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

第一篇：草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

暨南大学本科学生课程论文

论文题目 ：北方草原文明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学院学系 ： 文学院历史系

专业 ： 历史学（内招）

课程名称 ： 中国考古通论

学生姓名 ： 谷鹏龙

学号 ：

2013051164

北方草原文明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摘要】：回眸中华五千年文化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 博大的中华文化犹如浩淼的海洋, 是汇集万泉、海纳百川而形成的。她既蕴含了勤劳质朴的黄河文化, 也包含着机敏睿智的长江文化, 还容纳了豪放 坦荡的北方草原文化，这些文化之间既有共性, 又有其个性特征, 它们始终是在碰撞、融合再碰撞再融合的互动过程中发展的。每一种文化都 对中华文化的丰富、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草原文化也不例外，本文就草原文明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展开论述。

【关键词】：草原，文明，文化，贡献

草原文化是中国北方诸民族创造的古老的 采集文化、狩猎文化、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整合形态，是以中国北方草原的地理、气候环境和人文环境以及畜牧业经济为主要生存机理的文化模式，草原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人类文化中的璀璨瑰宝，我 国的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作为两类典型的不同文化类型之互动，是中国文化得以不断 发展壮大和充满生机的动力和源泉。在漫长的历 史发展过程中，两种文化互相撞击、相互补充、相 互融合、相互促进，最终铸就了中华民族永久不 衰的文明凝聚力。草原文化以北方民族充满活力 的刚劲气质和精神风貌，与中原稳健儒雅的文化 精神相融汇，使中国传统文化一次又一次地实现着变革和更新，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在当代中国，草原文化在与各种人类文化的更广泛、更深刻的交流和整合中，愈加突显出独特的文化价值 趋向，展示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的独特魅力和深远意义。

一，草原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政治 更新中的历史贡献

在中国历史上，不论是奴隶制王朝还是封建 制王朝，都必然经历草创———发展———兴盛——衰落的过程，旧的王朝盛极而衰，又无力扭转乾坤、重振朝纲，就只有靠新的力量实现王朝的新陈代谢。这种新的力量，一种是农民起义，推翻旧的王朝，然后或者是由造反的农民登基称帝（如 明朝的朱元璋皇帝），或者是由地主豪强武装乘势而起，夺取政权（如唐朝的李渊、李世民父子）。其间也不乏掌握实权的重臣大将发动宫廷政变，武装夺权等，如王莽篡汉、曹魏代汉、司马代魏、北齐取代东魏、北周取代西魏、隋取代北周、宋取代后周等，虽然往往披上“禅让”的面纱，却掩盖不了刀光剑影的血腥。这种新的力量的另外一 种，即是北方游牧民族挟草原大漠之雄风，问鼎中原。当中原王朝盛极而衰时，往往有来自北方 的游牧民族励精图治，发奋图强，发展壮大起来。一边是盛极而衰的泥足巨人；一边是迅速成长的 金刚力士，力量消长的结果往往是人数上处于绝 对劣势的草原民族却战胜了人数远远超过自己 的中原民族，以王朝更替的形式实行了社会政治 的革命。如商代夏、周代商，秦统一六国，北魏、辽、金统一北方，元代宋、清代明，皆是如此。它说 明了在中原王朝腐朽、衰落之际，新兴的草原民 族将其推翻，代表的是进步的力量，是推动中国 历史前进的。因此，不能以夷、夏之属来作为褒毁的标准，而应以谁代表腐朽、没落的势力，谁代表 新兴、前进的力量作为肯定或否定的依据。当然，草原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一旦步入腐朽没落之 途，毫无疑问也是要被新的进步力量取代的。草原民族在历史上虽然曾经建立过一些地 方性的政权，如西夏国、渤海国、“五胡十六国”时 期的一些地域性国家等，但是主流是建立四海归 一的统一国家。出身西戎的秦始皇结束了春秋战国的分裂局面，实现了中华民族进入封建社会的第一次大统一。从大兴安岭走出来的拓跋鲜卑人统一了中国北方，结束了晋朝以后北方地区的分裂局面，为隋、唐二朝实现中华民族的第二次大统一奠定了基础。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 帝国，至元朝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三次大统一，将西藏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统治之下，并且奠定了今天中国版图的基础。满族人建立的清朝，在康 熙时期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噶尔丹之乱，收复台湾，抗击沙俄东侵，维护了祖国的大统一。清朝乾隆年间，原驻牧于伏尔河流域的蒙古族土尔扈特部不堪沙俄的欺凌掠夺，在首领渥巴锡的带领下 毅然踏上了东归的征途，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难 困苦，万里迢迢，回归祖国，受到朝廷的嘉奖。17 世纪30年代以后，沙俄势力越过乌拉尔山向西伯 利亚地区扩张，原来居住在东西伯利亚地区的达 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族和蒙古各部落进行了英勇的反抗，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相继迁至呼 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和嫩河流域。此后，在抗击 沙俄入侵和维护祖国统一的战争中，“索伦八旗” 官兵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清朝名将海兰察（鄂温 克族人）多次受到朝廷的嘉奖。

二，成吉思汗的军事思想和实践，对中华及 世界军事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成吉思汗之前，草原民族不乏能征善战的 大将和武功显赫的统帅，如：匈奴的冒顿单于、鲜 卑的檀石槐、柯比能、力微、拓跋、拓跋焘等人，契丹的耶律阿保机、耶律大石等人，女真的完颜 阿骨打等人，均是光辉耀眼的军事巨星。成吉思汗则是草原民族军事艺术的集大成 者，他的思想与实践，将草原民族的军事思想与 军事艺术提升到空前的境界。有专家评论说，孙 子是中原军事文化最杰出的代表、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成吉思汗是草原军事文化最杰 出的代表，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军事实践家。他使 贫瘠的蒙古民族在40年时间里迅速发展壮大，建 立了席卷欧亚大陆的骑兵部队，成为当时世界上 最强大的民族，并且推进了中华民族的统一，促 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基本奠定了今天 亚洲、欧洲的政治版图，成为世界级的“千年风云 第一人”，成吉思汗对中华及世界军事文明的贡 献永载史册。

