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的历史与贡献

第一篇：藏族的历史与贡献

藏族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抗日战争的胜利，既是中华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胜利，又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藏族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由于西藏地处西南边陲，日军也未曾入侵西藏，一般人都认为藏族人民和抗日战争没有关系。有的学者则突破了这一点，他们认为西藏地方军民没有直接投入抗日战争，只是第五世热振**和西藏各寺庙喇嘛多次诵经祈祷中国军队抗战胜利，抗日的态度十分鲜明。把藏族人民的抗日仅仅停留在态度上，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抹煞了藏族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和伟大贡献。在此我对这一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一、宗教界人士的抗日爱国举动

（一）第九世**的抗日爱国举动

1、积极宣传抗日

抗日战争爆发时，第九世**恰好在内地，他迅速地投入到了反帝爱国的行列中去，不遗余力地宣传抗日。他首先通电全国，严正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接着发表了告边疆民众书，告诫祖国西陲的各族同胞，一定要认清这场战争是我们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争生存的战争；随后又呼吁后方民众应同仇敌忾、团结一致抗战，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加强生产，振兴经济，做前方将士的坚强后盾；后来又号令蒙古诸旗军队及僧众加强团结，严守疆土，密防敌之奸细，誓愿执戈报国，共驱倭寇。第九世**的抗日宣传极大地鼓舞了西藏人民乃至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信心和斗志。

2、捐助抗日战争前线

面对如火如荼的抗日形势，第九世**除了振臂疾呼，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以外，还以身作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积极捐助抗战前线。当他闻知上海“八·一三”抗战中抗日战士伤亡惨重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沉重，立即奉上大洋1000元，并时常为国家平安祈祷，诵经追荐为国牺牲的忠魂。他在弥留之际，仍然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为抗战捐款30000元，购公债30000元并发动行辕全体同仁踊跃捐款汇寄前线，慰劳抗战将士及救济伤兵与难民。另外，第九世**为了抗日大局，不顾自己在外漂泊多年，毅然遵照国民政府命令，推迟进藏行程，真正做到了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毫不计较个人恩怨荣辱，全力以赴支持抗日。第九世**不遗余力地宣传和支持抗日，成为藏族人民抗日的楷模和典范。国民政府后来追封他为“护国宣化广慧圆觉大师”，应该说是实至名归的。

（二）第五世热振**的抗日爱国举措

1、抗击英帝国主义入侵西藏，与抗日战争遥相呼应

英帝把抗日战争时期看作是侵略西藏的最有利的时机。第十三世**喇嘛去世后，第十四世**喇嘛产生前，西藏地方事务由西藏三大寺和噶厦僧俗官员共同

举荐出来的摄政王———第五世热振呼图克图（即第五世热振**）代理。1934年，第五世热振**刚一上台，英帝就在拉萨强设办事处，建立了医院和无线电技术学校，派驻士兵和情报人员，以监视西藏地方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政府办事处之间的往来。1944年，英帝更进一步，公然派驻锡金行政长官古德等人到拉萨，明目张胆地向西藏地方政府提出领土要求，威胁西藏地方政府承认并把白马岗及门达旺以南地区割让给英国。与此同时，美帝也不甘落后，于1942年派遣了一个军事代表团刺探情报，进行活动。

面对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第五世热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于英帝提出的无理要求，第五世热振**坚决予以回绝；对于英美帝国主义的情报活动，第五世热振**打击和削弱了西藏上层人物中的亲英美势力，罢免或处罚了这些民族败类，切断了英美帝国主义情报活动的内应；对于英帝的文化侵略，第五世热振**积极支持西藏僧俗爱国人士，坚决反对英帝在拉萨办学校等等。在第五世热振**的坚决斗争下，英美帝国主义入侵西藏的图谋纷纷破产。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战争。那么，第五世热振**抗击英美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也是民族解放运动，两者性质完全相同。因此，第五世热振**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反对英美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上，这本来就和抗日战争遥相呼应，是对抗日战争最大的贡献和支持。

2、努力管理西藏地方政务，为抗日战争提供稳定的后方

第五世热振**执政时期，正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面对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形势，面对西藏纷繁复杂的社会局势，第五世热振**一方面表示积极支持抗日，另一方面他又把大量精力用在了治理西藏地方政务上，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首先，他一上任就向国民政府禀报了第十三世**喇嘛圆寂和自己就职的情况，表明了他对中央政府的尊崇和听命之意。其次，他对中央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办事处表示了极大的赞同和支持。另外，他还派人到内地各大城市募捐修葺热振寺，客观上沟通了藏汉之间的往来。最为重要的是，在寻访第十三世**喇嘛转世“灵童”一事上，他多次向上呈报情况，以求得国民政府的帮助和批准，这加强了西藏和中央政府的密切关系。第五世热振**的所作所为，促进了西藏的发展，维护了西藏的安定，密切了西藏同中央的关系，这种安定团结的局面为抗日战争提供了稳定的大后方，这无疑在客观上是对抗日战争的一大支持。

3、诵经祈祷抗战胜利

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五世热振**亲自领导三大寺的僧人日夜念经，祈祷祖国抗日战争胜利。1939年6月7日，第五世热振**致电蒋介石称：“兹设坛修法事，已择自国历五月陷日起经，开始在三大寺、二密院、各古刹诸处一律广修玄法，同时进行，唪我军得胜之经，诅倭寇立灭之咒，继续忏诵到最后之胜利”。

