实行街道领导每周定期接待制度。接待领导对接访的矛盾纠纷可当场解决，当场调结；不能当场解决的，及时移交相关单位处理，并实行跟踪督办。领导能够直接倾听群众的呼声、群众的疾苦，能够更好地履行执政为民的职责。

（二）高效性“廉洁高效”是行政机关的宗旨，调解工作也应与时俱进，面对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纠纷复杂突出的问题，采取“大调解”的新举措，改变重复接待、单兵作战、久拖不决浪费人力、失信于民的状况。

1、由重复接待转变为一次性受理。“大调解”机制建立前，各类社会矛盾按归口受理的原则办理，即民间纠纷归司法所、老上访问题归信访、拆迁拆违的矛盾归城管开发等部门、治安矛盾归派出所、涉诉问题归法院，而且有些问题有交叉性、性质难以分清，群众找政府要跑好几个部门反映情况，有些群众对同一问题重复向多个部门反映，既浪费了群众的时间，也耽误了接待部门人员的时间。建立“大调解”机制后，由中心（站）统一受理，由原来的重复接待转变为一次性受理。中心受理后，进行分类处理：对符合政策规定的，依据有关政策转到城管、房产、开发、信访、司法、派出所等有关部门解决；对涉及法律问题的，引导当事人按照法律程序到司法部门依法解决；对不符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无理访、异常访，劝导当事人服判、息诉、息访。

2、由单兵作战转变为联合性作战。“大调解”机制建立后，重大、疑难矛盾纠纷可由中心直接调解，中心的组成人员由归口管理的有关部门人员组成，由过去的单兵作战转变为联合性作战。如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中心，综治办主任为中心主任，司法所长为副主任，成员由街道办公室主任、社会事务科长、派出所所长、法庭庭长等组成。

3、由久拖不决转变为及时性调结。“大调解”机制建立后，明确了中心有案件分流指派权、矛盾纠纷调解调度权、矛盾纠纷调解督办权、“一票否决”建议权。如街道辖区内的社会矛盾纠纷可由中心指派给街道相关科室、社区调解，真正来处理矛盾纠纷的实体单位多了，同时中心有权限定调结时间并要求报告调解结果，促进了基层提高工作效率，由过去的久拖不决转变为必须及时调结，否决有被“一票否决”的可能性。

（三）前瞻性

1、定期排查和报告

第二篇：关于建立“大调解”机制的思考

根据省市2004年政法综治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的积极构建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的思路，结合XX街道工作实践经验，笔者现就建立“大调解”机制的内涵、特点、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谈谈粗浅的认识。

一、“大调解”机制的内涵调解工作是一项投资少、见效快、效果好的解决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工作。如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矛盾往往交织在一起，互为因果、相互渗透，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新形势下建立“大调解”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建立“大调解”机制要坚持“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的工作思路。“大调解”机制的内涵是指民间调解、治安调解、信访调解、行政调解、诉讼调解相结合的调解机制，是由党政统一领导、综治部门牵头协调、职能单位各负其责、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区街二级建立社会矛盾调解服务中心、社区建立调解服务站，是集中受理、集中办理或分流处理社会矛盾纠纷的一种方式。正确认识“大调解”机制的内涵要防止出现以下几种片面认识：

1、“大调解”不是说所有的矛盾由中心统一调解，而是由中心根据矛盾的不同性质进行梳理，分流到基层调解站或其他相关职能部门或移送到相关的上级机关处理。

2、“大调解”不是说只负责调解，还包括对矛盾纠纷的定期排查制度、重大、疑难矛盾纠纷的报告制度、考核奖惩制度、调解人员的培训、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

3、“大调解”不是说一切矛盾纠纷必须调解，还要遵循“平等自愿、合理合法、不限制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原则。

二、“大调解”机制的特点“大调解”机制是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举措，主要体现在“大调解”机制具有便民性、高效性、前瞻性等三个突出的特点上。

