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接受虚开、伪造等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企业取证及定性等问题的思考

第一篇：对接受虚开、伪造等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企业取证及定性等问题的思考

对接受虚开、伪造等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企业取证及定性等问题的思考 目前，在纳税人接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中（以下简称受票方），有上游已定性为虚开的、有经鉴定为伪造的、有被证明为非税务机关出售的、有通过金税系统发现的“失控”、“作废”票，以及走逃企业开具的未报税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而受票方则大多声称都是业务员上门推销后随货送来的发票，在检查时根本无法与业务员取得联系，对受票方的票、货、款是否真的一致，无法查实。因此，对受票方如何取证、定性一直是稽查部门工作的难点。结合审理工作实践，我们认为做好以下几项工作至关重要。

一、取证的基本要求

不论受票方取得上述哪种类型的专用发票，我们在检查过程中都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落实。

一是落实货物的真实性。在对纳税的有关财务凭证、仓库资料、相关证人及下游等进行实地调查后，证实受票方在取得上述发票期间，到底有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

二是落实发票的内容。根据发票开具的内容落实销售方和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方是否一致，销售方使用的是否是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专用发票？专用发票的销售方的名称、印章、货物数量、金额及税额等全部内容与实际是否相符。

三是落实是否知情。根据调查的情况落实发票的来源，受票方是否知道销售方是以非法手段取得的专用发票。

四是落实资金往来。根据资金流向看受票方款项的实际支付情况。若受票方用支票结算，虽然原始凭证所附银行支票存根和发票相关内容一致，但检查人员也应到有关银行进行调查，看支票收款人等内容和支票存根收款人等内容是否一致，从而判断付款的方向。

二、定性的基本要求和依据

根据上述调查落实情况及取得的相关证据，看受票方与开票方之间的票、货、款是否一致及受票方是否知情来对受票方取得上述发票进行定性。

（一）如果通过检查落实，能够证明受票方与销售方有真实的货物交易，销售方使用的是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专用发票，专用发票的销售方的名称、印章、货物数量、金额及税额等全部内容与实际相符，且受票方不知道销售方是以非法手段取得的专用发票，那么有以下三种定性：

1.若取得上游已定性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应根据国税法[2000]187号文的规定，属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受票方不以偷税或者骗取出口退税论处。但应按有关规定不予抵扣进项税款或者不予出口退税。

2.若取得经鉴定为伪造的专用发票，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第八条第（三）项的规定，不予抵扣进项税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九条第（二）项的相关规定处理，不定性偷税，但要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按规定加收滞纳金；

3.若是经金税系统发现的“失控”、“作废”票或者是走逃企业开具的未报税的专用发票等，应根据国税函[2001]730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税工程发现的涉嫌违规增值税专用发票问题的通知”及国税发明电[2001]年57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防伪税控开票系统限额管理的通知”的有关规定，不予抵扣进项税款。鉴于有的“失控”和“作废”的专用发票有税务机关的责任因素，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故不作处罚并不加收滞纳金处理。

（二）通过检查落实及证据证明（定虚开证据又不足），受票方在进项税款已抵扣、或者出口退税前知道该专用发票是销售方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在货物交易中，受票方（购货方）从销售方取得第三方开具的专用发票(购货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销售方名称、印章与其实际交易的销售方不符的)，或者从销货地以外的地区取得专用发票（购货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为销售方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以外地区的），无论购货方与销售方是否进行了实际的交易，增值税专用发票所注明货物数量、金额与实际交易是否相符，都应按偷税论处。

1.若受票方取得上游已定性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对其应依据国税发

[1997]134号文、国税发[2000]182号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按偷税或者骗取出口退税处理。

2.若受票方取得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为非所在地税务机关出售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经金税系统发现的“失控”、“作废”、走逃企业开具的未报税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对受票方应根据《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第八条第（三）项的规定、国税函[2001]730号“及国税发明电[2001]年57号的有关规定，不予抵扣进项税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定性为偷税并处以相应的罚款。

（三）通过检查落实及有证据证明受票方与销售方之间有下列三种情况的，无论受票方取得的是上游已定性为虚开的、伪造的，证明为非所在地税务机关出售的、经金税系统发现的“失控”、“作废”的，还是走逃企业开具的未报税的专用发票，都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凡虚开税款数额1万元以上的或者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5000元以上的，都一律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定罪。

1.无货物交易：在实际交易中没有货物购销，采取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2.有货物交易：在实际交易中有货物购销，但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开具数量或者金额不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3.进行了实际经营活动，但让他人为自己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三、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取证要求

此类案件应严格按照国税发[2000]187号文的规定并提取以下相关证据：

（一）开票方主管税务机关已提供查实受票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为虚开的发票证明；

（二）在查实购货方存在真实货物交易的前提下，还应提供该笔业务的购销合同、记账凭证、货物运输方式及凭证、货物入库单、货物明细账、银行付款凭证证据（必要时需到银行查实并由银行出具该笔业务的付款的证据资料）；

（三）销售方使用的是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专用发票，且发票联、抵扣联填写的全部内容与实际相符；

（四）取得能证明购货方不知道销售方提供的专用发票是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材料；但应提供能互相印证的有关人员的询问笔录及购货方的询问笔录或自述材料（应说明该笔业务的联系人、经办人、受票经过、付款方式、货物运输方式等整个购销过程的有关情况；

（五）该笔税款已抵扣的相关证明，有应缴税金明细账、抵扣当月的增值税申报表、主管税务机关出具已抵扣税款的证明等。

四、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取证要求

此类案件应严格按照国税发[1996]210号文《国家税务总局转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通知》及国税发[1997]134号和国税发[2000]182号的文件执行。

