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解读：血缘立法的经典

第一篇：唐律解读：血缘立法的经典

摘 要：唐律是中华法系的经典，更是血缘立法的经典。唐律直接以血缘关系主体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条文有77条，涉及唐代行政、民事、婚姻、家庭、继承、刑事、诉讼等各个方面；其他法律关系主体如凡人、奴婢、良人、皇帝等也以血缘为依据确定，因此唐律的血缘主义特征是特别明显。血缘与唐律的密切关系根置于唐代的自然经济结构、专制政治结构和亲尊文化结构，血缘关系透过家庭关系、生产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转化为法律关系。血缘与唐律的结合表明，血缘关系既是法律调整的对象，也是法律调整的基础。血缘关系与法律关系的融汇，是中华法系一大特色，研究血缘立法，是丰富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创新中华法系的前提和基础。

关键词：唐律；血缘关系；自然经济；家庭；中华法系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唐律依血缘关系展开，血缘关系是唐律调整的主要社会关系

唐律502条，直接以血缘关系主体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条文77条；其法律关系主体有家长、尊长、祖父母、父母、夫、妻、妾、嫡、庶、继、子、孙、伯、叔、兄弟、姊妹、外祖父母、袒免亲、慈母、亲、弟子、兄弟之子、同居、缌麻、小功、大功、期亲、斩衰、良人、部曲、奴婢、主司、官、里正、县令、府主、刺史、皇上、皇后、师、凡人等，相当一部分法律关系主体是直接以血缘关系主体作为法律关系主体；“凡人”也是一个间接的血缘关系概念，因为“凡人”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或血缘较远；“部曲”、“奴婢”、“贱民”、“良民”等法律关系主体实质上也是按其血缘划分的；皇权也是依据血缘来行使的，皇帝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是百姓的父母，“然王者居宸极之至尊，奉上天之宝命，同二仪之覆载，作兆庶之父母。”[1](p.6)实际上帝位是依血缘取得的。上帝之子是虚，皇帝之子（开国皇帝除外）是实，唐律之目标首先是维护“龙”种的繁衍和特权，撩下神秘的重幕，最后看到的是血缘。因此应该把对其他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理解为血缘主义在唐律中的间接体现。[2](p.32～35)

第一，血缘是享受特权的法定依据。不仅皇帝的直系血缘亲属享有特权，而且亲属的亲属也因血缘而享有特权，“皇后小功以上亲”犯死罪，要奏请皇帝，由皇帝格外开恩。较高级别的官吏也可以依血缘荫及亲属，如果亲属犯流罪以下，法定减一等处罚，“诸七品以上之官及官爵得请者之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各从减一等之例。”七品以上官之亲属犯流以下之罪，不仅可以减等处罚，而且还可以用财物赎罪，“若官品得减者之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听赎。”[3](p.34)总之，皇亲国戚、高官显贵及其亲属因血缘关系，可通过议、请、减、赎而逃避法律的惩罚，同罪而异罚。

第二，血缘关系是定罪量刑的标准。实施同样的行为，因行为对象与行为人的血缘关系不同，法律责任就不同，一是有罪，一是无罪。以告发他人犯罪为例，“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4](p.432)“诸告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虽得实，徒二年；”“告大功尊长，各减一等；小功、缌麻，减二等；”“其告事重者，减所告罪一等”[5](p.435)，祖父母、父母犯了罪，或者有危害子孙本人的行为，子孙不得向官府告发，告者一律处死，不告是子孙的法定义务。告发其他有血缘关系的近亲属，即使所告情况属实，也属法律禁止之列，也要依亲等处刑，可见告有重罪，不告无罪。但如果对与自己没有血缘的人，或血缘较远的人，知道其有犯罪行为，则必须向官府告发，不告有罪，“诸强盗及杀人贼发，被害之家及同伍即告其主司。若家人同伍单弱，比伍为告。当告而不告，一日杖六十。”[6](p.449)

充分体现血缘是定罪依据的是对侵犯皇权行为的处置。表现之一，如果亲属犯谋反、谋叛、谋大逆等罪，必须告发，大义灭亲，告发是法定义务，[7](56～61)“诸知谋反及谋大逆者，密告随近官司，不告者，绞。谋大逆、谋叛不告者，流二千里。知指斥乘舆及妖言不告者，各减本罪五等。”[8](p.427)表现之二，若家人犯罪，不论其他家人是否知情、是否参与、是否首从和是否故失，只因罪者与家人有血缘关系，“除恶务尽”，近亲要斩，远亲要流，物财没收，“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岁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异。”[9](p.321)“ 诸谋叛者，绞。已上道者皆斩，妻子流三千里；若率部众百人以上，父母、妻、子流三千里.”[10](p.325)，这就是依据血缘而形成的“缘坐”。

第三，血缘关系是取得所有权的依据。唐律不承认家庭成员个体的民事主体资格及民事权力能力，以血缘为基准划分私人财产所有权，并由父亲行使。祖父母、父母在世时，禁止子孙分割家产和分户居住，“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11](p.236)父母去世后三年内，仍不能析产分家，“诸居父母丧，生子及兄弟别籍、异财者，徒一年。”[12](p.236)对于家中的财产，晚辈不能私自处理，“诸同居卑幼，私辄用财者，十疋笞十”。[13](p.241)

第四，血缘关系是婚姻成立的要件。婚姻大权由家长操纵，除特殊情况外，一般要告知家长并听从家长的意见，“诸卑幼在外，……未成者，听尊长，违者，杖一百。”[14](p.267)唐律规定，同姓不婚，良贱不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一年。缌麻以上，以奸论。”[15](p.262)，“诸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徒一年半，女嫁，减一等。离之。”[16](p.269)“诸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违者，杖一百。官户娶良人为妻者，亦如之。良人娶官户女者，加二等。即奴婢私嫁女与良

人为妻者，准盗论；知情娶者，与同罪。各还正之。”[17](p.270)“若婢有子及经放为良者，听为妾。”[18](p.256)

