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行政学研究有感（共5篇）

第一篇：读行政学研究有感

读《行政学之研究》有感

马建伟

（苏州大学政治与共管理学院江苏苏州20104202117）摘要：通过《行政学之研究》的学习，我对威尔逊的行政学思想有了一定的了解。作为现代行政学的创始人，威尔逊的行政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这篇被誉为行政学开山之作的文章中，它的发表标志着公共行政学的产生。本文主要从行政科学的产生及发展、行政管理的产生及研究目的以及公众舆论的行政监督方面展开阐述。

关键词：行政科学；政府职能；行政管理；公众舆论

我们要理解威尔逊在文中所阐述的行政学思想，首先要了解《行政学之研究》一文所发表的时代背景。《行政学之研究》一文于1887年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季刊》第2期之上。当时，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上升阶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公共事务的日益增多，大大拓展了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领域，政府职能也随之变得更加复杂，管理工作也变得更加困难。于是，政府如何有效的执行和在哪些方面执行这些持续增长的职能就迫切地需要有科学的理论予以指导，力求使政府不走弯路，使政府专心处理公务减少闲杂事务，加强和纯洁政府的组织结构，为政府的尽职尽责带来美誉。在美国国内，到19世纪70年代，建国初期所订立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设计原则受到严重的冲击，导致立法权的威望直线下降，行政力量日益被民主运动视为一种有效的工具而得到重视。因此我们可以说，威尔逊的《行政学之研究》就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著成的，为加强行政权利提供了一种理论支持。

在《行政学之研究》这篇文章中，威尔逊不仅比较深入地分析论证了建立行政科学的重要性以及国家行政管理的产生及其研究目的，从而较为准确地揭示了行政学研究的目的和实质。美国著名管理学家丹尼尔雷恩说“今天是我们全部过去的一种协力结果，明天也将是这样。对于管理学家来说，历史中存在着许多教训，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把过去的研究作为一个序幕”。威尔逊开创了行政学研究的先河，其代表作——《行政学之研究》标志着公共行政学的产生，为行政学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基础性和普遍性的原则和规律。同时，其思想中的某些观点不仅对于我们目前的行政学之研究，而且对于我们当今的政府管理同样具有启发和借鉴的作用。[1]

一、行政科学的产生及发展

威尔逊在《行政学之研究》中对早期政府的职能做了简单的阐述，他说：“在很早的时代，麻烦的事情几乎都出现在政府结构方面。因此，结构问题就成为吸引人们思考的焦点。当时，在行政管理方面很少或完全没有遇到麻烦问题，至少没有引起行政官员注意的问题。那时候政府的职能很简单，因为生活本身就很简单。政府靠行政命令形式，驱使着人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征询人们的意见”。

[2]概括起来讲，早期政府的职能可以阐述为：（1）政府的麻烦来自内部，即政府结构问题；（2）强调行政命令而不是民主或者公民参与；（3）行政手段是主要的政府管理方式；（4）需要管理的公共事务很少，因此“小政府”成为可能。随着政府活动过程中行政问题的逐渐产生、增加和饱和，以及公众参与公共事务意识的增强，政府的职责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政府的职能日益复杂化，这就要求必须在调整行政工作的过程中明确政府的职责，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加强和纯洁政府组织结构。正如威尔逊所说的“政府部门不再是对朝廷唯命是从，必须遵循全民的意见，满足公众的需求，政府的公共取向明显增强”。

为了使政府少走弯路或者不走弯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完善政府的组织结构，行政科学应运而生。行政科学的研究起源于欧洲，早期行政学的博士都产生在欧洲。威尔逊认为行政科学之所以最早出现在欧洲是因为“在欧洲政府不依赖国民的同意，它所要做的工作是统治；想使政府保持垄断地位的愿望，使那些垄断者对于发现尽可能不激怒民众的统治方法深感兴趣；此外，这些垄断者人数甚少，便于迅速采取各种手段。”后来行政科学由法国和德国的教授们发展起来，其各个组成部分是与一个组织严密的国家的需求相适应的，美国在此基础上，在形式、语言、思想、原则、目标等方面加以美国化，使之适合于美国的权力高度分散的政府形式。

二、行政管理的产生及其研究目的威尔逊通过对当代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的制度史的分析判断，指出在现存最充分发展的政治体制中，政府主要经历过三个发展时期，其它所有政治体制也是如此。这三个时期主要包括：第一个是绝对统治的时期；第二个是法制和人民控制的时期；第三个是发展行政管理工作的时期。

威尔逊在《行政学之研究》中指出“一些现在在行政实践方面成为表率的政

府，在现代政治的曙光照临之时，它们的统治者依然享有绝对权力却同时又很开明。在这样的政府当中，行政管理是按照为促进公共福利的目的而组织起来的，并且具有仅仅完成单一意志所规定的任务才可能具有的那种简便和效率。”可见，在美国行政管理是为公众谋福利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很有效率的。