三，草原民族创建的北京城，是对城市文明作出的历史贡献

北京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悠久，形成城邑也 有很久远的历史。但是现代北京作为城市的基础，则是辽、金、元三朝，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奠定基础的。公元935年，辽太宗天显九年，辽国得到燕云十六州后，于公元936年升幽州为幽 州府，建号南京亦称作燕京。在辽代的五京中，以 南京（燕京）人口最为稠密，经济最为发达。城北有市，陆海百货山积，北国商都呈一时之盛。公元 1125年女真族建立的金国代辽而立，北京作为金 国的中都仍称燕京，继续成为北方最重要的政治 中心和经济中心城市。公元1215年，蒙古军攻占 京，复称燕京。公元1260年，忽必烈继位，公元 1264年复称燕京为中都。公元1270年迁都中都，两年后改称大都。忽必烈诏政改燕京路为中都路，府名大兴。在大兴府东北的旷野上，新建了规 模宏大的都城，即以中南海、北海为中心的今天 北京城的雏形。

（四）草原民族创造了适应北方草原自然地理 条件的畜牧业生产方式 北方草原地区冬季漫长严寒，春季多风沙，夏季短暂炎热，秋季气候无常，总体上气候干旱，不适于种植业。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草原民族根 据北方草原的地理气候条件选择了畜牧业生产 方式，逐水草而居，四时游牧，在广袤的草原上放 牧马、牛、羊、骆驼等，并将草原牧业延续至今。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分析，以畜牧业、农 业划分先进、落后是不科学的。畜牧业、农业是适 应不同生态环境的生产方式，各自都经历了从传 统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转变。现代的畜牧 业，可以利用生物工程等先进的科学技术改良畜 种，改良草场，决不能笼统地说它是落后的。在我 国的农业生产中，目前还大量存在着落后的手工 劳动，能笼统地说它是先进的吗？当前，我国的畜 牧业、农业都面临着将落后的生产方式向现代化 推进的历史任务，并不是以农业取代畜牧业，而 是相结合、互补，共同提高的问题。

五，草原民族对生态文明的贡献

北方草原民族信奉的萨满教是一种原始的宗教形式，主张“万物有灵论”，主要崇拜自然、天神和祖先，认为草原上的一草一木、飞禽走兽、流湖泊都有灵性和种性，不能轻易地扰动、射杀和破坏，否则将受到神灵的惩罚。世上万物都是天父、地母所生，不仅相互平等，而且亲上加亲。作为天父、地母之子的人类，应像孝顺自己父母 那样崇拜天宇、爱护大地、善待自然。原始宗教是 草原民族确立生态思想的信念基础，内在地规范 和约束着他们的后代，自觉地顺应自然规律行事。关注、保护生态是草原文化的灵魂，草原文化最根本的特点是善待自然、尊重规律；草原文化 最鲜明的特色是注重和谐、崇尚自由。正是草原 文化中包含的关注、保护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才使得草原文化虽绵延千年却历久弥新。当代工业文明所引发的生态危机严重威胁人类之际，在人类开始寻找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 相协调的出路中，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生态 文化———草原文化以其内在的生命张力，为拓展人类文明的发展路径提供了深刻的启迪和巨大的贡献。

六，草原文化对于当代中华文化的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草原文化的积极互动使中华文化始终处于 动态之中，肯定对文明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这种进程不仅存在于两种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最 初层面上，事实上，中原与草原的文化互动与融 合远非如此简单，文化融合的过程是极其复杂和 漫长的社会运行过程，两种文化得到补充和延续 是整个大文化交流的关键。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外向型的草原文化给予中原文化以极大压力，游牧族群的多次内迁，则导致文化兼容形式的不断 变化，游牧族群引发的周边社会动荡，同时也是 重建中国封建王朝的催化剂。北方草原诸多族群不断地流入中原，从人口 成分及文化因子上丰富了中原文化，在长期的文 化互动中逐渐融入中原文化，进而以中原文化群 体的身份与继之而来的其他民族抗衡，这是中国 古文化发展的一大特色。当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以儒家文化作为普世性价值原则的中原地区时，首 先面临的是体制的选择问题。只要游牧民族认同 中原文化，他们都把统一当成自己的使命，因此 在这里占主导地位的中原文化的精神就是主张 一统的儒家文化。在五胡十六国前后的135年间，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游牧族群在中原先后建 立了16个政权，不仅为北魏统一中原奠定了社会 基础，也为隋、唐两代王朝强盛局面作出了贡献。历经千百年的草原与内地的文化交融，造就 了不同文化因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沉淀，为中 华文明供给了多元文化养分。草原文化使中国文 化具备了强劲的文化整合力，为中国文化提供了 源泉。中原文化因农耕社会特有的固定性，其文 化积淀，是一种社会优势，游牧族群源源不断地 进入中原，将其文化因子留存于中原地区，随着 时间的流逝，游牧族群被中原文化所同化，或被 驱逐出中原区域，但他们留下的文化影响成为中 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化为中华文明的宝贵财富。草原文化正是以主动的文化传播者身份与内 地文化进行互动，积极作用于内地文化，在加快 中华文明的结构历程的同时，完成了其自身的文 化转型，从而也确立了自身在中华文化体系中不 可替代的历史地位。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中国草 原文化是在欧亚大陆草原版图中形成的独具特 色的文化形态之一，是以蒙古高原为轴心的中国 北方历代的民族，在社会发展中与其他文化互动 的结晶，是以蒙古族为集大成的草原游牧文化的衍生形式，深入系统地发掘和研究草原文化，不仅是中国文化自身发展需求，对世界文化发展也 同样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 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通过长期的冲突和互 动，相互融合、渗透，实现了不同时期的共同发展 与进步，在当代又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共同融入到市场经济、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任何人都无法改变这种趋势。草原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铸就了草原文化的生态魂，是人类应对抗击全球生态危机的精神支柱，为人类社会维 系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精神食粮和不竭动力。中国北方草原各民族在各个不同时代对中华文明的 非凡贡献已成为不争的史实，是任何势力和人群都否定不了的。草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如日中天、光芒四射，在“各 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类和谐文明进步的大潮之中，彰显其勃勃生机和活力。

