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贡献及其历史局限性

第一篇：如何评价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贡献及其历史局限性

如何评价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贡献及其历史局限性。

1.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进步性：

（1）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批判，是启发工人觉悟和科学的研究资本主义的宝贵材料；在政治上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新的压迫制度；在经济上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种种弊病；在思想道德方面对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和虚伪的道德观念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资本主义制度刚刚确立不久就对这个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无情的抨击了资产阶级的腐败和残暴，诉说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遭受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思想奴役这不仅在当时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而且至今对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也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材料。

（2）对未来社会提出了许多积极的主张和天才的设想与预测，并为实现理想社会进行了各种艰难的试验，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实践，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材料和有启发性的实际例证，他们对未来社会从经济到政治，从生产到生活，从思想到文化，从社会到家庭，都提出了许多天才的设想。如

1、关于农救会发展规律性的思想。

2、关于废除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农救会的思想。

3、关于劳动改造、劳动光荣与劳动竞赛的思想。

4、关于有计划地组织农救会生产的思想。

5、关于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用新型分工分代替旧式分工的思想。

6、关于建立一个和谐完美的社会的思想。

7、关于大力发展科学，繁荣艺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

8、关于普及教育与消除愚味的思想。

9、关于消灭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的思想。

10、关于缩短工时的思想。

11、关于未来社会分配制度的思想。

12、关于民主政治的思想。

13、关于法制建设的思想。

14、关于实现理想制度的方法与途径的思想。

15、关于建立一个精干的职业革命家组织的思想。

16、关于过渡时期的思想。

17、关于实行和平外交政策和不输出制度的思想。

18、关于国家消亡与未来社会管理的思想。

19、关于人口发展规划与人口平衡的思想。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

（3）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上，尽管总体上是唯心主义的，但已经包含了一些唯物史观的思想萌芽，为科学论证社会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料。

二、局限性：

1、否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崇拜幸运的偶然性，宣传天才论和英雄史观。

2、看不到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力量，始终没以找到改造现代社会的物质力量，而把改造现实社会的历史责任赋予了某个天才人物。

3、离开阶级斗争去设计、谈论和实践社会主义，他们的设想便不能不是空话，他们的实践浩劫也不能不充满幼稚的幻想。

4、理论基础是理性原则，他们的社会主义是从道德情感出发的社会主义。不是在生产的现存物质事实和阶级斗争中根据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发现出来的，实际上只是把社会理想化。

第二篇：如何评价局限性的历史人物

在对一个历史事物进行评价的时候，往往要用两面论的方法，既要评价它的进步性，又要评价它的局限性。那么一个历史事件的局限性到底该做何评价？比方说君主立宪制，有那些史实可以论证它的局限性？

[思路分析] 你好

只要你写出你自己的看法就可以了。

我说《红楼梦》

我简单说一下我的个人看法。首先，小说并非都是在最后才交代故事结局的。

当然，中国传统小说大部分是在最后交代结局，而《红楼梦》的结局，特别是人物命运，已经在前几回中有所暗示，我想这正是它突破传统小说写法而具有现代色彩的一个方面。——其实，不少现代西方小说都不是严格按照开头—发展—结局的步骤写的，相反，欧洲的传统小说往往从中间写起。比如我们熟悉的弥尔顿的《失乐园》就是从中间开始写起的。而米兰＆＃8226;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则完全颠倒了小说原本的顺序，小说的结局反复多次地以不同形式出现在文本中。作者为什么这么写呢？

我认为，红楼梦整本书其实是主要宣扬了佛家的人生虚无思想，一切都是一场空。作者的语调，以及《好了歌》等都明显的表现了这一点。而作者之所以持有这种观点，跟他的人生遭际有密切的关系。现在的学者考证，《红楼梦》具有浓重的自传色彩，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红楼梦》写的就是作者在经历第一次抄家、搬迁北京之后的生活。（当然不可能是实写，我这里说的自传性是有限的，小说和生活毕竟是有很大差距的。）

因此，《红楼梦》可以看成是一部人生的启示录。“树倒猢狲散”是其必然的结局，从这个意义上，红楼梦的结局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其次，我认为，在前几回暗示人物的命运，为以后定下了一个悲剧的基调，为本书笼上了一层宿命的色彩：挣扎是徒劳的，一切都已注定。——而这，也许正是作者要告诉读者的，是作者所要表达的。

