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对《历史决议》的贡献

第一篇：陈云对《历史决议》的贡献

陈云对《历史决议》的贡献

作者：林蕴晖

来源：《学习时报》289期

来源日期：2005-6-21

本站发布时间：2005-6-21 10: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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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是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继续执政的合理性及执政能力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所作的交代。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文件。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和决策者，他直接领导新中国走过了27个年头。这期间，国家和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和经历的曲折，无一不与毛泽东有着直接的关连。因此，决议中如何评价毛泽东，就成为决议成功与否的关键内容。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陈云起了重要作用。

要正确评价革命领袖的历史功过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使党和毛泽东的威信受到了巨大伤害。在拨乱反正的同时，引导人们正确对待历史，正确评价革命领袖的历史功过，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都是一项必须面对又十分严肃的任务。因为，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大量冤假错案亟待平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左”的错误有待纠正；另一方面，在否定“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同时，也出现了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的倾向。陈云和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此十分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不久，陈云对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何分析认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有过多次讲话，指出要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评价革命领袖的功过、得失。他在1979年1月4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就曾强调指出：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至今快五十八年了。是毛泽东领导我们取得了伟大胜利。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功绩概括得很清楚，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我们党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民主革命胜利后，恢复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都很成功，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也有缺点、错误。要求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是不可能的，是空想。

1979年3月6日，在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时，陈云专门谈到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他特别指出，要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中国和世界问题的高度来加以认识。陈云说：

“文化大革命”不能说毛泽东没有一点责任，但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会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在这个问题上，要平心气和，要掌握分寸，慎重考虑，不能感情用事。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

对如何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尤其是毛泽东的错误，陈云曾经与胡乔木谈过以下几点意见。他说：

（一）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

他意见不同的人。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

（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应该作为一个党中央的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在斗争时是非常困难的，也许不可能。

（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听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次是中南。

陈云上述关于正确对待历史、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以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多次谈话，实际上就为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提出了应该遵循的指导思想的基本点。

决议起草的指导方针和实际工作的难处

由胡乔木牵头的决议起草小组，成立于1979年12月。当时，胡乔木向小组同志提出，要考虑写历史决议与写历史的不同。决议不可能把很多重要问题和重要人物都写进去。起草工作，对一些问题的是非功过作出判断比较容易，但对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分析和理论评论，很不容易。他希望大家对决议应涉及的问题进行讨论，提出意见。1980年3月15日，胡乔木与起草小组成员谈稿子中要解决两个难题：一是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不难，但是必须答复为什么发生这个错误的问题。二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讲坚持毛泽东思想，是讲坚持什么。这表明，在起草工作的初期，大家还处在摸索阶段，还没有能拿出一个明确的意见。

3月19日，邓小平找主持决议起草的同志谈话，明确提出了关于决议起草的三条指导方针。邓小平说：

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是第一条。

邓小平指出，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邓说，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邓小平明确提出：要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邓小平的这一席话，使决议的起草工作有了一个主心骨和最基本的底线。

此后，邓小平在4月1日的一次谈话中，又以商讨的口气提出：“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总的精神，仍然是强调，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但是，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要把它体现到具体的文字中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6月27日，邓小平谈了对初稿的意见，明确表示：“不行，要重新来。”邓小平说：“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他提出，重点要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要概括一点。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

7月3日，在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决议起草工作时，胡乔木就落实邓小平提出的要求发言说：中心任务是要把毛泽东思想旗帜高高树起来。给它一个比较完整的解释，用它来统一党的思想。决议一方面要对毛主席在文革期间犯了左倾错误作出判定，另一方面为了说明文革发生，要对它加以历史分析，对毛泽东晚年左倾思想的发展过程加以说明。胡乔木提出解决难题的一条重要原则是：要把毛主席晚年在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评判。中央书记处同意了胡乔木提出的原则。

然而，即使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区别开来，就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而言，仍显得不那么无可争议。

讨论中的不同意见和陈云的主张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把《历史决议（1980年10月供党内高级干部讨论稿）》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从10月中旬到11月下旬，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月时间。讨论中达成的共识是 ：大家都拥护中央做这个决议，以统一对建国以来历史的认识；认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但总其一生仍然功大于过；认为讨论稿关于文革的分析写得好；认为粉碎“四人帮”四年来的历史要详细总结，不能回避。等等。但也存在许多重大的分歧和争论。如：

关于毛泽东的功过评价。胡耀邦7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过：决议要以对毛主席的评价为轴心，对毛主席的功劳要讲够，错误也要讲够。许多人赞同胡耀邦“两个讲够”的意见，但认为现在的决议稿，功劳是讲够了，但错误没有讲透。有的认为，毛主席自建党来55年功大于过，建国后27年是过大于功。另一些人则坚决不赞成对毛泽东批评过激。强调毛主席的旗帜不能丢掉，不能上外国人说我们“非毛化”的当。一定要谨慎，考虑全面。

关于毛泽东思想。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提毛泽东思想？一种意见不提了，另一种意见还是要提。主张提的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简明、概括地提，只提正确部分，突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另一种意见是把毛主席本人的思想，正确部分和错误部分都要提到。无论提不提毛泽东思想，有一个认识是共同的：“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基本的指导思想必须坚持。

上述不同意见的核心，还是如何写好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就在起草小组仍然处于为难的过程，1981年3月24日，邓小平到中南海看望陈云。陈云在同邓小平谈话中，对《历史决议》稿提出两点意见：