在他的影响下，西藏各寺庙喇嘛也曾多次诵经祈祷中国军队抗战胜利。西藏人民的抗战心情和盼望抗战胜利的心愿由此可见一斑。需要指出的是，以诵经的方式抗日，这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似乎可笑，但对于宗教界人士来讲，这已是用了自己最为特殊重要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最虔诚的心愿了，也应该算是一种最直接的抗日行动。

第九世**和第五世热振**的抗日爱国举动深深地感染和鼓舞了西藏人民，对西藏社会各界的抗日行动起了十分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在他们的影响下，西藏社会各界也都纷纷行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积极支持抗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二、藏族人民群众的抗日爱国行动藏族人民历来都有热爱祖国的优良传统，1888年的隆吐山战役和1904年的江孜保卫战便是永载史册的铁证。抗日战争爆发后，宗教界人士抗日爱国行为的感召，使得藏族人民群众纷纷行动起来，自觉地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去。

1、支持红军长征，保留抗日火种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一方面奉行对日不抵抗主义，一方面大肆“围剿”主张抗日的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途经四川、西康的藏区时，红军得到了藏族人民的积极支持和无私奉献。以白利寺著名**格达**为首的藏族人民，在听到红军的抗日宣传和看到了红军严明的纪律后，认识到红军才是藏族人民的亲人，穷人的救星，抗日的希望，于是就竭尽全力支援红军。他们征集了大量的粮秣、皮毛等补充了红军的吃穿，他们把当地必须的辣椒、青稞酒等拿来为红军御寒，他们为红军当向导、当翻译，一大批青年还踊跃参加了红军，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1936年5月，藏族历史上第一个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博巴（藏族）政府”在甘孜县庄严宣告成立，格达**当选为自治政府副主席。自治政府提出的施政纲领的第一条就是：“推翻国民党、蒋介石在藏区的衙门，打倒英日帝国主义”，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抗日主张。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先后北上之后，面对国民政府、各省军阀和地方反动僧俗上层的镇压与屠杀，藏族人民没有退却，他们不顾白色恐怖与迫害，想方设法掩护红军滞留人员和伤病人员。

藏族人民在红军长征途中，为祖国的革命事业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后来成为全民族抗日的中流砥柱，是全民族利益的最坚定的维护者，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藏族人民积极帮助红军长征，客观上起到了保留抗日火种，间接支持抗日战争的作用。一大批藏族优秀分子参加了长征，为党和红军输送了新鲜血液，更是直接地投入到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去。

2、捐助慰问抗日前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藏族人民十分关心祖国内地的抗战，他们纷纷行动，为抗日前线捐钱捐物，以示慰问。最突出的代表是康区著名政治活动家格桑次仁和

拉卜楞寺著名**第五世嘉木祥呼图克图。

1938年，康区著名政治活动家格桑次仁，联合在重庆的康藏人士青攘呼图克图、刘曼卿等人发起组织了“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赴各大战区慰劳宣传。他们将在藏区募捐所得的金银首饰、钱币、氆氇等献给国家，并在各大战区举行慰劳前线官兵的活动。后来格桑次仁又在重庆向周恩来副主席敬献锦旗和哈达，向正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八路军将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慰问。1942年他又发动群众和学生，在家乡龙王潭修建了“抗战建国纪念塔”，激励前方抗日将士奋勇杀敌。

1940年，拉卜楞寺著名**洛桑嘉木祥·益西丹贝坚赞（即第五世嘉木祥呼图克图）自拉萨学法回到安多本寺后，随即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中。他借助自己**的身份，游说甘、青、川、康四省边区，每到一地，随时随地向边区广泛地宣传抗日救国的纲领，揭露日寇的暴行，号召四省边区藏族同胞团结起来，忠诚拥护中央。1941 年，第五世嘉木祥呼图克图下令拉卜楞寺所属108寺组织慰劳抗日前线将士代表团前往重庆献旗致敬，并献羊皮万张。两年后，他又委派其长兄黄正清（即洛桑泽旺）带队，率所属寺庙藏族僧民致敬团抵渝致敬，至各战区看望慰劳前线将士。为资助抗击日寇，他捐献飞机30架，计国币600余万元，创边民向国家献礼最高纪录。

藏族人民对抗日前线的慰问，从精神上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的抗日热情和抗日斗志，他们对抗日的捐助更是从物质上对抗日前线的最有力支持，这都有利于激励前方将士奋勇杀敌，报效祖国，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3、组建民间抗日武装

在抗日战争中，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把反抗阶级压迫的斗争同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自觉不自觉地结合在一起，组建了许多民间武装，在同统治阶级的斗争中，逐渐地走上了抗日战争的道路，这其中首推肋巴佛领导的甘南农民起义军。1942年陇南大旱，民不聊生，饿殍载道，怀来仓·肋巴佛秘密召集各族兄弟，建立“饥民团”，并决定成立“反蒋抗日民族联军”。翌年2月，肋巴佛率领以“草登草哇”为核心的临夏、卓尼两县藏、汉、土等各族儿女3000人正式起义，他本人被众人推举为“反蒋抗日民族联军”总司令。在攻破洮州城后，肋巴佛率领义军同王仲甲义军会合，联合组成了“西北各民族抗日义勇军”，由张英杰担任总司令，肋巴佛、王仲甲为副总司令，肋巴佛兼任洮泯路藏军司令。肋巴佛率领义军一路斩关夺隘，连获胜利，使得国民党惊恐万分，蒋介石急调胡宗南7个正规军、两个骑兵旅，马步芳三个团，并联合当地驻军共同围剿义军。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起义失败了，肋巴佛和手下官兵分散隐蔽，并加紧寻找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正式抗日的道路。

