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到明清美术的历史贡献

第一篇：唐宋到明清美术的历史贡献

唐宋到明清时期美术的历史贡献

中国美术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是辉煌灿烂，生生不息的。它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朝代的更迭不断向前，几乎在每个朝代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而唐代到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中国美术的发展也有了不小的飞跃，是中国美术史上极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唐及五代美术

唐代国运昌盛，世风浩荡，思想文化活跃，中外交流频繁，几乎所有的因素都为美术的繁荣创造了条件，至此，中国美术全面走向成熟。

唐代美术的成熟主要表现在绘画方面，绘画的领域不断扩大，分科日趋明显，人物、山水、花鸟逐渐成为独立的画科。

 墓室壁画：绘画方面，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墓室壁画，唐代是中国墓室壁画发展的颠峰时期，其创作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水平之高都可谓空前绝后。

 壁画：除传统题材和北朝流行的本生和佛传故事外，经变题材逐渐增多，新出现了诸如西方净土经变、东方要是经变、维摩诘经变等，画幅一般大小，内容比较简单。此时艺术成就尤为突出的是莫高窟壁画，棋题材内容空前丰富，构图、构图、造型、线描、晕染技巧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 山水画：隋唐山水画不但独立出来，而且形成了青绿山水和水墨山水两种风格迥异的流派。青绿山水以展子虔、李思训父子为代表，水墨山水以王维、张璪为代表，五代则以荆浩、董源等为代表。

 人物画：唐代初期，人物画在一定程度上是“存乎借鉴”的艺术政治性创作，中期以后，这些已不再必要，人物画也开始变得更加生动和世俗。代表画家有吴道子、阎立本、张萱、周昉等。

 花鸟画：五代花鸟画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黄筌、徐熙等。

 画学论著：主要有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录》、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段成式《寺塔记》等。

 书法家：唐代成就较高的书法家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等。

二、宋辽金元美术

宋至元虽不及唐代繁荣开放，但宋代美术在承袭前代范式的基础上也获得了大的突破，与唐代相比，这一时期的作品现实感增强，技巧也更为丰富。

 山水画：代表画家主要有李成、范宽、王士元等，青绿山水画家有王希孟、赵伯驹等。 人物画：主要承袭唐、五代的优秀传统，风格多样名家辈出。北宋有李公麟、梁楷、张择端等；南宋有刘松年、李嵩等；辽金有耶律倍、胡瓌、胡虔父子等；金有杨微、张瑀等；元有何澄、刘贯道、赵孟頫等。

 花鸟画：代表作家有北宋的黄筌、黄居寀、崔白、赵佶等；南宋的李迪、杨补、赵孟坚等。

 文人画：与宫廷、民间花鸟迥异，他们的作品推崇 “尚意”，具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艺术手法上强化笔墨的表现力，提倡“墨戏”，并衍生出梅兰竹菊“四君子”的画题。代表人物：文同、苏轼、杨补、赵孟坚等。

 画学论著：郭熙《林泉高致集》、韩拙《山水纯全集》、黄公望《写山水诀》、米芾《画史》等。

 陶瓷：宋代是中国古代陶瓷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唐、五代就有“南青北白”之说。在此基础上宋代陶瓷有所改进和创新，形成自由奔放、雅俗共赏的时代风格。皇家“五大官窑”：定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

 书法：宋代推崇“文治”，历代帝王雅好文艺，使书法更为盛行。与前代讲究法度书风不同，在文人的推动下，宋代书法更注重意境的表达，强调要在作品中表现出自己的思想感情。从而形成“尚意”而“韵胜”的独特风格。“北宋四家”：苏轼、蔡襄、黄庭坚、米芾。此外，还有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赵佶等。南宋：宋高宗赵构、张即之。辽金：主要承袭宋代名家风格。代表人物有黄庭筠、赵秉文。元代：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等。

 建筑：宋辽金元的宗教建筑可分为三个类型：祠庙、佛教、道教。代表作有独乐寺观音阁、妙应寺白塔、宋陵、佛宫寺释迦塔、卢沟桥、罗汉坐像等。

三、明清美术

明清五百年间的美术有很大发展，取得了丰富而卓越的成就。绘画，特别是山水画和水墨写意花鸟画，有很大发展。揭示自然物象的美和通过山水花鸟画艺术以寄情寓性以及对笔墨的状物抒情的追求创造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绘画中的木版插图和木版年画相应也得到蓬勃发展。

 绘画：代表人物有沈周、徐渭、文征明、董其昌以及“八大山人”等。

 版画：这一时期已比较兴盛，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潍坊杨家埠是最具代表性的产地

第二篇：经典古代历史言情小说推荐(唐宋元明清)

本人推荐的小说是按朝代依次来的，把历史背景和历史人物结合的比较好的。1，觉得很经典或者比较独特的，2，不是推荐到泛滥的那种文艺，3，非架空，非穿越 4，取名要有艺术感

唐1，《公主无敌乱长安》作者：桂圆八宝

故事发生在唐朝，开元盛世前的**长安，真实历史人物跃然纸上，但是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俏皮痞子公主、沉稳的蔡王殿下、风流倜傥的李隆基、生死之交李白、还有阴沉冷酷的杀手、可爱俊美的疯子、任性的小太子历史背景铺的比较浓厚，宫闱肮脏内幕让人心惊。且看大唐开元盛世前的那段血雨腥风，且听无敌公主的传奇故事！

宋2，《汴梁序》作者：七十七玄

此文最大的特点是人物太清醒，太清醒啊，洞悉世事，机敏应变，骄傲果断，一应俱全，没有误会，只有私心，一虐到底。故事发生在咸平盛事，情节扑朔迷离，剧情跌宕起伏，铺垫多而不乱。整体架构磅礴大气，细腻之处不失深刻，描写起来历史感十足。圣母小白，逆来顺受，矫情无知，人见人爱，女主居然一样不沾，在这鱼龙混杂的网文中令人眼前一亮。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不哗众取宠，以自己独特的见解简简单单叙说自己想要的故事和人生的道理。