（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联原件或复印件。

（二）无货物交易或有货物交易开具金额或数量不等的相关证据，包括有关账簿凭证、资金往来情况的票据、虚假的货物运输凭证、虚假的发货单及入库单等原件或复印件，支付的开票费的账簿记录及有关凭据原件或复印件等；

（三）让他人为自己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进项税额已申报抵扣的相关证据，如应缴税金明细账、抵扣当月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的原件或复印件、主管税务机关出具已抵扣税款的证明等。

（四）开票方主管税务机关或上级税务机关确认虚开的证明；

（五）提供当事人及相关人员（法定代表人、具体经办人、介绍人）虚开过程并能说明开票方与受票方无真实货物交易或者虽有货物交易但开具的数量或者金额不实的陈述或相关人员的笔录。

第二篇：对纳税人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定性与处理

对纳税人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定性与处理

2014-03-21.h1 { FONT-WEIGHT: bold;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FONT-SIZE: 22pt;MARGIN: 17pt 0cm 16.5pt;LINE-HEIGHT: 240%;TEXT-ALIGN: justify }.h2 { FONT-WEIGHT: bold;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FONT-SIZE: 16pt;MARGIN: 13pt 0cm;LINE-HEIGHT: 173%;TEXT-ALIGN: justify }.h3 { FONT-WEIGHT: bold;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FONT-SIZE: 16pt;MARGIN: 13pt 0cm;LINE-HEIGHT: 173%;TEXT-ALIGN: justify } DIV.union { } DIV.union TD { FONT-SIZE: 14px;LINE-HEIGHT: 18px FONT-SIZE: 14px;LINE-HEIGHT: 18px }

□韩雪莲

近年来，随着打击发票违法犯罪活动在全国各地持续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得以查处，犯罪分子受到法律应有的制裁。与之相对应，税务稽查部门从公安经侦和金税协查系统获得信息，纳税人取得已证实是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案件大量浮出水面。对取得已证实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方的查处，涉及“善意取得”和“非善意取得”两种不同的定性，其相应的涉税处理和法律后果也不一样。因此，此类案件是定性为善意取得还是非善意取得，相应成本能否在税前列支，税务部门内部时有不同意见，更是税企双方争议的焦点，本文拟对此作粗浅的探讨。

一、认定善意与否的政策依据和法律后果

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国税总局先后颁布了4个规范性文件：国税发[1997]134号、国税发[2000]182号、国税发[2000]187号、国税函[2007]1240号，对善意取得和非善意取得的认定和法律后果作了规定。按照上述规范性文件，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购货方与销售方存在真实的交易；

2、销售方使用的是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专用发票；

3、专用发票注明的销售方名称、印章、货物数量、金额及税额等全部内容与实际相符；

4、没有证据表明购货方知道销售方提供的专用发票是以非法手段获得的。除此之外的情形，如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从销售方取得第三方开具的专用发票、从销货地以外的地区取得专用发票、购货方明知销售方提供的专用发票是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均不能认定为善意取得。

对纳税人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不同定性，指向不同的法律后果。一是无货虚开——无货必定是虚开。如某公司为降低税负少缴税款，在没有货物购进的情况下，支付6%开票费从不法份子手中购得2份价税合计420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非法抵扣税款61025.64元。该公司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非法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论处，虚开税款在1万元以上，需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二是有货虚开——有货不一定是善意。如浙江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从浙江永康焦炭市场经营户徐某处购进60吨焦炭，价款90000元，并向其索要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从徐某处取得4份销售方为安徽省合肥市某物资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张某向所在地国税机关申报抵扣税款13076.92元。多年后，合肥市该物资公司案发，被公安税务部门联合调查，查实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随后取得发票方也被税务机关调查。从A家进货从B家取票，或从A家取得B家开的票，虽有货物购进，但取得发票与交易事实不符，且购货方有明知或故意的情节，却希望或放任这一结果发生，应定性为非善意取得，以偷税论处。三是善意取得虚开。如江苏某贸易公司C公司采购人员联系到自称是浙江温州D公司销售人员王某，签订采购合同后从D公司购进一批电子产品，合同价款1300000元，并取得D公司开具的与购进货物相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C公司向当地国税机关认证后抵扣税款188889.16元。时隔一年，D公司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税务机关调查，经调查发现，王某与D公司没有雇佣关系，其销售给C公司的电子产品也不是D公司的产品。购货方与销货方有真实货物交易又无主观故意且不知情，应定性纳税人属于善意取得，补缴税款，不加收滞纳金，不以偷税或骗取出口退税论处，如能重新取得合法有效的专用发票，准许其抵扣进项税款。

二、税务部门判断善意与否的实践操作

实践中，税务部门常感到此类案件事实难掌握、证据难核实、案件难定性。原因在于：一是事后检查，难以核实货物交易的真实性。二是企业购销方式、资金结算方式灵活多样，增加了税务人员判断是否属于善意取得的难度。三是一旦被税务部门调查，取得发票方往往以事先并不知情为自己开脱，开具发票方走逃或已被公安控制，我方能掌握的出具发票方信息很少，且对出票方协查无法通过金税协查系统，因此，时过境迁，税务部门难以取得相互印证的证据链。四是一些恶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纳税人，通过做假账、做伪证、制造虚假资金流等手段，给税务部门取证和定性带来难度。

笔者以为，税务部门应以票、货、款是否一致为基础，综合考虑货物交易的真实性、发票内容和取得方式、资金结算方式、货物交付方式等多种因素，判断取得发票的一方是否属于善意取得。

