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知青客栈》的艺术特色（精选五篇）

第一篇：论《老知青客栈》的艺术特色

论《老知青客栈》的艺术特色

冯传胜

内容提要： 文章从选材、语言、观演关系、舞台调度等4个角度阐述了小剧场剧作《老知青客栈》在艺术创作上的独到特色,展示了小剧场戏剧的魅力。关键词： 老知青客栈 选材 语言 观演关系 舞台调度

《老知青客栈》是吴戈创作发表于1996年,修改并上演于2009年的山东国际小剧场戏剧节的优秀剧作。该剧有以下特色:

一、选材——独特

《老》剧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时的生活和情感经历为题材,此前的话剧作品中仅仅只有《WM》涉及到此类题材。《WM》着重表现的是那一代人被颠来倒去的命运,而《老》剧则是通过知青时期和三十年后的当下来揭示不同境遇下的人性,例如夏阳不惜拿自己的身体作赌注,让翔军割伤自己,获得“疗伤”的时间以备战高考。当人必须通过“自残”的方式来获得本该是最为基本的“人的权利”时,人性的列车在这一刻偏离正常轨道。这无疑是“人”的悲哀,是整个特定时代的悲哀;吴永红在其父母平反前极端地无助,多次向“高、大、全”的队长林涛表明心迹以获得安慰和依靠。而在其父母平反后,即将回城的她决绝地离开了林涛。她曾经的“爱情”显得是那样的脆弱和富有“功利”色彩;张开福误以为方娅的孩子是“专门糟践女知青”的革委会副主任做的孽,所以一怒之下,把后者“废了”,因此坐牢八年。但方娅既没有在开福打人前说出孩子的爸爸其实是另一个队上的知青(被国家队录取)的事实,也没有在开福被抓之后去监狱探视他,还在返城前把孩子留在了火车站候车室。方娅为了保护男友,牺牲

了张开福的八年时光和革委会副主任的“男人权利”,又为了自己的名声和前途让尚在襁褓中的孩子生死难料,这种在特定背景下造成的极为残酷而又迫于无奈的“自私”行为使得所有人心灵震颤。三十年后的今天,众人齐聚昆明,夏阳特地来打探曾经被他抛弃的恋人秦忆莲的消息,想看看她现在活得怎么样并憧憬着再续前缘。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当年贤良淑德的秦忆莲如今已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这一次,夏阳没有退缩,没有抛弃,勇敢而坚决地担当起照顾秦忆莲的责任,半是赎罪,半是爱情;方娅已经是一名“大明星”,爱情上,她却再也“爱不起来了”。亲情上,她对三十年前被自己抛却的孩子感到万分的愧疚和不安,夜里经常被噩梦吓醒。她此次前来就是为了找寻自己的孩子。在剧中,编剧并没有对任何人的行为作出褒奖或批判,而用客观的口吻诉说三十年前后的他们的选择,让观众自己去评判人性在不同境遇下的复杂性。

二、语言——富含哲理

剧中一句“世界上所有的痛苦都是对自身无能的愤怒”可谓是直指人心;弃兰在拒绝方娅“母爱”之时,说到“你是想借此摆脱抛弃过亲生女儿的内疚的缠绕,获得你心灵的平衡!说到底,还是自私!我才不愿当你的心灵慰藉的砝码呢,你没资格!”;林涛爱上了酒吧女菲菲,因为他觉得菲菲身上“有一种无拘无束的力量,一种魅力,让我想到自己的几十年活得太虚假,太窝囊!好儿童,好学生,好干部„„我拼命地抑制自己的个人念头,就是为了赢得一个好的社会评价„„但那全是空的!到头来,自己一无所有,连躯体,都只是一具生命空

壳„„”,我们突然发现,其实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三、观演关系——从剧本开始设计观众

作为一部小剧场剧作,本剧着重强调观演关系,例如“观众陆续入场时,有一个穿得不城不乡、神情麻木的中年妇女(剧中演员)就在夜游般地四处走动。像是找人,又像是梦游。时而停下来拦住一个人打听什么,多半时间又在喃喃自语。”这个用意在于让观众从进剧场的那一刻开始,就被拉入剧情;“整个空间的地上铺满了金黄的稻草,观众就坐在稻草上随意的位置看戏”,这一个场景就足可以让观众置身于下乡的情境之中;“客栈总管兼主持人”的中年人在剧中多次跳入跳出。当总管时,便是剧中人物,当主持人时,便是和现场观众交流甚欢的晚会活宝;甚至有演员直接混在观众席里,时而充当配合主持人的“托儿”,时而走上台演戏,这么多精心设计的细节让观众从观看者到“被动参与者”到“表演者”的角色转换,这也是小剧场戏剧的关于观演关系魅力的一个体现。

四、舞台调度——转场灵活

三十年前后的人物在回忆与当下两个时空中转换都是在舞台上直接完成的,例如方娅穿上舞台上挂的旧军装、扎起马尾就成了当年的小姑娘,脱下旧军装、放下马尾就变成了当下的“大明星”;舞台左侧的转台也多次将剧中人说到的往事呈现出来。如夏阳回忆同秦忆莲约会时的情景时,转台载着秦忆莲转到观众面前,夏阳穿上旧军装从容地走过去,开始“约会”。这同样也是小剧场戏剧的魅力所在。

综上所述,《老知青客栈》是一部通过独特的选材揭示不同境遇下的丰富人性、通过富有哲理的语言让观众受到启迪、通过从剧本开始设计观众、通过灵活的转场等让观众体验到小剧场戏剧魅力的优秀剧作。

(作者单位:云南艺术学院戏剧学院08级硕士研究生)

第二篇：论《子夜》的艺术特色

论《子夜》的艺术特色

摘要：矛盾的《子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成功的现代主义作品，这部作品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本文从典型主义形象的塑造，人物心理状态的刻画，高潮巧妙的结构艺术，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和色彩，声音美，个性化的语言和讽刺艺术等方面，对《子夜》的艺术特色进行分析。关键词：矛盾《子夜》艺术特色

《子夜》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矍秋白曾评价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长篇小说。”“已久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1）”《子夜》是矛盾创作的一个高峰，在思想内容上，《子夜》展示了3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卷，描绘出一部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衰败史。作品围绕吴荪甫这个典型人物表现了民族和社会的矛盾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之间错中复杂的社会关系，指出了在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统治阶级几重压迫之下中国名族资产阶级必然的悲剧命运。艺术方面《子夜》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其艺术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立体化的形象塑造

作者以鸟瞰时代的气魄，坤乾宽阔的视角最大限度地描绘了社会的广阔面貌和时代的本质特征，并善于在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塑造典型形象，从而使艺术形象充满立体感。

“子夜”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二十年代是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二《子夜》正是中国黑暗社会的时代的一面镜子。作品以二十年代上海为背景，围绕着工厂，农场，公债市场三条线索的斗争，通过名族资本主义吴荪甫的抽出满志到奋力苦战直至彻底失败的命运描写，以及吴荪甫为中心所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真实而形象的反映了三十年代初期复杂的阶级关系和社会风貌，鲜明而有力地显示了整个时代的发展趋向。

吴荻甫作为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名族工业资本家，他有着十八世纪法国自查阶级顽固向上的性格，也有着自己鲜明的阶级，名族时代个性。他刚强坚毅而富有自信，有着创业精神，有着发展名族工业的勃勃雄心和理想，幻想有一日“轮船在乘风破浪，汽车在驰过原野。”他的财力，管理才能，魄力为其他名族资本家所“久仰”，他希望在振兴名族工业方面有所作为，做一个正派的名族工业家，这都反映了名族资产阶级的进步性；他岁帝国主义和买办自查阶级不甘屈服，勇于抗争，但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金融，财大气粗的买办资产阶级，特别是买办金融资本家以联合作为公债多拉拢他下水，来显示对他的吞噬，虽尽力奋斗，但也流露出畏惧。他在军阀混战，城乡经济破产，商业失去时常二使资金周转不灵。双桥镇农民暴动后，他人骂国民党不杀戒，红军是匪，反映了她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仍与中国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工农运动的发展形势展示了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及美好前景。资本主义小鱼吃大鱼，小鱼吃虾米的现实，甚至在他与家庭的关系中，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不顺心与不景气，封建势力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格格不入。总之，作者通过吴荻甫如何对待工人，农民，对待大买办，小资本家，对待胜利，失败，对待事业，家庭，个人所表现出来性格上的坚韧，暴躁，求实又迷信，正经又荒唐的矛盾混合体，特有的心理状态，使人们看到吴荻甫这样有魄力，有胆识散文人最终也只得走上破财的道路，更突出的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必然命运。正因如此，小说《子夜》表现生活，社会矛盾复杂，人物关系纷繁，以及吴荻甫形象所包含的巨大社会内容，是前所未有的。吴荻甫也成为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中一个不可多得的典型形象，他在环境求生而形成的性格的多重性，使得人物形象有多侧面的立体感。