第五，血缘关系是取得继承权的依据。[19](92～94)继承分财产继承、宗祧继承和爵位继承三类，而继承的一般规则按血缘确定。财产继承的法定继承方式是诸子平均继承，继承人死亡的，由其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或转继承。“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兄弟亡者，子承父分。”[20](p.241)

没有生育的人，为了延续血脉，可以从同宗中过继收养，“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21](p.237)如果收养下等人的子女为子孙，则要受罚，“诸养杂户男为子孙者，徒一年半，女.杖一百”。[22](p.238)

第六，血缘关系是行政管理的重要依托。[23](15～18)唐律按血缘构建了户赋制度，一个直系血缘近亲群体为一户，家长是责任人，承担交征税役的责任，“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无课役者，减二等。女户，又减三等。”基层官员若脱漏户口，也比照家长的责任，按血缘家长责任类推，体现了立法者对血缘的依赖和重视，“诸里正不觉脱漏增减者，一口笞四十，……若知情者，各同家长法。……诸州县不觉脱漏者，县内十口笞三十，……若知情者，各同里正法。”[24](p.231.233)

唐律规定，官员的家属如果接受官员下属的物质利益，官员和家属要处罚，“诸监临之官家人，于部有所受乞、借贷、役使、卖买有所剩利之属，各减官人罪二等；官人知情与同罪，不知情者各减家人罪五等。其在官非监临及家人有犯者，各减监临及监临家人一等。”[25](p.227)血缘与唐代的经济结构：自然经济的绝对优势

“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事物的物质生活关系，”[26](p.82)那么首先应从唐代经济的“历史真实”中，去探求唐律血缘色彩浓厚的根源。唐代经济是一个什么景象？从经济结构看，唐代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时期，“唐定州何明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居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资财百万，家有绫机五百张。”[27](p.1875)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唐代的商品经济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整个唐代的经济结构看，商品经济仍处于萌芽状态，因学术界多有定论，此不赘述，在这里我只引用一个已大众化的命题：农业居于绝对的优势，工商业仅仅是零星的点缀，在唐代，仍是典型的自然经济。在这种经济背景下，“他们靠自己家庭的帮助，在自己的田地上生产他们需要的几乎一切产品，只有一小部分必需品是用自己的剩余产品同外界交换来的，”[28](p.1015)“广大人民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必须通过商业才能获得的生活必需品为数不多。” [29](p.666)那么自然经济是如何运行的？以下按产业类型来分析。

小农业是唐代主要的产业，它的劳动力组织方式是以家庭为单位、以血缘为纽带。管子曾这样描述家庭生产的情形，“正月，令农始作，……是故夜寝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30](p.16)生产者的劳动伙伴总是并且都是自己的丈夫或妻子或儿女或父母，在翻地、下种、除草、施肥和收获的过程中，没有也不需要外人来帮助（也许农忙时亲属间有简单的协作）[31](p.9)，也没有外人来分享一家的劳动成果（租赋除外），新唐书载：瀛州刘君良，“四世同居，族兄弟同产也，门内斗粟尺帛无所私[32](p.5579)”。几乎没有什么产品可以出卖，也没有必要买多少东西回来；几乎一辈子没有离开那块土地，一辈子不离开这个村庄；一切关系在家庭中展开，一切矛盾在家庭中解决；血缘是组织家庭成员的纽带，也是解决家庭矛盾的依托。如此，基础的血缘群体也是基本的生产单位，血缘关系是基本的生产关系，需要法律加以调整的关系也主要是血缘关系。只要看看经历了千年发展后的今天，农村组织生产对血缘关系的依赖程度，就可以想象血缘关系在唐代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除小农业外，血缘关系也是组织手工业生产和商品经营的主要形式。

唐代的手工业有三种形式，家庭副业、家庭手工业和手工作坊，前二者是手工业的主要形式，也采取家庭劳动的形式，唐代诗人袁高和柳宗元对制茶的家庭劳动有这样的描述：“田辍耕农耒，采采实辛苦。一夫且当役，尽室皆同臻。”[33][p.3536] “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34](p.3948)，全家男女老少共同劳动。唐人元稹作《织妇词》，篇中有言：“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35](p.4607)说明拥有较高技术的手工纺织仍以家庭劳动为主；宣州诸葛氏的制笔业，是家庭生产、世代相传。[36](p.407)唐代的少数私营手工作坊，可能有较多员工，寿州刘清真是一个制茶作坊主，“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37](p.160)，这二十个徒弟不一定都是刘的亲属；但是绝大部分民营手工作坊，仍以家庭关系或家族关系为基础，组织生产经营，唐人李青是一个手工业作坊主，“家富于财，李为州里之豪氓，子孙及内外姻族近百数家，皆能游手射利于益都。” [38](p.232)有专家这样概括中国古代手工业劳动力组织形式：“中国城乡的独立手工业者是以家庭关系为基础，而不是以师徒关系为基础。” [39](p.2)

古代商业经营，与农业生产和手工劳动比起来，其经营形式涉及的社会关系要广得多，要把商品卖出去，就必然要与家庭之外的人发生关系，就必然超越血缘关系；但是一家店铺的从业人员往往是家庭成员或家族成员，类似于今天的个体工商户。有洪州胡氏，家有五子，“家稍充裕，家桑营赡，力渐丰足”，命“子主船载麦，泝流诣州市。”[40](p.2794)还有一例：长安东市有一家专门出租驴作运输之用的店铺，父亲管店，小儿跟随客户到达目的地后，将驴牵回[41](p.2741)。手工作坊之间和商人之间没有欧洲式的行会，“长期以来，中国工商业者已经逐渐习惯于对中国政权的服从和依赖。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和宗

族协作关系外，他们难以接受任何自治联合体的制度约束。”[42]](p.1)

可见，在唐代的自然经济中，血缘关系是组织生产的主要形式，生产者也基本在血缘的区域内活动，血缘关系转化成了生产关系和生活关系。自然经济是唐律呈现血缘主义特征的最深层的根源。为了简便，以上表述可以归结为一个公式：血缘关系＋自然经济＝家庭生产。