（一）便民性

1、从组织网络的体系看便民性。“大调解”机制在组织建设上，从上到下初步形成了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体系，突出“服务”，确实是一件便民举措。群众可直接向基层调解站或调解信息员反映情况，调解站解决不了的有责任向上级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中心反映，服务群众的关口前移了，群众跑的路少了、花的时间少了。区成立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领导小组及中心；街道成立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中心；社区成立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站；居民小区5幢楼以上及100人以上的企事业单位建立健全民调小组，少于100人的单位设立调解信息员。

2、从体系的受案方式看便民性。实行一个窗口对外，本地区各类社会矛盾纠纷在街、社区两级统一受理后，按照“统一受理、集中梳理、分级办理、限期处理”的原则进行。群众找到了中心（站），纠纷就有人处理了，解决了推诿、扯皮群众来回奔波花时间花精力的弊端，解决了“门难找、事难办”的难题。

3、从中心确定的领导接待日制度看便民性。实行街道领导每周定期接待制度。接待领导对接访的矛盾纠纷可当场解决，当场调结；不能当场解决的，及时移交相关单位处理，并实行跟踪督办。领导能够直接倾听群众的呼声、群众的疾苦，能够更好地履行执政为民的职责。

（二）高效性“廉洁高效”是行政机关的宗旨，调解工作也应与时俱进，面对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纠纷复杂突出的问题，采取“大调解”的新举措，改变重复接待、单兵作战、久拖不决浪费人力、失信于民的状况。

1、由重复接待转变为一次性受理。“大调解”机制建立前，各类社会矛盾按归口受理的原则办理，即民间纠纷归司法所、老上访问题归信访、拆迁拆违的矛盾归城管开发等部门、治安矛盾归派出所、涉诉问题归法院，而且有些问题有交叉性、性质难以分清，群众找政府要跑好几个部门反映情况，有些群众对同一问题重复向多个部门反映，既浪费了群众的时间，也耽误了接待部门人员的时间。建立“大调解”机制后，由中心（站）统一受理，由原来的重复接待转变为一次性受理。中心受理后，进行分类处理：对符合政策规定的，依据有关政策转到城管、房产、开发、信访、司法、派出所等有关部门解决；对涉及法律问题的，引导当事人按照法律程序到司法部门依法解决；对不符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无理访、异常访，劝导当事人服判、息诉、息访。

2、由单兵作战转变为联合性作战。“大调解”机制建立后，重大、疑难矛盾纠纷可由中心直接调解，中心的组成人员由归口管理的有关部门人员组成，由过去的单兵作战转变为联合性作战。如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中心，综治办主任为中心主任，司法所长为副主任，成员由街道办公室主任、社会事务科长、派出所所长、法庭庭长等组成。&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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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久拖不决转变为及时性调结。“大调解”机制建立后，明确了中心有案件分流指派权、矛盾纠纷调解调度权、矛盾纠纷调解督办权、“一票否决”建议权。如街道辖区内的社会矛盾纠纷可由中心指派给街道相关科室、社区调解，真正来处理矛盾纠纷的实体单位多了，同时中心有权限定调结时间并要求报告调解结果，促进了基层提高工作效率，由过去的久拖不决转变为必须及时调结，否决有被“一票否决”的可能性。

（三）前瞻性

1、定期排查和报告制度有利于矛盾的预测。“大调解”机制建立后，明确规定了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体系必须实行定期排查和报告制度，改变了过去对社会矛盾纠纷闹大了再调、上门了再调“重调轻防”的现象。如街道社会矛盾调解服务中心制定了月排查、季讲评、半年小结、年终总结的制度，及时了解群众关注的难点、热点问题，及时发现和掌握社会矛盾纠纷动态，实行主动调解，控制事态，避免矛盾激化。

2、重大问题专项报告制有利于矛盾的控制。“大调解”机制建立后，明确规定了重大问题专项报告制，对影响社会稳定，可能导致突发性事件或激化为刑事案件，涉及人数较多、易引发群众性上访的事件，严重干扰正常生活秩序的疑难矛盾纠纷，可能危害公共安全及自杀事件等矛盾纠纷的线索、苗头，应在第一时间向街道工委、办事处及相关部门报告，并应尽快形成书面专报，否则要依据责任追究制处理。这充分体现了重“事前预防”的原则，矛盾的前瞻性得到了加强，矛盾的发生和激化能得到有效地控制。