二 多样化的心理刻画

矛盾是现代文学史上出色的心理描写的高手，他善于在广阔的背景下，通过复杂的矛盾冲突，用心理描写的各种手法，将人物的心理活动，精细地层层展开，刻画人物的复性格，展现他们的历史命运。在吴荻甫形象的塑造上表现尤其突出。吴荻甫作为名族资本主家，要发展名族工业，希望“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他有勇气，敢于同资本主义支持的买办资本家较量。第七章中把吴荻甫放在工厂，交易三个方面的斗争中，刻画他动摇沮丧或挣扎遗憾，写出他在三面夹攻之中，不甘心失败，发展“事业”的雄心，着都表现了她要发展名族工业的进步的一面。但同时，他又与工农群众有矛盾，听到工农革命运动，在他的“紫色脸泛出青色苦闷与失望。”吴荻甫脸上青带紫，他的眼睛上两道眉毛在动，“又暴露了他反动的一面。当他听到林佩瑶告诉雷鸣已到天津之事，立刻就联想到军事的进展，由此联想到邮政的变化。这一系列神速的连锁反应，写出了吴荻甫全身投机在公债心理状态。作者就是在众多矛盾中，把人物放在生活的激流里，使他在失败的波澜里时而振奋，时而忧虑，时而焦躁不安，使他统一的性格和四面楚歌的逆境表现的充分而深刻。

不仅如此，作者还善于吸取古典小说的手法，透过人物行动，对话，展示人物心理的变动过程。第五章写吴荻甫与林佩瑶第一次对话的心理描写：

“佩瑶！——你怎么了？——哼，要来的事，到底来了！”

这是吴荻甫看见报纸上双桥镇失守的消息，这句话的简短，语气的转折，恰好透出他此刻的心态——愤怒。痛惜，抱怨······更妙处是他一语双关，触痛了林佩瑶的隐痛和幽怨，他抑制不住“心头扑扑地又抖又跳”“色在灰白以后又转红了”，然后“立刻又变成苍白”，乃至“神色变得异常难看了。”这是没有语言，只有神色的笔墨，造成了以形传神的效应。似乎不在写神，课形色的变化恰恰体现出内心世界的悲剧冲突，因而显示出此处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作者还善于制造各种环境气氛来衬托人物心理，刻画吴荻甫心情的变化，以雨过天晴作衬托，以惊雷骇电相伴。当吴荻甫无限郁闷时，几次出现都在天色晦暗的黄昏。这样描写加强了人物心理的显现。

矛盾不愧是写作的高手，他非常善于运用各种手法来描写人物。他善于抓住关键性的动作和道具来刻画任务的心理。描绘吴老太时，仅用一双时开时闭的眼睛和当护身法宝的《太上感应篇》，就揭示了这给“维新派”一生经历而形成的内心矛盾。描写林佩瑶和雷鸣的暖昧关系，以一片干枯了的白玫瑰和一本《少年维持之烦恼》，点破了他内心的秘密。洪云请教唆女儿去用美色套取赵博的消息。由于公债场上亏本，被逼无奈才干此事。“女儿漂亮可爱，”欲行又止，欲止又行“这种内心的矛盾斗争，通过他由笑而泪——由泪而产生由煎外功的感觉描写，惟妙惟肖的刻画出这个愚蠢又冷酷的地主的复杂心理，使人物的内心清晰展现在读者面前。

不仅如此，作者善于通过肖像描写来刻画人物。吴荻甫的“绛紫色的一张方脸，浓眉毛眼睛，脸上有许多泡”，这与他，这与他冷酷的性格适应。作品也从人物视角来刻画人物。林佩瑶在老太爷眼里，她那“一头蓬松的头发，乱纷纷的披在白中代青的圆脸上，一对发光的圆溜溜的眼睛，下面是红的可怕的嘴唇”，简直就是母夜叉，然而在雷鸣眼里，是“窈窕的身材，脸上没有胭脂粉，很自然的两道不浓不淡的眉毛，眼眶边微微有点红，眼睛却依然那样发光，滴溜溜的时常转动，放射出无限的光辉，无限的爱娇。”不同的心理在对同一个人的观察中展现的淋漓尽致。

作者还善于人物之间的比较，进行侧面描写，使人物形象显得格外鲜明。通过与多疑的杜竹斋的对比，展现了吴荻甫果敢的性格特征；用林佩瑶的幽怨，落寂，写出了吴荻甫对家庭生活的冷视；无公馆上下人对他的屏息恭敬，为而远之，衬托出吴荻甫的专横。

三 全景式的结构设置

《子夜》的结构线索分明，层次清晰，背景宏阔，展现出全景式的格局，表现了作者复杂宏伟的生活有高度的组织能力。

第一，主线有力而总众目。作者以自己的艺术擅长和生活基础，把代表名族资产阶级吴荻甫与代表资产阶级矛盾，作为贯穿情节始终的主线，而把人物刻画，人物关系的表现，社会图景的描绘，紧紧拧在这条情节的主线上。小说共十九章，作品开头，借吴老太爷引出中心人物，既交代了他的身份，又暗示了小说背景。二，三章借吴老太爷的丧事，让多数人物总亮相，并付下消失情节发展的各因素。四写农民暴动。五---七章写由承接暴动写到办银团，人工总工，秘密公司线索写吴等建起了益中公司，又利用巧妙地平息了第一次工人罢工，和公债上的首次胜利。八到十章由吴的大计划引出赵的计划，吴与赵的斗争成了这一部的主要情节。十二——十五章写由于吴在公债上的失利而加强对自己的末路。十七章——十九章写吴赵公债市场上背水一战，直至小说结束，构成小说的高潮和结局，有头有尾，连贯完整。

第二，线索分明，环环相扣。全书十九章，人物将近一百个，重大的社会矛盾，纷繁的社会故事。只压缩在一九零三年五月到七月两个月内，以此表现出小说巨大的内容容量，小说一二章通通过五老太爷的出场和为他办丧事，几乎出现了全文的主要人物，并埋下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公债斗争这三条线索。以后各章，这三条线索随着吴赵矛盾的发展，时合时分，做到一环扣一环，层层推进，做到小说人物多却有条不乱，虚实得体，各有侧重但服从中心，恰当地反映中国当时社会面貌及过去和未来的发展脉络。

第三，首尾呼应，前后照应。开头是全篇的基础，结构安排的立足点。《子夜》的开头比具匠心，作者并没有把笔力放在吴赵的矛盾斗争，而是详细写了五老太爷从农村到上海的原因，经过，感受，遭遇，下场，以及死后亲朋好友吊丧的情景，通过这句封建僵尸，在花红酒绿的上海很快“风化”，让本来隐伏的人物同时出现舞台，成为重要角色，形成众多线索。这种处理及推动了情节发展，又使整个情节严密无缝。

四 象征主义手法的应用

矛盾在《子夜》朝文版序中说：“这部小说以上海为背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行长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斗争是残酷的，情况是复杂的，从整个形势看来，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所以题为《子夜》。（2）可见，这是借助自然景观暗示通过黑暗走向光明的社会意义。小说中看见西洋小孩的帆船翻到的情景，作者这样写：

“蓦地风转了方向，又加强，池子里的小帆船向左一侧，便翻了。”

这一意外的恶化，范博文的吃惊和失望，实在比几个放小船小孩失望的多！这些话的象征意味，在此时此情此人身上恰到好处得到了点燃。

吴公馆里的关在笼子里的鹦鹉，和少奶奶之间也使人产生某种联想。五老太爷的那本《太上感应篇》作为理念化的“道具”不时在文中出现，通过反复的重现，不断强化着这道具的象征意义。林佩瑶手中的那本破旧的《少年维持之烦恼》和枯萎的白玫瑰也正是幻灭的爱情象征。

矛盾在《子夜》的提纲中特别强调“色彩与声浪在此书中占地位，且与全书心理过程相结。“

“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苏州河的水幻成了金绿色，轻轻地，向西流去······薄雾笼罩了外百度桥的高松的钢架，电车驶过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绿光！光，热力！

这里用油彩的涂抹，充分地比五光十色的上海点染了出来。《子夜》的色彩艺术，在人物性格同环境的关系也得到了都市生活的社会光谱。《子夜》的色彩艺术，在人物性格同环境的关系也得到了体现。“汽车发疯似的向前飞跑，五老太爷向前看。天哪！几百个亮着的灯光像几百只怪眼睛，高耸的摩天建筑······长蛇似的一窜黑怪物，头上的一对大眼睛放射出叫人目眩的强光——，····他眼睛是红的，黄的，绿的，黑的，放光的，·····他耳朵里灌满了轰，轰，轰!轧，轧，轧猛烈嘈杂叫人心跳出腔子似的。“这是写五老太爷守旧的，封闭的心理状态，对现实大都市喧闹的，开放的，色彩万千的光色世界的反映。这种光怪陆离的物世界和他古久封闭的心理世界尖锐的冲撞着，使他不能自己。

