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文化 盟旗制度[大全五篇]

第一篇：蒙古族文化 盟旗制度

蒙古族的盟旗制度是什么样的制度？

蒙古族的盟旗制度是蒙古地方政治制度，是清朝直接统治蒙古族的具体措施。满族统治阶级征服蒙古之始，就将满洲八旗制度推广于蒙古原有的政权系统，建立了盟旗制度。盟旗制度是军事与行政合一的制度。清代盟旗制度既有类似八旗满洲的形式，又是在蒙古族原有的封建世袭领地制度上建立起来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蒙古封建主政治、经济统治权的同时，更主要的是分化其实力，严格限制其人、马、军械等武装力量。由于清朝统治阶级对蒙古族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所以在人口增长时，另立新旗。旗与旗之间界限分明，任何人都不能潜越旗界，相互来往，违禁者要受到严厉的惩治。为了限制旗的发展，使各封建主的势力互相牵制，在旗之上设盟，盟也是沿袭了蒙古大小封建主原有的集会形式，使之成为高于旗的具有显著军事性的一级组织。由若干部所出的旗固定的地点会盟，会盟之处就是盟的名称。从清代以旗作为内蒙古地区基本军事行政单位以后，作为一旗之长的旗扎萨克概由朝廷任命。盟旗制度作为政治制度与牲畜业生产有着直接的联系，曾在客观上对安定蒙古社会秩序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加深了清朝统治者和蒙古王公贵族对蒙古人民的压迫和剥削。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正式成立，盟旗的名称虽仍存在，性质却完全改变了。

清朝统治下的蒙古——盟旗制度

清朝统治者对蒙古实行“众建以分其势”的政策，表现之一是推行盟旗制度。这种制度区别于前代，它是在蒙古原有的鄂托克和爱马克的基础上。参照满洲八旗制，在蒙古地区新建立的一种军政制度。旗的出现和设旗的一系列规定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与蒙古部落逐步归附于清朝的过程是紧密相联的。天命和天聪年间，蒙古部落归附后金汗国时，将归附之众编入满洲八旗内，成为满洲八旗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蒙古部落归附人多，曾于天命七年(1622)对归附的科尔沁和内喀尔喀五部之众，设立“兀鲁特蒙古一旗”，令科尔沁的明安统辖。天聪年间又出现“蒙古二旗”。后改为蒙古左右营。这些旗的设置、撤销或者合并，都是以清朝统治的加强为目的为转移的。

随着后金汗国的建立，特别是大清王朝的正式出现，中央集权制在皇太极时期逐渐加强，对蒙古部落的统治日益强化，不断发布军令和政令，将蒙古地区的统治纳入清王朝的统治轨道。天聪三年皇太极颁发“敕谕”、科尔沁、敖汉、奈曼、内喀尔喀和喀喇沁等部“悉遵我朝制度”，同年三月又“申定军令”，后金对明或察哈尔作战，蒙古各部必须“从征”，否则受罚。

崇德元年清廷正式开始设旗编佐。这一年清廷派遣大学士希福和蒙古衙门承政尼堪等，前往科尔沁和察哈尔等蒙古部落“查户口、编牛录、会外藩、审罪犯、颁法律、禁汗盗”。

清制，每旗设立扎萨克一员，康熙二十五年开始由清廷颁给印信，总理旗务，世袭罔替。协理旗务台吉，简称协理台吉二人或四人，协助扎萨克管理全旗事务。下属有管旗章京一人，副章京二人，凡十佐领以下之旗，分设管旗章京一人，副章京一人。

五、六佐领内设参领一人，佐领一人，骁骑校一人，领催每佐领设六人，每十家设什长一人，什长又称十家长。凡台吉贵族，每族各设族长一人，稽察本族内事务。

蒙古各旗每一百五十丁编设一佐领，三丁共一马甲，五十人为马甲，其余百人为闲散，遇有战争，“以二丁差遣，一丁留家”。三年一次编审丁册，年十八岁以上至六十岁以下皆入丁册，有病者例外。编审之年，扎萨克以下，什长以上，按佐领察核造印册，由协理台吉会同管旗章京送交理藩院，限十月内送到。凡隐匿人丁者，扎萨克、协理台吉、管旗章京、副章京、参领、佐领、骁骑校皆论罚。各旗辖佐领多少不一?多者近百个，少者一个或几个。无论佐领多寡，每一个旗都是一个世袭领地，扎萨克是一旗之长?对旗内属民秉承清廷意旨实行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负责向清廷缴纳赋税，编审丁册，年班朝觐?入朝上员，清朝通过扎萨克统治和控制蒙古各部落，因此，扎萨克是具体贯彻满洲贵族统治者意志的执行者，旗这一级机构是清朝上情下达，下情上报，代表满蒙统治阶级利益管理蒙古地区的执行机构。

清朝统治者制定的《理藩院则例》和《大清会典》等，对旗与旗之间和旗与内地之间有种种限制。⑴旗与旗之间划定牧场，不得私自越界放牧和打猎；⑵蒙古王公贵族进京要按指定时间，走指定路线和关口，违者论罚；⑶蒙古人出境，必报明管旗章京，进出关口者，报明该管官，详细登记人数，如有购买物件者，须上报理藩院，行兵部给照，方可进出关口；⑷限制蒙古从内地购买武器，需要购买，须经批准，且有一定限量，不得多购；⑸禁止蒙古买人出关口，已入档册的蒙古人不准擅卖，末入档册者，可在本旗内买卖；⑹蒙古地区不准容留他处逃．来之人，限二日内解送理藩院，窝藏逃者以罪论；⑺蒙古地区不准容无籍私行之喇嘛、班第，也不准将属下家奴为班第；⑻蒙古不准随意嗣养他人之子，如要嗣养，须经批准，方可入本旗佐领下丁册；⑼蒙古王公外出到五台山礼拜者，随从之人有

限额，不得超额；⑽内地人到蒙古游牧者，不准与蒙古女子结亲；⑾禁止蒙古开矿并建造房屋，不准随意增开煤窑和烧锅(酒厂)；⑿、不准蒙古地区豢养戏剧演员。演听戏曲；⒀、蒙古人不准取用汉名，公文呈词不得用汉字，代写汉文讼词者治罪；⒁、蒙古不得延请内地书吏教习或充书吏；⒂、蒙古王公不得将属下阿勒巴图彼此互相馈送，违者罚。

清朝通过上述一系列限制和规定，对蒙古地区实行“众建以分其势”，限制各旗之间、蒙汉各族人民之间的来往与联合，一方面防止封建王公贵族势力坐大，影响清廷在蒙古地区的统治，另一方面又削弱和消除蒙古内部的联系及蒙汉人民的联合，达到在蒙古地区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目的。盟的设立是由会盟演变而来的，蒙古很早以来就有会盟的传统习惯。明代蒙古有六万户。明末清初，科尔沁和内喀尔喀五部等蒙古部落。与努尔哈赤曾多次举行会盟或盟誓，目的是共同对付明朝和察哈尔，不久科尔沁等部相继归服了后金，随着归附后金的蒙古人数的增多，到了崇德年间，正式设旗编佐，为了协调各旗之间的关系，清廷在旗这一级组织之上设立了盟。盟这一级组织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它是通过若干个旗举行会盟来实现的，一般是三年举行一次会盟，有时也有一年一次，目的“简稽军实，巡阅边防，清理刑名，编审丁册”，通过会盟清查各旗所属人丁，为请廷缴纳赋税和兵员的补充服务。

会盟之时，一般以地域为中心，若干个旗会集一处，各定其所会之地。各旗会盟有的是几个旗同会一处。有的是十多旗会集一处。会盟之年春季。各旗扎萨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塔布囊等。将自己旗所届兵丁会集一处，令其修理器械，练习骑射由盟长查阅，如有兵器残破不全，盔尾甲背无号记，军器中自马绊以上无号记，梅针箭、兔叉、骲头箭上无号记，军马无烙印、不拴号记者。一律按规定处罚。

内扎萨克蒙古各旗所会之地有六，即六盟或六会。哲里木盟由科尔沁、扎赉特、杜尔伯特等各旗来会，地点在科尔沁右翼中旗境内。同会之旗有十。卓素图盟，由土默特和喀喇沁等各旗来会，地点在土默特右旗境内，同会之旗有五。昭乌达盟?由敖汉、奈曼、巴林等各旗来会，地点在翁牛特左旗境内?同会之旗有十一。锡林郭勒盟，由乌珠穆沁、阿巴噶、阿巴哈纳尔左翼等各旗来会，地点在阿巴噶左旗和阿巴哈纳尔左翼两旗境内，同会之旗有十。乌兰察布盟，由四子部落、茂明安、内喀尔喀等各旗来会，地点在四子部落旗境内。同会之旗有六。伊克昭盟，由鄂尔多斯各旗来会，地点设在鄂尔多斯左翼中旗、鄂尔多斯右翼后旗和鄂尔多斯右翼前旗三旗接壤之地，同会之旗有七。会盟时?清廷派钦差大臣前往。有特定的仪式，会盟议事，王公台吉塔布囊不到者．按其官职大小和爵位高低给予处罚。乾隆十六年始停派大臣参加会盟，会盟事宜由该盟长会集各族办理，事后报告理藩院查核。各盟设有盟长一人。雍正六年始设副盟长一人。盟长和副盟长人选由理藩院在同一会盟的各旗任职的扎萨克和闲散的王贝勒贝子公中?开列名单报请皇帝批准。任命盟长后，颁给印信、乾隆十二年清廷议准内扎萨克六盟盟长均给予印信，办理全盟事务。此外，又没有帮办盟务一至二人，协同盟长和副盟长管理盟务。人员选拔手续同盟长和副盟长。内扎萨克蒙古六盟中。除锡林郭勒和乌兰察布盟未设帮办盟务外，其余各盟均设有此职。为了铃辖各盟蒙古兵丁，管理全盟军务，每盟设备兵扎萨克一人。

