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祭祀文化

第一篇：蒙古族祭祀文化

蒙古族祭祀文化

成吉思汗祭奠：

成吉思汗祭典是蒙古族祭奠成吉思汗的习俗，最早始于窝阔台时代，到忽必烈时代正式颁发圣旨，规定祭奠成吉思汗先祖的各种祭礼，使之日臻完善。现今鄂尔多斯伊金霍洛的成吉思汗祭典，就是沿袭古代传说的祭礼。成吉思汗祭祀一般分平日祭、月祭和季祭，都有固定的日期。专项祭奠一年举行六十多次。祭品齐全，皆供整羊、圣酒和各种奶食品，并举行隆重的祭奠仪式。每年阴历3月21日为春祭，祭祀规模最大、最隆重。各盟旗都派代表前往伊金霍洛成陵奉祭。成吉思汗哈日苏勒德祭祀：

成吉思汗哈日苏勒德，由一柄主苏勒德和四柄陪苏勒德组成。因而亦称“四斿哈日苏勒德”、“镇远哈日苏勒德”，汉语曾称黑神矛，黑纛，象征着长生天赐予成吉思汗的佑助事业成功的神物。哈日苏勒德祭坛所在地叫“苏勒德霍洛”。由苏勒德达尔扈特守护、供奉。苏勒德祭坛，是高一尺的平台，周围用木板竖立而成的围栏。举行祭奠时，常用黄色布料或绸缎围在外边，因而围栏俗称“什拉库列”（黄色围栏）。

窝阔台祭奠：

窝阔台系成吉思汗三子，在成吉思汗去世后，继承了大汗王位。据传说，窝阔台在去世后，有他的肩胛骨流传于达旗展旦召地区，并有部分达尔扈特牧民一直保护着装有窝阔台肩胛骨的银箱，当地牧民保留了对窝阔台的肩胛骨进行祭奠的习俗，达拉特这一名称就有可能源自于此。

十三阿塔天神祭祀：

在鄂尔多斯南部的乌审旗沙尔利格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哈答斤氏族，供奉着一尊阿塔天神。鄂尔多斯阿塔天神祭祀，是蒙古族最古老的祭祀形式，鄂尔多斯蒙古族古代信仰的是原始的萨满教。在古代由于自然环境、生活条件等多种原因，在蒙古人的头脑里产生了天神，天神则存在于苍穹的虚幻反映里，萨满教便是天神与人之间的联系者，而且，萨满教将天神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西方五十五尊天神，东方四十四尊天神，东方四十四尊天神的兄长是阿塔乌兰天神，因为阿塔乌

兰天神代表着“灾难之主”，支配着风雪、灾害、损失和收益等，因此，人们把牲畜的兴旺，打猎的收获，远征作战的胜利都归功于“阿塔天神”的保佑。所以古代的蒙古族便开始祭祀阿塔天神。

萨岗彻辰祭祀：

萨冈彻辰是蒙古族三大历史著作之一《蒙古源流》的作者，是蒙古鄂尔多斯万户巴图洪台吉的长子，生于1604年，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萨冈逝世后，人们经常祭奠他。现在每年的阴历五月十六日，乌审旗群众都要举行祭奠盛会，表达对他的怀念之情。

拖雷伊金祭奠：

位于鄂托克旗沙日布日都的成吉思汗季子拖雷灵帐遗址，原是祭祀拖雷的地方。拖雷是继承成吉思汗家业，传承成吉思汗圣火(香火)的人，几百年来成吉思汗圣火一直在这里传承，这里的祭祀，主要是祭祀圣火，具有特点。在这里建立拖雷伊金祭祀文化点，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是鄂托克旗的一大亮点。

蒙古族祭驼：

蒙古族祭驼，是流传于蒙古族牧驼群众中的一种集宗教信仰、传统生产、人文思想为一体的民间活动。蒙古族祭驼以双峰驼为对象，较大规模的祭驼在双峰驼的主要产区进行，非主产区以牧户为单位举行小型的祭祀。在双峰驼产区最具代表性的是阿拉善蒙古族祭驼，由祭公驼、祭母驼、祭驼群等内容组成。

哈布图•哈撒儿祭祀：

成吉思汗胞弟,史称卓赤•哈撒儿,哈布图•哈萨尔，公元1164年生,1227年春病逝。哈萨尔自幼随其兄铁木真,为统一蒙古高原各部落，建立统一蒙古汗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哈萨尔是蒙古族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名将、神射手。哈萨尔部后裔自古以来有祭奠其祖哈布图•哈萨尔的传统。哈布图•哈萨尔的舍利陵随四子部、乌拉特部、茂明安部多次西迁,终至择落于原乌兰察布盟的中心地带,新宝力格苏木境内安放至今。

青城寺祭星：

青城寺蒙古族祭星”为敖汉旗四家子镇青城寺所独有，每年正月初八晚，蒙古族群众自发来到青城寺，祭祀星宿，以求来年风调雨顺。

翁根毛都祭祀：

农历七月初三，巴林右旗原人大主任恩和组织举行了翁根毛都（神树）那达慕大会。选定在七月初三进行神树祭祀是有历史依据的。据说长期以来，当地人民就在这个日子进行神树的祭祀，祈求一年风调雨顺和幸福安康。

祭泉：

祭泉，在蒙古族祭祀文化中是十分难得的珍稀现象，然而，在鄂托克旗查布苏木的敖伦布拉格至今仍然较完整地保留着这一传统习俗。现在祭祀神泉，选择在农历5月19，每年举行一次。届时远近成百的牧民自动蜂拥而至，或乘骑、或赶车，带着肥硕大尾的羊背子、饼子、鲜奶、美酒聚集到一起。祭祀在上午开始，主持人以巴扎尔嘎迪为首，率领众人叩拜“洛素伊金”，熏香燃柏，泼散食物，绕泉祭洒白山羊奶和红牛奶、美酒等，还有数位喇嘛在敖包旁披红袍，执手铃，闭目诵经。如今传统的祭泉习俗活动，与广大牧民的文化娱乐生活相融和，展示着新生活的风采。

骆驼祭火 ：

蒙古族祭驼，是流传于蒙古族牧驼群众中的一种集宗教信仰、传统生产、人文思想为一体的民间活动。蒙古族祭驼以双峰驼为对象，较大规模的祭驼在双峰驼的主要产区进行，非主产区以牧户为单位举行小型的祭祀。在双峰驼产区最具代表性的是阿拉善蒙古族祭驼，由祭公驼、祭母驼、祭驼群等内容组成。

