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最伟大的历史贡献大全

第一篇：邓小平最伟大的历史贡献大全

邓小平最伟大的历史贡献

1、他第一次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了勃勃生机,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2、系统地解决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

3、进一步科学地阐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4、创造性地回答了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第二篇：邓小平的历史贡献

“一人千古，千古一人”，是薄一波同志写给邓小平的一幅挽联。对这八个字，薄老后来解释说：“一人千古，表达了我对小平同志的哀思；千古一人，是我对他的评价，是说他成就大业、功勋至伟。”他还说:“小平同志的历史功绩，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小平同志说，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人民还会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依我看，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人民还会在贫穷和混乱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薄一波与邓小平相知甚深，他的评价，深刻地揭示了邓小平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的前无古人的重大贡献。我认为，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带领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富起来

独立、富强、民主、统一，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打开了社会进步的闸门。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国家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把中国的富强、民主、统一变成了生动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是近代以来中国三次伟大变革的集大成者。通过实行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是邓小平的一个伟大创造。社会主义要不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让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在这个问题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认识是受错误理论支配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非常贫困。所以，邓小平开创改革开放，首先是从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入手的。20世纪70年代末，他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发动领导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带领全党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做出了改革开放重大决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发展最鲜明的特点。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在这个进程中，邓小平以敏锐的思想完成了对改革开放的总体设计，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对时代特征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新判断，及时调整外交政策，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二，对基本国情作出新概括，提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论断，要求改革开放的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第三，制定“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绘制了中华民族百年图强的宏伟蓝图。

第四，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要求改革开放要抓住机遇，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

第五，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为确立改革开放目标模式提供正确的理论依据。要求解决好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

第六，提出“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提倡“不争论”原则，鼓励改革开放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第七，提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求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

第八，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改革开放必须遵循的目标和原则。

第九，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邓小平的这些设计，初步回答了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基本国情、目标、任务、步骤、布局、方法、原则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改革开放前进的科学轨道。他是全世界公认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只要不带偏见，任何人都不会质疑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国发展的重大意义。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仅仅30多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3亿人民总体上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小康生活。这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盛世都不可比拟的。需要强调的是，1978年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时候已经74岁了。从74岁到93岁，他用了20年的时间带领中国基本告别了短缺经济，改变了13亿人的生活和命运。这还不是“千古一人”吗？

第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设民主法制社会

第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设民主法制社会

有人说，中国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其实，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破题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等重要观点，为改革开放廓清了道路。80年代初期，当经济体制改革还处在自下而上的试验阶段时候，政治体制改革就已经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有条不紊地展开了。从反对个人崇拜，发扬党内民主，恢复和建立民主集中制到精简机构、制定规章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民主法治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相当大，改革的措施也非常多。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系统地提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任务、目标和指导原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1982年，新宪法、新党章修订通过，文化大革命结束时那种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混乱状态得到根本扭转。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邓小平力主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进行，强调“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要实行党政分开等一系列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措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我国加快了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进程。改革开放的各项成果被制度和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在中国，封建专制实行了两千多年，民主制度建立还不到一百年。因此，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带头实行干部退休制度，是邓小平践行他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举措。

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的一个重大决策。这项改革实行起来颇具难度，正如邓小平所说：“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所以，1980年，邓小平在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时对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问题作出专门论述。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设立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形式逐步解决高级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他出任第一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即意在从他做起开退休先例。翻开《邓小平文选》，他对自己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退休”，但他始终末能如愿。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三个月后，邓小平约见江泽民等中央负责同志，开宗明义：“今天主要是商定我退休的时间和方式。”他说，“我多次讲过，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下来吧。”当天，邓小平又致信中央政治局，郑重提出退休请求，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个问题我们党以前没有解决好，留下了很多教训。邓小平从自己做起，开了好头，为彻底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正常化作出了表率。这是他的一个重要贡献。

1994年，邓小平在他90岁的时候，还作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他发现自己的思维开始迟钝之后，郑重地说，一个国家老态龙钟，形象不好，以后国家的事情我不过问了。从那天起，邓小平就不再发表任何意见了。我以为，这也是一件千古一人的事情。

第三，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天才构想和成功实践

第三，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天才构想和成功实践

实现国家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经常要面对的一个难题。历史上的统一，只有武力征服一种手段，都是以惨烈的牺牲和巨大的破坏为代价的。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天才构想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是邓小平的伟大创造。

