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镇贫困人口问题研究

第一篇：我国城镇贫困人口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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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贫困人口问题研究

作者：赵智龙 李 钒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5年第11期

[摘 要]贫困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消除贫困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经济成份、经济利益、就业方式、以及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使社会群体、利益格局和分配机制发生了显著变化。在人民群众生活在总体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拉大，一部分人率先富裕起来，同时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城市贫困人口。文章对这一群体并对其所处困境进行分析，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

[关键词]城镇贫困人口；城市化；对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第二篇：我国的人口问题

简要评述我国目前主要的人口问题

答：人口问题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严重挑战，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下面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我国目前主要的人口问题

一、庞大的人口基数

由于我国传统观念的束缚和政策上的重大失误，造成了目前我国人口数量的极其庞大和增长惯性难以控制的严重局面。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人口只有5亿多，现如今，我国的人口已超过13亿，庞大的人口压力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二、人口总体素质不高

我国是人口数量大国，但人口总体素质不高，人力资源相对贫乏，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长期以来，由于农民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较深，他们对人口质量缺乏认识，再加上农村办学条件偏差，教学质量稍低，因此形成了农村低质量人口沉积，低质量人口沉积造成地域性贫困，这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

三、人口分布不均

人口的增长离不开经济基础，反过来，经济的发展状况对人口增长也起到了很明显的作用。我国南方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吸引了内地大量人口向南方流动。相反，在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或者贫困地区，人口外流严重。虽然这些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但由于缺乏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致使劳动缺乏科技含量，造成劳动力廉价，经济发展缓慢。

四、贫困人口脱贫困难

按每年人均收入625元计算，目前，我国有约3000万人没有摆脱贫困，如果标准再增加200元，农村贫困人口是9000万，按照世界银行统计，发展中国家由于营养不良导致的智力低下、劳动能力丧失（部分丧失）、免疫力下降等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至5%。此外，贫富差距的增大将造成人们心理的不平衡，若贫富差距严重，将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五、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由于卫生医疗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人口平均寿命已由解放初期的35岁，提高到现在的71岁。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以及庞大的老龄人口规模，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六、计划生育的成绩巨大而任务艰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推行了计划生育，人口的增长得到一定的控制，但是我国的计划生育仍面临巨大的困难，一方面由于人口惯性的推动，人口总数也将继续增长。另一方面，农村受经济发展水平和价值观念的束缚，农村人口短期内不可能很快下降，晚婚晚育在农村阻力很大。

第三篇：我国人口问题与可持续发展综述

我国人口问题与可持续发展

【摘要】人口问题是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我国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关键性障碍。在对我国人口问题成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人口问题的种种表现,进而阐述我国在人口问题上采取的解决办法。说明重新审视并处理好人与自然的矛盾,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性选择。

关键字：中国人口问题、可持续发展、计划生育

前言

我国人口问题十分严重 ,人口因素很难自发地与社会其他要素相适应 ,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解决了生育率与死亡率不对称性的矛盾 ,解决了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类自身再生产不平衡性的矛盾 ,解决了家庭生育计划与社会适度人口不一致性的矛盾 ,促进了人口因素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协调与可持续性发展。但是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也带来了不少的问题，比如性别比例的严重不对等和老龄化等一系列的问题。近年来，学者和专家针对这个问题作了不少的研究和讨论。

人口安全是一种新的国家安全观。2003 年6 月12 日，在中国人口学会和中国人民大学口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人口、社会与SARS”学术研讨会上，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在《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不仅要关注国家经济安全、军事安全、信息安全，而且还要更加关注人口安全”，这是中国学者和中国政府率先提出“人口安全”这一概念，也升华了人们对人口问题的认识。

“ 适度人口 ” 即“最优人口 ” ,指既未“过剩 ”也非“ 不足 ” 的“ 最理想 ” 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率。一国(或地区)这样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率 ,可以使该国(或该地区)获得最大(或最优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福利。

影响我国人口迅速增长的原因:

在我国建国初期为什么我国的人口会增长的如此迅速，学者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综合起来可以分为传统观念因素和现代政策因素。

传统观念因素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耕文化在我们的思想上已经根深蒂固，尤其是一个靠精耕细作的农业大国，多一个人是相当与多一份劳动力，而其中的支出无非是多一双筷子而已。因此产生了人多办事好的传统。