三、血缘与唐代的政治结构：权力和义务划分的家国同构

政治是经济的延伸，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产生了家长专制。家庭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单位，而这个经济单位是由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组成的，要把这些人的思想、行为和利益协调起来，就必须有一个人在其中起组织管理作用，必须给他以权力和威严，足以使其他人服从和尊重。那么在这个家庭中谁能担当这个角色？他们可以按两种标准去选择，一是选择家庭中最有能力的人，这是社会生存法则使然，一是选择家庭中血缘辈份最高的人，这是自然法则使然。按第一个标准选择，结果之一是年富力强的父母或祖父母当选，因为他们有生活生产经验的优势和体力的优势；也可能是成年的儿女，因为他们也有一定的生活生产经验和更强的体力。但是在儿女中选择管理者，会引发一些新的矛盾，如几个儿女之间或第二代与第三代之间会争夺这个角色，况且人的能力是变化的，家庭就会卷入无休止的争夺状态，就不能达到最初组织生产的目的，因此第一个选择标准不可行。如果按第二个标准选择管理者，结果只有一个：父亲或母亲，因为尽管有三世或四世同堂，但每个人只有一个父亲和母亲；那么父母之间怎么选择？这个矛盾在父系氏族社会到来时就解决了，因为在主要依靠体力进行生产的时代，父亲作为男性有绝对的自然优势。按第二个标准既能避免第一标准的混乱，又能吸收其长处――对能力的看重，并且把这个标准建立在稳固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之上。因为每个人都是由父母所生，谁也不能回避，也不能选择，更不能否认，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同时每个人在生命的童年都是一个纯粹的消费者，父母的养育是生命得以存在和壮大的前提，谁都有这么一段经历，谁也不能抹杀这段历史，总之是父母给予了生命，这是父亲取得管理权的最有力的依据，如果是多世同堂，父亲可能因年老昏花而对长子作某些授权，作为技术性的修正；并且当时的生存环境和生命秩序也使家庭成员自觉服从这一标准，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单个的人是无法生存的，逐出家庭等于原始时代被逐出氏族或部落；生命的秩序使每个人先为人子后为人父，使每个人心甘情愿地排队等待生命历程中扮演下一个角色；并且父权使年老体弱的长者的赡养得到了保证。这样父亲的权力基于血缘和家庭生存、生产及生活的需要而产生了。上节的公式可以修改：血缘关系＋自然经济＋家庭生产＝父权。

父亲为了有效地组织家庭生产，必须享有对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对家庭成员的指挥权和惩戒权，因而唐律规定，一切财产归父亲所有，一切成员听从父亲命令。“诸子孙违犯教令供养有缺者，徒二年。”[43](p.437)父母在，子孙不得别籍异财，不得擅自处理家庭财产，不得咒骂、殴打父母，不得起诉父母，不得违反教令，不得遗弃父母。更有甚者，在父母去世后的三年内，子女也不得欢歌笑语、分家立业、结婚生子和外出做官。父权出现了异化，子女权力被养育之恩冲淡了，而子女的服从义务被强化了，血缘关系成为家长专制的载体，“姚氏世推尊长公平者主家，子弟各任以事，专以一人守坟墓，虽度为僧，亦庐墓侧。早晚于堂上聚食，男子妇人各行列以坐，小儿席地，共食于木槽。饭罢，即锁厨门，无异爨者。男女衣服各一架，不分彼此。有子弟新娶，私市食以遗其妻，妻不受，纳于尊长，请杖之。”[44](p.187)

国家的政治结构与家庭结构是否一样？可以从三个角度理解。其一，“国之本在家”。既然国家治理的对象是众多的“家”，那么，国家治理的目标也就是维护“家”的正常秩序。其二，国之本在族。“小家”之上有“大家”，即宗族，按血缘和亲等“联宗收族”，宗族即成为国与家的中间环节，宗族也是国家治理的对象，杨度有这样的论述：“对于家族的犯罪，就是对国家的犯罪，国家须维持家族的制度，才能有所凭籍，以维持社会。”[45](p.165)第三，家和宗族相对于社会，是一个封闭的单位，家与家之间没有多少交往，“小农是一个广大的群体，其成员生活在相同的条件下。但是彼此并不发生复杂的关系。他们的生产关系并不是使他们交往而是促使他们互相分离。……每一个农民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在直接生产着自己消费中的大部分产品，因而多半在自然交换中而不是在社会交换中取得自己借以维持生活的资料的，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群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群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州区。” [46](p.310)既然一个个家庭是单独存在的，不能自觉地相互依靠、相互制约，在洪涝灾害、外敌入侵等情况下，单个的家庭是无法生存的，就象在正常情况下单个的人无法生存一样。那么千千万万的小家庭需要一种凌驾于自己之上的管理者，负责水利兴修、维护治安、抵御外敌等事宜，也就是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这个管理者是怎么产生的？选举是不可能的，因为家庭中的人不知道外面有多大，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外面的人怎么样；那么只有战争才能选出这个管理者，与猴王的产生过程相类似，“成者为王”，这个“王”就是管理者，在周代称天子，在秦代以后称皇帝。这个皇帝如果能使小家庭安居乐业，就是一个好的管理者，一个好皇帝，就能继续他的统治，小农社会需要皇帝。但是皇帝不是选出来的，是打出来的，是与暴力、威严、神秘相伴随的，能征服天下的人就能征服一个小家庭，因此单个小农家庭是无法与皇帝对抗的，也无法限制皇帝的权力，在这里，国家管理者的权力也出现了异化。因而国家的政治结构也是一元的集权的甚至是专制的。小农家庭的权力被淡化了，皇权被绝对化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47](p.315)

由此可见，依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家，既是治国的对象，也是治国的依托，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放大，国与家，既同构，又相通。家是按血缘

第二篇：立法法解读(DOC)

立法法法条解读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于2000年7月1日正式施行。立法法属于宪法性规范范畴，学习和掌握立法法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对提高司法人员的法的观念，指导司法实践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关于立法活动的法律规范，现除了立法法外，此前，还有宪法、全国人大通过的各国家机构的组织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或者有关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政府制定相关法规、规章的决定；此后，国务院依据立法法制定了三个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法规、规章备案条例》，法律规范较多，内容十分丰富。