祭火：

祭火，也叫“祭灶”。蒙古族的一种古老传统习俗。因为蒙古人特别崇敬火神，认为炉灶是火神所在地，是家道或家族兴旺的象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明。

所以不准往灶口倒水，不能用利铁器捅火，不往火中吐痰，不准焚烧污秽的东西，忌讳用脚蹬在锅灶或在火上烤脚。平时蒙古包和房屋里的炉灶，火盆和篝火堆等，都被视为火神而加以崇拜，每逢年节、迁居或婚礼时，都要举行祭祀。各地形式略有差异。一般是将牛羊肉、奶酒、黄油、奶食品等投入火中或供在炉灶旁进行祷告，吟诵祭火祝辞或请喇嘛念经。

木华黎祭祀：

木华黎：公元1170～1223年，蒙古名将、攻金统帅。成吉思汗“四俊”开国元勋之一。蒙古札剌亦儿部人。沉毅多智略。辅佐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战功卓著。每逢农历五月十一，位于成吉思汗陵西南近百公里的乌审旗白音敖包变得格外热闹。接受人们顶礼膜拜的是一杆苏立德。人们都说，它是国王木华黎的化身。木华黎是蒙古帝国杰出的统帅，他与孛尔术、孛尔呼、赤老温号称四杰，是能够给成吉思汗以重大影响的少数几个人物之一。与庄严神圣的祭祀活动一起进行的，还有蒙古族传统的娱乐项目：摔跤和赛马。隆重的祭祀程序结束之后，苏立德要在日落之前，由专人护送，离开这里。

察干苏力德祭祀：

察干苏力德汉译名叫九鼎白徽（汉文史书称九斿白纛），由原鄂尔多斯乌审察哈尔哈然图克钦（护旗手）户设坛祭祀守护，位于今乌审旗无定河镇毛布拉格村陶高图滩北侧叫阿拉布尔的地方。察干苏力德祭坛由主鼎苏力德、游使苏力德及护卫苏力德神戟三部分组成。

第二篇：蒙古族祭祀成吉思汗文化

成吉思汗祭祀，是蒙古民族崇拜成吉思汗的集中体现，也是成吉思汗八白宫能够长期延续的基础，是鄂尔多斯地区乃至全体蒙古族家喻户晓的祭祀活动。八百年以来鄂尔多斯蒙古族达尔哈特部肩负守护、祭祀成吉思汗八白宫及苏勒德等圣物的神圣使命，以世袭制的形式传承成吉思汗祭祀，成为蒙古民族当中唯一直接传承成吉思汗祭祀的特殊群体，他们使神秘的成吉思汗祭祀在鄂尔多斯地区完整地保留至今。

什么是成吉思汗大祭

成吉思汗大祭，是保存在伊金霍洛祭典成吉思汗的一项重要祭祀活动。成吉思汗祭祀继承了北方游牧民族信仰崇拜文化的精髓，属于蒙古族帝王祭祀的主要内容，是蒙古贵族最高规格的祭祀活动。成吉思汗祭祀包括八白宫祭祀和专项祭祀，主要是指以成吉思汗与孛儿帖哈屯宫帐为核心的八白宫祭祀和苏勒德祭祀。成吉思汗祭典种类多，除每日、每月的例行祭典外，一年举行数十次专项祭典，其中“四时大祭”更为典型。元世祖忽必烈在建立元朝后，尊其祖父为元太祖，并钦定成吉思汗四时大祭，明确了祭祀的议程及内容，建立和完善了守护成吉思汗八白宫的达尔哈特人的组织机构和职责分工。此后，成吉思汗祭祀一直依此而行，时至今日成吉思汗陵仍然较完整地保留了13世纪以来的祭祀方式。

成吉思汗祭典，一般分为季祭、月祭和奉祭。季祭为四季之祭，每年四次分别为：农历三月二十一日为查干苏鲁克祭（也叫马奶祭）;农历五月十五为夏季淖尔祭;农历九月十二为秋季的禁奶祭；农历十月初三为冬季的皮条祭。月祭是在每月的初

一、初三举行的固定祭典。奉祭是平时择日进行的经常性祭典。此外还有守陵人按家族每年在固定的时间里举行的一些祭典，多达十几次。这样成吉思汗祭典每年固定的有三十多次，举行奉祭者更是每日络绎不绝。

查干苏鲁克大祭

查干苏鲁克大祭的来历，据说是在成吉思汗五十岁那年的春天，草原上遇旱成灾，成吉思汗为逢凶化吉，选择了春节后的第八十一天，用九十九匹白马之乳，向上苍九天祭洒，又将一匹白马点化为神骏加以供奉。认为可以消除灾难，查干苏鲁克就可以安然无恙地归来。从此，便有了这个祭典，成吉思汗去世后仍然沿袭查干苏鲁克祭来祭洒苍天、祭祀圣主成吉思汗。

明清以来，成吉思汗八白宫供奉在鄂尔多斯部的各个地区，每逢查干苏鲁克大祭时都要回到伊金霍洛，集中在一起进行祭祀。大祭之日由总管鄂尔多斯事务和负责成陵祭典的济农主祭。1956年，分布于鄂尔多斯各地的成吉思汗八白宫及其他祭祀圣物集中到成吉思汗陵供奉。

三月二十一日，是查干苏鲁克祭典中最大的祭祀。当天辰时，主持祭典的济农率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王公台吉们，在达尔哈特八个牙门图德的引导下为溜圆白骏献上一只全羊、一尊白酒，再将二十七条白缎条给溜圆白骏戴上。然后步入成吉思汗宫帐，敬献神灯、圣香，又来到拴马驹练绳(吉拉)跟前，向“宝日温都尔”奶桶供上一只全羊，一尊圣酒，将八十一匹白马之乳(约三百斤)斟满宝日温都尔，在距奶桶二十七步远的地方，竖起金马桩(阿拉腾嘎达斯)。该马桩虽称作金马桩，在这里由人代替，据说其原因是对当年偷窃真的金马桩者的惩罚，后以其后裔相延世袭代替金马桩，每年一次象征性地站立，并不把溜圆白骏真正拴在他身上。

