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诉理分析报告(0251)（大全五篇）

第一篇：案件诉理分析报告(0251)

案件诉理分析报告

A、0251号

一、案情简述

2006年12月31日武汉市大衡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司）与无锡华联精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联精工）订立合同并签署《技术协议》，由贵司委托无锡华联科技集团（以下简称华联科技）为武昌造船厂设计、制造平面拼板焊接装臵OSW-1型设备一台，合同金额217万元； 2008年1月23日，贵公司再度与华联精工订立《工业品买卖合同》并签署《技术协议》，由贵司委托华联科技为武昌造船厂设计、制造、安装、调试数控（干式）等离子/火焰切割机一台，合同金额135.2万元； 2013年12月30日华联精工向无锡高新科技产业开发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贵司支付设备加工款24.2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银行利息。

二、本案的争议焦点

（一）本案涉及两个合同，是否能够融于一个诉讼进行合并审理；

（二）华联精工诉请中24.2万元的性质；贵司拒绝支付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三）本案是否存在诉讼时效问题。

三、针对本案争议焦点的法律分析

（一）本案涉及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合并审理的相关规定，依法不应合并审理。

1、《民事诉讼法》对合并审理情形作出明确规定，本案并不符合法定合并审理条件。

《民事诉讼法》第140条明确规定：“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此外，《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即共同诉讼案件也可以合并审理。除此以外，《民事诉讼法》中再无关于“合并审理”的相关明文规定。综观本案，并不符合上述条件，合并审理于法无据。

2、本案两份合同无论在诉讼标的、价款支付、诉讼时效等方面均存在差异，系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相互间并无关联。合并审理易产生事实上的混淆，不利于厘清合同关系和适用法律，对于纠纷的解决并无实际意义。

（二）华联精工诉称贵司欠付余款24.2万元在性质上为质保金，若贵司有证据证明华联精工承揽加工的设备在质保期内存在质量问题，且长期未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贵司拒绝支付该笔货款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涉案两份合同中均作出如下约定：“余款5%为质保金，一年质保期满后付清”。华联精工将该条款理解为附期限付款约定，认为一年质保期满即满足付款条件，据此提出清偿诉请。本所律师认为原告的前述认定存在明显错误，原因在于：

1、参照《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第八条相关规定：“保证金是用以保证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对建设工程出现的缺陷进行维修资金”“缺陷责任期内，由承包人原因造成的缺陷，承包人应负责维修，并承担鉴定及维修费用，否则发包人可按合同约定扣除保证金。”据此，若华联精工交付使用的设备确实存在质量问题，且长期未得到妥善解决，贵司是可扣除该部分5%质保金用于设备维修的，但必须提供以下证据证明扣除的合理性：

（1）若主张该质保金用于维修，则既需要证明质保期内设备存在质量问题，又需要证明确实发生维修（费用）；

（2）若主张违约扣除质保金，则需在合同中作出明文约定；（因合同中无相关约定，故无法主张扣除）；

2、该条款不仅为附支付期限条款，同时也是附支付条件的条款，只有在质保期不出现质量问题或质量问题能够妥善得到解决时，方才支付质保金。

综上，在满足前述证明条件的基础上，贵司拒绝支付质保金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三）本案存在超越诉讼时效可能。

所谓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时，人民法院对权利人的权利不再进行保护的制度。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相关规定，诉讼时效一般为两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诉讼时效原则上均应从质保期届满之日起结算，而质保期又自设备验收合格后计算，鉴于涉案合同存在差异，具体而言：

1、2006年12月31日签订的合同关于设备验收合格有两种认定标准：

（1）合同生效后6个月内终验收完毕；

（2）合同约定验收合格后付合同总金额的25%，即当合同金额217万支付到95%时视为验收合格。

相对应的，该合同时效期截至日期分别为：（1）2010年7月；（2）付款至95%时当日往后推3年（质保期1年，时效2年）；若时效期已过，则华联精工的诉请便无法得到法院支持。

2、2008年1月23日签订的合同关于设备验收无相关规定，根据《合同法》第157条、158条相关规定：“买受人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的数量或质量不合符约定的合理期限内通知出卖人，买受人在合理期间内未通知或者自标的无收到之日起两年内未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符合约定”，即存在以下两种情况：

（1）合理期限未通知，视为默认验收合格。即自收到设备之日起计算，往后倒推三年为时效截止期。（大约至2011年5月，已过时效）

（2）合理期限内通知，即表明未验收，则目前尚处质保期，尚未达到支付质保金的成就条件。

四、本案存在的诉讼风险及应对措施。

（一）人民法院依职权合并审理的风险。

虽然本案不具备合并审理的条件，但鉴于本案由无锡市高新科技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管辖，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等原因，仍然存在合并审理的可能。若出现该情况，本所律师拟采取以下措施予以应对：

1、庭审中明确指出涉案两个合同的独立性，把控两份合同中关于时

效、价款支付条件等有重大差异之处，针对两份合同分别予以举证、质证，引导法官分别查明事实予以审理，使合并审理徒有其形；

2、若法院执意合并审理，且审理结果明显对贵司不利，亦可采取上诉方式维权。

（二）因举证不能导致贵司抗辩主张不能得到支持的风险。

1、若贵司主张扣留质保金系合法行为，则贵司需举证证明华联精工承揽加工的设备确实存在质量问题（用户开出证明），且贵司有书面要求其维修的函件以及对方拒不履行的相关证明；若贵司主张自行维修，需从质保金中扣除相应金额，还需提供相应维修报销票据。

2、若贵司主张已过诉讼时效，则贵司需确保，截至原告起诉前倒推两年（即至2011年12月19日前），贵司并未因涉案合同项目向原告支付过任何账款。

（三）若原告提出申请要求贵司返还保证金，贵司未做明确答复，经原告催告后14日内仍未答复的，有被法院认定为同意返还保证金的风险。（规定详情参照《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

五、针对本案的若干意见

（一）贵司需查明因涉案两份合同共计支付原告价款总额并提供相应付款凭证，以明确本案诉请金额是否准确，是否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问题；

（二）鉴于本案系在无锡审理，且贵司未能向法院提供有利证据，审判结果可能对贵司不利，建议先采取庭下调解方式沟通协调。

本分析报告系根据贵司提供给本所的现有证据分析、论证得出，并不能完全还原本案客观真实；仅供贵公司参考，不得用作他途。

第二篇：案件诉理分析报告(0251)

案件诉理分析报告

A、0251号

一、案情简述

2006年12月31日武汉市大衡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司）与无锡华联精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联精工）订立合同并签署《技术协议》，由贵司委托无锡华联科技集团（以下简称华联科技）为武昌造船厂设计、制造平面拼板焊接装臵OSW-1型设备一台，合同金额217万元；

2008年1月23日，贵公司再度与华联精工订立《工业品买卖合同》并签署《技术协议》，由贵司委托华联科技为武昌造船厂设计、制造、安装、调试数控（干式）等离子/火焰切割机一台，合同金额135.2万元；

2013年12月30日华联精工向无锡高新科技产业开发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贵司支付设备加工款24.2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银行利息。

二、本案的争议焦点

（一）本案涉及两个合同，是否能够融于一个诉讼进行合并审理；

（二）华联精工诉请中24.2万元的性质；贵司拒绝支付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三）本案是否存在诉讼时效问题。