美国是一个重视资本主义民主的国家，它将宪法的地位捧得很高，因此资本主义统治才得以发展。由此可见，资本主义者也提倡“公仆”理论。威尔逊认为在美国阻碍其引进既有自由精神又有熟练实践能力的行政管理科学的重要因素是人民主权。对于民主国家来说，组织行政管理要比君主国家困难的多。在民主制国家公众舆论被捧得很高，然而在公众舆论的统治下面。要想使主权者在执行任务的熟练技巧方面或者在使政府职能达到完美的平衡状态方面，接受任何速成的训练，是不可能的。在美国，正是由于强调人民主权，使得政府工作变得更加的困难。那是因为威尔逊认为当时的统治者是一些自私、无知、固执和胆怯的人民，没有一个决策者。威尔逊在文章中指出“统治者的思想并没有确定的发生地，而只不过是存在于千百万个投票人的大多数头脑之中。”同时，他指出“统治者的思想也同样是被‘宠物’所影响的，这种宠物并不是人，仍然只不过事先就抱有的意见，也就是种种偏见，但她却并不因此就失去这个词旧有的真正含义。”总之，无论在任何的地方，当公众舆论被作为政府的最高原则时，其实际改革必然是缓慢的，并且一切改革都必然是充满妥协的。为了很好的搞好行政管理，就要求我们对行政管理有一个透彻的理解。行政管理（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是运用国家权力处理社会事务的一种管理活动。从外延上来看，也可以泛指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事务管理工作。行政管理系统是一类组织系统。它是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分系统。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管理的对象日益广泛，包括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市政建设、社会秩序、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现代行政管理多采用系统工程的思想和方法，以减少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支出和浪费，从而提高行政管理的效能和效率。

行政管理一开始就定义在“事务性”即操作的应用上。但是，行政管理却时又不是纯粹的技术细节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又大大高于这种水平，其事实依据就在于通过它的较高原则，它与政治智慧所派生的经久不衰的原理以及政治进步所具有的永恒真理是直接相关联的。

威尔逊在《政治与行政中》指出“行政管理置身于‘政治’所专有的范围之外。行政管理的问题并不是政治问题，虽然行政管理的任务是由政治加以确定的，但政治却无需自找麻烦地去操纵行政管理机构”。布隆赤里说，政治是“在重大而且带有普遍性的事项”方面的国家活动，而“在另一方面”，“行政管理”则是“国家在个别和细微事项方面的活动。”因此，威尔逊认为“政治是政治家的特殊活动范围，而行政管理是技术职员的事情”。

行政管理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把行政方法从经验性实验的混乱和浪费中拯救出来，并使它们深深植根于稳定的原则之上。因此，威尔逊认为跟在其他制度之下相比较，也许在民主制度下面，找出分权的最佳准则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民主制度下，官员们为许多主人服务，而在其他制度下面，他们仅仅为少数人服务。一切统治者对其臣仆都是怀疑的，而作为主权者的全体人民也完全符合这一规律，绝不例外。在人生一切关系当中，“信赖就是力量”，并且正如同宪法改革者的任务在于创造信赖条件一样，行政管理者的任务在于使行政管理与职责分明这一条件相适应，因为职责分明能保证人民产生信赖感。

三、公众舆论的行政监督作用

行政监督是行政职能得以顺利实施和行政权力得以合理行使的重要保证。随着政府行政职能和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大，行政监督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威尔逊通过对公共舆论与行政管理之间关系进行分析、阐述，比较完整的表述了他的行政监督思想。他指出在行政管理活动当中，公共舆论将起权威性评判家的作用。他正确地指出了，作为监督政策实施的一种机制，公共舆论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行政研究应当为公共舆论提供一个平台，应当排除各种来自行政中的干扰；政府为了能够更有效地履行其职能，威尔逊指出“行政管理必须在一切方面都对公共舆论有敏锐的反应”。因此，公众舆论是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公共舆论是民心所向的“风向标”，同时，也是判断施政措施是否得当的有效标准。在西方国家公众舆论被看作是信息时代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因为它对传统的三权（立法、司法、行政）构成的制约在许多方面一点也不屈于三者之间的制约，因而舆论监督的作用日益受人关注。[3]而与此同时，现代政府管理调节社会的方方面面，公权力在不断扩大，易乱用、滥用

而滋生腐败，传统的监督方式因其自身的特点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机能，因而人民寄希望于公共舆论的监督机制，希望通过新闻媒体等公共论坛公开揭露权力滥用的现象，在社会中形成一种不利于被批评者的舆论压力，促使当事人有所觉悟或有关机构及时采取措施，以达到监督和制约的目的，使得政府及其官员能更好的服务与大众。

由此可见，在现代社会中，行政职能不断扩大，行政权力不断膨胀的情况下，舆论监督由于其参与群体的广泛性因而成为行政监督的一个重要手段。然而，问题在于如何使公众舆论具有效力，使我们免遭它的好管闲事之苦。威尔逊在《行政学之研究》中说“当公众批评直接关注政府的日常琐事和政府对日常工作方法的选择时，它当然会像一个笨拙讨厌的家伙，像是一个乡下人在操纵一部难以驾驭的机器。但是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行政方面，当对于制定基本政策的更为巨大的力量进行监督时，公众的批评则是完全安全有益的，是完全不可缺少的。应该让行政学研究会发现一些最佳方法，这些方法能给予公众评论这种控制监督的权力，同时使之与一切其它的干扰活动分离。”[4]从威尔逊的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公众对管理政府事务缺乏专业知识，但公众的批评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必须要充分发挥公众舆论的行政监督作用。