“一国两制”方针首先是针对台湾问题的。1983年，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系统地阐释了“一国两制”方针，他说：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新主张，为打破几十年海峡两岸敌对状态，实现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源于解决台湾问题，成功地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1982年邓小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会谈是其中的经典之作。

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接触，始于1979年。1982年9月，有“铁娘子”之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正式来华访问，目的只有一个，希望继续保持对香港的统治。“铁娘子”没有想到，在与邓小平的会谈中，经过三个回合的较量，她便输给了有“钢铁公司”美誉的邓小平。

首先，针对撒切尔夫人关于英国侵占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的观点，邓小平表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这是中英两国进行谈判的前提。如果中国在1997年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

第二，针对撒切尔夫人提出只有英国的统治才能保持香港的繁荣，希望以主权换治权的观点，邓小平指出，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这就是“一国两制”的政策。

第三，针对撒切尔夫人关于中国如果宣布收回香港，“将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的威胁，邓小平回答：“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

通过这次会谈，中英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1984年中英两国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回归遂成定局。中英两国获得了双赢。撒切尔夫人由衷地对邓小平说：这是您倡导的“一国两制”的胜利。

正是按照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20世纪末，分离了一个半世纪的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之后，对峙了几十年的国共两党相逢一笑泯恩仇，两岸实现了“三通”。祖国统一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生事物，体现了邓小平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天才创造力。它从构想成为现实，开创了曾经被认为是两种不可调和的政治制度在一个国家内和平共处，共同繁荣发展的先河，也为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范例。邓小平的这个贡献是前无古人的。

第四，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就是他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思想者、理论家。他一生务实，不善言辞。他的著作，没有长篇宏论，没有华丽辞藻，没有旁征博引的资料和冗长的逻辑分析。他在编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时说：这本书讲的都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邓小平理论正是从他领导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语言朴实无华，不用诠释，人人看得懂，但他的思想却有着巨大的穿透力，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其实，邓小平是最高明的思想者和理论家，他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经典之作。

从1978年到1992年，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和南方谈话两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为标志，邓小平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和经验，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增添了新内容，使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若干个“第一次”的新观点、新结论。这就是：第一次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一次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一场新的革命；第一次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以科技进步、教育优先为基础；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指出，中国的发展，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明确指出，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不是区分不同社会制度的标志；第一次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第一次提出，一个国家可以实行两种制度，并以此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等等。邓小平理论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用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思想、新观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提高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水平，作出了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的新判断，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理论的意义不仅在于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繁荣发展，同时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注入了生机与活力。20世纪，社会主义从全面崛起到陷入低潮，遭受了严重挫折。邓小平理论及其在实践中的成功运用证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失败，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评价一个人物，主要应看他比前人多做了什么。按照这个观点，邓小平的四大历

第三篇：古田会议的伟大历史贡献

坚持科学发展观弘扬古田会议决议

【摘要】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党我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于我党我军长远的发展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全党上下正在积极开展“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在很多方面必须要正视古田会议决议的重大历史意义，继续弘扬古田会议决议精神。

【关键词】古田会议科学发展

古田会议决议，即《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结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回答了我党在以后的发展道路上如何建党建军的各种问题，并对以后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今大力进行科学发展观学习的同时，继续弘扬古田会议决议更有着现实的意义。

一、确保党的政治任务的顺利完成，必须纠正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

《古田会议决议》（简称《决议》，下同)，毛泽东把它定名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决议》开宗明义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3页)这段精辟论述，说明了纠正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对于取得伟大斗争的胜利，即确保党的政治任务的顺利完成是至关重要的。红四军之所以要召开“古田会议”，正是为了纠正当时红四军党内存在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会议深刻分析了以上各种错误思想对革命事业的危害。