（一）要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这样写，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

（二）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在延安时，毛泽东亲自对我讲过三次要学哲学，我把毛泽东的著作认真读了一遍，受益很大。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要选编一些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等；还要选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也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邓小平对陈云的建议非常重视。3月26日，邓小平向邓力群转告了陈云的意见。邓说：“这些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并报告胡耀邦。”

在此期间，陈云就决议起草工作还同邓力群作了四次谈话。

第一次谈话，陈云在谈到如何评价建国以后三十二年中间的错误时，明确要求：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把它“敲定”下来（“敲定”是上海话，就是说反复推敲，反复斟酌，使它能够站得住）。他表示同意邓小平确定的起草决议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要求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是大错误就写大错误，是小错误就写小错误。要分别不同情况，把它“敲定”下来。

第二次谈话，他讲决议要确定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在写法上要使大家能够从这个决议上看得清楚，就需要写一下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主席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所以他建议增加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把毛主席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说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陈云的第三次谈话，具体讲到了建国前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他说，毛泽东同志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毛主席相比，包括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即使在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

第四次谈话，他建议决议要写上国际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建党初期共产国际起了好作用。在抗日战争期间和建国初期，苏联还是给了我们援助，通过这些论断，再一次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公正的。

起草小组根据陈云的建议，在邓小平和胡耀邦的领导下，经过努力和反复斟酌，最终拿出了

一个使得各方面都满意的稿子。

在原来的稿子里，解放前的历史，写得比较简单。现在的稿子将解放前的内容从几百字增加到3000多字。概述了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历经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由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到最后胜利的28年的艰辛斗争，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把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给牢牢地确立了起来。

6月22日下午，邓小平出席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各小组召集人碰头会。他在讲话中谈到决议稿时说：“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陈云也称赞：“改得很好，气势很壮。”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二篇：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

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

(2014-05-07 15:22:36)转载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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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作者： 1，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

中国此前也许有太医院之类的东西，但那与现代的医院概念相差甚远。外国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医药活动。利马窦开创了传教与医疗并重的传教路线，法国传教士张诚曾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马礼逊也曾澳门开办西医诊所。但最早在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医院，对中国的近代医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

伯驾（Peter Parker）1804年生于马萨诸塞，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34年被美部会派遣来华，成为基督教第一个来华传教医生。1835年11月4日，他在广州新豆栏街7号的丰泰洋行内租屋开设“广州眼科医局”（Canton Ophthalimic Hospital），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教会医院，西医自此正式传入中国。

1837年，伯驾在医局内向关韬等3名中国人传授西医知识，使关韬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医学医”。从这个意义上讲，伯驾又是第一个向中国人传授现代医学的外国医生。

后来的一些教会医院在中国非常有名气，协和医院，湘雅医院，齐鲁医院等至今仍然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虽然它们的名称可能已经改了。

据说：西安市以眼科、妇科而闻名的第四人民医院（四院）就是传道士所办。

2，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

中国古代也有藏书楼，但是其功用是储藏，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大相径庭。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早最著名的是西什库教堂北堂图书馆。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机构和教会大学中创建了一座座令中国的藏书家瞠目结舌的明显居于先进水平的新式图书馆。其阅览规则，图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图书在民众中的流通状况和藏书利用程度与当时大清帝国的古代藏书楼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对于开启民智起了巨大的作用。

3，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

中国以前不是完全没有女子教育，但限于富裕人家的家庭内部，且内容狭隘。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中国第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亦曾得益于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

4，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中国的所谓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学、国子监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现了。然而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十九世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传教士开办的。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

和医院一样,中国的基督教大学保留到今天的,仍然是当今中国最好的大学。

5，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东学西渐

大部分人知道传教士对于西学东渐的贡献，但是未必知道中国的论语，四书五经等翻译成外语，介绍给全世界的也是传教士。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中学西传的主要方式主要是：直接携带中国文献回欧洲；选择翻译汉语典籍；著述评介中国文化学人的思想；以报告、书信、日记方式记述日常见闻；编着中英对照字典；编辑出版西方报刊等。1682年，柏应理带走中国书籍400余册。1694年，白晋代走300多卷中国典籍赠送给路易十四。其中有影响的典籍包括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还包括明《永乐大典》和清《古今图书集成》。汉语典籍最早的西译是《明心宝鉴》于1590年在菲律宾译成西班牙文，译者就是多明我会会士高毋羡（Juan Cobo,?–1529）。“明心宝鉴”是童蒙读物，内容主要是训诲幼童的格言。文献不具有经典性，具有随意性，没有目的性，但确是开先河的。但到了耶稣会士时期，就具有了目的性选择性。翻译中国学术经典，是耶稣会传教士入华传教“适应性”策略之一。早在利玛窦之前，罗明坚就进行了西译汉语经典的尝试。1578年，他辗转来到广东肇庆，用拉丁语试译了《大学》的部分章节和《孟子》。译着虽然影响不大，但有开创之功，成为利氏等人的先行者。1661— 1662年间，郭纳爵、殷铎泽、柏应理等人，陆续将《大学》、《中庸》、《论语》译成拉丁文，在法国出版。正是由于传教士们的努力,中国的文化才被全世界所了解。