三、针对本案争议焦点的法律分析

（一）本案涉及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合并审理的相关规定，依法不应合并审理。

1、《民事诉讼法》对合并审理情形作出明确规定，本案并不符合法定合并审理条件。

《民事诉讼法》第140条明确规定：“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此外，《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即共同诉讼案件也可以合并审理。除此以外，《民事诉讼法》中再无关于“合并审理”的相关明文规定。综观本案，并不符合上述条件，合并审理于法无据。

2、本案两份合同无论在诉讼标的、价款支付、诉讼时效等方面均存在差异，系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相互间并无关联。合并审理易产生事实上的混淆，不利于厘清合同关系和适用法律，对于纠纷的解决并无实际意义。

（二）华联精工诉称贵司欠付余款24.2万元在性质上为质保金，若贵司有证据证明华联精工承揽加工的设备在质保期内存在质量问题，且长期未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贵司拒绝支付该笔货款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涉案两份合同中均作出如下约定：“余款5%为质保金，一年质保期满后付清”。华联精工将该条款理解为附期限付款约定，认为一年质保期满即满足付款条件，据此提出清偿诉请。本所律师认为原告的前述认定存在明显错误，原因在于：

1、参照《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第八条相关规定：“保证金是用以保证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对建设工程出现的缺陷进行维修资金”“缺陷责任期内，由承包人原因造成的缺陷，承包人应负责维修，并承担鉴定及维修费用，否则发包人可按合同约定扣除保证金。”据此，若华联精工交付使用的设备确实存在质量问题，且长期未得到妥善解决，贵司是可扣除该部分5%质保金用于设备维修的，但必须提供以下证据证明扣除的合理性：

（1）若主张该质保金用于维修，则既需要证明质保期内设备存在质量问题，又需要证明确实发生维修（费用）；

（2）若主张违约扣除质保金，则需在合同中作出明文约定；（因合同中无相关约定，故无法主张扣除）；

2、该条款不仅为附支付期限条款，同时也是附支付条件的条款，只有在质保期不出现质量问题或质量问题能够妥善得到解决时，方才支付质保金。

综上，在满足前述证明条件的基础上，贵司拒绝支付质保金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三）本案存在超越诉讼时效可能。所谓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时，人民法院对权利人的权利不再进行保护的制度。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相关规定，诉讼时效一般为两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诉讼时效原则上均应从质保期届满之日起结算，而质保期又自设备验收合格后计算，鉴于涉案合同存在差异，具体而言： 1、2006年12月31日签订的合同关于设备验收合格有两种认定标准：（1）合同生效后6个月内终验收完毕；

（2）合同约定验收合格后付合同总金额的25%，即当合同金额217万支付到95%时视为验收合格。

相对应的，该合同时效期截至日期分别为：（1）2010年7月；（2）付款至95%时当日往后推3年（质保期1年，时效2年）；若时效期已过，则华联精工的诉请便无法得到法院支持。2、2008年1月23日签订的合同关于设备验收无相关规定，根据《合同法》第157条、158条相关规定：“买受人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的数量或质量不合符约定的合理期限内通知出卖人，买受人在合理期间内未通知或者自标的无收到之日起两年内未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符合约定”，即存在以下两种情况：

（1）合理期限未通知，视为默认验收合格。即自收到设备之日起计算，往后倒推三年为时效截止期。（大约至2011年5月，已过时效）

（2）合理期限内通知，即表明未验收，则目前尚处质保期，尚未达到支付质保金的成就条件。

四、本案存在的诉讼风险及应对措施。

（一）人民法院依职权合并审理的风险。

虽然本案不具备合并审理的条件，但鉴于本案由无锡市高新科技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管辖，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等原因，仍然存在合并审理的可能。若出现该情况，本所律师拟采取以下措施予以应对：

1、庭审中明确指出涉案两个合同的独立性，把控两份合同中关于时效、价款支付条件等有重大差异之处，针对两份合同分别予以举证、质证，引导法官分别查明事实予以审理，使合并审理徒有其形；

2、若法院执意合并审理，且审理结果明显对贵司不利，亦可采取上诉方式维权。

（二）因举证不能导致贵司抗辩主张不能得到支持的风险。

1、若贵司主张扣留质保金系合法行为，则贵司需举证证明华联精工承揽加工的设备确实存在质量问题（用户开出证明），且贵司有书面要求其维修的函件以及对方拒不履行的相关证明；若贵司主张自行维修，需从质保金中扣除相应金额，还需提供相应维修报销票据。

2、若贵司主张已过诉讼时效，则贵司需确保，截至原告起诉前倒推两年（即至2011年12月19日前），贵司并未因涉案合同项目向原告支付过任何账款。

（三）若原告提出申请要求贵司返还保证金，贵司未做明确答复，经原告催告后14日内仍未答复的，有被法院认定为同意返还保证金的风险。（规定详情参照《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

五、针对本案的若干意见

（一）贵司需查明因涉案两份合同共计支付原告价款总额并提供相应付款凭证，以明确本案诉请金额是否准确，是否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问题；

（二）鉴于本案系在无锡审理，且贵司未能向法院提供有利证据，审判结果可能对贵司不利，建议先采取庭下调解方式沟通协调。

本分析报告系根据贵司提供给本所的现有证据分析、论证得出，并不能完全还原本案客观真实；仅供贵公司参考，不得用作他途。

第三篇：2013年来涉法涉诉案件形式分析报告

xxx2013年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形势

分 析 报 告

2013年，在市委政法委的坚强领导和正确指导下，区委政法委团结带领全区政法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狠抓涉法涉诉信访的各项工作落实，在全区范围内先后开展了集中清理涉法涉诉信访积案活动、案件评查活动、政法机关领导干部大接访活动，从根本上改变了全区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格局，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大多数都给予了妥善处臵。

一、总体情况: 2013年，全区各政法机关共登记涉法涉诉信访案件67件，其中法院26件，检察院21件，公安分局11件，司法局无，政法委9件；共受理40件，其中法院26件，检察院14件，公安局11件，总受理率约60%，其中法院与公安分局受理率为100%。受理的案件中，有13件涉及到法院的执行问题，执行难的问题比较突出。

二、2013年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规律特点：

一是信访总量大幅提升。与2012年相比，我区的信访总量大幅提升，但政法委系统的信访量在减少。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辖区群众法律意识的提高。

二是信访案件以人访为主。在67件涉法涉诉案件中，人访占55件，来信访占12件。

法律宣传和劝阻，一意孤行，不是通过正当的渠道依法反映，而是有意将某一实事向多个部门以传单式散发，对政法机关和政法干警进行恶意攻击和报复，以达到个人某种目的。

三、我区主要的一些工作做法：

经过近几年来的工作实践，我们总结出来一些工作做法：

（一）推行首接首办制。哪个政法干警首接的涉法上访案件，就归谁办理，且要负责到底，不得中途无故换人，避免工作推诿扯皮现象，直到案件息访为止。

（二）推行案件倒查制。在哪个单位形成的涉法上访案件由哪个单位主办，不管将来人员如何变动都由原办案单位责任人负责。

（三）推行案件回访制。要求办案人员在案件办结后，定时不定时回访上访人，及时了解其思想状况，稳定其情绪，最大限度地避免重访现象的发生。强化督导，提高案件办结率，民事附带赔偿要到位。