现在，党的工作重心早巳从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转移到领导国家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上来，许多群众反映，他们身边的共产党员，“平时能看出来，关键时刻能站出来，生死关头能豁出来”。但是，古田会议批评的错误思想在一些党员和干部队伍中仍然较突出地存在着，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罢了。例如，埋头“政绩”，忽视政治思想工作。不少领导认为“政绩”才是硬任务，政治思想工作是软任务，所以形成“对政治思想工作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业务忙时不要”的状况，很少组织政治学习。还有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忽视组织纪律，放弃党性原则，或凌驾于组织之上，家长作风，或从个人和小团体利益出发，实用主义对待中央和上级的方针政策，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丢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对错误言行不抵制，不斗争，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态度暧昧，经常以“难得糊涂”自勉；有的主观主义严重，拍脑袋决策，拍胸部保证，最后拍屁股走人，因决策失误造成巨大损失；有的个人主义严重，争权、争利、争色、争名，不惜做出雇凶杀人，买官卖官等恶行；有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思想作风不端正，工作作风不扎实，不愿深入实际做艰苦的调查研究，不愿到群众中去做踏实细致的工作，当官做老爷，不考虑群众的实际利益，贪图享受，虚报浮夸，骗取名利等。现实中的种种问题虽是十个指头中一、二个指头的问题，但却严重妨碍党的路线方针的贯彻落实，损害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削弱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影响党的执政成效。如果听任这些错误思想和作风蔓延下去，将会毁坏党的伟大事业。由于多年来忽视，甚至丢掉思想政治工作和教育工作，使不少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播，宗旨观念淡薄，一些人在权、钱、色、名等诱惑面前败下阵来。尽管思想政治工作不是万能的，但上述问题的存在与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和很少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是分不开的。

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实现党的政治任务，是古田会议精神的核心。今天，我们正处在人均GDP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的关键时期，面临的困难、热点问题，矛盾不少，党员和干部队伍中存在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如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权力观、政绩观、利益观等。对此，除了要认真解决困难、矛盾、热点问题外，对党员和干部，特别对党员和领导干部要进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先进思想武装全党。当前要切实抓好“科学发展观”思想的教育，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开展自我批评和批评，为党员作表率，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和不正之风。应切实加强领导，以解决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普遍存在的问题。面对权、财、色、名等各种诱惑，怎么样才能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经受住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尽管建立和完善有效的监督制约制度和机制，解决好“不能贪”的问题和严格监督及惩处，解决好“不敢贪”的问题十分重要，但从根本上说，是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使党员特别党员领导干部“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心”并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不断完善自我，升华人格品位，从而从源头上解决好“不想贪”的问题。少数党员干部之所以被贪欲所左右，根子在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上出了问题。所

以，要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加强对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科学发展”教育，使他们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自觉实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只有思想境界提高了，人格品位提升了，才能把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做到淡泊明志、远离贪欲，才能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塑造党员领导干部“人民公仆”的良好形象。

二、纠正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必须寻根问底

任何事物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党内各种错误思想也有其产生的根源。深挖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的根源，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是古田会议精神的重要内容。《决议》深刻地指出，红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会议还对当时红军第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具体来源作了深刻分析，这为会议采取有效的纠正方法创造了认识的前提，进而有的放矢，解决问题。

现阶段，纠正我们党员和干部队伍中存在各种错误思想和不正作风，也必须深挖根源。其产生既有着客观的原因，也有个人主观上的原因。从客观的原因看，存在诸如新旧体制转换，会存在一些滋生错误的“缝隙”；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和经营方式的多样化，会产生各种不正确价值观；民主与法制不健全、一系列应建立的制度不完善，使错误现象(包括不正之风)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约，特别对党政一把手无人监督，不敢监督、无法监督等等；客观原因虽然是重要原因，但终究是外因，不是根本原因。错误思想和不正之风的出现与蔓延，最根本的是党组织教育和治党不力以及党员，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所致。具体来说，一是党组织忽视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学习搞形式，较长时间来，不敢开展党内思想斗争，一些人丢掉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有力武器，结果“灰尘满面”。笔者上世纪60年代末在部队服役时，亲切体会到“党内思想斗争刺刀见红”，批评与自我批评“触及灵魂”，有“冒汗”的滋味；感受到：什么时候党内思想斗争健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动真格，什么时候党组织就有凝聚力、战斗力，进步就大，精神境界就能纯洁。可现在，我们的不少同志，都信奉好人主义和庸俗关系学，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面对错误的思想和行为，能躲就躲、能让就让、能推就推。批评下级怕接受不了，轻描淡写；批评同级怕处不好关系，躲躲闪闪；批评上级怕得

罪领导，遮遮掩掩。自我批评避重就轻谈情况，批评别人浮光掠影谈希望。有的对己自我表扬，对他人则吹捧。这种庸俗作风，助长了错误思想的蔓延。要打扫和洗涤思想和工作的错误，就要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特别是党组织的领导人要带头自律，做好表率，要敢于对党员和干部进行教育、管理，要敢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二是我们一些党员、干部，包括一些领导干部放松主观世界的改造，忽视自身的修养，怕艰苦、怕困难、怕群众，不愿学习，这是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产生及蔓延的又一根本原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方位的改革开放，给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给我们每个党员的党性修养、世界观的改造出了一份新的考卷。一些人正是忽视自我修养，忽视世界观改造，才败下阵来的，这些教训必须认真汲取。我们必须树立终生学习、终生改造，天天洗涤思想的信念，更好地为实现党的政治任务面奋斗。