同时，在古老的中国,小农经济与宗族制度联姻,孕育出传统的中国文化――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一个庞大的体系。生育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 “家天下” 的社会, 皇权依赖于族权,国法得意于家法,统治奉行 “独尊” 的儒学, 在 “治国” ,“齐家”两方面都与生育文化密切相关。用孟子的话说: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 这样, 孝也就是 “传宗接代” , 传宗接代, 无子不孝的伦理道德,千百年来形成了人们生育观念的思维定势,已不再是迫于社会群体规范成为个体的自觉要求, 这种生育观为中国人口迅速增长提供了伦理道德基础。

现代政策因素

在现代政策方面影响我国人口快速增长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 我国建国初期实施按人头分配粮食住房和补贴的政策, 同时人工流产和绝育受到谴责和禁止;第二, 50年代末期马寅初人口理论受到严厉批判, 从此, 人们对人口控制谈虎色变, 噤苦寒蝉;第三, 60年代盛行 “人手论” 径直鼓励人口迅速增加,在 ‘大跃进’ 运动中,人口多被说成是好事。人口越多, 手也越多, 便越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第四,“文化大革命” 中无政府主义盛行, 人口增速失控, 从1965—— —1970年连续5年创平均增长2.6%的记录。人多给我们带来的挑战

首先是人口流动和分布的挑战。人口数量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但目前的问题并非如何进一步降低生育水平,而是如何让已经生活在国土面积上的人口拥有更好的生活。人口流动和城镇化是改善人们生活水平的最直接的方式。事实上,我国正在经历着世界上最为迅速的城镇化过程,目前城镇化率为 43 %, 今后 20-30年时间内还将有超

过 5亿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转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无法阻止的历史潮流, 但我国目前城镇的公共服务体系并没有为农村人口进城做好准备,同时,农村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之后对新农村建设所带来的挑战。因此, 人口的流动和重新分布是关系中国今后发展的重大问题,国家应该从战略的角度加以考虑和解决。

其次是提高人口素质的挑战。我国人口素质有了极大的提高,但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人口素质的差距仍然很大,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落后至少 4年。目前, 我国每年约有 20-30万肉眼可见先天畸形儿出生,各种不健康人群规模巨大,心理和精神性疾患明显增加,地方病患者达 6000万人左右, 智力残疾人达 544万人。2000年 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只有 7.85年,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 4.63%。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高达 47.6 %。重学历教育轻劳动技能培训问题突出。很显然, 我国的人口素质难以满足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要求, 人口素质低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的文明与和谐和国家的综合竞争能力。

第三是人口加速老龄化的挑战。中国目前虽然还不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国家, 但老龄化的速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快的国家之一。预计到 2017年, 中国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 10 %, 达到 10.42 %;2025年达到 13.59 %;2030年达到 16.59 %;2035年会 20.13 %%。人口加速老龄化会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加大消费性人口比重,增大劳动力成本,降低储蓄率, 并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第四是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的挑战。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减缓,但目前仍然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最为丰富的时期。考虑到城镇化的影响之后,我国目前仍然需要每年为近2000万左右的城镇新增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到 2010年,我国劳动力总量将达到 8.3亿人, 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 5000万人,但就业岗位预计只能新增 4000万个左右,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缺口将继续存在。同时, 劳动力供需之间的不匹配现象日益突出, 一方面是对生产性人员的巨大需求无法得到及时的满足, 另一方面则是高校大学毕业生越来越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结构性失业问题不断加剧。日益加剧的结构性就业矛盾不仅是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而且也对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严峻挑战。

第五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挑战。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大多数省区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一直居高不下, 2009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19.45。造成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是人工选择性别的结果。持续升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必然会对将来的婚姻和家庭形成严重冲击,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要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关键是要逐渐改变人们对男孩的性别偏好,消除性别不平等,提高妇女的地位。

计划生育——人口问题的良药？

一、政策成果

中国人口出生率在 1970年为 33.43, 2002年下降到12.86；自然增长率在 1970年为 25.83, 2002年下降到 6.45； 妇女总和生育率在 1971年为 5.4 ,200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只有 1.22。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低年龄组人口的漏报可能使这一数字低估了实际的生育水平,但考虑到漏报因素后,2000年的总和生育水平也不可能超过 1.8。