（四）对症施治，选准工作切入点。具体工作方法：

1、“单刀直入法”。对那些案情不复杂，经做工作就可以结案的，责令办案单位和办案人员限期结案，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通过法律渠道还当事人一个公正，还当事人一个明白。

2、“联合办公法”，即对比较复杂的案件，由政法委牵头，公、检、法、司“四长”参加，一起分析案情，共同协调处理。为使当事人心服口服，还应当事人要求，让上访人反映的问题在近期内有处说、有人管、有人办。

3、“严厉打击法”。即对个别钻政策和法律空子的无理

上访、缠访、违犯信访条例和法律法规的，通过法律程序予以处臵，绝不手软。

四、解决涉法涉诉信访的对策：

（一）坚持依靠党委、政府解决问题的原则。涉法涉诉信访虽然反映的是涉及有关法律问题，但不能完全依靠法律去解决，一些问题需要依靠党委、政府协调解决，要把涉法信访工作纳入齐抓共管的大信访格局，不能孤立地就信访谈信访，就法律讲法律。要自觉服从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积极依靠党委、政府解决问题。同时，要按照有关规定接受人大、政协及纪检监察等部门的监督，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二）加强组织领导，构建“大信访”工作格局。建立健全各部门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层层抓落实的处理涉法涉诉信访工作责任制。进一步完善涉法涉诉信访工作领导小组例会和联席会议制度、涉法涉诉信访隐患报送制度、重大疑难涉法涉诉信访案协调处理制度以及督查督办、责任追究等制度，强化各部门间的协同配合，努力形成职责明确、责任落实的处理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格局。

（三）畅通信访渠道，提高信访工作效率和质量。要坚持“宜疏不宜堵、宜顺不宜激”的原则，加强接访人和上访人的沟通，预防和减少在反映问题、认定问题等环节上的争议和偏差。对重大、疑难案件，要实行领导包案，成立联合工作组，全程督办，确保问题彻底解决。对牵涉面广、情况复杂的涉法涉诉信访案，要采取“一案一策”的办法，组织专题研究，重点解剖，攻坚克

第四篇：涉诉信访案件分析思路

从近年来各地法院面临的信访实际及党委、人大、政府等部门的关注程度来看，涉诉信访已成为法院面临的主要工作，且已处于与法院的审判、执行同等重要的地位。涉诉信访案件处理的好坏与否，也成了影响社会稳定、司法和谐和群众利益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在当前，法院的大部精力被拖在了涉诉信访案件的处理上。特别是在重大活动等敏感时期，以稳控、协调、补那一世小说网 穿越小说网 网游小说网 http://www.xiexiebang.com偿等为主要内容的涉诉信访就更成了法院的重头工作。长期以来，无理访、重复访、越级访、缠访、闹访等问题，成了法院疲于应付的难题，不仅严重损害了法院形象和法律权威，也给法院正常的审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从“关注信访，解决民生”发展到今天的“信访难”，涉诉信访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其设立之初的目的和初衷何以逐渐演变为今天的难以破解的局面？本文以此对涉诉信访中的相关问题进行反思，以尝试对影响涉诉信访的相关因素做以分析，并对建立涉诉信访案件审理机制的必要性做一思考。

一、影响涉诉信访的因素分析

都说“法院信访工作是密切人民法院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手段，是维护法律尊严和树立司法权威的重要渠道。”但从近年来人民法院审理涉诉信访案件的情况来看，虽然各级法院都付出了极大的人力和财力，但越是起劲的审理，涉诉信访越是“火爆”，倒成了人民法院一个难以解脱的“包袱”。涉诉信访处理过程中的弊端也由此显现：

1、程序提起的随意性。

没有比涉诉信访案件更容易进入程序的了。复查多次的案件，仍然能轻易地通过各种途径再次进入复查程序。一般的诉讼案件要进入程序，法律都规定了严格的起诉条件和审查程序，以及相应的监督程序。而涉诉信访则不然。以申诉再审为例，新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较为明确的提起申诉的条件和审查期限，人民法院也为了增强公开性而创新了申诉听证等审查形式，使其渐趋严格和规范。但在上访人转而向领导机关上访，甚至缠访、闹访，越级上访，亦或扬言进京上访时，各级领导机关随手的签批、转办，即可轻易使案件进入再审程序。由此导致了个别诉讼案件当事人对于几年前、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的法院裁判仍然申诉不止，企图通过这种渠道引发再审。还有的案件则更是反复再审仍不能息诉。

目前多数人都将案件的质量做为涉诉信访案件上升的主要因素之一，认为是案件审理不公，才致使当事人不能服判息诉，多方寻求救济。但从申诉案件的实际审查情况来看，真正进入再审程序并被改判的也只占整个申诉案件的3‰左右。从全国法院的涉诉信访案件来看，2003年至2007年通过申诉信访使生效案件被改判、发回重审或驳回起诉的比例也仅为2.51%，申诉信访所涉及的案件存在实体处理和程序违法等问题极少[1]。另外，对信访本身的调查显示，实际上通过上访解决的问题也只有2‰，有90.5％的是为了“让中央知道情况”，88.5％是为了“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 [2]。

尽管如此，企图通过申诉使案件得以再审的上访人依然在执着地上访，究其原因应当是，涉诉信访向当事人提供了一种在法律程序之外解决纠纷的途径。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途径的随意性和便捷性，使得申诉信访案件的处理，以及整个诉讼程序，都陷入了一种极为无序的状态。法院在这里面所扮演的实际上就是“消防队员”的角色，哪里着了火就按照指示去哪里灭火。

2、处理结果的非正当性。

由于信访案件的处理没有可以遵守的规范，具体的处理结果取决于上访人与处理单位的协商和讨价还价，因而决定了信访案件从受理到解决的整个过程的极大任意性。涉诉信访的这种非规范性，使得此类案件的处理结果失去了应有的正当性。一件正规的诉讼案件，无论是一审、二审，都是经过严格的诉讼程序，依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去审理的。而当案件经过申诉上访，特别是越级上访或进京上访之后，则往往不强调程序，只强调使当事人满意，不再越级访、进京访就行，必然地导致了上访人在诉讼阶段可能依法不能获得利益，通过上访而获得了。甚至在工作无效的情况下，法院或政府自己拿钱支付给上访人，满足上访人的额外要求，谋求上访人的服判息诉。其示范效应不仅导致了更多的当事人效仿，引发更多的信访案件的产生,而且也损害了法律原有的既判力。

信访制度本身的这种局限性就决定了，使其不可能以严格规范的程序公正的处理纷争，因为“信访官员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息讼而不是公正合理的解决纠纷” [3]。信访的这种特有的价值追求直接导致了其处理结果的非正当性。

3、案件处理的反复性

在当前这种信访案件的处理模式下，涉诉信访案件的最大的弊端在于其处理的反复性，多头审查，反复审查，难以终结。程序启动的随意性决定了案件处理的反复性。实践当中对于十几年、几十年的案件，经过几次、几十次的复查处理，还批转由法院复查、再审的事例，可以说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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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信访难”，难就难在难以终结。只要当事人愿意，他随时会再次缠访、闹访、越级上访，而使得已处理的结果被反复地推翻。“重复复查，多头复查，没有终结和终局性，没有级别规定，只要就个案判决不服上访，不论一审生效的，还是二审终审了的，还是再审甚至再次审又进行了上诉审的，法律设置的救济渠道都走到了，上访县级、市里、省级、中央级等领导机那一世小说网 穿越小说网 网游小说网 http://www.xiexiebang.com关都可以批示复查，进入再审，浪费审判资源不说，法律裁判的终极性严重破坏，法律权威严重受损，社会纠纷的解决，法律都不能做出了结，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平息纠纷。这是现行信访解决机制设置上最大的隐患，法制环境的破坏，意味着国家管理会走向无规范状态。”[4]