参考文献：1潘照东，《草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

2方修琦，“从农业气候条件看我国北方原始农业的衰落与 农牧交错带的形成” 中国环境资源网 赵芳志，“草原文化” 上海远东出版社 4张之恒，《中国考古通论》 5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

第二篇：草原文化对中华民族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

草原文化对中华民族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

发布时间：2010-03-08 来源：海拉尔区政府

北方草原上的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生长、生活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并掌握了与这种草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技术，在某些方面还上升为系统的理论，成为中华民族科学技术宝库中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畜牧技术

草原文化是与畜牧业经济联系在一起的。草原民族最先学会并掌握了捕获、驯养、放牧羊、牛、马、骆驼、鹿等牲畜的技术，并使畜牧业成为自身生存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因此，“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既要熟知地理状况，根据不同地区的水草丰茂与否，选择放牧地，“随时畜牧”的游牧民族也要掌握天气的变化，根据风沙雨雪的状况，在自然灾害降临时做出必要的选择；游牧民族既要掌握不同畜种的牧养技术，以适应其不同的特点，也要根据牲畜在不同生长阶段、不同季节的特点，采取相应的牧养技术。这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已经形成了相当系统的技术体系，不少实用、适用的技术至今仍然在畜牧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畜产品的加工技术

牲畜既是草原民族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草原民族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但是，有些畜产品不可以直接作为消费品加以利用，而是必须经过必要的加工才能够用之于消费，因此产生了畜产品的加工技术。由于季节不同，牲畜一般是“夏壮、秋肥、冬瘦、春死”——夏、秋季节水丰草茂，牲畜膘情最好，冬春季节牧草枯萎，乏草可食，牲畜普遍掉膘，甚至死亡。因此，入冬时是牲畜大量屠宰的季节。大量牛、羊肉要备作春、夏季的食品，就要制作成肉干储备。草原地区的风干肉，不能在阳光下曝晒，而应晾干或冻干，在清明节前10天左右取下放在坛子里，用数层麻纸将口子封严，40天后放开来，肉干鲜味如新，而且不变味，不长虫子，独具风味，令人食之不忘。

牛奶、羊奶、马奶、驼奶均具有丰富的营养，是草原民族保持健壮的体魄须臾不可缺少的饮料。但是，产奶的旺盛期也是集中在夏、秋季节，为了将此时食用不完的奶子留到冬、春季节食用，草原民族发明了乳品加工的技术，以发酵的方法制作酸奶，还可以用马奶、牛奶、驼奶制成醇香可口、营养丰富、滋补宜人的奶酒。在全世界的四大酒系中，白酒源于中国的中原地区，啤酒原产于古埃及、果酒以欧洲为代表，奶酒则是以蒙古高原为主要产地。更为普遍的，则是以牛奶制成奶皮子、奶豆腐及白奶油、黄奶油、酸奶油、黄油渣、酸酪蛋、甜酪蛋等奶食品。

草原民族的服装、靴鞋、毡房、马具等，大多是以皮革、毛皮为原料，其加工技术在草原民族的生产、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剥皮的时候，要精心细致，避免破坏皮张，加工的时候要用木棰敲打，轻度发酵，认真刮削，反复揉磨。加工好的皮张，可以制服装、帽子、靴鞋、被褥、帐篷、铺垫等，还可以制作甲胄、箭囊、革囊、马鞍、缰绳、肚带等。牲畜的筋经过加工处理，可以捻成筋线，缝制服装、用品，用筋线制作的弓弦，因拉力大、弹力强而被人们称之为“良弓”。草原地区野生动物较多，其皮毛极为珍贵，加工技术和制作工艺更为讲究。羊毛在草原地区用途极广，以制毡、制绳为主。制毛毡的技术性很强，需将洗净的羊毛加入适量的清水和粘着物，浸湿、加温、长时间的反复挤、压、擀、卷，使之成为需要的大、小、厚、薄不同的片状，再用来制作毡毯、毡靴、毡袜、毡帐等。

(三)交通技术

蒙古草原是马的故乡。蒙古马是与野马血缘最近的品种。生活在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是最早的马的主人，也是骑马技术最早的发明者。因此，草原民族被称之为“马背民族”。马具有灵活、快速、耐力强等优点，可以骑，可以驮物，可以拉车，以马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不仅大大减少了人步行负重的劳累，加快了行进的速度，而且大大扩展了人的行动范围。在人类发明汽车、火车之前，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马匹始终是陆上交通的主要工具之一。在蒙古高原中部、西南部戈壁地区和沙漠地区，则是以骆驼作为主要交通工具，并称之为“沙漠之舟”。

为了适应草原地区地域广阔、迁徙范围大的特点，草原民族掌握了就地取材制作车辆的技术。这种车辆轱辘较大，在坎坷不平、草高沙软的草原上行走便利，涉水渡河也如履平地。北魏时，敕勒人因乘这种轱辘高大的车辆而被称为“高车族”。蒙古族习惯用的勒勒车，也具有这种特点。车辆的制造，需要掌握较为复杂的技术，制造车辕、轴、轮等，需要坚硬又具有较好弹性的上等木材，按照适当的比例结构制做。针对平原地区、沙漠地区、丘陵山地等不同地貌，车辆的大小、形状也有明显的区别。

草原地区河流众多，不少河流河道游移，不适宜建固定的桥梁。草原民族发明了“束薪为桴”以渡水的办法。成吉思汗的祖先就曾以这种办法渡河。成吉思汗与王罕、札木合联军讨伐蔑尔乞部时，则是用猪鬃草捆成筏子渡过了勤勒豁河。同时，草原民族也掌握了“跨河为梁，以便往来”的架桥技术。

草原民族的交通技术，不仅在自身的生产、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扩大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东西方交流均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元朝建立了贯通欧亚的交通网络体系，在交通建设与管理上，均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四)建筑技术