另外牞1936 年同仁县藏族人民反对青海军阀拦阻红军，拒绝摊派出工，三个乡的藏胞被迫逃亡到甘南。1938年果洛藏族人民因驻军横行不法，聚众包

围了白玉寺，将一团驻军全部消灭。1936年中甸藏族农民组织暴动，反对苛捐杂税。这些农民起义武装，都和肋巴佛领导的甘南农民起义军一样，起初都是为了反对阶级压迫，后来在抗日形势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下，都逐渐倾向了抗日，有的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直接投入到抗日战争的前线，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浴血奋战。这是藏族人民直接参加抗日战争的代表和证明，也是藏族人民对抗日战争所做的最为直接的贡献。综观藏族人民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表现，可以说，藏族人民的各个阶层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积极地参与了抗日，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也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历史功绩。

今天，我们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就是要不忘记历史，不忘记藏族人民为抗日战争所做的贡献，不能忘记藏族人民不怕困难、勇于斗争的民族精神。而且，我们要把这种热爱祖国的优良传统和坚强不屈、勇于斗争的民族精神发扬光大，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新的更大的作用。首先，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在抗日战争中，藏族人民能够以抗日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为重，坚决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今天，我们更应该发扬这种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反对任何分裂祖国的行为，特别是要坚决反对**集团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还要反对“台独”及其他各种各样影响祖国统一的分裂势力和分裂行为，切实维护祖国统一。其次，大力加强民族团结。在抗日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没有直接侵略西藏，然而，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藏族，也绝没有袖手旁观，而是和其他民族一道，同心协力，并肩作战，共同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自由和解放而斗争。在今天，我们更应该发扬这种民族团结的历史传统，加强藏族和其他民族的团结互助，牢固树立藏族离不开其他兄弟民族，其他兄弟民族也离不开藏族的思想，坚决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反对一小撮为了一己之利而挑拨民族关系的没落势力，巩固新型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和进步。第三，努力发展西藏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在抗日战争中，藏族人民表现出了不怕困难、勇于斗争的民族精神。在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今天，面对艰苦的自然环境，面对落后的社会生产条件，我们更应该发扬这种坚强不屈、勇于斗争的民族精神，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积极发展西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第二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

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

20世纪中国的历史性进步，是客观与主观、外部与内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合力的结果，历史的逻辑、人民的力量，是根本性的因素。而中国共产党，则顺应和驾驭历史规律，发挥了先锋、组织和领导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中国的历史性进步，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制定符合于中国国情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并努力付诸实践，为中华民族在20世纪的历史性进步指明了方向。80年来，中国共产党也摔过很多跟头，有过不少失误。但从挫折中吸取教训，我们党更加坚定地坚持科学的思想路线，深入研究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和纲领。建国后，我党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探索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建设的规律，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中间有过路线方针政策上的严重失误，但我们党自己认识和纠正了错误，又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大政策，使中国出现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我们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制定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从而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蓝图，初步掌握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些大的理论、路线、战略、蓝图，中国社会的发展才有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发挥强大的组织和领导功能，改变了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把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为推动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进步而努力奋斗。回顾近代中国挨打受辱、战乱不已的历史，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一个庞大的古老帝国，居然抵挡不住外国殖民者的攻击，以致签订了那么多不平等条约？为什么在统一的国土内，曾经有那么多军阀割据一方，你争我夺，制造了无数的战乱和破坏？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外国列强，在中国寻找和操纵他们的代理人，上演了一幕幕勾心斗角的闹剧？原因当然有制度的没落、政治的腐朽、经济的衰弱、科技的落后等等，但人心涣散、四分五裂无疑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或者表现。要彻底改变中国的面貌，就必须把全体人民凝聚起来，把整个中华民族团结起来。谁能承担这样的责任？各种不同的阶级、政党、社会集团、政治势力，各种不同的人物，都曾经做过尝试和努力，但谁最后成功了？没有。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了全国范围（除台湾以外）的人民团结和国家统一，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通过建立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通过采取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形成了56个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通过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和扩大了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通过“一国两制”的方针，实现了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洗雪了百年耻辱。百年中国，能够由乱而治，由散到统，这是功德无量的大业。没有中国共产党发挥的组织、凝聚、引导、团结作用，是不可想像的。

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建立了一整套先进和崇高的价值体系，继承、吸收和弘扬了中外先进文化，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和进步。80年来，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而且在思想文化上，通过逐步形成的科学世界观和价值观，改造了中华文明，对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通过比较、鉴别，接受了从西方传过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逐步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在思想理论上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基本理论，不仅指导着党自身的全部行动，而且广泛传播和深深融合于中国社会的肌体和人民的思想中，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中国共产党还大量吸收了外国的其他许多文明成果，特别是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等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外文化的交流更加广泛。邓小平要求的“放眼世界”、“赶上时代”、“三个面向”等思想，推动我们走向世界，使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