三、当前落实“大调解”机制存在的问题“大调解”机制是新生事物，任何新生事物都有一个成长、发展、完善的过程，当前落实“大调解”机制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1、中心日常工作人员得不到落实。当前“大调解”机制规定街道中心日常工作由司法所牵头，而司法所的编制只有2人且因公务员编制有限不能到位，司法所的本职工作具有九项职能，工作量大、任务繁重，单靠司法所人员难以很好地处理日常工作。各职能部门人员轮流坐班接待制，也因各自工作忙，而得不到很好的落实。

2、调解人员的业务素质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旧城改造、新城建设拆迁拆违引发的集访、越级访问题相当突出，工地建设单位与居民的矛盾有增无减，婚姻家庭财产邻里等纠纷呈上升趁势，历史遗留的“陈案”、久拖未决的“难案”、情况复杂的“大案”日趋增多，这些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如今的调解人员不仅要为人公正、联系群众、热心调解工作，而且要有一定的政策水平、法律水平。街道、社区懂法律的人员屈指可数，派出所法律专业毕业的人员也严重缺乏，法庭有司法执业资格的人员也没有达到100%。

3、调解中心制作的调解协议书与民事诉讼的衔接问题没有明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这实现了人民调解到民事诉讼的顺利衔接，是调解法律化的重要体现。调解中心则属于工作机制范畴，不是一个具有群众自治性质的调解组织。而调解中心其调解性质既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人民调解，也不属于法定的行政调解，更不属于法院审判活动中的司法调解，因此，调解结果是否具有民事合同性质没有明确规定。

四、建立完善“大调解”机制的对策要建立完善“大调解”机制，必须针对当前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采取有效的措施、制定相应的对策。

1、强化人员选配工作，确保中心日常工作有一支专门的队伍。街道可成立中心办公室，日常工作由中心办公室牵头，司法所及其他科室配合。中心办公室可安排1名公务员，聘用2名临时工作人员，临时工作人员可聘请老政法干警，法律服务所人员以及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社会其他人员。

2、强化业务培训工作，提高调解人员的业务素质。定期举办业务培训班；鼓励调解人员参加法律自学、函授等学习，采取报销学费、考试毕业奖励等制度；聘用常年法律顾问，调解人员与法律顾问保持热线联系；有计划地安排街道、社区调解人员参与法庭、派出所调解、庭审工作的旁听，边学边干；加强法院、司法局对基层调解工作人员的指导；选聘有法律基础的人员担任调解人员。

3、发挥重大、疑难矛盾纠纷由中心直接调解的优势。中心要坚持“多发性矛盾集中调解、突出性矛盾重点调解、季节性矛盾提前调解、经常性矛盾随时调解”的工作方式。同时，提高中心调解重大、疑难矛盾纠纷成功率，减少集体上访、越级上访，提高中心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给上级政府、公安、法院等部门减轻压力，为群众节省人力物力。一是中心成员要树立一盘棋的思想。中心成员要在中心

主任的领导下，人人重视调解工作，个个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调解。二是请求主管领导指导调解。中心在调解纠纷时，对拿不准、吃不透的纠纷可请公安、法院、司法局、街道等部门的领导参与指导调解。三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法做好当事人的工作。原则问题不迁就、不退让，一般问题不计较，达到当事人满意、息访息诉的效果。

4、妥善解决调解中心（站）制作的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人民调解工作已于2002年11月1日有新的规定，社会矛盾综合调处中心的发展方向是人民调解委员会，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格局下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矛盾综合调解处理中心，是新形势下的新要求。中心的机制上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格局下建立，以便实现中心调解与民事诉讼的顺利衔接。中心调解实际操作时可参照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要求进行，保证调解过程的公正合法，即严格按照《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的受理条件、调解程序和期限等有关规定进行调解；重视调解协议书的规范，即中心制作协议书参照司法部统一的格式规范制作，确保它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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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关于建立“大调解”机制的思考

根据省市2004年政法综治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的积极构建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的思路，结合XX街道工作实践经验，笔者现就建立“大调解”机制的内涵、特点、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谈谈粗浅的认识。