6，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盲校和盲文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传教士穆威廉（Hill Murray）在北京成立启明瞽目院（Hill 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解放后改名为北京盲校），这是我国第一所盲校。有位中国盲教员（据说是山东人，叫朱德光；另一种说法是一们姓沈的盲教员和外国传教士合作），将盲字排出北京话的全部音节四百一十多个，人们称它为“康熙盲字”（也称北京盲字“或协和盲字”）。这是最早的汉语盲文的开端.一八九八年，女传教士岳艾美（国藉不详）在福州成立盲校。她以拼音方法制字过一套拼写闽南话的“福州盲字”。这种方言盲文有字母三十多个，每个音节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点符。一九一一年前后，她又加以改进，字母增加到五十三个，声调符号七个，每个音节由声、韵、调三个点符级成。一九二０年前后，她还提出过一些简写的方法，简写词的前后都有空格，可以说是我国盲文有分词形式的先声。

7，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

最早国外留学的女子有四位，分别是金雅妹、何金英、康爱德、石美玉。

这四位近代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从小接受教会启蒙教育，受传教士的培养、训练；她们出国留学的方式同出一辙：都是由传教士带出国门，并且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女学成为她们出国留学的中转站；四位女留学生前往留学的国家都是美国，在美国她们均学习医学；留学期间，她们刻苦学习，孜孜不倦，成绩优秀，享有赞誉；归国后，她们成为职业妇女，将自己的毕生奉献给医学事业。这四位女留学生兢兢业业，成就卓著，既治病救人，又传播医学，并且培养了中国早期的医学工作者。梁启超说：“吾虽未识康女士，度其才力智慧，必吾以悬绝于常人，使其不丧父母，不伶仃无以自养，不遇吴格矩，不适美国，不入墨尔斯根大学，则至今必蚩蚩然愦愦然戢戢然与常女无异，乌知有学，乌知有天下，呜呼，海内二万万之女子，皆此类矣。”梁启超通过赞扬康爱德才智超人，从而肯定了女子上学读书的必要性，同时也为中国众多的女子得不到良好的教育而感到痛惜。

当然，最早的男留学生也是传教士带出去的，但是考虑到中国的文化背景，女留学生的出现，对于中国文化的冲击力更大，影响更深，因此单列。

8，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汉英、英汉字典

1815 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为了翻译工作，编写了中国第一部英语学习字典《华英字典》。《华英字典》是世界上第一本英汉－汉英对照的字典，篇幅大内容丰，有丰富的例句及解释，并收录大量成语、俗语。1844年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英华韵府历阶》及1847年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英汉字典》都把它当作参照基础。

9，传教士和中国最早的聋哑学校和手语

中国的聋哑人用手语进行表达一直是随意的，不规范，不统一。我国最早创建规范的手语并建立最早的聋哑学校的是西方传教士。

1887年(清光绪13年)，美国传教士梅里士在山东登州(今蓬莱)创办聋哑学校，并搜集中国聋人手势，同时将手指字母传入中国。这是我国手语应用和聋人教育的开端。

10，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

麻风病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以前的中国许多地方发现了麻风病人就要被烧死，圣经中基督曾经多次治愈了麻风病人，成为传教士们的榜样。1921年，美国传教士爱伯特和意大利传教士法德路等在昆明市创建云南省麻风病院，以后伯格理在云南，在以后其他传教士在中国其他地方向及建立了麻风病院，给他些被家人，邻居抛弃的可怜人带来希望。

11，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现代天文学和历法

传教士中很多人精通天文历算，其中最杰出者为汤若望和南怀仁。汤若望在明末参与修订历法，编纂成《崇祯历书》，并制作天文仪器。清初汤若望、南怀仁相继主持钦天监，汤若望增订《崇祯历书》，康熙赐名《西洋历法新书》，后收入四库全书改名《新法算书》。他还著有《新法表异》、《历法西传》和《新法历引》等，制作了浑天仪、日晷、星球仪、地平仪、望远镜和地屏。南怀仁于1669年改造观象台，制成新仪6种：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纪限仪、象限仪、天体仪和地平仪，并将各仪器的制法及用法绘制成图，予以解释，名为《灵台仪象志》。他又把汤若望所遗《百年恒表》相继推至数千年，名为《康熙永年历》。

12，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几何原本

在数学方面，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为欧洲数学传入中国之始。他们还编译有《测量法义》、《对数表》、《测量异同》和《勾股义》等。利玛窦与李之藻合编《圜容较义》等。汤若望撰《割圆八线表》，介绍平面三角，邓玉函撰《大测》，介绍弧三角学。穆尼阁以对数表授薛凤祚，薛氏译有《天步真原》。

13，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世界地图和现代地理学

在地理学方面，传教士介绍西方地圆学说和世界舆图的测绘，矫正了中国人天圆地方的观念，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利玛窦曾绘成名为《山海舆地图》的世界地图，向士大夫们展示，并把所携《万国图志》作为贡品献给朝廷。他在《天主实义》和《乾坤体义》等书中介绍了地圆说，并把西方经纬度线测绘技术介绍到中国，开中国以科学方法测绘地图的先河。艾儒略著有《职方外纪》，记述海外风土，利类思等著有《西方要纪》，介绍西方国土、风俗人物，物产及海程远近。1708年康熙令白晋主持对全国实地勘测，中西学者合作，历时11年，测绘完成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此图至今仍为全国各种地图的重要根据。

14，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汉语拼音

古代没有拼音,就使用反切,就是用两个认识会念的字,取第一个的声母,取第二个的韵母,拼合起来就行了。另外就是直音法。《说文解字》中对汉字的读音常常说“读若某”或者“某声”，就是这种情况。例如《说文》中的“材，才声”，意思是说“材”这个字的读音应该读成“才”。