而且，从法治的意义上来说，“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绝对禁止法官如同烙烧饼似的将案件随意翻来翻去的审理。”[5]

4、信访责任的行政性

如今各地都将信访案件的数量，及是否出现上访，做为一项硬性的考核指标进行规定。如出现上访案件，特别是敏感时期出现上访、进京访，则实行“人要回去，事要解决”，否则要进行责任追究，或“一票否决”等。

这种严厉而苛刻的责任和压力，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法院的工作主题成了“息讼”，而不再是“公正与效率”。在案件审理更多的考虑是“案结事了”，而不是“公平与正义”。当前调解成为了法院的时代潮流，即是法院面对信访压力而做出的首要选择，实践中出现的“强压硬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因为调解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法院和法官的政治风险。如不能调解或调解不成，“息讼”就成了法官最主要的目标。宁可做出不公正的处理结果，也不能因为公正审理而引发上访。实际上，“法院已经陷入了一个减少信访的外部压力→审判目的扭曲→更少的公正→社会信任的流失→更多的上访→更大的信访压力……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之中。”[6]

形成以上弊端，缘于对涉诉信访的认识上的误区：

一是将信访做为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一个渠道，削弱了司法权威。由于信访案件的提起及处理上，具有非程序性和非规范性的特征，其与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特有要求是不相符合的。其中，程序性的要求又是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特征：第一，高度的程序性使双方的诉求得以表达，便于最大限度地发现真实，使解决纠纷的决定尽可能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第二，高度的程序性使解决纠纷的过程得以展示，有利于遏制纠纷解决者高下其手，从中渔利；第三，高度的程序性便于取得当事人对结果的认同；第四，严格的程序也有“切断纠纷”的意义，它使解决的结果成为“最终的”。[7]

正因为如此，中国农民问题实证研究学者于建嵘认为，现行信访制度最大的问题是功能错位。“信访制度本质应该是收集和传达老百姓民意的一种制度设计，相当于一个秘书的角色。但现在却成了老百姓最后一种救济方式，而且被视为优于其他行政救济甚至国家司法救济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8]“这种试图用行政救济替代司法救济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在客观上会消解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这一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9]

二是没有把握涉诉信访所特有的与一般信访的不同的要求。忽略了涉诉信访的诉讼性的基本特征，将其混同于一般的“信访事件”来对待和处理。

三是实际工作中的做法使信访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正如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应星撰文所言，“信访制度是一个充满了悖论和矛盾的现实。一方面，国家一直强调要打破官僚主义的阻碍，不能对正常的上访群众搞拦堵；另一方面，国家又一再要求把各种问题解决在基层，要尽量减少越级上访、集体上访和重复上访。”[10]

而且，坚持以现有状态开展涉诉信访工作，必然地导致了诸如信访案件急剧上升、人民法院不堪重负、司法公信力受到损害、司法权威面临严重挑战、公平正义原则受到质疑等等后果。更为严重的是诉讼不再被作为解决纠纷的最终方式，而代之以信访，群众不再信仰法律而追求法律之外的上访。这显然是与建立法治国家，追求依法治国的要求是不相符合的。

因此，实有必要对涉诉信访的基本内涵进行深入分析，实现其定位的回归。

二、对涉诉信访的定位分析

从信访的发展历史来看，信访的最初的定位应当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一种方式。新中国信访制度的确立，最早可以上溯到建国初，政务院1951年6月7日颁布的《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来访工作的决定》一般被视为信访制度正式确立的起点。对该制度的演变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应星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51年6月至1979年1月的大众动员型信访。1951年5月16日，毛主席作了《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的批示，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 从领导人的意见中，我们可以看到，制度化的信访，一开始就被当成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这是信访制度的首要功能。同时它对各级党员干部进行监督，防止党的腐败堕落，以及解决社会存在的矛盾、贯彻党的政策、实现社会动员等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二是1979年1月至1982年2月的拨乱反正型信访。在这一时期，信访迅速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边缘位置走到了中心位置，信访的人数之多，解决问题之多，都是史无前例的，主要内容是要求解决大批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三是1982年2月至今的安定团结型信访。信访制度最主要的功能转变为化解纠纷、实现救济。至此，信访制度更多的被作为一种正常司法救济程序的补充程序，通过行政方式来解决纠纷和实现公民的权利救济，而且很多群众已将信访看成了优于其他行政救济甚至国家司法救济的一种方式。[11]

涉诉信访也适应了这种形势的要求，作为司法救济程序的一种补充程序应运而生，并逐步成为了信访案件中的重点，占据了绝对的比重。涉诉信访的范围和种类也被无限扩大，思想认识和处理方式也极不统一。

涉诉信访作为一个正式的概念是2004年4月26日最高法院召开的全国法院涉诉信访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的。这次会议将“涉诉信访”定义为：与某一具体诉讼案件相联系，要求人民法院完成某种诉讼行为的来信来访，主要包括告诉、申诉、申请再审。当事人对法院判决、裁定执行案件的上访、缠访、闹访、聚众访等都包括在这一概念之下。

对涉诉信访的这一定位应当是准确而精当的。因此，应当在这种定位下来明确涉诉信访的范围和种类：

1、涉诉信访，必须是与某一具体诉讼案件相联系的来信来访。

既然是涉诉信访，就必须与某一具体诉讼案件相联系。或者是认为法院判决不公，或者是有枉法裁判的问题等，要求法院解决。

2、涉诉信访，必须是要求法院完成某种诉讼行为的来信来访。

即涉诉信访案件能够被纳入到诉讼程序之中，法院可以按照诉讼程序做出相应的处理结果，而不是要求法院完成某种非诉讼行为，也不是要求法院离开诉讼程序，随意地去处理。而且，涉诉信访案件本身也应当具有程序性要求，其提起、审理、终结都应具有诉讼程序的特点。在司法程序终结之后，再就案件进行的信访，要求解决实际困难，或者给予经济上的救济等等需要行政解决的事宜，就不应当再纳入到涉诉信访的范围之内。

3、涉诉信访的主要类型应当是告诉、申诉和申请再审。

从大的方面看，主要包括申诉类信访、催促类信访和咨询类信访。其中，申诉类信访是涉诉信访案件的重要内容，即申诉人以原生效判决、裁定错误、程序违法、审判作风等为由，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的规定，向法院申诉，申请再审的案件。这类信访案件是人民法院涉诉信访案件的核心内容。而且新的“民事诉讼法”也主要是解决了申诉条件、期限等问题，为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提供了明确的程序依据。

在诉讼及案件执行过程中，当事人为催促审理、催促执行的，以及反映法院干警违法行为的，也是涉诉信访的一项内容。至于到法院咨询法律问题的，严格来说不能当做涉诉信访案件来对待。除此之外的其他问题，都不应当纳入到法院涉诉信访案件的范围。