二、政策的负面影响

由以上可以看出计划生育政策为我国的人口控制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但是在政策实施30年后的今天，我们也不难发现由于计划生育政策而产生的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独生子女的问题。

（一）独生子女政策及其现状

学术界也广泛展开对独生子女现象的不同领域、不同程度的研究：风笑天教授曾根据统计数据把我国独生子女人口的发展经历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9 年到1984年，这六年是独生子女人口增加最快的时期，年均增加独生子女约440 万，1979 年时为610 万，1984 已达2817 万；第二阶段从1985 年到1989 年，这五年是独生子女人口增加最慢的时期，年均增加独生子女仅为150 万左右，远远低于前一阶段；第三阶段是从1990 年到1994 年，这五年年均增加独生子女约220 万；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指出，未来的家庭将是倒置的金字塔型。截止到1995年，我国累计独生子女数达到8000 万人；到1997，累计独生子女数达到8800 万。城市多一点，农村少一点。今后，中国没有兄弟姐妹的独生子女人群会越来越多。按照中国现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未来的中国城市会形成相当多的“421”家庭：四个老人，一对父母，一个子女。

（二）独生子女比例过高给人口安全带来的隐患

中国疾病监测和伤害流行病学调查指出，全国每年大约四千万中小学生遭受各种意外伤害，因意外伤害造成的儿童死亡占儿童死亡总量的26.1%，并且这一数字在以每年7%

~10%的速度上升；翟振武根据1990 年的全国生命表推算认为全国独生子女家庭中至少有432 万家庭的孩子在25 岁之前夭折，有968 万家庭的孩子在55 岁之前死亡；桂世勋教授认为至少有8%~9%的独生子女在55 岁之前因患病或其他原因非正常死亡； 个人建议与意见

虽然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同时也给我们的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一下负面的影响，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那么我们就必须让这些滞后的因素尽量保持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那么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做一些什么是来控制或者弥补它产生的负面影响呢？

第一，人口政策要遵循人口发展规律。任何政策都应遵循客观规律，人口政策也不例外。我们在制订人口政策时，既要考虑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也要考虑人口自身的协调发展，使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口结构合理，比例协调。年代实行的“一孩化” 政策，不仅没有达到进一步控制人口增长的目标，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人口结构的不协调。作为一个人口高速增长的国家，要在短时期内扭转这种趋势，必须考虑人口增长的惯性，考虑国民的可承受能力，使之 “软着陆” 才是最佳选择。

第二，人口政策要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我们在制订人口政策时，首先应关注所有人的全面发展，在此基础上正确处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人口与资源发展的关系、人口与环境发展的关系。但是，我国 年代以来实行的人口政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只有人口生育政策的内容，没有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要求。人口政策的这一缺陷，给随后出现的生育以外的人口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困难。

第三，人口政策要有科学的人口理论为指导。没有科学的理论，就没有科学的政策，就没有科学的行动。在我国，人口理论的研究受政策的影响较大，在理论与政策的关系上，不是政策依据理论来制订，而是理论为现行政策服务，为现行政策找根据。独立的、理性的理论研究和思考较少。马寅初的 《新人口论》 受批判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人口理论从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销声匿迹，很少有人研究或发表人口理论的文章。马寅初和《新人口论》平反后，人口理论研究得以繁荣，但又基本上形成了一边倒的倾向，不同的声音很少。有的文章脱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不负责地宣称中国的适度人口是 9亿，甚至 6亿，好像中

国的人口问题就是控制生育问题，而且越少越好。— 年间实际工作中出现的 “一孩化” 政策，与这种理论氛围不无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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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我国城市贫困成因的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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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城市人口贫困成因及对策的研究综述

摘要：

贫困问题作为各国理论界研究的重点，其研究额历史已有几百年之久。而前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农村贫困展开，很少关注到城市人口的贫困问题。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特别是最近几年，由于下岗、失业人数不断增多，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起来。本文所指的贫困是温饱型贫困，即人的基本生存条件（衣、食、住、行、医、教等）的缺乏。本文由城市人口的结构分布、贫困的范围，深入分析了城市人口贫困的成因，并根据成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便更好地解决我国的贫困问题。

关键词：城市人口，贫困，特征，成因分析，对策

一、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结构分布

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结构大致可分为四个类型：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文化程度和从业结构。