总之，作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及其现实主义的成熟作品之一《子夜》无疑在艺术性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作品在人物描写，艺术结构，环境气氛以及语言运用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参考文献

（1）矛盾·矛盾精品作品选·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2）庄钟庆 ·矛盾的创作历程·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第三篇：论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

论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

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其非凡的自负和自信，狂傲的独立人格、豪放洒脱的气度和自由创造的浪漫情怀，充分体现了盛唐士人的时代性格和精神风貌。他是中国继屈原之后的伟大浪漫主义诗人。在李白的诗歌作品把盛唐诗歌的气来情来，神采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诗歌创作，充满了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和神奇想象，既有气势浩瀚、变幻莫测的壮观奇景，又有标举风神情韵而自然天成的明丽意境，美不胜收。他的诗歌具有与众不同的艺术特色。因此我们在学习、研读、欣赏李白的诗歌过程中，一定要善于抓住李白诗歌的特色。李白诗歌有哪些方面的艺术特色呢？

一、李白诗歌的主观浪漫主义色彩强

李白诗歌除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主要表现为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很少对客观物象和具体事件做细致的描述。李白作诗，常以奔放的气势贯穿，讲究纵横驰骋，一气呵成，具有以气夺人的特点。如《上李邑》：“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以大鹏自喻可已非庄子式的逍遥以自适的大鹏，而是要引起震动惊怪的大鹏，足见其气势不凡，在这不凡的浩大气势里，体现出傲世独立的气概和人格力量。他在《行路难》中说：“行路难，行路难”说明作者面对眼前的现实的时候，感到人生道路的艰难，离筵上瞻望前程，只觉前路崎岖，岐途甚多，要走的路，究竟在哪里呢？使作者感到自已前途一片茫然。但倔强而又自信的李白，由于他有那种积极用世的强烈要求，最终使他再次摆脱了岐路彷徨的苦闷，唱出了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相信尽管前路障碍重重，但将会有一天能乘长风破万里浪，挂上云帆，横渡沧海，到达理想的彼岸。这此诗句在气势上波澜起伏，跳跃纵横，既显示了诗人对黑暗污浊的政治现实苦闷、愤郁和不平，又突出表现诗人的倔强、自信和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展示了诗人力图从苦闷中挣脱出来的强大精神力量。

洒脱不羁的气质、傲世独立的人格，易于触动而又暴发强烈的感情，使李白诗抒情方式有鲜明特点。它往往是喷发式的，一旦感情兴发，这毫无节制地奔涌而出，宛若天际的狂飚和喷溢的火山。如《宣州谢眺楼饯别》：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流水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追求功名是李白一生的理想。在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中，腐败王朝的江河日下，李白被权贵排挤出朝来。诗人感到徒有回天之志，却毫无用武之地。只好在诗中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郁愤情怀。又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一开始便把浓烈的情怀抒写出来。接着便是抑制不住的感情浪潮的喷发：“君不能狸膏全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满腔忿慨喷薄而出，滚滚滔滔。抒发了对当时社会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强烈愤慨。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李白应永王李璘的招聘加入永王幕府。本想以平叛立军功，却不料永王被肃宗认定为叛乱。永王兵败被杀，李白以“附逆”被判流放夜郎。在《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苗》诗中写道“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这首诗表明他对国家的眷恋，对这次遭流放的绝望。返回长安，报效国家的机会再也没有了，他像一个在沙漠中无望地跋涉的人。对生活还充满向往却自知无望，忧伤和悲苦充溢于他的胸怀中。此时所有心中的委屈和复杂的感慨，只好借助于这首诗抒发出来。又如：“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开宗明义表达了自己阔大的胸襟，也表示了对政治前途的失望。“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一吐心中的郁闷之气，不仅表现出他对权贵们的极端蔑视与抗争，更在于与黑暗朝政的彻底决绝。

二、李白诗歌的想象特色与喷发式的感情表达方式相结合

李白诗歌的想象非常丰富瑰丽、变幻莫测，往往发想无端奇之又奇，带有一种随意生发的狂放精神。如：“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这首诗把衣裳想象为云，把容貌想象为花，这样就给人以花团锦簇之感。还有诗人的想象忽又升腾到天堂西王所居的群玉山、瑶台。通过丰富的想象，以天边绚丽云彩的飘逸和鲜花吐艳的娇美，赞美杨贵妃的天姿出色。“青泥何盘盘，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瑞瀑流争喧豗，石水崖转石万壑雷。”（《蜀道难》）诗人运用天马行空的想象，艺术地展现了古老蜀道逶迤、峥嵘、高峻、崎岖的面貌，描绘出一幅色彩绚丽的山水画卷。同时也创造出博大浩渺的艺术境界，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在李白诗中想象更为非凡的还有《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诗句：“湖月照我影，送我到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干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螟。熊咆龙吟殷宕泉，粟深林兮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这些诗句通过奇橘瑰丽的想象，生动地描绘出一个令人神往梦境仙界。这些想象之辞，奇幻之笔，或神奇，或瑰丽，或诞幻，或壮美，无不都是天马行空，奇幻交织。又如：“西岳峥嵘可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巨灵咆哮擘西山，洪波喷流射东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月下飞天境，云生结海楼”（《渡荆门送别》）。“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庐山谣寄卢侍御虚丹》）“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夜泊牛渚怀古》）。“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其十五）。“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北风行》）。真是想落天外，匪夷所思。

李白诗的想象，常有异乎寻常的衔接，常随情思的流动而变化万端。一个想象与紧接着的另一个想象之间跳跃极大，意象的衔接组合也是大跨度的，离奇惝恍，纵横变幻，极尽才思敏捷之所能。

三、李白诗意象的壮美和优美

李白诗的壮美意象

李白诗的壮美意象与作诗的宏大气魄和想象力非常丰富相关联，李白诗中有许多吞吐山河，包孕日月的壮美意象。他对体积庞大的壮观事物颇为倾心，他喜欢吟咏的对象常是大鹏、巨鱼、长鲸，以及大江、大河、沧海、雪山等。李白将它们置于异常方阔的空间背景下加以描绘，构成雄奇壮美的诗歌意象如《关山月》中的“明月出天山，苍海云海间。长风儿万里，吹度玉门关”。“明月出天山，苍海云海问”。以凌空欲飞之笔，生动展现了一轮明月在云海苍茫、气势磅

的天山云雾间冉冉升起的壮观景象。举目去，那浩浩长风从遥远天山吹来，以不可抵挡之势横跃万里山川，一直吹到玉门关内。由天山明月、苍海云海、万里长风所构成的境界是何其雄奇和阔大。又如“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西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望天门山》）。这首诗着重写出浩浩荡荡东流的楚江，冲破天门山奔腾而去。夹江对峙的天门山对汹涌奔腾的楚江有巨大的约束力和反作用。浩阔的长江流经两山间的狭窄通道时，激起了无数的回旋，形成了波涛汹涌的奇观丽景，境界何其开阔。“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御虚舟》）。诗人豪情满怀，笔墨酣畅，将长江景色写得境界高远，气象万千，何等雄伟，何待壮美！这些雄伟壮美的意象的组合，给人以一种崇高感。“山道平野尽，汇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渡荆门送别》）。意象亦极为阔大壮观。还有《望庐山瀑布》中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首诗写一座顶天立地香炉，冉冉地升起了团团白烟，缥缈于青山蓝天之间。在红日的照射下化成一片紫色的云霞。远远看云，瀑布像是一条巨大的白练高挂于三川之间，瀑布从高空直落，势不可挡。李白笔下的这些山水景物，构成了雄伟壮丽的意象。

李白诗的优美意象

李白诗里亦不乏清新明丽的优美意象。如“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风，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夜泊牛渚怀古》）这些诗句写的是牛渚夜景。牛渚夜景是碧海青天，万里无云，廖廓空明的天宇和苍茫浩渺的西江。这些都在夜色中溶为一体，在我们面前展现是一幅空阔渺远，多么优美的境界！还有《庐山谣寄卢御虚舟》中的“庐山秀出南斗旁，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嶂凌苍苍。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这些诗句写九叠云屏的彩如锦绣般四布，彩云的影子倒映在明净的湖里泛出波鳞鳞红光。九叠云屏有三叠泉水势三折而下，好像银河挂在石梁上。翠绿的倒影、绯红彩霞映衬着一轮红日。这些由屏风、云、明湖、银河、香炉、瀑布、翠影、红霞、朝日等景物已构成一幅非常清新明丽的意象如《赠孟浩然》中的“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这些诗句中松云、明月、迷花、高山、清芬等景物也构成一幅优美的意境如“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肖溪行》）。“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苍苍横翠微，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下终南山过斛斯山入宿置酒》）。“绿水净素月，月明白鹭飞”（《秋浦歌》十三）。“竹色溪下绿，荷花镜里香”（《别储邕之剡中》）。“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玉阶怨》）。这些由清溪、明月、白鹭、绿竹、白露等明净景物构成的清丽意象，极大地丰富了李白诗歌的艺术风格。