一、法的范围

这里讲的法的范围实际上就是指立法法调整的范围，也就是说哪些“法”的制定、修改和废止活动受立法法的调整。关于这一问题在立法法的起草和审议过程中有较大的争议和分歧。有的主张立法法的调整范围只应限定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有的主张可限于法律和地方权力机关的法规；有的主张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有的主张应包括法律、法规和规章；还有的主张军事法规、规章及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也应纳入调整范围。经反复研究、协商，最后通过的立法法的调整范围是：

(一)法律。法律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具体范围立法法第8条明确规定了10项。法律的制定实际又分有层次，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国家的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

(二)行政法规。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

(三)地方性法规。依法享有立法权的地方权力机关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包括：

1、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2、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较大的市”是指：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

(四)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不包括它的常委会)有权制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但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须报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

(五)规章。亦称行政规章，是国家行政机关依职权制定的针对某一类事件或者某一类人作出的一般性规定。包括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

1、国务院各部门可以制定部门规章。如果属于涉及国务院两个部门以上职权范围的事项，或者由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章，或者提请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

2、省级人民政府可以制定地方规章。

3、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政府、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政府、经国务院批准较大的市的政府可以制定地方规章。

应当注意的是，地方政府规章只能由政府制定，而政府各部门无权制定。

另外，军事法规、规章不属社会行为规范，没有纳入立法法直接调整的范围；立法法对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也没有作出规定；宪法是所有法律的依据，具有至高无上的效力，因此宪法不在立法法调整的范围。由此可以看出，现行立法法并没有涵盖所有的立法活动，当然，立法法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在其他立法活动中是应当参照和贯彻的。

二、法的效力

法的效力等级是有高低之别的，立法法对此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它涉及到同位阶的法律规范之间和不同位阶的法律规范之间的效力问题。法的效力关系到法律规范的制定和适用两个领域。在法的制定中，效力等级低的法律规范不得与效力等级高的法律规范相抵触。在法的适用中，效力等级高的法律规范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因此搞清各法律规范之间的效力等级关系是十分重要的。由于同位阶的不同法律规范之间的效力等级相同，因此其适用规则本文放在下一节“法的适用”中讲，此处主要讲不同位阶法的效力等级。效力等级高的是上位法，效力等级低的是下位法。

(一)宪法具有最高等级的效力。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处于法律规范的最高位阶，具有最高的效力，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与其相抵触。

(二)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法律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规范，共效力仅低于宪法，但高于其他一切规范性文件，其他规范性文件都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三)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国务院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其制定的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权力机关和政府的法规、规章，是保证国家法制统一的需要。

(四)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政府的规章。权力机关制定的法规的效力高于政府制定的规章是我国宪政体制决定的。

(五)省级政府的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区域内较大的市的政府规章。这是上下级政府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的行政管理体制要求的。

(六)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各民族自治地方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虽然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具有优先于法律、行政法规适用的效力，但《立法法》第88条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撤销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那么，就有一个如何理解二者之间的效力关系问题。笔者认为，二者之间不宜用法的位阶进行解释，总不能认为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位阶高于法律、行政法规。可以考虑，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基于法律的特别授权作出的特别规范，因而用“特别授权优先”的规则来解释较为恰当。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这既是一种特权，又是与一般的地方性法规重要的区别，因为一般地方性法规是不允许变通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变通规定问题在一些部门法中也有规定。但是，变通法律、行政法规的权限，不同的法律作了不同的规定。

1、规定只有省级人民代表大会才有变通权。如刑法第90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区或者省的人大可以对刑法作出变通或者补充规定。该法没有规定自治州、自治县人大也有此权力。

2、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都有变通权。如民法通则第151条，婚姻法第50条、民事诉讼法第17条、继承法第35条、收养法第32条等法律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大都有权作出变通或者补充规定。但没有规定下辖有自治州、自治县的省和直辖市的人大有此权限，只规定省的人大常委会对自治州、自治县制定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有批准权。

3、立法法第66条关于变通权的规定与上述第2种基本相同，即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人大均有权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

分析上述三种变通权的规定，我们会发现第1种刑法的规定与第3种立法法的规定之间出现了法律冲突，这就是自治州、自治县人大对刑法是否具有变通权?难以确定这两个法律的效力及如何适用。首先，两法均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处于同一位阶，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但是，关于变通权的规定，刑法显然是特别法，立法法是一般法，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则，应当适用刑法，自治区和省的人大有变通权，自治州、自治县人大无变通权；然而，刑法是1997年施行的，立法法是2000年施行的，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则，应当适用立法法，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人大有变通权，省的人大没有变通权。这就出现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无法确定如何适用，根据立法法第85条，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七)经济特区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这是因为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决定制定的特区法规，可以变通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因此具有优先适用效力。但这与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的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是完全不同的，后者不能变通法律。

国务院各部门的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

三、法的适用

法的适用与法的效力是紧密相连的，法的效力是法的适用规则的基础，法的适用规则主要是解决法律规范之间发生冲突时如何选择适用法律规范的问题。对此，立法法作了专章规定。

(一)上位法优于下位法。不同位阶的法律规范发生冲突时，应当选择适用上位法。

(二)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这是指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应当适用特别规定。这种不一致的情况可能出现在同一部法律规范之中，也可能现出在同一机关制定的不同法律规范之中。如刑法第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罪的规定与133条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犯罪的规定就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交通肇事致人死亡构成犯罪的，应当适用特别法第133条定罪处罚。又如刑法分则第3章第1节，该节的第140条规定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随后的第141条至第148条又规定了生产、销售几种特定伪劣产品的犯罪，后者是特别法，生产、销售后者特定的伪劣产品，应当适用各特别法条定罪处罚。但该节的第149条又特别规定了“重法优先”原则，因而第149条相对于第140条至第148条来说，又是特别法，此时就应当根据第149条规定的原则，选择适用法条定罪处罚。