80年的历史证明，要推动中华民族的不断进步，就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和领导地位，是由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决定的，是在长期斗争的考验中形成的，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必然。20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在旧的中国，没有任何其他政党可以领导中国走出黑暗的深渊。在当代中国，没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就会天下大乱。所以，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能否发展和稳定的关键，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面向新世纪，党的领导地位，只能坚持，不能削弱，只能加强，不能动摇。这是由客观现实决定的，是由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决定的，不是个别人的意志能够改变的。

一、正视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定性。邓小平同志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这一表述，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一方面，封建主义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三千年，在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也最顽固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封建势力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封建势力还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势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同志曾说：“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势力排除和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它们决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具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更没有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有完全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因而，靠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中国最终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封建主义旧统治又延续不下去。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正当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感困惑的时候，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新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

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的，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当时的出路有三条：一是限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不相干，长期平行发展；三是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三条道路中，中国的近代历史已经表明，第一条道路走不通；第二条道路实际上也行不通，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二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惟有第三条道路，才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为中国人民选择这条道路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巩固和加强了工农联盟。在经济上，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转化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实现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因此，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

二、正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

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 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和他们的民主权利。

第二，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 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三，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

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基础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家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不等价交换。而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

当然，由于社会主义目前还处于实践阶段，我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上述认识，还是十分传统的，是不全面的、肤浅的。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对其优越性必将会有新的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想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正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基于以下前提：

1、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因此，对其优越性的理解我们不可能是“先知先觉”，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对其进行全面的描述，这就需要我们

在实践中不断地去体验、去总结。

2、衡量和比较哪一个社会制度优越，决不能离开具体国家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片面地从现有的经济发展程度来看，而应当主要看它是不是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生产关系是否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人民的地位和生活是否得到改善。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这些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远远无法比拟的。虽然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和科技水平，一般比社会主义国家要高，这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各自发展的基础和起点不同所造成的，决不是有的人所说的是由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所决定的。

3、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相比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还比较短暂，还处于实践和发展的初期。资本主义制度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而社会主义制度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十月革命算起，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才几十年的历史。所以，相比资本主义来说，社会主义的发展目前还不完善，还不充分，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应有的优越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我们不能拿拥有几百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来比拟和衡量只有几十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

4、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新社会制度代替旧社会制度，或者建立和完善一种社会制度，从来不会是历史的瞬间，它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前进途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想象的困难与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邓小平同志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我们要充分估计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只要基于上述前提，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乃至挫折就会有客观、公正地认识，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及其优越性就不会产生信仰危机。

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尽管在一段时间，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经历了严重挫折，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实践。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全面发展的道路；

是一条坚持全面改革和开放的道路；是一条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历时70年，跨越两个百年、两个千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振兴中华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经济建设成绩卓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科技事业日益进步，国防建设更加巩固，人口素质全面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发展，外交事业谱写新的华章，“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已成功实现。全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生活幸福。十多亿人口的中国，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千百年来人们衣食住行无忧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一切靠什么？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探索的结晶，凝聚了几代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理想的追求。这条道路，已经初步振兴了当代中国，未来中国的全面振兴，只能由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实现。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结论。

所以，如果新中国成立后，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不可能维护国家的统一，不可能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愿望。在各种思潮相互交错、相互激荡的今天，谁无视中国历史的选择，无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无视当代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他就不会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就不会增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就不会把党的光辉事业推向前进。

第三篇：邓小平的历史贡献

“一人千古，千古一人”，是薄一波同志写给邓小平的一幅挽联。对这八个字，薄老后来解释说：“一人千古，表达了我对小平同志的哀思；千古一人，是我对他的评价，是说他成就大业、功勋至伟。”他还说:“小平同志的历史功绩，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小平同志说，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人民还会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依我看，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人民还会在贫穷和混乱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薄一波与邓小平相知甚深，他的评价，深刻地揭示了邓小平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的前无古人的重大贡献。我认为，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带领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富起来

独立、富强、民主、统一，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打开了社会进步的闸门。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国家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把中国的富强、民主、统一变成了生动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是近代以来中国三次伟大变革的集大成者。通过实行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是邓小平的一个伟大创造。社会主义要不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让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在这个问题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认识是受错误理论支配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非常贫困。所以，邓小平开创改革开放，首先是从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入手的。20世纪70年代末，他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发动领导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带领全党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做出了改革开放重大决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发展最鲜明的特点。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在这个进程中，邓小平以敏锐的思想完成了对改革开放的总体设计，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对时代特征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新判断，及时调整外交政策，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二，对基本国情作出新概括，提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论断，要求改革开放的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第三，制定“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绘制了中华民族百年图强的宏伟蓝图。

第四，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要求改革开放要抓住机遇，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

第五，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为确立改革开放目标模式提供正确的理论依据。要求解决好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

第六，提出“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提倡“不争论”原则，鼓励改革开放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第七，提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求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

第八，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改革开放必须遵循的目标和原则。

第九，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邓小平的这些设计，初步回答了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基本国情、目标、任务、步骤、布局、方法、原则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改革开放前进的科学轨道。他是全世界公认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只要不带偏见，任何人都不会质疑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国发展的重大意义。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仅仅30多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3亿人民总体上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小康生活。这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盛世都不可比拟的。需要强调的是，1978年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时候已经74岁了。从74岁到93岁，他用了20年的时间带领中国基本告别了短缺经济，改变了13亿人的生活和命运。这还不是“千古一人”吗？