从这个意义上说，法院的涉诉信访的内容主要是处理申诉类的信访。即审查是否具有法律规定的再审条件。符合的进入再审程序审理，不符合的予以驳回。

4、涉诉信访做为法院审判工作的一部分，仍然要坚持“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坚持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以牺牲“公正”来追求“息讼”，不是涉诉信访的审理方式和价值追求。

三、解决涉诉信访应当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涉诉信访审理机制

在当前，解决涉诉信访难题有两种模式可供选择：

一种模式是建立三审终审制度，逐步取消涉诉信访。笔者也倾向于这种模式，主要是基于以下方面的认识：

1、信访的本质决定了，它不能够成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信访也不能够替代诉讼而成为解决纠纷的最终方式。解决纠纷的最终方式只能是诉讼。

2、以规范的三审终审替代不规范的申诉再审，有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促进司法公正。

申诉再审制度，最终是以牺牲司法的权威为代价的一种制度设计，也是以追求个案的公正牺牲法制制度的一种制度设计。我国诉讼制度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即一件案件经过两审之后即为终审，立即生效。但是由于申诉再审制度的存在，两审之后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终审。相反，在两审之中不能得到的利益，还能在两审之外通过申诉来实现。司法的即判力和权威受到了申诉再审的严重挑战。一项生效判决，如果面临随时都能被通过其他方式予以变更或撤销，已经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随时都可能被颠覆，那么司法的公信力将在公众的心目中荡然无存。而申诉再审则恰恰是为随时变更或撤销生效判决而设立的。这项制度在破坏司法即判力和权威的同时，也造成案件反复再审，难以终结，使争讼的权利义务持续处于不稳定状态。

申诉再审的多渠道，也为干预司法审判提供了制度上的支持。除了法律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再审、本院发现再审、上级法院指令再审或提审、检察机关抗诉再审等等之外，党委、人大等等权力机构的批示，媒体的炒作，群体的上访或个人的越级上访、进京上访，甚至政府信访部门的批转，都将引发再审。试想，一份生效裁判作出后，其效力面临着怎样的考验!

3、实行三审终审，必须取消申诉再审制度。否则，将与二审终审制度一样，终审不终，流于形式。

既要坚持司法裁决的应有权威和既判力，又要保证合法权益的救济渠道，以规范的三审终审替代不规范的申诉再审，无疑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第二种模式是建立与信访相适应的涉诉信访案件审理机制。

在当前还不能马上取消信访制度的情况下，做为一种过渡性的处理方式，就是坚持以“程序化”为原则，以彻底解决纠纷为目的，建立与信访相适应的涉诉信访案件审理机制，以设定法定的涉诉信访审理程序来规范申诉信访案件的“无序化”状态。

1、严格涉诉信访案件的范围，克服涉诉信访的随意性。

涉诉信访案件是在司法程序中或司法程序终结后的一种救济手段，但不是保护当事人权益的决定性手段。一般而言，通过严格而公开的两审诉讼程序，已足以公正地审理案件，申诉信访和再审程序只是一种补救手段。因此法院审判工作的重点在于正常的一、二审程序，并不在于处理信访的这种补救手段上。但实践中，却相反的基于对原一、二审的完全不信任而高度重视了申诉和再审。这种高度的重视背后，却不是严谨而规范的程序和严格的执行法律，而是以“息事宁人”、“花钱买平安”或“跟踪堵截”等方式为主的“无序化”状态。因此，要重视信访案件的处理，必须遵循严格的审查程序。

涉诉信访的随意性，体现在进入程序随意和处理结果随意。新的“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的申诉再审规定了较为明确而严格的十三项条件，当前，应当严格执行这项规定，对不属于法院审理及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依法驳回。同时，对各级机关要求转办的信访件，亦应按此规定进行审查。不能硬性要求法院必须进入再审程序，也不能硬性要求对不属于法院审理的案件也由法院审查。

2、建立涉诉信访案件审理机制，必须坚持程序性原则，克服涉诉信访的不规范性。

涉诉信访作为权利救济渠道,必须走向程序化、法制化。正如罗素所说，一个现代社会,对于法律和秩序的需要是基本的,只有依靠法治和秩序才是通向稳定、自由、和谐以及真正长治久安的根本。坚持程序是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涉诉信访案件的不规范，体现在审理无程序，处理不正当。建立涉诉信访案件审理机制，主要内容也在于要使涉诉信访案件的审理要有法可依，有据可查，处理结果亦应当公正。

首先，应规范申诉复查的相关程序。申诉复查程序的不规范，特别是在申诉听证的范围、程序等方面的不规范，造成各地、各级法院在处理申诉问题上的不统一，也是申诉人不服驳回申诉的一个主要原因。建议最高法院能够规定一个明确的“关于申诉复查程序”的统一规定。

其次，对进入再审程序的，在审理中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审理程序，坚持公开审理，以防止处理结果上的随意性。

第三，对于在信访工作中形成的一些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非程序性的制度和措施，如全员信访、院长接待、联席会议等，在实际操作中也应力争使之程序化。

3、严格执行诉讼法关于申诉再审的规定，克服涉诉信访的行政性。

特别是当前有的地方党委、政府将上访作为一项硬性指标进行规定并考核的做法，是与涉诉信访案件的涉法性不相符合的，也与法律的规定不相符合的。涉诉信访，其基本的体现就是与法院审理的案件相关联，就应该遵循审理案件的要求和程序，以应有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实现来化解信访问题。

而且，上访又是当事人的权利，无正当理由不能剥夺。法院审理案件，又很难做到使各方都满意。上访应当是审理案件的一种正常现象。只要法院还审理案件，无论怎样去做，都不能避免当事人的上访。

另外，当事人也掌握到法院的这种困境，动辄以上访、曝光相要挟，干扰和动摇法院公正司法、公正审案的信念和决心，以达到其不正当利益的实现。

4、建立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制度，克服涉诉信访案件的反复性。

涉诉信访案件在程序上能够被终结，是建立涉诉信访案件审理机制的重要内容。能够被终结，才不会就一件案件反复审查；能够被终结，其处理结果才会有权威；能够被终结，其所争议的标的才能维持稳定状态，也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无休止的申诉引发无休止的复查，无休止的复查又引发无休止的申诉，直至闹访、越级上访、进京上访。这个恶性循环只有在确立信访程序终结制度后，才能得到有效的扼制。同时，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制度也能够有效地扼制重信重访和无理上访。

有学者建议，一是确立两级复查终结制，凡信访案件经过两级复查，给予明确结论的，即应视为终结，再越级上访即应视为无理上访；二是建立信访案件登记备查制度。凡是上级信访部门或上级法院受理的上访案件，应当建立登记备查档案材料，将案由、上访理由、复查结论登记在卷，对于已经登记备案而无新的上访理由重复上访的，应不予受理；三是尽快建立信访信息联网系统，将所有信访案件信息录入计算机管理系统，实现资源共享，凡是到上级部门上访的，应首先查询信访案件信息资料，对于初访的应给予受理和处理；而对于已经登记，并有两级明确处理结论，本次上访又无新的证据和理由的，应不予受理。[12]

笔者以为，除建立以上终结制度之外，还应该明确终结的程序。即对于终结的信访案件，必须进行公开听证，并明确此次处理之后，对该信访案件永不复查。而且上下级机关之间要统一口径，不给上访人无理上访以任何的希冀和幻想。

