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

第一篇：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

摘要：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就业，全国每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总数量在不断的增加。他们是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弱势群体，虽然他们在城市取得就业机会，但仍然是农村户口，无法与当地市民平等地享受着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这些情况不仅会影响着城镇化的推进，同时也会影响到社会和谐的发展。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可以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步伐，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我国大部分省农业转移人口数量比较大。未来，仍将会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可以使他们更加安定的工作，并且市民化后可以享受到和市民一样的福利，可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因此，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步伐必须加快，意义重大。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策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为了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一大任务。促进农村人口有序转移，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有利于挖掘城镇化发展的潜力，充分发挥城镇化的带动作用，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社会和谐。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速度不断的加快，并且规模也越来越庞大，但是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影响着城镇化的推进。因此，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有效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意义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动，我国的农业人口转移在2012年达到了2.6亿人，农村人口转移的速度不断的加快，推进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它在我国扩大内需方面具有最大的潜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定居，则要求改善城市的基础设施条件和完善公共服务设施；而且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到城市生活，在住房、日常用品等方面的需求就会增加很大。另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城市发展的需要，农业转移人口在我国的各行各业所形成了强大的产业链，一旦离开他们，则产业链条就不能正常的运转。没有落实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则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就要在家里和工作地之间来回奔波，也会使城镇发展的产业链发生动摇，同时不利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

其次，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多地少，人地关系高度的紧张，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农民单纯的务农也不能完全的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三农”问题一直是国家很关注的大问题，因为农民在我国占据着绝大多数。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则会减少农村生活的农民，从而实现土地的规模化与集约化经营，使农村发挥最大的效益，提高农民的收益，从而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

最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可以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现代的人民的平等、维护自身利益等方面的意识都相当的强，他们希望可以和城里市民一样享受到城市里的待遇，如果得不到满足，他们则会成为维护社会稳定极为不利的因素。

2、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存在的问题与影响因素

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中，我们要仅仅依托新型城镇化的背景而不断地进行，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但是，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仍然存在着居多的问题和障碍要素。

2.1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存在的问题

许多的农业转移人口虽然在城市当中务工，但是没有定居下来，因为在城市定居的门槛比较高，所以每年的春运“迁徙”的人们非常多，从而出现一票难求的局面。农村的许多劳动力不再从事第一产业，实现了工作的的非农化，但是却没有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其次，城市没有完全建立健全城镇的住房保障体系，许多进城的农业转移人口都居住在用人单位的集体宿舍、棚户区、城中村等地方，住宿的条件非常的差，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的规模不断的扩大，“城中村”也慢慢的消失，农业转移人口的落脚之处越来越少，住房问题必定会影响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由于城乡一体化政策和制度没有真正的落

到实处，使得农业转移人口及其家庭成员不能与享有当地户口的市民享受平等的公共福利待遇和公共服务，要使得他们的份真正的转化还存在着许多的障碍。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里没有户口、没有住房、没有社会保障，这是他们与享有城市户口的人相比存在的很大的不公平现象。

最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归属感低，因为他们在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或者居住环境等方面远远不能和城里人相比，这些直接导致了他们的社交圈发生了质的改变，从而使农业转移人口的价值观念也发生改变，要真正地融入到城市的这个生活圈真的不容易，所以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缺乏归属感，没有把自己当成这个城市的主人，并且他们大部分人希望回到自己的家乡。

2.2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因素

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最主要因素，农业转移人口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投身于城市里的各行各业。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要求是实现人的城镇化，他们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我国是人多地少、劳动力丰富、资金与技术稀缺的国情下，农业转移人口实现了农民就业、增加了他们自身的经济收入，也是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是我国扩大内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源泉。

农业转移人口的素质低下，我国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普遍比较低，自身的素质也不是很高。目前城市农业转移人口虽然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一部分也是农村的佼佼者，但是农业转移人口总体上的文化技术水平和能力素质都不高，进城就业的竞争力比较低，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转移市民化的进程。在教育方面，教育资金的投入一般城市也高于农村，农村的教育资源、教育环境、教育的师资条件和教育的硬件设施都远远比不上城市的发展。

现行的户籍制度明确规定没有城镇户口就不能和拥有城市户口的人民一样平等的享受社会保障福利，这样的制度使得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里不能和大家一起分享就业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险和住房补贴等一系列的社会保障政策。农民工是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弱势群体，从而使他们无法真正地融入到城市的这个大家庭当中来。

3、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对策

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已经转

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努力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城市产业体系，强化城市间专业化分工协作，增强中小城市产业承接能力。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开放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坚持自愿、分类、有序的方法。

3.1加强农业转移人口的教育培训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仅是身份和职业，更是农民社会文化属性与角色内涵的转型过程。为此，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中，不仅要促进户籍转变、职业转变，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综合素质，在文化内涵上实现真正的转型。