第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设民主法制社会

第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设民主法制社会

有人说，中国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其实，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破题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等重要观点，为改革开放廓清了道路。80年代初期，当经济体制改革还处在自下而上的试验阶段时候，政治体制改革就已经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有条不紊地展开了。从反对个人崇拜，发扬党内民主，恢复和建立民主集中制到精简机构、制定规章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民主法治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相当大，改革的措施也非常多。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系统地提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任务、目标和指导原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1982年，新宪法、新党章修订通过，文化大革命结束时那种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混乱状态得到根本扭转。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邓小平力主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进行，强调“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要实行党政分开等一系列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措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我国加快了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进程。改革开放的各项成果被制度和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在中国，封建专制实行了两千多年，民主制度建立还不到一百年。因此，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带头实行干部退休制度，是邓小平践行他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举措。

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的一个重大决策。这项改革实行起来颇具难度，正如邓小平所说：“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所以，1980年，邓小平在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时对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问题作出专门论述。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设立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形式逐步解决高级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他出任第一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即意在从他做起开退休先例。翻开《邓小平文选》，他对自己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退休”，但他始终末能如愿。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三个月后，邓小平约见江泽民等中央负责同志，开宗明义：“今天主要是商定我退休的时间和方式。”他说，“我多次讲过，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下来吧。”当天，邓小平又致信中央政治局，郑重提出退休请求，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个问题我们党以前没有解决好，留下了很多教训。邓小平从自己做起，开了好头，为彻底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正常化作出了表率。这是他的一个重要贡献。

1994年，邓小平在他90岁的时候，还作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他发现自己的思维开始迟钝之后，郑重地说，一个国家老态龙钟，形象不好，以后国家的事情我不过问了。从那天起，邓小平就不再发表任何意见了。我以为，这也是一件千古一人的事情。

第三，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天才构想和成功实践

第三，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天才构想和成功实践

实现国家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经常要面对的一个难题。历史上的统一，只有武力征服一种手段，都是以惨烈的牺牲和巨大的破坏为代价的。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天才构想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是邓小平的伟大创造。

“一国两制”方针首先是针对台湾问题的。1983年，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系统地阐释了“一国两制”方针，他说：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新主张，为打破几十年海峡两岸敌对状态，实现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源于解决台湾问题，成功地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1982年邓小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会谈是其中的经典之作。

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接触，始于1979年。1982年9月，有“铁娘子”之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正式来华访问，目的只有一个，希望继续保持对香港的统治。“铁娘子”没有想到，在与邓小平的会谈中，经过三个回合的较量，她便输给了有“钢铁公司”美誉的邓小平。

首先，针对撒切尔夫人关于英国侵占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的观点，邓小平表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这是中英两国进行谈判的前提。如果中国在1997年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

第二，针对撒切尔夫人提出只有英国的统治才能保持香港的繁荣，希望以主权换治权的观点，邓小平指出，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这就是“一国两制”的政策。

第三，针对撒切尔夫人关于中国如果宣布收回香港，“将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的威胁，邓小平回答：“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

通过这次会谈，中英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1984年中英两国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回归遂成定局。中英两国获得了双赢。撒切尔夫人由衷地对邓小平说：这是您倡导的“一国两制”的胜利。

正是按照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20世纪末，分离了一个半世纪的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之后，对峙了几十年的国共两党相逢一笑泯恩仇，两岸实现了“三通”。祖国统一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生事物，体现了邓小平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天才创造力。它从构想成为现实，开创了曾经被认为是两种不可调和的政治制度在一个国家内和平共处，共同繁荣发展的先河，也为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范例。邓小平的这个贡献是前无古人的。

第四，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就是他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思想者、理论家。他一生务实，不善言辞。他的著作，没有长篇宏论，没有华丽辞藻，没有旁征博引的资料和冗长的逻辑分析。他在编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时说：这本书讲的都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邓小平理论正是从他领导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语言朴实无华，不用诠释，人人看得懂，但他的思想却有着巨大的穿透力，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其实，邓小平是最高明的思想者和理论家，他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经典之作。

从1978年到1992年，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和南方谈话两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为标志，邓小平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和经验，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增添了新内容，使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若干个“第一次”的新观点、新结论。这就是：第一次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一次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一场新的革命；第一次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以科技进步、教育优先为基础；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指出，中国的发展，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明确指出，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不是区分不同社会制度的标志；第一次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第一次提出，一个国家可以实行两种制度，并以此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等等。邓小平理论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用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思想、新观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提高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水平，作出了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的新判断，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理论的意义不仅在于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繁荣发展，同时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注入了生机与活力。20世纪，社会主义从全面崛起到陷入低潮，遭受了严重挫折。邓小平理论及其在实践中的成功运用证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失败，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评价一个人物，主要应看他比前人多做了什么。按照这个观点，邓小平的四大历

第四篇：从吐蕃王朝开始说藏族历史

从吐蕃王朝开始说藏族历史

吐蕃王朝在公元七世纪初，西藏北部和青海西南部，分居着羊同、多弥、苏毗，西康分居着东女、附国、青海巴颜喀喇山及其以北分居着白兰、党项等诸羌部落，青海黄河源以北青海湖周围及柴达木等地居住着吐谷浑。