三、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必须对症下药，找到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

重温《决议》，掌握其中提出的纠正党内和红军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有效方法，对我们领会和把握今天克服党内错误思想和不正之风有着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第一，《决议》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和自我教育。如对纠正单纯军事观点，它提出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源，认清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对于纠正极端民主化，它提出要“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其次，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对纠正主观主义，它提出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纠正个人主义，“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等等。第二，《决议》强调纠正错误思想不但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自我教育，也要从实际出发，从实际上解决问题。例如：纠正单纯军事观点，“尽可能由地方政权机关选派有斗争经验的工农分子，加入红军，从组织上削弱以至去掉单纯军事观点的根源”；纠正绝对平均主义，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的环境所需要的”；纠正主观主义，“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纠正个人主义，“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执行纪律要得当。并要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第三，《决议》主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强调开门批评。《决议》指出：“要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党内批

评是坚强党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加紧教育，批评不正确思想。”这就是说，一要积极地运用批评的武器；二要走群众路线，敞开大门开展批评。《决议》就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提出的这些方法，对于今天克服党内错误思想和不正之风仍然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从具体的方法措施而言，笔者认为：

首先，深入理论学习，掌握思想武器，是纠正错误思想和不正之风的前提。只有理论上清醒，才能做到政治坚定；只有理论水平的提高，才能做到工作上减少失误；只有理论基础扎实，才能做到作风过硬。同时，理论学习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辈子的事。理论学习，一定要克服形式主义，要联系实际学，立足提高上下功夫。

理论学习从内容来说，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历史等。学习理论是正确认识自己和正确认识他人的过程。学习既要立足于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也要从权力观、政绩观、利益观上进行党性自我解剖。当前，正在进行的“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就是要通过学习理论，以抓住和解决党员和领导干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重点，以解决全党，干部队伍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政绩观、利益观为落脚点。理论学习要制度化，如定期学习。要学以致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认识解决实际问题。理论学习要出成效，还要坚持“抓一把手，一把手抓”的制度。

其次，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持把群众路线贯彻始终。

党内有的领导干部会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没有发扬党内民主，导致独裁作风。发扬党内民主，首先，党员要有民主意识，参与意识；其次，党组织要保护党员履行民主权利，对因在组织会议上提意见的党员实施打击报复的领导要从严处罚。

领导者的思想和工作状况，优点和长处，缺点和问题，干部群众最清楚。充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这不仅对党员和领导干部查找和正确对待自己存在的问题可以起重要促进作用，而且可以使领导干部受到深刻、具体生动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念的教育。所以在像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那样的党内整风中，都要在较大范围内征求群众的意见，尽可能让干部群众参与，始终把党员和领导干部臵于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之下，接受干部群众的评议，主动积极地创造让干部群众畅所欲言发表意见的条件和氛围，切忌关起门来搞“教育”。各级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对群众提出的问题包括

尖锐的批评，要有脸红、出汗的思想准备，认真反思，深刻剖析，正确对待，闻过则喜，并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在全党开展的 “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学习，取得成功与否的标志，取决于党员和群众参与的范围和认真程度。因此，教育活动一定要敞开“大门”，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

第三，党组织要担负起教育和监督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责任。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把批评与自我批评贯彻始终。

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的有力武器，是增强党的生机和活力的重要法宝，也是当前搞好保持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重要武器。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要敢于动真格，敢于触及灵魂深处，以解剖自己不怕严，亮出问题不怕丑，听取意见不怕刺，触及思想不怕痛的精神，讲原则、讲党性、出于公心、出于爱护同志，坦诚相见，不讲奉承话，不当好好先生，做到既有一针见血的批评，又有肯定和沟通，既坦诚地指出问题，又中肯地分析原因；既严格要求，又与人为善，使被批评者思想上受到触动，感情上得到温暖。无论是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要严肃认真，都要讲政治、都要实事求是，都要真正解决问题，互相帮助，增强团结，共同进步。不论是批评还是自我批评，一把手都要以身作则，做出表率。一把手能否以身作则，带头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能否开展积极思想斗争，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和不正之风的关键。为了促进批评和自我批评能积极、健康开展起来，上级党组织必须派领导参加下级党组织的民主生活会，形成制度，一级抓一级，一级向一级负责，创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环境和氛围。