一、“大调解”机制的内涵调解工作是一项投资少、见效快、效果好的解决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工作。如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矛盾往往交织在一起，互为因果、相互渗透，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新形势下建立“大调解”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建立“大调解”机制要坚持“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的工作思路。“大调解”机制的内涵是指民间调解、治安调解、信访调解、行政调解、诉讼调解相结合的调解机制，是由党政统一领导、综治部门牵头协调、职能单位各负其责、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区街二级建立社会矛盾调解服务中心、社区建立调解服务站，是集中受理、集中办理或分流处理社会矛盾纠纷的一种方式。正确认识“大调解”机制的内涵要防止出现以下几种片面认识：

1、“大调解”不是说所有的矛盾由中心统一调解，而是由中心根据矛盾的不同性质进行梳理，分流到基层调解站或其他相关职能部门或移送到相关的上级机关处理。

2、“大调解”不是说只负责调解，还包括对矛盾纠纷的定期排查制度、重大、疑难矛盾纠纷的报告制度、考核奖惩制度、调解人员的培训、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

3、“大调解”不是说一切矛盾纠纷必须调解，还要遵循“平等自愿、合理合法、不限制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原则。

二、“大调解”机制的特点“大调解”机制是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举措，主要体现在“大调解”机制具有便民性、高效性、前瞻性等三个突出的特点上。

（一）便民性

1、从组织网络的体系看便民性。“大调解”机制在组织建设上，从上到下初步形成了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体系，突出“服务”，确实是一件便民举措。群众可直接向基层调解站或调解信息员反映情况，调解站解决不了的有责任向上级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中心反映，服务群众的关口前移了，群众跑的路少了、花的时间少了。区成立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领导小组及中心；街道成立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中心；社区成立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站；居民小区5幢楼以上及100人以上的企事业单位建立健全民调小组，少于100人的单位设立调解信息员。

2、从体系的受案方式看便民性。实行一个窗口对外，本地区各类社会矛盾纠纷在街、社区两级统一受理后，按照“统一受理、集中梳理、分级办理、限期处理”的原则进行。群众找到了中心（站），纠纷就有人处理了，解决了推诿、扯皮群众来回奔波花时间花精力的弊端，解决了“门难找、事难办”的难题。

3、从中心确定的领导接待日制度看便民性。实行街道领导每周定期接待制度。接待领导对接访的矛盾纠纷可当场解决，当场调结；不能当场解决的，及时移交相关单位处理，并实行跟踪督办。领导能够直接倾听群众的呼声、群众的疾苦，能够更好地履行执政为民的职责。

（二）高效性“廉洁高效”是行政机关的宗旨，调解工作也应与时俱进，面对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纠纷复杂突出的问题，采取“大调解”的新举措，改变重复接待、单兵作战、久拖不决浪费人力、失信于民的状况。

1、由重复接待转变为一次性受理。“大调解”机制建立前，各类社会矛盾按归口受理的原则办理，即民间纠纷归司法所、老上访问题归信访、拆迁拆违的矛盾归城管开发等部门、治安矛盾归派出所、涉诉问题归法院，而且有些问题有交叉性、性质难以分清，群众找政府要跑好几个部门反映情况，有些群众对同一问题重复向多个部门反映，既浪费了群众的时间，也耽误了接待部门人员的时间。建立“大调解”机制后，由中心（站）统一受理，由原来的重复接待转变为一次性受理。中心受理后，进行分类处理：对符合政策规定的，依据有关政策转到城管、房产、开发、信访、司法、派出所等有关部门解决；对涉及法律问题的，引导当事人按照法律程序到司法部门依法解决；对不符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无理访、异常访，劝导当事人服判、息诉、息访。

2、由单兵作战转变为联合性作战。“大调解”机制建立后，重大、疑难矛盾纠纷可由中心直接调解，中心的组成人员由归口管理的有关部门人员组成，由过去的单兵作战转变为联合性作战。如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中心，综治办主任为中心主任，司法所长为副主任，成员由街道办公室主任、社会事务科长、派出所所长、法庭庭长等组成。