（一）货物交易的真实性。对于纳税人取得已证实是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首要环节是核实纳税人是否有货物购销业务。具体可通过审核账薄凭证、购销合同、货物运输方式、资金支付凭证、仓库出入库凭证，同时询问采购、仓储、运输、财务等环节相关人员，条件许可的前提下，外围调查供货方。

运输流是查证货物交易真实性的有力证据。如果是由第三方承运，应核实提货单、运输单据注明的起运地和目的地、运费支付凭据等，并调查承运方；如果是租用车辆，应核实租赁合同、租赁费用、雇佣的司机和相关费用等。

（二）发票内容和取得方式。审核发票注明的各项内容是否与实际交易相符，重点审核实际交易的销售方与发票注明的销售方是否相符，如存在不相符的情形，则即使有货物购进，也不能认定为善意取得。

（三）资金结算方式。资金流是企业无法磨灭的证据，传统的检查方式是审核票款的支付方向是否一致，然而一些稽查案例显示，近年来的虚开和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多数已通过签定虚假合同、制造虚假资金流，保证了票流和资金流表面的一致性。但如果是虚假交易，资金会从开票方回流，通过私人账户等较为隐蔽迂回的形式，在开票方、出票方、中介人等环节分割利益。

三、对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成本列支争议 在纳税人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所得税处理方面，目前为止并无明确的税收政策规定。实践中，对于非善意取得，一般的做法是不允许税前列支相应成本，这一点并无太大异议；而对于善意取得的成本列支问题，各地理解和执行不一，并不时引起税企争议。因此，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成本列支问题，亟待税收政策上的明确，以便基层税务机关正确执行。

（一）各地理解和执行不统一，不同税务机关曾发过意见完全不同的文件。

1、《浙江省地方税务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浙地税二〔2001〕3号）规定，依据国税发〔2000〕187号，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购入商品实际支付的不含税价款，在结转成本时准予税前扣除。

2、《江苏省国家税务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问题的批复》（苏国税函〔2003〕37号）、《江苏省国家税务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抵扣凭证能否作为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依据问题的批复》（苏国税函〔2006〕70号）规定，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0〕84号）1 第三条：“纳税人申报的扣除要真实、合法”，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抵扣凭证，所支付的货款不得税前扣除。

3、《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以不法凭证列支成本费用税务处理的实施意见》（穗地税发〔2005〕276号）规定，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所得税管理若干问题的意见》（国税发〔2005〕50号）2：“不能提供真实、合法、有效凭据的支出，一律不得税前扣除”，但纳税人有真实交易，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能够根据国税发〔2000〕187号从销货方重新取得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相应成本允许企业税前扣除。

（二）税务机关内部和税企业双方时有争议。赞同税前列支的观点认为，现行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明确了税前扣除的三个基本原则：真实性、相关性、合理性。因此，善意取得虚开发票，只要符合税前扣除的这三个基本原则，应准予税前扣除。而且，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发票，一定程度上说，取得发票方也是受害者，从销售方重新取得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不现实，增值税已不允许抵扣，成本再不允许税前扣除，企业损失太大。反对税前列支的观点认为，虽然税前扣除基本原则没有提及合法性，但允许税前扣除的各项支出必须符合税法规定，纳税人即使属于善意取得，但取得的是已证实虚开的、不合法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应不得在税前扣除。实际操作中，多数的做法是善意取得也不允许税前扣除，纳税人往往难以理解和接受。

笔者的观点是：

1、非善意取得不允许税前扣除相应成本。非善意取得，虽有货物购进但取得发票与交易事实不符，且取得发票一方存在明知或故意的情节，以偷税论处，应不允许税前列支相应成本。

2、善意取得应允许税前列支相应成本。2008年开始施行的《企业所得税法》，明确了真实性、相关性、合理性三个税前扣除的基本原则，当然税前扣除还必须遵循隐含的合法原则，但笔者以为所谓的合法，强调的是允许税前扣除的各项支出的内容必须符合税法规定，而不是刻意强调所取得的票据这一形式上的合法。因此，从法理的角度，鉴于成本发生的真实性、纳税人的无主观故意性以及重新取得合法有效发票的不现实性，善意取得应允许税前列支。（作者单位：松阳县国家税务局）负责编辑：华丽军

第三篇：福建省泉州市松苑锦涤实业有限公司等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非罪之认定

福建省泉州市松苑锦涤实业有限公司等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非罪之认定

【案号】（2000）泉刑初字第196号二审：（2001）闽刑终字第391号

一、案情

公诉机关：福建省泉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单位：福建省泉州市松苑锦涤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苑公司），中外合资企业。

被告人：林建基。

被告人：陈某某，原系松苑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5年11月1日曾因偷税罪被石狮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在缓刑考验期内因本案被采取强制措施。

被告人：施某某，原系松苑公司副总经理。

2000年5月间，林建基在松苑公司向陈某某推销节能器材过程中，得悉陈为提高公司现有设备价格，以显示公司经济实力，欲购买一些伪造票据做公司账目。林建基即表示愿意提供，陈某某提出虚开票据数额为3700余万元人民币。双方商定，由陈某某按虚开面额千分之五的比例支付酬金给林建基，并向林建基提供了3张松苑公司向江苏扬州惠勇物资有限公司、江苏盐城华强化纤机械有限公司、江苏苏州凯美化工有限公司购买设备所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作样式。施某某在陈某某的授意下，根据该公司现有设备虚列了一张价格3700余万元人民币的设备清单，通过杨跃辉（另案处理）交给林建基，林建基则根据陈某某、施某某提供的发票样式及设备清单，从他处买来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942份，以及发票专用章12枚，并以松苑公司为受票人开具发票326份，面额总计37087001.15元，税额5388709.57元。同年6月23日，林建基指使杨跃辉将开具的326份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拿到松苑公司，经施某某核对后交由陈某某，陈某某付款人民币18.54万元给林建基。案发后，公安机关在林建基家中搜出开错税率及空白的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和伪造的印章12枚。