草原民族被称为“毡帐之民”，是因为草原民族经过世世代代的探索，在实践中掌握了在草原地区就地取材制作毡房的特殊技术。现在牧区蒙古族的蒙古包，就是这一技术的结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过着迁徙不定的生活，这就需要住所必须搭建方便、易于搬迁；同时，草原地区冬季多暴风雪，春季多大风沙，又要求住所既轻便、又稳固；夏季气候炎热，还要求通风方便。蒙古包具备了上述要求。蒙古包是组合式的房屋，搭建、拆卸均很方便，用二、三辆勒勒车载运或用二、三峰骆驼驮运即可。蒙古包是圆形的，呈流线形，而且其架木结构十分合理，既能够紧密结合起来，又能够有效分担压力，抗风力强，搭建稳固的蒙古包可在十级大风中岿然不动。总之，蒙古包是草原建筑艺术的结晶。

阿拉坦汗将藏传佛教格鲁派引入蒙古草原后，逐渐建起了在草原上星罗棋布的黄教召庙，这些召庙大都兼具汉、藏建筑风格，具有很高的建筑艺术。至今在呼和浩特的席力图召、包头的美岱召、五当召等著名召庙，仍可感受到这类建筑的独特魅力。

(五)医学

自古以来，草原民族即在实践中探索出一套适合当地特点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元代是医学大发展的时期，元世祖忽必烈设立了太医院，并在各地设立了惠民药局。元朝政府大力支持、提倡不同医学体系的交流，不仅草原医药与汉医药、藏医药广泛交流，还从中亚地区引进了“回回药物”，翻译刊印了《回回药方》，大大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阿拉坦汗曾患足疾，三世**索南嘉措为之治愈。因此，伴随着藏传佛教在蒙古草原的传播，藏医药广泛流传，召庙均设有医学部，传授藏医、藏药，培养了许多喇嘛医生，并翻译、编写了不少的医学著作。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著名的藏医《四部医典》传入蒙古草原，对蒙医药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许多蒙医将传统的蒙医实践与藏医学结合，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编印了不少蒙医著作，其代表作有：《蒙藏合壁医学》、《医学大全》、《脉诀》、《医学四部基本理论》、《药剂学》、《药五经》、《配药法》、《针炙法》、《脉诊概要》、《外科正宗》等。汉医学的代表性著作《本草纲目》、《牛马经》等也翻译成蒙文。因此，蒙医学成为在草原民族传统治疗方法基础上，吸收汉医学、藏医学、回回医学理论与实践经验发展而成的系统的医学体系，成为中华医药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历法与天文学

季节变换对草原民族的生产与生活关系极大，草原民族也根据岁时变换的特点，总结出对气候变化的判断，“野草四月始青，六月始茂，至八月又枯”(《黑鞑事略笺证》，载《王国维遗书》第13册，第4页)。在历史 上，蒙古人曾采用十二生肖纪年和干支纪年，后又袭用金朝的大明历。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郭守敬编制了《授时历》，经元世祖忽必烈下诏，颁行全国各地。《授时历》将回归年长度确定为365.2425日，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时历。

第三篇：草原文学对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贡献

草原文学对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贡献

虽然由于不少草原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难以形成文字表述的作品；草原民族大都逐水草而居，四时游牧，文字作品难以保存；历史上曾经风云一时的草原民族大都随历史演变而不复存在，其口传的、文字表述的作品也随之消失，但是，客观地、历史地进行分析，草原文学对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贡献仍然是不容忽视的。

草原民族在独特的生产、生活环境中，创造了大量的民歌、民间故事、传说等等。《匈奴歌》、《敕勒歌》即是草原民歌的代表。同时，还有体现草原生活特点的祝词、赞词，体现萨满教特色的祭词、神歌，体现藏传佛教特点的箴言诗、经跋诗、赞颂诗等。这些文字作品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文学表现形式与内容。

首先，草原民族的英雄史诗为我国在世界史诗领域赢得了应有的地位。

史诗是一个民族形成精神支柱的重要体现。一部英雄史诗，特别是一部鸿篇巨制的英雄史诗，往往对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德国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一部优秀的英雄史诗是“一个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可以将“处于英雄时代具有原始新鲜活力的全部民族精神都可以表现出来。”(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8页、131页)。因此，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将本国本民族的英雄史诗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希腊人将拥有史诗《伊利亚特》、《奥德修记》视为至高无尚的光荣；印度人为拥有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而倍感自豪。然而，西方一些心怀偏见的人长期以来以汉族地区未发现大型英雄史诗为由，断言中华民族没有规模宏伟的英雄史诗，并据以在文化上对中国人进行贬低和排斥。

草原民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的发现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格萨尔》原产生于藏族地区，后流传于蒙古族地区。蒙古族《格萨尔》史诗长达18000行，不仅口头流传于蒙古各部，而且形成了各种手抄本、木刻本，对蒙古族文学特别是叙事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江格尔》产生于蒙古族卫拉特部，经过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文化特点的各部落蒙古人的传唱，形成了具有157部长诗及异文，约19万行的鸿篇巨制，成为蒙古民族数百部英雄史诗中最为光辉灿烂的一部长篇英雄史诗。

《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流传至今也有数百年的历史。全诗共8部，长达20多万行，从头至尾唱一遍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柯尔克孜人将各个历史时代的英雄事迹和对于和平、幸福生活的憧憬与追求，集中到英雄玛纳斯的形象之中，使之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重视的是，我国的长篇英雄史诗集中于草原地区。在东起黑龙江、西抵天山、南达青藏高原的广袤地区，集中了我国绝大多数的英雄史诗，形成了中国草原英雄史诗带。《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是我国英雄史诗的杰出代表，规模恢宏，篇幅浩大，内容丰富，文化内涵深刻，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足以与《伊利亚特》、《奥德修记》、《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媲美，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也是世界史诗宝库中不可替代的瑰宝。

第二，草原《史记》——《蒙古秘史》，及其他史籍是中华民族极为宝贵历史文献。

由于历史、社会条件的限制，草原民族留下来的史书甚少。民族的历史大都是以史诗的形式传唱，或是在中原朝廷的史书中记载。草原民族的史书，首推《蒙古秘史》，以及《蒙古黄金史》、《蒙古源流》等。