(1)年龄结构

在城市贫困群体中，不同年龄阶段的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贫困。其中，高龄特困老年人的比例大大高于低龄特困老年人。据一项调查结果表明，500名城市特困老年人平均年龄为76.2岁，其中60～70岁的占15.8%；70～80岁的占32.4%；80岁以上的占51.8%。这是由于在退休后的老年人中，一方面，低龄老年人往往能够从事一定的再就业活动，从而增加了收入；另一方面，从时间上说，由于工资调整及通货膨胀等因素，退休时间越早，退休金水平越低，尽管政府给予了一定的价格补贴，但从总体上看，退休金的增加幅度低于物价与工资的变化幅度，这样，退休年份越早，老年人退休金的工资替代率水平就越低。所以，在年龄上，必然会呈现出年龄越增长，低收入的特困老年人的比重就增加。此外，由于物价上涨，一些依赖退休金的老人也处于相对贫困状态。

(2)性别结构

在城市贫困人口中，女性贫困人口的比例往往高于男性。据全国各地对失业下岗职工调查显示，在下岗职工中女性一般超过50%，在纺织行业甚至达到70%以上。而从老年人总体上看，女性老年人的退休金收入水平普遍低于男性老年人；即使是女性老年人再就业的收入水平也普遍低于男性老年人。而在特困老年人中，女性老年人的比例也高于男性老年人。在无收入老年人中，女性比例高达89.3 %；而在低收入老年人中，女性老年人85.4%。不难看出，在低收入的老年人群体中，女性老年人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老年人。这不仅是女性老年人中存在的问题，而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就业者中，这种男女收入上的差距，也是普遍存在的。

(3)文化程度

据全国各地对失业和下岗职工调查表明，下岗职工文化程度普遍低下，初中和初中以下的至少占60%。另据昆明市1997年对数十个国有企业13785名下岗失业职工的调查显示，小学、初中、高中学历的各占14.7%、44.7%和30.6%，大专以上学历的仅占10%。（注：该数据摘自《昆明市总工会关于市属企业下岗职工及再就业的调查报告》）。

(4)从业结构

在不同的行业存在不同的收入差距，这是无可非议的，而在同一行业中，同样存在由于从业者角色不同，而导致的收入差距。以一组数据为例：1994年企业管理人员平均工资为6737元，国有经济单位职工平均工资4141元，两者相差2596元，其中处级管理人员比职工平均工资高4577元，科级高3399元，科员高2044元；与集体经济单位企业平均工资3212元相比，则总计平均高3525元，其中处级高5506元，科级高4328元，科员高2973元。1996年国有经济单位经营人员收入为5519元；集体经济单位为16248元；其他经济单位为51129元；而同期其相应的职工收入为6280

元；4302元；8261元；两者相差分别为：2.5倍；3.8倍；6.2倍。由此可以得出，在企业管理人员的工资收入明显高于职工工资收入，两者差距接近40%。（注：于祖尧主编《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个人收入分配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版。）

在个体和私营企业数量多的地区，私营企业主与雇工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当悬殊，而且随着雇工人数的增加，其收入差距也相应拉大。雇工规模在10～30人，雇主与雇工的收入差距在15～40倍；31～50人的差距在40～70倍；51～100人的差距约65～130倍。（注：于祖尧主编《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个人收入分配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版。）据浙江省温州市的一项调查，在一般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21倍；在具有百万资产以上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79倍。（注：李培林主编《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在国有、集体、还是其他经济单位，在同一行业中，由于其职位不同，或扮演的角色不同，也会致使收入差距拉大，进而导致贫困产生。

二、我国城市人口贫困的范围

城市贫困人口主要包括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和低收入的贫困人口。目前主要包括以下三类人群。

第一、以老弱病残和“三无”人员为主体的城镇脆弱者群体。这是目前城镇居民中最困难的群体。包括无固定职业、无固定收入、无生活来源的城镇居民；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扶养或赡养人的老弱病残孤等城镇居民；退休人员群体，以及政府管不上，企业靠不上，家庭顾不上的“三不管”人员群体，如失业期满而无法重新就业者，已领失业保险而不能保障家庭基本需求者，没有参加失业保险或不够失业保险条件而生活困难者。