首先,加大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培训，把就业与农民转移有机的结合起来，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指导，提高他们的就业率和其稳定率。落实职业培训的补贴政策，形成惠及城乡劳动者的职业培训政策体系，完善就业政策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其次，要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子女的教育权利，上一代都辛辛苦苦的就是为了子女，所以，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中一定要保障其子女的受教育权利。政府要将外来务工和经商人员的子女纳入到当地的教育发展规划当中，并根据区域人口变化的情况，合理的配置教育资源。积极发挥社会力量，鼓励社会各界投资办学，形成多元化的办学模式，拓宽农业转移人口子女的上学途径。

最后，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综合素质，政府要对农业转移人口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教育，有效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适应性和现代人的意识，加快其融入到城市社会的步伐。用人单位也要采取积极的措施，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综合素质。创造条件，使农业转移人口增加与城市居民的交流，从而慢慢的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等方面。

3.2完善城镇的住房保障制度

许多的住房是住房困难和住房闲置相并存，因为城市的房价一直居高不下，房地产在城市又开发了很多楼盘，而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却承担不起高额的房价，从而出现城市住房相对紧张，而农村的住房相对宽松的状况。因此要深入推进统筹城乡住房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住房保障体系。政府要建立健全住房

保障制度，解决不同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要逐步地将农业转移人口有区别的纳入到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当中去。

3.3对农业转移人口推行居住证制度

推行居住证制度，使他们的迁移有了合法固定的住所，同时要推进城乡统筹的财政体制改革，缩小差距。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住房和教育制度等保障。通过立法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居民享受平等的权益。

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推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任务刻不容缓，它是推行新型城镇化更进一步的核心任务。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是城镇化扩大内需的关键，同时可以保障社会的和谐稳定。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一定要加强城市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使得他们跟上城市发展的步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个缓慢推进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彭小文,兰东等.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2013.[2] 方辉振，黄科.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要求是实现人的城镇化.2013.[3] 陈攀,李永勤.从农民工问题谈农民工的市民化.2012

[4] 路幸福,方青.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2005

[5] 葛信勇.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研究.2011

[6] 欧阳力胜.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研究.2013

[7] 王桂新,沈建法等.中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以上海为例[J]人口与发展,2008

[8] 杨肖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迁移行为模式及其决定[D].2009

第二篇：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思想汇报

尊敬的党支部：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不断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重大战略举措。

所谓城镇化，是指随着工业化进程，农业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城镇人口比重提高的历史过程。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化率的实质，就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推进农业人口非农化、非农人口市民化。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应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重要任务，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为调整优化城乡区域经济结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当前我国城镇化质量不高的主要问题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滞后。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大批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即农民从原来务农的村庄转入镇、县城、地级市、省城或跨省进入别的大中小城市务工，这是典型的城镇化发展形态。最近一个时期，我国一些城市积极探索，相继出台了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政策措施，积极推进城镇化，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城镇化质量不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一是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2000～2010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了78.5%，而同期城镇人口只增长了45.9%。其症结是在现行财税制度下，地方“土地财政”扩张动机强烈，而征地制度改革滞后，对农民的补偿标准偏低。二是户籍人口城镇化速度慢于常住人口城镇化速度。2000～2011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从10.5个百分点扩大到16.3个百分点，其实质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滞后，由此造成城市中的“新二元结构”，并引发了一系列不良后果。一是削弱了城镇化对内需的拉动用。据测算，一个农村人口成为城市居民，每年会增加1万元消费需求。如果农民工及其家属不能成为真正的市民，这一庞大群体的消费需求就不能得到充分释放。二是影响产业发展。由于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缺乏在城市定居的预期，长期在城乡双向流动，过“两栖”生活，导致城镇产业工人队伍不稳，不利于劳动者素质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三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农民工与城镇居民经济社会地位长期不平等，成为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

今后5年乃至更长时间，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促进人口城镇化为核心，以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重点，以创新体制机制为动力，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一是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人口积聚能力强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二是加快改革户籍制度。大城市要继续发挥吸纳外来人口的重要作用，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要从实际出发放宽落户条件，有序推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居住落户，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要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无论是承包地换户口，还是宅基地置换，都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充分考虑农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生计，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决不能脱离实际，更不能搞强迫命令。三是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明确城镇政府对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能，加大相关公共支出力度，拓展投融资渠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镇。

汇报人：xiexiebang

2014-08-26

第三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研究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研究

摘 要：借鉴成本收益理论，基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和经济理性的微观视角，构建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理论模型，并根据在重庆进行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创业收入及其社会网络、文化程度以及农业生产成本和农村建房成本与转户迁移人数正相关，而城市劳动力素质、城市住房价格、城市日常生活开支与转户迁移人数负相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稳定就业后，根据转户迁移的收益与成本评估进行市民化决策，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时才进行转户迁移；否则会继续“流而不迁”或返回农村。因此，仅仅拆除城乡户籍制度的藩篱并不能促成农业转移人口的快速市民化，还必须有效提高农民转户迁移的收益，并降低其成本。

关键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农民工；转户迁移；流而不迁；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差异；成本收益理论