(三)新法优于旧法。当同一机关前后制定的法律规范就同一事项都有规定时，应当适用新的规定。

(四)不溯及既往原则。新的法律规范溯及力的基本原则是不溯及既往，反对不教而诛，保证人们的安全感，这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认可并实行的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但这一原则并非是绝对的，当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了特别规定的，新法可以溯及既往。如刑法规定当新法对行为人更为有利时，新法具有溯及力。又如，在《合同法》颁布后，最高法院作出的《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对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适用当时的法律，合同无效，而适用合同法，合同有效的，则适用合同法。这样，更有利于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五)法律规范冲突的裁决。立法法对同位阶的法律规范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发生冲突，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建立了裁决机制。

1、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2、行政法规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的，由国务院裁决。

3、同一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时，由制定机关裁决。

4、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的规定不一致的，由国务院提出意见，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5、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不一致的，由国务院裁决。国务院2001年公布的《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第15条规定“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的，由国务院法制机构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由国务院法制机构提出处理意见报国务院决定”。第18条规定“根据本条例第1 5条作出的处理结果，可以作为对最高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第5 3条送请国务院解释或者裁决的答复”。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并可以参照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规章之间不一致的，由最高法院送请国务院解释和裁决。根据《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经国务院法制机构协调一致的意见，人民法院应认可系对冲突的有效裁决。

6、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含根据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和经济特区法规）与法律不一致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关于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还有两种情形，立法法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1、省级地方性法规与本辖区内较大的市的地方性法规不一致的。有学者主张，这两种法规的效力等级是一样的，因此，应当由省人大常委会裁决［2］。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虽然不能肯定说省级法规的效力高于较大市的法规，但根据立法法第63条第2款，关于较大市制定的法规不得与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以及较大市的法规须报经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方可施行的规定，如果出现两种法规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应当适用省级地方性法规。

2、省级政府规章与本辖区内较大的市的地方性法规不一致的。一般来说法规的效力高于规章的效力，地方性法规是制定地方政府规章的依据。问题是，较大的市的地方性法规与省级政府规章制定机关在国家机构的系列中不在同一层次内，法规的制定机关处在较低层面，规章的制定机关处在较高层面，一个是法规，一个是规章，二者制定的法律规范是可能发生冲突的，无法以比较效力高低来决定适用哪一个规范。笔者认为此种情形下，由该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裁决较为适宜。

人民法院审理各类案件，应当按照上述法律适用规则决定应当适用的法律规范。当法律规范之间的规定出现不一致，产生矛盾，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应当依照程序提请有权机关依法裁决。有权裁决机关的裁决结果具有法律效力，是人民法院决定适用法律的依据。

(六)宪法的司法适用。宪法是否可以直接作为司法裁判的根据，历来是有争议的。传统的观点和作法，认为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作为法律的母法，不宜直接作为人民法院裁判案件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曾在1955年7月30日复函新疆高级人民法院：在刑事案件中不宜援引宪法作为论罪科刑的依据［3］。2001年7月最高法院就齐玉苓被人冒名顶替上学，齐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受到侵犯案给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指出：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一司法解释的公布，社会反响强烈，受到了广泛的褒扬，有人称它开了宪法司法化的先河，解决了宪法可否作司法裁判的依据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就宪法作为裁判依据问题上，笔者主张应注意两点：一是不宜直接援引宪法条文，而只需阐明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即可；二是部门法中有规定或者有相似规定的，应当直接援用部门法而不宜适用宪法，以确保宪法的严肃性。

(七)我国缔结和参加的国际条约具有优先适用性。立法法没有涉及我国缔结和参加的国际条约，但它是我国法的渊源，对国内具有适用效力。特别是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尤为重要。在立法法颁行以前，我国已有多部法律就国际法的国内效力作了明确规定。民法通则第142条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我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实用国际惯例。民事诉讼法第238条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刑法第9条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我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国际法的国内效力及适用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一般情况下把握以下几点。

1、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对我国具有法律效力，应当适用于国内的司法裁判。

2、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对我国没有效力，应当拒绝适用。

3、国内法律与我国缔结、参加的国际条约不一致时，适用国际条约，这就是国际法优先规则。

4、适用国际法，一般只有发生在涉外法律关系及涉外诉讼活动过程中。

5、关于刑事普遍管辖权。因为刑事普遍管辖要求，不管是否本国公民，不管是否在本土犯罪，也不管是否针对本国或者本国公民实施的犯罪，逮捕地国家都应对犯罪人予以刑事处罚，这是权力更是义务。对于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犯罪，只在所承担条约义务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超出义务范围我国不主动行使刑事管辖权。同时，为了遵循刑法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的犯罪，我国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尽快本土化，在行使刑事普遍管辖权时，应当适用国内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不宜直接引用国际条约作为定罪科刑的依据。

四、法的解释

法的解释，因依据的标准不同，可以划分为很多不同的种类。本文所讲的主要是立法法所规定的立法解释，由于法的应用解释与司法活动联系更加紧密，所以本文附带且以一定篇幅叙述法的应用解释。

(一)立法法规定了“法律解释”，其性质属于立法解释，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法律解释主体只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2、法律解释对象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由于宪法不属立法法调整范畴，虽然宪法的解释权也属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由宪法直接规定的。所以这里讲的法律解释对象不包括宪法。

3、法律解释的效力与被解释法律具有同等效力。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空间上，立法解释与法律一样在同样的范围内具有同等的约束力；二是时间上，立法解释与法律在同样的时间内具有效力，也就是说立法解释的出台在时间上虽然较法律的颁布晚，但立法解释时间效力与法律施行期间相同。

(二)关于法律应用解释

法律应用解释的主体，在我国有一个演变过程，基本上可以1981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为界，此前法律应用解释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此后，解释主体除最高人民法院以外，扩大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及主管部门。许多学者和机关认为我国法律应用解释权力分散，多家行使，不利于法律的统一实施，要求纳入立法法予以规范。因此，在1999年10月第一次提交给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审议的《立法法(草案)》(第一稿)中明确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解释”。同时规定：“如果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有不同意见时，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解释要求”，“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不一致时，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为准”。草案还明确规定：“1981年6月1 0日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同时废止”。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春生就该草案向常委会议作的说明中指出：“这样规定，有利于防止‘法出多门’，保证法制统一。至于行政机关、检察机关遇到如何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时，……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当然可以对下级机关提出的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予以答复，以指导下级的工作，但这种答复同法律解释性质不同”。草案这一有关法律应用解释的规定，受到了有关方面的反对。时隔两个月即1999年12月15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中写道：“国务院法制办、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一些地方提出，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法应当只对立法解释作出规定。如果对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作出规定，只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职能是不够的”。于是，当月提交给常委会讨论的草案第二稿将第一稿中有关应用解释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的规定及相关内容删除了。这或许是草案第一稿不成熟，或许是权力之争。