《蒙古秘史》不同于英雄史诗，首先是史，系统记载了13世纪中叶以前蒙古黄金家族谱系，特别是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创建蒙古汗国的历史。《蒙古秘史》从蒙古族的起源开始，记述了蒙古民族的形成，关于12～13世纪蒙古社会制度、经济形态、军事活动、生活风俗、宗教信仰、思想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留下了当时蒙古高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文件的珍贵史料。成为研究13世纪中叶以前蒙古政治、历史、军事、思想、文化的极为珍贵的史籍。同时，《蒙古秘史》又不同于一般的史籍，特别是不同于作为中原汉文化载体的“正史”。《蒙古秘史》具有草原文化的鲜明特点，特别是带有英雄史诗的斑斓色彩。书中关于蒙古族祖先起源的记载，就是将神话传说以史诗的风格叙述出来。《蒙古秘史》的叙事风格也是将散文体和韵文体、叙事和抒情相结合，叙事时朴实清晰，详略适宜，人物生动，对话传神，其间在矛盾冲突、事件发展的关键时刻，则以抒情(往往有大段的诗体语言)的精彩段落浓墨重彩地加以渲染。《蒙古秘史》将神话传说、英雄史诗、祝词、赞词、民歌等诸种传统的民族文学体裁有机地融合在对历史的记述之中，创造了历史文学体裁的新形式。

因此，国内外不少专家认为，《蒙古秘史》“是一部浸透着叙事诗风格，充满着‘草原气息’的编年史”。(Б·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6页)“从史学角度看，它是古代蒙古史的三大史料之一，但对成吉思汗时代史实的记载比起其他两部来最为具体，最为祥备。从文学的角度看，它又是一部堪与汉族的《史记》、《左传》、《战国策》相媲美的文学作品，是蒙古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巴雅尔：《〈蒙古秘史〉代前言》，《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8页)《蒙古秘史》之后，《阿勒坦汗传》、《白史》、《黄金史纲》、《蒙古黄金史》、《黄史》、《蒙古源流》、《阿萨拉格齐史》、《四卫拉特史》、《准噶尔史概要》等相继问世，蔚为蒙古民族史学的洋洋大观。

第三，草原诗人、文学家为中华民族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较早期的草原民族在发展历程中，虽然也出现过自己的诗人或民歌作者，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作品大都散佚，作者也未能为世人所知。如著名的《匈奴歌》、《敕勒歌》，歌虽传世，但是作者则难以考识，其他的作品也难以寻找。蒙古民族兴起朔漠，延续八百余年而不辍，涌现出一批在中华文学史上光芒熠熠的明星。

有元一代，出现了以萨都刺、乃颜等为代表的一批蒙古族诗人。萨都刺自幼聪敏好学，喜为诗文，后以进士及弟，步入仕途。由于自幼家境贫寒，颇受困顿，对社会下层接触较多，萨都刺为官之后能关心民生疾苦，清廉正直，颇得百姓称道。在他的诗文中，既反映了元朝后期民生艰困、民怨沸腾的严峻现实，也批判了达官贵人醉生梦死、腐败堕落的政治黑暗，还抒发了虽有济世救民之志、却无补天之力的愤懑与压抑。萨都刺传世的诗、词有800多首，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被后人誉为“诗史”，其豪迈旷达的诗风也颇受历代评家的赞扬。

清代是蒙古族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不仅民间故事、民歌大量产生，文人文学、诗歌也出现了新的气象。《乌巴什洪台吉传》、《巴特尔扎布传》代表了这一时期短篇小说的成就。在民间流传数百年之久的叙事诗《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征服三百泰亦赤兀惕人的故事》、《箭筒士阿尔嗄孙的传说》、《孤儿舌战成吉思汗九卿》、《额尔古勒岱》、《察哈尔八旗》、《恩都噜勒汗的故事》等，经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罗卜藏丹津等人整理，成为传世之作。莫尔根格根(罗卜藏丹碧扎勒赤)、丹津喇布杰、包冷、扎雅班第达·罗卜藏丕凌列等人的诗歌创作是这一时代草原诗歌的代表。

清代后期，旺钦巴勒、古拉兰萨、尹湛纳希父子三人的文学创作达到新的高峰，尤以尹湛纳希成就最为突出。由旺钦巴勒开始创作、尹湛纳希完成的《大元盛世青史演义》，继承了《蒙古秘史》的优秀传统，汲取了汉族章回小说的叙述手法，以编年体与演义体相结合的形式，讲述了自成吉思汗创业至窝阔台即位后的历史，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展现了当时蒙古草原的历史画卷，成为蒙古文学史上历史长篇小说的奠基之作。尹湛纳希的《一层楼》、《泣红亭》等长篇小说，也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情节丰富，描写细致，文字优美，对蒙古族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尹湛纳希、古拉兰萨还是优秀的诗人和翻译家。尹湛纳希的译著《三妙传》(《红楼梦》节译)、《中庸》，古拉兰萨翻译的《水浒》，都对蒙汉文学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四篇：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

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

(2014-05-07 15:22:36)转载转载 ▼

标签： 分类： 历史与地理

原文地址：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作者： 1，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

中国此前也许有太医院之类的东西，但那与现代的医院概念相差甚远。外国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医药活动。利马窦开创了传教与医疗并重的传教路线，法国传教士张诚曾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马礼逊也曾澳门开办西医诊所。但最早在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医院，对中国的近代医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

伯驾（Peter Parker）1804年生于马萨诸塞，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34年被美部会派遣来华，成为基督教第一个来华传教医生。1835年11月4日，他在广州新豆栏街7号的丰泰洋行内租屋开设“广州眼科医局”（Canton Ophthalimic Hospital），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教会医院，西医自此正式传入中国。

1837年，伯驾在医局内向关韬等3名中国人传授西医知识，使关韬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医学医”。从这个意义上讲，伯驾又是第一个向中国人传授现代医学的外国医生。

后来的一些教会医院在中国非常有名气，协和医院，湘雅医院，齐鲁医院等至今仍然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虽然它们的名称可能已经改了。