元3，《蚁贼》作者：赵子曰

元朝小说可以说是小说界的空白，自开篇便见不凡，浑厚大气。寥寥数语，便点出了年代，背景，人物，与遭遇。作者文字功力深厚，落墨之处气势逼人。今长安关河四塞，自古帝王之州，一旦为蚁贼残破，伯应之忧愤视子美又何如？是谁说，崖山之后无中国。元朝末年，天下大乱。他，一个现代文不成武不就的普通人，穿越而来，人吃人的时代，看他，如何驱逐鞑虏，一清胡尘。再看他，如何和朱元璋争夺天下，复我汉室衣冠，成就日月之功。文章整体弥漫着一种苍凉的无奈，如积淀了数百年的一阵古风，缓慢而沉重地掠过读者的心头。

明4，《官居一品》作者：三戒大师

小说主要讲述的是明朝嘉靖到万历年间的事情，从结庐而居的落魄，到官居一品的威严，男主人公沈默以其大胸怀、大智慧优雅而艰难地成长着。选取的历史有趣而存在遗憾，作者通过文字弥补遗憾，并且将整个故事放置在一个平衡点上，兼顾厚重的历史与轻松的故事。数风流，论成败，百年一梦多慷慨。有心要励精图治挽天倾，哪怕身后骂名滚滚来。轻生死，重兴衰，海雨天风独往来。谁不想万里长城永不倒，也难料恨水东逝归大海。

清5，《除了我你还能爱谁》作者：四叶铃兰

清朝背景的文让人写烂了啊，一个男人玩笑般的拒婚能让一个女人伤得多深？国舅的女儿田惜日，因袭郡王索阁众目睽睽之下当面拒婚，从此成为全京城笑柄，被父亲“发配”到苏州。女主与男主是在斗智斗勇中日久生情的，他们针锋相对的情节很有爱。虽然剧情有些纠结，落入玛丽苏，但搞笑的情节让它不失为一部好文。

第三篇：唐宋元明清诗人(全)

唐宋元明清诗人

一、先秦至隋

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名平，字原；又名正则，字灵均。中国最早的大诗人。战国时楚国贵族，做过左徒、三闾大夫，后遭放逐，自沉汨罗江而死。

荆轲（？—前227），战国时卫国人。卫人称为庆卿，燕人称为荆卿、荆叔。为燕太子丹刺杀秦王不中，被杀。

项羽（前232—前202），名籍，字羽。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灭秦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后被刘邦击败。

刘邦（前256或前247—前195），即汉高祖。字季，沛县（今属江苏）人。西汉王朝建立者。公元前202—前195年在位。

刘彻（前156—前87），即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

李延年（？—约前90），中山（治今河北定州）人。汉音乐家，善歌，又善创新声。

曹操（155—220），即魏武帝。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州）人。三国时期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官至丞相，封魏王。

刘桢（？—217），字公幹，东平宁阳（今属山东）人。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其五言诗在当时负有重名。

徐幹（171—218），字伟长，北海（治今山东潍坊西南）人。东汉末哲学家、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

曹丕（187—226），即魏文帝。字子桓，沛国谯县（今安徽毫州）人。三国时期魏国的建立者，公元220—226年在位。

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国谯县（今安徽毫州）人。三国时期著名诗人。封陈王，谥思，世称陈思王。《诗品》称他为“建安之杰”。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三国魏文学家、思想家。曾为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与嵇康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

左思（约250—约305），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人。西晋文学家。相传左思写成《三都赋》后，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陶渊明（365或372或376—427），一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浔阳柴桑（治今江西九江）人。东晋诗人。《诗品》中称他为“隐逸诗人之宗”

吴隐之（？—414），字处默，濮阳鄄城（今属河南）人。曾任中书侍郎、广州刺史等职，官至度支尚书，东晋后期著名廉吏。

谢灵运（385—433），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南朝宋诗人。袭封康乐公，故称谢康乐。曾任永嘉太守、临川内史等职。山水诗派的开山祖师。

鲍照（约414—466），字明远，东海（郡治今山东郯城北）人。南朝宋文学家。曾任临海王前军参军，世称鲍参军。擅长七言诗。

陆凯，生卒年不详。字智君，代（今河北蔚县）人。南朝宋诗人。谨重好学，以忠厚见称。

谢朓（464—499），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南朝齐诗人。曾任宣城太守、尚书吏部郎。后世与谢灵运对举，称小谢。为李白所推许。

范云（451—503），字彦龙，南乡舞阴（今河南信阳）人。南朝诗人。齐代官至广州刺史，梁代为吏部尚书。

释宝月，南朝齐时僧人，生平不详。

沈约（441—512），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南朝文学家。历仕宋、齐、梁三代。撰《四声谱》，倡声病说，对格律诗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何逊（？—518），字仲言，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南朝梁诗人。诗风与谢朓相近。

吴均（469—519），字叔庠，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人。南朝梁诗人。其文体清拔，有古气，当时称吴均体。

陶弘景（456—536），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南朝齐梁时期道教思想家、医学家。隐居茅山，有山中宰相之称。

王籍，生卒年不详。字文海，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南朝梁诗人。

萧纲（503—551），即梁简文帝。字世缵，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人。南朝文学家，宫体诗的主要倡导者。

阴铿，生卒年不详。字子坚，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南朝陈文学家。诗以描写自然景物见长，与何逊诗风相近。

徐陵（507—583），字孝穆，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南朝陈文学家。与庾信齐名，世称“徐庾”。编有《玉台新咏》。

邢邵（496—？），“邵”一作“劭”。字子才，河间（今河北任丘）人。北朝魏齐时无神论者、文学家。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北周文学家。初仕梁，后出使西魏，被扣留。北周时官至开府义同三司，世称庾开府。

江总（518—590），字总持，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人。南朝陈诗人，随后主游宴后庭，多作艳诗。

薛道衡（539—609），字玄卿，河东汾阴（今山西荣河）人。隋朝诗人。历仕齐、周，至隋累官司隶大夫。

孔绍安（577—约622），隋唐之际诗人。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二、唐代

王绩（约589—664），字无功，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唐代诗人。隐居东皋，号东皋子。其诗多写饮酒及隐逸田园之乐，抒发怀才不遇的苦闷。语言朴素自然。也能文。有《王无功文集》。

骆宾王（约638—？），唐代诗人。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曾任临海县丞，世称骆临海。随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兵败后下落不明。与王勃等人以诗文齐名，为“初唐四杰”之一。有《骆宾王文集》。