目前法律应用解释的规定还是维持原状。如果出现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行政机关对同一法律的解释不一致时，怎么办?除了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立法解释外，有学者主张：“在没有作出立法解释之前，在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应当以最高法院的解释为准。因为审判机关必须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应该将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对法律的解释强加给法院。至于最高法院的解释对行政机关、检察机关是否有约束力，没有见之于法律的规定和公认的看法，但由于法院在解决纠纷中，享有最终的裁决权，如果行政机关、检察机关违背最高法院的解释，一旦诉讼到法院，则应当由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如果行政机关、检察机关明知最高法院对某一法律条文的解释，为避免在诉讼中败诉，自觉尊重最高法院的解释，当然是可以的。但如果行政机关、检察机认为最高法院的解释违背立法原意，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进行立法解释。”［4］

立法法也并非对法律应用解释的内容只字未提。立法法第55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可以对有关具体问题的法律询问进行研究予以答复，并报常委会备案。这种法律询问答复具有应用解释的性质，具有法律效力，应当引起我们司法实践的足够重视。如：199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与高法、高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作出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的答复意见》(法工委复字[2002]12号)指出：刑法第17条第2款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8种犯罪，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如果绑架人质后杀害人质或者拐卖妇女、儿童故意造成重伤、死亡的，应追究其刑事责任［5］；全国人大法工委2001年4月和12月分别对《法官法》第9条第1款第6项中“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的解释等就属于这种情况。

(三)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

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就审判工作、检察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作出的解释，属应用解释。司法解释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同时司法解释也不属立法法规范的内容，所以，本文只就其中的时间效力等谈一些粗浅看法。

关于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曾就刑事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于2001年1 2月7日共同制定了《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该规定共有4层含义：

1、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适用于法律的施行期间；

2、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适用司法解释；

3、对同一行为存在新、旧司法解释，新的司法解释实施以前的行为原则上适用旧的(行为时的)司法解释，但是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对行为人更有利时，适用新的司法解释；

4、司法解释施行前已办结的案件，按照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没有错误的，不再变动。“两高”的这一司法解释与刑法、立法法有关效力的规定是基本吻合的。司法实践中应当重点掌握的一点是，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与被解释法律条文的施行期间相同。这是因为，虽然从时间段上讲，司法解释的出台必定较被解释的法条晚，但司法解释是对法条的内涵的阐释，解释的内容就是法条本身内在之义，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自然与被解释法条的施行期间相同。因此，司法解释本身不存在独立的时间效力，同时，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问题也不属于刑法规定的溯及力范畴。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2003年4月2日在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司法解释要依法进行，不能违背《立法法》的基本原则，不能超越法律赋予最高人民法院的权限。这一讲话无疑是中肯的、正确的。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活动也确实存在不规范的情形。比如，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5月作出了法释[2001]15号《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15号解释”)，规定对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达到一定数量或情节的均依照刑法有关条款定罪处罚。不久，最高人民法院于当年的9月发出了编号为法[2001］129号对执行“15号解释”有关问题的通知(简称“129号通知”)，内容有二：一是行为发生在“15号解释”以前，且系因生产、生活所需，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不作为犯罪处理；二是行为发生在“15号解释”之后，且系生产、生活所需，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可以免除或者从轻处罚。这里可以看出，根据“129号通知”规定，对同样的行为是否定罪，以该行为是发生在“15号解释”之前还是之后为标准，发生在前无罪，发生在后有罪。这里出现了罪与非罪的标准竟然不是刑法而是司法解释的怪现象。更有甚者，最高人民法院又于2003年1月发出了编号为法[2003]8号《关于处理涉枪、涉爆申诉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简称“8号通知”)，内容是：“15号解释”公布后，依照该解释作出裁判并已生效的案件，当事人提出申诉，经审查认为生效裁判不符合“129号通知”规定的，应当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依照“129号通知”规定的精神予以改判。面对这一个“解释”两个“通知”，使人觉得茫然，感到困惑。笔者通观这3个文件认为至少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1、违背了立法法的有关精神和最高法院自己的有关规定。根据立法法的精神和最高法院已有的规定，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与被解释法条的施行期间相同，而“129号通知”和“8号通知”违背了上述精神和规定；

2、这3个文件—个比一个更加与法律不相吻合。“1 5号解释”的部分内容不符合法律本意(这是仅从后两个通知推翻了解释的部分内容的角度上来讲了，笔者并未考查“15号解释”对法律是否存在实质违反)；“129号通知”则认为“15号解释”是罪与非罪的标准；“8号通知”进一步以是否违反“129号通知”的规定作为决定是否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曾专门对司法解释作出明确规定，有三点是十分重要的，一是司法解释必须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二是司法解释的范本只有解释、规定、批复三种；三是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公开引用。“129号”和“8号”通知未见载明经审判委员会讨论，不是正式司法解释，充其量只能认为是解释性文件，不能作为公开引用的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即使自我发现“1 5号解释”存在不足或者错误，也只能制定新的司法解释予以修改补充，而不能以一般的“通知”来变更正式的司法解释。这两个通知是对司法解释的侵犯，不能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使人不解的是，在“15号解释”施行之后，“129号通知”发布之前，依照刑法和具有法律效力的“15号解释”判决的案件，要依据“129号通知”判定为错案，究竟错在哪里?笔者认为，至少说在“129号通知”公布之前依照刑法和“15号解释”裁判并已生效的案件，是没有错误的，是不能依据“8号通知”决定再审，按照“19号通知”改判的。当然，并不是全盘否定司法解释，事实上司法解释绝大多数是非常好的，为具体应用法律提供了有效的依据，同时司法解释存在某些不足也是难免、不足为奇的，正象法律也在不断的修改、补充、完善一样。但我们应当尽量避免大的失误，要依法，不越权，提高司法解释的质量和公信度。