据说：西安市以眼科、妇科而闻名的第四人民医院（四院）就是传道士所办。

2，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

中国古代也有藏书楼，但是其功用是储藏，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大相径庭。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早最著名的是西什库教堂北堂图书馆。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机构和教会大学中创建了一座座令中国的藏书家瞠目结舌的明显居于先进水平的新式图书馆。其阅览规则，图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图书在民众中的流通状况和藏书利用程度与当时大清帝国的古代藏书楼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对于开启民智起了巨大的作用。

3，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

中国以前不是完全没有女子教育，但限于富裕人家的家庭内部，且内容狭隘。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中国第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亦曾得益于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

4，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中国的所谓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学、国子监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现了。然而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十九世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传教士开办的。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

和医院一样,中国的基督教大学保留到今天的,仍然是当今中国最好的大学。

5，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东学西渐

大部分人知道传教士对于西学东渐的贡献，但是未必知道中国的论语，四书五经等翻译成外语，介绍给全世界的也是传教士。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中学西传的主要方式主要是：直接携带中国文献回欧洲；选择翻译汉语典籍；著述评介中国文化学人的思想；以报告、书信、日记方式记述日常见闻；编着中英对照字典；编辑出版西方报刊等。1682年，柏应理带走中国书籍400余册。1694年，白晋代走300多卷中国典籍赠送给路易十四。其中有影响的典籍包括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还包括明《永乐大典》和清《古今图书集成》。汉语典籍最早的西译是《明心宝鉴》于1590年在菲律宾译成西班牙文，译者就是多明我会会士高毋羡（Juan Cobo,?–1529）。“明心宝鉴”是童蒙读物，内容主要是训诲幼童的格言。文献不具有经典性，具有随意性，没有目的性，但确是开先河的。但到了耶稣会士时期，就具有了目的性选择性。翻译中国学术经典，是耶稣会传教士入华传教“适应性”策略之一。早在利玛窦之前，罗明坚就进行了西译汉语经典的尝试。1578年，他辗转来到广东肇庆，用拉丁语试译了《大学》的部分章节和《孟子》。译着虽然影响不大，但有开创之功，成为利氏等人的先行者。1661— 1662年间，郭纳爵、殷铎泽、柏应理等人，陆续将《大学》、《中庸》、《论语》译成拉丁文，在法国出版。正是由于传教士们的努力,中国的文化才被全世界所了解。

6，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盲校和盲文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传教士穆威廉（Hill Murray）在北京成立启明瞽目院（Hill 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解放后改名为北京盲校），这是我国第一所盲校。有位中国盲教员（据说是山东人，叫朱德光；另一种说法是一们姓沈的盲教员和外国传教士合作），将盲字排出北京话的全部音节四百一十多个，人们称它为“康熙盲字”（也称北京盲字“或协和盲字”）。这是最早的汉语盲文的开端.一八九八年，女传教士岳艾美（国藉不详）在福州成立盲校。她以拼音方法制字过一套拼写闽南话的“福州盲字”。这种方言盲文有字母三十多个，每个音节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点符。一九一一年前后，她又加以改进，字母增加到五十三个，声调符号七个，每个音节由声、韵、调三个点符级成。一九二０年前后，她还提出过一些简写的方法，简写词的前后都有空格，可以说是我国盲文有分词形式的先声。

7，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

最早国外留学的女子有四位，分别是金雅妹、何金英、康爱德、石美玉。

这四位近代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从小接受教会启蒙教育，受传教士的培养、训练；她们出国留学的方式同出一辙：都是由传教士带出国门，并且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女学成为她们出国留学的中转站；四位女留学生前往留学的国家都是美国，在美国她们均学习医学；留学期间，她们刻苦学习，孜孜不倦，成绩优秀，享有赞誉；归国后，她们成为职业妇女，将自己的毕生奉献给医学事业。这四位女留学生兢兢业业，成就卓著，既治病救人，又传播医学，并且培养了中国早期的医学工作者。梁启超说：“吾虽未识康女士，度其才力智慧，必吾以悬绝于常人，使其不丧父母，不伶仃无以自养，不遇吴格矩，不适美国，不入墨尔斯根大学，则至今必蚩蚩然愦愦然戢戢然与常女无异，乌知有学，乌知有天下，呜呼，海内二万万之女子，皆此类矣。”梁启超通过赞扬康爱德才智超人，从而肯定了女子上学读书的必要性，同时也为中国众多的女子得不到良好的教育而感到痛惜。

当然，最早的男留学生也是传教士带出去的，但是考虑到中国的文化背景，女留学生的出现，对于中国文化的冲击力更大，影响更深，因此单列。

8，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汉英、英汉字典

1815 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为了翻译工作，编写了中国第一部英语学习字典《华英字典》。《华英字典》是世界上第一本英汉－汉英对照的字典，篇幅大内容丰，有丰富的例句及解释，并收录大量成语、俗语。1844年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英华韵府历阶》及1847年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英汉字典》都把它当作参照基础。

9，传教士和中国最早的聋哑学校和手语

中国的聋哑人用手语进行表达一直是随意的，不规范，不统一。我国最早创建规范的手语并建立最早的聋哑学校的是西方传教士。

1887年(清光绪13年)，美国传教士梅里士在山东登州(今蓬莱)创办聋哑学校，并搜集中国聋人手势，同时将手指字母传入中国。这是我国手语应用和聋人教育的开端。

10，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

麻风病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以前的中国许多地方发现了麻风病人就要被烧死，圣经中基督曾经多次治愈了麻风病人，成为传教士们的榜样。1921年，美国传教士爱伯特和意大利传教士法德路等在昆明市创建云南省麻风病院，以后伯格理在云南，在以后其他传教士在中国其他地方向及建立了麻风病院，给他些被家人，邻居抛弃的可怜人带来希望。