[1] 许华义.诘问与辩驳:政治行政“二分法”合理性危机[D].2005

[2] 威尔逊.行政学研究[A].彭和平.国外

[3] 蔡建文.从威尔逊行政监督思想看我国的舆论监督[D].2005

[4] 王宝胜.威尔逊行政监督思想浅析——威尔逊《行政学研究》读书报告[D].2008

第二篇：《行政学研究》读书笔记

行政文献选读

时代背景下的行政学研究

《行政学研究》读书笔记

引言：

1887年，伍德罗威尔逊在美国《政治科学季刊》上发表了《行政学研究》的论文，第一次将行政管理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作为一门单独的学问来研究。毫无疑问，这篇文章是公共行政这门学科产生的标志性文献，也是当时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一个思想之所以会产生，跟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以至于在整个20世纪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中，《行政学研究》一文提出的基本思想都是离不开的主题。作为工业社会的大环境下产生的政治文明，虽然在后期的社会发展中会逐渐显现出其局限性，但它开辟的从行政学的角度研究政府管理的思想，以及在公共行政学科创建和理论奠基方面的贡献依旧是无可替代的。

接下来，我将主要从伍德罗威尔逊简单的个人经历和大的历史背景方向阐释行政学研究产生的历史必要性，并简单介绍全书的主要内容，核心思想。最后我想结合当代行政管理的研究，在威尔逊的基础上，提出两个问题进行尝试性的研究，从传统视角切换到更为全面，开阔和符合社会发展的视角中去看问题。

背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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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罗威尔逊是美国的第28任总统，连任31和32届（1913-1921），曾获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博士学位，是美国‚学术地位最高‛的一位总统，是一位杰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出生于牧师家庭的他对和平更加向往，这也对他担任总统之后的外交政策有所影响。威尔逊的父母在1851年移居南方，并认同南部联邦。威尔逊的整个童年算是在教会中度过，后来甚至担任过美国长老会的首任常任秘书，并在1879年担任过一年的会议主席。整体来说威尔逊10岁之后才开始奋发图强，进入名牌大学学习，和大部份行政管理领域的名人一样，他并没有拿到名牌大学的毕业证书，反而是依靠丰富的个人经历和演讲才能，再加之勤奋刻苦和博览群书才最终取得成功。由此可见，对于行政管理领域而言，往往实践出真知，不能够纸上谈兵。只有经历过真正的管理过程并深入其中细致观察才能够体会其弊病与可取之处。当然，以上有点题外话的意味，如果要谈及《行政学研究》的产生背景，我想先要从美国的内战讲起才行。

由于南方的种植园经济和北方的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矛盾，大部分的黑人奴隶被押送到美国的南方，受尽了剥削和压迫。1852年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成为了战争的导火索。内战结束之后，美国为了拓宽疆土掀起了西进运动，这期间在位的林肯总统修了大量的铁路，为之后的移民涌入带来了有利的条件。但同时，大量涌入的移民也改变了美国城市人口的构成，使得穷人更加贫穷，富人更加奢靡，财富分配的两极化日趋严重。官商勾结的腐败行径层出不穷，官员利用手中权力与商人进行权钱交易。上至国会下至市政府，都成了贪污腐败分子聚会的场所。城市脏乱差的治理、治安的维持，工人工作效率的提高、资本

行政文献选读 的累积，随着‚扒粪运动‛的兴起，似乎各方面都期待着一场巨大的变革。很明显，这时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上升阶段，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社会公共事务的日益增多，使得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领域更加广泛，政府职能也随之变得更加复杂，管理工作也变得更加困难。于是，政府如何有效的执行和应该在哪些方面执行这些持续增长的职能就迫切地需要有科学的理论予以指导，重新确立更加合理的政府组织结构，提高办事效率，重塑政府的良好形象。然而在19世纪70年代，建国初期所制定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原则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国会腐败导致立法权的威望直线下降，使得有效的执行宪法比制定宪法更加重要，作为总统的威尔逊代表政府行使的行政权必须合理扩大，《行政学研究》就在当时那样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为加强行政权利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理论支持。