利玛窦根据拉丁文发明的二十六个声母和四十四个韵母的拼音方案，然后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由于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成的，所以人称“利、金方案”。“利、金方案”的出现对当时中国的音韵学者有很大的启发。

明末学者方以智开始思考中国的拼音文字问题：“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字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前清学者杨选杞看了《西儒耳目资》大受启发：“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利、金方案”促进了中国传统的音韵学研究方法的革新，为反切法开辟了一条“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简易途径。这两个方案是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写的，适合于拼写北京音。它“引起了汉字可以用字母注音或拼音的感想，逐渐演进，形成二百年后制造推行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的潮流”。

15，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反鸦片运动

大家也许都知道林则徐的戒烟运动,但是他那一把火并没有把吸烟的危害阐述明白.鸦片开始时并部像今天这样臭名昭著，当年它是作为镇痛剂被发明出来的。中国人甚至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福寿膏”。许多人包括传教士在内对它的危害并没有明确的认识。

然而，面对烟毒在中国流布越来越严重，“煎膏日夜烟熏天”，“杀人不下亿万干”的情势，传教士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作调查、统计，发表论述鸦片危害、敦劝戒烟的文章，出版专门性宣传书籍。在华新教传教士的全国大会，也把禁烟作为主要议题之一。教中人士还组织起戒烟团体，如北京的“戒烟大会”、广州的“劝戒鸦片公会”等，都有些影响力。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新教全国大会，通过的关于戒烟的议案中，有一条即建议在全国设立禁烟总会，各地设分会，对禁烟组织的发展颇有促进作用。他们还利用教会医疗机构对烟毒患者施行戒治，不少教会医院、诊所特设此一门诊业务，甚至有专设医院。像英国新教人士德贞（J?Dudgeon）在北京从事这项医务，成效就颇突出。有些传教士还努力促使本国禁运鸦片，以断绝祸源。19世纪70年代，英国国内人士组织“反鸦片贸易协会”，德贞、李提摩太等人积极声援支持、此时已回到英国的理雅各，更直接作为发起人之一。在一次大会上，他慷慨陈词，反对鸦片贸易，认为这是一项罪恶的交易，它使成千上万中国人受害，也不利于英、中之间正常贸易的发展，呼吁鸦片贸易者“停止作恶，学习行善”。传教士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最终促使英国政府通过决议使鸦片贸易非法化。

16，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现代农业

人们都知道基督教在中国建立的著名的医学院，但是是很少有人知道曾经还有两所当时很著名的农学院，金陵和岭南农学院.这两所基督教农学院把美国农学院的教学科研推广体制引入中国，为中国农业高等教育的发展,人才培养，作物改良及科技推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梅里士和倪唯斯是两位美国传教士，曾经将美国大花生引入山东，成为20世纪山东重要的经济出口作物。倪唯斯还把美国欧洲日本等地的苹果梨香蕉等与中国的本地产品进行嫁接，创造出新的品种。著名的烟台苹果就是这位传教士的杰作，可惜，我们很少知道著名的烟台苹果是怎么来的。

第三篇：草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

暨南大学本科学生课程论文

论文题目 ：北方草原文明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学院学系 ： 文学院历史系

专业 ： 历史学（内招）

课程名称 ： 中国考古通论

学生姓名 ： 谷鹏龙

学号 ：

2013051164

北方草原文明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摘要】：回眸中华五千年文化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 博大的中华文化犹如浩淼的海洋, 是汇集万泉、海纳百川而形成的。她既蕴含了勤劳质朴的黄河文化, 也包含着机敏睿智的长江文化, 还容纳了豪放 坦荡的北方草原文化，这些文化之间既有共性, 又有其个性特征, 它们始终是在碰撞、融合再碰撞再融合的互动过程中发展的。每一种文化都 对中华文化的丰富、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草原文化也不例外，本文就草原文明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展开论述。

【关键词】：草原，文明，文化，贡献

草原文化是中国北方诸民族创造的古老的 采集文化、狩猎文化、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整合形态，是以中国北方草原的地理、气候环境和人文环境以及畜牧业经济为主要生存机理的文化模式，草原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人类文化中的璀璨瑰宝，我 国的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作为两类典型的不同文化类型之互动，是中国文化得以不断 发展壮大和充满生机的动力和源泉。在漫长的历 史发展过程中，两种文化互相撞击、相互补充、相 互融合、相互促进，最终铸就了中华民族永久不 衰的文明凝聚力。草原文化以北方民族充满活力 的刚劲气质和精神风貌，与中原稳健儒雅的文化 精神相融汇，使中国传统文化一次又一次地实现着变革和更新，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在当代中国，草原文化在与各种人类文化的更广泛、更深刻的交流和整合中，愈加突显出独特的文化价值 趋向，展示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的独特魅力和深远意义。