当然，我所说的只是一家之言。《红楼梦》博大精深，难以穷尽。

[解题过程] 《红楼梦》人物形象分析

贾宝玉形象 贾宝玉是主要中心人物。作为荣国府嫡派子孙，他出身不凡,又聪明灵秀,是贾氏家族寄予重望的继承人。但他的思想性格却促使他背叛了他的家庭。他的叛逆性格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小说充分描写造成他的性格的生活环境和他的具体境遇的各方面特点，深刻揭示了他性格成长的主客观原因。一方面，以男子为中心的贵族社会是那样虚伪、丑恶和腐朽无能，使他因自己生为男子而感到终身遗憾；另一方面，少女们的纯洁美好又使他觉得只有和她们在一起才称心惬意。他也曾被送到家塾去读四书、五经，但家塾的内容和风气是那样的腐朽败坏，那些循着这个教育路线培养的老爷少爷们是那样的庸陋可憎，他对于封建教育的一套，在感情上就格格不入。他很少接触做官的父亲，畏之如虎，敬而远之。家长从小把他交给一群奶娘丫鬟。那些围绕着他，各以一颗纯真的心对待他的丫鬟，才是他的启蒙老师。丫鬟们的深挚纯洁、自由不羁的品格感染着他，她们由于社会地位所遭到的种种不幸也启发着他。在贾宝玉的直感生活里，她们和那些以世俗男性为主的居于中心统治地位的势力，在每一点上都形成鲜明的对照：聪明和愚蠢，纯真和腐朽，洁净和污浊，天真和虚伪，善良和邪恶，美好和丑陋。贾宝玉在这样的环境里，逐渐形成自己思想感情的爱憎倾向。

王熙凤形象

判词：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王熙凤

在《红楼梦》中，作者为大家塑造了一个成功的反面形象，那就是凤姐。在她的身上，集中地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贪婪、凶婪、凶残、狠毒、阴险狡诈的本质。可以说通过作者成功的描写，使读者在看到王熙凤的同时也就看到了统治阶级本身。

王熙凤是一个描写的非常生动的人物，她出现在哪儿，哪儿至少就会有热闹。年仅二十岁的她就主持荣国府的家政。在卷首，我们通过冷子兴之口对她的介绍：“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细，竟是个男人不及万一的”“年纪虽小，行事却比世人都大。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样的模样儿。少说些有一万个心眼子。再要赌口齿，十个会说话的男子也说她不过。”这样对她已有了一点印象，但这些印象毕竟比较淡漠。但她第一次出了场，马上就被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教人再也不会忘却。那是黛玉初次与她的外祖母相见，老祖宗把她的外孙女心肝肉儿地搂着哭叫的时候，就连王夫人、李纨和众小姐都“个个皆敛声屏气，严肃恭整”的时候，却有一个人从后院笑声说：“我来迟些，不曾迎接远客。”仅仅一句话却给人特别鲜明的印象，这句话只是“这一个”凤姐才说的出的。可能贾府众人的感觉都已迟钝了，可我们却和黛玉一样，感觉格外鲜明：“来者是谁？这样放诞无礼？”原来这就是贾母宠爱的凤姐。接着短短的一段描写，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忙人，大红人。因为忙，她迟到了。在短短的聚会中还同王夫人谈了另外两件事。同黛玉讲话也显得很忙：笑着讲两句，马上拿手帕拭泪，又忙转悲为喜，赶忙询问有关情况和布置待客之道。因为红所以才敢这亲放诞无礼，贾母才特别给她加上“泼辣货”这一似贬实褒的称号。这同凤姐喜欢表现自己，事事争风头的性格特点盯适应，作者的浓笔艳抹，把凤姐的露面写得极其鲜明。在接下来，曹雪芹继续在各场合描写凤姐，并一步步地揭示出其性格的其它侧面，如才能、淫威、贪婪、伪善等，通过这样的描写，写出了一个完整活生的凤姐。

如何引导学生评价历史人物

任何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出现或发生的，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必须把他们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横向、纵向比较，考察他们的背景、过程、结果，最终去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对当时和以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所起的作用，去评价其历史进步性和历史局限性，以及比较这种进步性和局限性谁占主流，让学生自己去给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定位。当然，评价者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同的政治见解、不同的时代背景，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但作为中学生来说，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就是要在掌握基本历史知识的前提下，通过阅读、理解、思考、交流、探讨，并在教师引导下，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形成初步的较为全面的认识。(共2页)关键词：历史人物,学生评价,教师引导,历史事件,历史发展进程,历史局限性,历史进步性,历史环境