参考文献

1.游思.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古田会议.《福建党史月刊》.1997.12

2.傅柒生.古田会议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红土地》.2009.11

第四篇：邓小平一生最堪称伟大之处在哪[范文]

邓小平一生最堪称伟大之处在哪？ 8月22日，是一代伟人邓小平诞辰110周年诞辰。最近，央视一套在晚上黄金播出一部长达48集的纪念邓小平诞辰片子——《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再现了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到1984年间，邓小平引领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昨天，中共中央隆重举行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深切缅怀这位伟人。随着价值观多元化的趋势日渐突显,国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就难免褒贬不一。对一代伟人邓小平的评价也同样如此——从这些日子许多纪念邓小平的文章可看出，国人对历史伟人的评价，不再停留在传统的歌功颂德、为尊者讳层面上，而是基于反思历史、从中吸取经验或教训之目的对邓小平功过发表各自看法。所以，无论褒贬，无论观点对错，都是可喜的进步：因为这意味着国人正在走出非好即坏、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不再在伟人耀眼的光环下迷失自我——这些对现实中国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但本文想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在对邓小平的历史功过的评价上，无论持左右政治立场者，都有不少人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严重问题和矛盾，归咎于邓小平个人当年所主导的一些重要决策，并因此否定邓小平对中国作出的杰出的、特殊的历史贡献。这种脱离时空的历史条件臧否人物的方法既不客观，也难于发现问题和矛盾的症结所在，从而对症下药。先谈“不客观”：伟人不是完人。任何一位伟大政治人物，都难免有自身的缺陷、局限；任何一位伟大政治人物，都只能在某个特定时刻或某个历史阶段起到“伟人”作用——为人民为国家为民族作出

特殊贡献，而不可能一辈子都伟大光荣正确。这既是常识，也是古今中外无一能例外的历史事实。

邓小平作为一位政治人物，一生有三个堪称“伟大”之举。而其中最值得称道、最令人敬佩的，并非七十年代未、八十年代初将中国推进改革开放之路；也非后来的“九二南巡”再次呼吁改革开放，而是在上世纪“九一三事件”发生不久重新复出后，在极为险恶的政治大环境下顺应民心，冒着再次被打倒的危险与极左路线作斗争，顽强地、极为艰难地采取种种努力改变民生、发展国民经济，力图将处于悬崖边缘的中国往回拉。

只要是“文革”过来人，都会知道在“左”得可怕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当年的努力有多难，有多危险。而从后来已经解密的许多资料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当初是下了极大决心，甚至是抱着当“烈士”的牺牲精神与极左势力作斗争的——他主持中央工作后的诸多政治举措不但得罪了“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势力，最高领导人也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邓的强烈不满。而邓小平身上最可贵的政治家品质也就表现在此时——只要他能“悔改”顺从圣意，他的政治生命不但不会有危险，甚至可以成为国务院总理。而当时的最高领导人虽然对邓小平复出后的诸多做法十分不满，但却一直恩威并施予以机会，希望他能“改邪归正”。直到1975年11月20日，仍给邓小平最后一个机会：提议邓小平主持制定一个评价文革“七分成绩，三分不足”的政治局决议，然而“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的邓小平却婉言拒绝。于是，他很快被停止了大部份工作。11月26日，中共中央

发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通知，他作为一位“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再次被打倒。

仅凭邓小平这个时期的表现，纵然后来没有改革开放之功，他已无愧于历史伟人称号——须知，在最高领袖口含天宪、政治气候依旧极为恶劣，诸多“不听话”的开国元老不但自身下场十分凄惨，甚至殃及家人的残酷现实下，邓小平此举需要多大的勇气（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就因株连而落得终身残疾）！

1977年上半年，邓小平没有复出前，影响极大的《参考消息》发过这样一条消息：当时主管国务院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一次接见一个国家的政府首脑时（具体谁记不得了），当那位外国政府首脑问及李先念是否代替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时，李先念明确回答：应当让比我更有能力的人出来担任这个工作（大意如此）。并暗示这个人就是邓小平。当那位政府首脑问及邓小平是否犯了“错误”时，李先念回答说：如果他是犯了“错误”的话，他的错误就是“太急躁”了。