中图分类号：F24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5）03000108

一、引言

重庆市在2007年就建立了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户籍、住房、社保、教育培训等制度，但重庆的农业转移人口（本文中“农业转移人口”主要指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即通常所说的“农民工”）的市民化（为研究的方便，本文的“市民化”主要指农民将其户籍从农村迁到城市，并放弃其在农村的土地权益，即成为“城市人”）意愿还是不高，很多进城农民还是处于“人来了、融不进”的无序状态，但“无序市民化”不能简单归罪于户籍制度（徐爱东，2012）。国务院于2014年6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标志着我国开始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户籍制度藩篱将被拆除。然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是否就一定会遵循政府安排的路径推进？ “无序市民化”是否就会快速转变为“有序市民化”？事实上，农业转移人口是经济理性的，其外出就业、转户市民化等行为总是带着各自的动机与愿望（单菁菁，2014）；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不仅受户籍制度的约束，还受转户前后的收入、转户成本及其知识技能等条件的约束，因此，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微观决策机制，对经济新常态下政府推动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市民化、制定新型城镇化战略和配套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国内外关于人口迁移决策行为的研究文献较多。在国外，较早的研究是莱文斯坦的“人口迁移法则”，他认为人口迁移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因素，人们追求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善而迁移。赫伯尔（1971）、Herbe（1938）、Mikell（1946）等人的“推―拉”模型是最具代表性的乡―城人口迁移理论，认为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行为是原住地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共同促成的；Lee（1965）进一步将影响推力和拉力的因素扩展到迁移量、迁移流向、迁移者的特征等，认为以往的迁移者把有关信息传回农村，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迁移成本，为后来的迁移者提供方便。Lewis（1954）和Todaro（1969）等认为城乡工资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因。Wolpert（1960）、Brown（1982）和Moore（1973）等的人口迁移决策模型认为人口迁移是对压力（stress）做出的反应，迁移者并不是盲目追求地点效用最大化，而是根据实际可行性来调整自己的迁移行为。舒尔茨（1961）的成本―收益理论则把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归结为预期收入和迁移成本，认为只有当迁移收益大于成本时，劳动力迁移才会发生。

徐爱东，吴国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研究

在国内，朱杰（2010）研究了长三角的省际人口迁移格局及影响因素，认为人口迁移过程中的“推力”作用大于“拉力”作用，空间可达性指标是影响迁移决策的首要因素。李斌（2008）认为我国城市住房价值结构化形成了人口迁移的一种筛选机制，在一线城市，房价过高，入住成本递增，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人口的迁入。辜胜阻（2007）、盛亦男（2013，2014）、王春蕊（2012）、李强（2014）、周皓（2007）等也对我国的人口迁移机制做了实证分析。但以上研究多基于西方的有关理论对人口迁移决策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对我国人口迁移的预测有效性总体上较低。

《意见》中规定农民只要是城市常住人口，哪怕不转户，子女也能获得城市优质教育，因此，优化子女教育将不再是农民转户市民化的主要动力。从我们的调查情况来看，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城乡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深入，农民和市民身份差别逐渐缩小，融入城市的心理需求、获得城市生活环境、对城市生活的认同等社会性诉求已不再是农民转户市民化的主要动力。95%以上的农民只要有土地就有生存保障，外出就业主要因为农村生产生活成本提高而农业收入增长有限，缓解经济压力是农民外出创业就业的主要动力。因此，农业转移人口进城打工的初忠就是为了挣钱，经济因素决定了他们是否外出打工。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即转户）行为是其在城市有稳定的工作、适应城市生活后，对现实状况进行理性评估后做出的决策，而这种市民化决策机制并不能完全用西方的人口迁移理论来分析，需要结合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自身行为特征以及现实国情来进行分析。有鉴于此，本文将基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和经济理性的微观视角，构建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微观决策机制理论模型，并依据在重庆进行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验证，以深化和拓展有关研究，并为经济新常态下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提供政策参考。

二、理论假设与分析框架

1.市民化决策行为过程假设

从农业转移人口的行为过程来看，农业转移人口首先要对其原来所在的农村与目标迁入城市的经济、环境、制度以及自身的特征进行评估，进而对市民化成本与收益做出比较，再决定是否进行转户迁移（即市民化）。假设市民化决策过程如下（如图1所示）：若没有家庭、制度、自身等因素的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因经济压力、从众心理等，为实现自身知识技能的价值进城创业就业，但不迁户口并保留土地；进城创业就业后，如果认为其在城市的收益（扣除转户成本后的收益）比在农村的收益高，则决定转户市民化，即迁移户口并放弃土地。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这种户口迁移是不可逆的，农村迁往城市容易，而从城市迁回农村则很难。

图1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过程假设

2.市民化决策模型

本文借鉴和发展Chiswick、Sjaastad、Becker等人的劳动力迁移人力资本投资模型，从经济收益角度描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决策过程。假设农业转移人口在农村、城市就业创业收入为：

Wa=A+αH（1）

Wi=m（I+βH），m∈（0，1）（2）

（1）式是对Chiswick模型的继承，（2）式是本文对原始模型的扩展。其中，Wa、Wi分别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农村、城市的就业创业收入；A、I分别为农村、城市的基础性收入（I≥A）；αH、βH分别为农村、城市的知识技能附加价值，α、β分别为农村、城市的知识技能附加价值系数（β≥α），H为知识技能水平（取决于文化程度、性别等个体特征）；m为农业转移人口对城市经济、环境、制度等信息了解程度系数，m→1时信息完全。