李白对白色的透明体，有一种本能的喜欢。“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待御虚舟》）“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梦游天姥吟留别》）。“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送友人》）。“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登金陵凤凰台》）。“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早发白帝城》）。白波、白鹿、白水、白鹭洲、白帝等这些都是白色的透明体。因此在他的诗中用得电多的色彩字是“白”。其次是金、青、黄、绿、紫等。如“金灶初开火，仙桃正发花”（《宴梅道士山房》）。“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客中作》）。“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军行》）。“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访戴天山道士不遇》）。“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送友人》）。“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下终南山过斛斯山入宿置酒》）。“黄金燃桂尽，壮志逐年衰”（《秦中感秋寄远上人》）。“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三首》其一）。“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春思》）。“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浪至此回”（《望天门山》）。“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秋浦歌》）。“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望庐山瀑布》）。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李白也甚喜欢金、青、黄、绿、紫等色彩的事物。但在李白诗歌里，最感亲切的东西就是月亮了。月的形象在他的诗歌民反复出现。其《月下独酌》云：“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俳徊，我舞影零乱。”“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长相思二首》其一）。“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峨眉山月歌》）。“郝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秋浦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子夜吴歌》）。“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渡荆门送别》）。“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宿王松山下荀媪家》）。李白诗歌中出现有明月的诗句又何止这些。李白天性开朗，喜欢的是明丽的色调，不喜欢灰暗色。

四、李白诗歌清新明快的语言风格

李白诗歌的语言具有清新明快的特点，明丽爽朗是其词语的基本色调。如《听蜀僧浚弹琴》中的“蜀僧抱绿绮，西下峨嵋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这首诗语言写得极其清新明快，似乎一点也不费力。即使是对仗、用典都经过一番巧妙的安排，只是不着痕迹罢了。具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又如《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中的诗句“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作者在诗中抒发了怀才不遇的郁愤情怀。语言自然奔放，似脱口而出，全无拘束。诚如清人赵翼所道“全以神运，自不悄束缚于格律对偶，与雕绘者争长”《瓯北诗话》。又如《登金陵凤凰台》中的诗句“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首诗写出了作者自己的独特感受，抒发了忧国忧时的情怀。语言也流畅自然，不事雕饰、潇洒清丽。总之，李白这些脱口而出，不加雕饰的诗句，常呈现出透明纯净而又绚丽夺目的光彩，反映了他开朗的性格，率真的情感，以及洒脱的气质，不肯苟同于世俗的中那种个体人格意识，在正统文化传统思想的压抑中，李白狂放不受约束的纯真个性风采，无疑有着巨大的魅力。他的诗歌的豪放飘逸的风格、变化莫测的想象，清水芙蓉的美，对后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由于他以才力写诗，凭气质写诗，他的诗风事实上是无法学习的。但只要我们多阅读、多欣赏李白诗歌作品，就会受到他在诗歌中反映出来的人格力量和个性魅力所感染。这对提高我们个人文化修养，思想品德修养，人生修养是大有益处的。

第四篇：论郭沫若《女神》的艺术特色

内容摘要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新诗集，1921年8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发行，以其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积极浪漫主义特色轰动于世，开创了一代革命的诗风，是中国白话新诗的真正奠基之作。

《女神》分为三辑，含《序诗》在内，共57篇作品，是五四高潮时期的产物。第一辑是三个诗剧：《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合称“女神三部曲”，主要是歌颂反抗专制独裁，创造民主和平的“女神”这一圣洁形象。第二辑共30首诗，写得雄深豪放，气度不凡。开篇《凤凰涅槃》是诗集中最长，同时最能体现诗人爱国主义精神的一首诗。它以古代神话传说为题材，借凤凰自焚更生的故事，象征着旧中国包括诗人旧我的毁灭和新中国以及诗人新我的诞生，从“凤凰”这一艺术形象身上，体现了诗人与祖国的同一命运，成了五四时代精神的号角。《炉中煤》的副题是“眷念祖国的情绪”全诗四节，用的都是十分巧妙的比喻，倾注了对祖国的深挚怀念之情，表达了诗人甘为祖国献身的决心。《女神》中还有不少诗篇歌颂大自然的伟力，大自然常动不息的伟大力量同诗人狂飚突进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股铲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洪涛。第三辑23首诗，不如一、二辑那样情绪高昂，反映了诗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女神》在形式上的创造《女神》实践了郭沫若自己关于“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的创作主张，使诗的形式得到了完全的解放。《女神》不追求任何一种固定的现有的格式，任凭感情驰骋，自然流露，依据内在的感情节奏，自然地形成诗的韵律。它的五十余首诗，每首诗都是一种新的格式。《天狗》诗句短促；《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有一种割不断的绵绵情意，正好适合表现眷念之情；《凤凰涅磐》的诗句参差不齐，长短并用，富于变化，或长吁，或短唱，节奏感十分强烈，表现出一种悲壮气氛。

《女神》的艺术网络是多样化的统一。《女神》突出的艺术特色是它的浓郁的积极浪漫主义气息。在《女神》中，诗人不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绘现实，而是依照自己的主观想象、理想和热情去状写生活；对理想和未来的狂热追求与赞颂多于对黑暗腐败现实的冷静细致的刻画。但是，《女神》的浪漫主义并不是脱离现实的，而是植根于现实土壤之中的。它那种毁坏一切、创造一切的狂飙突进的精神，完全表达了“五四”时期人民群众，特别是觉醒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愿望和要求。如果说鲁迅以他战斗的《呐喊》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础，那么，郭沫若则以他反叛、创造的《女神》开辟了中国现代诗歌的新天地。《女神》创作想象之丰富奇特，抒情之豪放热烈堪称诗界一绝。它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浪漫主义艺术色彩将是照彻诗歌艺术长廊的一束耀眼光芒；它的灼人的诗句就像喧嚣着的热浪，轰鸣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的最强音。

关键词：浪漫主义精神、郭沫若 “五四”时期 诗中有史 浪漫主义 艺术风格

目录

一、《女神》的艺术风格——浪漫主义精神

二、喷发式宣泄的表达方式。

三、奇特的想象和夸张

四、形象描绘的方式上，具有英雄主义的格调。

五、语言方面，带有强烈的主观性的色彩

论郭沫若《女神》的艺术风格

中国新诗是随着“五·四”文化运动和“诗界革命”而发展起来的。诗体解放事业肇始于胡适，而完成于实践着“文学为人生”主张的文学研究会诸诗人。1921 年以郭沫若为旗帜的创造社的成立，可谓“异军突起”，把目光投向“充满缺陷的人生”。假如说，首倡“诗体的大解放”的胡适和他的《尝试集》，只可视为区分新旧诗的界限；那么，堪称为新诗革命先行和纪念碑式作品的，则是郭沫若和他的《女神》。1921年8月，郭沫若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它以石破天惊、独到崭新的姿态真正敲开了中国自由新诗的大门，正如闻一多说过：“忽地一个人用海涛底音调，雷霆底声响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这个人便是郭沫若，他所唱的就是《女神》”。早在五四时期，对郭沫若《女神》的研究便已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伴随学术思想的解放，国内《女神》的研究也随之繁荣。

《女神》除序诗外共收诗五十六首。多为诗人留学日本时所作。其中代表诗篇有《凤凰涅磐》、《女神之再生》、《炉中煤》、《日出》、《笔立山头展望》、《地球，我的母亲！》、《天狗》、《晨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在诗歌形式上，突破了旧格套的束缚，创造了雄浑奔放的自由诗体，为“五四”以后自由诗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成为我国新诗的奠基之作。今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本，后又重印多次。集中最早的诗写在一九一八年初夏。除一小部分为一九二一年归国后所作外，其馀均写于诗人留学日本期间，绝大部分完成在一九一九和一九二厩|~里。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震醒了古老的中国，五四运动的浪潮正在国内汹涌澎湃。人们在漫漫长夜中看到了新的希望。旧道德、旧礼教、专制政治和一切封建偶像受到猛烈的抨击和破坏；科学、民主、社会主义和一切新事物则受到了自觉的热烈的追求。这是一个生气蓬勃的时代，一个充满著反抗和破坏、革新和创造的时代。《女神》对于封建藩篱的勇猛冲击，改造社会的强烈要求，追求和赞颂美好理想的无比热力，都鲜明地反映了“五四”革命运动的特徵，传达出“五四”时代精神的最强音。