一位堪称伟大的政治家，不但要有政治远见、政治智慧、政治才干，以及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还需要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能祸福趋避之”的血性和牺牲精神。而李先念一句“太急躁”，表面看可以理解为邓小平政治上不成熟，从另一个角度却恰恰反证了邓小平“苟利国家生死以，岂能祸福趋避之”的血性和牺牲精神，——在被打倒刚复出不久、政治生态依然极为恶劣的条件下，如果是一位圆滑的政客，邓小平即使不选择迎合，也可以选择韬光养晦，然而面对妖孽横行、国将不国的现实，忧心如焚的邓小平这时无法再“成熟”，而是选择了不妥协和牺牲！——如果不是“四人帮”很快垮台，他极可能难于善终。并再次殃及全家。

这是邓小平一生最堪称伟大之处！

再谈“难于发现问题和矛盾的症结所在，从而对症下药。”——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后的三十多年间，虽然历经诸多大小不一政治**，但中国经济仍然进入了一条持续、高速发展的道路。中国也进入了有史以来国民生活水平处于最好状态（相比较而言）、国力最强盛的时代。但与之并存的，却是严重的社会不公、贪腐、贫富悬殊、道德滑坡，食品不安全，以及资源过度开发、能源巨大浪费、环境普遍恶化等问题，以及诸多尖锐的社会矛盾。从深层次查找这些严重社会问题和矛盾存在的诱因，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但一直以来，不少人将这些问题、矛盾之所以存在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有“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之称的邓小平当年的许多重大决策，并因而否定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作出的杰出贡献，窃以为既有失公允，也将极为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先谈“有失公允”：自前最高领袖去世之后，中国结束了个人Dictatorship政治时代。邓小平虽是一位政治强人，但他既没有“一句顶一万句”的权威，作为个人Dictatorship体制过来人和受害者的他也比较注重发扬党内民主。所以，从现今太多解密的档案和相关资料中可看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复出之后，到上世纪的“九二南巡”，是邓小平事实上真正影响中国的时期。而这十年多一点时间里，他远没有前最高领导人那样具有一言九鼎的权威，只是一些最重大决策的最权威拍板者。许多重大决策，不但要协调代表党内各种声音的元老意见，甚至很大程度上皆受掣于党内保守势力。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后来的“九二南巡”。

再谈“将极为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邓小平上世纪末再次复出成为最高决策者之后，与党内诸多改革派齐心合力推动改革开放，很快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然而，随着改革不断进入深水区，各种各样前所未有的，与政治体制密切相关的问题和矛盾便不断涌现出来。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也成为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最高领导层极为重视、并摆上议事日程的重要议题。并一度在局部进行党政分开的变革。从1986年9月到11月，邓小平本人亦多次提出党政分开。并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到了一定时候，就必须要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然而由于诸多极为复杂的因素所致，一度在局部试行的、小心翼翼、十分有限的变革，也受到来自顽固势力或明或暗的作梗和狙击。并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那场政治**之后彻底夭折。从此，政治体制改革虽偶尔有人提起，但却成为边缘声音。所以，如果将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滞后的原因归咎于邓小平或某一位领导人，都必将使极为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纪念一代伟人，最重要的并非拘泥于个人是非功过，而是总结经验教训，而是为超越伟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这样告诫本党同志：“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句话，至今仍有巨大现实意义——解放思想永无止境，实事求是当无禁区。

正如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所言：“我们自己不足、不好的东西，要努力改革。外国有益、好的东西，我们要虚心学习。”一切不合时宜的条条框框都应冲破，一切阻碍民主与法治进步的禁锢皆应抛弃。唯此，中国才能走上一条长治久安、民富国强之路。也唯此，才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

第五篇：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一次伟大转变—论邓小平对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贡献

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一次伟大转变—论邓小平对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贡献

军事科学院 袁德金 马德宝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大转折、美苏等诸多国家仍忙

于冷战对抗之时，邓小平以一个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敏锐地捕捉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及时调整了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从方方面面进行拨乱反正。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他毅然决定，把国防和军队建设由“盘马弯弓”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大力推进精简整编，努力探索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新特点和新规律，实现了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由此为起点，邓小平提出了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形成了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理论体系，为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高瞻远瞩，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

新中国成立之初，冷战的帐幕已然拉开。1950年，美国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在朝鲜战场上，中美展开了面对面的战争较量。1951～1958年间，美国在亚太地区拼凑了针对中国和苏联的7个军事集团。为抗击美帝的战争威胁，中国被迫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准备。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中国一度面临两霸施压的艰难境地：美国在中国南面侵略越南、老挝，苏联集结军队于中苏边境并多次进行武装挑衅。为预防万一，毛泽东提出，要加强战备，准备打仗，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为此，还实施了“三线”建设，并提出了“山、散、洞”的原则。这一时期，在美苏两霸的战争威胁下，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不得不一直处于“盘马弯弓”的临战状态之下。