福建省泉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林建基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单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陈某某和施某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向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单位松苑公司及其辩护人辩称，松苑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是用于抵扣税款，犯罪情节轻微，可以不认为是犯罪。

被告人林建基及其辩护人辩称，林建基在公安机关主动交待为松苑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构成立功，应从轻、减轻处罚。

被告人陈某某及其辩护人辩称，陈某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是为了抵扣税款，归案后认罪态度好，应从轻处罚。

被告人施某某及其辩护人辩称，施某某没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不是本案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施某某不构成犯罪。

二、审判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林建基违反国家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规定，为牟取非法利益，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942份，并从中为被告单位松苑公司虚开326份，面额总计37087001.15元，税额5388709.57元，虚开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及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陈某某、施某某分别是松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副总经理，为公司牟取非法利益，故意让他人以公司的名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且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其中被告人陈某某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施某某系直接责任人员。被告单位松苑公司及被告人陈某某、施某某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林建基在被公安机关查获其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印章的情况下，才交待赃物去向及其他同案犯的犯罪事实，故其辩护人提出林建基有立功情节的辩护理由不能成立。被告单位松苑公司违反国家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法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巨大，社会危害性大，故其辩护人提出被告单位犯罪情节轻微、可以不认为是犯罪的辩护理由于法无据。被告人陈某某为谋取单位非法利益，与被告人林建基商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事宜，指使被告人施某某虚列设备清单，是主犯，其辩护人提出陈某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是为了抵扣税款，归案后认罪态度好，建议从轻处罚的意见可以采纳。陈某某在缓刑期间犯罪，应撤销缓刑，数罪并罚。被告人施某某明知陈某某为显示松苑公司经济实力，在其授意下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而开具公司生产设备价格清单、验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有同案人供述，并有扣押的虚开的生产设备清单、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佐证，施某某辩称事先不知道要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施某某没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不是本案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施某某不构成犯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鉴于施某某系在陈某某的指使下实施犯罪行为，在本案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是从犯，对被告人施某某应比照陈某某减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二款，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01年3月20日判决如下：

1.撤销石狮市人民法院（1995）狮刑初字第173号刑事判决中以偷税罪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的缓刑部分之判决。

2.被告单位泉州市松苑锦涤实业有限公司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

3.被告人林建基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

4.被告人陈某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合并原偷税罪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

5.被告人施某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6.继续追缴被告人林建基违法所得人民币18.45万元，上缴国库。

一审宣判后，被告单位松苑公司及被告人林建基、陈某某、施某某均不服，提出上诉。

被告单位松苑公司及其辩护人上诉称：该公司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为了提高公司设备的价格以显示公司的实力而购买一些伪造的发票作公司的账目。本案购买的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由于注明是固定资产，不能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税款。因而，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都不具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偷逃税款的主观故意和行为，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该公司只是具有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鉴于主观恶性较小，没有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请求法院从轻判处松苑公司罚金人民币10万元，并对法定代表人陈某某从轻判处。

林建基及其辩护人诉称：1.林建基虽然购买了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这只是犯罪的手段，购买发票是为了虚开，其实施的犯罪与其方法之间存在牵连关系，因而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罪认定，而不应实行数罪并罚；2.原判对林建基量刑偏重。本案中林建基同样系从犯，却比主犯陈某某判处了更重的刑罚，显失公平；3.林建基在公安机关主动交待了为松苑公司虚开的事实，应认定具有自首、立功情节。

陈某某及其辩护律师诉称：1.陈某某只是购买了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应以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罪；2.陈某某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只是做内部账目，没有抵扣税款，没有给国家造成损失；3.陈某某主观恶性小，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其是泉州民营企业家，每年给国家上缴税款上千万元，对当地经济建设有一定贡献，请求从轻判处。

施某某及其辩护律师诉称：1.松苑公司只是实施了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2.施某某是在陈某某的授意下开具了生产设备清单，不知是用于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因而本人不构成犯罪。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基本一致，认为：上诉人林建基违反国家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规定，为牟取私利，受人之托，从他人处购买了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942份，从中出售给松苑公司326份，其行为已构成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因其购买时即明知不是为了抵扣税款，也没有将抵扣联交给买方，未给国家税款造成损失，综合考虑本案的情节及后果，对林建基可予从轻处罚。林建基及其辩护人关于只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罪和具有自首和立功情节等辩护意见，经查与法律、事实不符，不予采纳。上诉单位松苑公司和上诉人陈某某、施某某向他人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是以抵扣税款为目的，而是为了提高购进设备价值，显示公司实力，以达到在与他人合作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的目的。根据国家税法的规定，注明为固定资产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抵扣税款，且陈某某也没有要抵扣联，国家税款不会因其行为而受损失，松苑公司、陈某某、施某某的行为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不构成犯罪。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有关辩护理由，予以采纳。原审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对松苑公司、陈某某、施某某定罪处刑不当，应予撤销。原审认定上诉人林建基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清楚，但定罪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02年5月31日判决如下：

1.撤销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泉刑初字第196号刑事判决；

2.上诉人林建基犯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3.上诉单位泉州市松苑锦涤实业有限公司、上诉人陈某某和施某某无罪。

三、评析

本案中，对于被告单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陈某某、施某某为了提高购进设备价值，显示公司经济实力，向他人购买虚开的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较大分歧。