第二：下岗、失业人员群体。这是目前我国城镇贫困人口中最为集中，最引人注目的群体，是城镇贫困人口的主体。另外还有一部分群体属于隐性失业者，如企业效益差或亏损企业，长期拖欠职工工资，或职工长期拿不到全工资，仅靠企业所发的微薄生活费维持生计。如果再考虑他们所赡养的人口，则贫困人口还要增大。

第三：城镇外来“打工仔”群体。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城乡差别的利益驱动，使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镇，加之现行户籍制度的限制，外来劳动力在当地城镇很难受到平等对待，他们在入户、入单、购房、就业等许多方面受到各种人为的限制。

三、城市人口贫困的成因分析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出现的原因，一是企业方面的因素，二是家庭方面的因素，三是国家政策方面的因素。

第一，企业方面：目前亏损和双停企业主要集中在：①军工企业，由于历史原因，它们大多地理位置差，产品特殊，进入市场相对困难，转产难，经济效益普遍差，亏损严重，资产负债率高。②轻工、纺织、机械、建筑、煤炭等企业，由于受市场竞争冲击，这些企业被一些无负担，又具有强烈的市场竞争机制和适应能力的企业，个体和私营企业所冲击，加之企业本身人口多、负担重、设备老化、原有体制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改制难度大，导致企业的生产经营极度困难，处于停产、半停产、破产、倒闭的状态。③另有一些中小企业，由于企业领导人经营决策失误，重复投资，管理差，经营不善，加之一些领导人滥用权力，以各种方式贪污、侵吞企业资产，导致企业破产。

现阶段，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亏损、双停企业和破产倒闭企业中，因此，企业效益下降，亏损增大，破产倒闭是城镇贫困人口形成的最直接原因。工资性收入是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职工的最主要来源，一旦工资得不到保障，生活就难以为继，而且下岗、失业人员群体的出现，加剧了城镇贫困人口的增加，成为贫困人口的主体。

第二，个人和家庭方面的因素对城市贫困有重要影响。在亏损和双停企业中，特别是那些煤炭、轻工、纺织等行业常常是一家几代人在同一企业工作，拖欠工资对这类职工家庭影响更大，其生活尤为困难，甚至出现因生活无法维持而吃野菜、捡破烂、卖血等现象。不难理解影响城镇贫困的个人和家庭方面的诸多因素，如家庭规模、家庭年龄结构、劳动适龄人口的文化素质、专业技能、竞争能力和适应能力，就业者的身份（全民、集体、个体等），职业性质（固定工、临时工）、职工种类、行业、就业者的平均收入等等。

就贫困结构看，人口越多，就业人口越少的家庭，其贫困程度远高于其他家庭，换句话说贫困率与家庭人口成正比关系。未成年人和老龄人多的家庭，会使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增加，从而加重了家庭的生活负担。家庭适龄人口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也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家庭劳动者的文化素质低，无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其择业渠道狭窄，即便就业也只能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作业、收入较低，相反，文化素质高，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家庭成员极容易找到工作，且收入也较高。第三，客观政策因素影响。宏观政策对城镇贫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社会保险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就业政策和物价控制。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在一是社会保障能力滞后，目前的社会养劳和失业保险主要集中在城镇，但由于各地劳动保险部门普遍采取的是统筹费用差额收缴和差额拨付的方式，因而普遍存在企业拖欠或无力支付职工的全额退休金的现象。现阶段的社会保障不仅覆盖面小，而且对贫困户救助的能力十分薄弱。二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滞后。我国许多地区现有的城镇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是一种多部门交叉分管、企业自管、条块分割的分散管理体制。劳动、人事、财政、卫生、保障等部门及一些行业主管部门都参与管理，但缺乏一个综合协调部门来统一组织和领导。尤其是随着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迅猛发展，应亟待建立相关的制度加以规范。

在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尚不高，可供分配的资源还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人们收入差距的全面扩大，高收入阶层的形成，必然会导致一部分人收入低下和贫困。

我国的劳动就业制度改革严重滞后。地区性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造成了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镇，而在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低，还不能有效吸纳外来劳动力的情况下，必然会产生大量的城镇贫困人口。同时，传统的“低工资、高就业”的就业体制已无法发挥原有的作用。国家对新增剩余劳动力难以全面安置，由于没有收入来源，使一部分人生活陷于贫困。