盟旗制度的设立，客观上对蒙古地区有一定积极作用，稳定蒙古地区封建统治秩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各旗封建主之间为争夺属民和牧场而引起的纷争，对牧业生产发展和社会安定是有利的。蒙古地区盟旗并存，任命盟长监督和控制各旗，在蒙古内部达到分其势的目的，这种消极作用亦是明显的。清代盟旗制度

明代后期，南迁到辽宁西北部的兀良哈三卫蒙古人，同迁入当地的喀喇沁部、土默特部、蒙郭勒津部和科尔沁部蒙古人，相互融合，到清初稳定之后，以喀喇沁部和土默特部(主体为蒙郭勒津人)之称纳入清朝的统治。

1、盟旗制的建立

清代，在蒙古族地区实行盟旗制的统治，在辽宁西北部蒙古族分布地区，也实行盟旗制。后金天聪三年，喀喇沁部蒙古人在其首领苏布地和他的叔叔色棱率领下归附后金。天聪九年，后金将喀喇沁部编为左右二翼旗，封苏布地之子固鲁思齐布为札萨克，掌喀喇沁右翼旗，封色棱为札萨克，掌喀喇沁左翼旗。喀喇沁左翼旗旗署初设于官大海，后迁公营子。

原驻牧于归化城附近地区的土默特部的一支，由俺答汗孙噶尔图统领，为避林丹汗部的侵扰，由归化城附近东迁，与喀喇沁部共牧一地。后又东移于喀喇沁部之东。为区别于故地归化城的土默特部，称东土默特。后金天聪二年噶尔图之子鄂木克楚琥尔率部归附后金，于天聪九年，后金封鄂木克

楚琥尔为札萨克，收所部驻牧之地编为土默特右翼旗。是年，鄂木克楚琥尔死，由其子固穆承袭札萨克职。

元臣兀良哈人济拉玛后裔莽古尔岱，率所部从喀喇沁部徙居东土默特驻牧地东，并统领了徙牧于此地的蒙郭勒津部蒙古人。天聪三年，莽古尔岱之孙善巴所部归附后金。天聪九年，后金将善巴所部的驻牧地编为土默特左翼旗，封善巴为旗札萨克。

由喀喇沁两翼旗和土默特两翼旗组成一个“盟”。因四旗开始会盟于土默特右旗卓索图(在朝阳县境内)地方，故名卓索图盟，为清代内蒙古六盟之一。盟设盟长1人，副盟长1人，由理藩院从盟内札萨克或闲散王公中选出，奏请皇帝任命。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又增设喀喇沁中旗，故卓索图盟管辖有喀喇沁左右翼旗和中旗、土默特左右翼旗。其后，又有喀尔喀左翼旗、锡埒图库伦旗也归卓索图盟管辖。各旗札萨克必须严守各自牧地管界，不许相互越界，调整牧地需经朝廷允许指定，札萨克和盟长均无权分封领地。

在辽宁省境内各旗驻牧地区是：土默特右翼旗在朝阳县、北票县一带，土默特左翼旗，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阜新市区和郊区一带，喀喇沁左翼旗，在凌源、喀嘲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和建昌县等地区I喀喇沁中旗，在今建平县地方。

清代前期，由于各旗蒙古王公贵族不断招来汉民垦耕土地．关内一些地区的汉人出关谋生，清政府也实行“借地养民”的政策，故有大量汉人流入辽宁境内蒙古人驻牧地区，并定居下来。清政府为蒙汉分治，于乾隆兰年设塔子沟厅，管辖汉民，其地蒙古人仍归各旗管辖。到乾隆三十九年，清政府又将塔子沟厅一分为二。东部，在朝阳县内增设三座塔厅，管理朝阳县、北票县及阜新等地区的汉民l西部仍归塔子沟厅，管辖凌源、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建平、建昌一带汉民。乾隆四十三年，撒“厅”建县，撤塔子沟厅建立建昌县，撤三座塔厅建朝阳县。二县专司汉民政令，蒙古族仍归各旗管辖。在二县内专设“三堂”，由满、蒙、汉各一官员组成，专理蒙、汉民纠纷案件。光绪三十年，升朝阳县为朝阳府，另将建昌县和平泉县各划出一部，设建平县。光绪二十九年，在土默特左翼旗内再设阜新县，实行旗县并立，蒙、汉分治制度。朝阳、建昌、建平、阜新和绥东五县均隶朝阳府。盟旗制的组织关系。“盟”是旗的会盟组织，合数旗而成，但非一级行政机构，只是清廷对盟内各旗的监督组织。各札萨克定期会盟，由盟长主持，审定各旗人丁、旗下佐一的改编等事宜。各旗人丁平时的武备情况也要到会盟地接受检阅。战时，盟长带领各旗兵丁出征。盟长无权干涉各旗的政事或发布政令。只在各旗出现难解决的民、刑案件时，会同札萨克审理。

“旗”是清政府依据八旗制度，在蒙古原有的社会统治制度的基础上，调整或分封牧地后编立的，是清朝统治蒙古族地区基本军政合一的单位。旗札萨克是由清政府从蒙古族王公贵族(王、贝勒、贝子、塔布囊)中选任，为一旗之主。平时掌管一旗的行政、司法、征税等事务。战时，征调一旗军队参战。札萨克下设协理台胄2入，协助札萨克管理旗务，协理台吉之下设管旗章京，负责处理和监督全旗政令的实施、兵务和法律执行情况，管旗章京下设梅林，分为管旗、印务、管兵梅林。管旗梅林分管旗内地方性民事等日常事务。印务梅林主管旗署内的印、文书档案，草拟命令和文告等。管兵梅林，分管一旗兵务、兵营、兵器及治安。梅林下设参领若干名，每一参领分管旗下佐领4至6人。此外，旗署内还有笔帖式若干，为文书职务。

旗以下设“佐”若干。清代中期以前，每150丁可编为1佐，丁增佐亦增。每佐设“佐领”，为一佐之主管。受旗札萨克之命，审定所属人丁，征收一佐课税，为旗征调夫役和出兵，排解民事纠纷，也为王府派遣护卫和传递信件等。每佐在佐领之下设骁骑校1员、领催6员，协助佐领办理一佐事务。佐领一般为4至6名，上受旗参领管辖，如清道光年间，喀喇沁左翼旗有参领9员，管理旗下53名佐领，全旗有骁骑校53员、领催318员。

在佐之下，每10民户设一“什长”，为旗内最低一级之官，受佐领之命，管理民户。

旗内成年男子都要经过审丁。一般规定，年18到60为丁口，逐年审定造册。蒙古族丁口除当喇嘛、庙丁和王公贵族家丁外，都要编入丁册。每佐150丁，选50丁当兵，余百丁为“附丁”，即为预备兵，平时劳动和习武，候选充兵。

清代康熙年间，清政府调派八旗蒙古军队到盛京等地驻防，称“驻防八旗蒙古”。又拨一部分巴尔虎蒙古人到盛京披甲当兵，为蒙古“游牧八旗”。八旗蒙古军队的家眷和附丁，随驻防于各地的蒙古军就地编佐，拨绘土地或牧地。每百丁编立1佐。八旗蒙古与八旗满洲相同，为军事编制，不属地方盟旗管辖。够一旗之军，委派都统或总管统之。下为驻防各地的佐领，管辖蒙古民户和人丁。人丁披甲是直接补入八旗蒙古或游牧八旗军中。清代的盛京、新宾、风城、岫岩、开原、辽阳、熊岳、复州、金州等地的蒙古族民户，都隶属于八旗蒙古或游牧八旗佐领的管辖。

（二）蒙古族封建等级制度

清代，满族统治者为了控制和利用蒙古封建主势力，对于归服的蒙古封建主，按其效忠与功劳的大小，给予爵位，分别授予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不同爵位，并世袭罔替，相传子孙。

喀喇沁左翼旗的札萨克色校，顺治五年(1648年)封镇国公。同年，土默特右翼旗的札萨克固穆，封镇国公，康熙二年(1663年)晋为固山贝子，世袭罔替。土默特左翼旗札萨克善巴，崇德元年(1636年)封达尔汉镇国公。