蒋介石应该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

先讲讲“西安事变”之前的剿共，他应该做得没错。我们可以试想，就算放在了今天，一个国家内部出现了一支实力足以影响政权的反政府武装，作为这个国家的领导者是不是应该予以坚决的军事打击呢？也许那个特殊的形势使这个问题又复杂化了，对于蒋介石来说，抗日也好，剿共也好，都只是选择先后而已，两件事都是正确的，如果当时日本没有入侵，蒋介石的剿共就完全不值得批评了。事实上，我还是认为当时蒋介石说的“攘外必先安内”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西安事变”在当时没有发生，中共部队绝对会在几周内被完全歼灭，之后再进行抗日的话，中国只是损失了很小部分的兵力而已。而且，后来的事实又反映出，正是由于中共的存在，使战时美国对华援助不够坚决，新四军也与国民党军队发生过军事冲突。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已经预料到，在当时如果不马上歼灭共产党，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再来说说我们所谓的“解放战争”时期。抗日胜利后，一个国家，两个拥有大量军队的政党，只有两条路，和谈与内战。当时，国共双方都优先选择了和谈，于是就有了“重庆谈判”。根据本书中所写，重庆谈判时，中共提出了两大问题，为“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这两个问题“与蒋主席及政府之主张距离甚远”，导致和谈破裂，于是爆发内战。而如果我们今天再来看待这两个问题就会发现，“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在台湾已得到落实，而在大陆却迟迟没有做到，国共两党哪个更值得批判呢？另外，书中对于于1947年元旦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只字未提，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共和国民主宪法。目前在中国大陆，也许我们对于晚清之前的历史人物还能进行客观评价，因为那很难牵涉到当今政治，也没有言论管制的问题，但从李鸿章及梁启超那些时候起的人物，我们给予评价的时候就难免顾及“政治正确”。现在才发现，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有多么的痛苦！

如何客观评价历史人物

历史人物是过去一定时期下对历史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这些杰出人物是当时历史时代的产物，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我们今天学习这些英雄人物，如何客观来评价他们呢？下面本人谈几点看法：

第一、确定时代背景

评价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要把他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考察，即寻找该历史人物个人活动与当时历史条件之间的关系。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要求的。因为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下的，个人的思想和活动受众多条件的制约，只有考察历史人物个人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发现历史规律，才能了解历史人物活动的实质。比如，如何评价秦始皇，就涉及到怎样认识他残暴的原因。如果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就会发现他的残暴是秦统一六国后经济迅速发展加速了统治阶级腐朽的结果，是权力过分集中于君主一人的结果。如果不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很容易把他的残暴归结为单纯的个人品质问题（历史上持此论者不乏其人），这样的认识不仅流于浮浅而且还有很大危害——让人们把由根本制度带来的问题误认为是皇帝个人的品质问题，避重就轻，从而掩盖了历史本质。

在分析历史背景时，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有：历史人物生活的时间、国家、时代特点以及他的活动所处的历史环境等。

第二、确定阶级属性

评价历史人物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是不应停留在个人动机上面，而是要深入揭示其代表的阶级利益以及特定的民族关系的环境。这实质是寻找个人活动与本阶级的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如评价商鞅，就需要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他的主要活动，特别是变法措施进行剖析，从而看到他的主要目的在于削弱和限制奴隶主贵族势力，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发展经济和掌握政权的愿望，最后得出“商鞅是新兴地主阶级代表”的正确结论。

第三、确定历史作用

主要看历史人物是否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是否推动生产力发展及社会进步。这是确定历史人物历史作用的最根本标准。对不同类别的历史人物，在确定其历史作用时应有侧重。

首先，中国古代政治人物。主要围绕他的政治主张和措施进行分析，看他对当时社会各方面产生了什么影响。一般可从四个方面来把握：对社会生产和科学文化发展的影响；对民族融合和民族团结的影响；对国家统一和巩固发展的影响；对加强中外关系和国际交往的影响。

其次，中国近现代政治人物。主要看他的政治主张和措施或行动：对反对封建势力、动摇其统治基础有何作用；对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独立有何作用；对西学的传播发展有何作用；对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有何作用；对挽救民族危亡，探索强国富国道路有何作用。特别要注意在他上述几个方面比他的前人有何进步。

再次，世界史中的政治人物。主要看他的政治主张、对外政策和行动：对本国家、本民族历史发展进步有何作用；对本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交往有何作用；对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进步有何作用。