在金马桩西北八十一步长的距离上，栽着被称作代表“天座”的“翁嘎日勒”。济农首先用一种“楚楚格”的酹奶容器，从宝日温都尔中将鲜奶三舀三祭。然后率领黄金家族的王公台吉手持“楚楚格”，舀起鲜奶，赤脚跑步绕着宝日温都尔、阿拉腾嘎达斯、溜圆白骏向苍天酹洒鲜奶。在祭洒马奶的同时，诵颂《九十九匹白骏之乳祭洒赞》。

济农诺颜拉开了洒祭鲜奶的序幕后，便来到金殿。金殿已准备好所有的供品和祭器。殿内备有一只牲羊，先用圣水拍打羊的耳朵，再由济农将其抓住，让守陵者中的嘎勒其宰杀。这时格赫庆牙门图吟诵祝词。

牲羊宰杀后，济农率领众人，跪在成吉思汗灵柩前，开始祭灶，同时诵读《成吉思汗金殿香烟大祭词》。祭灶后，以济农为首的王公台吉向成吉思汗灵柩献哈达、献神灯、献全羊。同时吟诵相应的祝词。

随后济民等众人开始献酒，他们来到金殿门前，济农双手捧着查古(一种特制的敬酒器)，走进金殿，将圣酒敬献给圣主成吉思汗，然后依次由王公台吉们敬献。在敬洒时有两个达尔哈特洪晋牙门图分列两旁，一个拉马头琴，一个敲马头板演唱十二支马头板歌。这首十二支歌，是一首神奇的歌，是神圣的成吉思汗祭典中最神秘的内容，至今任何人都无法破译其歌词里的真正含义，只能由专司此职的守陵人一代一代依其调，依其词继承传唱。

大歌唱毕，由专门的守灵人诵《成吉思汗大祭文》。祭文诵毕，由芒赖牙门图德呼唤着四位守护圣主达尔哈特的职衔，将圣酒敬给他们的后裔，这时格赫庆牙门图德在宫殿外面吟诵《殿外祝词》。

接着，格赫庆牙门图德又诵起了《殿内祝词》。赞颂一番后，便开始分发殿内祭祀的有“福份”的全羊祭肉。济农和达尔哈特的八个牙门图德均按规定得到相应的份子。殿内外祭祀至此结束。这时，济农等又重新回到祭洒鲜奶的地方，此刻祭洒鲜奶已接近尾声。随后，济农出面挪开“金马桩”。接下来济农便走到溜圆白骏跟前，将一只金杯臵于它的臀部，任其自由落地，审视金杯落地时口儿朝上或朝下的情况。最后济农又来到“巴图吉勒”（永固的练绳）前，用鲜奶抹画巴图吉勒和绳上练着的许多小马驹，格赫庆牙门图要诵《巴图吉勒》祝词。这番抹画、祝颂之后，二十一日的所有祭祀全部结束。

三月二十一日晚上在成吉思汗金殿举行的招福仪式和二十三日祭祀黄车，二十四日八白宫起程祭等，都属于查干苏鲁克大典的收尾仪式。

1、招福仪式。二十一日晚上，在成吉思汗金殿中举行珠太渗酒、抹画呼图克、招福致祥仪式。当济农进金殿的时候（多半由继位台吉代表济农参加），图利将酒洒在牲羊四褶的肠子、肥肠、胃之中，使其渗透，这叫作珠太渗酒，为祭香火（灶）所准备。当图利将珠太和阿木苏（五谷）一起拿上，走到火撑跟前的时候，格赫庆亚门特吟诵《珠太赞》。

在吟诵《珠太赞》时，图利将珠太和阿木苏一起投放火中，进行祭奠。这一仪式，是以肠肚为祭品祭香火（灶）的简便形式。接着抹画成吉思汗灵柩跟前的圣主呼图克（招福吉祥物，同第十章第三节“抹画呼图克仪式”），举行招福（达拉拉嘎）仪式。将牲羊的左前腿跟蹄子一起煮熟，将肥尾、胃、肥肠等装入招福桶里，由格赫庆亚门特唱《成吉思汗招福歌》。唱时，挥动羊前腿，表示招福致祥之意。这样，二十一日的祭奠全部结束。

二十二日没有公祭，由个人自由祭奠。

2、黄车祭。在查干苏鲁克大祭期间，请运成吉思汗与孛儿帖格勒真哈屯灵帐的黄车，一直停放在吉格上的成吉思汗金殿后面。从各地来的不少蒙古族群众，看见这吉祥的黄车，便去膜拜。施主们叩头时纷纷向黄车扔小钱，这些钱孩子们可以抢走。孩子们为了多得些钱，便念诵《黄车小孩祝词》。三月二十三日，用四只全羊、四尊圣酒供奉黄车，准备将成吉思汗灵帐运回原地。

3、八白宫返回祭。三月二十四日辰时，八白宫离开吉格，返往原地。起程之前，要各用一只全羊、一尊圣酒供奉。成吉思汗与孛儿帖格勒真哈屯灵柩，要从吉格上的金殿中请出，放入弓箭宫帐，然后再抬到黄车上，由两至三峰白色神驼拉着，像十八日请来吉格时的礼节一样，形成护送仪仗队，请回大伊金霍洛原来的宫帐中安放。安放后，用三只全羊、三尊圣酒祭奠。延续近半个月的查干苏鲁克大典，于这一天结束。

夏季淖尔大典

淖尔大典，是成吉思汗“四时大典”之夏季大祭。夏季的淖尔大典，于每年农历五月十五日举行。“淖尔”，蒙古语，意为“湖泊”。“淖尔大典”有“盛奶大典”之意。五月的草原，水草丰美、牛羊肥壮，是畜群盛产鲜奶的季节。蒙古人，迎接奶水象湖海（淖尔）一样涌流丰盛吉祥的季节时，到处举行“珠拉格”（淖尔）、“马驹节”等“马奶节”。在节上首先向苍天、向圣主祭献，祈求苍天、圣主保佑大地，使草原五畜兴旺，鲜奶象湖一样丰盛，牧人过上幸福安康的日子。“淖尔大典”是成吉思汗时期开始举行的“盛奶节”。在淖尔大典中，原为成吉思汗奖赏功臣，这一习俗，一直延续下来。淖尔大典中的祭祀程序，所念诵的祭文、祭词、祭歌等，与查干苏鲁克大典中的“金殿大祭”程序相同。即献哈达、献神灯、献全羊、献圣酒，举行祭香火（灶），念诵祭文、祭词。只有一点不同的仪式是，这次祭奠中要念诵《圣主伊克芒赖图格勒》（圣主大福份之份子词）给六十个亚门分份子。