主要内容

威尔逊在《行政学研究》中直接开门见山的提出了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即‚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和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不得不承认，几百年前威尔逊提出的问题，相较于现在的政府而言，依旧是需要合理解决的问题。接下来他通过一系列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的实例解释了为什么应该有一门行政科学的原因，即‚它将力求使政府不走弯路，使政府专心处理公务减少闲杂事务，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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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和纯洁政府的组织结构，为政府的尽职尽责带来美誉‛。由于这门学科的来源是在大洋的另一边，法国和德国，所以在实际应用这门科学的时候，就必须使其本土化，即适应当时的美国情况。行政科学之所以最早出现在欧洲是因为‚在欧洲政府不依赖国民的同意，它所要做的工作是统治；想使政府保持垄断地位的愿望，使那些垄断者对于发现尽可能不激怒民众的统治方法深感兴趣；此外，这些垄断者人数甚少，便于迅速采取各种手段‛。但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相对于君主国家而言，组织行政管理要更加困难。其政府的形态来自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三权互相监督制衡的原则。倘若再加之一贯坚持的自由民主，权力就过于分散，不易掌控了。那么如何既不丢弃美国一贯坚持的信条，又能够使政府工作取得巨大的进步呢？在这里，威尔逊提出了后世广为人知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即制定宪法是政治的问题，而如何有效的执行宪法则是行政管理的问题，二者不能够混为一谈。威尔逊认为‚行政管理置身于‘政治’所特有的范围之外。行政管理的问题并不是政治问题，虽然行政管理的任务是由政治加以确定的，但政治却无需自找麻烦地去操纵行政管理机构‛。这里他还提到德国学者布隆赤里的观点：政治是‚在重大而且带有普遍性的事项‛方面的国家活动，而‚在另一方面‛，‚行政管理‛则是‚国家在个别和细微事项方面的活动。因此，政治是政治家的特殊活动范围，而行政管理是技术职员的事情‛。

临近末尾的时候，威尔逊还提出了行政监督对于行政管理过程的重要性，并通过对公共舆论与行政管理之间关系进行分析、阐述，比较完整的表达了他的行政监督思想。‚巨大的权力和不受限制的自由处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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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在我看来似乎是承担责任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而行政监督则是行政职能得以顺利实施和行政权力得以合理行使的重要保证。他指出在行政管理活动当中，公共舆论将起权威性评判家的作用。作为监督政策实施的一种机制，公共舆论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行政研究应当为公共舆论提供一个平台，应当排除各种来自行政中的干扰。威尔逊还指出‚美国行政管理必须在一切方面都对公共舆论有敏锐的反应‛，建立更加优越的文官制度，既能够有理智的开展活动，又能够紧密联系群众。最后进行总结全文，采用历史比较法得出最合理的结论，并对该学科的未来进行展望。

总结来看，行政管理的研究目的在于把政府能够适当且成功地完成工作的方法从经验中总结出行政原则。因此，威尔逊认为民主制下找出分权的最佳准则十分重要，行政管理不仅应该适才适用，而且应该权责分明，以保证人民对政府的充分信赖。但随着政府职能的逐渐扩大，行政监督也就更加重要，在西方国家公众舆论被看作是信息时代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因为它对传统的三权（立法、司法、行政）构成的制约日趋明显。最后，威尔逊规划了美国行政科学的蓝图，并倡导采用历史比较法来观察美国的行政制度，客观的分析其优劣之处，从世界中取其精华为美所用，成就独特的美国式类型，再反过去作用世界。

我的观点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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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思想的提出都未免有其历史局限性，威尔逊的也并不例外。单单关注于政府的活动却忽视了社会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的重要作用，易导致政府决策失误；过于追求高效和低成本的政府可能忽视了社会公平和正义问题，使政府管理陷入某种误区；论述内容的片面性可能导致学科体系的不完整等等。然而学习经典并不等于照搬经典，我们要做的是把经典与时代背景相结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中提取出能够为我们所用并适应当代情况的内容，从而对现代的政府管理加以指导，也就是威尔逊一直强调的要本土化外来的指导理论，采用历史比较法研究行政学这一领域。接下来，我将就以下两个问题展开论述：

1.政府的权力范围该如何界定

2.从单纯的‚管理‛过渡到‚服务型社会治理‛

尽管不同国家采取的政治制度各有不同，但政府的权力范围该如何界定却始终是令人头痛的问题。政府的权力过于集中，那么就有向专制方向靠拢的意味。我们好不容易从万恶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进入到了喜大普奔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社会，怎么可能再倒退回去？但政府的权力如果过于分散的话，管理起来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而且我们要考虑到并不是每个当家作主的公民都有资格和能力去行使自己的权力的，并非专业人员在进行决策时可能偏差更大，陷入帕金森定律，决策无效且冗长。在这里我们似乎陷入了两难之地，就像早餐是该用牛奶配面包更好，还是豆浆油条更好一样。简单的个人来讲，我们会从营养价值是否均衡，买早餐的店距离多远，甚至今早的个人喜好等因素来考虑。可实际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起码要保证吃了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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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拉肚子。在放权与集权的问题上我想也是一样，首先要考虑是否符合现阶段的国情，威尔逊当时正面临着国会制度的无效率和混乱但经济却在飞速发展，各行各业都在进步的情况，迫切的需要一个强大而且有效的管理者，盲目的采取德法的集权可能会导致美国‚拉肚子‛，所以威尔逊很好的区分了行政与政治，尽管后人对行政究竟是该从政治中分离还是回归政治喋喋不休，但我们要承认，在当时那样的社会条件下，分离更加有利于有效政府的组建，处理混乱的社会问题。同样的问题拿到今天，当我们面临同样的抉择时，在权衡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考虑更多的因素，首先是国民的整体特点，即千百年来的文化对其造成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现阶段国民的整体素质和文化水平，参政意识。然后是经济发展情况，现阶段的社会发展情况，结合国家采取的政治制度，在不同的时间段，有张有弛的掌控权力。