第四、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

依据历史人物的主要事迹或活动对其做出应有的评价。在总结归纳历史人物的活动时，可采用两种方法：

首先，“阶段论”的方法。该法以时间顺序为纲，结合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时代，把历史人物的活动分成不同阶段，逐段评价其功过是非。本方法的特点是结论较为科学和符合实际；特别适用于前后变化较大，差异明显的历史人物的评价；能有效防止评价人物笼统化、简单化的毛病，对历史人物既不因功掩过，也不因过抹杀其功。如评价左宗棠、汪精卫等人即可采用此法。

其次，“方面论”的方法。该法以人物活动的内在逻辑关系为顺序，把它分解成几个不同的方面来评价。本法的特点是评价人物脉络清晰，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特别适合活动范围广泛，活动内容复杂繁多的历史人物。如对汉武帝就可把他的活动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六个不同方面进行评价。

要较好地掌握这两种方法，就需要在平时学习中对历史人物进行分级分类整理。所谓分级就是按照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影响大小和教材详略，划分为重要人物、较重要人物和一般人物。对前两者重点掌握。所谓分类就是按照历史人物特性，把类似人物归到一起。既能形成系列化知识，又可避免相似人物的混淆，还可发现掌握同类人物的共同特点和规律。

第五、确定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性结论

对历史人物，不仅要一分为二，还要有一个总结论，亦即对历史人物做出定性判断。在具体评定时要注意两点：一是要从决定历史人物历史地位的最主要方面定性。这是由辩证唯物主义的“事物的性质是由其各种矛盾中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这一基本原理所规定的。一般情况下，此点通过确定历史人物的作用即可实现。如《农政全书》的作者徐光启，官至礼部尚书兼大学士，但他的主要贡献是实验农业，因此，不能把他定性为地主阶级政治家，而应确定为杰出的农学家，中国近代科学先驱。二是对政治人物定性时，一定要指明他的阶级属性。如华盛顿是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家。

历史发展规律具有客观必然性，但历史发展必然性中有无数偶然性的因素，因而历史具有多样性。正如刘宗绪教授所说的：“人们只能做历史所要求做和所允许做的事情，违反了规律必遭失败，至少一事无成。”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应遵循客观规律，同时发展主观能动性，才能推动历史发展，才能名垂青史。

综上所述，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只有遵照客观规律进行评价，才能准确评价历史人物

第三篇：市管县体制的历史作用及历史局限性

建国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市管县为主的行政管理体制。普遍实行的市管县体制一定程度上也束缚了城乡协调发展的步伐，成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体制性障碍，具体表现为：缺乏法律依据，处于尴尬境地；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降低；供养人员增加，财政负担加重；协调发展不足，市县争利严重。

建国初期，为了便于治安管理，我国曾在个别城市短期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沿革（1949—1983）》记载，杭州市于1949年至1951年间管辖过杭县；兰州市于1949年至1950年间管辖过皋兰县；昆明市曾于1951年至1953年间管辖过昆明县；重庆市于1951年至1952年间管辖过巴县；贵阳市于1952年至1955年曾管辖过贵筑县。此外，1949年无锡市曾管辖过无锡县；徐州市管辖过铜山县。此后，北京、天津、旅大、本溪等市先后实行过市领导县体制。当时实行市领导县体制主要是为了保证城市的蔬菜和副食品供应。所以，能够领导县的市仅限于部分直辖市、省会城市和个别大城市，一般一个市只领导一个县。实际上，市领导县体制在1957年以前还不能称为“体制”，只是地方政府管理架构的一种特例，实行该体制的市数量较少，只占当时市建制比例的3％左右。从时间上看，一般经过一到两年时间就又重新划归专区领导或改制为市领导下的区。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是尽量避免由市领导县。

截至2005年底，中国内地31个省级行政区（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不同，暂不包括）对县或县级市的管理有4种模式：（1）由省、直辖市、自治区直接领导管理县或县级市，这样的县级政区为56个（包括37个县、18个县级市、1个林区），占全国2010个县或县级市总数的2．79％。（2）地级市领导和管理县或者县级市，共有1546个，占总县级政区数的76．91％。（3）省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地区行政公署或盟代管县，这样的县或者县级市共有148个，占县或者县级市总数的7．36％。（4）民族自治的地方由自治州领导和管理县或者县级市，共有246个，占县或者县级市总数的12．24％。在辖县的四种模式中，以市管县体制为主。市领导县体制已经成为地级管理层中占主体地位的体制，是覆盖面广的地方行政体制。