在淖尔大典中的念诵《圣主伊克芒赖图格勒》，奖赏有功之臣后代仪式，在野外的草滩举行。这一仪式称之为“淖尔拉忽”（享受淖尔之福），体现出当年成吉思汗在客鲁伦河畔草滩上举行的仪式。

秋季斯日格大典

斯日格大典为成吉思汗“四时大典”之秋季大祭。秋季的斯日格大典于每年农历九月十二日举行。“斯日格”，为马驹嘴上戴的禁奶叉。“斯日格大典”即“禁奶大典”。从这一天开始，母马禁奶，人们不再挤母马的奶，盘收练绳，将马驹从练绳上解放出来，使马驹自由地吃母马的奶了，对马驹而言，是“开奶节”。秋季斯日格大典中的成吉思汗大祭，与查干苏鲁克大典中的“金殿大祭”基本相同。在斯日格大典中，首先祭洒九十九匹白母马鲜奶，摘掉马驹嘴上的禁奶叉和头上的笼头，把它们从练绳解放出来，盘收练绳。然后举行圣主祭祀活动。秋季斯日格大典中的成吉思汗祭祀，用全母马一匹、全羊九只，圣酒九尊。关于斯日格祭祀的祭品，各时期实际用量有所不同。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重新修订的《金册》中说：“斯日格典礼用一尊白酒，九十五尊奶酒，一只绵羊”。1815年（嘉庆二十一年）记载：“斯日格典礼上敬献酸奶、白酒八十尊”。

冬季大典——达斯玛大典 达斯玛大典，是成吉思汗“四时大典”之冬季大典。冬季的达斯玛大典，于每年农历冬初十月初三举行。“达斯玛”，蒙古语，是“皮条”的尊称。“达斯玛大典”即“皮条大典”之意。文献资料《十福经典白史》中记载：“冬季中月初三，由于曾向成吉思汗表示祝福，故放置达斯玛之典礼于这天举行”。在《宝贝念珠》中记载：“十月初三，浴圣主成吉思汗神明身体之脐带的祝福之日”。鄂尔多斯人也传说：达斯玛大典是“纪念成吉思汗出生后用达斯玛包扎其脐带之事”，“成吉思汗出生的那年冬天，将他放在一个新作的暖襁褓里，外面用领了牲的山羊皮条包扎起来并加以祝福，达斯玛祭就是为了纪念此事”，所以祭典定于冬初月。小孩出生后，选择吉祥之日，用鲜奶点祭，举行祝福庆典的习俗，从古以来在蒙古民族中普遍盛行。达斯玛大典，是成吉思汗出生后举行祝福庆典的纪念活动。忽必烈时期，将此庆典列入为“四时大典”，每年按规定程序进行。

哈日苏勒德年大祭

哈日苏勒德大祭亦称“哈日苏勒德达斯玛祭”、“哈日苏勒德添缨祭”。成吉思汗陵旅游区管委会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了祭典活动。最夺人眼球的是，身着民族盛装的祭祀群众们带着羊背子、美酒、奶食等祭祀贡品，不远几十公里前来告慰圣灵、祈求吉祥。祭典活动由专门守护供奉苏勒德的达尔扈特人主持，祭祀群众们纷纷将贡品交到达尔扈特手中后跪拜接受祝福。“苏勒德”蒙古语的意思是徽标，是成吉思汗统率军队的战旗、蒙古民族的守护神、战无不胜的精神象征。成吉思汗哈日苏勒德，农历春初月（正月）初三祭典为“入春祭”，夏初月（四月）初三祭典为“入夏祭”，秋初月（七月）初三祭典为“入秋祭”，冬初月（十月）初三祭典为“入冬祭”。即每个季度的第一个月初三祭典为“季祭”。

成吉思汗哈日苏勒德，由一柄主苏勒德和四柄陪苏勒德组成。因而亦称“四斿哈日苏勒德”、“镇远哈日苏勒德”，汉语曾称黑神矛，黑纛。哈日苏勒德，是成吉思汗的战神，是成吉思汗大军所向无敌的旗帜。哈日苏勒德的祭典，分平日祭，小祭，年大祭，龙年威猛祭，特殊祭等。哈日苏勒德的祭典，集中体现了蒙古民族战胜邪恶，渴望平安的心理，祈祷圣主之战神保佑百姓。

阿拉腾甘德尔敖包传统祭祀

2015年的阿拉腾甘德尔敖包传统祭祀于6月28日（农历五月十三日）8:30在成吉思汗陵园阿拉腾甘德尔敖包举行。阿拉腾甘德尔敖包，是蒙古人为纪念成吉思汗掉马鞭而设立。当年，成吉思汗率军路过鄂尔多斯，目睹这里水草丰美，是一块风水宝地，留恋之际，失手将马鞭掉在地上。人们为纪念此事，便设立了阿拉腾甘德尔敖包。

圣主“五百两” 祭祀

3月22日（农历二月初三），一年一度的圣主“五百两”祭祀在成吉思汗陵举行。圣主“五百两”祭祀，是指农历二月初三举行的撤“五百两”供品的祭祀。据记载，清代，重新组建五百户达尔扈特（守陵人）时，清政府授予他们不服兵役、不纳税赋的权利，并且规定了每年每户达尔扈特筹措一两银子的义务，共五百两，用于成吉思汗祭祀。

现代的“五百两”祭祀，每年腊月中旬开始准备供品。那些天里，成陵旅游区祭祀文化办公室的全体达尔扈特用150斤白面炸出新鲜的馓子一层层整齐地垒在一起，晾干后再作进一步加工装饰。达尔扈特人制作的羊油馓子别有特色，是长方形网栅状，这种特殊的形状跟成吉思汗有渊源，象征着蒙古大军渡黄河时用的筏子、象征着胜利。腊月二十七，把晾干好的馓子抬到陵宫祭祀大殿。首先，在专门准备好的长方形祭祀银盘里摆放6层馓子，然后在上面顺着外边摆放一层酥皮饼，酥皮饼上面又摆放一层空壳饼。接着把准备好的红枣倒入馓子上面，再把拌好的黑枣、蜜枣、核桃、冰糖、红糖、水果糖、葡萄干和奶酪等继续倒入上面，上面再摆放一些奶食品。最后把这个精心准备好的供品摆放在圣主白宫前的供桌上，这样，专门用于成吉思汗新春大祭的“五百两” 祭祀供品正式制作完成。