吐蕃社会历史的发展，给予松赞干布创造藏区社会的条件，公元七纪初，这位民族英雄征服了藏北、西康和青海的各羌人部落，在西藏高原实现统一，正式建立了吐蕃王朝，定都逻娑(今拉萨)。东北与唐的附属国吐谷浑接，东与唐接，因此蕃唐间开始发生直接关系。

松赞干布在位期间，积极地吸收了印度和汉族两方面的文化，尼婆罗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出嫁于松赞干布，更大量地带进了印度和汉族中原的先进文化，给予吐蕃社会发展增加了有利条件。吐蕃此时的社会，在奴肃社会崩溃的废墟上，接受了外来文化，转入初期封建社会阶段。而吐蕃封建制的特点，是长时期内与奴隶制相结合着的，故在这一时期，奴隶制尚浓厚地残存在封建社会之内。庄园制度的建立，农牧工商业的发展，创造文字，制定法律，确立政治制度，信仰佛教，这一封建的经济结构和为封建制度服务的政治、文化、宗教的各种形态、使吐蕃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吐蕃的社会进入富有极大历史意义的新的历史阶段。唐高宗封松赞干布为“附马都尉”、“西海郡王”，后又晋封为“宾王”。

松赞干布奠定了吐蕃与唐朝二百余年频繁往来的“甥舅亲谊”。公元710年，唐金城公主携带绣花锦缎数万匹，工技书箱多种和一应使用器物入蕃，嫁吐蕃王赤德祖赞。金城公主入蕃后曾资助于田(今新疆境内)等地佛教僧人入蕃建寺译经，并向唐朝求得《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典籍。公元821年，吐蕃王赤热巾三次派员到长安请求会盟。唐穆宗命宰相等官员与吐蕃会盟官员在长安西郊举行了隆重的会盟仪式。次年，唐朝派刘元鼎等人到吐蕃寻盟，与吐蕃僧相钵阐布和大相尚绮心儿等人结盟于拉萨东郊。此次会盟时在唐长庆元年(822年)和二年(823年)史称“长庆会盟”。记载这次会盟内容的石刻“唐蕃会盟碑”共有三块，其中一块立于拉萨大昭寺前。

西藏地区的分裂割据：公元842年，吐蕃王朝因王室内讧和部族之间、边将之间的混战而分裂瓦解，出现了众多互不统属的地方势力。它们各占一方，互相征战，战争连锦持续了四百余年。

十三世纪中叶西藏统一于中国十三世纪初，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在中国北部建立蒙古汗国。1247年，萨迦派高僧班智达·贡嗄坚赞同蒙古汗国皇子阔端在凉州(今甘肃武威)议定了西藏诸部归顺蒙古汗国和接受所规定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内容；萨迦地方政权建立。1271年，蒙古汗政权定国号为元，并于1279年统一全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西藏成为中国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行政区域。1260年，元朝皇帝忽必烈(1215—1294年)即蒙古汗王位，封贡嘎坚赞的侄子、萨迦派法王八思巴为国师。1264年，忽必烈设释教总制元，命八思巴为国师身份兼领院事。在总制院(后改宣政院)下，设有“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负责处理和管辖现今西藏大部分地区的军政事务。宣慰使司下面有管理民政的万户府、千户所。1265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帝师、并通过八思巴的推荐，任命了总管西藏事务的行政长官和13个万户府的万户长。1268年、1287年和1334年，元朝中央曾三次派官员在西藏清查户口，还在西藏地区设立了15个驿站，联成通往大都(今北京)的交通线，推行并确立了西藏地方的“乌拉”(意为摇役、差役)的制度。

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自十三世纪中叶西藏地区正式归入元朝版图后，中国虽然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换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十四世纪中叶，萨迦地方政权逐渐衰落。1354年，以隆曲坚赞为首的帕竹噶举派成为西藏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帕竹地方政权。1368年明朝建立后，采取了普遍封赐的政策，对具有政治实力的地方诸教派首领均赐加以“王”、“法王”、“灌顶国师”等名号；王位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遣使册封。这时，**喇嘛和**喇嘛两大**系统所属的格鲁派兴起，三世**喇嘛索南嘉措向明廷入贡，获得明朝中央封赐的“朵儿只唱”名号。明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沿袭了元朝的办法，先后设置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分别管理前后藏、昌都和阿里的军政事务。其间，帕竹地方政权在西藏部分地区建立了宗本制度，所住各宗的行政首脑，明朝皆授以官职，使其既为宗本(相当于县长)又为中央命官。

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对西藏的治理严密。清顺治皇帝数次邀请五世**进京，1652年，五世**进京入见。1653年，顺治皇帝颁赐金册、金印、敕封五世**，正式确定了**喇嘛的封号。1713年，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罗桑益西为“**额尔德尼”，正式确定了**喇嘛的名号。自此，**喇嘛在拉萨统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区，**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统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区。1727年，清朝设立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西藏与四川、云南、青海的区界，就是于此时派员正式勘定的。1721年，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建立噶伦制度；1750年，再次调整管理西藏的行政体制，废除郡王制度，建立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规定了驻藏大臣与**喇嘛共同掌握西藏事务的体制。1793年，清朝政府就驻藏大臣的职权、**与**及其他大**转世、边界军事防务、对外交涉、财政税收、货币铸造与管理、以及寺院的供养和管理等，颁布了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共二十九条。此后一百余年，二十九条章程确定的基本原则一直是西藏地方行政体制和法规的规范。