一，草原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政治 更新中的历史贡献

在中国历史上，不论是奴隶制王朝还是封建 制王朝，都必然经历草创———发展———兴盛——衰落的过程，旧的王朝盛极而衰，又无力扭转乾坤、重振朝纲，就只有靠新的力量实现王朝的新陈代谢。这种新的力量，一种是农民起义，推翻旧的王朝，然后或者是由造反的农民登基称帝（如 明朝的朱元璋皇帝），或者是由地主豪强武装乘势而起，夺取政权（如唐朝的李渊、李世民父子）。其间也不乏掌握实权的重臣大将发动宫廷政变，武装夺权等，如王莽篡汉、曹魏代汉、司马代魏、北齐取代东魏、北周取代西魏、隋取代北周、宋取代后周等，虽然往往披上“禅让”的面纱，却掩盖不了刀光剑影的血腥。这种新的力量的另外一 种，即是北方游牧民族挟草原大漠之雄风，问鼎中原。当中原王朝盛极而衰时，往往有来自北方 的游牧民族励精图治，发奋图强，发展壮大起来。一边是盛极而衰的泥足巨人；一边是迅速成长的 金刚力士，力量消长的结果往往是人数上处于绝 对劣势的草原民族却战胜了人数远远超过自己 的中原民族，以王朝更替的形式实行了社会政治 的革命。如商代夏、周代商，秦统一六国，北魏、辽、金统一北方，元代宋、清代明，皆是如此。它说 明了在中原王朝腐朽、衰落之际，新兴的草原民 族将其推翻，代表的是进步的力量，是推动中国 历史前进的。因此，不能以夷、夏之属来作为褒毁的标准，而应以谁代表腐朽、没落的势力，谁代表 新兴、前进的力量作为肯定或否定的依据。当然，草原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一旦步入腐朽没落之 途，毫无疑问也是要被新的进步力量取代的。草原民族在历史上虽然曾经建立过一些地 方性的政权，如西夏国、渤海国、“五胡十六国”时 期的一些地域性国家等，但是主流是建立四海归 一的统一国家。出身西戎的秦始皇结束了春秋战国的分裂局面，实现了中华民族进入封建社会的第一次大统一。从大兴安岭走出来的拓跋鲜卑人统一了中国北方，结束了晋朝以后北方地区的分裂局面，为隋、唐二朝实现中华民族的第二次大统一奠定了基础。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 帝国，至元朝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三次大统一，将西藏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统治之下，并且奠定了今天中国版图的基础。满族人建立的清朝，在康 熙时期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噶尔丹之乱，收复台湾，抗击沙俄东侵，维护了祖国的大统一。清朝乾隆年间，原驻牧于伏尔河流域的蒙古族土尔扈特部不堪沙俄的欺凌掠夺，在首领渥巴锡的带领下 毅然踏上了东归的征途，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难 困苦，万里迢迢，回归祖国，受到朝廷的嘉奖。17 世纪30年代以后，沙俄势力越过乌拉尔山向西伯 利亚地区扩张，原来居住在东西伯利亚地区的达 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族和蒙古各部落进行了英勇的反抗，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相继迁至呼 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和嫩河流域。此后，在抗击 沙俄入侵和维护祖国统一的战争中，“索伦八旗” 官兵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清朝名将海兰察（鄂温 克族人）多次受到朝廷的嘉奖。

二，成吉思汗的军事思想和实践，对中华及 世界军事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成吉思汗之前，草原民族不乏能征善战的 大将和武功显赫的统帅，如：匈奴的冒顿单于、鲜 卑的檀石槐、柯比能、力微、拓跋、拓跋焘等人，契丹的耶律阿保机、耶律大石等人，女真的完颜 阿骨打等人，均是光辉耀眼的军事巨星。成吉思汗则是草原民族军事艺术的集大成 者，他的思想与实践，将草原民族的军事思想与 军事艺术提升到空前的境界。有专家评论说，孙 子是中原军事文化最杰出的代表、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成吉思汗是草原军事文化最杰 出的代表，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军事实践家。他使 贫瘠的蒙古民族在40年时间里迅速发展壮大，建 立了席卷欧亚大陆的骑兵部队，成为当时世界上 最强大的民族，并且推进了中华民族的统一，促 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基本奠定了今天 亚洲、欧洲的政治版图，成为世界级的“千年风云 第一人”，成吉思汗对中华及世界军事文明的贡 献永载史册。

三，草原民族创建的北京城，是对城市文明作出的历史贡献

北京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悠久，形成城邑也 有很久远的历史。但是现代北京作为城市的基础，则是辽、金、元三朝，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奠定基础的。公元935年，辽太宗天显九年，辽国得到燕云十六州后，于公元936年升幽州为幽 州府，建号南京亦称作燕京。在辽代的五京中，以 南京（燕京）人口最为稠密，经济最为发达。城北有市，陆海百货山积，北国商都呈一时之盛。公元 1125年女真族建立的金国代辽而立，北京作为金 国的中都仍称燕京，继续成为北方最重要的政治 中心和经济中心城市。公元1215年，蒙古军攻占 京，复称燕京。公元1260年，忽必烈继位，公元 1264年复称燕京为中都。公元1270年迁都中都，两年后改称大都。忽必烈诏政改燕京路为中都路，府名大兴。在大兴府东北的旷野上，新建了规 模宏大的都城，即以中南海、北海为中心的今天 北京城的雏形。

（四）草原民族创造了适应北方草原自然地理 条件的畜牧业生产方式 北方草原地区冬季漫长严寒，春季多风沙，夏季短暂炎热，秋季气候无常，总体上气候干旱，不适于种植业。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草原民族根 据北方草原的地理气候条件选择了畜牧业生产 方式，逐水草而居，四时游牧，在广袤的草原上放 牧马、牛、羊、骆驼等，并将草原牧业延续至今。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分析，以畜牧业、农 业划分先进、落后是不科学的。畜牧业、农业是适 应不同生态环境的生产方式，各自都经历了从传 统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转变。现代的畜牧 业，可以利用生物工程等先进的科学技术改良畜 种，改良草场，决不能笼统地说它是落后的。在我 国的农业生产中，目前还大量存在着落后的手工 劳动，能笼统地说它是先进的吗？当前，我国的畜 牧业、农业都面临着将落后的生产方式向现代化 推进的历史任务，并不是以农业取代畜牧业，而 是相结合、互补，共同提高的问题。