这种破旧立新的精神贯穿在《女神》的绝大多数重要篇章中，它正反映出郭沫若在“五四”时期所持的彻底革命的、而非改良的态度。最有代表性的，是诗篇《凤凰涅盘》和《女神之再生》。《女神》运用神话题材、诗剧体裁、象征手法、反映现实。其中《女神之再生》是象征着当时中国的南北战争。诗人说过：“共工象征南方、颛顼象征北方，想在这两者之外建设一个第三中国————美的中国。”不过，诗人早期的社会理想是模糊的。他曾说过：“在初自然是不分质的，只是朦胧地反对旧社会，想建立一个新社会。那新社会是怎样的，该怎样来建立，都很朦胧。”因此，女神要去创造新鲜的太阳，但仍是一个渺茫的创造，只是理想的憧憬，光明的追求。但在五四时期，它曾给了广大青年以力量的鼓舞。

《女神》的艺术网络是多样化的统一。激情如闪电惊雷，火山喷发；柔情如清风明月，涓涓流泉。而《女神》中的代表诗篇《天狗》其艺术风格当属前者。这首诗写于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爆发期，正是青年郭沫若情感最炽烈的时刻。这首诗的风格是强悍、狂暴、紧张的。

一、《女神》的艺术风格——浪漫主义精神

（一）浪漫主义

尽管郭沫若当时在理论上没有提倡浪漫主义，但是，他所提倡的“自我表现”和表现主义有一致的方面，而表现主义和浪漫主义又有某些共同之处。因此，《女神》就成为一部艺术个性非常突出的浪漫主义诗集。

郭沫若在《女神》中表现出的独特的浪漫主义有以下一些特征。1．表现自我。《凤凰涅磐》中的“凤歌”“凰歌”实际上都是诗人自己在歌唱。《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我崇拜一切，而我又“崇拜我”“我又是偶像破坏者”，歌颂了对旧社会，旧传统的破坏和革新、创造精神。特别是在《天狗》中，诗人把自己比作“天狗”，他把日、月、星球、全宇宙都吞了，“我”便成了“月底光”“日底光”“一切星球底光”“全宇宙Energy的总量”！这个“自我”，就是宇宙的化身了。“自我表现”，不仅是郭沫若对诗的基本观点，也是他“五四”时期文艺思想的核心。《女神》是郭沫若“自我表现”这一文艺思想的体现。《天狗》、《日出》、《晨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太阳礼赞》等，都是张扬自我，讴歌自然，并把自然界和本体相结合的典范之作。与同一时期的诗人们相比较，就张扬个性、表现自我这一点来说，无论是谁都不能与郭沫若相匹敌的。

2．歌颂自然。诗人把整个大自然都作为自己的抒写对象，宇宙地球，日月星辰，山岳海洋，风云雷雨，草木飞禽，大自然被充分人化，地球成了母体。在《地球，我的母亲》中，他把地球说成是自己的母亲，表达了对地球无限的敬爱，并且他还说“我羡慕你的孝子，田地里的农人！他们是全人类的保姆，你是时常地爱抚他们”“我羡慕你的宠子，炭坑里的工人！他们是全人类的普罗美修士，你是时常地怀抱着他们”。多么淳朴的对地球之爱、对劳动人民之爱啊！《晨安》向地球上的一切，山河、海洋和人类文明建设，一口气问了28个“晨安”，表达了诗人热爱自然，热爱地球，热爱世界的丰富情感，显示了其无比伟大的气概。自然和人类物质文明本来是对立的，但是诗人却以自己强烈的主观精神把它们统一了起来。

3．形式自由。这是一方面的观点，认为郭诗的形式倡导绝对自由。诗篇长短不一。如《蝉鸣》只有三行，而《凤凰涅磐》则有三百八十五行。句法十分多样，节奏鲜明，在白话文中夹杂不少外语。这些都表明诗人在形式上不受任何束缚，只要求最大限度抒发自己的激情。另一方面的观点是，每首诗的节数，诗节的行数，每一诗行的字数都不固定，压韵没有统一的规律，但在每一首诗中，却要求格律的某种统一。诗的形式确实做到了极端的自由，但是诗中多次出现的排比与复沓，以及每节不规则压韵，又形成了相对的和谐。总之，对于《女神》中诗歌形式自由这一点，论谁都是没有疑义的。

（二）积极浪漫主义

郭沫若作品《女神》中突出的时代精神和浪漫主义，可以归纳为积极浪漫主义或者说是革命浪漫主义。

郭沫若是创造社的代表，被公认是创作社的领袖人物，不仅创造力旺盛，作品众多，而且率先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他曾写过《革命与文学》一文中就说：“文学是革命的先驱，在革命的时代必然有一个文学上的黄金时代。文学和革命是一致的，并不是两立的。”浪漫主义思潮便是以郭沫若和创造社为代表的，前期创作社旗帜鲜明地提倡浪漫主义。他们浪漫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是对于感情的强调。他们认为，感情是文学的本质。郭沫若说：“文艺本是苦闷的象征，无论表现个人也好，描写社会也好，替全人类代白也好，主要的眼目，总要在苦闷的重围中由灵魂深处流泻出来的悲哀，然后才能震撼读者的魂魄。文学是精赤裸裸的人性的表现，是我们人性中一点灵明的清髓所吐放的光辉。”他又在《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一文中说道：有人说：“一切艺术是完全无用的。”这话我也不承认。我承认一切艺术，虽然貌似无用，然而大有用焉，它是唤醒社会的警钟，它是招返迷羊的省箓，它是澄清河浊的阿胶，它是鼓舞革命的醍醐，它的大用，说不尽，说不尽。

郭沫若还指明了浪漫主义的一个根本内容：自我表现。这也就是《女神》这部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他是这样解释他的积极浪漫主义理论的。“20世纪是理想主义复活的时候，我们受现实的苦痛太深了。现实的一切我们不唯不能全盘肯定，我们要准依我们最高的理想去否定它，再造它，以增进我们全人类的幸福。半冷不热，不著我相，只徒看病不开方的自然主义已经老早过去了。”这里把“理想主义”和“自然主义”相对立，显然这“理想主义”指的是浪漫主义。在他的《自然与艺术——对于表现派的共感》一文中他就说道：“艺术家不应该做自然的孙子，也不应该做自然的儿子，是应该做自然的老子！”他反对自然主义的“只徒看病不开方”，正是提倡浪漫主义要向人们预示未来的走向，也即从作家“最高的理想”出发，从“增进我们全人类的幸福”出发，去“再造”现实。至于“否定”现实，那当然是指反抗现实的一切压迫与束缚。反抗精神和理想主义，向来是积极浪漫主义的必具内容。这样，在郭沫若的举起的积极浪漫主义旗帜上，我们看到了“自我表现，反抗黑暗，追求理想”十二个大字。

郭沫若是一个偏于主观而又外向的抒情诗人，热情奔放，才思敏捷，幻想丰富而又奇特，对外在事物（无论是社会还是自然）的感受特别强烈，且易受刺激与拨动。他自己就在《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一文中说道：“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觉得我的想象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强。我自幼便嗜号文学，所以我便借文学来以鸣我的存在，在文学之中更借了诗歌这支芦苗。我又是一个冲动性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回顾了我所走过了的半生行路，都是一任我自己的冲动在那里奔驰；我便作起诗来，也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我在一有冲动的时候，就好像一匹奔马，我在冲动窒息了的时候，又好像一只死了的河豚。”在《女神》里，郭沫若就是以这样高昂的火焰般的激情，色彩浓烈、音调铿锵有力的诗的语言，将“五四精神”作了最好最充分的诠释，同时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诗人自身的艺术个性。

桑逢康在《郭沫若精选集》的序《新文学的一面旗帜》中就这样评论到：

他是涅磐的凤凰，他是飞奔狂叫燃烧的天狗，他是破坏一切偶像的偶像崇拜者。他是炉中的煤胸中的心灯。

他的血和海浪同潮，他的心和日火同烧。地球是他的母亲，劳者是他的爹他的恩人。

他要创造个新鲜的太阳，他全身心要化为光明流去。

他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创造日月星辰，驰骋风云雷雨。他努力地诅咒着旧世界，热烈地向往着新世界。

他歌颂真正的“匪徒”，赞颂胜利的死。鞭笞游闲的尸和淫嚣的肉。

他的诗魂在地球边上放号，在梅花树下醉歌，在笔立山头展望，在夜步十里松原，在电火光中，在演奏会上。

总而言之，他效法造化底精神，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自己。

这样的诗作无疑会受到人们的欢迎，这样的诗人无疑会受到人们的称赞。闻一多先生在他的《女神之时代精神》中曾这样评价道：“《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它的价值也在于，它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艺术表现的多种可能性。而《女神》中体现的积极浪漫主义，也确实为以后的新诗发展乃至文学发展提供更多选择的道路。