市管县体制的历史作用

一是促进了中心城市作用的发挥。面对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分割，商品供给严重不足的局面，中央提出通过市领导县体制，把中心城市变成商品交换中心，发挥中心城市优势，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实行市管县，实质上就是以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为核心，带动周围农村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以大中城市为依托的城市经济区。城市是社会经济活动即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比较集中的场所，是区域经济的中心，它负有组织协调生产活动，组织物资集散和商品流通，提供综合服务，促进辐射区内实现现代化的功能。实行市管县，是发挥中心城市作用的重要措施。

二是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城乡优势互补。市管县有利于城乡经济的统一规划。以往地、市分割，互相掣肘，城乡各自的优势无法发挥互补作用，常常出现重复建设和盲目布点。实行市管县后，市可总揽城乡全局，统筹和规划“大市区”的经济建设。地方政府可以用经济、法规、行政等手段，对辖区的工业和农业、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实行统筹兼顾，打破城乡分割的壁垒，逐步实现优化组合，促使城乡经济和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形成工业生产、商品流通、科技信息、交通邮电、金融信贷网络，推动区域经济发展。通过城市对农村的产品扩散、技术扩散、信息扩散、资金扩散，缩小城乡在经济上的差距。城市以其经济、科技、教育、人才、信息、设备等方面的优势扶持农村，城市工业带动农村农副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农村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础，为城市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原材料、水资源、粮食、蔬菜、副食品、城市建设用地等，解决了城市发展的后顾之忧，也拓展了城市工业产品市场。

三是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隔离状态严重，城市

化发展缓慢，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基本上处于停滞阶段。1978年底，全国城市化水平为17．9％，与建国初期相比仅提高了7．3个百分点。1983年实行市管县体制后，国务院和民政部提出了新的设市标准和市领导县条件，这大大加快了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到2008年底，我国城市化率已达45．7％，全国共形成建制市655个，含4个直辖市、283个地级市、368个县级市。

市管县体制的历史局限性

一是缺乏法律依据，处于尴尬境地。我国《宪法》规定我国地方行政架构实行省、县、乡三级，然而实际上却形成了省—市—县—乡的四级行政架构模式，对于市这一级行政组织的法律地位一直没有做出明确说明。因为缺乏法律依据，因此对市管县的具体操作方式也就有了较强的随意性。法律规定的缺位，导致了对地级市进行定位的困难，省级政府基本以宏观管理为主，多为制定政策；县级政府以微观管理为主，多为执行政策。市级政府处于决策层与执行层之间，毫无疑问应该发挥管理层的作用。目前，市对县的管理还是指导建议多，具体支持少。

二是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降低。市管县后，地级层次由虚变实，行政层次变为由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县（市）—乡（镇）五级组成。秦汉以来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实际上，我国有史以来的多级制年限仅有350年。实行市管县体制后，对县的管辖由地区行政公署以省的名义管理（虚管）变为由市全权管理（实管），行政区划的层级由省县乡三级变为省市县乡四级。凡是县与省之间需要上情下达或下情上达的问题，无论是政策性的还是业务性的，本来能直接沟通的，现在也要经由市一级中间层次，信息传递增加了一套程序，影响了信息传递速度，降低了行政效率，这在信息网络高度发达和交通十分便利的今天已越来越不合时宜。

三是供养人员增加，财政负担加重。市管县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这种体制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主要是为中心城市服务，县成了地级市的附属行政单位，市依靠行政权力，将财政收支的压力分解到县，增加了县域供养负担。地级市成为一级行政管理层，随之要成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增加财政供养人口，增加纳税人的供养负担。以一个中等地级市为例，按地厅级干部30人、县处级干部200人、科级干部1000人计算，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一般在1万人以上，每年仅工资一项就需要财政支出2亿元左右，再加上后勤、办公经费等，一年一个市本级的财政支出要在5亿元左右。2009年初，全国共有283个地级市，匡算下来，每年全国仅仅地级市本级的财政支出就要在1400亿元以上。

四是协调发展不足，市县争利严重。市管县的主要目的是以城市的优势地位拉动所辖县乡的经济发展，事实上除传统的省会城市和一些中等发达城市带动能力较强外，一些工业基础薄弱甚至是由县级升格为地级的市就很难有力量来帮助其他县和乡村发展。目前，平均每个地级市带6个县左右，撇开其管理幅度因素，这些城市也是拉不动周边县区发展的，中西部地区的小马拉大车问题就更为严重。长期以来，经济基础薄弱，本级财力很小的一些地级市，存在着盘剥和过度依赖县（市）的现象，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截留分配物资、项目、资金等问题，同时税费上要有一定的分成比例，在城乡资源配置上向城市倾斜度过大，出现了所谓“市刮县”现象反而阻碍了农村经济的进步和发展。这就出现了市领导县而不再是市帮县、市带县形成了所谓“市压县”、“市卡县”、“市挤县”、“市吃县”或“市刮县”的局面。即便是在经济发达的苏南诸市由于产业结构趋同竞争十分激烈地级市往往利用中心城市优势参与市场竞争在财税征管和经济管理权上钳制着县级市的发展使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市管县体制不利于解决地级市与县（市）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利益矛盾不利于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进程。