五，草原民族对生态文明的贡献

北方草原民族信奉的萨满教是一种原始的宗教形式，主张“万物有灵论”，主要崇拜自然、天神和祖先，认为草原上的一草一木、飞禽走兽、流湖泊都有灵性和种性，不能轻易地扰动、射杀和破坏，否则将受到神灵的惩罚。世上万物都是天父、地母所生，不仅相互平等，而且亲上加亲。作为天父、地母之子的人类，应像孝顺自己父母 那样崇拜天宇、爱护大地、善待自然。原始宗教是 草原民族确立生态思想的信念基础，内在地规范 和约束着他们的后代，自觉地顺应自然规律行事。关注、保护生态是草原文化的灵魂，草原文化最根本的特点是善待自然、尊重规律；草原文化 最鲜明的特色是注重和谐、崇尚自由。正是草原 文化中包含的关注、保护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才使得草原文化虽绵延千年却历久弥新。当代工业文明所引发的生态危机严重威胁人类之际，在人类开始寻找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 相协调的出路中，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生态 文化———草原文化以其内在的生命张力，为拓展人类文明的发展路径提供了深刻的启迪和巨大的贡献。

六，草原文化对于当代中华文化的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草原文化的积极互动使中华文化始终处于 动态之中，肯定对文明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这种进程不仅存在于两种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最 初层面上，事实上，中原与草原的文化互动与融 合远非如此简单，文化融合的过程是极其复杂和 漫长的社会运行过程，两种文化得到补充和延续 是整个大文化交流的关键。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外向型的草原文化给予中原文化以极大压力，游牧族群的多次内迁，则导致文化兼容形式的不断 变化，游牧族群引发的周边社会动荡，同时也是 重建中国封建王朝的催化剂。北方草原诸多族群不断地流入中原，从人口 成分及文化因子上丰富了中原文化，在长期的文 化互动中逐渐融入中原文化，进而以中原文化群 体的身份与继之而来的其他民族抗衡，这是中国 古文化发展的一大特色。当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以儒家文化作为普世性价值原则的中原地区时，首 先面临的是体制的选择问题。只要游牧民族认同 中原文化，他们都把统一当成自己的使命，因此 在这里占主导地位的中原文化的精神就是主张 一统的儒家文化。在五胡十六国前后的135年间，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游牧族群在中原先后建 立了16个政权，不仅为北魏统一中原奠定了社会 基础，也为隋、唐两代王朝强盛局面作出了贡献。历经千百年的草原与内地的文化交融，造就 了不同文化因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沉淀，为中 华文明供给了多元文化养分。草原文化使中国文 化具备了强劲的文化整合力，为中国文化提供了 源泉。中原文化因农耕社会特有的固定性，其文 化积淀，是一种社会优势，游牧族群源源不断地 进入中原，将其文化因子留存于中原地区，随着 时间的流逝，游牧族群被中原文化所同化，或被 驱逐出中原区域，但他们留下的文化影响成为中 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化为中华文明的宝贵财富。草原文化正是以主动的文化传播者身份与内 地文化进行互动，积极作用于内地文化，在加快 中华文明的结构历程的同时，完成了其自身的文 化转型，从而也确立了自身在中华文化体系中不 可替代的历史地位。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中国草 原文化是在欧亚大陆草原版图中形成的独具特 色的文化形态之一，是以蒙古高原为轴心的中国 北方历代的民族，在社会发展中与其他文化互动 的结晶，是以蒙古族为集大成的草原游牧文化的衍生形式，深入系统地发掘和研究草原文化，不仅是中国文化自身发展需求，对世界文化发展也 同样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 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通过长期的冲突和互 动，相互融合、渗透，实现了不同时期的共同发展 与进步，在当代又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共同融入到市场经济、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任何人都无法改变这种趋势。草原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铸就了草原文化的生态魂，是人类应对抗击全球生态危机的精神支柱，为人类社会维 系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精神食粮和不竭动力。中国北方草原各民族在各个不同时代对中华文明的 非凡贡献已成为不争的史实，是任何势力和人群都否定不了的。草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如日中天、光芒四射，在“各 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类和谐文明进步的大潮之中，彰显其勃勃生机和活力。

参考文献：1潘照东，《草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

2方修琦，“从农业气候条件看我国北方原始农业的衰落与 农牧交错带的形成” 中国环境资源网 赵芳志，“草原文化” 上海远东出版社 4张之恒，《中国考古通论》 5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

第四篇：邓小平对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贡献

邓小平对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贡献

2004-8-17 8:43:29

●国防大学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一)邓小平同志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在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为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出生入死，征战南北，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建国以后，他作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殚精竭虑，谋划运筹，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高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大旗，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一整套方针政策，成功地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崭新道路。