当人类进入秩序化的社会开始，就避免不了的被约束。我们制定法条去判定杀人的人有罪，那么从某种方面来讲，我们是不是限制了某些人杀人的权力呢？大部分人是不会这样想的，因为考虑到权力的合法性，我们必须使自己站在正义的一方，才有说服力，才能够更好的获得发言权。这也就是威尔逊之前所奉行的马基雅维利思想，政府其实也一直在追求权力的合法性，因此要用立法来进行权力的赋予。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的政府如果只是为了管理而生，那么公民和监狱的犯人有什么区别呢？还是像上文中提到的那样，威尔逊所处的时代特征使得管理型的政府更加被需要，以维持秩序，整顿城市，让大家有良好的生活环境，保证生活质量。也就是处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的前几个阶段的时候，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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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具有更高的追求。事实上，最开始我们需要管理者的目的就是为了他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我们，集中力量办我们个人办不到的事，比如维系一个团体的安全，综合运用团体中的各种力量去使团体更好地发展。尤其是当人类社会进入到21世纪之后，我们的时代任务和所处的历史环境已经截然不同于威尔逊的时代，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先后经历了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的变迁，社会治理模式也从‚权治‛过渡到‚法制‛，再到‚德治‛。威尔逊所处的阶段决定了‚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的采用，然而我们所处的阶段则更加倾向于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即政府应该更加倾向于服务而并非单纯的管理。

近代社会是处在改革与变动之中的不断分化的社会，公共领域、私人领域逐渐分离，但随着人类逐渐向后工业社会过渡，分离的领域也逐渐出现融合的趋势。政府活动也在领域融合中变得更加多样化，为了保证公共服务的最优化，政府采取的执政方式和手段也更加多样化，在社会治理层面上，我们应当着力构建一种适合于后工业社会的道德制度，组建更加强调效率、法制、责任的公共服务体系，在合理分派权力的同时使得政府的治理更加人性化，公民能够自由行使权力，公众舆论能够很好地起到风向标的作用，政府自身能够很好地防止腐败的滋生，监督机制能够更加健全等等。新的时代背景也对行政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也应该应该像伍德罗威尔逊那样，着眼于当下，做出更加符合实际的学问。

第三篇：读《教师如何做研究》有感

读《教师如何做研究》有感

一名教师除了会教书育人之外，做研究也是教师具备的基本技能之一。新教师如何成长为讲台杀手，成为教坛新苗，其中也离不开教师的教学研究。自从我读了郑金洲写的《教师如何做研究》之后，我对“教育科研”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研究分为有四种类型，即理论研究、应用研究、经验概括和教学反思，最适合教师在学校中的研究，应当是教学反思。教学反思汇总了自己的教育智慧，提升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

郑金洲还给出了给出了教师教育研究成果的五种表达形式：教育日志、教育叙事、教育案例、教育反思和教学课例。

研究问题的来源，在做课题时，我们往往不知道做什么课题，有什么课题值得做。换言之，就是没有问题。郑金洲老师提出，一线教师的教育研究可以围绕自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展开。第一，问题可以从教育教学的疑惑中寻找问题。比如：教师的设想、计划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差距。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不高，最终教学效果不明显。

第二，问题可以从具体的教育教学场景中捕捉问题。一线教师一直生活在教育教学实际的现场，是在感受教育事实，生发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智慧的。二教育现场时教育问题的原发地，是问题产生的真实土壤，进入教育现场的教师对教育现场所作的任何真切而深入的分析，都有可能滋生大量有待研究的问题。重要的是，教师要认识到，自身研究的问题实际上大多并不是来源于教育实践场景。要在教育现场中发现研究问题，就要求教师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需要教师在日常的教育教学实践中通过撰写教学日志等多种形式，积累相关的经验，形成对教育教学的独立见解和认识。

第三，从阅读交流中发现问题。阅读书籍是教师不能放下的一个提升自己教学水平的重要方式之一。我们在阅读相关材料时，要不断地与自己实际教学工作联系起来，将自身的经验和阅读材料中的方法进行分析和整合。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转化、联系、解读中逐渐呈现并变得清晰起来的。

第四，从学校或学科发展中确定问题。教师的个人发展离不开学校的发展。教师的专业提升与学校的整体变革是融为一体的。因此，我们在学校的发展规划中发现问题。可以说，任何一所学校都是有一定的问题的，没有问题是不正常的。这样，我们就你可以把现有的经验和问题联系起来，来进行研究并解决问题。

我认为，提出问题的途径有很多，不仅仅局限于以上4种，最重要的是，我们善于发现问题，不断地去寻找问题，进行分析，选择出有价值的问题进行研究。

叶澜教授说过：“一个教师谢一辈子教案不一定成为名师，如果一个教师写三年反思就有可能成为名师。”可见，反思是多么的重要。教学反思是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活动，我们把这些思维活动记录下来，则可视为一种写作文体。教学反思的类型有很多种：

1.专题反思与整体反思

专题反思有着明确的问题取向，有明确目标，针对性强，分析也较为深入。主要是研究者用的比较多。

我们大部分教师用的最多的就是整体反思。整体反思不局限在教育教学的某个具体问题，而是总体把握教育教学个方面的行为，就其中突出的问题进行思考。比如：教学目标是否达到？这堂课哪些方面是成功的？教学设计与实际教学行为有哪些差距？等等。这些涉及到了教学的各个方面，虽然缺乏专题反思的针对性，但可以对自己的教育教学有较为完整的认识，有利于改进日后的教育教学行为。