农业转移人口要市民化，还需要考虑转户成本的抵消作用，假设农业转移人口转户成本为：

C=（Ci-Ca）+ξ，Ci≥Ca（3）

ξ=θ（n-H），n≥H，θ≥0（4）

其中，Ca、Ci分别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农村、城市就业创业的生产生活成本。一般情况下，城市的生产生活成本高于农村，成本之差（Ci-Ca）为市民化的基本成本壁垒。ξ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抬高成本壁垒，是农业转移人口为适应城市生产生活而提高知识技能水平所付出的成本，抬高成本是农民原有知识技能水平H与迁入地城市市民平均知识技能水平n之差的函数，θ为知识技能水平提高的难度系数。

综上所述，农业转移人口通过自己的社会网络（如在城市就业创业的亲戚朋友）了解城市信息进行初步估计，预期进城收益大于0时，决定到城市生产生活；进城后，感觉收益确实比农村有所提高（即转户迁移收益V大于0）时，才决定转户迁移，即实现市民化。

V=Wi-Wa-C≥0（5）

3.模型讨论

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收益分析如下：

将（1）（2）（3）（4）式代入（5）式：

V=[（mI-A）+（mβ-α）H]-[（Ci-Ca）+θ（n-H）]（6）

市民化所带来的收益差异（Wi-Wa）由农村与城市的基础性收入差异（mI-A）和知识技能附加价值差异（mβ-α）H两部分组成，这两项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决策既可能起正向作用，也可能起反向作用，取决于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网络（m）和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异。根据我国目前的城乡差异实际，一般情况下，会起正向作用；但如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带来的非农权益收入以及农业生产和补贴收入较高，甚至高于城市工资收入时，市民化的收益可能为负；当社会网络很小（m→0），农民无法知道城市信息，且在城市获得就业创业的机会很小时，市民化的收益也可能为负。

市民化的成本包含基本壁垒成本（Ci-Ca）和抬高壁垒成本θ（n-H）两部分，都对市民化决策起反向作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后，吃、穿、行、社保等将按照城市标准来开支，并付出提高自己的知识技能的成本；若在农村，则按照农村生活标准开支，付出农村生产所需的化肥、饲料、收割等农业生产成本。目前，我国城市购房成本与农村建房成本差距以及城市与农村生产需要的知识技能差距（如中关村的平均技能水平n很高，农民基本不可能进入就业）较大，抬高了市民化成本。

只有当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收益大于所付出的成本时，转户迁移行为才能发生。（6）式可分解为（7）式和（8）式，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收益曲线和成本曲线。

命题1：转户迁移的收益越大（即城乡就业创业收入差距越大）、转户迁移的成本增量越小，则市民化决策的门槛越低，转户迁移的农业转移人口越多。

由图3可知，市民化决策的门槛来源于转户迁移收益能不能抵消其成本。若转户迁移收益（mI-A）增大，转户迁移收益曲线截距增大，曲线向上移动，E向左移动，市民化决策门槛降低；若转户迁移成本（Ci-Ca+nθ）减小，转户迁移成本曲线截距减小，曲线向下移动，E向左移动，市民化决策门槛降低。在农业转移人口总体知识技能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将有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愿意转户迁移。

命题2：“流而不迁”比转户迁移门槛低，转户迁移收益不能抵消其成本时，农业转移人口将选择“流而不迁”。

由（9）式和图3知：（mI-A）<（Ci-Ca+nθ）时，H*≥0，转户迁移开始有门槛，在农业转移人口知识技能水平不能越过门槛时，其只能选择不迁移户口保留土地，只是在城市工作，挣取比农民更多的收入，避免转户迁移带来的购房等重大迁移成本，同时还会选择从事简单体力劳动以避免提高劳动技能的成本。由（9）式知，选择进城务工而不转户（“流而不迁”）的成本比转户迁移（市民化）的成本低，相应的门槛也比市民化的门槛低，农业转移人口得以在城市务工生存。

命题3：农业转移人口的个人社会网络越大，其转户迁移的可能性越大。

由（9）式不难证明H*m≤0，即m越大，市民化的门槛越低，越有可能转户迁移。同时，由图3可知，m增大，转户迁移收益曲线截距增大，曲线向上移动，市民化决策门槛点E向左移动，市民化决策门槛降低，农业转移人口转户迁移的可能性越大。

命题4：迁入城市（迁入目的地）的劳动力平均素质越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可能性越小。

由（9）式不难证明H*n≥0，即n越大，市民化的门槛越高，越不可能转户迁移。同时，由图3可知，若n增大，转户迁移成本曲线截距增大，曲线向上移动，E向右移动，市民化决策门槛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转户迁移可能性变小。