在通货膨胀条件下，人们高水平的消费中，需求得到低水平的满足，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绝对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下降。由于日用消费品中的食品类占更大比重，导致城镇贫困户食品类开支的增大，贫困问题更为突出。

四、解决城市人口贫困问题的对策

城镇贫困事关社会稳定，国家对此更应给予相当的关注和帮助。由于城镇贫困因素是多方面的，这些因素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因此，需要从多角度，多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

1、大力实施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证城镇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一项宠大的系统工程，决非短期内能完成。所以，为贫困者提供直接的生活保障，是短期内改善贫困者生活状况的有效手段。在实行了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同时，形成以财政投入为主体，以社会捐助为补充的贫困补给制度，采取发放救济款、救济物、食品券等形式。建立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为重点，以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和补充的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明确国家、用人单位和职工的权利与义务，规范三者共同筹措的保障金，使养老、医疗、下岗、失业都有社会保障，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得到应有的补偿，逐渐解脱贫困。

2、转变观念，立足劳动就业制度改革，解决好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在为贫困人口提供直接生活保障的同时，应加强对城镇贫困人口的发展援助力度，努力增加就业，提高贫困者的自身发展能力。发挥居委会、街道办的积极作用，再就业应优先考虑贫困户，尽可能给予优惠条件。再就业办公室或再就业服务中心应积极鼓励贫困者自谋出路，充分发挥其特长。条件许可时可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贫困者参与建设，以扩大收入来源，也可发展社区服务等第三产业，拓展就业渠

道，扩大就业面。形成一个以政府引导，职工自主选择和自求发展为主，个体和私营企业为补充的再就业体系，从而最终解决其生活贫困问题。

3、建立相应的就业培训引导机制，培养和提高贫困人口的专业技能和文化水平，提高他们的择业观念、竞争上岗能力和适应能力。要着力提高贫困家庭成员的文化素质，包括学生上学，就业者的岗位技术培训等，提高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增强自身脱贫致富能力。有关部门应根据择业实际组织贫困人口进行相关的培训，并引导他们实行跨系统，跨行业就业，鼓励他们到非公有制就业，以达到劳动力资源的优势互补和自由流动。

4、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提高企业效益，妥善安排下岗分流人员。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就是让亏损企业起死回生，重新焕发生机，让微利企业提高市场竞争能力，提高经营效益。由于亏损企业境况不同，就必须充分考虑职工群众的承受力，考虑到政策的连续性，顾及到企业历史形成的困难。政府部门应对困难企业在生产经营方面给予更多、更实在的关心和支持，在涉及到有关经济政策、贷款、债权债务清偿等诸多问题上，应充分发挥行政职能作用，为企业排忧解难。

5、严格控制市场物价大幅度上涨。市场物价是人民群众密切关心的问题，物价上涨，导致人们的预期收入下降，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严重时会使居民恐慌，抢购风潮席卷而来，对社会安定构成威胁。据统计，物价涨幅超过10％，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将受到很大影响，对贫困家庭影响更为严重。因此，在物价政策上，要兼顾贫困人口的承受能力，以保证价格变动不会使贫困家庭的生活水平下降，与此同时，应加强市场物价管理，防止乱涨价、欺诈行为等。

五、总结

城市贫困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应该予以足够重视。一方面，它会造成劳动力资源浪费和GDP的损失。无业所导致的贫困，实际上是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不能被开发利用。劳动力资源与一般的物质资源不同点在于其不能被储藏，且可开发利用的时间约为30-40年，不及时开发利用不仅会浪费这一宝贵的资源，而且，为维持劳动力资源的生存，还可能要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城市贫困问题的存在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加会拉大收入差距，引发一些社会问题，进而影响经济发展。同时，贫困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增加，不仅会影响该群体的消费，还会影响其他群体的消费预期，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

所以提出解决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要“两手抓”：一手抓生活保障，另一手抓促进就业。促进就业是积极的、根本的脱贫手段。对贫困的无业人员来说，生活的压力使他们再就业的积极性高过其他群体，在享受“低保”与就业之间，他们宁愿选择后者。因此，城市政府要重视为贫困人口主动参与反贫困创造条件，并采取积极的就业政策，帮助城市贫困人口摆脱贫困。

【参考文献】

[1] 徐勇《城市特困老人生活及最低生活保障机制》载《上海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2] 关信平《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01-01