贵族阶层还有塔布囊和台吉。塔布囊，汉译意为“驸马”。兀良哈氏济拉玛(者勒蔑)是成吉思汗的功臣，其子又是驸马。成吉思汗封其子孙为“世袭塔布囊"称号，成为蒙古贵族，享有特权。塔布囊分一、二、三、四等。台吉，蒙语，由汉语“太子”讹变而来。其义展延，巳与皇族相当。成吉思汗家族“孛儿只斤氏”为“黄金家族”。凡这个家庭的男性世袭“台吉”称号，成为贵族阶层。平民阶层称哈日出特(蒙语)，汉译意为“黎民”。亦称呼雅根阿日特(蒙语)，汉译意为“甲士”，有当兵、服徭役、纳税义务，也有当差升官职的资格。

属下阶层称属下，即领属的自由民，低于平民。有王爷属下和寺庙属下。王爷属下有“随旗蒙古人”。他们是外地迁移而来的匠人、艺人等。王爷属下还有“套斯各”(蒙语，汉译意为“庄户”)、“朱勒沁”(蒙语，汉译意为“押墓属下”或“陵丁”)和“达日罕包勒”(蒙语，汉译意为“获释奴隶”)，他们是清室公主下嫁王公贵族、官宦陪嫁而来的侍从、艺人、匠人及媵姬等男女仆人。寺庙属下，一是投靠寺庙的随旗蒙古人；二是建筑寺庙时，从外地招来的工匠艺人，不愿返回原籍，投靠了寺庙而定居下来，成了归属寺庙的属下。他们每年要向寺庙纳贡、服劳役。奴隶阶层的“格仁包勒”，即汉语“家奴”。他们世代为奴，是社会最底层。

（三）喀喇沁左翼旗和土默特左、右翼旗札萨克世系

1．喀喇沁左翼旗札萨克世系

3．土默特左翼旗札萨克世系

4、辛亥革命后旗县变化

辛亥革命后的军阀统治时期，民国元年(1912年)，喀喇沁左翼旗地方的汉民初归河北省，后改为热河省特别区建昌县管辖，民国3年因建昌县与江西建昌府同名，改称凌源县。同年，撤销朝阳府，原所辖五县先后改隶承德府、热河特别区。到民国17年(1928年)，划归热河省，民国20年，将凌源县东南部、朝阳县南部、喀喇沁左翼旗南部等地区划出，增设凌南县(建昌、喀左境内)。将喀喇沁左翼旗大城子的汉民划归凌源县管辖。民国年间，土默特左翼旗、阜新县同属热河省。

东北沦陷时期，在辽宁省蒙古族聚居各地，实行殖民统治的旗县制，为适应殖民统治的需要，旗县及其隶属关系也有变更。民国23年(1934年)，将朝阳县改隶锦州省。民国26年，将凌源、凌南两县合并，改为建昌县，伪县署设于莽牛营子(建昌镇)。同年，将建平县北部50个村划出，另建新惠县。并将喀喇沁左旗七家子区4个村、宁城县(今属内蒙古)西桥区9个村划归建平县。民国29年，将朝阳县复改为土默特右旗，又将朝阳县北部划出，建土默特中旗，旗署设于北票。建昌县和喀喇沁左旗合并，撤县存旗称喀喇沁左翼旗，旗署设于鸵牛营子。建平县并入喀喇沁旗，旗署设于建平，后迁平庄，各旗县均隶热河省。期间，土默特左翼旗和阜新县同隶锦州省，蒙汉分治。同年，撤销阜新县，仍由土默特左旗统管全县。

解放战争期间，朝阳和阜新蒙古族分布地区的旗县，先后建立了人民政权，有的旗县又新划建置和改称，增加新县。先归中共热东地委领导，后改隶冀热辽十八行政专员公署领导。到1948年3月，成立北票、阜新、义县联合县政府，归辽西省。1949年，朝阳地区旗县所辖地区又有调整，撤销北、阜、义联合县。同年，撤销冀热辽十八专员公署，旗县统归热河省。1946年8月，喀喇沁左翼旗人民政权——旗政府建立。旗政府在公营子(南公营子)，下辖11个区。旗为蒙古族行政机构。．1947年12月，结束蒙汉分治。1949年7月，撤销叶柏寿县(1947年7月，建平县改为叶柏寿县)，将原叶柏寿县所辖半拉烧锅、甘招、羊角沟3个区，划归喀喇沁左翼旗。

同年，旗政府由公营子迁至大城子。1956年，撤销热河省，划归辽宁省管辖。

第二篇：清代盟旗制度

清代盟旗制度

明代后期，南迁到辽宁西北部的兀良哈三卫蒙古人，同迁入当地的喀喇沁部、土默特部、蒙郭勒津部和科尔沁部蒙古人，相互融合，到清初稳定之后，以喀喇沁部和土默特部(主体为蒙郭勒津人)之称纳入清朝的统治。

1、盟旗制的建立

清代，在蒙古族地区实行盟旗制的统治，在辽宁西北部蒙古族分布地区，也实行盟旗制。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喀喇沁部蒙古人在其首领苏布地和他的叔叔色棱率领下归附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后金将喀喇沁部编为左右二翼旗，封苏布地之子固鲁思齐布为札萨克(旗长)，掌喀喇沁右翼旗，封色棱为札萨克，掌喀喇沁左翼旗。喀喇沁左翼旗旗署初设于官大海，后迁公营子(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南公营子)。

原驻牧于归化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附近地区的土默特部的一支，由俺答汗孙噶尔图统领，为避林丹汗部的侵扰，由归化城附近东迁，与喀喇沁部共牧一地。后又东移于喀喇沁部之东(辽宁省朝阳县、北票县、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一带)。为区别于故地归化城的土默特部，称东土默特。后金天聪二年噶尔图之子鄂木克楚琥尔率部归附后金，于天聪九年，后金封鄂木克楚琥尔为札萨克，收所部驻牧之地编为土默特右翼旗。是年，鄂木克楚琥尔死，由其子固穆承袭札萨克职。

元臣兀良哈人济拉玛后裔莽古尔岱，率所部从喀喇沁部徙居东土默特驻牧地东(约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一带)，并统领了徙牧于此地的蒙郭勒津部蒙古人。天聪三年，莽古尔岱之孙善巴所部归附后金。天聪九年，后金将善巴所部的驻牧地编为土默特左翼旗，封善巴为旗札萨克。

由喀喇沁两翼旗和土默特两翼旗组成一个“盟”。因四旗开始会盟于土默特右旗卓索图(在朝阳县境内)地方，故名卓索图盟，为清代内蒙古六盟之一。盟设盟长1人，副盟长1人，由理藩院从盟内札萨克或闲散王公中选出，奏请皇帝任命。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又增设喀喇沁中旗，故卓索图盟管辖有喀喇沁左右翼旗和中旗、土默特左右翼旗。其后，又有喀尔喀左翼旗、锡埒图库伦旗也归卓索图盟管辖。各旗札萨克必须严守各自牧地管界，不许相互越界，调整牧地需经朝廷允许指定，札萨克和盟长均无权分封领地。

在辽宁省境内各旗驻牧地区是：土默特右翼旗在朝阳县、北票县一带，土默特左翼旗，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阜新市区和郊区一带，喀喇沁左翼旗，在凌源、喀嘲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和建昌县等地区I喀喇沁中旗，在今建平县地方。

清代前期，由于各旗蒙古王公贵族不断招来汉民垦耕土地．关内一些地区的汉人出关谋生，清政府也实行“借地养民”的政策，故有大量汉人流入辽宁境内蒙古人驻牧地区，并定居下来。清政府为蒙汉分治，于乾隆兰年(1738年)设塔子沟厅(厅址在今凌源县)，管辖汉民，其地蒙古人仍归各旗管辖。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清政府又将塔子沟厅一分为二。东部，在朝阳县内增设三座塔厅，管理朝阳县、北票县及阜新等地区的汉民l西部仍归塔子沟厅，管辖凌源、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建平、建昌一带汉民。乾隆四十三年，撒“厅”建县，撤塔子沟厅建立建昌县(凌源境内)，撤三座塔厅建朝阳县。二县专司汉民政令，蒙古族仍归各旗管辖。在二县内专设“三堂”，由满、蒙、汉各一官员组成，专理蒙、汉民纠纷案件。光绪三十年(1904年)，升朝阳县为朝阳府，另将建昌县和平泉县(属河北省)各划出一部，设建平县(取二县名的首字的新县名)。光绪二十九年，在土默特左翼旗内再设阜新县，实行旗县并立，蒙、汉分治制度。朝阳、建昌、建平、阜新和绥东五县均隶朝阳府。

盟旗制的组织关系。“盟”是旗的会盟组织，合数旗而成，但非一级行政机构，只是清廷对盟内各旗的监督组织。各札萨克定期会盟，由盟长主持，审定各旗人丁、旗下佐一的改编等事宜。各旗人丁平时的武备情况也要到会盟地接受检阅。战时，盟长带领各旗兵丁出征。盟长无权干涉各旗的政事或发布政令。只在各旗出现难解决的民、刑案件时，会同札萨克审理。