三、模型的验证

1.检验方法

由于本文因变量和自变量为个体水平的调研数据，因变量是二项反应的定性变量，且水平之间不存在等级递减或等级递增的关系，因此采用二分类变量逻辑回归模型（Binary logistic）来分析各种因素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影响。采用stata12软件作逐步回归，根据变量的显著水平值、回归系数、Odds Ratio值分析影响程度，模型如下：

logP=lnP1-P=a+b1x1+b2x2+…+bmxm（10）

xm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影响因素；P为农业转移人口转户迁移的概率，P有“转户”和“不转户”两种选择，关键看农业转移人口是否迁移户口并放弃土地，即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若“转户”，因变量取值为1；若“不转户” 因变量取值为0。采用5级李克特量表法对自变量进行测量，自变量有农村和城市生产生活收入和成本变量、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网络变量、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知识技能变量、城市劳动力技能知识变量等。各变量的设计与测量见表1。

2.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本文采用课题组对重庆市渝北、万盛、黔江、万州等区县的调研数据，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模型进行验证。调查地点的确定主要考虑四地分别在重庆市的城市核心区域、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保护区域，其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状况体现了重庆市的主要特征。共调查498人，其中男性316人，女性181人，剔除缺省值，共有可用样本408份。

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收入、知识技能以及转户迁移成本表现出以下特征（见表1）：一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创业与在农村生产生活的年平均收入差别较大。在城市就业平均年收入达2万左右，而在农村生产年收入在6 000元左右，收入差距形成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务工的主要动力。二是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劳动力之间的知识技能差距大。农业转移人口平均文化程度处于初中与高中之间，而城市劳动力平均文化程度处于高中与大学之间，形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力资本壁垒。三是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的转户迁移成本高。购买城市住房价格高出农村建房成本3 000元/平方米，大约是农村建房成本的1陪以上，高出的住房成本需要农民在城市至少奋斗15年以上；城市生活成本高出农村6 000元/年，大约是农村生活成本的2陪以上。转户迁移成本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障碍。

从以上数据可知，重庆农业转移人口如果转户市民化，则平均年收入提高1万左右，而生活成本高出6 000元左右，住房成本高出1万～2万。农民选择“流而不迁”，进城能赚取一定的经济收入，且不需要完全支付住房成本增量；而若选择“转户迁移”则转户收入增量不能抵消转户成本。因此，83%的农民选择“流而不迁”（见表1），验证了命题2中“流而不迁”比“转户迁移”门槛低，转户迁移收益不能抵消转户迁移成本时，农业转移人口将选择“流而不迁”的假设。

3.检验结果分析

模型（10）估计结果显示（见表2），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影响因素中，城市就业创业收入、社会网络、文化程度、城市劳动力素质、城市住房价格、城市日常生活开支、农业生产成本、农村建房成本8个变量的影响具有显著性，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关键影响因素，并且其对市民化决策的影响方向基本与本文的理论分析（命题1、2、3、4）一致。农村收入、农村日常生活开支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影响不大。可见，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在进行市民化转户决策时，主要考虑的是城市就业创业收入的提高、转户迁移成本以及自身的知识技能能否适应城市等因素。

在转户迁移收益变量中，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平均就业创业收入的Logistic回归系数为2.14，比数比（Odds Ratio）为8.50（见表2），表明在城市就业创业收入每增加一个等级，愿意转户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增加8.50倍。在城市劳动力日趋短缺的情况下，劳动力工资普遍上涨，农民在农村生产的收入非常低，被忽略了。验证了命题1中“转户迁移收益越大，转户迁移的农业转移人口越多”的假设。

在转户迁移成本变量中，城市住房价格、城市日常生活开支、农业生产成本、农村建房成本的Logistic回归系数分别为-1.29、-1.47、0.91、1.20，比数比分别为0.28、0.22、2.48、3.32（见表2），表明在城市购房和生活的成本对转户迁移有负作用，每增加一个等级，愿意转户市民化的人数减少30%；农村的建房和生活成本对转户迁移有正作用，每增加一个等级，愿意转户迁移的人数增加3倍；而农村日常生活开支只有城市的1/3，被忽略了。验证了命题1中“转户迁移成本越大，转户迁移的农业转移人口越少”的假设。

农业转移人口社会网络变量的Logistic回归系数为0.21，比数比为1.23（见表2），表明城市社会网络每增加一个等级，愿意转户迁移的人数增加1.23倍。验证了命题3中“农业转移人口的个人社会网络越大，其转户迁移的可能性越大”的假设。

农业转移人口文化程度、城市劳动力素质变量的Logistic回归系数为0.05、-0.04，比数比为1.05、0.96（见表2）。表明农业转移人口文化程度每增加一个等级，愿意转户迁移的人数增加1.05倍；城市劳动力素质每增加一个等级，愿意转户市民化的人数减少96%；验证了命题4中“迁入城市（迁入目的地）劳动力素质越高，转户迁移的可能性越小”的假设。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必定选择经济效益最大化，选择更美好的生活。随着我国户籍制度藩篱被拆除和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政府在推进新型城市化的进程中，政策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吸引农业转移人口自愿从农村走进城市，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势所趋。但是，农民的转户迁移决策过程遵循经济理性原则，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决策取决于其对在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和生活状况的评估和比较，并非完全遵循政府政策的路径安排。