[3] 苏勤 林炳耀 刘玉亭 《面临新城市贫困我国城市发展与规划的对策研究》载《中国报刊杂志大全》2003年： 17-21页

[4] 张翠芳《我国城市贫困人群的成因与对策分析》载《计划于市场探索》2003年第06期

[5] 钱林 《当前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载《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01期

[6] 姚雪萍《转型期我国城市贫困的特点、成因以及反贫困的对策探析》载《改革与战略》2007年第12期

[7] 王春萍 《可行能力视角下城市贫困与反贫困研究》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8-12-1：168-177页

[8] 高云虹 《中国转型时期城市贫困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9-9-1 ：40-107页

第五篇：浅谈我国人口问题与可持续性发展

浅谈我国人口问题与可持续性发展

人口问题是当代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数量多、增长快、可耕地少、国家底子薄，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人口增长过快，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民族素质的提高。从而造成社会再生产投入不足，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认真分析研究我国目前的人口发展现状和特点，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控制人口的高速增长,提高人口的整体素质，已成为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一、我国人口的主要特征

1.人口众多，绝对增长量大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庞大的人口数量一直是中国国情最显著的特点之一，2008年末我国人口已达到13.28亿，占世界人口的20﹪、亚洲人口的33﹪。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还未公布，预计十二五期末，我国人口总量将达到13.9亿左右，城镇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突破7亿，人口城镇化率超50﹪，城市人口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总人口54167人。由于当时社会不稳定、生产发展的需要、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以及对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致使人口迅速增长，1969年已达到80671万人。面对严重的人口问题，从七十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使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到2003年，已下降至12.41‰。目前，中国已基本实现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虽然下降，但因为基数太大，所以人口总数还在不断增加，比如说平均年龄是70岁，25岁结婚生子后也会是三代同堂，因此，人数是在增加的，一般要先进入老龄化后，人数才会慢慢减少。

2.地区分布不均，城乡结构倒挂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密度较高的国家之一，每平方公里的平均人口密度为 1

137人。但分布颇不均衡：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密集，每平方公里超过400人；中部地区每平方公里200多人；西部高原地区人口稀少，每平方公里不足10人。从城乡分布来看，2004年末全国城镇人口达到54283万人，占总人口的41.76％，乡村人口为75705万人，占58.24％。

3.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

婴幼儿性别比居高不下，未来婚姻挤压会日趋严重 ：人口出生性别

比正常值一般在103到107之间。但我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却迅速攀升。大多数省区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一直居高不下。2009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19.45。

4.老龄化加剧

中国目前虽然还不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国家，但老龄化速度

已成为世界上最快的国家之一。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我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2008年的抽样调查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8.3﹪，与五普相比又上升了1.3百分点，这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国家行列。预计，2017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0%，达到10.42%。

二、我国人口目前面临的安全隐患

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毫不例外地要过人口关,既要解决人口

数量对发展的制约,又要迎接人口对发展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质量是在人口数量得到有效控制,人口质量得到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的。人口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既有数量问题,也有质量问题,但现阶段数量制约是主要的。我国人口过快增长表现为四大显著特征,即人口基数大、净增长量大、持续增长惯性大、人口对生活资料的绝对消耗量大。人口基数庞大成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的、根本性的制约因素。

1.人口基数巨大且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中国人口总量早已超过最优规模（7亿到10亿之间），正逐步向安全

警戒线（15亿到16亿）逼近。

2.人口素质亟待提高

出生缺陷发病率处在较高水平，普通人群面对传染病和慢性传染病双

重挑战，且人口文化素质不高，整体受教育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1994年，发达国家婴儿死亡率为33.8％，我国到2024年才可能降到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

3.人口结构凸现新的安全隐患

一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常；二是人口的城市化越来越严重，大批农村

人口逐渐向城市转移；三是老龄人口比例讯速上升。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00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到6.96％。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7％，即为老年型人口结构类型，那么2000年我国已经开始迈入老年型社会的门槛。