第三篇：柳州祭祀文化

柳州风水祭祀文化特点

《周易》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以天人地三才之道，贯穿阴阳之理，具有多元化哲理。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在追寻“天人合一”的人居理想，强调人与自然的融合。反映了中华古人对地质、地理、生态、景观、建筑学的综合观念，这种“天人合一”的地理观，被西方科学家称为“东方文化生态”。

柳州又称龙城，位于广西中部，是我国南方的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柳州市区地形平坦微有起伏，东、西、北三面环山，形成了“拔地奇峰画卷开”的山水特点，山上基本没有大的树木，甚至只是光光的石灰岩寸草不生，具有典型的岩溶地貌特征。早在5万年前就有“柳江人”生活在这里了，柳州始建于唐贞观八年（634），因柳江得名。从建城至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柳州自古以“桂中商埠”著称，今日更是集工商、交通、旅游优势于一体的南疆重要城市。它具有良好的人文历史景观和丰富的旅游资源，也是广西最大的工业基地和经济中心。柳州的汽车工业历史悠久，现成为柳州的支柱产业，从大街上柳州产的小巧玲珑的小轿车多如过江之鲫可以看出人民生活的富足和当地汽车工业的成熟。

柳州的山水都具有与别处不一样的地方，石山奇特秀美，岩洞瑰丽神奇，江流弯曲明净。清澈的柳江穿市区而过，像一条绿色的玉带，把市区环绕成一个“U”字形半岛。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在柳州任刺史时，曾用“越绝孤城千万峰”、“江流曲似九回肠”的诗句，来描绘这个美丽的城市。

柳州的文庙就是其风水祭祀文化的代表。据柳州市文史学家考证，柳州文庙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公元815年，唐代大文豪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期间曾重修柳州文庙，并大力推崇孔子思想和传播儒家学说，办学兴文，以开民智，使得柳州“人去其陋”“政通人和”。柳州文庙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粹，立足于城市美学，有气势、有文化个性，突出景观，聚集人气，做到山水文化与儒学文化的天人合一。构筑成我市的文化地标经典。柳州文庙的风水具有如下特点：

一、天人合一

在祖国传统文化中，房屋既是天的化身，又是人的化身，呈现天圆地方，中轴对称，层次分明，动静相间，气候宜人等特征。

人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意愿，通过文庙格局，屋顶、地面、门窗、庭院、园林，既隔离自然又回归自然，做到天人合一，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就体现了中国易学与传统建筑文化的精粹。

二、山环水抱，藏风得水

风（空气）和水为地球所独有，对人类关系密切又须臾不可缺。“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古人很聪明，因此用它来表征人类生态环境。

柳州文庙正是了解了这种大自然的奥妙之后，利用大自然与人的和谐相处的伟大学问，而营造以生态环境为主题的建筑群。

三、螺旋气场、浑圆有情

河图洛书表明，宇宙之中，既有顺时针的阳性螺旋气场，也有逆时针的阴性螺旋气场，还有阴阳和合的双螺旋气场。这种宇宙螺旋气场效应自然要求宇宙万物浑圆有情。“曲有情，直无情，曲生吉，直生煞”。砂环水抱必有气，山管人丁水管财。

柳州文庙采用了易理建筑风水学的设计概念，整体形成了一个太极形气场，达到了阴阳互补，气流顺畅；加上神灵水（坤方）水池，正神方（艮方）高楼的巧妙配合，从而催动整个文庙的风生水起。

四、阴阳五行互补和谐

《周易》曰：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依存、对待、互补，交变与平衡，组成了一个

美观、舒适、和谐的人类生态环境。柳州文庙遵循了这一规律。

我国地处北半球，根据日照和风向规律，文庙建筑群尽可能做到：①南低北高；②坐北朝南；③背山面水；④山环水绕；⑤避免出现纯北方型，压阴房；⑥控制好“过白”（室内能见的天空光线，不使室内地面潮湿）。

文庙，即文宣王庙，是孔庙的别称，是用以祭祀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纪念性建筑。文庙祭祀，是用以盛赞孔子的道德，显示儒学的光辉，以此启迪后人，使儒家学说不断发扬光大。它和一般的设坛祭祀祈求风调雨顺消灾降福，有着本质的差异。因此，文庙祭祀一直为封建统治者所重视。柳州峨山文庙的祭祀活动，从明朝洪武年间创立文庙开始，一直保留到1948年才停止，持续了566年。

文庙祭祀的时间是全国一致的，规定于每年的仲春和仲秋上旬丁日举行，即每年农历的二月、八月各举行一次，日期是上旬按历书的干支排列天干是“丁”的日子。称为“祭丁”和“丁祭”。其典礼的进行，过程也是相同的。

峨山文庙的祭祀也于是日举行，由县长担任主祭官，另外选两名德高望重且有一定资历的长者担任陪祭官和两庑分献官。主祭官祭孔子、陪祭官祭四配十二哲，两庑分献官祭两庑先贤先儒。参加祭祀行礼的其他人员也必须有一定的学历或资历，显示出地方人才的济济一堂。祭品按古代帝王之祭必献以太牢(牛、猪、羊各一)和规定的各种祭品：帛、爵、太羹、和羹、韭菹、芹菹、兔醢、鹿脯、脾拆、豚拍、黍、稻、稷、粱、白饼、黑饼等等，且要按规定的位置摆设。每到祭祀，大成殿前的四棵大柱上便要换上两副鲜艳的对联，一副是：“自生民所未有;集群贤之大成”，另一副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斯文在兹参赞天人。”其他各祠也都换上新联。

