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小论蒙古族文化
小论蒙古族文化
摘要:
蒙古族的起源。据《史集》记载,蒙古部落最初只包括捏古斯和乞颜两个氏族,他们被其他突厥部落打败后只剩下两男两女。他们逃到了额尔古涅昆一带居住下来,公元8世纪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不得不外迁徙,这时已分出了70个分支了。蒙古民族从此走上发展壮大,并且创造了灿烂辉煌的草原文化。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是草原文化的核心观念在价值取向上的集中体现,是对草原文化的基本内容、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的本质概括,是草原文化形成、发展及对外扩大影响的内在动力。草原文化核心理念作为一种认识形态,是草原民族对自然、社会及其发展基本态度的集中体现,是民族性与区域性认同的统一、历史与现实认同的统一,在草原文化体系中居于统领的地位,体现了草原文化地域、民族和时代的特色。
蒙古民族是现代草原文化的主要载体和传承者,草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诚信伦理及不畏困难,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为内蒙古的特色产业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提供了持久发展的精神内动力。在崇尚绿色、天然、环保的今天,人们更多地把目光转向了古朴的大草原。人们的心目中,草原食品几乎是绿色食品的代名词。将草原文化的精华与现代文明、现代消费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保持内蒙古特色经济快速发展的出路之一。
草原文化是近几年才提出的一个概念,从历史意义来讲,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并列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草原文化体现了蒙古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基本特征,正是各种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构成了内涵丰富的草原文化。内蒙古地域辽阔,地理,气候条件迥异,民族的分布、文化的特点也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各地区以本地的特点出发举办草原文化节,不仅体现了内蒙古草原文化的共同特点,而且也反映了本地区的特色,从而能够更好地树立草原文化的品牌。例如,呼伦贝尔草原文化节反映了呼伦贝尔草原和大兴安岭的绿色文化,反映了蒙古巴尔虎部、布里亚部、额鲁特部和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的民族文化;科尔沁文化节则集中变现了马文化,安代舞、好来宝代表的特色文化;赤峰市的红山文化节代表了古老的红山文化,特别是玉文化、龙文化、凤文化及辽文化的神奇魅力;锡林郭勒蒙古文化节突出以元上都为载体的蒙古文化;鄂尔多斯文化节以成吉思汗祭祀文化和民俗歌舞文化为特色;巴彦淖尔黄河文化节则表现了乌拉特草原文化与河套农耕文化构成的复合文化。草原文化包罗万象,内容丰富,精神深厚,其在长期积淀中,孕育出许多富有生命力的观念和思想,诸如开拓进取、包容并蓄、自由开放、崇信重义、英雄乐观、天人相谐等,形成独具特色的草原文化观念体系。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乌兰在第五届草原文化研讨会暨第三届红山文化国际高峰论坛的讲话中,提出并阐述了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把草原文化核心理念概括为“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这样三句话。这是草原文化研究取得的又一个新的成果。
崇尚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人类来说与生俱来,恒久永在。认识人与自然关系是人们认识的起点,也是永恒的认识主题。我国北方草原生态环境相对脆弱,传统的猎、牧生产对于自然环境有更大的依赖性。生存、发展的实践,让草原民族形成了依恋、爱护、珍视自然的情感和思想,从万物有灵的信仰,从朴素的生态意识,到自觉地以习惯法、成文法和行政制度的约定,实现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有效调节,求得人与自然共存共生、和谐两旺。我们可以把草原民族长期蓄积、为世代人们所信奉的这一生态理念称之为崇尚自然。
恪守信义。信义是综合体现诚实厚道、讲求信誉、公平正直、慷慨仗义等品质的道德范畴,被人类共同奉为美德,尤为草原民族所推崇和恪守。恪守信义,就是草原民族以诚配天、以义为本、大道诚信思想的概括。草原天高地远,民风淳朴,草原民族历来把崇信重义当做人生最重要的心灵约定,这是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维护社会联系、和谐的承诺和人格境界,也是对人际关系、人与天地、自然关系最为深层、真挚情感的表达。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恪守信义体现了对于客观事物本质、发展规律的理解和践行。草原民族的生活是以自由、松散、简约为特征的,越是这样,人们越是守望、恪守着人生的自律、自觉,视信义超过人的生命、视诚信贵于金银财富。草原民族被誉为是最守信义的民族,践行信义也是草原民族同其他民族交往、联系、合作的重要保证,也是草原民族受到其他民族信赖和尊重的根源。
游牧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自有其显著的特征。传统游牧社会的社会结构较为简单、成文法律相对简约,在散居的生活状态下,法律和公众监督必然出现较多的真空,社会对个体的约束,难以完全借助法律法规和公众监督来实现。于是,公共秩