2.及时反思与延迟反思

及时反思是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结束后立刻对活动过程中的现象，问题或活动的成效等进行反思。这样能够详细地记录下活动的场景细节。这种反思，能将教学问题的发现、分析、解决过程强化得更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教师在实际工作中，往往由于各方面原因不能及时对课堂及其他教育情境做出反思，这种反思因时间滞后，就称为延迟反思。这种事后反思是我们常常出现的，汇总多个事件后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的。

3.课前反思、课中反思和课后反思

反思贯穿了整个教学的全过程，在课堂教学实施中，可以在备课时思考是否遇到的问题，教学方法是否适合学生学习等等，属于课前反思。在上课过程中，师生会动是否有效，学生热情与程度如何属于课中反思。在上课之后，教学效果如何，教学设计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等属于课后反思。

反思是成长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在开展教育教学反思活动时，要注意形成自身的问题意识，要善于在稍纵即逝的现象中捕捉问题。我们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就可能在教学的方方面面发现问题，比如：教学目标是否完成，若没有完成，原因是什么，教学目标是否合理；教学重难点是否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教学方法是否适合学生：学生互动是否良好，等等。

一名新教师想要成为出色的教师，必须进行长时间工作的积累，认识自己在教学的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将这些不足进行经验的总结，发现问题，总结问题，这样才有进步。

第四篇：读《国外毛泽东学研究》有感

学会多角度看问题

-------读《国外毛泽东学研究》有感

多年以来，一切听到的关于毛泽东学的思想都是通过中国人的角度去谈论的，所以会很好奇国外是怎样来评价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很有争议的人物。正如我们现在日益觉得中国在走向世界，但实际是，一个葡萄牙人说她来中国的原因是因为她平常消费的很多东西都写着“Made in China”，所以对中国感到很好奇。我们对国外对中国的评价其实并不了解，或者说我们自己对这个研究课题也许并没有全面的理解，正如侯且案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知识领域对异国历史、政治、思想的研究，异国情调发生着一定的作用。作为“局外人”，国外学者对异国情调的追求也许会引导我们去发现许多未知领域和新的研究课题，校正我们这些“局内人”认识上的偏差：

国外对毛泽东学的研究其实早于我们的想象。哈佛大学早在19世纪70年代末期,对东亚的研究工作就开始了，但是对毛泽东学的正式研究要算1955年费正清教授建立了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很早以前，国外学者就注意到毛泽东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国外学者之所以关注中国问题，是因为中国问题已经不再是中国一国的问题，从全球范围内而言，中国问题既与“第一世界”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近似性，又与第三世界问题具有深层同质性。

西方人曾一度认为中国共产党为“匪帮”。1930年7月《太平洋事务》杂志在“太平洋来信”栏目内第一次提到中国共产党，称其为“匪帮”，说中国正在受到“持续不断的土匪及共产党骚动”。总之，从1928年到1936年，除了国民党炮制的“土匪残存论”外，西方人确实对中国共产党人不了解，可以想象，关于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如毛泽东等就更是不得而知了。西方人第一次了解中国共产党都是从1937年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这本书重新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以及毛泽东的思想和形象。

史华慈说“毛主义（maoism）”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是一种“异端”，而绝非是“丰富”和“发展”。史华慈认为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提到了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革命作用，但从未给予他们以革命主力军的地位。而毛泽东不但把农民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而且把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也放在了农村。以上只是举个例来说明国外认识和我们认识的偏差。主要还是要介绍一下杰姆逊的毛泽东情结，即他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认可。

杰姆逊不是毛泽东研究的专家，不以毛泽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但是，他与阿尔都塞一样，都注意到了毛泽东及其思想的重要性，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解和价值判断，具有了某种所谓的“情结”，无疑也是对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另一种解读。就比如说他对文革的理解。

中国人一说到文革就表示那是中国黑暗的十年，是中国经济倒退了十年，或者使很多无辜的人死于非命，那是毛泽东晚年犯的错误等等，但是对于包括杰姆逊在内的一部分西方学者来说，“毛主义”与“文化大革命”应该是一回事。一方面，“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另一方面，文革又是毛泽东的“标志性成果”。杰姆逊为代表的在全球一致攻击文革的时候仍然站出来重新肯定其价值和意义，显示出其观点具有更为深刻的理论依据，是独立思考后形成的结论和判断。

那杰姆逊是根据什么来肯定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的呢？

20世纪6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方兴未艾，得到西方国家左派的热烈支持。与此同时，在西方各国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反体制、反文化的运动，目的是争取民族权、种族权、女权、性自由、个性解放，以及同性恋者的权力。这样一来，政府权威和精英政治受到严重挑战，“造反有理”和大众民主的呼声更是此起彼伏。在《划分60年代》一文中，杰姆逊认为60年代是一个整个世界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此时，已经体制化的现代主义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大众文化和各种处于边缘地位的意识形态争得了生存空间，以至于文化上出现的断裂、零散、分离、殊异取代了现代主义的总体性和统治地位，成为当代后现代文化的优势。由此，杰姆逊把世界背景下的60年代看做资本主义向其晚期过渡的时期，认为在文化上60年代标志着现代主义的终结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