祭典都于清晨进行。信炮一响，大成殿诸门洞开。殿内烛光辉煌，香烟缭绕，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参加祭典的人群即随着礼生的赞礼仪程进行，先是“迎圣”，乐舞生手擎龙风旗帜和銮驾，列队行至文明坊前，将一较小的雕刻精致的孔子牌位，由一位长者双手捧着，由乐舞生列队为前导，穿过大成门，迎上大成殿，参祭的人员在两旁垂手肃立，表示恭迎圣驾。安圣已毕，开始献祭。站在平台上的礼生高呼：主祭官就位，陪祭官就位，两庑分献官就位。三位官员随即走出人群，按规定的位置站定。其他参祭人员也随即找一个适宜的位置，立于平台之下的场地上然后是击鼓鸣钟，读祝文，由一名礼生高声朗涌：“惟某年某月某日。主祭官某，陪祭官某等。致祭于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曰：惟我先师，德隆千圣，道冠百王。揭日月以常行，自生民所未有。值文教昌明之会，正礼节乐和之时。辟雍钟鼓，成恪荐以馨香，泮水胶庠，益致严于笾豆，兹当仲春(或仲秋)，祗率彝章，肃展微忱，聿将祀典。配以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尚飨。”读完祝文后，进行“初献”。平台上的礼生高喊“主祭官行初献礼”。随即由另一名礼生引导主祭官进入大成殿向孔子位行礼。喊“陪祭官行初献礼”，陪祭官也由另一名礼生引导进入大成殿向四配十二哲位行礼。再喊“两庑分献官行初献礼”，又由一位礼生引导分献官进入东庑西庑向先贤先儒位行礼，主祭官行礼时参祭众人也要在原地同时行礼。初献结束后，接着是“亚献”，再接着是“终献”，其行礼的过程和初献礼一样。行完三献礼后，接着是“撤馍”和“送圣”。送圣时也由乐舞生为仪仗，将祭前迎人的孔子牌位仍送回文明坊下安放，参祭人众仍是垂手站立两旁恭送，祭礼仪程结束。

同一天早晨，除祭祀孔子外，还要祭其他祠祀。祭孔前必先祭崇圣祠和苍圣祠，祭孔后还要祭名宦祠、乡贤祠等祠，只是祭这些祠祀时不像祭孔子那样隆重，人员也无须全体参加，只由一至二位祭祀宫和礼生按规定程序进行。

以上是民国年间峨山文庙的祭祀概略。据当时老一辈人的讲述，清代的祭祀比民国年间的要早得多，天还未明就开始进行，到天亮时已基本结束。典礼也比民国隆重，祭祀时乐舞生必歌以颂扬孔子功德的乐章，伴以“八佾之舞”。民国以后，歌舞失传，祭典也随之不

像清代那样隆重了。礼节上也逐步作了一些改革。把原来行的“三跪九叩”礼改成了三鞠躬礼。迎送孔子牌位也勿须再下跪，改为垂手肃立，表示肃然起敬就可以了。只是献祭的议程没有大的变动，依然是“迎圣”、“初献”、“亚献”、“终献”、“撤馔”、“送圣”几个过程。

第四篇：蒙古族文化

蒙古高原及其周边地域，自古以来就是阿尔泰各民族生息繁衍的空间，历史上曾经涌现出大大小小数十个民族。共同或相近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之间有着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基因，从而使他们创造了以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取向、审美尺度为基础的文化类型——以游牧为典型特征的草原文化。并成为他们相互认同和交流的天然纽带，为他们奠定了相互之间文化交融和继承的基础。从草原区域的历史发展进程看，草原文化的传承，在蒙古高原各民族间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完成的：一是相互间的文化传播。一些曾经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文化往往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对于弱小、落后民族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匈奴人的制度文化在草原上延续数千年，柔然人发明的可汗称号，成为此后所有草原政权最高首脑的称谓，而突厥人的基督教信仰、回鹘人的摩尼教信仰在蒙古族文化中得到积淀，回鹘文字母成为蒙古文字模版„„。

13世纪蒙古高原的统一，彻底打破了蒙古高原区域之间的封闭，打破了原有的民族、部族格局，结束了蒙古高原数千年民族、部族纷争的历史，同时也促进了草原文化的大融合，使整个草原文化的发展成为一个整体，使之发展趋于平衡。这种融合虽然伴随着战争和民族压迫，但在客观上代表了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在统一和睦的环境中生产生活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代表了广大民众的愿望。蒙古族由最初的一个弱小部族，就像滚雪球一样，将大量不同氏族、部族和民族包容到共同体之中与此同时，也将草原各民族的文化融合为一体，吸收、消化了以往草原民族文化的全部精华，浓缩了草原文化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形态。自蒙元王朝之后，蒙古高原在其后的封建时期内，没有再次出现完全的分裂，民族成份没有发生新的变化。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13世纪所形成蒙古族文化吸纳整合了以往草原文化的全部历史积淀和精华并给草原文化未来的发展以明确的昭示，形成了较强的凝聚力。正是因为蒙古族在草原历史文化中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地位，13世纪之后的“蒙古”一词，已经成为国际上表述草原人及其生活方式、地理空间、动植物种属和草原文化的基本概念，蒙古马、蒙古包、蒙古高原、蒙古草原、蒙古人种以及数百种“用蒙古文拉丁化命名的”植物名称等等，表明蒙古族在世人的观念中已成为草原和草原文化的代名词。

制度文化是检验一个地区或民族文明化程度的最重要尺度之一，草原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岁月里，根据自身生产生活方式、民族结构的情况，创建了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制，形成了极具特色且完整的制度文化。

众所周知，具有游牧特色的草原社会制度的基本形态是由匈奴民族奠定的。从草原民族的历史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不同时代的民族对国家的建构模式做过不同的尝试和探索，从公元四世纪开始，由草原向周边的扩张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并且一浪高过一浪。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另一点，一直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游牧王朝以氏族、民族为中心的国家政权构建体制从未改变，征服与被征服民族之间的冲突始终伴随着每一个草原帝国，往往成为其崩溃的重要原因。匈奴等民族虽借一时之强盛，曾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但未能妥善解决内部的民族、部族之间的矛盾，一旦出现大的自然灾害、君主的更替，貌似强大的政权便会瞬间分崩离析.归根结底，从匈奴帝国到辽王朝，绝大多数草原政权都是以氏族、民族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王朝，国家形态未能完成从血缘型向地域型的历史跨越。