序的维护和社会公德的操守,便更多地诉诸民众的自觉意识。而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信义”是衡量一个人道德品格的重要尺度,维系社会成员之间的正常融洽关系的重要力量。在某种意义上,“信义”是草原民族伦理道德体系的基石,是在草原文化的观念体系当中起着核心、引导作用的重要理念。在草原民族看来,信义是立身之本,也是治国之本。成吉思汗是一位高度重视“信义”的政治家。他认为,“忠”、“诚”、“信”是帝国的 “伊合图日”——即治国之大道或执政之要件,是执政者树立威信、赢得人心、稳定社会,可以使江山万古的人格魅力所在。所以,可与诚信者“结为安答”(即盟友),“委之以大任”。政治家、执政者必须通过“践其言”来获得民众的信任和拥戴,否则将一事无成,甚至因背信弃义而失去国之根基。
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这一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集中反映了草原文化的本质和精神特质,是草原民族生态观、开放观与诚信观的最高层次的概括,是草原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力量源泉,彰显了草原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生态智慧、开拓精神和诚信为先的最高境界。草原文化成为至今仍焕发着旺盛生命力的活态文化类型之一,并以其具有极高历史与现实价值的核心观念体系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蒙古族文化的发展与保护
近年来,中国非常重视蒙古族传统文化保护。2005年中国与蒙古国联合申报长调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中国使另一项蒙古族绝技“呼麦”申遗成功。在世界范围内,目前蒙古民族拥有的3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中国参与了其中的2项。
在内蒙古,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政府更有能力保护蒙古族传统文化。目前,元朝皇帝忽必烈兴建的元朝夏都元上都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力争使世界上保存最为完好的草原帝国都城早日恢复昔日的辉煌景象。
内蒙古还拥有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最大的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这里经常举办蒙古族民族歌舞、服饰、敬献哈达等蒙古族民俗礼仪演示活动,让观众亲身体验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
草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重要财富,因此我们必须继承优良传统,容万象,继承并发扬古老文明的光芒,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
第二篇:蒙古族祭祀文化
蒙古族祭祀文化
成吉思汗祭奠:
成吉思汗祭典是蒙古族祭奠成吉思汗的习俗,最早始于窝阔台时代,到忽必烈时代正式颁发圣旨,规定祭奠成吉思汗先祖的各种祭礼,使之日臻完善。现今鄂尔多斯伊金霍洛的成吉思汗祭典,就是沿袭古代传说的祭礼。成吉思汗祭祀一般分平日祭、月祭和季祭,都有固定的日期。专项祭奠一年举行六十多次。祭品齐全,皆供整羊、圣酒和各种奶食品,并举行隆重的祭奠仪式。每年阴历3月21日为春祭,祭祀规模最大、最隆重。各盟旗都派代表前往伊金霍洛成陵奉祭。成吉思汗哈日苏勒德祭祀:
成吉思汗哈日苏勒德,由一柄主苏勒德和四柄陪苏勒德组成。因而亦称“四斿哈日苏勒德”、“镇远哈日苏勒德”,汉语曾称黑神矛,黑纛,象征着长生天赐予成吉思汗的佑助事业成功的神物。哈日苏勒德祭坛所在地叫“苏勒德霍洛”。由苏勒德达尔扈特守护、供奉。苏勒德祭坛,是高一尺的平台,周围用木板竖立而成的围栏。举行祭奠时,常用黄色布料或绸缎围在外边,因而围栏俗称“什拉库列”(黄色围栏)。
窝阔台祭奠:
窝阔台系成吉思汗三子,在成吉思汗去世后,继承了大汗王位。据传说,窝阔台在去世后,有他的肩胛骨流传于达旗展旦召地区,并有部分达尔扈特牧民一直保护着装有窝阔台肩胛骨的银箱,当地牧民保留了对窝阔台的肩胛骨进行祭奠的习俗,达拉特这一名称就有可能源自于此。
十三阿塔天神祭祀:
在鄂尔多斯南部的乌审旗沙尔利格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哈答斤氏族,供奉着一尊阿塔天神。鄂尔多斯阿塔天神祭祀,是蒙古族最古老的祭祀形式,鄂尔多斯蒙古族古代信仰的是原始的萨满教。在古代由于自然环境、生活条件等多种原因,在蒙古人的头脑里产生了天神,天神则存在于苍穹的虚幻反映里,萨满教便是天神与人之间的联系者,而且,萨满教将天神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西方五十五尊天神,东方四十四尊天神,东方四十四尊天神的兄长是阿塔乌兰天神,因为阿塔乌
兰天神代表着“灾难之主”,支配着风雪、灾害、损失和收益等,因此,人们把牲畜的兴旺,打猎的收获,远征作战的胜利都归功于“阿塔天神”的保佑。所以古代的蒙古族便开始祭祀阿塔天神。
萨岗彻辰祭祀:
萨冈彻辰是蒙古族三大历史著作之一《蒙古源流》的作者,是蒙古鄂尔多斯万户巴图洪台吉的长子,生于1604年,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萨冈逝世后,人们经常祭奠他。现在每年的阴历五月十六日,乌审旗群众都要举行祭奠盛会,表达对他的怀念之情。
拖雷伊金祭奠:
位于鄂托克旗沙日布日都的成吉思汗季子拖雷灵帐遗址,原是祭祀拖雷的地方。拖雷是继承成吉思汗家业,传承成吉思汗圣火(香火)的人,几百年来成吉思汗圣火一直在这里传承,这里的祭祀,主要是祭祀圣火,具有特点。在这里建立拖雷伊金祭祀文化点,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是鄂托克旗的一大亮点。
蒙古族祭驼:
蒙古族祭驼,是流传于蒙古族牧驼群众中的一种集宗教信仰、传统生产、人文思想为一体的民间活动。蒙古族祭驼以双峰驼为对象,较大规模的祭驼在双峰驼的主要产区进行,非主产区以牧户为单位举行小型的祭祀。在双峰驼产区最具代表性的是阿拉善蒙古族祭驼,由祭公驼、祭母驼、祭驼群等内容组成。
哈布图•哈撒儿祭祀:
成吉思汗胞弟,史称卓赤•哈撒儿,哈布图•哈萨尔,公元1164年生,1227年春病逝。哈萨尔自幼随其兄铁木真,为统一蒙古高原各部落,建立统一蒙古汗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哈萨尔是蒙古族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名将、神射手。哈萨尔部后裔自古以来有祭奠其祖哈布图•哈萨尔的传统。哈布图•哈萨尔的舍利陵随四子部、乌拉特部、茂明安部多次西迁,终至择落于原乌兰察布盟的中心地带,新宝力格苏木境内安放至今。