第一种观点认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理由是：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从法条规定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行为犯，立法并未将抵扣税款或骗取出口退税的目的和国家税款流失的犯罪结果作为该罪的构成要件。对于增值税专用发票，一经虚开达到一定数量，即构成犯罪。被告单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陈某某、施某某的行为属于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且数额巨大，已经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不过，对这种不以抵扣税款和骗取出口退税为目的的犯罪，可以根据其犯罪情节适当从轻处罚。

第二种观点认为构成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理由是：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立法本意是为了保障国家流转税制，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发票秩序，打击的锋芒是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非法抵扣国家税款和骗取出口退税款。对于类似本案被告不以偷骗税为目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宜认定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刑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被告单位松苑公司和被告人陈某某、施某某实施了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从罪刑相适应的角度看，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法定刑较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为轻，因此，对上述被告单位或被告人可以按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罪处刑。

第三种观点认为不构成犯罪。理由是：本案中，被告单位松苑公司和被告人陈某某、施某某之所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为了增加其公司现有设备的价格，提高其固定资产的数量，以便在和外商谈判时处于有利的地位。而根据国家税法的规定，注明为固定资产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抵扣税款，且涉案被告单位或被告人根本没有要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抵扣联，因此国家税款不会因其行为而受损失。综合考虑，被告单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陈某某、施某某的行为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不能以犯罪论处。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理由是：

（一）被告单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陈某某、施某某为了提高购进设备价值，显示公司经济实力，向他人购买虚开的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我国刑法第十三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一犯罪定义表明，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准确把握这一特征，是我们结合刑事法律界定一种行为罪与非罪的前提。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对于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不能定罪，同时，对于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即使从字面上看为刑法条文所规范，也必须适用限缩解释的方法将之排除在犯罪圈外。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主客观要素的统一，因此，在确定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时，不仅要考察行为的客观危害性，而且要关注行为的主观危险性。

本案中，被告单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陈某某、施某某从林建基处以人民币18.54万元购得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26份，面额总计37087001.15元，税额5388709.57元，并用于虚高公司设备的价值，以显示公司的实力。虽然从表面上看，松苑公司、陈某某、施某某实施了购买虚开的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且涉案数额巨大，但与人民法院审理的大量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相比，社会危害性具有本质区别：主观方面，涉案被告单位或被告人是为了虚夸公司实力，以便在和外商谈判时处于有利的地位，并不具有偷、骗税款故意，且无证据证实其具有获取其他非法利益的动机和目的；客观方面，根据国家税法的规定，注明为固定资产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抵扣税款，且涉案被告单位或被告人根本没有要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抵扣联，所以国家税款不会因其行为而遭受损失，且无证据证实有其他严重危害后果。因此，本案被告单位或被告人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从本质上讲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二）考察立法原意，对刑法第二百零五条和第二百零八条应基于体现谦抑的价值立场作限缩解释，被告单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陈某某、施某某的行为不具有刑事违法性。

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法律特征，是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犯罪是严重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统一，其中，社会危害性是第一性的，刑事违法性是第二性的，行为不是因为违法才具有社会危害性，而是因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才违法。因此，对于刑事违法性的判断，我们不能仅从法律规范本身去理解，而应结合社会危害性来考察。如前所述，对于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即使从字面上看为刑法条文所规范，也必须适用限缩解释的方法将之排除在犯罪圈外。目的性限缩的解释方法即是广义的限缩解释方法的一种，它是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重要方法，是指基于规范意旨的考虑，依法律规范调整的目的或其意义脉络，将依法律文义已被涵盖的案型排除在原系争适用的规范外。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相关刑法条文的理解和适用，也必须照应目的性限缩解释方法的运用。

从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犯罪构成，表现为行为人客观上具有虚开行为，主观上有虚开的故意，并不要求有偷逃、骗取税款的目的。但查立法资料可知，1997年刑法修改时没有注意到类似本案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况，也没有考虑到对这种问题的处理，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的立法本意是保障国家流转税制，打击的锋芒是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非法抵扣国家税款和骗取出口退税款的行为。因此，对于确有证据证实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偷、骗税目的，客观上也不会造成国家税款流失和其他严重后果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虽然字面上看其符合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但认定其具备刑事违法性恐怕并不符合立法原意。

同时，认定本案行为难以被刑法第二百零五条所规范，也是基于刑法谦抑的价值立场所应得出的结论。刑法事关生杀予夺，对其可能的扩张和滥用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谦抑是刑法较之其他部门法独特的价值立场。所谓刑法的谦抑性，又称刑法的经济性或者节俭性，是指用刑之道应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抗制犯罪。刑法的谦抑性要求慎用刑罚，准确贯彻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为行政处罚、经济制裁等非刑罚的社会调控措施留下足够空间。据了解，类似本案行为是否定罪，理论界和实务部门都存在不同看法。在这种分歧观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选择有利于被告人的谦抑立场，更加符合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同理，刑法第二百零八条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规定，亦应将本案这种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提高购进设备价值、显示公司经济实力的行为排除在外。

综上，本案被告单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陈某某、施某某的行为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不宜以犯罪论处，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是正确的。需要指出的是，本案另一被告人林建基虽然因明知所虚开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是用于偷、骗税，不会给国家造成税款损失，故其行为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但其主观恶性较大，为牟取高额开票费，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出售数额巨大，与被告单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陈某某、施某某购买发票意图服务于公司经营有明显区别，应以犯罪论处。根据刑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又出售的，应依照刑法第二百零六条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因此，二审法院改变一审对林建基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定性，将其罪名修正为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也是正确的。

文/牛克乾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第四篇：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审理情况及相关问题的调研报告