李峤（约645－约714），唐代诗人。字巨山，赵州赞皇（今属河北）人。他写的多为咏物诗，十分讲究格律，唐玄宗曾称赞他是“真才子”。著有文集五十卷，可惜大多散佚。

王勃（650或649－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唐代诗人，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齐名，号称“初唐四杰”。他现存诗作以五言居多，清新流丽，朴质自然，对促进五律的成熟作出了贡献。有《王子安集》。

宋之问（约656—约713），唐代诗人。字延清，汾州（今山西汾阳）人。他的诗讲究声律对偶，对唐代近体诗的完善和发展有较大贡献。有《宋之问集》。

贺知章（659—744），唐代诗人。字季真，自号四明狂客。越州永兴（今浙江萧山）人。性格豪放旷达，喜欢喝醉了酒以后挥笔写诗，被杜甫称为“酒中八仙”之一。他和大诗人李白情趣相投，是十分要好的朋友。贺知章不但诗写得好，还擅长隶书和草书。

张说（667—730），唐代诗人。字道济，一字说之，洛阳（今属河南省）人。睿宗、玄宗朝官至宰相，封燕国公。擅长文辞，朝廷重要文件多出其手，与许国公苏颋并称为“燕许大手笔”。有《张燕公集》。

王湾，唐代诗人，生卒年不详。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先天年间进士。他的诗流传不多，相传宰相张说把他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两句写在政事堂上，让当时的读书人作榜样。

张九龄（678－740），唐玄宗时大臣、诗人。字子寿，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他的诗以格调刚健著称，《感遇》诗十二首是他的代表作。有《曲江集》。王之涣(688－742)，字季凌，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善于描写塞外风光和征战生活。他的七绝《凉州词》与五绝《登鹳雀楼》都是唐诗和中国诗史上的绝唱。

孟浩然（689－740），襄阳（今湖北襄樊）人。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与王维齐名，被称为“王孟”。他的诗清淡幽远，长于写景。有《孟浩然集》。

王昌龄（约698—约756），唐代诗人。字少伯，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开元年间进士。因担任过江宁丞和龙标尉的职位，后人也称他为“王江宁”或“王龙标”。善于写七言绝句，被人称作“七绝圣手”。有《王昌龄集》。

常建，生卒年不详，唐代诗人。开元年间进士，与王昌龄同榜。他的诗多写山水田园，风格与王维、孟浩然接近。有《常建集》。

刘长卿（？－约789），唐代诗人。字文房，河间（今属河北）人。开元年间进士。他的诗多表达政治失意之感，也有反映离乱之作，气韵流畅，音调谐美。擅长五言律诗，有“五言长城”的美誉。有《刘随州诗集》。

祖咏（699－746），洛阳（今属河南）人，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进士。作品以描写山水自然为主，多写田园隐逸生活，擅长状景绘物。有《祖咏集》。

李颀（？—751），唐代诗人。河南颍阳（今河南登封西）人。开元进士，曾任新乡县尉。所作边塞诗，风格豪放。寄赠友人之作，刻画人物形貌神情颇为生动。有《李颀集》。

崔颢（?—754），唐代诗人。汴州（今河南开封）人。开元年间进士。早期诗多写闺情，后来去过边塞，风格变为雄浑奔放。有《崔颢诗集》。

高適（约700—765），唐代诗人。字达夫，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他早年生活贫困，流落在河南开封、商丘一带。后受人推荐，做了个县尉。“安史之乱”后，官至散骑常侍，世称“高常侍”。他的边塞诗与岑参齐名，并称“高岑”，诗风也大致相近。有《高常侍集》。

王维（约701－761），唐代诗人、画家。字摩诘，河东人。早期的诗题材丰富，积极向上，体现出奋发进取的精神。晚年作品以山水田园诗为主，不时流露出消极的情绪。他的诗写景如画，意境高远，诗情与画意完全融合成为一个整体，宋代文学家苏轼评价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有《王右丞集》。

裴迪，唐代诗人，生卒年不详。关中（今属陕西）人。曾与王维一同隐居终南山。其诗多描绘自然美景，风格与王维相近。

李白（701—762），字太白，自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附近），出生于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后随父亲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青莲乡。唐代大诗人，与杜甫齐名，并称“李杜”。李白具有超乎寻常的艺术天才，他的诗想象力丰富，语言流转自然，是屈原以来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被誉为“诗仙”。有《李太白全集》。

崔曙（约704—739），唐代诗人。宋州（今河南登封）人。开元二十三年第一名进士，但只做过河南尉一类的小官。曾隐居河南嵩山。其诗多写景物，同时寄寓乡愁友思。

杜甫（712－770），字子美，别号少陵，原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后迁居巩县（今河南巩义）。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后人尊称他为“诗圣”。他一生坎坷，备尝艰辛。其诗真实反映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被称为“诗史”。擅长各种诗体，尤其以律诗见长，风格多样，而以沉郁顿挫为主；语言精炼，具有高度的表现力。有《杜工部集》。

岑参（约715—770），唐代诗人。江陵（今湖北荆州）人。他的边塞诗以具有特色的语言，鲜明的情调，把西域地区的雄伟壮阔、绮丽多姿的自然景物，描写的栩栩如生。历来被认为是“边塞诗”作者中成就最高的一个。与高適齐名，并称“高岑”。有《岑嘉州诗集》。

张继，唐代诗人，生卒年不详。字懿孙，襄州（今湖北襄樊）人。天宝年间进士，曾任检校祠部员外郎。他的诗以写景居多，风格清丽，朴实自然。流传下来的不到五十首，以这首《枫桥夜泊》最为有名。有《张祠部诗集》。

韦应物（约737－约791），唐代诗人。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曾任滁州、江州刺史、左司郎中、苏州刺史，故称韦江州、韦左司或韦苏州。他的诗以写田园山水居多，寄情悠远，语言简淡；也有关心民众疾苦的作品。后世将他与柳宗元并称为“韦柳”，都继承陶渊明而各有特色。有《韦苏州集》。卢纶（748－约799），字允言，河中蒲（今山西永济）人。唐代诗人，“大历十才子”之一。他的诗多为送别和酬答之作，也有反映军士生活的作品。有《卢纶诗集》。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南）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官至吏部尚书。卒谥文，世称韩文公。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列唐宋八大家之首。诗风奇崛雄伟，对宋代诗歌影响很大。有《昌黎先生集》。