第四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

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

20世纪中国的历史性进步，是客观与主观、外部与内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合力的结果，历史的逻辑、人民的力量，是根本性的因素。而中国共产党，则顺应和驾驭历史规律，发挥了先锋、组织和领导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中国的历史性进步，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制定符合于中国国情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并努力付诸实践，为中华民族在20世纪的历史性进步指明了方向。80年来，中国共产党也摔过很多跟头，有过不少失误。但从挫折中吸取教训，我们党更加坚定地坚持科学的思想路线，深入研究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和纲领。建国后，我党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探索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建设的规律，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中间有过路线方针政策上的严重失误，但我们党自己认识和纠正了错误，又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大政策，使中国出现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我们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制定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从而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蓝图，初步掌握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些大的理论、路线、战略、蓝图，中国社会的发展才有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发挥强大的组织和领导功能，改变了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把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为推动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进步而努力奋斗。回顾近代中国挨打受辱、战乱不已的历史，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一个庞大的古老帝国，居然抵挡不住外国殖民者的攻击，以致签订了那么多不平等条约？为什么在统一的国土内，曾经有那么多军阀割据一方，你争我夺，制造了无数的战乱和破坏？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外国列强，在中国寻找和操纵他们的代理人，上演了一幕幕勾心斗角的闹剧？原因当然有制度的没落、政治的腐朽、经济的衰弱、科技的落后等等，但人心涣散、四分五裂无疑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或者表现。要彻底改变中国的面貌，就必须把全体人民凝聚起来，把整个中华民族团结起来。谁能承担这样的责任？各种不同的阶级、政党、社会集团、政治势力，各种不同的人物，都曾经做过尝试和努力，但谁最后成功了？没有。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了全国范围（除台湾以外）的人民团结和国家统一，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通过建立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通过采取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形成了56个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通过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和扩大了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通过“一国两制”的方针，实现了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洗雪了百年耻辱。百年中国，能够由乱而治，由散到统，这是功德无量的大业。没有中国共产党发挥的组织、凝聚、引导、团结作用，是不可想像的。

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建立了一整套先进和崇高的价值体系，继承、吸收和弘扬了中外先进文化，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和进步。80年来，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而且在思想文化上，通过逐步形成的科学世界观和价值观，改造了中华文明，对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通过比较、鉴别，接受了从西方传过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逐步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在思想理论上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基本理论，不仅指导着党自身的全部行动，而且广泛传播和深深融合于中国社会的肌体和人民的思想中，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中国共产党还大量吸收了外国的其他许多文明成果，特别是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等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外文化的交流更加广泛。邓小平要求的“放眼世界”、“赶上时代”、“三个面向”等思想，推动我们走向世界，使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

80年的历史证明，要推动中华民族的不断进步，就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和领导地位，是由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决定的，是在长期斗争的考验中形成的，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必然。20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在旧的中国，没有任何其他政党可以领导中国走出黑暗的深渊。在当代中国，没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就会天下大乱。所以，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能否发展和稳定的关键，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面向新世纪，党的领导地位，只能坚持，不能削弱，只能加强，不能动摇。这是由客观现实决定的，是由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决定的，不是个别人的意志能够改变的。

一、正视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定性。邓小平同志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这一表述，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一方面，封建主义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三千年，在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也最顽固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封建势力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封建势力还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势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同志曾说：“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势力排除和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它们决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具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更没有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有完全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因而，靠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中国最终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封建主义旧统治又延续不下去。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正当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感困惑的时候，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新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

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的，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当时的出路有三条：一是限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不相干，长期平行发展；三是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三条道路中，中国的近代历史已经表明，第一条道路走不通；第二条道路实际上也行不通，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二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惟有第三条道路，才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为中国人民选择这条道路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巩固和加强了工农联盟。在经济上，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转化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实现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因此，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

二、正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

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 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和他们的民主权利。

第二，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 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三，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

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基础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家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不等价交换。而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