本文通过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过程的分析，总结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模型（图4）。总体上看，农民的市民化一般分两个阶段：一是“流而不迁”阶段，农民根据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及生活成本差距以及自己拥有的社会网络和知识技能，评估其进城就业创业是否能使其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如果能改善就去城市就业创业（即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否则留农村。二是转户迁移阶段，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就业创业稳定后，开始评估转为城市户籍并放弃在农村的土地在城市长期生活是否会比在农村生活得更好，如果能改善生活就转户迁移；否则，还是不转户，只在城市就业创业挣钱（即继续“流而不迁”的状态），或返回农村生产生活。

图4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

经济新常态要求保增长、调结构、创新驱动，在效益质量和可持续上见实效。要适应经济新常态，就必须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市场中人、财、物的流动规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迁移规律就是一种人的流动规律。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制度时，应着力于满足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过程中提高城市就业创业收入、降低转户迁移成本、提高就业创业知识技能以及获取就业信息等需求：一是在城市做到“同工同酬”，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逐步有序提高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特别是建立保障蓝领工人工资与GDP同步增长的机制；同时，应对进城农民就业创业给予税收优惠政策等予以扶持，以增加农民在城市就业创业的收入。二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农民工就业培训，加大投资和扶持力度，确保每个农民家庭至少掌握一门以上实用的专业技术。三是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对进城农民工的住房实行“应保尽保”，降低农业转移人口转户迁移成本；严格落实中央有关农民经营性建设用地以及宅基地出让政策，提高农民征地补偿标准，以尽可能地对冲农民转户迁移成本。四是依托现有农村社保和就业服务平台，加快形成“市―县―乡―社区”四级就业信息网，形成城乡统一的就业服务体系，确保农民能够快速、便捷地获得城市就业信息。

参考文献：

国务院办公厅.2014.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Z].李斌.2008.城市住房价值结构化：人口迁移的一种筛选机制[J].中国人口科学（2）：5360.李克强.2004.关于劳动力迁移决策的模型分析[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6）：4651.刘易斯.1989.二元经济论[M].施炜，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单菁菁.2014.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综述：回顾、评析与展望[J].城市发展研究（1）：1822.托达罗.1991.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托达罗.1994.乡―城人口流动的经济理论[M].朗曼出版公司.王华.2009.城市化进程中郊区农民迁移意愿模型[J].地理科学（2）：5056.徐爱东.2012.统筹城乡背景下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R].重庆市民建课题报告.徐爱东.2012.重庆市农民创业情况的研究报告[M].重庆市软科学项目报告.徐爱东，龙勇.2008.重庆非公有经济创业与统筹城乡发展[J].财经科学（8）：117124.朱杰.2010.长江三角洲省际人口迁移格局及影响因素[J].城市发展研究（6）：97104.BARRY R.1999.Chiswick are immigrants favorably selfselected[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181185.FAN C，ZHENG S.2011.Migration and Split Households： A Comparison of Sole，Couple and Family Migrants in Beijing，China[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43（9）：21642185.SJAASTAD L.1962.The costs and returns of human migration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70：8093.

第四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须解决四个问题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须解决四个问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城镇化发展路径正确，有利于释放内需巨大潜力，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早就预言，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影响人类21世纪的两件大事。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速度加快，城镇化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提高到目前的53%以上。

要实现“四化”同步发展，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键。推进新型城镇化，农业人口有序转移并真正成为市民是关键。现阶段，起码要解决四个问题：第一，就业问题。据统计，城镇全部就业人口不到3.8亿人，而这些人在国有部门就业的不到0.7亿人。也就是说，80%以上的城镇就业要依靠非国有部门。所以，一定要让非国有部门和国有部门获得平等的政策条件和制度环境，促进其更好更快发展，从而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第二，住房问题。改善农民工流入地的住房和基础设施条件，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将进城落户农民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让他们跟当地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公租房、廉租房。第三，社会保障问题。2014年春节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并轨的决定。这意味着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迈出了关键一步。第四，子女教育问题。目前，随农民工父母进入城镇并且年龄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孩子超过1300万，相当于城镇义务教育阶段孩子的总量，但只相当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孩子数量的10%。因此，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步伐必须加快。

严格来说，新型城镇化这个概念是在这一两年才逐渐形成并被大家接受的。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这个概念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广德福同志长期关注我国“三农”问题和城镇化发展，早在2007年就较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特色城镇化的概念框架，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的这本专著提出，中国城镇化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科学文化素养的提高

是关键，农业产业化是支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是标志，农民民生的改善、生活方式的转变和幸福指数的提升是目的。新型城镇化就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我读了书稿后感到深受启发，相信这本书将为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同时衷心希望国内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及从事“三农”工作的干部能加强学习思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察民情接地气，为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出谋划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第五篇：关于如何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调研报告

关于如何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调研

报告

根据安排，我们于今年8月，对如何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情况进行调研，先后召集市、区人社、发改、教育、农业、公安、住建、规划、民政等部门进行了座谈，深入xxx进行了调查，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一些建议。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市目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展情况