3、由久拖不决转变为及时性调结。“大调解”机制建立后，明确了中心有案件分流指派权、矛盾纠纷调解调度权、矛盾纠纷调解督办权、“一票否决”建议权。如街道辖区内的社会矛盾纠纷可由中心指派给街道相关科室、社区调解，真正来处理矛盾纠纷的实体单位多了，同时中心有权限定调结时间并要求报告调解结果，促进了基层提高工作效率，由过去的久拖不决转变为必须及时调结，否决有被“一票否决”的可能性。

（三）前瞻性

1、定期排查和报告制度有利于矛盾的预测。“大调解”机制建立后，明确规定了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体系必须实行定期排查和报告制度，改变了过去对社会矛盾纠纷闹大了再调、上门了再调“重调轻防”的现象。如街道社会矛盾调解服务中心制定了月排查、季讲评、半年小结、年终总结的制度，及时了解群众关注的难点、热点问题，及时发现和掌握社会矛盾纠纷动态，实行主动调解

第四篇：关于建立“大调解”机制的再思考

关于建立“大调解”机制的再思考建立“大调解”机制，整和各类调解资源和手段，充分化解各类社会矛盾，是应对社会快速转型期利益格局调整、深层次矛盾问题不断显现、人民内部矛盾呈高发态势的创新途径。作为一种实践操作，需要客观认识“大调解”机制产生的社会背景，深入研究“大调解”机制的运行模式，廓清一些模糊观念，避免成为“一哄而起”、“一个面孔

”的应景之作。“大调解”机制是综合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尝试，是人民内部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告诉我们，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说，社会矛盾的存在极其正常，不必大惊小怪。但矛盾的特殊性原理又告诉我们，现时的社会矛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尖锐性、复杂性，运用常规手段已无济于事，必须创新社会矛盾解决机制。而“大调解”机制正是这样背景下的产物。据我市秦淮区对当前社会矛盾纠纷新特点的专题调研表明，近年来，随着改革改制工作不断深化，城市建设不断推进，社会矛盾纠纷的类型、程度等发生了质变，呈现出“五多”特点：一是发生数量多，具有复杂性。表现在：导致矛盾纠纷的因素越来越多，涉及人员成分越来越复杂，矛盾纠纷触及的层次越来越深，不平等主体间的矛盾纠纷越来越多。二是串联行为多，具有延展性。表现在：因同样因素或性质引发的矛盾纠纷易产生连锁反映，处置不慎易产生共鸣，从而引发群体性、区域性事件。三是重复上访多，具有反复性。一些人对已产生的矛盾纠纷抱着“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心理，反复上访，越级上访，对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的正常生产工作秩序造成了严重影响。四是激烈方式多，具有尖锐性。为达个人目的，有些矛盾纠纷当事人往往采取过激行为，酿成严重后果，造成社会心理恐慌。五是策划预谋多，具有对抗性。随着公民组织自我维权意识的增强，维权手段不断翻新。群体性、区域性矛盾纠纷往往有组织策划者和骨干，而且各人分工明确。针对这样的社会矛盾纠纷状况，过去五种调解单兵作战、各自为政的调处格局已不能适应调处需要，“大调解”机制便应运而生。