五、法的监督

为了规范立法活动，提高立法质量，立法法对立法活动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监督机制，规范了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保障了立法活动的正确进行：

（一）建立批准和备案制度。如，较大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须报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须报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行政法规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省级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较大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由省级人大常委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自治州、自治县制定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由省级人大常委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报国务院备案，地方政府规章同时报本级人大常委会备案，较大的市政府规章同时报省级人大常委会和人民政府备案；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报授权机关备案。

(二)建立违宪违法审查制度。立法法第90条规定，国务院、中央军委、高法、高检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同时，立法法还规定了改变或者撤销不适当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规章的事由和权限。

(三)建立法律规范冲突的裁决制度。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或者相同位阶的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就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有关机关根据权限予以裁决。这一问题，前文已经详论，此处不再赘述。

立法监督机制的建立不仅规范了立法活动，保障了法律规范创制的科学性，维护了法律的统一和尊严，而且对有关组织和公民学习法律，依法办事提供了良好的法律氛围，同时也对司法应用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和规则，促进了法律的正确实施。

第三篇：血缘与亲情散文

有血缘不一定就有亲情，而有亲情也并非就一定要有血缘。

血缘，只是血管里流着相同的血液，而亲情却是一点一滴，日积月累培养出来的。

我之所以如此感悟血缘与亲情，是因为，在我生活中，在我成长史里，血缘与亲情无时无刻不在陪伴着我。

我和范家就有相同的血缘，而且，还有共同的姓氏，可我跟范家却毫无亲情可言，范家对我更是如此。

我每次去范家，可以说是出于一种礼节，他们毕竟和我有着血缘关系，毕竟是我奶奶和姑妈……

而他们看到我却冷如冰霜，没有丝毫感情色彩。

然而，我和与我没丝毫血缘关系的外公却有着深厚的感情，我爱他，他也爱我，我关心他，他也关心我。

外婆常笑着说我是“白眼狼”，她天天带我，我却最喜欢“我的爷”，从来没叫过她“我的婆”，总是“婆婆婆婆”的。

外婆去世后，妈妈把外公视作亲生父亲，甚至胜过亲生父亲，她从来没给外婆洗过一件衣服，烧过一顿饭菜，她现在却天天给外公洗衣烧饭。

妈妈朋友的妈妈，现在孤苦无依，女儿在外地做生意，却把80多岁的老母亲独自留在家里，老人家整天寻死觅活的，为的是能和自己的女儿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老人的女儿一家人却常骂老人是“老了不死”和“过场多”……

所以我说，血缘与亲情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关系。

第四篇：亲情,与血缘无关散文

夏日的星空很晴朗，晴朗的让人迷醉。

爸爸很严肃的坐在院子里，要找我谈话。我收拾好碗筷，切了几块西瓜，坐到爸爸身边。

爸，吃西瓜。我递给爸爸一块籽少肉多的西瓜。

爸爸摆摆手： 先放那，听我说话。

爸爸的眼眶突然湿润了，我没有说话，等着爸爸的下文。

我和爸爸相依为命二十几年，这么多年，我从没见过爸爸现在的样子。

你长大了，有些事，我必须告诉，该怎办，你自己决定吧！接着爸爸讲述了一个只有在电视剧里才会出现的故事。

很多年前的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个婴孩儿在空荡荡的大街上凄惨的哭着。爸爸下夜班回家，看到了婴孩儿，就把这个婴孩儿带回了家。

当时的妈妈已经身怀六甲，还有一个月，他们的宝贝就要出生了。妈妈看着湿淋淋的爸爸和他怀里同样湿淋淋的婴孩儿，没有说什么，拖着笨重的身子给婴孩儿换上干净温暖的衣服。

一个月以后，本该是其乐融融的家庭却阴云笼罩。

妈妈难产去世了，宝贝也没能看到这个精彩的世界。族人都劝爸爸说这个婴孩儿是个不详物，还是扔了吧。爸爸不答应。族人们从此不和爸爸来往。

那个婴孩儿就是我。

就这样，我和爸爸相依为命了23年。他省吃俭用供我上完大学。今年是我工作的第一年。

你的亲身父母找来了，他们很有钱，他们能保证你的未来。你跟着他们走吧！爸爸的不舍和对我未来的期许全融到眼泪里，泪珠是那么的浑浊无力。

我明白爸爸的意思，跟着亲身父母未来是平步青云，他希望我的未来不用经历那么多的风雨。

爸，吃西瓜。我还是把那块西瓜双手递给了爸爸。

没过几天，一个50出头的男人找到了我的单位，说是我的亲身父亲。

我当着所有同事的面，很坚定的说： 我只有一个父亲，他现在在家里等着我回去。

说完，我直接离开了。想着爸爸一定在厨房做着我爱吃的饭菜，鼻子里好像闻道了香气四溢的幸福味道。

推开院门，一个打扮时髦的女人坐在院子里，耳朵上、脖子上、手上珠光宝气、金光闪闪。

爸，家里来客人了。这个院子里除了我和爸爸很少有人进来。

爸爸从厨房出来，把围裙解下来： 饿了吧，先吃饭。

女人也坐到了饭桌上，只是象征性的吃了几口。

爸爸一直在给我夹菜，我狼吞虎咽的吃着。

我正要动手收拾碗筷，爸爸拦住了我。

这顿饭吃完了，我们的父女关系也就断了。爸爸拿出一份白纸黑字的合同，字是打印的。

我看清楚上面的内容，把合同撕了个粉碎，砸在了女人身上。

合同上说，我从此不是爸爸的女儿。

一片片白纸在半空飘飘洒洒，心好像也跟着它们碎了。

男人和女人坚持着，爸爸一次次的要和我断绝关系，我明白爸爸的心，可是我做不到。

我还是在爸爸的注视下，上了男人和女人的小车，小车很舒服，我却像坐在针垫上。

没有关上的车窗传来族人的谩骂，白眼狼。

车开到了爸爸看不到的地方，我要求停车。

今天我这么做，只是为了让爸爸安心。我只有一个爸爸，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打扰我们的生活。我的亲情只有一份，它属于我和爸爸。