杰姆逊认为，西方60年代的这次运动的起点并不在西方，而是在第三世界，因为亚非国家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引发和推动了西方国家的反体制、反文化、反战运动，而且为西方的左派力量提供了政治文化的典范。这里，中国的文革作为典范，比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仅是一场政治运动，而且有一套系统的、着眼于文化和意识形态变革的理论，有深远的世界意义。也就是说，“文化革命是对被压迫民族或缺乏革命意识的各劳动阶级的集体的再教育；作为一种战略，文化革命旨在打破已成为人类历史上所有受剥削的劳动阶级第二本能的俯首帖耳、惟命是从的陈规旧习”。因此，毛泽东思想，或称“毛主义”，在“60年代所有的伟大的思想意识形态中是最丰富的”。

在杰姆逊看来，“毛主义”是《划分60年代》一文无从集中体现而又无所不在的“幽灵”。在他看来，与现代性针锋相对的“文革”理论乃毛泽东思想的精华，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程则是世界60年代政治文化运动的缩影。杰姆逊写道：“在60年代，人们一时都有一种同感，即任何事情都可能办到。这是一个普遍解放的时刻，一个全球性能量释放的时刻。毛泽东对此进程的形象描述最富于启示性。他喊道：‘我国就像一粒原子······一旦原子核发生裂变，释放出的热能必将产生惊天动地的力量。’这一形象向人们展示了在古老的封建村庄结构分崩离析后，在文化大革命对这些结构所遗留的习惯作出了快心的扫荡之后，一个真正的大众民主社会终于诞生的景观。”

现在中国也有学者在研究文革的环境驱使性，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脱胎而出的新中国一穷二白，虽然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但尚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一步迈进社会主义。中国选择了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通过高积累和低消费，集中快速完成必要的社会经济积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就需要有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去实现计划经济，于是就发动了文革，但没想到愈演愈烈，直到偏离了原本的意图，才会对中国造成了不可恢复的影响，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都在那十年退步了。但正如从杰姆逊的角度，从整个世界的角度，中国的文革对世界的影响是无穷的，甚至了影响了整个历史的重写，分开了现代和后现代。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一个老师讲的她在英国教书时一个故事，中国存在很多小煤矿，这些煤矿一般安全设施都不全，所以经常发生事故。有一次又有一次煤矿爆炸的新闻出来，她便要同学讨论这个话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大部分学生都在谈论取缔这些小煤矿，但是有一个中国学生站起来了，他说取缔这些小煤矿，那那些靠小煤矿挣钱的工人就失去生活来源了，虽然他是可以到其他安全的工厂或者煤矿去工作，但是工资绝对没那么多，那么原本计划好可以供子女上大学的钱就没有了，那下一代的命运仍然跟他们一样，发生事故之后保险公司能每个人赔20万左右，这些钱他的后代可以拿去读大学，就会改变他们的命运。所以取缔了这些小煤矿，对于那些人来说，出卖生命挣钱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的问题。一个问题，从不同角度去看，就能得到不同的结论。学历史也能告诉我们这点，不断学习，并且不断审思历史，反思，然后将结论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这才是学习的根本。就像俞洪敏告诫大学生一样，大学生要学的是一种思维方法。

第五篇：读《明代官员谥号研究》有感

读《明代官员谥号研究》有感

本书是田冰老师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是明代官员谥号。运用了统计分析方法，用表格形式列出有明一代得谥官员的姓名﹑出身﹑最高官职及官品﹑卒年﹑谥年等，梳理出明代官员给谥因素﹑给谥类型，在此基础上以不同时段的官员谥号为考察对象，结合附表，采用一般研究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揭示不同时段得谥官员所具有的的时代特征及其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以期对推进明代政治制度的研究有所裨益。

本书主要通过对明代官员谥号的研究，探讨官员谥号与明代国家政治的关系，总结明代官员谥号在不同时段的运作规律。本书分为六个部分：导言部分，就研究问题所涉及的概念﹑范围进行界定，导出要解决的问题。第一章通过对明代以前历朝历代官员谥号赐予概况及特点的探讨，梳理出明代以前官员谥号的发展脉络，以探寻其对明代官员谥号的影响；第二章通过对明代影响官员谥号的因素的分析，从横向比较中认识明代官员谥号复杂多变的特点，探寻影响明代官员得谥的诸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不确定性，说明明代皇权政治的随意性；第三章通过对明代官员给谥类型的分析，探讨明代官员给谥类型的多样性在强化国家政治中所起的作用；第四章通过对明代不同时段官员谥号的研究，进一步探讨明代官员谥号在不同时段所呈现出来的时代特点，阐释明代官员谥号与国家政治的动态关系。结语部分，主要围绕明代官员谥号传承的儒家名节观﹑对前代官员谥号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在国家政治运作中所呈现出的复杂性，对全书内容进行总结和申论。