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市各县农民纷纷“跳出农门”，进城打工、经商,或者供子女上学，很多人从农村走进了城市。特别是XX年《xx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有条件的农村居民进城落户的若干意见》出台之后，进城的农民越来越多。据统计，XX年至XX年6月底，全市农业转移人口293527人，其中XX年111659人，XX年124920人，XX年上半年56948人，这些人中，80%以上集中在市、县主城区。其中进神木县城的人数最多，达38344人，其次是xx城达30811人，也有少数人去XX、西安和南方城市打工、经商。

我市农业转移人口主要构成是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城中村农民、随迁投靠人员、大中专和高中毕业生，分别占同期农业转移人口的40.5%、22.8%、9.8%和9.6%。

我市农业转移人口的数量大，实际落户的很少，有关政策落实的不够。据 XX年至XX年6月底统计，全市农业转移人口61008户、181868人中，换领城市居民户口簿的15803人，占8.7%，享受免费职业培训、保障住房、平等义务教育、社会保险和税收扶持政策的分别占15.2%、5.9%、11.8%、13.4%和2.7%。

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就业情况不良。由于文化技能偏低，又缺乏创业资金，所以，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靠出卖苦力维持生活，从事职业主要是建筑装潢、货运安装、酒店餐饮服务、商场销售以及食品、服装加工等，真正自己从事个体经营的很少，人数不到20%。进城打工农民平均月收入在1000-XX元左右，低而不稳。有的没有固定职业，找不到就业门路，在城市里流浪，个别人甚至走上盗窃、抢劫的犯罪道路。

2、居住条件不佳。绝大多数农业转移人口没有钱买房，并连好点的房子也租赁不起。只好在城乡结合部或者“棚户区”赁房，公共设施不完善，环境卫生很差，为了省钱，有的几户合并赁房。我们在xx城区调研时，就发现有4户人家11人共同租居在一院3间平房里。有的甚至是危房，存在安全隐患。

3、子女上学困难。由于学校普遍生源膨胀，他们又没有城市户口，所以子女上学报不了名，只好托人找关系，多 花钱才能入学，全市实行的15年免费教育，对大多数农村转移人口并没有得到真正实惠。

4、医疗得不到保障。因为户口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规定，农民看一般病应在乡镇医院，否则，不予报销医疗费。这给进城农民看病造成了困难。造成小病不治，拖成大病。

5、服务不能均等化。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保障体系不统一，用工单位多用少养，进城农民根本享受不到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待遇。

例如：没有资格享受经济适用房及廉价房，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低保的标准都没有市民的高，甚至连肇事死亡的赔偿标准，也远远低于城市居民。这些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出力流汗的农民工被挡在了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大门之外，真正被城市边缘化。

三、存在问题的原因剖析

1、现行户籍制度不利于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市居民。XX年，《xx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有条件的农村居民进城落户的若干意见》中规定，农村居民进城落户实行两种形式，城市居住制度和城市居民制度。截至目前，城市居住制度在全市都没有实施，农村居民进城落户只能实行城市居民制度，条件相对比较严格，要同时符合具有连续的工作且已签订了劳动合同、在城镇具有经常居住地和连续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达到规定年限等三个条件，真正能达到这些 条件的进城农民很少。XX年，xx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十部门联合发文，《关于进一步放宽条件推进有条件的农村居民进城落户的意见》对本市籍农村居民在原户籍所在县县城或中心镇有合法稳定住所和经济收入，且居住在一年以上即可选择实行居民制度，但实行两年来，真正转为城市居民的并不多。附属在原户籍制度上的城乡二元体制则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一大瓶颈。

2、部分农业转移人口不愿转为城市居民户口。首先是城中村、城郊村镇、矿产资源开发区和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园区建设涉及到的农村居民，既得利益和获得利益的期望很高，不仅自己不愿意转为城市居民，而且想方设法把已经转出去的家庭成员再转回去。神木县为了解决农业转移人口住房问题，在县城中建了“幸福家园”和“和谐家园”，幸福家园解决农村大中专毕业生的住房租住问题，和谐家园解决农村转移人口的住房问题，这些人租住或购买了住房也不愿意转户口。绥德县张家砭镇某村30多名大学生，毕业后落户张家砭镇居民户口，集体要求迁回本村。其次是农村居民不愿意放弃已有的承包地和宅基地。农村转移人口普遍存在“恋土情结”，担心离开土地就会失去生活依靠，没了退路。第三是农村居民的计划生育政策优于城市居民，夫妻双方都是农村居民的，只要头胎是女孩的，在规定时限内允许生育二胎，但城市居民严格实行一孩化；农村居民即使头 胎是男孩，大部分违规生育了二胎，处罚比城市居民轻得多，因此，在不能享受到较大利益之前，农村居民不会轻易放弃农村户籍。这也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一个因素。