一、基本概况

我国在1994年1月1日全面实行了以增值税为主体，消费税、营业税并存的流转税制度。增值税是以在商品生产流通或提供劳务过程中的增值额为征税对象的流转税种。增值税专用发票与普通发票不同，它既是一般纳税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商业凭证，又是记载该专用发票开具方应纳税额和受票方抵扣进项税额的合法证明，具有双重功能作用。它如同一根“链条”，使生产至流通，批发至零售的各个环节紧密相连，有利于税收征管、稽查监督，充分发挥税收制度在市场经济中的调节作用。但是一些不法分子为牟取非法利益，大肆进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活动，以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严重破坏国家税收征管秩序的正常运行，致使国家税款大量流失。

近三年来，我院审理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的占比较高，在审判实践中也遇到了一些法律适用上的问题。针对这一情况，调研组对近三年来审理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进行了专项调研。三年来，我院共审理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件52件，涉案人数104人。其中2002年20件、28人次，2003年12件、27人次，2004年20件、49人次。该类案件呈现出发案率高、涉案金额大，犯罪手段多样化，犯罪职业化的特点。在调研过程中，还引发了我们对审判实践中遇到的相关法律问题及关于此类犯罪的成因与对策的思考

二、案件呈现的特点

1、虚开行为多样化

随着科技的发展，犯罪分子往往利用自己的智能、专长，处心积虑，精心策划，不断翻新犯罪手段。从审理的情况看，存在以下虚开行为：（1）、在买卖过程中，明知对方无开票资格，为了达到抵扣税款的目的而让他人虚开的；（2）、从进项税入手，通过各种渠道非法购得进项发票后，按照相应的进项额虚开销项发票，在无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利用虚假发票抵扣税款，造成税款的大量流失；（3）、采用“大头小尾”的办法，抵扣联金额多填（大头），夸大交易额，存根联金额少填（小尾）或不填，在销项税上做手脚，使国家既未如实足额收取销项税，又有大量抵扣税被骗走，蒙受双重损失；（4）、利用“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便利条件，对交易方开不出发票的金额进行虚开，将应缴纳的税款在缴纳的同时，再从国家税款中抵扣回来；（5）、采用“只卖不开”或“多卖少开”，造成进项盈余，将盈余部分虚开发票给一些企业，从中收取手续费，个人获得好处，给国家造成损失。

2、犯罪组织化、团体化、家族化

犯罪职业化、团体化、家族化。一方面，一些专门从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个体户已出现，他们大多明挂“有限公司”的招牌，实则行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勾当；另一方面，犯罪分子大多内部分工严密，从领票、开票、中介介绍，到收取费用等环节，往往都有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并建立了一套“专业化分工、一条龙作业”的链条，“增值税专用发票”有专门成立的公司虚开，专用税票也有专人提供。增值税发票犯罪职业化、团伙化的趋势明显。而由于此种犯罪的高“利润”，犯罪分子很多都是同一家族的成员，案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是由一个案件牵出一串案件，呈现出犯罪家族化的特点。

3、犯罪主体以单位为主

增值税专用发票由国家税务机关依照规定发售，只限于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领购使用。在现阶段，取得一般纳税人资格的绝大多数为单位，领购使用增值税发票的以单位为主。因此审判实践中，大部分案件都是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的名义为他人虚开或让他人为自己虚开。

三、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法律思考

1、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定罪标准问题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定罪标准问题，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认定中最为核心的关键问题。首先，正确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客体是最终确认该罪定罪标准的关键。对此，我们认为，该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一是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秩序，二是国家税收征管制度，二者缺一不可。其中，根据刑法第三章第六节的规定，国家税收征管制度应当属于主要客体。因此，如果虚开行为仅仅破坏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秩序，但未实际危及国家正常的税收活动，只能属于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其次是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性质的认识。对此，理论上主要存在行为犯、目的犯还是结果犯之争。我们认为，行为犯是故意犯罪的一种既遂形态，属于犯罪停止形态理论范畴体系，目的犯是故意犯罪的一种类型，属于罪过形式理论范畴体系，因此，行为犯和目的犯并非一对逻辑上的全异关系的概念，而是属于交叉关系，两者并行不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既是行为犯，也是目的犯。尽管刑法第205条并未将其规定为目的犯，但刑法将其规定为危害税收征管罪，具有偷骗税款的目的应当是该罪的应有之意。正如有的金融诈骗犯罪，刑法并未明确规定行为人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并不妨碍对其进行目的犯的认定一样。换言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客体问题与性质认定问题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侵犯国家税收征管制度的客体要求客观上决定了该罪的目的犯性质。

基于上述观点，我们对审判实践中下列几种虚开行为，一般不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1）为虚增营业额、扩大销售收入或者制造虚假繁荣，相互对开或环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2）在货物销售过程中，一般纳税人为夸大销售业绩，虚增货物的销售环节，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但依法缴纳增值税并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行为；（3）为夸大企业经济实力，通过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增企业的固定资产、但并未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国家税款亦未受到损失的行为。

2、对不同虚开行为的认定

审判实践中，为了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具备合法纳税资格的行为人获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从他人处购买或者借来；二是伪造或者以购买、诈骗、盗