青城寺祭星:
青城寺蒙古族祭星”为敖汉旗四家子镇青城寺所独有,每年正月初八晚,蒙古族群众自发来到青城寺,祭祀星宿,以求来年风调雨顺。
翁根毛都祭祀:
农历七月初三,巴林右旗原人大主任恩和组织举行了翁根毛都(神树)那达慕大会。选定在七月初三进行神树祭祀是有历史依据的。据说长期以来,当地人民就在这个日子进行神树的祭祀,祈求一年风调雨顺和幸福安康。
祭泉:
祭泉,在蒙古族祭祀文化中是十分难得的珍稀现象,然而,在鄂托克旗查布苏木的敖伦布拉格至今仍然较完整地保留着这一传统习俗。现在祭祀神泉,选择在农历5月19,每年举行一次。届时远近成百的牧民自动蜂拥而至,或乘骑、或赶车,带着肥硕大尾的羊背子、饼子、鲜奶、美酒聚集到一起。祭祀在上午开始,主持人以巴扎尔嘎迪为首,率领众人叩拜“洛素伊金”,熏香燃柏,泼散食物,绕泉祭洒白山羊奶和红牛奶、美酒等,还有数位喇嘛在敖包旁披红袍,执手铃,闭目诵经。如今传统的祭泉习俗活动,与广大牧民的文化娱乐生活相融和,展示着新生活的风采。
骆驼祭火 :
蒙古族祭驼,是流传于蒙古族牧驼群众中的一种集宗教信仰、传统生产、人文思想为一体的民间活动。蒙古族祭驼以双峰驼为对象,较大规模的祭驼在双峰驼的主要产区进行,非主产区以牧户为单位举行小型的祭祀。在双峰驼产区最具代表性的是阿拉善蒙古族祭驼,由祭公驼、祭母驼、祭驼群等内容组成。
祭火:
祭火,也叫“祭灶”。蒙古族的一种古老传统习俗。因为蒙古人特别崇敬火神,认为炉灶是火神所在地,是家道或家族兴旺的象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明。
所以不准往灶口倒水,不能用利铁器捅火,不往火中吐痰,不准焚烧污秽的东西,忌讳用脚蹬在锅灶或在火上烤脚。平时蒙古包和房屋里的炉灶,火盆和篝火堆等,都被视为火神而加以崇拜,每逢年节、迁居或婚礼时,都要举行祭祀。各地形式略有差异。一般是将牛羊肉、奶酒、黄油、奶食品等投入火中或供在炉灶旁进行祷告,吟诵祭火祝辞或请喇嘛念经。
木华黎祭祀:
木华黎:公元1170~1223年,蒙古名将、攻金统帅。成吉思汗“四俊”开国元勋之一。蒙古札剌亦儿部人。沉毅多智略。辅佐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战功卓著。每逢农历五月十一,位于成吉思汗陵西南近百公里的乌审旗白音敖包变得格外热闹。接受人们顶礼膜拜的是一杆苏立德。人们都说,它是国王木华黎的化身。木华黎是蒙古帝国杰出的统帅,他与孛尔术、孛尔呼、赤老温号称四杰,是能够给成吉思汗以重大影响的少数几个人物之一。与庄严神圣的祭祀活动一起进行的,还有蒙古族传统的娱乐项目:摔跤和赛马。隆重的祭祀程序结束之后,苏立德要在日落之前,由专人护送,离开这里。
察干苏力德祭祀:
察干苏力德汉译名叫九鼎白徽(汉文史书称九斿白纛),由原鄂尔多斯乌审察哈尔哈然图克钦(护旗手)户设坛祭祀守护,位于今乌审旗无定河镇毛布拉格村陶高图滩北侧叫阿拉布尔的地方。察干苏力德祭坛由主鼎苏力德、游使苏力德及护卫苏力德神戟三部分组成。
第三篇:论蒙古族风俗习惯与传统音乐文化交叉点
论蒙古族风俗习惯与传统音乐文化的交叉点
摘要:蒙古族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富于传奇色彩的民族,延续和保存着本民族古老而悠久的风俗习惯,显示着蒙古族—马背上的民族—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蒙古族人民一向能歌善舞,素有“音乐民族”或“诗歌民族”之美称,拥有十分丰富的传统音乐文化,这是蒙古族人民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蒙古族的风俗习惯与其传统音乐文化并不是互相独立,互不相关的,而是互相交融,互相依存,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要保留蒙古族的传统音乐文化就绝不能摒弃其特有的风俗习惯,我们要学习蒙古族的传统音乐文化就先要了解蒙古族的风俗习惯。
关键字:蒙古族风俗习惯传统音乐文化
一、引言
广袤的大草原孕育了一个豪放而伟大的民族——蒙古族,它是一个来自自然的纯朴粗犷的民族。清新的空气,明丽的阳光,晶莹的露水,给了他们纯洁的心灵;苍茫的原野,狂暴的风雪,严峻的天气,给了他们粗犷的性格。在这片土地上渗透着阿爸的汗水,阿妈的奶汁,保留着蒙古族人民勤劳、朴实的灵魂,记述着一个马背民族的古朴生活。蒙古族是一个游牧民族,长期的游牧生活形成了蒙古族特有的经济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也培育了蒙古族人民独具魅力的传统音乐文化。
二、蒙古族风俗习惯的内容与形式
蒙古族世居草原,以畜牧为主要生产方式。蒙古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是在一定的自然地理、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富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现在,许多风俗习惯仍保持着原来纯朴的古风,体现了蒙古民族优良的传统和文化素养。
蒙古族的风俗习惯是通过语言和行动传下来的,但他同时也吸纳了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进而变成本民族的风俗习惯,蒙古民族是一个善于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有希望的民族。蒙古族的风俗习惯包括许多内容,但主要还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哈达是蒙古族日常行礼中不可缺少的物品。献哈达是蒙古族牧民迎送客人和日常交往中使用的礼节。献哈达时,主人张开双手捧着哈达,吟唱吉祥如意的祝词或赞词,渲染敬重的气氛,同时将哈达的折叠口向着接受哈达的宾客。斟酒敬客,更是蒙古族待客的传统方式。他们认为美酒是食品之精华,五谷之结晶,拿出最珍贵的食品敬献,是表达草原牧人对客人的敬重和爱戴。蒙古族的劝酒往往通过情真意切的歌唱表达出来,唱歌与劝酒是同时进行的,通常主人是将美酒斟在银碗、金杯或牛角杯中,托在长长的哈达之上,唱起动人的蒙古族传统的敬酒歌。
蒙古族婚礼充分表现了这个古老民族勤劳勇敢和能歌善舞的独特风格。由于分布广阔,各地婚俗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共同点是新郎佩带火镰、蒙古刀和弓箭,致颂词、祝词和对歌等。婚礼进入高潮,丰盛的宴席、醇香的美酒、宾
客的欢歌起舞,包含了对新人的衷心祝愿。