“因俗而治”制度是草原民族在制度文化方面的一大创举，是中国古代处理民族问题的成功范例之一。受游牧经济的单一性的制约，在手工业品和农业产品方面，草原民族对定居民族有较强的依赖性。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就必须处理好与定居民族的关系。经过长期的磨合，一些的草原民族建立的政权，针对中国多民族并存的社会格局，采取了入主中原、统而分治的政策。13世纪崛起的蒙古人秉承并发展了草原文化的这一制度。随着版图的扩张，被征服区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更加复杂。蒙古统治者提出了“因其俗，柔其人”的分治政策，一是沿用被征服民族传统的社会结构；二是维持各民族文化，利用其传统观念羁縻其思想。如在中原地区实行“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策略，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在云南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在蒙古地区则沿用传统制度，等等。然其建树的顽强生命力直接与现代社会相连接，能够超越民族，能够超越国界，能够超越信仰，能够超越时间，实属对人类智慧宝库的一种非凡贡献”。毫无疑问，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所推行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都是建立在历代草原民族历史经验基础之上，他们的智慧浓缩了草原文化的精华，是草原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标志着草原制度文化已经超越了民族文化的范畴，已经具备了世界性品质，具有进步意义。

由于人们不能将草原文化看作一个持续发展的整体，自然会对13世纪蒙古族所创造的历史产生很多困惑，一个欧洲人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从未建过一座城市的蒙古部落，建立了统治一半世界的帝国；以狩猎、放牧为生的人打垮了三个文明古国的军队；而不会写字的野蛮人居然为50个民族制定了法律”。如果我们能够正确认识蒙古族是草原文化数千年文明的集大成者的话，类似的感慨就不应当出现。

草原民族制度文化由匈奴到蒙古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尤其是自魏晋南北朝“五胡”民族，到辽—契丹、蒙古—蒙元的国家观的发展，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我们在看到其扩张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同时，还应当注意到其积极的一面。以中国古代历史为例，草原民族跨不同经济形态、不同民族文化形态建立统一国家政权观念的形成及其实践，为各民族之间在和平环境下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两种经济形态下游牧农耕民族之间长期对峙的局面，使双方由经济互补关系延伸到政治、文化的依存关系，这种认同感的确立，在历史上为中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创造了坚实的基础，其意义和贡献是巨大的。

第五篇：鄂尔多斯蒙古族及其文化特征

鄂尔多斯蒙古族及其文化特征

鄂尔多斯的蒙古族由于其特殊性的使命和身份，创造出了历史与现代文化的无数亮点。本文试就鄂尔多斯与蒙古族的关系、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的特点做一简单的探讨。

蒙古族文化追本溯源，当然是承接中国北方游牧文化的精髓。鄂尔多斯自古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前沿阵地，鄂尔多斯式青铜文化研究表明，作为这一文化的缔造者——匈奴民族，自夏商至汉代，引领了一个漫长时期的草原文化的潮流，首创了草原民族的辉煌历史，奠定了其后数千年，直至今日的中国游牧文化的坚实基础。而这一文化和文化拥有者的匈奴人，据考古资料表明，均源自鄂尔多斯地区。

在蒙古族之前的各个历史时期，继匈奴之后，较有影响的包括鲜卑、突厥、契丹、金、党项等几十个民族或部落，几乎一脉相承地继承和完善了北方游牧文化，虽然各具特色和时代烙印，但其主流文化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在蒙古族十三世纪全民信仰萨满教为主导的原始宗教崇拜方面，表现出了自匈奴文化以来上千年连续不断的文化继承。例如早在匈奴时期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上我们经常发现一类铜饰件：涡纹或旋纹的圆形饰件。这类型的图案如果联想到蒙古族文化，与俯视遍布草原的敖包情景极其相似，也许这就是游牧民族早期崇天、祭天的理念所在，是蒙古族古代长生天信仰的文化源头。

鄂尔多斯地区自匈奴之后，从未间断过的游牧民族的存在，那就是历史上所有曾经称霸草原、雄视中原的北方民族，均在其民族强盛期占据或涉猎鄂尔多斯地区。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进入鄂尔多斯，应当是在征服西夏的战争过程中，这一期间，鄂尔多斯的文化主流仍然是游牧文化，据考古资料表明在同一时期内出土的主要有明显特征的金、辽、西夏的器物和遗址、墓葬，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的北宋时期汉文化特征的遗存，这都成为鄂尔多斯是游牧民族前沿阵地的重要佐证。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的最后时刻病逝，由少数人秘密护送离开战争中的包括鄂尔多斯地区的西夏，与此同时西夏国王交给蒙古统治者的权力、土地、民众，并不意味着随成吉思汗“金身”带到了漠北，蒙古族留下了诸多的军队和随军的各个方面的部众承担起了对收服地的占领和管理，这些留下来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自此就长期居住在鄂尔多斯，成为历史上最初的鄂尔多斯蒙古族。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鄂尔多斯蒙古族是极具古老文化的代表之一，笔者在《鄂尔多斯草原文化》一书中曾经提到的十三阿塔天神祭祀和对阿尔寨石窟的探索中也都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成吉思汗对西夏的最后一役，其指挥中心和狩猎受伤及养病、病逝的地点，极有可能就是在鄂尔多斯西的阿尔寨石窟及其周边的一个较大的范围内。此后元代忽必烈一系的诸位帝王及黄金家族均对这一地区施行封闭管理，划入直辖的中书省范围内并确定为皇室的育马场，同时引入藏传佛教，建立石窟寺，终年诵经祝颂，以这种特有的宗教方式纪念先祖成吉思汗。蒙古最后一位大汗，即林丹汗，在明末清初被迫自蒙古东部地区逃奔到西部的途中，途经这一石窟寺时施行了毁灭行为，笔者认为这应是林丹汗遵循蒙古古制，对成吉思汗的去世地实行保密性的一项措施。可见，鄂尔多斯蒙古族从最初就肩负着一种神圣的重任，尽管他们自己可能并不十分明确，但从其流传至今的大量的民俗现象中不难看出，从其居住到这里以来就默守着一种职责，遵循着一种定制，对古老而遥远的十三世纪蒙古贵族文化不加以任何的改变，也很少受到周边文化的影响，这一点如果对照历史，对今天的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风民俗、民间故事传说、歌舞艺术等进行比较则显得越发清楚。

元朝灭亡到明中叶这一时期，蒙古北元政权不稳，已完全无暇顾及鄂尔多斯地区，这一地区的蒙古族在沉闷的气氛中度过相当长的时期，直至达延汗之后，蒙古族统治者重新统一，又有蒙古族逐渐进入河套，守护成吉思汗八白室，以祭祀、供奉蒙古族帝王、黄金家族圣灵、圣物为专职的鄂尔多斯部移牧这一地区，并将一应供奉对象分散到河套之内丰美辽阔的草原各处，这时，河套之名渐为鄂尔多斯部名所替代，鄂尔多斯蒙古族成为了这里的主导民族，也进入了又一个兴盛时期。