从事物发展的规律看，任何一种事物都有其历史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与局限性，因此，“大调解”机制也将随着尖锐复杂社会矛盾纠纷高发态势的存在而存在。面对复杂的稳定形势，摒弃容易令人生厌的强硬行政手段，综合发挥调解的怀柔缓冲职能，避免一般的社会矛盾转化为对抗性事件，这是“大调解”机制产生和存在的又一个潜在理由。要正确认识和理解“大调解”机制。“大调解”机制的建立不等于简单地成立一个机构。作为一种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使民间调解、治安调解、信访调解、行政调解、诉讼调解有机结合，一方面能够强化、整和各相关部门调解职能并优化社会调解资源，另一方面可以突显政府部门依法行政、司法部门依法救济的重要性。因此，“大调解”机制的运行基础不是依赖于新建一个机构，包揽各相关部门的调解职能或越厨代庖代为履行各相关部门的调解职能，而是有赖于各相关部门调解工作网络的健全、调解工作触角的延伸以及调解职能的充分发挥。网络健全能够及时获取社会矛盾纠纷信息，做到抓早抓小抓苗头，及时进行多层面调处，保证将社会矛盾纠纷解决在村、居解决在基层。工作触角延伸能够有效进行预防，实现调解工作的“以防为主、调防结合、多种手段、协同作战”的战略预期。但这些目标的实现都依赖于各相关部门调解职能的充分发挥。现时情况下，由于社会矛盾纠纷的调处归属不十分明确，或归属虽明确但相关部门不能各负其责、充分发挥调解职能，因此“大调解”机制的作用必须依赖于有形载体，通过有形载体的运作实现“大调解”机制的功能。根据外市已有经验，结合南京实际，我市部分区县创制了“党政统一领导、综治组织协调、依托信访、司法行政为主、职能单位各负其责、全社会齐抓共管”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格局，在区县及街镇两级成立社会矛盾调处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两级中心）。两级中心在功能上主要以信访局的矛盾纠纷接访、综治办司法局的矛盾纠纷排查、司法局的矛盾纠纷调处三大职能为基础,实行公安、检察、法院、综治、信访联合办公办事接访调处，政府主要部门包括涉案单位、驻区大型企事业单位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动办公办事接访调处方式，全面负责辖区内社会矛盾纠纷的受理、调解、指导工作。在联合办公办事中，要特别注意法院职能的定位。法院的司法救济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最后一道屏障，其关口不能随意前移。实践中，征地拆迁产生的矛盾纠纷中，法院执行人员、公安防暴人员等在征地拆迁现场的出现，是导致征地拆迁矛盾纠纷升级、激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刚刚发生的矛盾纠纷中就出现法院执行人员、公安防暴人员等，被广大群众认为是法院、公安与拆迁公司穿一条裤子，自己的权益根本得不到保障，使得广大群众不再信任司法公正。因此，在联合办公办事中，法院应当牢记自身的救济职责，做好各类调解工作的指导与培训，而不应该出现在化解矛盾纠纷的第一线。“大调