萨满教是产生于母系社会的一种原始宗教形式,远古时期就在蒙古族中盛行,萨满教是蒙古族古老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崇拜多种自然神灵和祖先神灵,祭“腾格里”是蒙古族重要祭典之一,祭“腾格里”,蒙古语音译,意为“天”,蒙古族萨满教观念之一,指上层世界,即天上,又指主宰一切自然现象的“先主”,还包含“命运”的意思。敖包祭是蒙古人为纪念发祥地额尔古纳山林地带而形成,表示对自己祖地的眷恋和对祖先的无限崇敬,这一信奉萨满教时最重要的祭扫仪式,现已演变成了一年一度的节日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蒙古族原有的优良传统和健康习俗,进一步与新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相适应,得到充分的发扬。蒙古族人民非常好客,待人热情有礼、坦率诚恳,颇受兄弟民族的称赞。各种在封建社会制度下形成的不利于民族繁荣发展的不健康的习俗,日渐消失,同时,又产生了许多适合于新的经济基础,或从原有习俗转化成的新的风俗习惯。
三、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内容与形式 蒙古族音乐既有全民族的共同风格,又有各个地区的独特风格,堪称绚丽多姿,异彩纷呈。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在不同地区繁衍生息的蒙古部落,仍残存着一些氏族部落时代的痕迹。无论在生活习俗、语言、习俗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对于地方音乐风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况且,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基础文化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又受到诸如战争、部落迁徙,以及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等条件的影响,其音乐风格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
蒙古族一向以能歌善舞著称。每当宴会,庆祝节日,歌声常常一个接一个,唱古老的民歌,民间传说的故事,唱草原富饶美丽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蒙古歌曲,尾声悠长而高亢,音调多激昂,歌的韵在句首不在句尾。一般宴会、节日、婚礼用的和奏乐器是两股胡琴,四股胡琴、萧等。而马头琴是蒙古民族特有的也是最喜爱的民族乐器,流传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草原牧民爱马头琴,对马头琴有特殊的感情。
蒙古族的传统音乐十分丰富,主要可以分为民间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和祭祀音乐三大类。民间音乐包括民歌、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和器乐等;宫廷音乐主要是蒙元时期以及“北元”时期的蒙古族宫廷音乐和清朝时期的满族宫廷音乐;宗教音乐包括萨满音乐、佛教音乐。其中,民歌,根据声部的多寡可分为单声部民歌和多声部民歌两种。单声部民歌,可根据其音乐节奏特点,分为长调和短调。多声部民歌有多人演唱的潮尔道和一人演唱的呼麦两种。根据民歌所表现的内容和唱词特点,分为一般抒情民歌和叙事民歌两种。叙事民歌是介乎于民歌和说唱音乐之间的一种体裁,有古代叙事歌和近现代叙事民歌两种。
蒙古族人民的长调基本上可以作为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蒙古族长调民歌与草原、与蒙古民族游牧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承载着蒙古民族的历史,是蒙古民族生产生活和精神性格的标志性展示。根据蒙古族音乐文化的历史渊源和音乐形态的现状,长调可界定为由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在畜牧业生产劳动中创造的,在野外放牧和传统节庆时演唱的一种民歌。蒙古族长调民歌是一种跨境分布的文化,是一种具有鲜明游牧文化和地域文化特征的独特演唱形式,它以草原人特有的语言述说着蒙古民族对历史文化、人文习俗、道德、哲学和艺术的感悟。
四、蒙古族风俗习惯与传统音乐文化的交叉与融合蒙古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成为本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载体,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蒙古族风俗习惯的延续而使传统音乐文化得以传承。同时蒙古族人民的传统音乐文化也在不同的方面体现着本民族独特的风俗习惯。
蒙古族的风俗习惯是本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沃土,在这片蕴涵人类精神气质的土地上,人们根据对现存事物的感知组织起各种音响;传统音乐文化可谓是蒙古族人民独特的风俗习惯的美妙表达,在优美动听的旋律和极具生命律动的节奏中,人们释放出内心感知后的情绪与情感。风俗习惯中的音乐,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蒙古族的历史,更好的理解他们的现实;音乐中所展现的风俗习惯,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倾听蒙古族的声音,更好的领略他们的心灵感受。时代的发展、关注事物思维方式的转变,使人们逐渐从孤立民族习俗与音乐文化的差异性角度,转化到结合民族习俗与音乐文化的统一性层面,形成了对当今时代民族习俗与音乐文化互补关系的新认识。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加深了民族习俗与音乐文化在特殊语境下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使与音乐文化的互补关系联系的更加紧密,表现的更加生动具体。