4.环境污染日益加重

我国环境的现状是“局部改善，整体恶化”，主要原因是人口过多、经济发展中的短期行为和落后的生产方式造成的。1998年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世界上1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我国就占了7个。因为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人的发展必须同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同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由于人口的高速增长，人们从自然环境中摄取的物质和能量不断增加，而且在许多地区已经超过了自然环境的承受量。滥垦滥伐，毁林开荒，土地荒漠化、盐碱化现象严重；过度抽取地下水，使地下水位下降，并引起地面下沉；工业和农业排放出来的“三废”严重污染环境；城市人口的不断膨胀，造成交通拥挤、汽车废气、噪声的污染不断加剧，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近年来，强沙尘暴在我国发生率呈急速上升趋势，发生次数由20世

纪50年代平均每年5次增加到现在的23次。由于围湖造田、围海造地，我国沿海地区滩涂湿地已经减少了1/2，三江平原的湿地已经减少了3/5；酸雨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1/3，七大水系1/3以上河段被严重污染；全国农田污水灌溉面积比80年代增加了1.6倍；城市大量垃圾仅有少数经过无害处理，“白色污染”严重。人口的过量增长和对生态资源的掠夺性开

发，导致自然生态环境继续恶化，自然生态的自我修复能力被淹没，这导致了生态环境恶化的恶性循环。如此下去，将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5.人口的流动性增强

我国人口的发展在不同的地区呈现不同的特点，总的说来，农村地区人口发展的速度高于城市，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高于东部地区。由于人口发展的地区差异，造成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严重，大批农村富余人口涌进城市。随着城市人口数量的急剧膨胀，人类消耗的各种生活资料会越来越多，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

6.人均资源越来越少

虽然我国耕地、森林、草场等资源的绝对数量都居世界前列，但人均资源的数量较低。如我国人均耕地仅为0.09公顷，相当世界平均水平的1/4；我国森林覆盖率为13.94％，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0％；我国多种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的1/3。众所周知我国是世界上生产粮食、棉花最多的国家，油菜籽、猪牛羊肉的产量也居世界第一位，糖料、大豆、茶叶、花生的产量均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拥有量却都很低。

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污染严重，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20世纪以来，伴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资源、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甚至开始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首选必须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如果人口盲目地膨胀，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不仅难以满足当代人的生活需要，而且势必破坏资源与环境，危及后代人的生存与发展。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中，人口是关键，必须把人口问题摆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鉴于人口在持续发展问题上所处的特殊地位,我国人口的现实态势及其在制约我国持续发展诸因素中的作用,决定了现阶段实现我国的持续发展必须以控制人口数量、平抑人口的过快增长趋势为突破口。因而,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将为我国人口素质的逐步提高创造必要的条件,进而从整体上为缓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增强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内涵发展能力奠定初步基础。

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巨系统,由于人口过快增长,导致系统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无序状态,要使这个巨系统由无序向有序演化、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演化,其基本条件是各子系统之间要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协调这个巨系统各子系统发展的战略,因为这一战略从人类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的全过程中全面、系统、综合地考虑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这一战略,可以使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者协调发展,获得最佳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人口问题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1.控制人口数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将关系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中华民族未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定为基本国策。在一定的社会发展时期，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社会各项事业所需要的劳动人口数量总是一个可以计算的有限数量。而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导致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社会负担加重、就业率降低等，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党的十六大，总结了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使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宝贵经验。强调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使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因此，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增长，是协调我国人口与环境、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的首要问题。加强计划生育工作,把控制人口数量的工作纳入国家和各级政府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和计划,并置于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

2.提高人口素质。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就已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发展教育和

科学，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基础。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统一人们的思想，深入持久地开展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民主法制教育、纪律教育，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的高素质的有用人才。” 只有全面提高人口素质，社会、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人民才能自觉地降低生育率。这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促进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只有全面提高人口素质，才能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中，遵循客观发展规律，在自然规律及经济规律指导下，合理地利用资源，保护环境，保证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使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真正落到实处。

3.增强忧患意识。向全体公民宣传全球环境与发展形势和中国持续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前景和基本对策,增强忧患意识,树立人类与共生、环境与发展协调共进的整体观念,明确持续发展的目标,增强全社会对持续发展的信心和责任感。逐步改变人们对男孩的性别偏好，消除性别不平等，提高妇女地位。

综上所述，只有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使人的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使人的素质水平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并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田方,林发棠.中国人口迁移.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

[2]《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

[3]徐效波等.控制人口是改善中国持续发展环境的关键。“21世纪中国的环境与发展研讨会”论文选集.北京: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