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苏联对我的威胁也受到“一条线”战略的制约。在国际上，冷战虽继续进行，但美苏对抗有所缓和，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1981年，邓小平在认真分析国际战略形势的新特点后指出，“我看大仗几年打不起来，不要搞那些人为的紧张。美苏两霸在战争问题上，谁也不敢先发动。我们不要自己吓唬自己，造成人为的紧张。”1984年召开的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更加明确地指出：“仗打不起来这个话，我们多次讲过。过去讲10年，现在过了几年，还可以说10年。”

基于这些判断，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开始酝酿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并着手推进军队的精简整编。

1985年5月，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实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和贯彻我国政府减少军队员额一百万的战略决策，研究制定落实这一决策的措施和步骤。

会上，邓小平同志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了变化，对外政策也有了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他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 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是苏联，一个是美国，而这两家都不敢打，一是因为这两家都有毁灭对方的能力，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二是两家在全球的战略部署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不敢动；三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因此，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由于两个超级大国进行军备竞赛，战争因素还会发展。但是，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将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

邓小平同志说，根据这个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希望能够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至少在本世纪内，不要发生世界战争。这是可能的，不是空话。

“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邓小平同志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发生变化，我国的对外政策也要有一个改变。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

邓小平同志说，现在看来，这两个判断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基于这两个判断，他强调，我们要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经济建设是我们的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同时，邓小平同志也强调，军队装备的现代化，也是个大局。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但是，“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等到我们的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

1985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具有十分重要地位。正是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中央军委适时作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决策，把国防和军队建设从临战应急状态转向相对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从而较早主动地走出了冷战的阴影，为国家建设和发展赢得了主动，争取了宝贵时间，也使国防和军队建设走上了正确的发展轨道。

统揽时局，明确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方针原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0多年间，邓小平不仅使国防和军队建设走上了正确的发展轨道，而且还提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方针原则。

捍卫国家利益，维护世界和平。邓小平指出，中国是一支和平力量，中国的发展会对世界和平的维护做出积极贡献。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自己永不称霸。为推动世界和平，邓小平主张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国际冲突，反对在国际交往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结盟和对抗。1984年2月，他提出“不用战争手段，用和平方式”来解决世界上的许多争端。作为一名政治家，邓小平认识到，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还存在的世界上，要维护和平和安全，就必须建立起强大的国防，用强有力的防卫，来维护国家利益，确保国家的安全和主权。1989年10月，他对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邓小平认为，坚持国家利益原则，就需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1989年12月，他说：“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作为人民的国防，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还必须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是我军区别于历史上一切军队和其他国家军队的本质规定。邓小平要求，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我军必须捍卫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肩负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

把现代化作为国防建设的根本目标。中国近代史的苦难，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了建设强大国防的重要性。早在1953年，毛泽东就提出“建设现代化国防” 的号召，并将其作为国防建设的根本目标。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国防现代化同样受到了严重冲击。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和军委工作后再次明确指出，把现代化作为国防建设的根本目标。1977年，他明确表示，我们还有人民战争经验，还要向国防现代化方向发展；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同时，他还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此设定了一个科学可行的模式。那就是，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要实现国防现代化，必须实现经济、科技、政治和社会的现代化。正是认识到这一历史规律，邓小平提出，要全面推进现代化进程，为国防现代化提供深厚的社会、物质、技术、制度支撑。1978年，邓小平就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从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开始。要从教育着手，提高文化水平。正是沿着这条道路，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提升综合国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代代中国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富国强兵之梦，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正在逐步走向现实。

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国防建设的核心和关键是军队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军队，如何建设军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着眼未来战争需要，立足我军现实的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而奋斗。”应该指出，“三化思想”，在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中有过充分的论述和体现。但是，明确、集中、系统地论述“三化”，则是邓小平建军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更为突出的是，他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把现代化更加明确地、始终一贯地、实实在在地作为军队建设的主要目标。邓小平认为，我军建设面临的一个主要矛盾，是现代化水平与现代战争需要不适应，即打赢和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足。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必须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但是，我军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围绕现代化这一中心，革命化提供政治保障，正规化提供制度保障。可见，邓小平在坚持现代化这个中心的同时，又坚持革命化、强调正规化，高度重视军队的革命化建设，把全面建设与重点建设结合起来，实现了军队建设全面发展与突出重点的辩证统一。