邓小平同志的军事生涯，在其光辉一生中占有重要位置。从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到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抗日烽火中率部挺进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到解放战争时期千里跃进大别山、领导和指挥淮海战役等一系列重大战役，他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显示了无产阶级军事家的非凡胆略和高超指挥才能。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以深邃的世界眼光做出了一个重大战略判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面对新情况、新问题，邓小平同志作为人民解放军统帅，先后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领导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战略行动，特别是1985年邓小平同志领导我军百万大裁军，迈上了中国特色的精兵

之路，我军现代化建设由此步入新的轨道；邓小平同志提出一系列收回香港、澳门，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构想，开创了新时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新局面。

（二）邓小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普遍原理与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系统完整的体现时代精神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其主要内容是：

确立一个总目标：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进入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邓小平同志还对“三化”的具体内容，如何搞好“三化”建设，作了许多精辟论述。在“三化”的有机整体中，革命化是根本，是现代化、正规化的灵魂；现代化是中心，是我军建设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必由之路，是革命化、正规化的基础；正规化是保证，是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三个方面互相联系、互相促进，构成了新时期我军建设的目标体系。

坚持一个总原则：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邓小平同志始终不渝地坚持毛泽东同志为我军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强调枪杆子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可靠的组织保证。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政党、阶级和军队相互关系的学说，指明了我军阶级属性、国家属性、人民属性的一致性，有力地反击了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等奇谈怪论。

遵循一个总方针：服从国家建设大局，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适应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邓小平提出军队要“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

局”，强调“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方针”。在武器装备方面，他强调“讲质量，讲真正的战斗力，搞少而精的真正顶用的”。

明确一个总标准：战斗力标准。即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军队改革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检验军队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十三大明确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的概念，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把它具体化为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战斗力标准正是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的体现。邓小平同志在考虑军队各项工作时，总是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出发点、落脚点，强调“军队就是要提高战斗力”。根据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1988年1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了战斗力标准，成为我军思想解放的钥匙，成为全军智慧和力量的聚焦点。

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了一系列关系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举措：

———把教育训练摆在战略位置。这是邓小平同志新时期治军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1975年，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1977年邓小平同志再次复出后，在当年8月召开的军委座谈会上，又专门以《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为主题作了重要讲话。以后他又反复强调这个问题。在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指引下，全军形成了共识，形成了制度，教育训练出现了新局面。

———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治军人才。邓小平同志强调组织路线是政治路线得以贯彻落实的重要保证，强调教育对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础作用和先导作

用。他提出要通过办学校解决干部问题。在他主持军委工作期间，先后四次召开全军院校工作会议，研究解决加强院校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理顺了初、中、高三级培训体制，形成了具有我军特色的院校体系，把我军院校建设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依法建设和管理部队。从严治军、以法治军，是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根据他的意见，1977年军委会议制定并通过了9个决定、条例，内容包括教育训练、武器装备、编制体制等许多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段时间，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军委总部先后制定颁发了60个军事法规。法规建设是一项基础建设、长远建设，为我军依法建设和管理部队开辟了道路。

———恢复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一种无形的战斗力和无价的精神财富。对此，邓小平同志格外珍视，并从中提炼概括出“ 五种革命精神”，号召全军大力发扬。直到党的十四大前夕，他还一再谆谆嘱咐全军要发扬优良传统，保持老红军的本色。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科技迅猛发展所带来的世界新军事变革方兴未艾，国际战略格局出现重大转变，国内改革开放不断扩大和深化，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所处的历史条件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正确把握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也开创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新局面。

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敏锐地把握世界的发展

趋势和中国的前进脉搏，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放在世界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加以思考，放在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密切联系中加以思考，放在当代中国的全面发展中加以思考，紧密结合新的实践，科学地阐明了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指导方针、总体思路、根本途径、战略步骤、发展动力和政治保证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形成了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奠定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新基石，把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是新形势下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科学指南。

在全军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形势下，我们要把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同学习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联系起来，勇敢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努力实现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

强化党的绝对领导，是国防和军队全面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国防和军队建设，要以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根本指针，以实现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为目标，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规范军队建设的标准与内容；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指导，在军事斗争准备上有准备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现代化技术特别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变；注重质量建军，科技强军走有中国特色的强兵之路，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有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跟踪世界高科技发展，加强国防科研和生产的管理，千方百计搞好去哦均的武器装备；加强纪律建设，依法从严治军，维护军队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深化后勤改革与管理，全面提高保障能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搞好精神文明与军政军民团结；要实现和完成这些目标和任务，归结到一点，就是一定要强化党的绝对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一再表明，什么时候坚持了党的绝对领导，革命与建设就走向成功，反之就会走向失败，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铁的事实与规律。因此，建设强大的国防与军队，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我没各项事业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第五篇：论江泽民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江泽民同志作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在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集中全党智慧，总结实践经验，实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科学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江泽民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首先表现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曾带领全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大胆开拓，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实践的发展继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向前推进。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然而影响和制约这一主题的条件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新的挑战，也成了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新的契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深刻认识中国国情，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肯定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同时，又认为人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既定的、从以往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而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人们要想得到预想的结果，就必须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性贡献在于，它通过对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的总结，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

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并把它作为基础和前提，是我们党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的观点运用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而得出的必然结论。唯物史观坚持从社会物质生产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解释世界，把生产力看做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发达生产力的基础之上。江泽民同志指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就是通过改革和发展，使我国形成发达的生产力。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表明，社会主义的发展，绝不仅仅是生产力自身结构的发育和发展，它是一个综合、复杂的社会关系系统协调的结果。只有在社会诸多因素整体地发挥作用的前提下，社会主义生产力才能发挥其实际功能，产生实际效果。同时，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具体的情况及原有的基础的不同，其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是千差万别。“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要我们党的一切活动和政策都应立足中国国情，既要实事求是地把握我国生产力实际状况及其特点，又要瞄准世界先进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方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江泽民同志特别强调，在世界政治走向多极化、经济日趋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要实现跨世纪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加紧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持。