蒙古族的风俗习惯是蒙古族传统音乐创作的源泉之一,蒙古族习俗的丰富性构成了蒙古族音乐领域的绚丽多彩。所以当人们要了解一个民族,就必须走进民族风俗习惯的世界;当人们要提升聆听音乐的深刻感,就必须探究民族习俗的脉络。不论是具体的语义表述,还是抽象的音乐表达,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蒙古族人民对草原无限的眷恋。蒙古族音乐是蒙古族特有的风俗习惯的艺术表现形式,蒙古族音乐的多样性,表现了蒙古族风俗习惯的独具一格,更表现了蒙古族文化的广博多元。
蒙古族风俗习惯与传统音乐文化的交叉与融合体现在许多领域,那达慕大会在这方面体现着尤为显著。“那达慕”在蒙语中有娱乐或游戏之意,内容有摔跤、赛马、射箭、舞蹈,以及物资交流等。解放后,又增添了不少新内容,如田径、球类比赛、文艺演出、图片展览、放映电影、交流生产经验等,成为蒙古族人民喜爱的盛会。每年七、八月牲畜肥壮的季节举行“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这是人们为了庆祝丰收而举行的文体娱乐大会。“那达慕”大会上有惊险动人的赛马、摔跤,令人赞赏的射箭,有争强斗胜的棋艺,有引人入胜的歌舞,显示出草原民族独有的特色。
蒙古族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民族,过着“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中国的大部分草原都留下了蒙古族牧民的足迹,因而被誉为“草原骄子”。蒙古族人民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或畜牧业,兼营种植业,散居的蒙古族人民多数以从事种植业为主,也经营一部分畜牧业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从事工业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的人越来越多,从单纯的畜牧业、种植业经济向工业、商业和现代畜牧业及种植业全面发展。随着蒙古族牧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昔日的草原正在变成农区、城市,蒙古族的传统音乐文化逐渐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自然环境。另外,由于现代交通、通讯业的发展,各种文化形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向草原深处渗透,哺育了无数代蒙古族歌手的草原“文化环境”正在发生变化。民间从事传统音乐的人日益减少,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人才更是凤毛麟角。
与汉族音乐相比,蒙古族的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一直处于滞后的状态。但从7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中华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工作的全面展开,首次大规模地对各
民族的传统音乐进行了系统的收集和整理。音乐集成编撰工作的过程是对各民族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音乐集成的工作,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足资进一步研究的各民族宝贵的音乐资料,而且也培养了大批从事民族音乐研究工作的理论人才。
按照马克思的实践理论,人类思维、观念等其实是建构在实践活动之上,而这是由人对自然界的对象性活动——劳动来实现的。人类实践与理性的差异性是造成文化多样性的根本原因,而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的解构与重构过程是文化变迁的根本性动力。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是蒙古族历代人民在特定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因此它的本质和意义只有通过这种实践过程中来寻找。尊重和保存蒙古族相对完整的民族风俗习惯是继承和发展蒙古族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通过实践过程来探求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本质和意义的重要体现。
五、结语
蒙古族现在是具有崭新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着重大作用的民族。蒙古族的风俗习惯和传统音乐文化同属于草原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不断融汇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使自身得到延伸、升华,实现了文化功能的提升,展现了其作为现代文明重要载体的时代风貌。它们以特有的方式吸纳现代文明的成果,实现发掘、更新、重构以增强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能力;现代文明也在与草原文化的结合中获得新的实现领域和形式,不断趋于丰富多彩,日臻成熟。
参考文献:
[1]沙•东希格.蒙古族文化系列讲座之一:敖包文化与察哈尔文化
[2]史左宾.蒙古族的风俗习惯.中国供销商情乡土民情
[3]田联韬.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4]刘国平,吴修林.中国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http://
第四篇:蒙古族文化
蒙古高原及其周边地域,自古以来就是阿尔泰各民族生息繁衍的空间,历史上曾经涌现出大大小小数十个民族。共同或相近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之间有着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基因,从而使他们创造了以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取向、审美尺度为基础的文化类型——以游牧为典型特征的草原文化。并成为他们相互认同和交流的天然纽带,为他们奠定了相互之间文化交融和继承的基础。从草原区域的历史发展进程看,草原文化的传承,在蒙古高原各民族间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完成的:一是相互间的文化传播。一些曾经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文化往往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对于弱小、落后民族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匈奴人的制度文化在草原上延续数千年,柔然人发明的可汗称号,成为此后所有草原政权最高首脑的称谓,而突厥人的基督教信仰、回鹘人的摩尼教信仰在蒙古族文化中得到积淀,回鹘文字母成为蒙古文字模版„„。