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建立了合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为一体的共和国——中华民国。1912年中央政府设蒙藏事务局(1914年改称蒙藏院)，主管西藏地方事务。1940年，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中华民国期间，**喇嘛和**额尔德尼继续接受中央政府册封，获得在西藏地方的政治、宗教上的合法地位。现在的十四世**喇嘛拉木登珠的任职，就是由国民政府主席颁令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十七条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一方面，中央政府要求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巩固国防，坚决驱逐帝国主义势力；西藏地区一切涉外事务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藏军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现行制度及**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尊重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护，西藏的社会改革，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协商解决，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1954年，**喇嘛、**额尔德尼联袂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额尔德尼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59年，中央人民政府顺应西藏人民的意愿，在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实现了西藏社会的历史性伟大变革。1965年9月正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

第五篇：(免费下载)藏族历史概况

藏族历史概况

遗传学、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众多学科的大量研究成果表明：汉族和藏族同出于共同的远祖；西藏的多处史前文化与同期华夏文化有密切的联系；西藏高原与内地在经济、文化及政治等方面一直保持密切关系，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藏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最早起源于雅鲁藏布江流域中部地区的一个农业部落。据考古发现，早在4000多年前，藏族的祖先就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生息繁衍了。据汉文史籍记载，藏族属于两汉时西羌人的一支。藏族的先民们像许多经历石器时代的先民一样，他们先经过群居采集、狩猎生活阶段，逐步学会了饲养和农耕。雅鲁藏布江南岸雅隆地区的藏族先民后来又分成六部，即六牦牛部诸部落。公元6世纪，雅隆部落首领做了部落联盟的领袖，号称王（藏语音“赞普”）。此时已进入奴隶制社会。公元7—12世纪

公元7世纪初，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唐朝（618－907年）建立起强大的统一政权，结束了中原地区300多年的混乱分裂局面。与此同时，藏族的民族英雄松赞干布兼并10余个部落和部族，在西藏高原实现统一，正式建立了吐蕃王朝，定都逻娑（一写逻些，即今拉萨）。松赞干布在位期间，锐意修好唐廷，吸取唐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政治文化成果。他曾两次派遣大臣赴唐廷求婚，于公元641年迎娶了唐太宗的宗女文成公主。松赞干布还从唐朝引入造酒、碾磨、纸墨等生产技术，遣贵族子弟到长安（今西安）学习诗书，聘汉族文人入蕃代典表疏，与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保持了友好关系。唐高宗封松赞干布为“附马都尉”、“西海郡王”，后又晋封为“宾王”。松赞干布奠定了吐蕃与唐朝200余年频繁往来的“甥舅亲谊”。公元710年，唐金城公主携带绣花锦缎数万匹，工技书箱多种和一应使用器物入蕃，嫁吐蕃王赤德祖赞。金城公主入蕃后曾资助于田（今新疆境内）等地佛教僧人入蕃建寺译经，并向唐朝求得《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典籍。公元821年，吐蕃王赤热巴巾三次派员到长安请求会盟。唐穆宗命宰相等官员与吐蕃会盟官员在长安西郊举行了隆重的会盟仪式。次年，唐朝派刘元鼎等人到吐蕃寻盟，与吐蕃僧相钵阐布和大相尚绮心儿等人结盟于拉萨东郊。此次会盟时在唐长庆元年（822年）和二年（823年），史称“长庆会盟”。会盟双方重申了历史上“和同为一家”的“甥舅亲谊”，商议今后“社稷如一”。记载这次会盟内容的石刻“唐蕃会盟碑”共有三块（也叫“长庆会盟碑”、“甥舅会盟碑”，就是第八次会盟后所立），其中一块立于拉萨大昭寺前。此后的三、四百年间，藏族与北宋、南宋、西夏、辽、金等政权都有着密切联系。

公元842年，吐蕃王朝因王室内讧和部族之间、边将之间的混战而分裂瓦解，出现众多互不统属的地方势力。它们各占一方，互相征伐，争战不已，竟持续了400来年。与此同时，从公元10世纪至12世纪，藏传佛教（也称喇嘛教）为藏区各阶层所接受，并逐步深入到藏族社会的各个领域。佛教上层人物往往和当地首领紧密结合，互为利用，在藏族历史上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封建体制。元代（公元1271—1368年）

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定国号为元，乌思藏（今西藏中部、西部及其迤西地区）、朵甘等地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元帝国的一部分，西藏地方从此正式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元朝统一中国后，根据藏族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施政措施：

——首次设置中央机构总制院（1288年改称宣政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及西藏等地的军政事务。宣政院使（主管官员）一般由丞相兼任，副使由帝师举荐的僧人担任。

——在西藏清查民户、设置驿站、征收赋税、驻扎军队、任命官员，并将元朝刑法、历法在西藏颁行。

——任用藏族僧俗担当从中央到地方高级官吏。乌思藏、朵甘等地行政机构之设裁及官员的任免、升降、赏罚，皆听命于中央。

——划分西藏地方行政区域。元朝中央在藏族地区设了三个不相统属的宣慰使司，均直属宣政院管理，这就是藏文史书中所说的“三区喀”。就今西藏自治区的地域而言，当时分归其中两个宣慰使司管辖——今拉萨、山南、日喀则、阿里等地归乌斯藏宣慰司管辖；今昌都一带及那曲地区东部归朵甘宣慰司管辖。元朝在乌思藏等地清查户口，确立差役，征收赋税，建立驿站，派驻军队，镇守边疆。乌思藏宣慰司设在萨斯迦（今西藏萨迦），下设13个万户府和若干个千户所，并征收赋税。元代的这一划置，成为此后西藏行政区划沿革的基础。明代（公元1368—1644年）