二、喷发式宣泄的表达方式。

自古有“诗言情”之说，诗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都体现了一个很明显的抒情性的整体特征，这一点较之其它文体都是十分突出的。虽然叙事诗也不少，但叙事诗或多或少也有抒情之成分。所以，既然抒情简直可以称之为诗之灵魂，那么表现手法，这一服务于灵魂的诸多魔术，当然对于诗歌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尤其是现代诗，表现的内涵更深刻，抒发的感情往往更复杂。

说一下和抒情比较贴切的几种写作技巧：

直抒胸臆。这大概是浪漫主义用得最多的技巧了，浪漫主义的诗歌也以此为特征，以此为亮点之一。直接地宣泄感情于诗篇之中，气势多汹涌畅达，最易感染读者。加之诗人运用此手法时多结合第二人称叙述角度和呼告等，读者极易随诗句的流动奔腾而不禁融入诗篇，随诗人高唱高蹈。最耳熟能详的就是郭沫若和惠特曼二人之诗。

但这种手法有过于直白肤浅之嫌，易形成感情的泛滥，所以就有了反对它的象征等手法。

象征主义的诗中多采用意象来作为感情思想的藏体，隐含有诗人所要表达的东西。这些意象是“象征的森林”，由于内在的某种物质而被诗人挖掘发现出来，并灌以自己真挚的情感，附为暗示的具体的形象。

由于是暗示的，所以感情的流出并不通畅，而是如潺潺之细水，长长流出，却更加隽永，更足以品味揣摩，感情的层次也因此显得更深厚，不容易“诗尽而情尽” 象征具有简练而抽象的特点，令人们可以有自己的理解，诗的天地更加广阔，情感的抒发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会更加自由，这种自由是心灵上深处的自由扩散，不再受制于诗的词句所构的诗之楼阁中。《凤凰涅槃》堪称新诗史上第一首杰出的浪漫主义抒情长诗。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像那欢唱的烈火一样贯注入全诗之中，这是理想主义之火，是反抗之火。这首诗是浪漫主义的激情的结晶。据诗人自己说，1919年末至1920年初，他的“个人郁积，民族的郁积”在美国民主诗人惠特曼那狂放无羁的形式中找到了“喷火的方式”，即浪漫主义反抗激情的抒情模式，他的创作是灵感几乎天天处在火山喷发的状态。《凤凰涅槃》这首长诗即是在一天之中分两段写出来的。那种“火速的写”下突然袭来的“诗的意趣”，以致“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天都只是打战”的精神状态，与作者讲述的浪漫主义诗人歌德“诗兴来了的时候”顾不上把纸摆正就“急忙从头到尾地矗立着便写下去”的情形是十分类似的。不同的是，郭沫若写这首长诗的激情，不仅有新的时代精神的吹拂，也有新的理想光辉的照射。在写这首长诗的前后创作的《匪徒颂》，《晨安》，《巨炮之教训》等诗篇里，虽然仍夹杂有浑沌与朦胧的认识，但从中毕竟可以看出在苏联十月革命影响下，作者内心世界中产生的理想之光。理想之光和反抗之光可以说是《凤凰涅槃》浪漫主义精神的两大支柱，没有这灵魂，也就不会有这火之曲的生命。

（一）采用了比喻、象征的手法，并常借助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表达感情。

诗人既在中国传统审美观念中代表着纯洁、高尚、美丽的凤凰形象中找到了契合的喻体，又吸收了阿拉伯古老神话传说中“菲尼克司”满500岁自焚更生这一喻体的框架。两个民族的神话传说中的形象，经过诗人的再创造，构成了一个统一的美好象征，从而创造出新的艺术世界。

《凤凰涅槃》在整个《女神》所体现的彻底的破坏精神和创新精神都集中体现在这首诗中。《凤凰涅盘》以有关凤凰的传说作素材，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故事，象征着旧中国以及诗人旧我的毁灭和新中国以及诗人新我的诞生。凤凰诅咒现实，诅咒冷酷、黑暗、腥秽的旧宇宙，把它比作“屠场”，比作“囚牢”，比作“坟墓”，比作“地狱”，怀疑并且质问它“为什么存在”。它们从滔滔的泪水中倾诉悲愤，诅咒了五百年来沉睡、衰朽、死尸似的生活。在这段悠长的时间里，有的只是“流不尽的眼泪，洗不尽的污浊，浇不息的情炎，荡不去的羞辱”；在这段悠长的时间里，看不到“新鲜”和“甘美”，看不到“光华”和“欢爱”，年轻时的生命力已经消逝。于是它们痛不欲生，集木自焚。凤凰的自我牺牲、自我再造形成了一种浓烈的悲壮气氛。当他们同声唱出“时期已到了，死期已到了”的时候，一场漫天大火终于使旧我连同旧世界的一切黑暗和不义同归于尽。燃烧而获得新生的不只是凤凰，也象征性地包括了诗人自己，从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当时人们要求彻底打破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火热激情。

善于运用夸张的手法，否定艺术家遵循任何规则。《凤凰涅槃》在五四诗坛上的地位是独特的，不仅内容上完全崭新，还创造了一种现代化的自由诗体，创造了一种壮美雄丽的艺术风格。他在创作中采用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喜爱用夸张和对比的表现手法，还喜欢运用华丽的词藻，作品中充满生动丰富的比喻，使美与丑、善与恶形成强烈鲜明的对照。想象与夸张摆脱了对生活原型的依赖，似乎呈现了一种不合理性，但更强烈地显示了生活的本质，融入诗人感情色彩的真实性，是一种更为合理的艺术抒情方式的创造。如作品中对于宇宙的夸张的描绘：“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茫茫的宇宙，腥秽如血”，既是对当时世界的真实写照，又表达了诗人对黑暗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愤怒和诅咒的感情。

（二）吸取中外艺术养分是诗人创造新的艺术世界的源泉。

郭沫若广泛地阅读了我国古典诗歌和外国著名诗人的作品。这里有惠特曼的影响，“凤歌”和“凰歌”特别明显地表现了惠特曼式的火山爆发般的激情。诗人自己说过：“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飚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而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和李白的影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郭沫若对屈原有深深的爱好。他在诗剧《湘累》中所表达的那种沛然若决江河的反抗丑恶现实、追求美好理想的精神，既符合于屈原的性格，又代表了“五四”时期诗人自己的处境和心情。这种精神贯串在《女神》的很多诗篇里。李白也是郭沫若所喜爱的诗人，他曾将李白的《日出入行》按照新诗的款式分行写了出来，诗中“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幸同科”的风格、精神和气质，与郭沫若息息相通。这些都说明了他同两位古代诗人之间深刻的精神联系，也说明了《女神》正是我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传统在新的革命年代的一个继承和发展。

在作品中，有歌德诗剧中的庄严，有瓦格纳音乐中的华丽，庄子散文中的汪洋恣肆。郭沫若对于我国古典诗歌的造诣是很深的，尤其喜爱屈原、李白、苏轼等人的浪漫主义诗词。在这广泛的吸收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诗人继承了屈原《离骚》、《九歌》所代表的悲婉豪放的美学传统，为新诗的风格开拓了一条悲壮豪放的美学之路。我们从“凤歌”中，就明显地看到郭沫若受到屈原《天问》的启发。他当时在日本留学，也受到欧美著名诗人的影响，但是，他并不拘泥因循我国古代和外国某一个诗人的艺术风格，而是兼采众长，自铸新词。统观全诗，我们不难发现，他不因激情汹涌彭湃而像惠特曼《草叶集》那样过于狂放散漫；相反它却显得十分典雅谨严：结构浑然天成，布局恰到好处，音韵铿锵流畅，节奏有张有弛，甚至连每个段落都写得十分整齐，很容易使人想到我国古代五、七言诗和民歌，想到歌德、海涅的某些诗作。郭沫若自己曾说过：“海涅的诗丽而不雄。惠特曼的诗雄而不丽。两者我都喜欢。两者都还不令我满意。”《凤凰涅架》这种具备壮美雄丽艺术风格的自由体新诗，是郭沫若在中国五四以后的新诗史上的全新创造。宗白华先生当时在致郭沫若的信中称赞：“你的凤歌真雄丽，你的诗是以哲理做骨子，所以诗味甚浓。不像现在有许多新诗一读过便索然无味了。所以白话诗尤其重在思想意境及真实的情绪。”