同时，还要设立相应的惩戒制度，对于已经终结的信访案件，上访人拒不执行法院裁判，企图闹访、越级上访、进京上访，扰乱社会秩序，可以采取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实际上，有的法院也已经在尝试实行信访案件终结制度。如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对于法院已作出终审裁决而当事人又反复申诉、上访的案件，经审查确无问题，法院经公开进行听证，可裁定终结信访程序。若当事人继续违法上访，可给予批评教育、司法拘留，直至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这种实践已经取得了应有的效果。

但是，建立涉诉信访案件审理机制，仅只能做为过渡时期的一个方式，但不能做为长久之计。从长远来看，由于信访本身的反制度、反程序，以及做为解决纠纷的最终方式对司法职能的损害等因素的存在，“强化信访无疑于饮鸩止渴”[13]，弱化乃至逐步取消涉诉信访，建立完全的三审终审制度，强化司法的最终权威才是解决涉诉信访难题的根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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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案件分析报告

案件分析报告范文3篇

案件是为追究刑事责任而由司法机关立案处理的案件。在中国，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批准逮捕和检察﹑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本文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案件分析的报告范文，仅供参考。

案件分析报告范文篇一：

关于XXX从工人工资扣款案的分析报告

最近，OOO矿纪委根据领导批示，对YYY转办的电话举报反映一采区书记XXX从工人工资中扣款问题进行了初核。经查，一采区支部书记XXX存在从工人工资中扣款的事实，但罚款是按职教科检查处罚制度《OOO煤矿关于下发安全培训“必知必会”考核评比办法的通知》及采区管理规定进行，未发现无故罚款和超额罚款等违规现象。案后，OOO煤矿纪委通过对其他采区的走访调查，发现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共性现象，每个采区都存在因安全培训检查不合格罚款的现象，而规定制度的贯彻学习不到位，监督环节的不完善，都可能导致群众不理解不满意，干部腐败的情况。那么我们如何来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呢。

一、基本案情

XXX，男，汉族，大专文化，1964年7月出生，1983年10月参加工作，198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xx年8月至今任一采区支部书记，正科级。

每月，职教科对采区安全培训工作的检查中，如发现笔记本不全、没有笔记、不参加技术考试和考试不合格等不合格情况，职教科都会按《OOO煤矿关于下发安全培训“必知必会”考核评比办法的通知》直接向采区罚款。负责采区安全培训工作是采区支部书记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在职教科对采区罚款后，一采区书记XXX都会按照职教科处罚的明细对笔记不合格、不参加考试等工人进行如数罚款，因现金罚款难度大，收不全等原因，而采取从工资中扣款的方式。而由于规定制度贯彻学习不够和缺乏账目等原因，造成职工不了解扣款原因，造成不满意情绪，并且缺乏监督和监管，容易形成腐败。

二、发案原因分析

XXX从工人工资扣款案所涉及的情况是我矿安全培训管理工作中普遍发生的情况，属于共性问题，此案的发生暴露出安全培训管理工作中若干工作流程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监督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制度贯彻成效较差，对于安全培训相关的制度、规定贯彻学习不足，职工对制度要求不了解不知情，更加不了解处罚的具体情况，违规被处罚后没有得到详细的告知，对于自己被扣钱疑惑不解，从而产生不满，影响工作情绪和企业安稳。

二是监管机制不够完善，管理比较混乱。从XXX从工人工资扣款案不难看出，从职教科罚款到XXX按明细扣款到上交罚款，全环节缺乏监督管理的有效机制。全程XXX都是一个人操作，并且缺乏票据和账目管理，为套取、截留提、以权谋私创造了条件。

三是职教科罚款明细缺乏公示，罚款操作缺乏票据。在安全培训工作检查中，职教科针对不合格单位进行的处罚明细并未进行公开，并且罚款缺乏规范的票据，客观上容易导致违纪违法问题的发生。

三、整改建议

第一，以案为鉴，加大制度贯彻力度。

无论多么好的制度，如果无法贯彻执行都是毫无用途的，而制度执行的前提就是贯彻落实，在日后的工作中应该加强制度贯彻的力度，利用班前会和培训课等机会对职工息息相关的制度进行传达和学习，从而让职工有规矩可守，有制度可依。

第二，加强监督，建立健全监管机制。

对工人工资中扣款的环节缺乏监督，可能会存在无故罚款、超额罚款和挪用罚款等廉政风险。建议对采区安全培训相关罚款进行跟踪监督，利用廉政风险防控三级预警系统进行及时预警，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及时优化流程，堵塞廉政风险。

第三，完善流程，推行企务公开工作。

在职教科安全培训检查工作流程中应增加监督环节，并强化公示公开，罚款要有票据和账目管理，避免管理上的混乱和个人权限过大的情况。

案件分析报告范文篇二：

为了适应现实及发展的需要，我们设置了大量的行政副职，但在实际的行政活动及效果中我们却发现由此而来的很多问题。比如机构臃肿、分工不明、效率低下;副职之间、正副职之间关系复杂，内耗严重;行政层级过多，管理成本过大;副职职责不清，角色不明等等，集中表现为副职的设置过多过滥。必须遏制“副职过多”现象。其中有三件事情非做不可：一是减事，基层常常抱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并非没有道理。所以，减事是减人的前提，政府不该管的事一定要放开，形式主义的事一定要清理，唯有这样，那些忙而无用的岗位才能退出。二是减支出，公共财政预算的“钱袋子”管住了，吃财政饭的副职“帽子”才会减少。三是畅出口，干部能上不能下，仍是当前一大突出问题，不出格、不到龄、不惹事，就难以通畅地退出领导岗位。在“官本位”的思维主导下，干部出口很难拓宽。当务之急，是要实行严格的干部任期制，届期满了必须退出岗位。

关于副职干部过多过滥问题的案例调查报告

一、案例概要

(一)案例来源

关于副职干部过多过滥问题案例来自于《半月谈》(内部版)xx年第2期。

(二)案例内容概要

最近，在陆续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副职过多的问题也再次成为代表委员的议论话题。一些地方配备的副市长、副秘书长等竟然超过了两位数。

客观上说，领导干部的职数配备有严格的规定。特别是十七大前的新一轮地方党委政府换届中，中央对地方党委“副书记”职数作出了减少的统一规定。

但是，在一些地方还是出现了副职干部过多、甚至过滥的问题，副秘书长10多个，副镇长一大桌还坐不下。其原因有三：一是减牌子难减人。一些地方启动了大规模的撤乡并镇工作，牌子好撤，但官员难消化，所以只能都挤在一个牌子下;二是增新人难减老人，干部退出机制不畅，导致干部走得少，来得多;三是挂职干部“身份需要”。虽然挂职干部不占职数，但客观上还是多出了不少带有副职名头的官员。

二、案例分析及对策

(一)案例中发现的问题

第一，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严重存在“十羊九牧”，官多民少。对于高层的领导来说，多几个副职的位子便于他们控制下属，层层设人，领导不必躬身于职工和群众当中;副职多是导致病垢百出的主因，如果一正一副或者不设副职，岂不“精壮”?副职配多必然引起权力均衡、利益均等、关系协调等问题，最后归结为加重百姓负担。荀子曰“士大夫众则国贫”。南宋的史尧弼指出：冗员多生旷职，无其事虚设其官，无其功空食其禄，坐无事之人而食有限之禄，尽无穷之欲而有穷之财。致使财政入不敷出，农民负担苦不堪言。