李绅（772－846），唐代诗人。字公垂，无锡（今江苏无锡）人。元和年间进士，武宗时做过宰相。与白居易、元缜等诗人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写诗追求通俗平易。《悯农》二首是他最有影响的代表作。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原籍山西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诗歌为现实服务，作品反映民间疾苦，揭露弊政。他的诗形象鲜明，语言通俗，诗风平易。《新乐府》、《秦中吟》等是体现他的诗歌主张的代表作，而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则代表了他艺术上的最高成就。有《白氏长庆集》。

刘禹锡（772－842），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梦得，洛阳（今河南洛阳）人。他是王叔文政治集团的重要人物，反对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势力，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后官至太子宾客。他的诗歌在继承前人优秀传统的同时，十分注意向民歌学习，形成活泼明快的独特风格，被当时人称为“诗豪”。有《刘宾客集》。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世称柳河东。他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在散文和诗歌的创作方面都有着很高的成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与刘禹锡一起参与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后又调任柳州刺史。他的诗大多数作于被贬之后。诗的风格淡雅，语言简练，情感真挚。有《柳河东集》。

贾岛（779－843），唐代诗人。字阆仙，范阳（今河北涿州）人。早年为僧，法号无本，后来经韩愈相劝还俗。他的诗以清奇和凄苦著名，大多是写自然景物和闲居情致。诗风清淡朴素，意境荒凉枯寂，与孟郊齐名，被后人称作“郊寒岛瘦”。

李贺（790—816），唐代诗人。字长吉，福昌（今河南宜阳）人。唐皇室远支，家世早已没落。仕途不顺，又多病早衰，生活困顿，诗中对世事沧桑、生死荣枯，感触尤多。天纵奇才，善于熔铸词采，驰骋想象，运用神话传说，创造出新奇瑰丽的诗境，在诗史上独树一帜。后人将他的诗风称为“李长吉体”。有《昌谷集》。

马戴，唐代诗人，生卒年不详。字虞臣，海州东海（今江苏连云港）人。会昌年间进士。与贾岛、姚合为诗友。其诗很为时人及后世所推崇，尤以五言律诗著称。有《会昌进士集》。

杜牧（803－853），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晚唐杰出诗人，尤以七言绝句著称。与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擅长文赋，其《阿房宫赋》为后世传诵。有《樊川文集》。

李商隐（约813－约858），字义山，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晚唐时期著名诗人。因为受到排挤，一生都很不得志。擅长写律诗、绝句，诗富于文采，风格色彩很浓，音调和谐优美，意境朦胧抒情，多用典故，以《无题》组诗最为著名。有《李义山诗集》。

温庭筠（？—866），唐代诗人、词人。原名岐，字飞卿，太原（今属山西）人。才思敏捷，每次应试，八叉手就能写成八韵。精通音律，熟悉词调，是“花间派”的鼻祖。他的诗辞藻华丽，多写个人遭际。有《温庭筠诗集》、《金奁集》。

崔涂，唐代诗人，生卒年不详。字礼山，江南人。光启年间进士。诗以怀乡、送别、旅愁等题材为主，情绪低沉，意境比较深刻委婉。《全唐诗》收其诗一卷。

三、宋代

柳开（947—1000），原名肩愈，字绍先，后改名开，字仲涂。大名（今属河北）人。北宋散文家，以韩愈、柳宗元的继承人自居。

郑文宝（953—1013），字仲贤，宁化人。初仕南唐，入宋后中进士，累官兵部员外郎。著《江表志》，记录南唐史事。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属山东）人。北宋文学家。在宋朝初年提倡平易朴素的诗风，推崇杜甫、白居易。寇準（961—1023），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北宋政治家。官至参知政事，封莱国公。

林逋（967—1029），北宋诗人。字君复，钱塘（今浙江杭州）人。隐居西湖孤山，终身不仕，也不婚娶，有“梅妻鹤子”之称，卒谥和靖先生。

范仲淹（989－1052），北宋文学家、政治家。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官至参知政事。他的诗词散文都写得很好。

曾公亮（999—1078年），字明仲，号乐正，泉州晋江人。宋代政治家、军事家。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撰《武经总要》。

晏殊（991—1055），字同叔，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北宋词人。官至集贤殿大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安徽宣州）人。北宋诗人。论诗重政治内容，反对靡丽文风，对宋代诗风转变有较大影响。

苏舜钦（1008—1049），字子美，绵州盐泉（今四川绵阳）人，迁居开封。北宋诗人。诗与梅尧臣齐名，风格豪健。

张俞，生卒年不详。字少愚，号白云先生，益州郫（今属四川）人。北宋诗人。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吉水（今属江西）人。北宋诗人，诗文革新运动的倡导者。

李觏（1009—1059），字泰伯，建昌军南城（今属江西）人。世称盱江先生，又称直讲先生。北宋哲学家、诗人。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年号半山，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宋代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王安石变法的推行者。

刘攽（1023—1089），字贡父，或作戆父、赣父，号公非，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曾帮助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王令（1032—1059），字逢原，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北宋诗人。以教书为生。诗风奇崛豪放。

张舜民（约1034—1100），字芸叟，自号浮休居士，又号矴斋，邠州（治今陕西彬县）人。北宋诗人。官至吏部侍郎。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南丰（今属江西）人。北宋文学家。官到中书舍人。擅长散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

孔平仲，字毅父，临江新淦（今江西新干）人。北宋诗人。与兄文仲、武仲都有文名，合称“清江三孔”。

王雱（1044—1076），字元泽，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诗人，王安石的儿子。官到龙图阁直学士。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诗人。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是江西诗派的开创者。

道潜（1043—1102），字参寥，俗姓何，本名昙潜，赐号妙总大师，杭州於潜（今浙江临安）人。北宋诗人。

晁冲之，字叔用，济州巨野（今属山东）人。北宋江西诗派诗人。

张耒（1054—1114），字文潜，号柯山，楚州淮阴（今属江苏）人。北宋诗人。与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并称“苏门四学士”。

秦观（1049—1100），字少游，又字太虚，号淮海居士，高邮（今属江苏）人。北宋词人。也擅长诗文。为“苏门四学士”之一。

程颢（1032—1085），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洛阳人。北宋哲学家、教育家。与弟弟程颐同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世称“二程”。陈师道（1053—1102），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居士，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诗宗杜甫，锻炼辛苦，为江西诗派代表作家。

徐俯（？—1140），字师川，自号东湖居士，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诗人。黄庭坚的外甥，诗属江西派。