“旗”是清政府依据八旗制度，在蒙古原有的社会统治制度的基础上，调整或分封牧地后编立的，是清朝统治蒙古族地区基本军政合一的单位。旗札萨克(旗长)是由清政府从蒙古族王公贵族(王、贝勒、贝子、塔布囊)中选任，为一旗之主。平时掌管一旗的行政、司法、征税等事务。战时，征调一旗军队参战。札萨克下设协理台胄(蒙古语称“图斯拉格齐”)2入，协助札萨克管理旗务，协理台吉之下设管旗章京(蒙古语称“札合日格齐”)，负责处理和监督全旗政令的实施、兵务和法律执行情况，管旗章京下设梅林，分为管旗、印务、管兵梅林。管旗梅林分管旗内地方性民事等日常事务。印务梅林主管旗署(或称王府)内的印、文书档案，草拟命令和文告等。管兵梅林，分管一旗兵务、兵营、兵器及治安。梅林下设参领若干名，每一参领分管旗下佐领4至6人。此外，旗署内还有笔帖式若干，为文书职务。

旗以下设“佐”若干(佐或称“箭”，蒙古语称“苏木”)。清代中期以前，每150丁可编为1佐，丁增佐亦增。每佐设“佐领”(或称“箭长”，蒙古语称作“苏木章京”)，为一佐之主管。受旗札萨克之命，审定所属人丁，征收一佐课税，为旗征调夫役和出兵，排解民事纠纷，也为王府派遣护卫和传递信件等。每佐在佐领之下设骁骑校1员、领催6员，协助佐领办理一佐事务。佐领一般为4至6名，上受旗参领管辖，如清道光年间，喀喇沁左翼旗有参领9员，管理旗下53名佐领，全旗有骁骑校53员、领催318员。

在佐之下，每10民户设一“什长”，为旗内最低一级之官，受佐领之命，管理民户。

旗内成年男子都要经过审丁。一般规定，年18到60为丁口，逐年审定造册。蒙古族丁口除当喇嘛、庙丁和王公贵族家丁外，都要编入丁册。每佐150丁，选50丁当兵，余百丁为“附丁”，即为预备兵，平时劳动和习武，候选充兵。

清代康熙年间，清政府调派八旗蒙古军队到盛京等地驻防，称“驻防八旗蒙古”。又拨一部分巴尔虎蒙古人到盛京披甲当兵，为蒙古“游牧八旗”。八旗蒙古军队的家眷和附丁，随驻防于各地的蒙古军就地编佐，拨绘土地或牧地。每百丁编立1佐。八旗蒙古与八旗满洲相同，为军事编制，不属地方盟旗管辖。够一旗之军，委派都统或总管统之。下为驻防各地的佐领，管辖蒙古民户和人丁。人丁披甲是直接补入八旗蒙古或游牧八旗军中。清代的盛京、新宾、风城、岫岩、开原、辽阳、熊岳、复州、金州等地的蒙古族民户，都隶属于八旗蒙古或游牧八旗佐领的管辖。

（二）蒙古族封建等级制度

清代，满族统治者为了控制和利用蒙古封建主势力，对于归服的蒙古封建主，按其效忠与功劳的大小，给予爵位，分别授予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不同爵位，并世袭罔替，相传子孙。

喀喇沁左翼旗的札萨克色校，顺治五年(1648年)封镇国公。同年，土默特右翼旗的札萨克固穆，封镇国公，康熙二年(1663年)晋为固山贝子，世袭罔替。土默特左翼旗札萨克善巴，崇德元年(1636年)封达尔汉镇国公。

贵族阶层还有塔布囊和台吉。塔布囊，汉译意为“驸马”。兀良哈氏济拉玛(者勒蔑)是成吉思汗的功臣，其子又是驸马。成吉思汗封其子孙为“世袭塔布囊"称号，成为蒙古贵族，享有特权。塔布囊分一、二、三、四等。台吉，蒙语，由汉语“太子”讹变而来。其义展延，巳与皇族相当。成吉思汗家族“孛儿只斤氏”为“黄金家族”。凡这个家庭的男性世袭“台吉”称号，成为贵族阶层。平民阶层称哈日出特(蒙语)，汉译意为“黎民”。亦称呼雅根阿日特(蒙语)，汉译意为“甲士”，有当兵、服徭役、纳税义务，也有当差升官职的资格。属下阶层称属下，即领属的自由民，低于平民。有王爷属下和寺庙属下。王爷属下有“随旗蒙古人”。他们是外地迁移而来的匠人、艺人等。王爷属下还有“套斯各”(蒙语，汉译意为“庄户”)、“朱勒沁”(蒙语，汉译意为“押墓属下”或“陵丁”)和“达日罕包勒”(蒙语，汉译意为“获释奴隶”)，他们是清室公主下嫁王公贵族、官宦陪嫁而来的侍从、艺人、匠人及媵姬等男女仆人。寺庙属下，一是投靠寺庙的随旗蒙古人；二是建筑寺庙时，从外地招

来的工匠艺人，不愿返回原籍，投靠了寺庙而定居下来，成了归属寺庙的属下。他们每年要向寺庙纳贡、服劳役。奴隶阶层的“格仁包勒”，即汉语“家奴”。他们世代为奴，是社会最底层。

（三）喀喇沁左翼旗和土默特左、右翼旗札萨克世系

1．喀喇沁左翼旗札萨克世系第一任札萨克色棱，天聪九年(1635年)封。顺治五年(1648年)封镇国公、顺治十四年卒。

第二任札萨克色梭次子奇达特，顺治十四年(1657年)以公爵袭职。康熙五年(1666年)卒。第三任札萨克奇达特子乌特巴拉，康熙六年(1667年)袭职。康熙三十年(1691年)卒。

第四任札萨克乌特巴拉弟善巴拉什，康熙三十年以镇国公爵袭职。晋固山贝子任卓索图盟盟长。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卒。

第五任札萨克善巴拉什子僧衮札布，康熙五十六年以固山贝子爵袭职。雍正九年(1731年)晋多罗贝勒。乾隆七年(1742年)卒。．

第六任札萨克僧衮札布子瑚图灵阿，乾隆七年以固山贝子爵袭职，晋郡王。乾隆十四年(1749年)降爵为镇国公。乾隆四十年复固山贝子爵。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卒。

第七任札萨克瑚图灵阿子济克济特札布，乾隆四十四年袭职．翌年因罪削职。

第八任札萨克瑚图灵阿弟札拉丰阿，乾隆七年封镇国公，乾隆十四年晋固山贝子，乾隆四十年晋郡王。其问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因罪割爵，转又封贝子，复又降为镇国公。乾隆三十年(1765年)复封贝子。乾隆四十五年晋多罗贝勒。乾隆四十六年以镇国公爵兼喀喇沁左翼旗札萨克。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又封多罗贝勒、御前大臣。

第九任札萨克札拉丰阿子丹巴多尔济，乾隆四十八年以固山贝子爵袭札萨克职。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革职．乾隆五十七年乾清门行走。嘉庆八年(1803年)因功封多罗贝勒、御前行走。第十任札萨克喇特纳克尔第，乾隆五十六年以一等塔布囊袭札萨克。乾清门行走，后为驸马喀喇沁郡王。

第十一任札萨克托恩多，嘉庆十八年(1813年)袭职至嘉庆二十二年。道光十年(1830年)卒。第十=任札萨克星额，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以一等塔布囊袭职。曾任卓索图盟副盟长。第十三任札萨克德布斋札布，道光十二年(1832)袭职，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卒。第十四任札萨克布里浑巴拉，道光二十七年袭职到咸丰元年(1851年)。

第十五任札萨克乌凌阿，咸丰二年(1852年)袭职，咸丰五年封镇国公兼卓索图盟副盟长，直至光绪元年(1875年)。

第十六任札萨克熙凌阿，多罗贝勒，光绪二年袭职至光绪十年(1885年)，后以多罗贝勒驻京。第十七任札萨克索特旺，光绪十一年以一等塔布囊袭职，至光绪二十一年(1896年)。第十八任札萨克巴特玛鄂特萨尔，光绪二十二年以一等塔布囊袭职。次年革职。

第十九任札萨克熙凌阿，即第十六任札萨克在光绪二十三年复袭职，直至民国7年(1918年)。第二十任札萨克默尔赓额，民国8年袭职，直至民国27年。

2、土默特右翼旗札萨克世系第一任札萨克鄂木布楚琥尔，天聪九年(1635年)封。同年卒。

第二任札萨克鄂木布楚琥尔子固穆袭，顺治五年(1648年)晋镇国公。康熙二年(1663年)晋固山贝子。

第三任札萨克固穆第七子衮济斯札布，康熙十三年袭固山贝子。

第四任札萨克固穆第六子拉斯扎布，康熙三十年袭固山贝子。

第五任札萨克拉斯扎布长子班第，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袭固山贝子。

第六任札萨克班第长子哈穆嘎巴雅斯呼朗图，康熙四十九年袭固山贝子。

第七任札萨克哈穆嘎巴雅斯呼朗图长子垂扎布，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袭固山贝子。第八任札萨克垂札布次子色布腾栋罗布，乾隆三十九年袭固山贝子。