13世纪蒙古高原的统一,彻底打破了蒙古高原区域之间的封闭,打破了原有的民族、部族格局,结束了蒙古高原数千年民族、部族纷争的历史,同时也促进了草原文化的大融合,使整个草原文化的发展成为一个整体,使之发展趋于平衡。这种融合虽然伴随着战争和民族压迫,但在客观上代表了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在统一和睦的环境中生产生活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代表了广大民众的愿望。蒙古族由最初的一个弱小部族,就像滚雪球一样,将大量不同氏族、部族和民族包容到共同体之中与此同时,也将草原各民族的文化融合为一体,吸收、消化了以往草原民族文化的全部精华,浓缩了草原文化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形态。自蒙元王朝之后,蒙古高原在其后的封建时期内,没有再次出现完全的分裂,民族成份没有发生新的变化。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13世纪所形成蒙古族文化吸纳整合了以往草原文化的全部历史积淀和精华并给草原文化未来的发展以明确的昭示,形成了较强的凝聚力。正是因为蒙古族在草原历史文化中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地位,13世纪之后的“蒙古”一词,已经成为国际上表述草原人及其生活方式、地理空间、动植物种属和草原文化的基本概念,蒙古马、蒙古包、蒙古高原、蒙古草原、蒙古人种以及数百种“用蒙古文拉丁化命名的”植物名称等等,表明蒙古族在世人的观念中已成为草原和草原文化的代名词。
制度文化是检验一个地区或民族文明化程度的最重要尺度之一,草原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岁月里,根据自身生产生活方式、民族结构的情况,创建了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制,形成了极具特色且完整的制度文化。
众所周知,具有游牧特色的草原社会制度的基本形态是由匈奴民族奠定的。从草原民族的历史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不同时代的民族对国家的建构模式做过不同的尝试和探索,从公元四世纪开始,由草原向周边的扩张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并且一浪高过一浪。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另一点,一直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游牧王朝以氏族、民族为中心的国家政权构建体制从未改变,征服与被征服民族之间的冲突始终伴随着每一个草原帝国,往往成为其崩溃的重要原因。匈奴等民族虽借一时之强盛,曾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但未能妥善解决内部的民族、部族之间的矛盾,一旦出现大的自然灾害、君主的更替,貌似强大的政权便会瞬间分崩离析.归根结底,从匈奴帝国到辽王朝,绝大多数草原政权都是以氏族、民族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王朝,国家形态未能完成从血缘型向地域型的历史跨越。
“因俗而治”制度是草原民族在制度文化方面的一大创举,是中国古代处理民族问题的成功范例之一。受游牧经济的单一性的制约,在手工业品和农业产品方面,草原民族对定居民族有较强的依赖性。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就必须处理好与定居民族的关系。经过长期的磨合,一些的草原民族建立的政权,针对中国多民族并存的社会格局,采取了入主中原、统而分治的政策。13世纪崛起的蒙古人秉承并发展了草原文化的这一制度。随着版图的扩张,被征服区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更加复杂。蒙古统治者提出了“因其俗,柔其人”的分治政策,一是沿用被征服民族传统的社会结构;二是维持各民族文化,利用其传统观念羁縻其思想。如在中原地区实行“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策略,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在云南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在蒙古地区则沿用传统制度,等等。然其建树的顽强生命力直接与现代社会相连接,能够超越民族,能够超越国界,能够超越信仰,能够超越时间,实属对人类智慧宝库的一种非凡贡献”。毫无疑问,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所推行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都是建立在历代草原民族历史经验基础之上,他们的智慧浓缩了草原文化的精华,是草原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标志着草原制度文化已经超越了民族文化的范畴,已经具备了世界性品质,具有进步意义。
由于人们不能将草原文化看作一个持续发展的整体,自然会对13世纪蒙古族所创造的历史产生很多困惑,一个欧洲人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从未建过一座城市的蒙古部落,建立了统治一半世界的帝国;以狩猎、放牧为生的人打垮了三个文明古国的军队;而不会写字的野蛮人居然为50个民族制定了法律”。如果我们能够正确认识蒙古族是草原文化数千年文明的集大成者的话,类似的感慨就不应当出现。