我在外头租了房子，很用心的工作，很努力的挣钱。

后来，我在城里买了房子，把爸爸接了过来，告诉他这是男人和女人买的。爸爸转了一个圈，一个劲的说好。只是城里住不惯，一夜也没呆，就回家了。爸爸临走的时候，我抱着爸爸： 爸爸，我想回家。

爸爸浑浊的眼泪告诉我，他盼着我回去。

我开着自己的车，载着爸爸在族里转了一圈，把带回来的礼物分发给族人。

这是爸爸的主意，他要告诉族人，我不是白眼狼。

一样晴朗的让人迷醉的夜晚，一样的情境，我从厨房端出西瓜，递给爸爸，温馨甜蜜。这中间隔了整整五年。

五年了，我无数次的梦到这个夜晚，现在和爸爸坐在一起，突然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爸爸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存折，上面有整整一百万。

这是你父母给我的，我用不着。

我接过存折，户主是爸爸，里面的钱一分也没动过。

爸，把这钱捐希望工程吧！

我把家里的房子重新翻盖了，房子竣工的那天，我告诉爸爸这一切不是男人和女人给的，这是我自己挣出来的。

爸爸点点头： 我知道，我知道，从一开始我就知道。

爸爸浑浊的眼泪流进我的心里，慢慢的化开，化成我对爸爸的爱，无边无延的爱。

爸爸去世的时候81岁，最后一句话是： 你要对你的亲身父母好。

父亲留给我一封很长的信，他知道有生之年看不到我和亲身父母在一起了，只希望他最后的遗愿我能听从。

我把爸爸和妈妈还有未出世的宝贝葬在了族里的祖坟，葬礼办的很隆重，男人和女人也来了。

现在，我和男人女人生活在一起，只是不愿把爸爸妈妈的称呼给他们。

有一天他们也会消逝，或许他们的遗愿会是我能开口叫他们一声爸爸妈妈。

我想我做不到。

下辈子，有机会的话，我愿意再做他们的女儿，只是希望他们不再将我抛弃。

第五篇：有种亲情,不言血缘散文

（1）生命的脆弱

八年前的那个凌晨，是我们家人不愿触碰的回忆。刚过完繁忙热闹的春节，美好的新一年开始了，虽然到了正月底，在北方，北风肆虐，寒气依然咄咄逼人。

新学期的第一个周末，大概凌晨五点，全家人都在睡梦中，村庄里也静悄悄的。一声电话铃声打破了夜的沉寂，爸爸接的电话，只听电话那边，小姑哭着说：“哥，赶紧叫救护车……”我们不知道原因，只听小姑一直在哭，家人匆忙都起床了，奶奶以为是孩子生病了，不由得担心起来，那会表弟刚满十个月。

爸爸无暇顾及给我们说明情况，立即联系县医院救护车，因为小姑所在的村子属于交界地区，虽说和我们村子跨了一个市，但距离上还是离我们县城近。在爸爸与急救中心联系时，我们才得知事情的严重性。由于缺少医疗常识，得到的有效信息只有姑父昏迷不醒，根据小姑描述，医生诊断疑似突发心脏病。急救车在快速地赶来，还没到小姑家，姑父已经没了心跳，死于心肌梗塞，年轻的生命凋零在29岁。

家庭支柱倒下了，留下的是刚满十个月的孩子，挚爱的妻子，年迈的双亲。家里都沉浸在亲人离世的悲痛中，年轻的生命，因为突发心脏病倒下了。

（2）小姑的选择

丈夫不在了，孩子是其生命的延续，也是家庭的希望与未来。小姑选择了坚强面对这一切，可是背后的那片天崩塌了，那个可以依靠的人倒下了，留下年迈的公婆需要照顾，年幼的孩子得抚养成人。

就这样，经过媒人的介绍，我现在的姑父走入了小姑的生活。我们家属于关中平原，姑父家在陕南的一个贫瘠山区里，因为家里弟兄多，在大山深处经济条件不好，好几个都没成家，一晃闪过了结婚年龄，他们兄弟几人也没好好上过学，都是靠下苦力赚些钱，结伴来到了我们这砖瓦窑打工谋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变着贫困的面貌。

姑父做了上门女婿，和我小姑一起照顾孩子和公婆，这种没有血缘的亲情也将世代延续下去，照顾公婆，抚养孩子也成了小姑一辈子的义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慢慢长大，家人们也渐渐从亲人离世之痛中走出来，迎接崭新的生活。

（3）父爱的高度

姑父的到来给家里带来了希望，他出生于贫瘠荒凉的大山，只上过一年学，以至于现在也不认识字。人常说，穷苦孩子早当家。他们兄弟几人都勤劳朴实，善良厚道，在小姑一家的精心经营下，家里条件慢慢改善起来，盖了新房子，第二个孩子也出生了，生活向着更美好的方向走去。

如今，小姑大儿子九岁了，二儿子六岁了，小兄弟俩健康快乐地长大。姑父也在完美的诠释着父亲，儿子，丈夫的角色，他大字不识，却毫无怨言的照顾一家老小，面对与他毫无血缘的大儿子，他在努力尽到父亲的责任；面对小姑的公婆，他和小姑一起照顾老人，给了他们温暖的依靠及儿女的爱。他的胸怀像大山一样宽广，心灵像大山一样淳朴。在小姑和姑父的帮助下，姑父老家的几个兄弟也相继走出大山，落户到我们这里，成家立业。

有人说，亲情存在于血缘里，但有种亲情，不言血缘。姑父就是这样，用超越血缘的爱撑起了一个家庭的希望，和小姑一起，用一辈子的质朴与善良守候着爱与希望。

小姑的两个儿子曾问过一个问题：别人家的孩子都是一个姓，为什么我们两个不一样？小姑回答说：“一个和爷爷姓，一个和爸爸姓。”机智的大儿子说：“但我们名字都有‘浩’字，是希望我们都好好长大。”小姑嘴角露出了久违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