第五篇：关于建立“大调解”机制的再思考

关于建立“大调解”机制的再思考建立“大调解”机制，整和各类调解资源和手段，充分化解各类社会矛盾，是应对社会快速转型期利益格局调整、深层次矛盾问题不断显现、人民内部矛盾呈高发态势的创新途径。作为一种实践操作，需要客观认识“大调解”机制产生的社会背景，深入研究“大调解”机制的运行模式，廓清一些模糊观念，避免成为“一哄而起”、“一个面孔”的应景之作。“大调解”机制是综合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尝试，是人民内部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告诉我们，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说，社会矛盾的存在极其正常，不必大惊小怪。但矛盾的特殊性原理又告诉我们，现时的社会矛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尖锐性、复杂性，运用常规手段已无济于事，必须创新社会矛盾解决机制。而“大调解”机制正是这样背景下的产物。据我市秦淮区对当前社会矛盾纠纷新特点的专题调研表明，近年来，随着改革改制工作不断深化，城市建设不断推进，社会矛盾纠纷的类型、程度等发生了质变，呈现出“五多”特点：一是发生数量多，具有复杂性。表现在：导致矛盾纠纷的因素越来越多，涉及人员成分越来越复杂，矛盾纠纷触及的层次越来越深，不平等主体间的矛盾纠纷越来越多。二是串联行为多，具有延展性。表现在：因同样因素或性质引发的矛盾纠纷易产生连锁反映，处置不慎易产生共鸣，从而引发群体性、区域性事件。三是重复上访多，具有反复性。一些人对已产生的矛盾纠纷抱着“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心理，反复上访，越级上访，对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的正常生产工作秩序造成了严重影响。四是激烈方式多，具有尖锐性。为达个人目的，有些矛盾纠纷当事人往往采取过激行为，酿成严重后果，造成社会心理恐慌。五是策划预谋多，具有对抗性。随着公民组织自我维权意识的增强，维权手段不断翻新。群体性、区域性矛盾纠纷往往有组织策划者和骨干，而且各人分工明确。针对这样的社会矛盾纠纷状况，过去五种调解单兵作战、各自为政的调处格局已不能适应调处需要，“大调解”机制便应运而生。从事物发展的规律看，任何一种事物都有其历史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与局限性，因此，“大调解”机制也将随着尖锐复杂社会矛盾纠纷高发态势的存在而存在。面对复杂的稳定形势，摒弃容易令人生厌的强硬行政手段，综合发挥调解的怀柔缓冲职能，避免一般的社会矛盾转化为对抗性事件，这是“大调解”机制产生和存在的又一个潜在理由。要正确认识和理解“大调解”机制。“大调解”机制的建立不等于简单地成立一个机构。作为一种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使民间调解、治安调解、信访调解、行政调解、诉讼调解有机结合，一方面能够强化、整和各相关部门调解职能并优化社会调解资源，另一方面可以突显政府部门依法行政、司法部门依法救济的重要性。因此，“大调解”机制的运行基础不是依赖于新建一个机构，包揽各相关部门的调解职能或越厨代庖代为履行各相关部门的调解职能，而是有赖于各相关部门调解工作网络的健全、调解工作触角的延伸以及调解职能的充分发挥。网络健全能够及时获取社会矛盾纠纷信息，做到抓早抓小抓苗头，及时进行多层面调处，保证将社会矛盾纠纷解决在村、居解决在基层。工作触角延伸能够有效进行预防，实现调解工作的“以防为主、调防结合、多种手段、协同作战”的战略预期。但这些目标的实现都依赖于各相关部门调解职能的充分发挥。现时情况下，由于社会矛盾纠纷的调处归属不十分明确，或归属虽明确但相关部门不能各负其责、充分发挥调解职能，因此“大调解”机制的作用必须依赖于有形载体，通过有形载体的运作实现“大调解”机制的功能。根据外市已有经验，结合南京实际，我市部分区县创制了“党政统一领导、综治组织协调、依托信访、司法行政为主、职能单位各负其责、全社会齐抓共管”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格局，在区县及街镇两级成立社会矛盾调处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两级中心）。两级中心在功能上主要以信访局的矛盾纠纷接访、综治办司法局的矛盾纠纷排查、司法局的矛盾纠纷调处三大职能为基础,实行公安、检察、法院、综治、信访联合办公办事接访调处，政府主要部门包括涉案单位、驻区大型企事业单位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动办公办事接访调处方式，全面负责辖区内社会矛盾纠纷的受理、调解、指导工作。在联合办公办事中，要特别注意法院职能的定位。法院的司法救济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最后一道屏障，其关口不能随意前移。实践中，征地拆迁产生的矛盾纠纷中，法院执行人员、公安防暴人员等在征地拆迁现场的出现，是导致征地拆迁矛盾纠纷升级、激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刚刚发生的矛盾纠纷中就出现法院执行人员、公安防暴人员等，被广大群众认为是法院、公安与拆迁公司穿一条裤子，自己的权益根本得不到保障，使得广大群众不再信任司法公正。因此，在联合办公办事中，法院应当牢记自身的救济职责，做好各类调解工作的指导与培训，而不应该出现在化解矛盾纠纷的第一线。“大调解”机构不能成为第二个信访局，保证其协调、高效、务实发展的关键在于是建好制度、规范运作。建立完善“大调解”机制、维护社会稳定，重在资源整合，贵在部门联动，落实在制度保证。因此，必须在组建机构基础上，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实现“大调解”工作的组织机构网络化、工作流程规范化、调处责任明确化，避免成为第二个信访局。各区县、街镇要立足本地实际，建立切实可行、行之有效、可操作性强、程序完备的规章制度，既便于调解人员、当事人遵守，又利于社会监督，实现各类调解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要完善至少四个方面的制度：一是运行管理制度；二是协调联动制度；三是办案责任制度；四是定期排查制度。在运行管理制度上注重“五抓”：一抓立足点：把全面基础性管理作为两级调处服务中心的基本建设常抓不懈；二抓关键点：把人员管理作为兴业之本摆上突出位置；三抓集结点：把卷档管理作为规范办案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