公元1368年，明朝取代元朝，采用收缴元朝旧敕旧印，换发明朝新敕新印的形式和平过渡，继承了对西藏地方的国家主权。

明朝没有沿用元朝的职官制度，而是建立了一套别具特色的僧官封授制度。各地有代表性的政教首领人物，明朝均赐封以不同的名号，颁给他们印章和封浩，命其管理各自的地方，其职位的承袭须经皇帝批准，皆可直通名号于天子。

在行政区划与军政机构设置上，明朝在西藏基本上承袭了元朝的划置方式。在元代乌思藏宣慰司、朵甘宣慰司故地，明朝设立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后来，又将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升格为行都指挥使司，其下设指挥使司、宣慰司、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等机构。各级军政机构的官员，均封委当地的僧俗首领出任。各级官员之任免、升迁，概由明朝中央直接决定，并颁授印诰等。清代（公元1644—1911年）

公元1644年，清朝定都北京，进而统一中国。清朝循历史定例在西藏行使主权，只要前朝所封官员进送旧朝印信，即改授新朝印信，其原有地位不变。1652年，藏传佛教格鲁派五世**喇嘛应召到北京觐见顺治皇帝，次年受到清朝正式册封；后来，五世**又受到康熙皇帝的册封。**喇嘛和**额尔德尼的封号和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宗教地位由此被正式确立，此后历世**、**须经中央政府册封遂成定制。

清朝对西藏的施政管理，在总结元明两朝治藏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和形势变化作了重大而全面的调整，例如：设置驻藏大臣总揽全藏；调整西藏地方的政教管理体制；赐封**喇嘛、**额尔德尼名号，并确定了金瓶掣签制度；确立西藏地方涉外事务、边境国防的决定权归中央等原则；勘定今西藏与青海、四川、云南间的界线；规定**喇嘛、**额尔德尼的辖区及权限，划分了驻藏大臣直辖区，等等。

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次年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文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22行省之一。此后正式颁布的《宪法》等法律法规，也都明确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1912年7月，民国政府设立管理蒙藏事务的中央机构——蒙藏事务局（1914年5月改称蒙藏院），并任命中央驻藏办事长官，直属国务总理，例行清朝驻藏大臣职权。1929年蒙藏院改制为蒙藏委员会。1940年4月，蒙藏委员会在拉萨设立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派出机构。第十四世**喇嘛本人的认定、坐床也是经当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批准的。

民国时期的大量档案记载证明，民国时期的历届国会、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性议事机构或历次国民大会，**喇嘛、西藏地方政府和**额尔德尼都派有代表参加，并被选举或委任各种国家公职，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西藏的和平解放与民主改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当日，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之一的第十世**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并表达了希望早日解放西藏的强烈愿望。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在北京签订。协议签订后，十四世**喇嘛、十世**额尔德尼分别致电中央，表示拥护，决心维护祖国主权的统一。根据《十七条协议》，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

1954年，**喇嘛、**额尔德尼共同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喇嘛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额尔德尼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成立。**喇嘛为主任委员，**为第一副主任委员。

西藏的民主改革是《十七条协议》确定的原则。但在20世纪中叶的西藏，已被欧洲革除数百年之久的封建农奴制度，仍被西藏农奴主阶级视为不能变革的美好制度。因此，围绕要不要执行《十七条协议》，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爱国进步力量与西藏上层及守旧势力之间经历了尖锐复杂的斗争。1959年3月10日，西藏的反动农奴主阶级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公开宣布“西藏独立”，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3月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由十世**代理筹委会主任。1959年6月和9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先后通过了《关于西藏全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和《关于废除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和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决议》等历史性的决议，决定充分发动群众，在全区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一顺应历史潮流的民主改革的基本任务于1961年年底完成，并在西藏地方各县、区、乡相继建立了基层人民政权。1962年3月，全区92%的乡镇以农会为基础进行了基层普选。1965年7—8月，县级选举工作基本完成。

西藏自治区的筹备和成立

《十七条协议》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从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到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1959年筹委会奉命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再到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其间经历了14年时间。

1954年11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经过两年工作，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正式成立。筹委会由来自西藏地方政府、**堪布会议厅、昌都地方人民解放委员会、中央政府代表和其他方面的51名委员组成，**喇嘛为主任委员，**为第一副主任委员。对于西藏旧政权，中央始终坚持和平改革的方针，把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同自上而下地和平协商有机结合。按照这一方针，筹委会力争将原西藏地方政权以和平的方式转化为人民政权，大量旧政权的官员被吸收进来，安排了相应的职位。然而上层统治者中的少数反动分子却一再制造事端，反对民主改革，最终于1959年3月10日发动武装叛乱。随着叛乱失败，**喇嘛出逃印度，自治区筹委会开始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中央政府当时仅任命**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为**喇嘛的回归留下了机会。此后几年，西藏的民主改革，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培养干部等工作蓬勃开展起来。在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各县人民政府及基层政权普遍成立的基础上，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隆重举行，西藏自治区宣告正式成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制度在西藏全面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