未读此书之前，我对谥号的概念也非常模糊。隐隐约约知道它是古代帝王子孙为避先人讳，在先人死后取的名字。至于庙号﹑年号﹑谥号，傻傻分不清楚。比较熟悉的谥号也就“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猜猜他是谁？简称“唐明皇”。对了，他就是唐高宗（庙号）李隆基。因为此书引用的书也比较的庞杂，为了更好地理解内容，我也翻看了一些它所引用的文章﹑用到的史料，了解了一些关于谥号的基本概念及常识。但是我发现，知道的越多，反而疑问越多，我还在解疑中，以下是目前了解到的一些知识以及一些疑问。

一般最早的皇帝谥号用得多，后来庙号多，明清往往采用年号。如汉惠帝是谥号，宋太祖是庙号，乾隆则是年号。

说到谥号，便离不开谥法。谥法，古称“易名之典”，是为地位尊崇或生平贡献值得社会提倡的死者定尊称的一种制度。（潘洪刚《论清代谥法》）谥号是根据谥法而来的。谥号强调的是人死后之称谓，相对于生前之名而言；谥法强调谥号的评定细则，即谥号之依据。（田冰《明代官员谥号研究》）

谥号的起源。研究谥号，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所以几乎所以文章都提到了。林德春的《中国古代谥号与谥法评述》﹑刘仕平《谥法的起源﹑种类与研究谥法的意义》等有详细地考证，如今公认的观点是：谥号起源于周公说不可信，但肯定源于西周。关于谥号起源与演变的过程，我觉得林德春先生的一句话概括得既准确又形象：（谥号）源于周，废于秦（还记得秦始皇说的那句“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行于汉，盛于唐宋，严于明清，复废于民国。

得谥对象：帝王﹑后妃﹑宗亲﹑皇子公主﹑百官﹑列女﹑藩国主，几乎每朝都有。各朝也有特谥对象，唐朝尊奉道教，追谥李聃为“太上元元皇帝”，宋朝给佛教徒谥号，元明两朝皇帝乳母得谥。据本人所查史料，明代公主得谥的只有两位，宋代几乎成年公主皆有谥号。

得谥方式：官谥和私谥。以上的谥号皆由官方给予，是为官谥。而自东汉起，一些文人士大夫死后，其门人、亲友故旧为表示对死者的崇敬、怀念，也予赐号，是为“私溢”。如东汉陈基身后，被溢为“靖节征士”

初谥﹑加谥﹑追谥﹑改谥﹑夺谥等情形。简单点说，初谥就是第一次赐予谥号，加谥就是在原有谥号基础之上加字帝王之谥一般会加到很多字。但最典型的是孔子之谥和关公之谥。关羽死后，蜀主赐说为“壮缪侯”，宋徽宗时加溢为“忠惠公”，元文宗又加谧为“显灵义勇武安济王”，明神宗复为其加说“协夭护国忠义大帝”，清朝诸帝也屡次为之加说，至清光绪五年（1879），关羽之溢已长达二十六字之多，即“忠义神武灵番右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翔赞宣德关圣大帝”。孔子卒时，鲁哀公亲诛孔子称“尼父”，汉文帝加谧孔子“褒成宣尼公”，唐玄宗谧孔子为“文宣王”，元成宗加溢孔子为“大成至圣宣王”，民国时称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关羽的由侯而公，由公至王，由王而帝，以及孔子的由尼父至公、至王直至至圣先师。）（林德春《中国古代谥号与谥法评述》）追谥就是人死后给予他谥号，“魏武帝”曹操就是曹丕追谥的。改谥是觉得用字不当，换一个字，如宋太祖之女鲁国大长公主，初谥“贤靖”，后改谥“贤肃”。夺谥是收回对某人的谥号，代表着一种惩罚手段。所以谥号在引导社会舆论和价值取向上作用很大。

谥号字数：从一字到多个。但谥号用字多寡与褒贬之意没有直接联系。

用字褒贬：谥号用字的褒贬在《逸周书·谥法解》中有详论，记得《史记》后面也有引注。例如“慈惠爱民日文”=汉文帝刘恒，“好内远礼曰炀”=隋炀帝杨广。但杜建民先生在《论谥号文化内涵的演变》中详细论证了这一观点：周人创立谥号的初衷是“尊宗敬祖，神事先王”，并无美谥、恶谥之说，所谓“以生前之善恶为死后之劝惩”的“周公谥法”纯系后人伪托。“辨行迹，明善恶”的立谥说产生于春秋初期，最终形成于战国《逸周书·谥法解》。

我个人对女子谥号比较感兴趣。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女子作为弱势群体，有资格得到谥号的不多—后妃、公主、列女、特谥（如上举例，元明两朝皇帝的乳母）。后妃谥：明太祖朱元璋马皇后“孝慈贞化哲顺仁徽成天育圣至德高皇后”；公主谥：宋太祖同母妹，秦国大长公主，赐谥“恭懿”；列女谥：洪武十七年，故元太尉平章政事李思齐妾郑氏自尽死，谥“贞烈”；特谥：明宣宗（宣德）乳母谥“惠靖”。

由于阅读过程中受知识面的限制，很多都不能深刻的理解（例如官员职称），而且读越多疑惑越多，所以还有待我多读书，作进一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