草原民族制度文化由匈奴到蒙古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尤其是自魏晋南北朝“五胡”民族,到辽—契丹、蒙古—蒙元的国家观的发展,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我们在看到其扩张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同时,还应当注意到其积极的一面。以中国古代历史为例,草原民族跨不同经济形态、不同民族文化形态建立统一国家政权观念的形成及其实践,为各民族之间在和平环境下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两种经济形态下游牧农耕民族之间长期对峙的局面,使双方由经济互补关系延伸到政治、文化的依存关系,这种认同感的确立,在历史上为中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创造了坚实的基础,其意义和贡献是巨大的。
第五篇:蒙古族祭祀成吉思汗文化
成吉思汗祭祀,是蒙古民族崇拜成吉思汗的集中体现,也是成吉思汗八白宫能够长期延续的基础,是鄂尔多斯地区乃至全体蒙古族家喻户晓的祭祀活动。八百年以来鄂尔多斯蒙古族达尔哈特部肩负守护、祭祀成吉思汗八白宫及苏勒德等圣物的神圣使命,以世袭制的形式传承成吉思汗祭祀,成为蒙古民族当中唯一直接传承成吉思汗祭祀的特殊群体,他们使神秘的成吉思汗祭祀在鄂尔多斯地区完整地保留至今。
什么是成吉思汗大祭
成吉思汗大祭,是保存在伊金霍洛祭典成吉思汗的一项重要祭祀活动。成吉思汗祭祀继承了北方游牧民族信仰崇拜文化的精髓,属于蒙古族帝王祭祀的主要内容,是蒙古贵族最高规格的祭祀活动。成吉思汗祭祀包括八白宫祭祀和专项祭祀,主要是指以成吉思汗与孛儿帖哈屯宫帐为核心的八白宫祭祀和苏勒德祭祀。成吉思汗祭典种类多,除每日、每月的例行祭典外,一年举行数十次专项祭典,其中“四时大祭”更为典型。元世祖忽必烈在建立元朝后,尊其祖父为元太祖,并钦定成吉思汗四时大祭,明确了祭祀的议程及内容,建立和完善了守护成吉思汗八白宫的达尔哈特人的组织机构和职责分工。此后,成吉思汗祭祀一直依此而行,时至今日成吉思汗陵仍然较完整地保留了13世纪以来的祭祀方式。
成吉思汗祭典,一般分为季祭、月祭和奉祭。季祭为四季之祭,每年四次分别为:农历三月二十一日为查干苏鲁克祭(也叫马奶祭);农历五月十五为夏季淖尔祭;农历九月十二为秋季的禁奶祭;农历十月初三为冬季的皮条祭。月祭是在每月的初
一、初三举行的固定祭典。奉祭是平时择日进行的经常性祭典。此外还有守陵人按家族每年在固定的时间里举行的一些祭典,多达十几次。这样成吉思汗祭典每年固定的有三十多次,举行奉祭者更是每日络绎不绝。
查干苏鲁克大祭
查干苏鲁克大祭的来历,据说是在成吉思汗五十岁那年的春天,草原上遇旱成灾,成吉思汗为逢凶化吉,选择了春节后的第八十一天,用九十九匹白马之乳,向上苍九天祭洒,又将一匹白马点化为神骏加以供奉。认为可以消除灾难,查干苏鲁克就可以安然无恙地归来。从此,便有了这个祭典,成吉思汗去世后仍然沿袭查干苏鲁克祭来祭洒苍天、祭祀圣主成吉思汗。
明清以来,成吉思汗八白宫供奉在鄂尔多斯部的各个地区,每逢查干苏鲁克大祭时都要回到伊金霍洛,集中在一起进行祭祀。大祭之日由总管鄂尔多斯事务和负责成陵祭典的济农主祭。1956年,分布于鄂尔多斯各地的成吉思汗八白宫及其他祭祀圣物集中到成吉思汗陵供奉。
三月二十一日,是查干苏鲁克祭典中最大的祭祀。当天辰时,主持祭典的济农率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王公台吉们,在达尔哈特八个牙门图德的引导下为溜圆白骏献上一只全羊、一尊白酒,再将二十七条白缎条给溜圆白骏戴上。然后步入成吉思汗宫帐,敬献神灯、圣香,又来到拴马驹练绳(吉拉)跟前,向“宝日温都尔”奶桶供上一只全羊,一尊圣酒,将八十一匹白马之乳(约三百斤)斟满宝日温都尔,在距奶桶二十七步远的地方,竖起金马桩(阿拉腾嘎达斯)。该马桩虽称作金马桩,在这里由人代替,据说其原因是对当年偷窃真的金马桩者的惩罚,后以其后裔相延世袭代替金马桩,每年一次象征性地站立,并不把溜圆白骏真正拴在他身上。
在金马桩西北八十一步长的距离上,栽着被称作代表“天座”的“翁嘎日勒”。济农首先用一种“楚楚格”的酹奶容器,从宝日温都尔中将鲜奶三舀三祭。然后率领黄金家族的王公台吉手持“楚楚格”,舀起鲜奶,赤脚跑步绕着宝日温都尔、阿拉腾嘎达斯、溜圆白骏向苍天酹洒鲜奶。在祭洒马奶的同时,诵颂《九十九匹白骏之乳祭洒赞》。
济农诺颜拉开了洒祭鲜奶的序幕后,便来到金殿。金殿已准备好所有的供品和祭器。殿内备有一只牲羊,先用圣水拍打羊的耳朵,再由济农将其抓住,让守陵者中的嘎勒其宰杀。这时格赫庆牙门图吟诵祝词。
牲羊宰杀后,济农率领众人,跪在成吉思汗灵柩前,开始祭灶,同时诵读《成吉思汗金殿香烟大祭词》。祭灶后,以济农为首的王公台吉向成吉思汗灵柩献哈达、献神灯、献全羊。同时吟诵相应的祝词。
随后济民等众人开始献酒,他们来到金殿门前,济农双手捧着查古(一种特制的敬酒器),走进金殿,将圣酒敬献给圣主成吉思汗,然后依次由王公台吉们敬献。在敬洒时有两个达尔哈特洪晋牙门图分列两旁,一个拉马头琴,一个敲马头板演唱十二支马头板歌。这首十二支歌,是一首神奇的歌,是神圣的成吉思汗祭典中最神秘的内容,至今任何人都无法破译其歌词里的真正含义,只能由专司此职的守陵人一代一代依其调,依其词继承传唱。
大歌唱毕,由专门的守灵人诵《成吉思汗大祭文》。祭文诵毕,由芒赖牙门图德呼唤着四位守护圣主达尔哈特的职衔,将圣酒敬给他们的后裔,这时格赫庆牙门图德在宫殿外面吟诵《殿外祝词》。
接着,格赫庆牙门图德又诵起了《殿内祝词》。赞颂一番后,便开始分发殿内祭祀的有“福份”的全羊祭肉。济农和达尔哈特的八个牙门图德均按规定得到相应的份子。殿内外祭祀至此结束。这时,济农等又重新回到祭洒鲜奶的地方,此刻祭洒鲜奶已接近尾声。随后,济农出面挪开“金马桩”。接下来济农便走到溜圆白骏跟前,将一只金杯臵于它的臀部,任其自由落地,审视金杯落地时口儿朝上或朝下的情况。最后济农又来到“巴图吉勒”(永固的练绳)前,用鲜奶抹画巴图吉勒和绳上练着的许多小马驹,格赫庆牙门图要诵《巴图吉勒》祝词。这番抹画、祝颂之后,二十一日的所有祭祀全部结束。
三月二十一日晚上在成吉思汗金殿举行的招福仪式和二十三日祭祀黄车,二十四日八白宫起程祭等,都属于查干苏鲁克大典的收尾仪式。
1、招福仪式。二十一日晚上,在成吉思汗金殿中举行珠太渗酒、抹画呼图克、招福致祥仪式。当济农进金殿的时候(多半由继位台吉代表济农参加),图利将酒洒在牲羊四褶的肠子、肥肠、胃之中,使其渗透,这叫作珠太渗酒,为祭香火(灶)所准备。当图利将珠太和阿木苏(五谷)一起拿上,走到火撑跟前的时候,格赫庆亚门特吟诵《珠太赞》。
在吟诵《珠太赞》时,图利将珠太和阿木苏一起投放火中,进行祭奠。这一仪式,是以肠肚为祭品祭香火(灶)的简便形式。接着抹画成吉思汗灵柩跟前的圣主呼图克(招福吉祥物,同第十章第三节“抹画呼图克仪式”),举行招福(达拉拉嘎)仪式。将牲羊的左前腿跟蹄子一起煮熟,将肥尾、胃、肥肠等装入招福桶里,由格赫庆亚门特唱《成吉思汗招福歌》。唱时,挥动羊前腿,表示招福致祥之意。这样,二十一日的祭奠全部结束。