吴涛，字德劭，崇仁（今属江西）人。北宋诗人。

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世称东莱先生，寿州（治今安徽凤台）人。宋代诗人、诗论家，曾作《江西诗社宗派图》。

汪藻（1079—1154），字彦章，饶州德兴（今属江西）人。宋代诗人。高宗时任翰林学士。

刘子翚（1101—1147），字彦冲，号屏山，一号病翁，建州崇安（今属福建）人。北宋哲学家、诗人。朱熹曾向他问学。

朱淑真，号幽栖居士，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一说海宁（今属浙江）人。北宋女词人，亦能诗。

李清照（1084－约1151），号易安居士，齐州章丘（今属山东）人。南宋女词人。也擅长诗文。

曾幾（1084—1166），字吉甫，号茶山居士，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南宋诗人。陆游曾向他学诗。

李纲（1083—1140），字伯纪，邵武（今属福建）人。南宋主战派大臣。

陈与义（1090—1139），字去非，号简斋，洛阳（今属河南）人。南宋诗人。诗出于江西诗派，而自成一家。

岳飞（1103—1142），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南宋抗金名将。为秦桧所陷，以“莫须有”之罪被害。谥武穆。

萧德藻，字东夫，号千岩老人，闽清（今属福建）人。南宋诗人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诗人。一生主张坚决抗金。在仕途上不断受排挤，爱国热情却始终不变。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南宋诗人。官至参知政事。诗与陆游、杨万里、尤袤齐名，称“中兴四大家”或“南宋四家”。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学者称诚斋先生，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南宋诗人。他的诗自成一家，人称“杨诚斋体”。

林升，生卒年不详，南宋士人。字梦屏，平阳(今属浙江)人。大约生活在孝宗淳熙年间。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南宋哲学家、教育家。

张栻（1133—1180），字敬夫，一字钦夫，又字乐斋，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南宋学者。和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

姜夔（约1155—1209），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南宋词人。诗为杨万里所称道。

徐玑（1162—1214），字文渊，一字致中，号灵渊，晋江（今属福建）人，自其父时移居永嘉（今浙江温州）。南宋诗人。“永嘉四灵”之一。

赵师秀（？—1219），字紫芝，号灵秀，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南宋诗人。与徐照、翁卷、徐玑并称“永嘉四灵”。

翁卷，字续古，一字灵舒，温州乐清（今浙江乐清）人。南宋诗人。“永嘉四灵”之一。

雷震，南宋诗人，生平不详。

戴复古（1167—1248），字式之，号石屏，台州黄岩（今属浙江温岭）人。南宋诗人，江湖派重要作家，曾师从陆游。叶绍翁，南宋诗人，生卒年不详。字嗣宗，号靖逸，龙泉（今属浙江）人。其诗属于宋朝后期的“江湖派”，尤其擅长七言绝句。

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居士，莆田（今属福建）人。官至工部尚书、龙图阁直学士，谥文定。江湖派最大的诗人。

志南，南宋诗僧，生平不详。

严羽（1192—1245），字仪卿、丹丘，号沧浪逋客，邵武（今属福建）人。南宋诗歌批评家，论诗推崇盛盛，强调“妙悟”和“兴趣”。

周密（1232—约1298），字公谨，号草窗、四水潜夫等，原籍济南，后为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南宋文学家。

文天祥（1236—1283年），南宋大臣、文学家，著名的民族英雄。字履善，又字宋瑞，号文山，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

汪元量（1241—？），字大有，号水云，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原为宋宫廷乐师，被掳北上，后以道士南归。

郑思肖（1241—1318），字亿翁，号所南，连江（今属福建）人。宋末太学生，宋亡后隐居苏州。诗有很强的遗民特色。

谢枋得（1226—1289），南宋文学家。字君直，号叠山。信州弋阳（今属江西）人。宋亡后被强制送往大都（今北京），坚贞不屈，绝食而死。门人私谥文节。

卢梅坡，南宋诗人，生平不详。

四、金辽元明清

王庭筠（1156—1202），金代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端，号黄华山主，又号黄华老人。、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金元之际最有成就的诗人。其诗风格沉雄，豪放超迈。陈孚（1240—1303），字刚中，天台临海（今属浙江）人。元代诗人。诗以雄浑刚健著称。

刘因（1249—1293），字梦吉，号静修，雄州容城（今河北徐水县）人。元诗人。古诗学陶、柳，近体学唐，以感情深挚著称。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湖州（今属浙江）人。元代书画家、诗人。宋宗室，入元后官至翰林学士承旨。

黄庚（1260—1328），字星甫，台州天台（今属浙江）人。宋元之际诗人。宋亡不仕，以教馆为业。诗以近体见长，清丽纤巧。

杨载（1271—1323），字仲弘，浦城（今属福建）人。元代诗人。与虞集、范椁、揭傒斯合称“元诗四大家”，以骨力遒劲著称。

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世称邵庵先生，四川仁寿人，侨居崇仁（今属江西）。元代诗人，“元诗四大家”之一。也擅长散文。

揭傒斯（1274—1344），字曼硕，龙兴富州（今江西丰城）人。官至翰林待制、侍讲学士。元代诗人，“元诗四大家”之一。诗风清丽婉转。

王冕（？—1359），字元章，号煮石山农、饭牛翁等，诸暨（今属浙江）人。元末著名画家，尤其擅长画梅。其诗遒劲纵逸。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诸暨（今属浙江）人。元末最负盛名的诗人，其诗号“铁崖体”。

倪瓒（1301—1374），原名珽，字元镇，号元林，无锡（今属江苏）人。元代画家，与黄公望、吴镇、王蒙称“元末四大家”。其诗清旷萧散。

萨都剌（1272—？），字天锡，号直斋，回族。居雁门（今山西代县）。元代文学家。官至翰林国史院应奉文字。

刘基（1311—1375），字伯温，青田（今属浙江）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封诚意伯。诗多古体，苍莽萧瑟。袁凯（约1310—？），字景文，号海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代诗人。曾任监察御史，后托疾归。

杨基（1326—？），字孟载，号眉庵，嘉定州（今四川乐山）人，迁居江苏吴县。明代诗人，与高启等合称“吴中四杰”。

毛铉，字鼎臣，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明代诗人，其诗富于生活气息。

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青丘子，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初成就最高的诗人，“吴中四杰”之一。官至翰林编修、户部侍郎。