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把它作为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我们党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思想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的观点运用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而得出的必然结论。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形态，它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经济、政治、文化三者协调一致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反映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发展起巨大的促进作用。实践表明，没有经济的发展，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就没有物质基础；没有社会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进步，物质文明建设就没有动力，经济发展目标就难以实现。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的发展。基于此，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指出，我们党明确提出一系列“两手抓”的方针，就是为了既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又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完整地体现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承接传统、继往开来，努力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提供深度的支撑。

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把它作为整个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我们党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的发展和解放的观点运用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而得出的必然结论。江泽民同志深刻地指出，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80多年来我们党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都是为了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我们党之所以强调要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就因为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才能使生产力发展水平更高，思想文化更加进步，人民生活更加幸福，从而使中华民族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正是21世纪头20年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

从上述三个方面可以看到：其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蕴涵的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第一次“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坚持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上升到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其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揭示党的执政规律为切入点，进而深入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间的本质联系，从而使人们在新的征途上增强自觉性，减少盲目性，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

◆江泽民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贡献的又一个表现是：在贡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崭新的理论成果的同时，进一步强调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方法

8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不但贡献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且提出了一系列进行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江泽民文选》包含了这方面丰富的内容。

第一，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做到两个“坚定不移，不能含糊”。江泽民同志指出，进行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两个基本要求：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二是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这一点，也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他认为，这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始终是检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

首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世界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折、“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论调甚嚣尘上的严峻局势，江泽民同志坚信，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刻总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科学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基本规律。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能丢，丢了就丧失了根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所以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首先就是因为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其次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创新。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理论品格和内在要求。一百多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时代的发展和本国的国情出发，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从而保持了它的巨大影响和旺盛的生命力。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绝不能搞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而应该使它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自己。江泽民同志指出，理论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要使党和国家的发展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否则一切新的发展都谈不上。党的历史经验表明，注重理论创新，是党的事业前进的重要保证。

第二，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确立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科学方法论。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看我们是否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键看是否能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推进党的事业发展。解决的问题越多，就运用得越好。坚持马克思主义，要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进程中来落实，要用实践的效果来检验。

譬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诸如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问题；又譬如，由于经济领域的深刻变化，我国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并且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阶层还会进一步扩大和增加。应当如何看待这些新的阶层，党在政治上应对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特别是怎样从新的社会阶层中吸收符合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入党，以主动扩大党的覆盖面和影响力，等等。这些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都是实践的发展已经迫切要求解答的。很显然，如果不解答这些问题，势必影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也会影响党的建设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上述问题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既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为全党树立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榜样。

第三，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通过调查研究进行新的理论创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泉在实践，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尊重群众创造的新经验，通过调查研究进行新的理论创造。江泽民同志指出，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由此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本经验。我们党过去领导全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现在又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最根本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也就是说，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并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和统一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就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尊重群众的实践和创造，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认真总结经验的生动历程。它使得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对中国的认识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和深度。

◆江泽民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贡献的再一个表现是：在不懈的探索和创新中，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新鲜经验

我们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曾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运用这些经验，进行新的理论创造的同时，又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新鲜经验。

第一，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关键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去观察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从而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进程指明了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8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正是这些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引，我们党才能带领人民战胜一切艰难挫折，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江泽民同志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前进中遇到的一切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而邓小平理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键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去观察当今世界、观察当代中国，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不断开拓前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沿着这一正确方向而得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成果。

第二，强调要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从而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进程拓宽了理论视野。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它在自己发展的进程中，总是把人类文明的一切新成果作为丰富发展自己的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项世界性的事业，它不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而且要大胆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正是由此出发，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树立一个明确认识，不管是哪种社会制度下创造的文明成果，只要是进步的优秀的东西，都应积极学习和运用，对糟粕的东西则应剔除，不能学。他说，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化，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动力作用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已经得到充分显现。这就启示我们：在世界发生深刻变革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具备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以高度的历史自觉，科学审视和大胆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才能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和活力，真正实现为不断发展着的新的实践提供新的理论指导的时代要求。

第三，强调要坚持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紧密结合，从而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进程增添新的源泉和动力。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在实践中能够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次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及其他创新。其中理论创新是核心和灵魂，其他一切创新都是在理论创新的指导下和推动、影响下进行的。在“十六大”报告中，他把“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提到了“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的高度。而理论又来自于实践。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说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不但是因为它们在理论上的前后承继，而且更根本是由于通过实践纽带的联系，不断随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进程的推移而进行新的理论探索和概括，为各个历史时期的新的实践提供新的理论指导。离开了各个时期的实践创新，离开了广大群众在实践中的各种创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不可能实现，而且也变得毫无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江泽民同志强调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必须“既善于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理论路线带领群众前进，又善于从群众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获得前进动力”，从而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永葆蓬勃生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的事业，还需要我们继续进行新的实践和新的探索。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它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向前推进。胡锦涛同志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我们推动实践创新的根本指针，又是我们深化理论探索的崭新起点。”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密结合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战略任务，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创新上取得的又一新的重要成果。它向世人昭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将继续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坚持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