第九任札萨克垂札布三子色布腾喇什，乾隆五十五年袭固山贝子。

第十任札萨克哈穆嘎巴雅斯呼朗图第九子朋素克嶙亲，乾隆五十七年袭固山贝子。

第十一任札萨克朋素克嶙亲第四子玛尼巴达喇，嘉庆四年(1799年)袭固山贝子。嘉庆七年与嘉庆第四女庆静公主成婚，赏郡王品级。

第十二任札萨克玛尼巴达喇长子德勒格色楞，道光十三年(1833年)袭固山贝子，后因随同僧格林沁帮办军务有功，晋为贝勒，补授阅兵大臣。

第十三任札萨克德勒克色楞长子索特那木色登，咸丰七年(1857年)袭固山贝子。第十四任札萨克索特那木色登子棍布扎布，光绪六年(1880年)袭固山贝子。

第十五任札萨克棍布札布第五子沁布多尔济，民国19年(1930年)袭固山贝子。民国21年沁布多尔济被伪满皇帝溥仪封为和硕亲王，任土默特右旗旗长。民国29年(1940年)设土默特中旗，沁布道尔济任旗长。

3．土默特左翼旗札萨克世系第一任札萨克善巴，天聪九年(1635年)封。崇德元年(1636年)晋达尔汉镇国公，诏世袭罔替。

第二任札萨克甍巴子卓里克图，康熙元年(1662年)授予多罗达尔汉贝勒，世袭罔替。第三任札萨克卓里克图之长子兆图，袭多罗达尔汉贝勒爵。

第四任札萨克兆图之第三子额尔德穆图，三袭多罗达尔汉贝勒爵。又尚县主，授多罗额附。第五任札萨克额尔德穆图之长子玛尼，四袭多罗达尔汉贝勒爵。

第六任札萨克玛尼之长子阿拉布坦，五袭多罗达尔汉贝勒爵。又尚郡主，授和硕额附。雍正十一年(1734年)任卓索图盟盟长。

第七任札萨克阿拉布坦之孙索诺木巴勒珠尔，六袭多罗达尔汉贝勒爵，尚乡君，授额附。乾隆四十四年任卓索图盟盟长，兼任理藩院侍郎、木兰行围场长等职。

第八任札萨克索诺木巴勒珠尔之次子贡楚克巴尔桑，七袭多罗达尔汉贝勒爵，兼任卓索图盟副盟长。

第九任札萨克贡楚克巴尔桑之长子济克英特札布，八袭多罗达尔汉贝勒爵。

第十任札萨克济克莫特札布之长子那逊乌勒济，九袭多罗达尔汉贝勒爵，兼任卓索图盟副盟长。

第十一任札萨克那逊乌勒济之长子散巴勒诺尔赞，十袭多罗达尔汉贝勒之爵。同治九年(1871年)被削札萨克之职。

第十二任札萨克散巴勒诺尔赞之弟哈斯塔玛嘎于同治九年辞僧职还俗，以一等塔布囊之爵承袭札萨克，但这一委任未报清廷亦未得到爵位。

第十三任札萨克散巴勒诺尔赞之长子色凌那穆济勒旺宝，十一袭多罗达尔汉贝勒之爵。光绪二十九年(1909年)晋郡王。被追叙为亲王。兼任卓索图盟长、理藩院侍郎。

第十四任札萨克那逊乌勒济二弟宝银乌勒济之孙嘎勒桑道尔济之子云丹桑布，系色凌那穆济勒旺宝过继子。民国7年(1918年)，民国政府发给札萨克郡王的委任状，时年13岁。是土默特左翼旗最后一任札萨克。

4、辛亥革命后旗县变化

辛亥革命后的军阀统治时期，民国元年(1912年)，喀喇沁左翼旗地方的汉民初归河北省，后改为热河省特别区建昌县管辖，民国3年因建昌县与江西建昌府同名，改称凌源县。同年，撤销朝阳府，原所辖五县先后改隶承德府、热河特别区。到民国17年(1928年)，划归热河省，民国20年，将凌源县东南部、朝阳县南部、喀喇沁左翼旗南部等地区划出，增设凌南县(建昌、喀左境内)。将喀喇沁左翼旗大城子的汉民划归凌源县管辖。民国年间，土默特左翼旗、阜新县同属热河省。

东北沦陷时期，在辽宁省蒙古族聚居各地，实行殖民统治的旗县制，为适应殖民统治的需要，旗县及其隶属关系也有变更。民国23年(1934年)，将朝阳县改隶锦州省。民国26年，将凌

源、凌南两县合并，改为建昌县，伪县署设于莽牛营子(建昌镇)。同年，将建平县北部50个村划出，另建新惠县。并将喀喇沁左旗七家子区4个村、宁城县(今属内蒙古)西桥区9个村划归建平县。民国29年，将朝阳县复改为土默特右旗，又将朝阳县北部划出，建土默特中旗，旗署设于北票。建昌县和喀喇沁左旗合并，撤县存旗称喀喇沁左翼旗，旗署设于鸵牛营子。建平县并入喀喇沁旗，旗署设于建平，后迁平庄，各旗县均隶热河省。期间，土默特左翼旗和阜新县同隶锦州省，蒙汉分治。同年，撤销阜新县，仍由土默特左旗统管全县。解放战争期间，朝阳和阜新蒙古族分布地区的旗县，先后建立了人民政权，有的旗县又新划建置和改称，增加新县。先归中共热东地委领导，后改隶冀热辽十八行政专员公署领导。到1948年3月，成立北票、阜新、义县联合县政府，归辽西省。1949年，朝阳地区旗县所辖地区又有调整，撤销北、阜、义联合县。同年，撤销冀热辽十八专员公署，旗县统归热河省。1946年8月，喀喇沁左翼旗人民政权——旗政府建立。旗政府在公营子(南公营子)，下辖11个区。旗为蒙古族行政机构。．1947年12月，结束蒙汉分治。1949年7月，撤销叶柏寿县(1947年7月，建平县改为叶柏寿县)，将原叶柏寿县所辖半拉烧锅、甘招、羊角沟3个区，划归喀喇沁左翼旗。

同年，旗政府由公营子迁至大城子。1956年，撤销热河省，划归辽宁省管辖。

第三篇：蒙古族祭祀文化

蒙古族祭祀文化

成吉思汗祭奠：

成吉思汗祭典是蒙古族祭奠成吉思汗的习俗，最早始于窝阔台时代，到忽必烈时代正式颁发圣旨，规定祭奠成吉思汗先祖的各种祭礼，使之日臻完善。现今鄂尔多斯伊金霍洛的成吉思汗祭典，就是沿袭古代传说的祭礼。成吉思汗祭祀一般分平日祭、月祭和季祭，都有固定的日期。专项祭奠一年举行六十多次。祭品齐全，皆供整羊、圣酒和各种奶食品，并举行隆重的祭奠仪式。每年阴历3月21日为春祭，祭祀规模最大、最隆重。各盟旗都派代表前往伊金霍洛成陵奉祭。成吉思汗哈日苏勒德祭祀：

成吉思汗哈日苏勒德，由一柄主苏勒德和四柄陪苏勒德组成。因而亦称“四斿哈日苏勒德”、“镇远哈日苏勒德”，汉语曾称黑神矛，黑纛，象征着长生天赐予成吉思汗的佑助事业成功的神物。哈日苏勒德祭坛所在地叫“苏勒德霍洛”。由苏勒德达尔扈特守护、供奉。苏勒德祭坛，是高一尺的平台，周围用木板竖立而成的围栏。举行祭奠时，常用黄色布料或绸缎围在外边，因而围栏俗称“什拉库列”（黄色围栏）。

窝阔台祭奠：

窝阔台系成吉思汗三子，在成吉思汗去世后，继承了大汗王位。据传说，窝阔台在去世后，有他的肩胛骨流传于达旗展旦召地区，并有部分达尔扈特牧民一直保护着装有窝阔台肩胛骨的银箱，当地牧民保留了对窝阔台的肩胛骨进行祭奠的习俗，达拉特这一名称就有可能源自于此。

十三阿塔天神祭祀：

在鄂尔多斯南部的乌审旗沙尔利格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哈答斤氏族，供奉着一尊阿塔天神。鄂尔多斯阿塔天神祭祀，是蒙古族最古老的祭祀形式，鄂尔多斯蒙古族古代信仰的是原始的萨满教。在古代由于自然环境、生活条件等多种原因，在蒙古人的头脑里产生了天神，天神则存在于苍穹的虚幻反映里，萨满教便是天神与人之间的联系者，而且，萨满教将天神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西方五十五尊天神，东方四十四尊天神，东方四十四尊天神的兄长是阿塔乌兰天神，因为阿塔乌

兰天神代表着“灾难之主”，支配着风雪、灾害、损失和收益等，因此，人们把牲畜的兴旺，打猎的收获，远征作战的胜利都归功于“阿塔天神”的保佑。所以古代的蒙古族便开始祭祀阿塔天神。

萨岗彻辰祭祀：

萨冈彻辰是蒙古族三大历史著作之一《蒙古源流》的作者，是蒙古鄂尔多斯万户巴图洪台吉的长子，生于1604年，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萨冈逝世后，人们经常祭奠他。现在每年的阴历五月十六日，乌审旗群众都要举行祭奠盛会，表达对他的怀念之情。

拖雷伊金祭奠：

位于鄂托克旗沙日布日都的成吉思汗季子拖雷灵帐遗址，原是祭祀拖雷的地方。拖雷是继承成吉思汗家业，传承成吉思汗圣火(香火)的人，几百年来成吉思汗圣火一直在这里传承，这里的祭祀，主要是祭祀圣火，具有特点。在这里建立拖雷伊金祭祀文化点，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是鄂托克旗的一大亮点。