王恭，字安中，闽县（今属福建）人。明代诗人。永乐初年授翰林典籍。

杨士奇（1365—1423），初名寓，士奇是他的字，泰和（今属江西）人。明代诗人。官至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

李昌祺，名祯，字昌祺，庐陵（今属江西）人。明代诗人。永乐进士，官至广西布政使。

刘球，字求乐，更名廷振，安福（今属江西）人。明代诗人。官至翰林侍讲。

于谦（1398—1457），字廷益，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明代大臣。官至兵部尚书，土木之变后拥立景帝，在北京城外击退瓦剌军。后英宗复辟，被害

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晚号白石翁，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代著名画家，诗以清新雅丽见长。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茶陵（今属湖南）人。明代诗人，创茶陵诗派。官至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

唐寅（1470—1523），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明代著名画家，诗与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合称“吴中四才子”。

李梦阳（1470—1530），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今属甘肃）人。明代诗人，为“前七子”领袖，诗雄深峻伟，刻意学杜甫。徐祯卿（1479—1511），字昌谷，一字昌国，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明代诗人，“前七子”之一，又为“吴中四才子”之一。

周在，字善卿，太仓（今属江苏）人。明代诗人。官至浙江右参政。诗以清新见长。

何景明（1483—1521），字仲默，号大复山人，信阳（今属河南）人。明代诗人，与李梦阳同为“前七子”领袖，作诗提倡复古。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属四川）人。明代著名学者，官至翰林修撰。诗学六朝，独树一帜。

谢榛（1495—1575），字茂秦，号四溟山人，一号脱屣老人，临清（今属山东）人。明代诗人。与李攀龙、王世贞等提倡复古，号“后七子”。

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号沧溟，历城（今山东济南）人。明代诗人，“后七子”领袖。古乐府学汉，近体学唐。

杨继盛（1516—1555），字仲芳，号椒山。保定容城（今属河北）人。嘉靖年间任兵部员外郎，因弹劾权相严嵩，下狱死。

徐渭（1521—1593），字文清，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居士等，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明代书画家、文学家。

戚继光（1528—1587），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登州（治今蓬莱）人。明抗倭名将、军事家。他编练的戚家军是抗倭的主力。

钱福（1461—1504），字与谦，号鹤滩，华亭（今属上海）人。明代诗人。弘治年间会元、状元，授翰林院修撰。

高攀龙（1562—1626），字云从，又字存之，号景逸，无锡（今属江苏）人。明代诗人。官至左都御史。诗朴素自然。

袁中道（1570—1627），字小修，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明代文学家。与兄宗道、宏道并称“三袁”，同为“公安派”诗人。陈子龙（1608—1647），字人中，一字卧子，号大樽，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明代诗人。官至兵科给事中。明亡后起兵抗清，兵败被捕投水死。

张煌言（1620—1664），字玄著，号苍水，鄞县（今属浙江）人。明代诗人。鲁王时官至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后被俘就义。

夏完淳（1631—1647），南明诗人。原名复，字存古，号小隐，又号灵首。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随父亲和老师起兵抗清，兵败后被捕就义。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太仓（今属江苏）人。明清之际诗人。诗风凄丽苍凉，多纪时事，有“诗史”之称。

吴嘉纪（1618—1684），字宾贤，号野人，泰州（今属江苏）人。明清之际诗人。入清不仕。其诗着力反映民生疾苦。

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字忠清，入清后更名炎武，又作炎午，号亭林，曾自团蒋山傭。昆山（今属江苏）人。明遗民，著名学者、诗人。

尤侗（1618—1704），字同人、展成，号悔庵、艮斋、西堂老人，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清文学家、戏曲家。

毛奇龄(1623—1716)，本名甡，字大可；一字齐于，号僧开、西河、初晴居士、河右僧，人称西河先生，浙江萧山人。清代学者。工诗文，善书画。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清代诗人。官至翰林院检讨，参与修《明史》。

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新城（今山东桓台）人。清代诗人。论诗标举神韵说。

查慎行（1650—1727），初名嗣琏，字夏重；后改名慎行，字悔馀，号初白。海宁（今属浙江）人。清代诗人。擅长七律。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代诗人。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论诗鼓吹格调说。

纳兰性德（1654—1685），初名成德，字容若，满州正黄旗人。清代词人。亦工诗，诗作感情细腻。

徐兰，字芬若，又字芝仙，常熟人，流寓北通州。清代诗人。长于白描人物，诗无一语不奇。

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号樊谢。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诗人。诗宗宋人，为浙派重要作家。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兴化（今属江苏）人。清代诗人、书画家，属“扬州八怪”之一。做过几任知县，同情民生疾苦。

屈复（1668—？），字见心，号悔翁，晚号金粟道人。蒲城（今属陕西）人。清代文学家。

蒋士铨（1725—1785），字心馀，一字苕生，号清容，又号藏园定甫、离垢居士。铅山（今属江西）人。清代诗人，与袁枚、赵翼并称“乾隆三大家”。

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仓山叟、随园老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诗人，为乾隆诗坛之盟主。

纪昀（1724—1805），字晓岚，一字春帆，号石云。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清代学者，“四库全书馆”总纂官。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赵翼（1727—1814），清代诗人、史学家。字云菘，号瓯北，阳湖（今江苏常州）人。

姚鼐（1732—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人称惜抱先生。桐城（今属安徽）人。清代桐城派散文大家。论诗主张雅正。

黄景仁（1749—1783），字仲则，一字汉镛，小名高生，自号鹿菲子。武进（今江苏常州）人。清代诗人。一生坎坷，诗多愤世嫉俗、伤感愁苦之音。席佩兰，字道华，一字韵芬，号浣云。照文（今江苏常熟）人。清代诗人，袁枚女弟子。善画兰。

龚自珍（1792—1841），清代思想家、文学家。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

高鼎，字象一，又字拙吾，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诗人。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浏阳（今属湖南）人。晚清维新志士。戊戌变法失败后入狱，壮烈牺牲。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新会（今属广东）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

秋瑾（1870—1907），字（王睿）生，一字竞雄，又称“鉴湖女侠”。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妇女解放运动先驱。