二十二日没有公祭,由个人自由祭奠。
2、黄车祭。在查干苏鲁克大祭期间,请运成吉思汗与孛儿帖格勒真哈屯灵帐的黄车,一直停放在吉格上的成吉思汗金殿后面。从各地来的不少蒙古族群众,看见这吉祥的黄车,便去膜拜。施主们叩头时纷纷向黄车扔小钱,这些钱孩子们可以抢走。孩子们为了多得些钱,便念诵《黄车小孩祝词》。三月二十三日,用四只全羊、四尊圣酒供奉黄车,准备将成吉思汗灵帐运回原地。
3、八白宫返回祭。三月二十四日辰时,八白宫离开吉格,返往原地。起程之前,要各用一只全羊、一尊圣酒供奉。成吉思汗与孛儿帖格勒真哈屯灵柩,要从吉格上的金殿中请出,放入弓箭宫帐,然后再抬到黄车上,由两至三峰白色神驼拉着,像十八日请来吉格时的礼节一样,形成护送仪仗队,请回大伊金霍洛原来的宫帐中安放。安放后,用三只全羊、三尊圣酒祭奠。延续近半个月的查干苏鲁克大典,于这一天结束。
夏季淖尔大典
淖尔大典,是成吉思汗“四时大典”之夏季大祭。夏季的淖尔大典,于每年农历五月十五日举行。“淖尔”,蒙古语,意为“湖泊”。“淖尔大典”有“盛奶大典”之意。五月的草原,水草丰美、牛羊肥壮,是畜群盛产鲜奶的季节。蒙古人,迎接奶水象湖海(淖尔)一样涌流丰盛吉祥的季节时,到处举行“珠拉格”(淖尔)、“马驹节”等“马奶节”。在节上首先向苍天、向圣主祭献,祈求苍天、圣主保佑大地,使草原五畜兴旺,鲜奶象湖一样丰盛,牧人过上幸福安康的日子。“淖尔大典”是成吉思汗时期开始举行的“盛奶节”。在淖尔大典中,原为成吉思汗奖赏功臣,这一习俗,一直延续下来。淖尔大典中的祭祀程序,所念诵的祭文、祭词、祭歌等,与查干苏鲁克大典中的“金殿大祭”程序相同。即献哈达、献神灯、献全羊、献圣酒,举行祭香火(灶),念诵祭文、祭词。只有一点不同的仪式是,这次祭奠中要念诵《圣主伊克芒赖图格勒》(圣主大福份之份子词)给六十个亚门分份子。
在淖尔大典中的念诵《圣主伊克芒赖图格勒》,奖赏有功之臣后代仪式,在野外的草滩举行。这一仪式称之为“淖尔拉忽”(享受淖尔之福),体现出当年成吉思汗在客鲁伦河畔草滩上举行的仪式。
秋季斯日格大典
斯日格大典为成吉思汗“四时大典”之秋季大祭。秋季的斯日格大典于每年农历九月十二日举行。“斯日格”,为马驹嘴上戴的禁奶叉。“斯日格大典”即“禁奶大典”。从这一天开始,母马禁奶,人们不再挤母马的奶,盘收练绳,将马驹从练绳上解放出来,使马驹自由地吃母马的奶了,对马驹而言,是“开奶节”。秋季斯日格大典中的成吉思汗大祭,与查干苏鲁克大典中的“金殿大祭”基本相同。在斯日格大典中,首先祭洒九十九匹白母马鲜奶,摘掉马驹嘴上的禁奶叉和头上的笼头,把它们从练绳解放出来,盘收练绳。然后举行圣主祭祀活动。秋季斯日格大典中的成吉思汗祭祀,用全母马一匹、全羊九只,圣酒九尊。关于斯日格祭祀的祭品,各时期实际用量有所不同。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重新修订的《金册》中说:“斯日格典礼用一尊白酒,九十五尊奶酒,一只绵羊”。1815年(嘉庆二十一年)记载:“斯日格典礼上敬献酸奶、白酒八十尊”。
冬季大典——达斯玛大典 达斯玛大典,是成吉思汗“四时大典”之冬季大典。冬季的达斯玛大典,于每年农历冬初十月初三举行。“达斯玛”,蒙古语,是“皮条”的尊称。“达斯玛大典”即“皮条大典”之意。文献资料《十福经典白史》中记载:“冬季中月初三,由于曾向成吉思汗表示祝福,故放置达斯玛之典礼于这天举行”。在《宝贝念珠》中记载:“十月初三,浴圣主成吉思汗神明身体之脐带的祝福之日”。鄂尔多斯人也传说:达斯玛大典是“纪念成吉思汗出生后用达斯玛包扎其脐带之事”,“成吉思汗出生的那年冬天,将他放在一个新作的暖襁褓里,外面用领了牲的山羊皮条包扎起来并加以祝福,达斯玛祭就是为了纪念此事”,所以祭典定于冬初月。小孩出生后,选择吉祥之日,用鲜奶点祭,举行祝福庆典的习俗,从古以来在蒙古民族中普遍盛行。达斯玛大典,是成吉思汗出生后举行祝福庆典的纪念活动。忽必烈时期,将此庆典列入为“四时大典”,每年按规定程序进行。
哈日苏勒德年大祭
哈日苏勒德大祭亦称“哈日苏勒德达斯玛祭”、“哈日苏勒德添缨祭”。成吉思汗陵旅游区管委会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了祭典活动。最夺人眼球的是,身着民族盛装的祭祀群众们带着羊背子、美酒、奶食等祭祀贡品,不远几十公里前来告慰圣灵、祈求吉祥。祭典活动由专门守护供奉苏勒德的达尔扈特人主持,祭祀群众们纷纷将贡品交到达尔扈特手中后跪拜接受祝福。“苏勒德”蒙古语的意思是徽标,是成吉思汗统率军队的战旗、蒙古民族的守护神、战无不胜的精神象征。成吉思汗哈日苏勒德,农历春初月(正月)初三祭典为“入春祭”,夏初月(四月)初三祭典为“入夏祭”,秋初月(七月)初三祭典为“入秋祭”,冬初月(十月)初三祭典为“入冬祭”。即每个季度的第一个月初三祭典为“季祭”。
成吉思汗哈日苏勒德,由一柄主苏勒德和四柄陪苏勒德组成。因而亦称“四斿哈日苏勒德”、“镇远哈日苏勒德”,汉语曾称黑神矛,黑纛。哈日苏勒德,是成吉思汗的战神,是成吉思汗大军所向无敌的旗帜。哈日苏勒德的祭典,分平日祭,小祭,年大祭,龙年威猛祭,特殊祭等。哈日苏勒德的祭典,集中体现了蒙古民族战胜邪恶,渴望平安的心理,祈祷圣主之战神保佑百姓。
阿拉腾甘德尔敖包传统祭祀
2015年的阿拉腾甘德尔敖包传统祭祀于6月28日(农历五月十三日)8:30在成吉思汗陵园阿拉腾甘德尔敖包举行。阿拉腾甘德尔敖包,是蒙古人为纪念成吉思汗掉马鞭而设立。当年,成吉思汗率军路过鄂尔多斯,目睹这里水草丰美,是一块风水宝地,留恋之际,失手将马鞭掉在地上。人们为纪念此事,便设立了阿拉腾甘德尔敖包。
圣主“五百两” 祭祀
3月22日(农历二月初三),一年一度的圣主“五百两”祭祀在成吉思汗陵举行。圣主“五百两”祭祀,是指农历二月初三举行的撤“五百两”供品的祭祀。据记载,清代,重新组建五百户达尔扈特(守陵人)时,清政府授予他们不服兵役、不纳税赋的权利,并且规定了每年每户达尔扈特筹措一两银子的义务,共五百两,用于成吉思汗祭祀。
现代的“五百两”祭祀,每年腊月中旬开始准备供品。那些天里,成陵旅游区祭祀文化办公室的全体达尔扈特用150斤白面炸出新鲜的馓子一层层整齐地垒在一起,晾干后再作进一步加工装饰。达尔扈特人制作的羊油馓子别有特色,是长方形网栅状,这种特殊的形状跟成吉思汗有渊源,象征着蒙古大军渡黄河时用的筏子、象征着胜利。腊月二十七,把晾干好的馓子抬到陵宫祭祀大殿。首先,在专门准备好的长方形祭祀银盘里摆放6层馓子,然后在上面顺着外边摆放一层酥皮饼,酥皮饼上面又摆放一层空壳饼。接着把准备好的红枣倒入馓子上面,再把拌好的黑枣、蜜枣、核桃、冰糖、红糖、水果糖、葡萄干和奶酪等继续倒入上面,上面再摆放一些奶食品。最后把这个精心准备好的供品摆放在圣主白宫前的供桌上,这样,专门用于成吉思汗新春大祭的“五百两” 祭祀供品正式制作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