蒙古族祭驼：

蒙古族祭驼，是流传于蒙古族牧驼群众中的一种集宗教信仰、传统生产、人文思想为一体的民间活动。蒙古族祭驼以双峰驼为对象，较大规模的祭驼在双峰驼的主要产区进行，非主产区以牧户为单位举行小型的祭祀。在双峰驼产区最具代表性的是阿拉善蒙古族祭驼，由祭公驼、祭母驼、祭驼群等内容组成。

哈布图•哈撒儿祭祀：

成吉思汗胞弟,史称卓赤•哈撒儿,哈布图•哈萨尔，公元1164年生,1227年春病逝。哈萨尔自幼随其兄铁木真,为统一蒙古高原各部落，建立统一蒙古汗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哈萨尔是蒙古族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名将、神射手。哈萨尔部后裔自古以来有祭奠其祖哈布图•哈萨尔的传统。哈布图•哈萨尔的舍利陵随四子部、乌拉特部、茂明安部多次西迁,终至择落于原乌兰察布盟的中心地带,新宝力格苏木境内安放至今。

青城寺祭星：

青城寺蒙古族祭星”为敖汉旗四家子镇青城寺所独有，每年正月初八晚，蒙古族群众自发来到青城寺，祭祀星宿，以求来年风调雨顺。

翁根毛都祭祀：

农历七月初三，巴林右旗原人大主任恩和组织举行了翁根毛都（神树）那达慕大会。选定在七月初三进行神树祭祀是有历史依据的。据说长期以来，当地人民就在这个日子进行神树的祭祀，祈求一年风调雨顺和幸福安康。

祭泉：

祭泉，在蒙古族祭祀文化中是十分难得的珍稀现象，然而，在鄂托克旗查布苏木的敖伦布拉格至今仍然较完整地保留着这一传统习俗。现在祭祀神泉，选择在农历5月19，每年举行一次。届时远近成百的牧民自动蜂拥而至，或乘骑、或赶车，带着肥硕大尾的羊背子、饼子、鲜奶、美酒聚集到一起。祭祀在上午开始，主持人以巴扎尔嘎迪为首，率领众人叩拜“洛素伊金”，熏香燃柏，泼散食物，绕泉祭洒白山羊奶和红牛奶、美酒等，还有数位喇嘛在敖包旁披红袍，执手铃，闭目诵经。如今传统的祭泉习俗活动，与广大牧民的文化娱乐生活相融和，展示着新生活的风采。

骆驼祭火 ：

蒙古族祭驼，是流传于蒙古族牧驼群众中的一种集宗教信仰、传统生产、人文思想为一体的民间活动。蒙古族祭驼以双峰驼为对象，较大规模的祭驼在双峰驼的主要产区进行，非主产区以牧户为单位举行小型的祭祀。在双峰驼产区最具代表性的是阿拉善蒙古族祭驼，由祭公驼、祭母驼、祭驼群等内容组成。

祭火：

祭火，也叫“祭灶”。蒙古族的一种古老传统习俗。因为蒙古人特别崇敬火神，认为炉灶是火神所在地，是家道或家族兴旺的象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明。

所以不准往灶口倒水，不能用利铁器捅火，不往火中吐痰，不准焚烧污秽的东西，忌讳用脚蹬在锅灶或在火上烤脚。平时蒙古包和房屋里的炉灶，火盆和篝火堆等，都被视为火神而加以崇拜，每逢年节、迁居或婚礼时，都要举行祭祀。各地形式略有差异。一般是将牛羊肉、奶酒、黄油、奶食品等投入火中或供在炉灶旁进行祷告，吟诵祭火祝辞或请喇嘛念经。

木华黎祭祀：

木华黎：公元1170～1223年，蒙古名将、攻金统帅。成吉思汗“四俊”开国元勋之一。蒙古札剌亦儿部人。沉毅多智略。辅佐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战功卓著。每逢农历五月十一，位于成吉思汗陵西南近百公里的乌审旗白音敖包变得格外热闹。接受人们顶礼膜拜的是一杆苏立德。人们都说，它是国王木华黎的化身。木华黎是蒙古帝国杰出的统帅，他与孛尔术、孛尔呼、赤老温号称四杰，是能够给成吉思汗以重大影响的少数几个人物之一。与庄严神圣的祭祀活动一起进行的，还有蒙古族传统的娱乐项目：摔跤和赛马。隆重的祭祀程序结束之后，苏立德要在日落之前，由专人护送，离开这里。

察干苏力德祭祀：

察干苏力德汉译名叫九鼎白徽（汉文史书称九斿白纛），由原鄂尔多斯乌审察哈尔哈然图克钦（护旗手）户设坛祭祀守护，位于今乌审旗无定河镇毛布拉格村陶高图滩北侧叫阿拉布尔的地方。察干苏力德祭坛由主鼎苏力德、游使苏力德及护卫苏力德神戟三部分组成。

第四篇：蒙古族文化

蒙古高原及其周边地域，自古以来就是阿尔泰各民族生息繁衍的空间，历史上曾经涌现出大大小小数十个民族。共同或相近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之间有着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基因，从而使他们创造了以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取向、审美尺度为基础的文化类型——以游牧为典型特征的草原文化。并成为他们相互认同和交流的天然纽带，为他们奠定了相互之间文化交融和继承的基础。从草原区域的历史发展进程看，草原文化的传承，在蒙古高原各民族间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完成的：一是相互间的文化传播。一些曾经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文化往往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对于弱小、落后民族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匈奴人的制度文化在草原上延续数千年，柔然人发明的可汗称号，成为此后所有草原政权最高首脑的称谓，而突厥人的基督教信仰、回鹘人的摩尼教信仰在蒙古族文化中得到积淀，回鹘文字母成为蒙古文字模版„„。

13世纪蒙古高原的统一，彻底打破了蒙古高原区域之间的封闭，打破了原有的民族、部族格局，结束了蒙古高原数千年民族、部族纷争的历史，同时也促进了草原文化的大融合，使整个草原文化的发展成为一个整体，使之发展趋于平衡。这种融合虽然伴随着战争和民族压迫，但在客观上代表了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在统一和睦的环境中生产生活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代表了广大民众的愿望。蒙古族由最初的一个弱小部族，就像滚雪球一样，将大量不同氏族、部族和民族包容到共同体之中与此同时，也将草原各民族的文化融合为一体，吸收、消化了以往草原民族文化的全部精华，浓缩了草原文化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形态。自蒙元王朝之后，蒙古高原在其后的封建时期内，没有再次出现完全的分裂，民族成份没有发生新的变化。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13世纪所形成蒙古族文化吸纳整合了以往草原文化的全部历史积淀和精华并给草原文化未来的发展以明确的昭示，形成了较强的凝聚力。正是因为蒙古族在草原历史文化中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地位，13世纪之后的“蒙古”一词，已经成为国际上表述草原人及其生活方式、地理空间、动植物种属和草原文化的基本概念，蒙古马、蒙古包、蒙古高原、蒙古草原、蒙古人种以及数百种“用蒙古文拉丁化命名的”植物名称等等，表明蒙古族在世人的观念中已成为草原和草原文化的代名词。

制度文化是检验一个地区或民族文明化程度的最重要尺度之一，草原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岁月里，根据自身生产生活方式、民族结构的情况，创建了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制，形成了极具特色且完整的制度文化。

众所周知，具有游牧特色的草原社会制度的基本形态是由匈奴民族奠定的。从草原民族的历史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不同时代的民族对国家的建构模式做过不同的尝试和探索，从公元四世纪开始，由草原向周边的扩张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并且一浪高过一浪。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另一点，一直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游牧王朝以氏族、民族为中心的国家政权构建体制从未改变，征服与被征服民族之间的冲突始终伴随着每一个草原帝国，往往成为其崩溃的重要原因。匈奴等民族虽借一时之强盛，曾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但未能妥善解决内部的民族、部族之间的矛盾，一旦出现大的自然灾害、君主的更替，貌似强大的政权便会瞬间分崩离析.归根结底，从匈奴帝国到辽王朝，绝大多数草原政权都是以氏族、民族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王朝，国家形态未能完成从血缘型向地域型的历史跨越。

“因俗而治”制度是草原民族在制度文化方面的一大创举，是中国古代处理民族问题的成功范例之一。受游牧经济的单一性的制约，在手工业品和农业产品方面，草原民族对定居民族有较强的依赖性。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就必须处理好与定居民族的关系。经过长期的磨合，一些的草原民族建立的政权，针对中国多民族并存的社会格局，采取了入主中原、统而分治的政策。13世纪崛起的蒙古人秉承并发展了草原文化的这一制度。随着版图的扩张，被征服区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更加复杂。蒙古统治者提出了“因其俗，柔其人”的分治政策，一是沿用被征服民族传统的社会结构；二是维持各民族文化，利用其传统观念羁縻其思想。如在中原地区实行“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策略，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在云南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在蒙古地区则沿用传统制度，等等。然其建树的顽强生命力直接与现代社会相连接，能够超越民族，能够超越国界，能够超越信仰，能够超越时间，实属对人类智慧宝库的一种非凡贡献”。毫无疑问，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所推行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都是建立在历代草原民族历史经验基础之上，他们的智慧浓缩了草原文化的精华，是草原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标志着草原制度文化已经超越了民族文化的范畴，已经具备了世界性品质，具有进步意义。