第二，副职过多，分工不明确，职能交叉，有利的事争着办，无利的事互相推诿，造成出勤不出力，办事效率低下。有人不无讽刺道：三分之一干，三分之一看，三分之一在捣蛋。现实中副职之间互相扯皮导致工作效率低下且从事一线工作的人手严重不足的例子却屡见不鲜。凡是副职过多，冗员过剩的单位和部门，再有能力的一把手也难调动和发挥广大干群的积极性，最终下场难逃“为官一任，山河依旧，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的结局。教人做事要精益求精，否则，即使有一千只手也解决不了问题。

第三，官多必令出多门，互相制肘，无所适从。副职也都不是省油的灯，为了一点实权也是明争暗斗，正职整天疲于平衡关系，权力要平衡，待遇要均分，利益要均摊，不能有丝毫的偏心和马虎大意。否则，矛盾不断，小事难办，大事叫你出乱。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权”力之乎也，权是角逐的最终目的。多位子可以便于他们平衡关系，你塞一个人，我也塞一个人，皆大欢喜;多位子也有利于某些有心搞腐败的领导批发官帽，坐地收钱。当然，还有重要的一条，因为多设副职的位子产生的各种成本由国家埋单，领导个人并不掏半文钱。

(二)行政管理学理论依据

第一，主体部分失灵，政府机构与人员设置的体制出现问题，现在更多的是根据上级的好恶来设置官位的多寡。管组织人事干部任免编制部门没有决策权，不管编制的手里握着使用权。编制都是行政一把手担任机构编制委员会主任;可是提拔使用干部的决定权却在党委部门的一把手;这样自然会造成管事者说了不算，不管事者说了绝对管用。有时再加上文件规定有弹性，诸如可配副职若干和可适当增配副职，无形告之副职配置可随意性，久而久之，副职便失去了限制;像副秘书长任用程序简单，又无需人大部门通过，更为副职泛滥开了绿灯。

第二，作为监管人事任免和具有选举权的人大和人大代表，有时为了一团和气和怕得罪党委政府，放弃监督权和主张权，亵渎了人民赋予的职责和权力。副职的多而滥增加了国家的运行成本，而这些成本最终要转嫁到纳税人的头上，加重他们的负担。社会上现在都质疑大量超员的副市长、副县长、副乡长是怎么能通过人大被任命的。附件器官失效也应承担责任，不能一推了之。监督者不主张自已的权力，就必然导致有权力的人滥用权力。

第三，官本位是我国旧体制带来的老病，只要没有“新药”对症下药，很容易旧病复发。比如特权思想和官官相护等，一旦发作就像流行瘟疫一样迅速蔓延。身体多病最容易被细菌乘虚而入，是贪官腐败的绝佳时机，收了人家的钱不提拨人家怕被“撕票”，违规提拔又怕出问题，只好给人搞个容易的“肥缺”(副职)，多一个少一个都无所谓，最起码不会踩红线犯错误。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第一，制度管人，法律治事，真正让法律使想犯错误的人不敢犯错，让制度使有机会犯错的人犯不了错，让正义使有机会犯错的人不愿犯错，让道德使犯了错的人自已认错，让良心使犯了错的人感到忏悔和自责。用法律和制度去约束手中的权力，改变权大于法，人管制度的本末倒置的现象，科学设置机构编制数额，精兵简政，不因事设庙，因事设人，建立高效的干部队伍。

第二，寻求良方，深化人事干部制度改革，标本兼治。对非法设置的机构和副职一律砍掉，新提拨副职采取竞争上岗，公平竞争，能者上庸者下。公生明，廉生威，只有公开用人条件，公开缺位职数，公开选拨程序，公开公平竞争，公

开竞争结果，才能让人心服口服，彰显竞争魅力。对违规提拨副职者实行追究制，负连带责任，轻者丢官，重者法办。历史不会重复它的事实，历史会重复它的规律，对待副职过多的最佳方法是对症下药，最好的状态是正常，最有效的手段是平衡，最高的境界是自然。

第三，有了法规，还要加强对执行的监督和检查。组织和人事部门对下属单位报批的干部提升报告应当严格把关，违反规定的坚决不预批准。人大和人大代表要加强对机构编制和副职设置的监督，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职能部门要自觉接受监督，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各司其职，各尽其力，有监督职能的尽到监督责任，有实施设置职能的要尽到科学合理的责任，有权力提拔副职的要尽到不违规的责任。管好一个职位，选好一个人，避免劳民伤财，提高办事效能。克服职能交叉，多头管理，造成管理成本加大，人力资源浪费。

三、分析的结论及其推论

(一)结论

民意希望政府精简不合理的官员设置、切实减轻地方财政负担、克服人浮于事弊端、提高行政效率。近些年，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要精简机构、精简人员，要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建设“廉洁、高效政府”。但不少地方政府反而越来越甚，机构设置越来越多，人员越来越臃肿，干部队伍越来越庞大，副职配备越来越豪华，干部级别越来越高，无限度、无节制、无约束地配备和任命副职的豪华阵容，副职过多过滥似乎成了一种趋势，大有蔓延扩展之势。冗官冗员似乎成了中国的一大特色。冗官冗员不仅占用了过多的公共资源，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增加了财政预算和行政开支，而且人浮于事，一些官员互相制肘，互相推诿，互相扯皮，行政效率低下，同时也助长了干部的官本位思想，和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错位，实在是弊大于利。

(二)理论及实践推论

行政效率是指公共组织和行政工作人员从事公共行政管理工作所投入的各种资源与所取得的成果和效益之间的比例关系。这里所说的各种资源，是指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以及其他各种有形无形的各种资源;这里所说的成果，是指管理成果;它既可以是有形的物质成果，也可以是无形的精神成果;这里所说的效益，既是指社会效益，也是指经济效益，但主要是指社会效益，实现公共利益的程度是衡量社会效益的主要标准。按照行政组织的一般规则，行政首长负责制是最为重要的一种组织制度。在一个行政组织中，必须也只能有一个行政首长握有组织的最高决策权力并对组织的行为负实际的责任。而在设置了副职特别是设置了较多的副职的情况下，副职必然要从正职那里分解一部分权力和责任，这样也就势必导致正职的应有权力和责任受到削弱。由于副职的增多，无论是正职还是

副职抑或下属，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调整关系，协调矛盾。增多的人员和机构造成了管理时间、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浪费，使得管理上的经费开支、人员配备、设备安排以及其他待遇等等都得增加，从而增加了政府管理的成本。

(三)感想

官职本是一种公共资源，其数量和范围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过度开发和使用就会引发诸多社会问题。解决无限度、无节制、无约束地任用干部尤其是副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待破解的沉重话题。副职过多过滥造成分工过细、职能交叉又各自独立成圈，反而愈发难以协调和统筹兼顾。它直接导致层级和环节的增多，摩擦增大，效率低下。有的事看似人人都管，实际却谁也不管;有利的事又人人抢着管，棘手的事却个个都推诿。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所谓的领导是人民公仆是观念已经异化了，异化成真正的享有特权的官僚了。其实，对于行政工作来说，金字塔的结构才是合理的结构，越处于上面的领导越是少，而需要的是大量普通工作人员组成塔基，因为决策的人并不需要太多，大量的人员是要到一线中干具体事情。如此，才能让工作有效开展，也才能体现行政效率。