当然，由于社会主义目前还处于实践阶段，我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上述认识，还是十分传统的，是不全面的、肤浅的。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对其优越性必将会有新的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想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正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基于以下前提：

1、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因此，对其优越性的理解我们不可能是“先知先觉”，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对其进行全面的描述，这就需要我们

在实践中不断地去体验、去总结。

2、衡量和比较哪一个社会制度优越，决不能离开具体国家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片面地从现有的经济发展程度来看，而应当主要看它是不是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生产关系是否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人民的地位和生活是否得到改善。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这些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远远无法比拟的。虽然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和科技水平，一般比社会主义国家要高，这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各自发展的基础和起点不同所造成的，决不是有的人所说的是由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所决定的。

3、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相比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还比较短暂，还处于实践和发展的初期。资本主义制度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而社会主义制度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十月革命算起，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才几十年的历史。所以，相比资本主义来说，社会主义的发展目前还不完善，还不充分，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应有的优越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我们不能拿拥有几百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来比拟和衡量只有几十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

4、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新社会制度代替旧社会制度，或者建立和完善一种社会制度，从来不会是历史的瞬间，它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前进途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想象的困难与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邓小平同志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我们要充分估计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只要基于上述前提，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乃至挫折就会有客观、公正地认识，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及其优越性就不会产生信仰危机。

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尽管在一段时间，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经历了严重挫折，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实践。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全面发展的道路；

是一条坚持全面改革和开放的道路；是一条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历时70年，跨越两个百年、两个千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振兴中华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经济建设成绩卓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科技事业日益进步，国防建设更加巩固，人口素质全面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发展，外交事业谱写新的华章，“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已成功实现。全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生活幸福。十多亿人口的中国，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千百年来人们衣食住行无忧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一切靠什么？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探索的结晶，凝聚了几代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理想的追求。这条道路，已经初步振兴了当代中国，未来中国的全面振兴，只能由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实现。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结论。

所以，如果新中国成立后，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不可能维护国家的统一，不可能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愿望。在各种思潮相互交错、相互激荡的今天，谁无视中国历史的选择，无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无视当代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他就不会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就不会增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就不会把党的光辉事业推向前进。

第五篇：邓小平的历史贡献

“一人千古，千古一人”，是薄一波同志写给邓小平的一幅挽联。对这八个字，薄老后来解释说：“一人千古，表达了我对小平同志的哀思；千古一人，是我对他的评价，是说他成就大业、功勋至伟。”他还说:“小平同志的历史功绩，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小平同志说，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人民还会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依我看，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人民还会在贫穷和混乱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薄一波与邓小平相知甚深，他的评价，深刻地揭示了邓小平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的前无古人的重大贡献。我认为，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带领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富起来

独立、富强、民主、统一，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打开了社会进步的闸门。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国家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把中国的富强、民主、统一变成了生动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是近代以来中国三次伟大变革的集大成者。通过实行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是邓小平的一个伟大创造。社会主义要不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让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在这个问题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认识是受错误理论支配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非常贫困。所以，邓小平开创改革开放，首先是从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入手的。20世纪70年代末，他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发动领导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带领全党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做出了改革开放重大决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发展最鲜明的特点。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在这个进程中，邓小平以敏锐的思想完成了对改革开放的总体设计，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对时代特征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新判断，及时调整外交政策，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二，对基本国情作出新概括，提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论断，要求改革开放的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第三，制定“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绘制了中华民族百年图强的宏伟蓝图。

第四，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要求改革开放要抓住机遇，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

第五，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为确立改革开放目标模式提供正确的理论依据。要求解决好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

第六，提出“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提倡“不争论”原则，鼓励改革开放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第七，提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求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

第八，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改革开放必须遵循的目标和原则。

第九，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邓小平的这些设计，初步回答了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基本国情、目标、任务、步骤、布局、方法、原则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改革开放前进的科学轨道。他是全世界公认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只要不带偏见，任何人都不会质疑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国发展的重大意义。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仅仅30多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3亿人民总体上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小康生活。这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盛世都不可比拟的。需要强调的是，1978年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时候已经74岁了。从74岁到93岁，他用了20年的时间带领中国基本告别了短缺经济，改变了13亿人的生活和命运。这还不是“千古一人”吗？