11，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现代天文学和历法

传教士中很多人精通天文历算，其中最杰出者为汤若望和南怀仁。汤若望在明末参与修订历法，编纂成《崇祯历书》，并制作天文仪器。清初汤若望、南怀仁相继主持钦天监，汤若望增订《崇祯历书》，康熙赐名《西洋历法新书》，后收入四库全书改名《新法算书》。他还著有《新法表异》、《历法西传》和《新法历引》等，制作了浑天仪、日晷、星球仪、地平仪、望远镜和地屏。南怀仁于1669年改造观象台，制成新仪6种：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纪限仪、象限仪、天体仪和地平仪，并将各仪器的制法及用法绘制成图，予以解释，名为《灵台仪象志》。他又把汤若望所遗《百年恒表》相继推至数千年，名为《康熙永年历》。

12，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几何原本

在数学方面，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为欧洲数学传入中国之始。他们还编译有《测量法义》、《对数表》、《测量异同》和《勾股义》等。利玛窦与李之藻合编《圜容较义》等。汤若望撰《割圆八线表》，介绍平面三角，邓玉函撰《大测》，介绍弧三角学。穆尼阁以对数表授薛凤祚，薛氏译有《天步真原》。

13，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世界地图和现代地理学

在地理学方面，传教士介绍西方地圆学说和世界舆图的测绘，矫正了中国人天圆地方的观念，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利玛窦曾绘成名为《山海舆地图》的世界地图，向士大夫们展示，并把所携《万国图志》作为贡品献给朝廷。他在《天主实义》和《乾坤体义》等书中介绍了地圆说，并把西方经纬度线测绘技术介绍到中国，开中国以科学方法测绘地图的先河。艾儒略著有《职方外纪》，记述海外风土，利类思等著有《西方要纪》，介绍西方国土、风俗人物，物产及海程远近。1708年康熙令白晋主持对全国实地勘测，中西学者合作，历时11年，测绘完成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此图至今仍为全国各种地图的重要根据。

14，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汉语拼音

古代没有拼音,就使用反切,就是用两个认识会念的字,取第一个的声母,取第二个的韵母,拼合起来就行了。另外就是直音法。《说文解字》中对汉字的读音常常说“读若某”或者“某声”，就是这种情况。例如《说文》中的“材，才声”，意思是说“材”这个字的读音应该读成“才”。

利玛窦根据拉丁文发明的二十六个声母和四十四个韵母的拼音方案，然后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由于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成的，所以人称“利、金方案”。“利、金方案”的出现对当时中国的音韵学者有很大的启发。

明末学者方以智开始思考中国的拼音文字问题：“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字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前清学者杨选杞看了《西儒耳目资》大受启发：“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利、金方案”促进了中国传统的音韵学研究方法的革新，为反切法开辟了一条“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简易途径。这两个方案是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写的，适合于拼写北京音。它“引起了汉字可以用字母注音或拼音的感想，逐渐演进，形成二百年后制造推行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的潮流”。

15，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反鸦片运动

大家也许都知道林则徐的戒烟运动,但是他那一把火并没有把吸烟的危害阐述明白.鸦片开始时并部像今天这样臭名昭著，当年它是作为镇痛剂被发明出来的。中国人甚至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福寿膏”。许多人包括传教士在内对它的危害并没有明确的认识。

然而，面对烟毒在中国流布越来越严重，“煎膏日夜烟熏天”，“杀人不下亿万干”的情势，传教士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作调查、统计，发表论述鸦片危害、敦劝戒烟的文章，出版专门性宣传书籍。在华新教传教士的全国大会，也把禁烟作为主要议题之一。教中人士还组织起戒烟团体，如北京的“戒烟大会”、广州的“劝戒鸦片公会”等，都有些影响力。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新教全国大会，通过的关于戒烟的议案中，有一条即建议在全国设立禁烟总会，各地设分会，对禁烟组织的发展颇有促进作用。他们还利用教会医疗机构对烟毒患者施行戒治，不少教会医院、诊所特设此一门诊业务，甚至有专设医院。像英国新教人士德贞（J?Dudgeon）在北京从事这项医务，成效就颇突出。有些传教士还努力促使本国禁运鸦片，以断绝祸源。19世纪70年代，英国国内人士组织“反鸦片贸易协会”，德贞、李提摩太等人积极声援支持、此时已回到英国的理雅各，更直接作为发起人之一。在一次大会上，他慷慨陈词，反对鸦片贸易，认为这是一项罪恶的交易，它使成千上万中国人受害，也不利于英、中之间正常贸易的发展，呼吁鸦片贸易者“停止作恶，学习行善”。传教士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最终促使英国政府通过决议使鸦片贸易非法化。

16，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现代农业

人们都知道基督教在中国建立的著名的医学院，但是是很少有人知道曾经还有两所当时很著名的农学院，金陵和岭南农学院.这两所基督教农学院把美国农学院的教学科研推广体制引入中国，为中国农业高等教育的发展,人才培养，作物改良及科技推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梅里士和倪唯斯是两位美国传教士，曾经将美国大花生引入山东，成为20世纪山东重要的经济出口作物。倪唯斯还把美国欧洲日本等地的苹果梨香蕉等与中国的本地产品进行嫁接，创造出新的品种。著名的烟台苹果就是这位传教士的杰作，可惜，我们很少知道著名的烟台苹果是怎么来的。

第五篇：陈云对《历史决议》的贡献

陈云对《历史决议》的贡献

作者：林蕴晖

来源：《学习时报》289期

来源日期：2005-6-21

本站发布时间：2005-6-21 10: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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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是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继续执政的合理性及执政能力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所作的交代。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文件。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和决策者，他直接领导新中国走过了27个年头。这期间，国家和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和经历的曲折，无一不与毛泽东有着直接的关连。因此，决议中如何评价毛泽东，就成为决议成功与否的关键内容。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陈云起了重要作用。

要正确评价革命领袖的历史功过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使党和毛泽东的威信受到了巨大伤害。在拨乱反正的同时，引导人们正确对待历史，正确评价革命领袖的历史功过，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都是一项必须面对又十分严肃的任务。因为，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大量冤假错案亟待平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左”的错误有待纠正；另一方面，在否定“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同时，也出现了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的倾向。陈云和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此十分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不久，陈云对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何分析认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有过多次讲话，指出要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评价革命领袖的功过、得失。他在1979年1月4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就曾强调指出：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至今快五十八年了。是毛泽东领导我们取得了伟大胜利。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功绩概括得很清楚，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我们党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民主革命胜利后，恢复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都很成功，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也有缺点、错误。要求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是不可能的，是空想。