造增值税专用发票而又为他人虚开的情况下，存在两个犯罪行为并存的情形。刑法第211条明确规定，盗窃或者诈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要按照盗窃罪或者诈骗罪来处理，但是并没有说明盗窃或者诈骗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为他人虚开的行为定性。同样对于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刑法也没有规定定性问题。审判实践中遇到行为人往往在盗窃、诈骗、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之后为他人或者为自己虚开，牟取经济利益。因此，对这些行为的定性不能够停留在盗窃、诈骗或者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阶段上。在行为人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为目的盗窃、诈骗或者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下，行为人的目的行为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盗窃、诈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仅仅是手段行为或者方法行为，最终还要服务于虚开行为。因此，这里符合牵连犯的特征。就犯罪轻重来说，刑法第206条、第264条、第266条规定的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盗窃罪、诈骗罪的刑罚有三个幅度：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关于死刑的刑罚规定并不在上述行为涉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下适用。而刑法第205条第1款、第3款除了规定与上述三种犯罪相同的自由刑幅度之外，还规定了二个幅度的罚金刑：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对于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巨额退税的情况下，还有可能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因此，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比较之下是重罪。这种情况下，盗窃、诈骗、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之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应该按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罪，从重处罚。对此，有的学者则认为“为他人虚开”包括“为他人虚开的犯罪分子自己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或通过盗窃、欺骗、抢劫、非法购买等手段获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然后为他人虚开”。这里还存在着另外两种情况：一是抢劫的情况下仍然属于牵连犯，但是较重的犯罪是抢劫罪，因为刑法第263条中对抢劫罪仅仅规定了两个刑罚幅度：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即便是行为人在抢劫之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无论是否“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都可以适用刑法第263条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二是除了以盗窃、诈骗方法外，行为人还以抢劫、抢夺或者敲诈勒索、侵占、职务侵占等方式获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如果出现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自然可以按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来处理，但是如果并没有虚开，甚至还出现了毁坏他人或者其他单位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能否按照刑法规定第五章的侵犯财产罪来处理呢？根据刑法第210条的规定，盗窃、诈骗的情形自然可以成立盗窃罪、诈骗罪，但是对于其他的情形则没有规定。尤其是在行为人侵犯增值税专用发票之后并不虚开的情况下，是根据侵犯行为定罪处罚，还是按照破坏生产经营罪处理呢？如果按照侵犯行为定罪，如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敲诈勒索罪来处理，具体的犯罪数额又该如何认定呢？1997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若干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列出各种特殊物品中并不包含增值税专用发票，又不能按照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的规定处理。我们认为，根据体系解释的原理，应该和刑法第210条的规定保持一致，按照具体的侵犯行为性质来认定犯罪的性质，例如，侵占罪、职务侵占罪等。但问题在于如何确定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财产性质，即如何确定犯罪中的具体数额，因为刑法或者司法解释并没有明文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应该区分两种情况：1.犯罪对象是空白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此，可以按照增值税本身的购买价格来认定犯罪数额；2.犯罪对象是填写了一定交易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此，因为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用于抵扣税款，而且已经使用过了，原来的购买价格没有意义，可以按照抵扣税款的数额来认定犯罪数额。之所以不能够按照破坏生产经营罪来处理，是因为尽管行为人将被害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占为己有，暂时性地妨害了被害人的经营活动，但是并没达到完全破坏生产经营的程度，被害人可以重新向税务部门申领增值税专用发票，从主观上说，行为人可能主观上并不具备破坏他人生产经营的目的，而具有非法占有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目的，比较符合占有型侵犯财产罪的犯罪构成条件。

5、共同犯罪问题

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中，对于“为他人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中“他人”的理解，关系到虚开行为中不同行为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也即是否成立共同犯罪的问题。首先，“为他人虚开”和“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之间有对向关系，在双方主观上都明知的情况下，“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必然会涉及到“为他人虚开”，当然，反过来则未必成立，因为在为他人虚开时，接受者不一定知道自己接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他人虚开的——实际开票人与票面开票人不一致或者票面交易数额不符合实际等等。从“他人”的法律地位看，“他人”可能是社会组织，也可能是公民个人。在双方主观上都明知的情况下，他们的行为在本质上一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那么能否成立共同犯罪呢？对此，早有学者指出，是可以成立共同犯罪的，因为他们双方彼此互为“他人”，在主观上具有相同的犯罪故意，在客观上实施的是法律禁止的相同的犯罪行为。但是，也有观点指出，如果“为他人虚开”或者“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中的行为人指向的对象不具有稳定性，是不确定的多数人，那么之间的对向关系可能无法建立，就应该按照各自的行为定罪处罚，但是，这种观点反对上述行为对向关系成立的可能性，认为没有必要按照共同犯罪来处理。结合审判实践，我们认为，有的情况下，比如，行为双方有稳定地对向关系，那么就完全符合刑法中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有必要按照共同犯罪来处理，否则违法了罪刑法定的原则。当然，如果行为人之间确实不存在稳定的对向关系，那么自然不能够按照共同犯罪来处理。其次，关于“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与其他两种行为之间的关系。行为人介绍甲给乙虚开

增值税时，和甲、乙在主观上有着相同内容的故意认识，不仅违法性认识相同，而且都认识到特定的行为对象，在实施了介绍行为之后还存在着具有相同法律本质（虚开增值税转用发票）的犯罪行为，完全符合共同犯罪的规定。刑法第205条虽将之单独规定为一种虚开增值税转用发票的实行行为。但是，刑法也没有禁止在这样情形下按照共同犯罪处理。因此，对于介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人完全可以按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共同犯罪处理，而不必单独定罪处罚。

那么，在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共同犯罪中，犯罪单位之间、犯罪单位中的自然人之间可否区分主从犯？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0月实行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否区分主犯、从犯问题的批复》规定：“在审理单位故意犯罪案件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不区分主犯、从犯，按照其在单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判处刑罚。”据此，在司法实践中，对单位犯罪中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照其在单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能够正确地确定刑事责任，就没有必要再区分主犯、从犯；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单位犯罪中，有关责任人员具有共同的实施单位犯罪的故意和共同的实施单位犯罪的行为，可以成立共同犯罪。根据具体案情，如果不区分主从犯，对被告人量刑很难做到罪责刑相适应的情况下，也可以而且应当区分主从犯。