案件分析报告范文篇三：

案件证据分析报告

根据刑法规定，确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无外乎从犯罪构成的四个主客观要件方面来分析，即犯罪的主体方面，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的客体方面。现针对本案抢劫罪的四个构成要件对证据的要求作一个分析报告。

根据《刑法》第263条的规定，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当场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依照刑法、刑诉法以及有关司法解释，并结合本案具体案情，认定王某、徐某抢劫罪的证据如下：

一、认定王某、徐某犯罪主体的相关证据

刑法中犯罪主体是指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实施危害行为的自然人与单位。只有行为主体具备了法定的刑事责任年龄与责任能力，才能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凡是年满14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都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故以下证据可证明本案中王某、徐某的犯罪主体资格:

(一)王某、徐某的居民身份证;

(二)王某、徐某的户口簿或户口底卡档案;

(三)王某、徐某的医院出生证明;

(四)入学、入伍等登记中及个人履历表中有关年龄证明;

(五)出生地同一区域邻居中同年、月、日出生者的父母或其他亲友证词;

(六)王某、徐某的供述及其亲属证词;

在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上述证据过程中，由于实践中经常发生犯罪嫌疑人或其亲友通过涂改犯罪嫌疑人年龄的方法逃避刑罚的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边缘年龄的查证，仅依据身份证和户籍材料是不能完全认定其犯罪主体资格的，故应取得上述证据中的第(三)、(四)、(五)项，以形成一证据链条，互相印证。

通过对上述证据的收集和固定，能够证明本案被告人王某今年26岁，被告人徐某今年39岁，在犯罪时均已满14周岁，具备《刑法》规定的抢劫罪所要求的责任年龄、刑事责任能力，故两被告人均为适格的犯罪主体。

二、抢劫罪主观方面的相关证据

犯罪主观方面是指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及其危害社会的结果所持的故意或过失的主观心理态度。

在主观方面，抢劫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故意的内容必须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关于认定本案两被告王某、徐某抢劫罪主观故意的证据有：

(一)证明王某、徐某抢劫罪主观故意的直接证据为两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1、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各被告共同实施犯罪进行了计划分工并且各人分别实施了相应的具体犯罪行为。

首先王某提出，寻找一个住人少、能包夜嫖宿的饭店，到深夜时抢劫“小姐”和饭店老板，并商定由先王某一人事先嫖宿在饭店内，到深夜时分另给徐某、李某发短信，并打开屋门让两人进屋，3人共同实施抢劫。选定目标后，王某入住饭店，并给另外两被告发短信，3人到王某嫖宿的房间，由徐某持一把刀看住阿芳，王某、李某两人则来到饭店老板孙某夫妇的房间，由王某把刀架在孙某的脖子上威逼其拿钱。

2、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证明被告人实施作案有动机、目的。

即三个觉得打工挣钱太少，手头拮据，于是想找一个省力又挣钱快的门路，由此想到劫取饭店以获取钱财。并且被告均认识到劫取钱财会造成他人的财产损失，并且在压制其反抗的过程中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但为了非法获得钱财的目的，仍然希望这种结果发生，这就具有抢劫罪的主观故意。

3、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各被告人对共同实施抢劫行为事先进行了商量，并且达成了共识。

王某提出，寻找一个住人少、能包夜嫖宿的饭店，到深夜时抢劫“小姐”和饭店老板，徐某和李某均欣然同意，并且共同商量了具体的实施方案。

4、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各被告伤害被害人的时间是在抢劫行为当时，其目的是为抢劫排除障碍，而不是为抢劫完成后而实施伤害行为。此证据可证明行为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实施压制被害人反抗的行为，符合抢劫罪的主观要件。

(二)在以上所述直接证据的基础上，、以下间接证据可进一步印证各被告的主观故意。

1、被害人陈述、现场目击证人的证言

2、事先踩点场所的现场证据即现场勘查笔录、证人证言、辨认笔录，证明被告人已按计划的内容准备工具、踩点，、印证其主观故意的心理态度。

3、提取的物证：西瓜刀、手机，能证明被告人在预谋时主观上就有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准备，以及积极按照事先预谋实施抢劫行为。

上述证据的收集和固定证明：

(一)作为自然人，被告人王某、徐某主观上具有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希望该结果的发生。

(二)对于共同抢劫犯罪，作为共同犯罪参与者，各被告人在主观上都明知自己的行为是在共同犯意支配下实施的共同犯罪行为的组成部分。

三、各被告犯罪客观方面的相关证据。

犯罪的客观方面，是犯罪活动的客观外在的表现，具体说明某种犯罪是通过什么样的行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即犯罪客体进行了侵犯，以及这种侵犯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的事实特征。

在客观方面，抢劫犯罪的行为人必须具有对公私财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守护者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对人身实施强制的方法，立即抢走财物或者迫使被害人立即交出财物的行为。这种当场对被害人身体实施强制的犯罪手段，是抢劫犯罪的本质特征，也是它区别于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和敲诈勒索罪的最显著特点。⑦

证明本案被告抢劫犯罪客观方面的证据有：

(一)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证明预谋中及在具体实施犯罪过程中使用暴力方法排除被害人反抗进行抢劫，被告人徐某持西瓜刀压制被害人阿芳，王某则使用西瓜刀这一作案工具架在孙某的脖子上威逼其交出财物，并在孙某的右手臂上狠狠地戳了一刀，以此威胁其拿钱，后孙某的妻子刘某在李某的威逼下告诉两人的钱在抽屉里。

(二)被害人、现场目击证人、旅社其他服务员的证言。证明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暴力、威胁的手段压制被害人反抗而强行劫取财物。

(三)案发现场或从各被告人身上或指认处提取的物证：西瓜刀、手机作案工具，以及搜查笔录、辨认笔录。

(四)鉴定结论。物证及其附着物上的血型鉴定、指纹鉴定、DNA鉴定、药物鉴定。

(五)作案工具等物证来源的相关证据：

1、同案犯的言词证据;

2、证人或同案犯与本案各被告人的相互辨认笔录;

3、鉴定结论，从来源处提取的同类物及物证所作的同一鉴定。

(六)抢劫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

(七)书证：伤情检验，证明被害人的伤害部位、伤口特征与各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所证明的被告人在犯罪过程中的行为及所使用的凶器能否对应。

(八)书证：医院病历资料，证明伤情检验结论的科学性。

(九)住宿登记的笔迹鉴定。

通过上述证据的收集和固定可以相互印证证明：

(一)各被告人使用了伤害他人的暴力方法相威胁;

(二)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指向的直接对象是被害人本身，而非直接指向被害人的财物;

(三)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和当场取得财物。

四、关于犯罪客体方面的证据要求

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⑧

抢劫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其行为不仅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同时也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往往造成人身伤亡。侵犯复杂客体，是抢劫罪区别于其他侵犯财产罪或者一般的侵犯人身权利罪的主要标志。

证明本案被告人实施抢劫犯罪客体方面的证据主要有：

(一)被害人的人身权利

1、户籍证明、身份证;

2、物证，提取的被害人随身携带的物品及其提取笔录;

3、书证，被害人的伤情鉴定;

(二)被害人的财产权利

1、目击证人的证言

2、被害人陈述

3、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4、书证，勘验笔录

5、物证，现场照片

通过上述证据的收集和固定证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侵犯了双重客体，即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