三、奇特的想象和夸张

奇伟的构思，奔腾的想象，大胆的夸张，强有力的节奏，是《女神》积极浪漫主义艺术的又一表现。《女神》的题材广泛而丰富。神话传说，历史故事，高山大川，日月星辰，城市乡村，名胜古迹等等，都在歌咏之列。在把素材糅合成诗的形象的创作过程中，诗人的智慧之花使诗的形象体系放射出耀眼的异彩。诗人虚构出神龛中的女神不甘寂寞，苦闷而又悲凉的生活，为追求温热和太阳走下神龛，通过女神们的吟唱揭露鞭挞了黑暗的世界，传达了处在黑暗冷酷现实中的人们的心声。诗人又让颛琐和共工争帝将天柱碰坏，再由女神们批判已往那种炼石补天的改良办法。这样巧妙的构思，既不失神话故事的离奇情节，又不乏强烈的现实意义。《天狗》一诗十分典型地体现了想象丰富，大胆夸张的特点，反映了狂飚突进的“五四”时期人们特有的精神状态，形式上的离奇，衬托出的是思想的真实。

《凤凰涅槃》为新诗的想象力和语言的创造性吹来一股奇异的风。丰富的想象与夸张的形象和语言，大大增强了这首诗的浪漫主义（特）色彩。例如“凤歌”中为了表达对对黑暗中国的愤怒与诅咒的感情，连着用了“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三个极度夸张的比喻来批判“茫茫的宇宙。”接着，在一连串的质问之后，诗人又用了一组排比式的诗句把诅咒的感情融入夸张的形象之中：

生在这阴秽的世界当中，五四时代是一个改革的时代，是一个破旧立新的时代，一代觉醒的青年人把毁坏旧的、创造新的，解构传统、建构现代，作为自己的社会使命。郭沫若是一位敏感地感受着时代脉搏的诗人，他总是能够与时代保持同步。所以，他的《女神》充分体现了诗人对五四创造精神的颂扬，对创造新世界的坚定信念。

《女神之再生》《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匪徒颂》《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

《女神之再生》，诗剧，把我国古代传说中“女娲补天”的神话进行改造加工，再次抒写了重新重造这一主题。

女神们不愿再做修补残局的改良工作，即否定改良主义，表现了诗人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治不再抱着希望，是一种彻底革命、重新创造的思想。《凤凰涅槃》（1920/1）

这首诗熔中外神话于一炉，借用一对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传说，表现彻底摧毁旧世界、旧传统，争取自由、新生的民主理想，诗中的凤凰既是诗人自我的象征，也是新世界的象征。

“凰歌”（雌鸟）的调子相对比较幽婉，缠绵凄恻，是一支人生的悲曲。

抚今追昔，她感到这“飘渺的浮生”只剩下悲哀、烦恼、寂寥、衰败，已不再值得留恋，还不如超脱的好。

在一群凡鸟粗俗的歌声下，凤和凰同声合鸣，义无反顾地双双自焚，将身内、身外的一切都化为了灰烬。

这里的“火”，象征着“五四”的圣火，是达到理想境界的桥梁。凤凰自焚，就是对旧世界的彻底否定。

诗的后半部分是凤凰更生后的歌唱。

四、形象描绘的方式上，具有英雄主义的格调。

（一）强烈的表达了人民的理想。

随着《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中国人民正在逐渐觉醒，“五四”运动暴发了，《凤凰涅槃》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它以有关凤凰的传说作素材，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故事，象征着旧中国以及那个时代仁人志士的旧我的毁灭和新中国新我的诞生。除夕将近的时候，在梧桐已枯、醴泉已竭的丹穴山上，“冰天”与“寒风凛冽”，一对凤凰飞来飞去地为自己安排火葬。临死之前，它们回旋低昂地起舞，凤鸟“即即”而鸣，凰鸟“足足”相应。它们诅咒现实，诅咒了冷酷、黑暗、腥秽的旧宇宙，把它比作“屠场”，比作“囚牢”，比作“坟墓”，比作“地狱”，怀疑并且质问它“为什么存在”。它们从滔滔的泪水中倾诉悲愤，诅咒了五百年来沉睡、衰朽、死尸似的生活，在这段悠长的时间里，有的只是“流不尽的眼泪，洗不尽的污浊，浇不息的情炎，荡不去的羞辱”；在这段悠长的时间里，看不到“新鲜”和“甘美”，看不到“光华”和“欢爱”，年轻时的生命力已经消逝。于是它们痛不欲生，集木自焚。在对现实的谴责里，交融着深深地郁积的诗人心头的民族的悲愤和人民的苦难。凤凰的自我牺牲、自我再造形成了一种浓烈的悲壮气氛。当他们同声唱出“时期已到了，死期已到了”的时候，一场漫天大火终于使旧我连同旧世界的一切黑暗和不义同归于尽。……再生出个„我‟来”这种把一切投入烈火、与旧世界决裂的英雄气概，这种毁弃旧我、再造新我的痛苦和欢乐，正是五四运动中人民大众彻底革命、自觉革命精神的形象写照。至于凡鸟的浅薄和猥琐，意在鞭挞现实中的丑恶和庸俗的同时，进一步衬托凤凰自焚的沉痛和壮美。“火中凤凰”的传说给予诗人以现实的启迪，使诗歌的彻底革命精神紧密地结合着历史乐观主义的态度，最后，凤凰更生了。它表达了诗人对“五四”新机运的歌颂，也是祖国和诗人自己开始觉醒的象征，洋溢着炽烈的向往光明、追求理想的热情。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说：“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

这里就点到了全诗的主题：对历史与现实专制黑暗的诅咒，对祖国、民族和个人新生的渴望和赞颂。《女神》中很多诗篇以极大的激情抒写温暖、光明、太阳，这正反映了时代的需要，也是诗人郭沫若的追求。这些诗从时代的制高点上，对古老民族在“五四”高潮中的伟大觉醒作了色彩鲜明的象征性的反映，而“五四”的时代精神反过来又赋予诗人以激越的情调。虽然当时也有许多进步诗人写过向往光明的诗歌，但象《凤凰涅槃》那样敢于同旧世界决裂，敢于向旧世界宣战，充满着创造的信心和乐观的精神，充满着英雄气概和革命理想主义的诗篇，却很少见到。

（二）象征性地抒发了革命领袖人物的豪迈激情

《女神》中的百鸟之王凤凰具有鲜明的革命英雄主义特色——就像列宁、高尔基、孙中山、李大钊等仁人志士一样，具有鲜明的革命英雄主义特征。就这一人物特征来看，《女神》就是在间接表现历史人物的情怀、志向和决心要彻底粉碎旧社会的英雄气慨。《女神》贯串诗集中的对黑暗现实、陈腐传统的彻底反抗与诅咒，对自由解放、光明新生的热切追求与赞美，以及对革命前途的坚信，对创造理想的乐观，等等，都强烈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革命的愿望、要求和理想，这种革命理想主义正构成了《女神》的情感基调。哥德说“艺术中的美即理想”。1921年8月，郭沫若的《女神》作为“创造社丛书”之一，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它以磅礴的气势，狂热的激情，全新的形式，独特的风格，和丰富的内容，深刻的思想，激进的态度，震撼了文坛，使人战栗，使人惊喜，充分体现了“五四”的时代精神。高尔基说：“艺术家，他无论到什么地方，总是希望把美带到他的生活中去。”

如从民间天狗吞月，想象为天狗把全宇宙都吞了，“如大海一样地狂叫”等。这种极度夸张的奇特想象最能表现强烈的个性解放要求和对旧世界的反抗、叛逆精神和创造新的大同世界的愿望。天狗

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

在中华古文化滋养下成长起来的郭沫若，到了日本后，他得以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与代表现代化新潮的西方科学与文化产生亲密的接触与频繁的对话，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歌德，学习惠特曼，学习哥白尼，也学习达尔文，学习斯宾诺莎，在西方科学思想与文化观念的不断冲击下，他的生命观、世界观与宇宙时空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个崭新的极度膨胀的自我形象逐步在心灵空间壮大起来，这形象使诗人感到精力充盈、活力无限，感到不可遏止的兴奋和紧张，以至于随时将要爆裂开来。这个每时每刻都在热烈灼烧着诗人情绪与神经的形象，最后被诗人命名为——“天狗”。

《天狗》一诗总共有四节，第一节以“吞”为关键词，展示的是一条“天狗”吸纳世界万物的生命特性。你看这天狗，它把日也吞了，把月也吞了，把一切的星球也吞了，甚至把全宇宙也吞了，在吞下这一切之后，它终于化为了自己，“我便是我了”。这“天狗”是谁？其实就是郭沫若本人，又不止是郭沫若一个人，他包括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所有寻求救国真理、追求现代知识与文化的中华儿女，他是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周作人、胡适、徐志摩、闻一多……中国现代的思想与文化，不就是由这一群“天狗”合力铸就而成的吗？

（三）直接表现了作者的历史史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永远不能消!永远只是潮!