四、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的成因分析及相应对策

（一）、犯罪成因分析

1、低成本、高利润是导致增值税发票犯罪的直接原因

由于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抵扣税款的依据，纳税人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就等于取得了抵扣税款的权利。因此，犯罪者不需要很大投资，往往只需申办成立一个挂名的企业，给当地税务、工商、海关、银行等部门一些工作人员一点好处，国家的上百万、千万的钱就可以转移到自己的腰包，从而获得巨额利润。就算此时案发，犯罪者已经挣到了足够的钱财，甚至已经大肆挥霍，造成大量巨额税款难以追回的重大损失。

2、体制制度及法律规范的不健全是导致增值税发票犯罪的主要原因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国家管理中的一些体制和制度还不完善，抑制职务犯罪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消减，继而增强了一些意志较薄弱的税务人员的侥幸心理和投机心理，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犯罪。同时税务机关内部征管、稽查之间缺少良好的协调机制，征收管理手段落后，征管信息传递不畅，再加上一部分税务干部无视操作规程，随意简化工作程序，致使一些规章制度流于形式，最终给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3、思想教育欠缺、纳税意识不强是导致增值税发票犯罪的主观原因

一方面，一些地方基层税务部门只注重收入任务的完成，而忽视政治思想教育，一部分税务干部受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在“糖衣炮弹”面前吃了败仗，堕落成为增值税发票犯罪的帮凶。另一方面，一些企业和个人没有形成正确的纳税意识和规范的依法纳税行为。就个人而言，“购货者不要发票，要发票者不购货”现象的普遍存在，无形中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供了温床。而对于企业来说，企业困难了就打税的主意，公司资金周转不畅也打税的主意，税仿佛成了一块“唐僧肉”，成为一些单位和个人“猎”财的首选目标。

4、权力介入与地方保护是导致增值税发票犯罪久打不绝的关键原因

增值税发票犯罪案件久打不绝，并不断升级的关键原因是地方保护及一些腐败分子充当“保护伞”。有的地方的一些部门、单位从局部利益出发，没有完全杜绝地方保护主义，把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骗税的企业作为地方财政增收的财源，甚至有些政府工作人员把骗税作为个人大发横财的手段。腐败保护犯罪，犯罪助长腐败，互相作用，互相影响。近几年来，涉及增值税发票犯罪的大要案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相应对策

加强思想教育，加大税收宣传力度，提高全民纳税意识。

一方面，通过深化税务执法队伍教育，强化基础预防，提高税务干部拒腐防变能力，打造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专业化征税队伍。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大税收宣传的力度，加强税收知识的普及，提高和培养全民族的纳税意识，使税收观念深入人心，使纳税成为公民的自觉行为，形成依法纳税光荣的社会风尚。

建立健全专用发票管理法规，不断充实和完善刑事立法。在体制上，对容易发生问题的岗位、环节在管理制度上进行修改完善，建立专用发票的管理使用法规，增设对屡教不改的单位停供专用发票和对使用专用发票者要事先交纳保证金，发生违反发票管理规定的，保证金不予退还等方面的规定。同时，强化税收征收管理和监督，不断完善税收管理机构，改进税收征管制度，充分发挥计算机在管理增值税专用发票方面的作用，建立一套科学化、规范化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交叉稽核体系。在立法上，可考虑补充规定伪造发票专用章，财务印章,发票监制章为犯罪行为，补充设定非法取得专用发票而报销使用、非法所得数额较大并占为己有的行为为犯罪；补充规定开设地下工厂或集团进行专用发票犯罪，属从重打击对象，可考虑对专用发票犯罪除了处以刑罚外，并规定没收非法所得,收缴犯罪工具、处以罚金,剥夺直接责任人员的特定职务资格等处罚。

要加强部门配合，实施综合防范。防范和打击专用发票犯罪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任何一个部门或环节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而应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配合，综合防范。税务部门既要加强与公检法等部门的配合，建立起强有力的税收司法保卫体系，为国家组织收入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又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完善地区间协作规定，联手打击增值税发票犯罪。此外，税务部门还要加强与新闻媒介的沟通联系，对一些涉及面广、危害大、有影响的重特大案件,及时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向社会曝光，教育人民群众，震慑犯罪分

第五篇：关于产品标识上标注境外企业监制等问题定性的请示

关于产品标识上标注境外企业监制等问题定性的请示(2007-08-30 13:29:31)

标签： 法律产品标识企业字号在先权利 分类： 法律速递

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你局《关于产品标识上标注境外企业监制等问题定性的请示》（杭工商经检[2002]88 号）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在认定“傍名牌”违法行为的性质时，应把握以下三个要件：一是主观上有恶意，利用他人商誉，仿冒知名企业的商标或字号以牟利；二是客观行为是在商品上使用与知名商标、知名企业字号或知名商品相同或近似的商标、字号、特有名称，造成市场混淆；三是客观方面是损害了知名企业的商标、字号等现有的在先权利，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

具体按下列标准掌握：

经营者将国内外知名企业字号或商标在境外（如香港、日本等地）注册公司，然后回到境内以境外注册的企业名义生产销售或以“监制”、“授权生产”、“委托加工”、“ 商标使用许可”等形式，许可他人使用其在境外注册的企业名称，引起消费者误认误购，造成市场混

淆的，其行为构成了不正当竞争行为，按《浙江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的有关规定定性处罚。经营者生产、销售的商品所标注的境外企业名称或商标，与他人在境内注册的商标或企业名称相同或近似，造成市场混淆的，其行为侵犯了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构成侵权行为，可按《商标法》或《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定性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