第四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

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

20世纪中国的历史性进步，是客观与主观、外部与内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合力的结果，历史的逻辑、人民的力量，是根本性的因素。而中国共产党，则顺应和驾驭历史规律，发挥了先锋、组织和领导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中国的历史性进步，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制定符合于中国国情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并努力付诸实践，为中华民族在20世纪的历史性进步指明了方向。80年来，中国共产党也摔过很多跟头，有过不少失误。但从挫折中吸取教训，我们党更加坚定地坚持科学的思想路线，深入研究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和纲领。建国后，我党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探索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建设的规律，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中间有过路线方针政策上的严重失误，但我们党自己认识和纠正了错误，又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大政策，使中国出现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我们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制定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从而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蓝图，初步掌握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些大的理论、路线、战略、蓝图，中国社会的发展才有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发挥强大的组织和领导功能，改变了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把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为推动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进步而努力奋斗。回顾近代中国挨打受辱、战乱不已的历史，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一个庞大的古老帝国，居然抵挡不住外国殖民者的攻击，以致签订了那么多不平等条约？为什么在统一的国土内，曾经有那么多军阀割据一方，你争我夺，制造了无数的战乱和破坏？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外国列强，在中国寻找和操纵他们的代理人，上演了一幕幕勾心斗角的闹剧？原因当然有制度的没落、政治的腐朽、经济的衰弱、科技的落后等等，但人心涣散、四分五裂无疑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或者表现。要彻底改变中国的面貌，就必须把全体人民凝聚起来，把整个中华民族团结起来。谁能承担这样的责任？各种不同的阶级、政党、社会集团、政治势力，各种不同的人物，都曾经做过尝试和努力，但谁最后成功了？没有。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了全国范围（除台湾以外）的人民团结和国家统一，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通过建立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通过采取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形成了56个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通过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和扩大了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通过“一国两制”的方针，实现了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洗雪了百年耻辱。百年中国，能够由乱而治，由散到统，这是功德无量的大业。没有中国共产党发挥的组织、凝聚、引导、团结作用，是不可想像的。

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建立了一整套先进和崇高的价值体系，继承、吸收和弘扬了中外先进文化，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和进步。80年来，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而且在思想文化上，通过逐步形成的科学世界观和价值观，改造了中华文明，对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通过比较、鉴别，接受了从西方传过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逐步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在思想理论上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基本理论，不仅指导着党自身的全部行动，而且广泛传播和深深融合于中国社会的肌体和人民的思想中，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中国共产党还大量吸收了外国的其他许多文明成果，特别是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等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外文化的交流更加广泛。邓小平要求的“放眼世界”、“赶上时代”、“三个面向”等思想，推动我们走向世界，使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

80年的历史证明，要推动中华民族的不断进步，就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和领导地位，是由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决定的，是在长期斗争的考验中形成的，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必然。20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在旧的中国，没有任何其他政党可以领导中国走出黑暗的深渊。在当代中国，没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就会天下大乱。所以，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能否发展和稳定的关键，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面向新世纪，党的领导地位，只能坚持，不能削弱，只能加强，不能动摇。这是由客观现实决定的，是由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决定的，不是个别人的意志能够改变的。

一、正视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定性。邓小平同志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这一表述，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一方面，封建主义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三千年，在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也最顽固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封建势力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封建势力还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势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同志曾说：“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势力排除和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它们决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具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更没有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有完全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因而，靠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中国最终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封建主义旧统治又延续不下去。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正当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感困惑的时候，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新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

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的，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当时的出路有三条：一是限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不相干，长期平行发展；三是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三条道路中，中国的近代历史已经表明，第一条道路走不通；第二条道路实际上也行不通，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二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惟有第三条道路，才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为中国人民选择这条道路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巩固和加强了工农联盟。在经济上，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转化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实现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因此，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

二、正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

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 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和他们的民主权利。

第二，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 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三，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

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基础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家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不等价交换。而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

当然，由于社会主义目前还处于实践阶段，我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上述认识，还是十分传统的，是不全面的、肤浅的。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对其优越性必将会有新的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想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正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基于以下前提：

1、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因此，对其优越性的理解我们不可能是“先知先觉”，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对其进行全面的描述，这就需要我们

在实践中不断地去体验、去总结。

2、衡量和比较哪一个社会制度优越，决不能离开具体国家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片面地从现有的经济发展程度来看，而应当主要看它是不是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生产关系是否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人民的地位和生活是否得到改善。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这些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远远无法比拟的。虽然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和科技水平，一般比社会主义国家要高，这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各自发展的基础和起点不同所造成的，决不是有的人所说的是由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所决定的。

3、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相比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还比较短暂，还处于实践和发展的初期。资本主义制度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而社会主义制度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十月革命算起，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才几十年的历史。所以，相比资本主义来说，社会主义的发展目前还不完善，还不充分，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应有的优越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我们不能拿拥有几百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来比拟和衡量只有几十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

4、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新社会制度代替旧社会制度，或者建立和完善一种社会制度，从来不会是历史的瞬间，它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前进途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想象的困难与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邓小平同志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我们要充分估计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只要基于上述前提，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乃至挫折就会有客观、公正地认识，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及其优越性就不会产生信仰危机。

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尽管在一段时间，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经历了严重挫折，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实践。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全面发展的道路；

是一条坚持全面改革和开放的道路；是一条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历时70年，跨越两个百年、两个千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振兴中华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经济建设成绩卓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科技事业日益进步，国防建设更加巩固，人口素质全面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发展，外交事业谱写新的华章，“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已成功实现。全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生活幸福。十多亿人口的中国，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千百年来人们衣食住行无忧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一切靠什么？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探索的结晶，凝聚了几代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理想的追求。这条道路，已经初步振兴了当代中国，未来中国的全面振兴，只能由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实现。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结论。

所以，如果新中国成立后，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不可能维护国家的统一，不可能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愿望。在各种思潮相互交错、相互激荡的今天，谁无视中国历史的选择，无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无视当代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他就不会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就不会增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就不会把党的光辉事业推向前进。

第五篇：邓小平的历史贡献

“一人千古，千古一人”，是薄一波同志写给邓小平的一幅挽联。对这八个字，薄老后来解释说：“一人千古，表达了我对小平同志的哀思；千古一人，是我对他的评价，是说他成就大业、功勋至伟。”他还说:“小平同志的历史功绩，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小平同志说，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人民还会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依我看，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人民还会在贫穷和混乱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薄一波与邓小平相知甚深，他的评价，深刻地揭示了邓小平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的前无古人的重大贡献。我认为，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带领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富起来