自从鄂尔多斯部驻牧这一地区以来，历史在这里开启了民族文化新的一页。鄂尔多斯蒙古族作为这一地区最后的游牧民族，自明中叶以来为蒙古族中一个重要的部落，在清代按盟旗制划分成七个旗，逐渐地以旗为单位，文化上出现了细微的一些差异，但在以成吉思汗祭祀文化为主线的背景下，总体上仍保持高度的一致性、统一性、传统性。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文化中又出现了文学艺术创作上的高峰期，大量的历史著作、祝赞颂词、文学作品、民间歌舞等纷纷问世，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鄂尔多斯蒙古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鄂尔多斯蒙古族经过两次集中的迁入，形成了今日分布的格局，而这种格局也奠定了鄂尔多斯蒙古族在所有蒙古各部中唯一的一种特殊性。

首先，他的组成都与成吉思汗本人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前者是在成吉思汗生前至此，死后承担起特殊的职责而留下来的；后者是在成吉思汗秘葬后设立八白室时形成，然后辗转护卫圣灵成吉思汗至此的。所以，鄂尔多斯蒙古族与成吉思汗结有生死之缘。

其次，正因鄂尔多斯蒙古族组成的独特性，众所周知，他肩负着全体蒙古族所赋予的神圣的对先祖、先帝、神灵般的成吉思汗及其他圣贤、圣物供奉祭祀的职责。

第三，由于使命的特殊性、重要性，蒙古族的每一个部落、每一个人在组建这样一个群体时都是积极地争先恐后，并以此为荣。组建该部落以对成吉思汗生前的效忠和贡献，形成了各个阶层的划分。所以鄂尔多斯蒙古族的构成不是单一的部落成分，而是囊括了几乎１３世纪蒙古高原上统一的蒙古帝国旗帜下的所有大小部落、姓氏和群体的精英。

第四，因为祭奉成吉思汗为代表的帝王圣灵、圣物，由忽必烈钦定过的诸多规章制度不允许任何人加以改变，使得这一群体始终严格按传统方式从事自己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按草原民族几乎不变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一代一代地生存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也受到了其它文化的一些影响和打上了一些时代的烙印，但并没有较大的变化，所以，鄂尔多斯蒙古族基本上保留了蒙古族十三世纪的诸多文化特征。

第五，由于鄂尔多斯蒙古族构成是由成吉思汗当年的各部落精英组成，加上所受使命是蒙古帝王、黄金家族的重托，从其传承的文化层面而言，具有蒙古族最高贵的文化属性，既有蒙古族宫廷文化、帝王文化，同时也有古代蒙古文化精典和秘籍的传承，不仅是现代，就是古代也是通常百姓无法了解和知晓的诸多文化细节及内涵，都在这一群体中按惯例常年延续着，直至今日仍浓重地存在并表现出来，成为蒙古族文化的瑰宝。虽然，受到近现代文化前所未有的影响，但仍不失其固有的面貌和特征。所以，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具有蒙古族古代帝王文化、宫廷文化的典型特征。

第六，鄂尔多斯蒙古族在历史上是由层面较高的组织构成并肩负神圣的历史使命，因此汇集和涌现出许多杰出人才，产生了无数在蒙古族历史上有影响的事件，例如古代的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在蒙古族放弃萨满教的原始崇拜，引进藏传佛教的过程中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萨冈彻辰在明末清初潜心著书，终于完成了《蒙古源流》一书，其后不久的罗卜藏丹森又完成了《黄金史纲》一书，这两本书堪称蒙古三大历史巨著中的两部；著名的独贵龙运动，成为近现代反帝、反封建的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事件；与此同时代的著名诗人贺希格巴图、伊湛纳西等人物影响着近代蒙古文坛。尤其是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引领着蒙古族一代潮流，鄂尔多斯蒙古文化成为蒙古族文化的典型代表得到发扬光大。鄂尔多斯民歌和舞蹈在当代成为蒙古族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形式备受推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舞蹈《鄂尔多斯舞》、电影《鄂尔多斯风暴》风靡全国大江南北；近些年来《森吉德玛》、《鄂尔多斯情愫》等大型歌舞节目和鄂尔多斯蒙古剧《银碗》轰动国内外艺坛，在全国获奖。《鄂尔多斯婚礼》民俗风情表演、鄂尔多斯筷子舞、盅碗舞已打造成为蒙古族知名的艺术品牌；文坛方面，史界书籍大量出版不衰，特别是鄂尔多斯市组织编著的《蒙古族通史》，更成为蒙古史学界前所未有的宏篇巨著，影响深远。

第七，以成吉思汗八白室、成吉思汗苏勒德为核心的蒙古帝王祭祀文化，成为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形成的核心凝聚力，也是古代蒙古文化的活化石，其文化价值弥足珍贵，在国内外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人文价值。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在藏传佛教盛行数百年之后，在鄂尔多斯仍然有古老的萨满教文化的诸多属性，这在其它蒙古部落是无法保留的，因为明清时期统治阶层实施的改教措施，严禁萨满教信仰公开活动，但在鄂尔多斯遵循古训的帝王祭祀活动，按制不允许改变，使以萨满教为主体的十三世纪的完整的祭祀、供奉形式都保存了下来，与其相一致的民间信仰文化也相随得以存在，并鲜活地呈现出来，如对十三阿塔天神的祭祀、塔并乌兰蒙古公共墓地葬式的流传都是如此。

综上所述，鄂尔多斯作为游牧文化发祥的策源地之一，蒙古族继承了其文化精髓，鄂尔多斯蒙古族自成吉思汗时代入居这一地区以来，便与成吉思汗这一世界伟人结下了生死的源渊关系。同时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历史与文化，掀起了蒙古族文化传承发展的一次又一次高潮，引领着蒙古族文化的潮流。如今，鄂尔多斯蒙古族已经迈出了时代文明的步伐，传统游牧方式和文化观念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退出数千年的游牧舞台。然而，作为历史，作为文化，我们有责任加以挖掘继承和弘扬，也应以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式，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特色来加快推动鄂尔多斯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