第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设民主法制社会

第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设民主法制社会

有人说，中国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其实，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破题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等重要观点，为改革开放廓清了道路。80年代初期，当经济体制改革还处在自下而上的试验阶段时候，政治体制改革就已经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有条不紊地展开了。从反对个人崇拜，发扬党内民主，恢复和建立民主集中制到精简机构、制定规章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民主法治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相当大，改革的措施也非常多。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系统地提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任务、目标和指导原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1982年，新宪法、新党章修订通过，文化大革命结束时那种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混乱状态得到根本扭转。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邓小平力主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进行，强调“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要实行党政分开等一系列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措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我国加快了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进程。改革开放的各项成果被制度和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在中国，封建专制实行了两千多年，民主制度建立还不到一百年。因此，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带头实行干部退休制度，是邓小平践行他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举措。

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的一个重大决策。这项改革实行起来颇具难度，正如邓小平所说：“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所以，1980年，邓小平在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时对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问题作出专门论述。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设立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形式逐步解决高级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他出任第一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即意在从他做起开退休先例。翻开《邓小平文选》，他对自己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退休”，但他始终末能如愿。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三个月后，邓小平约见江泽民等中央负责同志，开宗明义：“今天主要是商定我退休的时间和方式。”他说，“我多次讲过，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下来吧。”当天，邓小平又致信中央政治局，郑重提出退休请求，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个问题我们党以前没有解决好，留下了很多教训。邓小平从自己做起，开了好头，为彻底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正常化作出了表率。这是他的一个重要贡献。

1994年，邓小平在他90岁的时候，还作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他发现自己的思维开始迟钝之后，郑重地说，一个国家老态龙钟，形象不好，以后国家的事情我不过问了。从那天起，邓小平就不再发表任何意见了。我以为，这也是一件千古一人的事情。

第三，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天才构想和成功实践

第三，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天才构想和成功实践

实现国家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经常要面对的一个难题。历史上的统一，只有武力征服一种手段，都是以惨烈的牺牲和巨大的破坏为代价的。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天才构想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是邓小平的伟大创造。

“一国两制”方针首先是针对台湾问题的。1983年，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系统地阐释了“一国两制”方针，他说：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新主张，为打破几十年海峡两岸敌对状态，实现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源于解决台湾问题，成功地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1982年邓小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会谈是其中的经典之作。

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接触，始于1979年。1982年9月，有“铁娘子”之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正式来华访问，目的只有一个，希望继续保持对香港的统治。“铁娘子”没有想到，在与邓小平的会谈中，经过三个回合的较量，她便输给了有“钢铁公司”美誉的邓小平。

首先，针对撒切尔夫人关于英国侵占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的观点，邓小平表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这是中英两国进行谈判的前提。如果中国在1997年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

第二，针对撒切尔夫人提出只有英国的统治才能保持香港的繁荣，希望以主权换治权的观点，邓小平指出，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这就是“一国两制”的政策。

第三，针对撒切尔夫人关于中国如果宣布收回香港，“将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的威胁，邓小平回答：“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

通过这次会谈，中英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1984年中英两国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回归遂成定局。中英两国获得了双赢。撒切尔夫人由衷地对邓小平说：这是您倡导的“一国两制”的胜利。

正是按照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20世纪末，分离了一个半世纪的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之后，对峙了几十年的国共两党相逢一笑泯恩仇，两岸实现了“三通”。祖国统一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生事物，体现了邓小平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天才创造力。它从构想成为现实，开创了曾经被认为是两种不可调和的政治制度在一个国家内和平共处，共同繁荣发展的先河，也为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范例。邓小平的这个贡献是前无古人的。

第四，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就是他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思想者、理论家。他一生务实，不善言辞。他的著作，没有长篇宏论，没有华丽辞藻，没有旁征博引的资料和冗长的逻辑分析。他在编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时说：这本书讲的都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邓小平理论正是从他领导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语言朴实无华，不用诠释，人人看得懂，但他的思想却有着巨大的穿透力，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其实，邓小平是最高明的思想者和理论家，他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经典之作。

从1978年到1992年，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和南方谈话两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为标志，邓小平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和经验，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增添了新内容，使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若干个“第一次”的新观点、新结论。这就是：第一次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一次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一场新的革命；第一次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以科技进步、教育优先为基础；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指出，中国的发展，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明确指出，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不是区分不同社会制度的标志；第一次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第一次提出，一个国家可以实行两种制度，并以此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等等。邓小平理论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用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思想、新观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提高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水平，作出了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的新判断，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理论的意义不仅在于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繁荣发展，同时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注入了生机与活力。20世纪，社会主义从全面崛起到陷入低潮，遭受了严重挫折。邓小平理论及其在实践中的成功运用证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失败，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评价一个人物，主要应看他比前人多做了什么。按照这个观点，邓小平的四大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