1979年3月6日，在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时，陈云专门谈到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他特别指出，要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中国和世界问题的高度来加以认识。陈云说：

“文化大革命”不能说毛泽东没有一点责任，但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会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在这个问题上，要平心气和，要掌握分寸，慎重考虑，不能感情用事。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

对如何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尤其是毛泽东的错误，陈云曾经与胡乔木谈过以下几点意见。他说：

（一）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

他意见不同的人。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

（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应该作为一个党中央的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在斗争时是非常困难的，也许不可能。

（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听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次是中南。

陈云上述关于正确对待历史、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以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多次谈话，实际上就为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提出了应该遵循的指导思想的基本点。

决议起草的指导方针和实际工作的难处

由胡乔木牵头的决议起草小组，成立于1979年12月。当时，胡乔木向小组同志提出，要考虑写历史决议与写历史的不同。决议不可能把很多重要问题和重要人物都写进去。起草工作，对一些问题的是非功过作出判断比较容易，但对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分析和理论评论，很不容易。他希望大家对决议应涉及的问题进行讨论，提出意见。1980年3月15日，胡乔木与起草小组成员谈稿子中要解决两个难题：一是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不难，但是必须答复为什么发生这个错误的问题。二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讲坚持毛泽东思想，是讲坚持什么。这表明，在起草工作的初期，大家还处在摸索阶段，还没有能拿出一个明确的意见。

3月19日，邓小平找主持决议起草的同志谈话，明确提出了关于决议起草的三条指导方针。邓小平说：

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是第一条。

邓小平指出，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邓说，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邓小平明确提出：要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邓小平的这一席话，使决议的起草工作有了一个主心骨和最基本的底线。

此后，邓小平在4月1日的一次谈话中，又以商讨的口气提出：“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总的精神，仍然是强调，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但是，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要把它体现到具体的文字中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6月27日，邓小平谈了对初稿的意见，明确表示：“不行，要重新来。”邓小平说：“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他提出，重点要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要概括一点。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

7月3日，在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决议起草工作时，胡乔木就落实邓小平提出的要求发言说：中心任务是要把毛泽东思想旗帜高高树起来。给它一个比较完整的解释，用它来统一党的思想。决议一方面要对毛主席在文革期间犯了左倾错误作出判定，另一方面为了说明文革发生，要对它加以历史分析，对毛泽东晚年左倾思想的发展过程加以说明。胡乔木提出解决难题的一条重要原则是：要把毛主席晚年在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评判。中央书记处同意了胡乔木提出的原则。

然而，即使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区别开来，就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而言，仍显得不那么无可争议。

讨论中的不同意见和陈云的主张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把《历史决议（1980年10月供党内高级干部讨论稿）》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从10月中旬到11月下旬，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月时间。讨论中达成的共识是 ：大家都拥护中央做这个决议，以统一对建国以来历史的认识；认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但总其一生仍然功大于过；认为讨论稿关于文革的分析写得好；认为粉碎“四人帮”四年来的历史要详细总结，不能回避。等等。但也存在许多重大的分歧和争论。如：

关于毛泽东的功过评价。胡耀邦7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过：决议要以对毛主席的评价为轴心，对毛主席的功劳要讲够，错误也要讲够。许多人赞同胡耀邦“两个讲够”的意见，但认为现在的决议稿，功劳是讲够了，但错误没有讲透。有的认为，毛主席自建党来55年功大于过，建国后27年是过大于功。另一些人则坚决不赞成对毛泽东批评过激。强调毛主席的旗帜不能丢掉，不能上外国人说我们“非毛化”的当。一定要谨慎，考虑全面。

关于毛泽东思想。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提毛泽东思想？一种意见不提了，另一种意见还是要提。主张提的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简明、概括地提，只提正确部分，突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另一种意见是把毛主席本人的思想，正确部分和错误部分都要提到。无论提不提毛泽东思想，有一个认识是共同的：“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基本的指导思想必须坚持。

上述不同意见的核心，还是如何写好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就在起草小组仍然处于为难的过程，1981年3月24日，邓小平到中南海看望陈云。陈云在同邓小平谈话中，对《历史决议》稿提出两点意见：

（一）要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这样写，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

（二）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在延安时，毛泽东亲自对我讲过三次要学哲学，我把毛泽东的著作认真读了一遍，受益很大。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要选编一些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等；还要选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也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邓小平对陈云的建议非常重视。3月26日，邓小平向邓力群转告了陈云的意见。邓说：“这些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并报告胡耀邦。”

在此期间，陈云就决议起草工作还同邓力群作了四次谈话。

第一次谈话，陈云在谈到如何评价建国以后三十二年中间的错误时，明确要求：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把它“敲定”下来（“敲定”是上海话，就是说反复推敲，反复斟酌，使它能够站得住）。他表示同意邓小平确定的起草决议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要求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是大错误就写大错误，是小错误就写小错误。要分别不同情况，把它“敲定”下来。

第二次谈话，他讲决议要确定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在写法上要使大家能够从这个决议上看得清楚，就需要写一下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主席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所以他建议增加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把毛主席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说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陈云的第三次谈话，具体讲到了建国前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他说，毛泽东同志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毛主席相比，包括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即使在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

第四次谈话，他建议决议要写上国际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建党初期共产国际起了好作用。在抗日战争期间和建国初期，苏联还是给了我们援助，通过这些论断，再一次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公正的。

起草小组根据陈云的建议，在邓小平和胡耀邦的领导下，经过努力和反复斟酌，最终拿出了

一个使得各方面都满意的稿子。

在原来的稿子里，解放前的历史，写得比较简单。现在的稿子将解放前的内容从几百字增加到3000多字。概述了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历经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由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到最后胜利的28年的艰辛斗争，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把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给牢牢地确立了起来。

6月22日下午，邓小平出席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各小组召集人碰头会。他在讲话中谈到决议稿时说：“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陈云也称赞：“改得很好，气势很壮。”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