独立、富强、民主、统一，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打开了社会进步的闸门。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国家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把中国的富强、民主、统一变成了生动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是近代以来中国三次伟大变革的集大成者。通过实行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是邓小平的一个伟大创造。社会主义要不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让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在这个问题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认识是受错误理论支配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非常贫困。所以，邓小平开创改革开放，首先是从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入手的。20世纪70年代末，他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发动领导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带领全党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做出了改革开放重大决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发展最鲜明的特点。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在这个进程中，邓小平以敏锐的思想完成了对改革开放的总体设计，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对时代特征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新判断，及时调整外交政策，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二，对基本国情作出新概括，提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论断，要求改革开放的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第三，制定“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绘制了中华民族百年图强的宏伟蓝图。

第四，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要求改革开放要抓住机遇，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

第五，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为确立改革开放目标模式提供正确的理论依据。要求解决好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

第六，提出“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提倡“不争论”原则，鼓励改革开放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第七，提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求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

第八，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改革开放必须遵循的目标和原则。

第九，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邓小平的这些设计，初步回答了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基本国情、目标、任务、步骤、布局、方法、原则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改革开放前进的科学轨道。他是全世界公认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只要不带偏见，任何人都不会质疑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国发展的重大意义。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仅仅30多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3亿人民总体上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小康生活。这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盛世都不可比拟的。需要强调的是，1978年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时候已经74岁了。从74岁到93岁，他用了20年的时间带领中国基本告别了短缺经济，改变了13亿人的生活和命运。这还不是“千古一人”吗？

第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设民主法制社会

第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设民主法制社会

有人说，中国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其实，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破题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等重要观点，为改革开放廓清了道路。80年代初期，当经济体制改革还处在自下而上的试验阶段时候，政治体制改革就已经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有条不紊地展开了。从反对个人崇拜，发扬党内民主，恢复和建立民主集中制到精简机构、制定规章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民主法治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相当大，改革的措施也非常多。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系统地提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任务、目标和指导原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1982年，新宪法、新党章修订通过，文化大革命结束时那种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混乱状态得到根本扭转。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邓小平力主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进行，强调“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要实行党政分开等一系列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措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我国加快了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进程。改革开放的各项成果被制度和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在中国，封建专制实行了两千多年，民主制度建立还不到一百年。因此，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带头实行干部退休制度，是邓小平践行他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举措。

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的一个重大决策。这项改革实行起来颇具难度，正如邓小平所说：“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所以，1980年，邓小平在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时对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问题作出专门论述。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设立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形式逐步解决高级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他出任第一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即意在从他做起开退休先例。翻开《邓小平文选》，他对自己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退休”，但他始终末能如愿。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三个月后，邓小平约见江泽民等中央负责同志，开宗明义：“今天主要是商定我退休的时间和方式。”他说，“我多次讲过，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下来吧。”当天，邓小平又致信中央政治局，郑重提出退休请求，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个问题我们党以前没有解决好，留下了很多教训。邓小平从自己做起，开了好头，为彻底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正常化作出了表率。这是他的一个重要贡献。

1994年，邓小平在他90岁的时候，还作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他发现自己的思维开始迟钝之后，郑重地说，一个国家老态龙钟，形象不好，以后国家的事情我不过问了。从那天起，邓小平就不再发表任何意见了。我以为，这也是一件千古一人的事情。

第三，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天才构想和成功实践

第三，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天才构想和成功实践

实现国家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经常要面对的一个难题。历史上的统一，只有武力征服一种手段，都是以惨烈的牺牲和巨大的破坏为代价的。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天才构想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是邓小平的伟大创造。

“一国两制”方针首先是针对台湾问题的。1983年，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系统地阐释了“一国两制”方针，他说：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新主张，为打破几十年海峡两岸敌对状态，实现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源于解决台湾问题，成功地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1982年邓小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会谈是其中的经典之作。

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接触，始于1979年。1982年9月，有“铁娘子”之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正式来华访问，目的只有一个，希望继续保持对香港的统治。“铁娘子”没有想到，在与邓小平的会谈中，经过三个回合的较量，她便输给了有“钢铁公司”美誉的邓小平。

首先，针对撒切尔夫人关于英国侵占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的观点，邓小平表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这是中英两国进行谈判的前提。如果中国在1997年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

第二，针对撒切尔夫人提出只有英国的统治才能保持香港的繁荣，希望以主权换治权的观点，邓小平指出，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这就是“一国两制”的政策。

第三，针对撒切尔夫人关于中国如果宣布收回香港，“将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的威胁，邓小平回答：“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

通过这次会谈，中英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1984年中英两国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回归遂成定局。中英两国获得了双赢。撒切尔夫人由衷地对邓小平说：这是您倡导的“一国两制”的胜利。

正是按照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20世纪末，分离了一个半世纪的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之后，对峙了几十年的国共两党相逢一笑泯恩仇，两岸实现了“三通”。祖国统一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生事物，体现了邓小平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天才创造力。它从构想成为现实，开创了曾经被认为是两种不可调和的政治制度在一个国家内和平共处，共同繁荣发展的先河，也为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范例。邓小平的这个贡献是前无古人的。

第四，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就是他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思想者、理论家。他一生务实，不善言辞。他的著作，没有长篇宏论，没有华丽辞藻，没有旁征博引的资料和冗长的逻辑分析。他在编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时说：这本书讲的都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邓小平理论正是从他领导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语言朴实无华，不用诠释，人人看得懂，但他的思想却有着巨大的穿透力，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其实，邓小平是最高明的思想者和理论家，他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经典之作。

从1978年到1992年，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和南方谈话两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为标志，邓小平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和经验，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增添了新内容，使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若干个“第一次”的新观点、新结论。这就是：第一次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一次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一场新的革命；第一次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以科技进步、教育优先为基础；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指出，中国的发展，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明确指出，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不是区分不同社会制度的标志；第一次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第一次提出，一个国家可以实行两种制度，并以此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等等。邓小平理论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用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思想、新观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提高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水平，作出了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的新判断，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理论的意义不仅在于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繁荣发展，同时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注入了生机与活力。20世纪，社会主义从全面崛起到陷入低潮，遭受了严重挫折。邓小平理论及其在实践中的成功运用证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失败，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评价一个人物，主要应看他比前人多做了什么。按照这个观点，邓小平的四大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