3、城镇承载能力低，政府投资跟不上。全市共有建制镇125个(不含12个县区城市所在建制镇)，中心镇区人口规模超过5万人的一个也没有，人口规模超过3万人的镇只有神木的锦界和大柳塔，绝大多数镇人口规模只有3000——5000人。一般认为，小城镇人口规模只有达到5万人左右时，才能正常发挥城镇聚集功能和规模效益。我市小城镇平均人口规模小，城镇规划起点低、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没有形成吸纳农民就业的产业。因而我市小城镇不仅缺乏对企业、对经济发展的凝聚力和聚集效应，而且不能有效引导周边乡村人口就地城镇化。xx城区及其他11个县城的承载能力也很低，公共设施不完善，服务能力有限，幼儿园、学校、医院和社会保障性住房，都赶不上大量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需要。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XX年《城市蓝皮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为13万元，政府至今没有设立专项资金，投资严重不足。

四、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建议

1、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放宽城镇户籍准入条件。在今年6月26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关于《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 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指出，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结合我市实际，我们认为本县农业转移人口在本县城、乡镇、各类园区落户，全面放开，不要设限制条件。市内农业转移人口在xx城区落户条件进一步放宽，已经划入城区规划范围内的农村居民全部成建制转为城市居民；已经在城区有合法稳定职业或稳定住所的农业转移人口，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父母，均可落为城市户口；允许成年子女单独落户；各类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参军离开农村的义务兵和服役期未满10年的士官，退役后愿意到城区落户的，允许在合法稳定住所或人才服务中心集体落户。鼓励市外有本科学历的、有专业技术职称的或投资创业纳税满三年的人员在我市落户。

2、尽快实现居住证制度，畅通农业转移人口进城渠道。在全市范围内实行居住证制度，持居住证的农村转移人口可在多个领域享受市民待遇，包括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卫生、证照办理、公共交通、职称评审等，并规定从居住证持有人员转为户籍人口的具体年限。比如规定，持居住证的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工作满三年，可根据本人意愿登记为城市居民户口。

3、加快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消除农业转移人口的思想 顾虑。加快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明确农村转户进城居民在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农村居民整户或部分家庭成员在城镇落户的，在法律规定的承包期内保留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权，原承包人去世后，其法定继承人可依法继承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权，村集体及各级政府不得强制要求其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权。农村居民整户或部分家庭成员在城镇落户的，保留宅基地及农房权益，各乡(镇)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不得强制要求其退出原有宅基地及农房。农村居民整户或部分家庭成员在城镇落户，原已享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收益分配权的人员，在法律规定的承包期内，保留转户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存量资产收益分配权。帮助农村转户进城居民实现宅基地、承包土地和林地有偿退出；盘活农村转户进城居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资产权益。

4、调整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使农业转移人口享受城市居民同等待遇。一是加大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支持。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镇就业服务和政策扶持范围，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聘用农业转移人口。要进一步加强对进城农民的技能培训，鼓励他们自主创业，以小额贷款等形式支持他们搞个体经营。对就读中职学校的农村籍学生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进行学费减免包干补助，扩大对农村籍学生就读职业院校的生活费、学费补助覆盖面。二是改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的 居住条件。农业转移人口租住公共租赁房或廉租房的条件应与城市居民一样对待。同时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购买自有住房，包括经济适用房。三是改革完善社会保险政策，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统一保障标准，实现与其他城市居民无差别待遇。四是健全完善移民安置保障措施。对于因国家、省、市实施异地扶贫搬迁工程、生态移民工程、避险移民工程、城镇扩容工程和大型交通、水利等工程项目产生的迁移人口，尽可能将有条件的安置在城镇转变为城镇居民，已转变为城镇居民的，继续享受移民安置的相关扶持政策。

5、加快产业培育和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城镇吸纳农村转移人口的承载能力。首先要加强对城镇、园区和新农村社区的产业培育，强化产业支撑。一是各县区应选择3--5个重点镇，根据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和现有产业基础等特点，培养成不同类型的一业为主、多业并举的产业聚集区，吸纳农民进镇从业。二是提升现有各类园区承载力，从园区规划开始，坚持大项目带动、高科技支撑、可持续发展，使各类园区成为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创业发展的聚集区。三是结合新农村建设和移民搬迁，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把农村社区建成具有小城镇功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使农民变市民不需要“离土离乡”。

其次要增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服务功能。政府应设立这方面的专项资金，列入预算，在加大政府投资的 基础上，多渠道筹资，集中使用，建设和完善城镇的水、电、路、气、绿化、垃圾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特别要加强幼儿园、学校、医院、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提高城镇的承载能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真正使进城农民“进得来，留得住，有收入，有住处”。

6、尊重客观规律，积极稳妥地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能超越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拔苗助长。绝不能像片面追求GDP那样追求高城镇化率，更不能由政府大规模举债搞“造城运动”，否则势必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和隐患。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要尊重农民的意愿，不搞一刀切。各地要选择适合本地特点和发展阶段的城镇化模式，防止“城市病”；重点是要增强城镇人口吸纳能力和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市民化。

附：表1：xx市各县农业转移人口数量表

表2：xx市农业转移人口类型表

表3：xx市农业转移人口落实政策情况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