由于人们不能将草原文化看作一个持续发展的整体，自然会对13世纪蒙古族所创造的历史产生很多困惑，一个欧洲人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从未建过一座城市的蒙古部落，建立了统治一半世界的帝国；以狩猎、放牧为生的人打垮了三个文明古国的军队；而不会写字的野蛮人居然为50个民族制定了法律”。如果我们能够正确认识蒙古族是草原文化数千年文明的集大成者的话，类似的感慨就不应当出现。

草原民族制度文化由匈奴到蒙古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尤其是自魏晋南北朝“五胡”民族，到辽—契丹、蒙古—蒙元的国家观的发展，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我们在看到其扩张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同时，还应当注意到其积极的一面。以中国古代历史为例，草原民族跨不同经济形态、不同民族文化形态建立统一国家政权观念的形成及其实践，为各民族之间在和平环境下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两种经济形态下游牧农耕民族之间长期对峙的局面，使双方由经济互补关系延伸到政治、文化的依存关系，这种认同感的确立，在历史上为中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创造了坚实的基础，其意义和贡献是巨大的。

第五篇：蒙古族祭祀成吉思汗文化

成吉思汗祭祀，是蒙古民族崇拜成吉思汗的集中体现，也是成吉思汗八白宫能够长期延续的基础，是鄂尔多斯地区乃至全体蒙古族家喻户晓的祭祀活动。八百年以来鄂尔多斯蒙古族达尔哈特部肩负守护、祭祀成吉思汗八白宫及苏勒德等圣物的神圣使命，以世袭制的形式传承成吉思汗祭祀，成为蒙古民族当中唯一直接传承成吉思汗祭祀的特殊群体，他们使神秘的成吉思汗祭祀在鄂尔多斯地区完整地保留至今。

什么是成吉思汗大祭

成吉思汗大祭，是保存在伊金霍洛祭典成吉思汗的一项重要祭祀活动。成吉思汗祭祀继承了北方游牧民族信仰崇拜文化的精髓，属于蒙古族帝王祭祀的主要内容，是蒙古贵族最高规格的祭祀活动。成吉思汗祭祀包括八白宫祭祀和专项祭祀，主要是指以成吉思汗与孛儿帖哈屯宫帐为核心的八白宫祭祀和苏勒德祭祀。成吉思汗祭典种类多，除每日、每月的例行祭典外，一年举行数十次专项祭典，其中“四时大祭”更为典型。元世祖忽必烈在建立元朝后，尊其祖父为元太祖，并钦定成吉思汗四时大祭，明确了祭祀的议程及内容，建立和完善了守护成吉思汗八白宫的达尔哈特人的组织机构和职责分工。此后，成吉思汗祭祀一直依此而行，时至今日成吉思汗陵仍然较完整地保留了13世纪以来的祭祀方式。

成吉思汗祭典，一般分为季祭、月祭和奉祭。季祭为四季之祭，每年四次分别为：农历三月二十一日为查干苏鲁克祭（也叫马奶祭）;农历五月十五为夏季淖尔祭;农历九月十二为秋季的禁奶祭；农历十月初三为冬季的皮条祭。月祭是在每月的初

一、初三举行的固定祭典。奉祭是平时择日进行的经常性祭典。此外还有守陵人按家族每年在固定的时间里举行的一些祭典，多达十几次。这样成吉思汗祭典每年固定的有三十多次，举行奉祭者更是每日络绎不绝。

查干苏鲁克大祭

查干苏鲁克大祭的来历，据说是在成吉思汗五十岁那年的春天，草原上遇旱成灾，成吉思汗为逢凶化吉，选择了春节后的第八十一天，用九十九匹白马之乳，向上苍九天祭洒，又将一匹白马点化为神骏加以供奉。认为可以消除灾难，查干苏鲁克就可以安然无恙地归来。从此，便有了这个祭典，成吉思汗去世后仍然沿袭查干苏鲁克祭来祭洒苍天、祭祀圣主成吉思汗。

明清以来，成吉思汗八白宫供奉在鄂尔多斯部的各个地区，每逢查干苏鲁克大祭时都要回到伊金霍洛，集中在一起进行祭祀。大祭之日由总管鄂尔多斯事务和负责成陵祭典的济农主祭。1956年，分布于鄂尔多斯各地的成吉思汗八白宫及其他祭祀圣物集中到成吉思汗陵供奉。

三月二十一日，是查干苏鲁克祭典中最大的祭祀。当天辰时，主持祭典的济农率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王公台吉们，在达尔哈特八个牙门图德的引导下为溜圆白骏献上一只全羊、一尊白酒，再将二十七条白缎条给溜圆白骏戴上。然后步入成吉思汗宫帐，敬献神灯、圣香，又来到拴马驹练绳(吉拉)跟前，向“宝日温都尔”奶桶供上一只全羊，一尊圣酒，将八十一匹白马之乳(约三百斤)斟满宝日温都尔，在距奶桶二十七步远的地方，竖起金马桩(阿拉腾嘎达斯)。该马桩虽称作金马桩，在这里由人代替，据说其原因是对当年偷窃真的金马桩者的惩罚，后以其后裔相延世袭代替金马桩，每年一次象征性地站立，并不把溜圆白骏真正拴在他身上。

在金马桩西北八十一步长的距离上，栽着被称作代表“天座”的“翁嘎日勒”。济农首先用一种“楚楚格”的酹奶容器，从宝日温都尔中将鲜奶三舀三祭。然后率领黄金家族的王公台吉手持“楚楚格”，舀起鲜奶，赤脚跑步绕着宝日温都尔、阿拉腾嘎达斯、溜圆白骏向苍天酹洒鲜奶。在祭洒马奶的同时，诵颂《九十九匹白骏之乳祭洒赞》。

济农诺颜拉开了洒祭鲜奶的序幕后，便来到金殿。金殿已准备好所有的供品和祭器。殿内备有一只牲羊，先用圣水拍打羊的耳朵，再由济农将其抓住，让守陵者中的嘎勒其宰杀。这时格赫庆牙门图吟诵祝词。

牲羊宰杀后，济农率领众人，跪在成吉思汗灵柩前，开始祭灶，同时诵读《成吉思汗金殿香烟大祭词》。祭灶后，以济农为首的王公台吉向成吉思汗灵柩献哈达、献神灯、献全羊。同时吟诵相应的祝词。

随后济民等众人开始献酒，他们来到金殿门前，济农双手捧着查古(一种特制的敬酒器)，走进金殿，将圣酒敬献给圣主成吉思汗，然后依次由王公台吉们敬献。在敬洒时有两个达尔哈特洪晋牙门图分列两旁，一个拉马头琴，一个敲马头板演唱十二支马头板歌。这首十二支歌，是一首神奇的歌，是神圣的成吉思汗祭典中最神秘的内容，至今任何人都无法破译其歌词里的真正含义，只能由专司此职的守陵人一代一代依其调，依其词继承传唱。

大歌唱毕，由专门的守灵人诵《成吉思汗大祭文》。祭文诵毕，由芒赖牙门图德呼唤着四位守护圣主达尔哈特的职衔，将圣酒敬给他们的后裔，这时格赫庆牙门图德在宫殿外面吟诵《殿外祝词》。

接着，格赫庆牙门图德又诵起了《殿内祝词》。赞颂一番后，便开始分发殿内祭祀的有“福份”的全羊祭肉。济农和达尔哈特的八个牙门图德均按规定得到相应的份子。殿内外祭祀至此结束。这时，济农等又重新回到祭洒鲜奶的地方，此刻祭洒鲜奶已接近尾声。随后，济农出面挪开“金马桩”。接下来济农便走到溜圆白骏跟前，将一只金杯臵于它的臀部，任其自由落地，审视金杯落地时口儿朝上或朝下的情况。最后济农又来到“巴图吉勒”（永固的练绳）前，用鲜奶抹画巴图吉勒和绳上练着的许多小马驹，格赫庆牙门图要诵《巴图吉勒》祝词。这番抹画、祝颂之后，二十一日的所有祭祀全部结束。

三月二十一日晚上在成吉思汗金殿举行的招福仪式和二十三日祭祀黄车，二十四日八白宫起程祭等，都属于查干苏鲁克大典的收尾仪式。

1、招福仪式。二十一日晚上，在成吉思汗金殿中举行珠太渗酒、抹画呼图克、招福致祥仪式。当济农进金殿的时候（多半由继位台吉代表济农参加），图利将酒洒在牲羊四褶的肠子、肥肠、胃之中，使其渗透，这叫作珠太渗酒，为祭香火（灶）所准备。当图利将珠太和阿木苏（五谷）一起拿上，走到火撑跟前的时候，格赫庆亚门特吟诵《珠太赞》。