军队要服从和服务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邓小平指出，坚持经济建设，推动改革开放，是我们国家的建设大局。全国党政军民，要一心一意地服从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千方百计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起来。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为此，他采取了以下一些主要措施：一是减少军队员额服从经济建设。19 81年，邓小平指出：“要重视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必须明确服从经济建设，不然国防建设也是空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军队员额减下来。”据此，他在1985年做出了我军裁减员额100万的战略决策。二是积极参加支援国家建设。邓小平强调指出，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三是培养军队和地方两用人才。他指出，军队培养两用人才的工作真正做好了，部队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就容易了。我们军队培养了不少有专业技术的人才，把其中一些人才转业到地方各行业去，对地方也是个支持。

科学决断，推出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战略举措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采取什么样的建设举措，是一个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重要问题。对此，邓小平根据中国的实际，结合世界各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普遍规律，推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新举措。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坚持战斗力标准，压缩数量，提高质量。邓小平强调，军队建设要搞少而精，真正顶用的。在相对和平时期，国家面临的战争威胁不再那么迫切，军队不必要时刻准备早打、大打甚至打核战争，因而，也就没有必要保持太大的规模。和战时或战争威胁十分迫近相比，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更加讲究质量和效益，而不是规模和数量。为此，邓小平提出，军队要消肿，大力压缩数量。1975年7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要研究精简整编，解决肿的问题。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1985年作出了百万大裁军的战略决策。邓小平还强调，精兵不仅是要减人头，还要调整结构，建立与现代战争相适应的指挥体系。他指出，我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人数虽然多，但是素质比较差。因此，提高质量，大力建设现代化，是我军建设的内在需要。为此，他指出，“ 要‘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这“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他还说，“现在提出‘消肿’，主要是要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主要是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减少统率机构、指挥机构人员 ”。他还明确指出，现代是合成军队作战，要搞些合成军，合成师，逐步地把部队合成起来。

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军队提高战斗力有两个基本途径：作战和训练。在战争条件下，军队战斗力的提高，主要是通过作战，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没有战争的相对和平时期，军队提高战斗力，主要依靠教育训练。鉴此，邓小平明确指出：把教育训练摆到战略地位，从教育训练中要战斗力。1975年，邓小平在抓军队整顿时就指出：“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并提出军队“要准备打仗”。1977年8月，邓小平针对“四人帮”给军队建设带来的破坏，再次强调：“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 邓小平认为，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是现代战争越来越复杂，要求越来越高的体现。他说：现代战争是合成军队作战，“如果不注意军队训练，至少在战争初期要相当倒霉就是了。”随着军队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武器装备的性能越来越复杂，装备的使用、维护、保养，以及由此产生的指挥和保障，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不经过事先培训就拿起枪杆子上战场，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发展需要。邓小平认识到，现代军事训练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大力加强军事院校的建设，突出军事教育的战略地位。他指出，军队过去主要是靠打仗训练干部，现在不打仗，主要靠学校训练干部。他要求，把更多的干部放到学校去训练，并对如何办学，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方法和措施，对指导我军新时期军事院校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加大科技投入，提高国防科技水平。20世纪70年代末期后，世界范围内的新技术革命，使科技对经济、军事和生活各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现代社会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转入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就必须切实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提高科技含量，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科技水平。他明确指出：不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发展高科技，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展国防高科技。他说，如果 20世纪60年代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邓小平的这一伟大决策，对于我们这支有着光荣传统的军队来说，无疑在保持我们传统优势的同时，开辟了一条顺应世界潮流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之路。

积极稳妥地推进各项改革。在和平时期，军队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是通过连续的、自觉的改革来实现的。邓小平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又一次革命。因而，积极稳妥地推进国防和军队的改革，成为他领导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他推动国防和军队发展的一个战略举措。邓小平认识到，制度建设对于军事改革来说，更为困难，更为重要，也更具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1981年7月，邓小平就表示：改革，“归根到底要解决军队的制度问题。”还主张，要把军队改革与全面改革结合起来。他说，“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此外，邓小平还特别强调，要把改革贯穿于军队建设的全过程。强调改革是长期的，不是一蹴而就、靠搞一两次大的行动就能完成的。这种长期性，是由国家全面改革的长期性，社会变革的持续性和军事变革的不断发展等方面所决定的。因而，1975年以来，邓小平在领导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实践中，就多次提出和推进多方面的调整改革，使国防和军队建设驶上了不断发展完善的轨道。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事业才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巩固的国防和强大的军队，也为中国人民实现“小康”社会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