在吟诵《珠太赞》时，图利将珠太和阿木苏一起投放火中，进行祭奠。这一仪式，是以肠肚为祭品祭香火（灶）的简便形式。接着抹画成吉思汗灵柩跟前的圣主呼图克（招福吉祥物，同第十章第三节“抹画呼图克仪式”），举行招福（达拉拉嘎）仪式。将牲羊的左前腿跟蹄子一起煮熟，将肥尾、胃、肥肠等装入招福桶里，由格赫庆亚门特唱《成吉思汗招福歌》。唱时，挥动羊前腿，表示招福致祥之意。这样，二十一日的祭奠全部结束。

二十二日没有公祭，由个人自由祭奠。

2、黄车祭。在查干苏鲁克大祭期间，请运成吉思汗与孛儿帖格勒真哈屯灵帐的黄车，一直停放在吉格上的成吉思汗金殿后面。从各地来的不少蒙古族群众，看见这吉祥的黄车，便去膜拜。施主们叩头时纷纷向黄车扔小钱，这些钱孩子们可以抢走。孩子们为了多得些钱，便念诵《黄车小孩祝词》。三月二十三日，用四只全羊、四尊圣酒供奉黄车，准备将成吉思汗灵帐运回原地。

3、八白宫返回祭。三月二十四日辰时，八白宫离开吉格，返往原地。起程之前，要各用一只全羊、一尊圣酒供奉。成吉思汗与孛儿帖格勒真哈屯灵柩，要从吉格上的金殿中请出，放入弓箭宫帐，然后再抬到黄车上，由两至三峰白色神驼拉着，像十八日请来吉格时的礼节一样，形成护送仪仗队，请回大伊金霍洛原来的宫帐中安放。安放后，用三只全羊、三尊圣酒祭奠。延续近半个月的查干苏鲁克大典，于这一天结束。

夏季淖尔大典

淖尔大典，是成吉思汗“四时大典”之夏季大祭。夏季的淖尔大典，于每年农历五月十五日举行。“淖尔”，蒙古语，意为“湖泊”。“淖尔大典”有“盛奶大典”之意。五月的草原，水草丰美、牛羊肥壮，是畜群盛产鲜奶的季节。蒙古人，迎接奶水象湖海（淖尔）一样涌流丰盛吉祥的季节时，到处举行“珠拉格”（淖尔）、“马驹节”等“马奶节”。在节上首先向苍天、向圣主祭献，祈求苍天、圣主保佑大地，使草原五畜兴旺，鲜奶象湖一样丰盛，牧人过上幸福安康的日子。“淖尔大典”是成吉思汗时期开始举行的“盛奶节”。在淖尔大典中，原为成吉思汗奖赏功臣，这一习俗，一直延续下来。淖尔大典中的祭祀程序，所念诵的祭文、祭词、祭歌等，与查干苏鲁克大典中的“金殿大祭”程序相同。即献哈达、献神灯、献全羊、献圣酒，举行祭香火（灶），念诵祭文、祭词。只有一点不同的仪式是，这次祭奠中要念诵《圣主伊克芒赖图格勒》（圣主大福份之份子词）给六十个亚门分份子。

在淖尔大典中的念诵《圣主伊克芒赖图格勒》，奖赏有功之臣后代仪式，在野外的草滩举行。这一仪式称之为“淖尔拉忽”（享受淖尔之福），体现出当年成吉思汗在客鲁伦河畔草滩上举行的仪式。

秋季斯日格大典

斯日格大典为成吉思汗“四时大典”之秋季大祭。秋季的斯日格大典于每年农历九月十二日举行。“斯日格”，为马驹嘴上戴的禁奶叉。“斯日格大典”即“禁奶大典”。从这一天开始，母马禁奶，人们不再挤母马的奶，盘收练绳，将马驹从练绳上解放出来，使马驹自由地吃母马的奶了，对马驹而言，是“开奶节”。秋季斯日格大典中的成吉思汗大祭，与查干苏鲁克大典中的“金殿大祭”基本相同。在斯日格大典中，首先祭洒九十九匹白母马鲜奶，摘掉马驹嘴上的禁奶叉和头上的笼头，把它们从练绳解放出来，盘收练绳。然后举行圣主祭祀活动。秋季斯日格大典中的成吉思汗祭祀，用全母马一匹、全羊九只，圣酒九尊。关于斯日格祭祀的祭品，各时期实际用量有所不同。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重新修订的《金册》中说：“斯日格典礼用一尊白酒，九十五尊奶酒，一只绵羊”。1815年（嘉庆二十一年）记载：“斯日格典礼上敬献酸奶、白酒八十尊”。

冬季大典——达斯玛大典 达斯玛大典，是成吉思汗“四时大典”之冬季大典。冬季的达斯玛大典，于每年农历冬初十月初三举行。“达斯玛”，蒙古语，是“皮条”的尊称。“达斯玛大典”即“皮条大典”之意。文献资料《十福经典白史》中记载：“冬季中月初三，由于曾向成吉思汗表示祝福，故放置达斯玛之典礼于这天举行”。在《宝贝念珠》中记载：“十月初三，浴圣主成吉思汗神明身体之脐带的祝福之日”。鄂尔多斯人也传说：达斯玛大典是“纪念成吉思汗出生后用达斯玛包扎其脐带之事”，“成吉思汗出生的那年冬天，将他放在一个新作的暖襁褓里，外面用领了牲的山羊皮条包扎起来并加以祝福，达斯玛祭就是为了纪念此事”，所以祭典定于冬初月。小孩出生后，选择吉祥之日，用鲜奶点祭，举行祝福庆典的习俗，从古以来在蒙古民族中普遍盛行。达斯玛大典，是成吉思汗出生后举行祝福庆典的纪念活动。忽必烈时期，将此庆典列入为“四时大典”，每年按规定程序进行。

哈日苏勒德年大祭

哈日苏勒德大祭亦称“哈日苏勒德达斯玛祭”、“哈日苏勒德添缨祭”。成吉思汗陵旅游区管委会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了祭典活动。最夺人眼球的是，身着民族盛装的祭祀群众们带着羊背子、美酒、奶食等祭祀贡品，不远几十公里前来告慰圣灵、祈求吉祥。祭典活动由专门守护供奉苏勒德的达尔扈特人主持，祭祀群众们纷纷将贡品交到达尔扈特手中后跪拜接受祝福。“苏勒德”蒙古语的意思是徽标，是成吉思汗统率军队的战旗、蒙古民族的守护神、战无不胜的精神象征。成吉思汗哈日苏勒德，农历春初月（正月）初三祭典为“入春祭”，夏初月（四月）初三祭典为“入夏祭”，秋初月（七月）初三祭典为“入秋祭”，冬初月（十月）初三祭典为“入冬祭”。即每个季度的第一个月初三祭典为“季祭”。

成吉思汗哈日苏勒德，由一柄主苏勒德和四柄陪苏勒德组成。因而亦称“四斿哈日苏勒德”、“镇远哈日苏勒德”，汉语曾称黑神矛，黑纛。哈日苏勒德，是成吉思汗的战神，是成吉思汗大军所向无敌的旗帜。哈日苏勒德的祭典，分平日祭，小祭，年大祭，龙年威猛祭，特殊祭等。哈日苏勒德的祭典，集中体现了蒙古民族战胜邪恶，渴望平安的心理，祈祷圣主之战神保佑百姓。

阿拉腾甘德尔敖包传统祭祀

2015年的阿拉腾甘德尔敖包传统祭祀于6月28日（农历五月十三日）8:30在成吉思汗陵园阿拉腾甘德尔敖包举行。阿拉腾甘德尔敖包，是蒙古人为纪念成吉思汗掉马鞭而设立。当年，成吉思汗率军路过鄂尔多斯，目睹这里水草丰美，是一块风水宝地，留恋之际，失手将马鞭掉在地上。人们为纪念此事，便设立了阿拉腾甘德尔敖包。

圣主“五百两” 祭祀

3月22日（农历二月初三），一年一度的圣主“五百两”祭祀在成吉思汗陵举行。圣主“五百两”祭祀，是指农历二月初三举行的撤“五百两”供品的祭祀。据记载，清代，重新组建五百户达尔扈特（守陵人）时，清政府授予他们不服兵役、不纳税赋的权利，并且规定了每年每户达尔扈特筹措一两银子的义务，共五百两，用于成吉思汗祭祀。

现代的“五百两”祭祀，每年腊月中旬开始准备供品。那些天里，成陵旅游区祭祀文化办公室的全体达尔扈特用150斤白面炸出新鲜的馓子一层层整齐地垒在一起，晾干后再作进一步加工装饰。达尔扈特人制作的羊油馓子别有特色，是长方形网栅状，这种特殊的形状跟成吉思汗有渊源，象征着蒙古大军渡黄河时用的筏子、象征着胜利。腊月二十七，把晾干好的馓子抬到陵宫祭祀大殿。首先，在专门准备好的长方形祭祀银盘里摆放6层馓子，然后在上面顺着外边摆放一层酥皮饼，酥皮饼上面又摆放一层空壳饼。接着把准备好的红枣倒入馓子上面，再把拌好的黑枣、蜜枣、核桃、冰糖、红糖、水果糖、葡萄干和奶酪等继续倒入上面，上面再摆放一些奶食品。最后把这个精心准备好的供品摆放在圣主白宫前的供桌上，这样，专门用于成吉思汗新春大祭的“五百两” 祭祀供品正式制作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