一唱三叹，这种自然流泻的音节是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相适应的。

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

一开始诗人便自称“天狗”，而且还是一条史无前例、无与伦比的天狗：它不仅吞月（这是古代神话之原意），而且吞日，吞一切星球，吞全宇宙。我们习惯以“气吞山河”来形容气魄之伟大，而青年郭沫若的气魄，更是伟大超群得不可想像。“我便是我了”表现了个性充分张扬所带来的自豪感。所以它是诗人在五四时代精神的观照下对个性解放的赞歌，也正因有了冲决一切束缚个性发展的罗网的巨大勇气之后，个性才得以充分张扬，五四时代的新人才具有无限的能量：“我是全宇宙的能的总量！”这样的五四新人将能够改变山河、大地、宇宙，谱写新的历史篇章。诗人也为自己的情感陶醉了，情不自已，便从他年轻的火热的胸膛里喷射出惊雷闪电一般的诗句：“我飞奔，我狂跑，我燃烧……”。这样的诗句就像猛烈的飓风，在读者心头上呼啸而过，在不平的大地上产生极其强烈的冲击波，使人感到五四新人的气概是何等豪迈。而接下来三个“我飞跑”，更给人以急促振奋、迅雷不及掩耳的感觉，故而“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嚼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表示了自己只有经历脱胎换骨的改造方能成为新人，方能改造整个旧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从这里可以看出，郭沫若在《女神》的创作中表现出了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而对一切非凡的事物有强烈的兴趣。他不喜欢如实地描写现实生活，而偏爱表现主观理想，特别注重主观抒情。

便是把金钢石的宝刀也会生锈！

夸张的比喻充分表达了浪漫主义的感情。比起“凤歌”来，“凰歌”的想象和夸张表现了更丰富的内涵，如形容女性的痛苦感是“五百年来的眼泪倾泻如瀑，五百年来的眼泪淋漓如浊”；歌唱无处安身的心境是缥缈的浮生，好像“大海里的孤舟”，“黑夜的酣梦”，而这如梦的生命又是那样的孤寂和荒凉：

前也是睡眠，后也是睡眠，来得如飘风，去得如轻烟，来如风，去如烟，眠在后，睡有前，我们只是睡眠当中的

一刹那的风烟。

夸张是想象力的果实。这些诗句中想象和夸张的比喻，摆脱了对生活原型的依赖，似乎呈现一种不合理性；但它更强烈地展示了生活原型的本质，又融进了作为创造主体诗人的感情色彩的真实性，因而是一种更合理的艺术抒情方式的创造。

五、语言方面，带有强烈的主观性的色彩

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嚼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我的神经上飞跑，我在我的脊髓上飞跑，我在我的脑筋上飞跑。

强调主观与主体性，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狂躁焦灼，甚至是匪夷以思，要在自己的脑筋、神经或脊椎上飞跑。把情感和想象提到创作的首位，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超越现实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塑造理想中的形象。从而形成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

诗中大量运用词的对偶，句的排比，也深烙着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传统的印痕。“凰歌”中的抒情歌唱，有时用这样的长句的排比来写失落感：

我们年青时候的新鲜哪去了？

我们年青时候的甘美哪去了？

我们年青时候的光华哪儿去了？

我们年青时候的友爱哪儿去了？

有时又用参差不齐而又对仗工整的诗句来写孤寂感和绝望感：

左也是漶漫，右也是漶漫，前不见灯台，后不见海岸，帆已破，樯已断，楫已飘流，柁已腐烂，倦了的舟子只是在舟中呻吟，怒了的海涛还是在海中泛滥。

有时用节的复沓，句子的重复，变化的流动感和音乐的多变性很强。最后的“凤凰和鸣”服从于赞美新生的欢乐这一主题，采用了句式格调一致的反复咏叹，虽然给人以过分单调的感觉，表现了诗人缺乏艺术节制力的弱点，但是经过删刈和浓缩后的欢唱，并不显得冗长和累赘。反复的欢唱，给人以回旋的乐曲般的审美愉快。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最后以席勒的《欢乐颂》合唱的反复，把欢乐的主题推向高潮；《凤凰涅槃》最后的反复欢唱，也使这首火之曲在人们心中永远回响着一种烈火中得到再生的欢乐：

是你在欢唱？是你在欢唱？

是他在欢唱？是为在欢唱！

《女神》具有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特色。贯串诗集中的对黑暗现实、陈腐传统的彻底反抗与破坏，对自由解放、光明新生的热切追求与赞美，以及对革命前途的坚信，对创造理想的乐观，等等，都强烈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份子革命的愿望、要求和理想，这种革命理想主义正构成了《女神》革命浪漫主义的基本精神。诗篇的奔腾的想象与大胆的夸张，弘传的构思与沈烈的色彩，激昂的音调与急骤的旋律，以及神话的巧妙运用等等，又都同诗人的“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注：《沸羹集序我的诗》)相适应，反映了革命浪漫主义在手法上的长处。《女神》所显示出来的鲜明的时代色彩，宏大的艺术魄力，独创的艺术风格，丰富了我国诗歌创作的宝库，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在《女神》出版后不久，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里写道：“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么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他还认为《女神》“不独喊出人人心中底热情来，而且喊出人人心中最神圣的一种热情”(注：《闻一多全集》第3册丁集第185、194页)。在纪念郭沫若五十寿辰的时候，周扬在《郭沫若和他的〈女神〉》一文里，称郭沫若“是伟大的„五四‟启蒙时代的诗歌方面的代表者，新中国的预言诗人。”称《女神》“是号角，是战鼓，它警醒我们，给我们勇气，引导我们去斗争。”(注：1941年11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这些评论说明了《女神》所以能够获得较大影响的根本原因。郭沫若热情澎湃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诗歌，为我国现代诗歌开创了一代新的诗风。

第五篇：论《子夜》的艺术特色

论《子夜》的艺术特色

长篇小说《子夜》是茅盾小说的代表作。也是“五四”以来革命现实主义的力作。无论在茅盾60多年的文学生涯中，还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

《子夜》始作于1931年10月，完成于1932年12月，原名为《夕阳》，1933年1月正式出版时改为《子夜》。作者说：“《子夜》即半夜，即已半夜，快天亮了。”这是从当时革命发展的形式而言的。茅盾创作《子夜》在于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反映中国社会现实，驳斥当时对社会发展局势的种种错误认识。《子夜》的发表在当时影响力很大。就小说显示的社会概括的广度和深度、艺术结构的宏大与繁复、人物创造的多姿与传神、文学语言的华赡、劲健和爽利而言，它都足以使茅盾和一般的作家拉开一大段距离。茅盾所具有的经营较大规模作品的才情、功力和耐性，在现代文学史上是少人比肩的。

一直以来，许多评论家对《子夜》的评价毁誉纷呈，但这恰恰证明这部作品内涵丰富复杂，不是一次性探索就可穷其奥秘的。《子夜》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下面只从取材方面、人物塑造、情节结构、语言等几个主要方面来谈一谈《子夜》的艺术特色。

一

《子夜》在题材选择上的特色主要体现为一种“史诗性”特色，这也是正代表着茅盾创作在题材上的特色即“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题材上非常广泛，具有完整概括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宏伟构思。茅盾是写历史画卷的大手笔，概括历史完整画卷的巨匠。他的创作是艺术化的历史，历史化的艺术。他总是明确地、自觉地写历史，完整地描摹社会生活全景图，这就使他的艺术创作表现出构思宏大，具有深重历史感的鲜明特征。作品的重心是描写“都市”，但它又不是单纯地写都市，要以农村与都市的对比，反映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在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全部复杂斗争，找到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种倾向、各种代表人物的音容笑貌。正是出于对社会面貌整体把握的需要，为此，还特意将作品的主人公吴荪甫设计成一个纺织业的民族资本家，一个生产原料来源于农村的“纱厂老板”，因为这一角色地位便于“联系农村与城市”。虽然《子夜》完稿时最终偏重于都市描写，并明显使人感到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第四章游离于主要情节，但作者却始终不愿割舍，这就是出于再现社会“整个面貌”的总体来考虑的。

茅盾创作《子夜》时，为了取材的真实，在构思和素材搜集过程中，他几乎每天都在“东奔西走”。他除了亲访现代都市各种身份的人物（企业家、商人、公务员、经纪人）外，并且实地考察了现代工业如丝厂和火柴厂，还亲自考察了现代交易市场如工伤证券交易所；甚至连吴荪甫坐什么样的牌号的汽车这种小细节也反复地调查研究过：原先想让吴荪甫坐福特牌小汽车，因为当时上海“流行福特”，后来经研究又改坐了雪铁龙，因为“像吴荪甫那样的大资本家，应该坐更高级的轿车。”通过实地调查，茅盾对产业界、金融界的情况了然于胸，这使他能于无形中消解自己的政治意识和理论思维，因此，《子夜》能以生动的形象真实、细致地再现生活，在同类作品中得以独领风骚。

二 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则是在“典型环境”中塑造人物的“典型性格”。茅盾注重表现人物性格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将人物的行为、情感、心理、个性诸点加以展开，追求“立体化”的油画效果。他从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及其变化中来突出人物性格及其发展变化。

《子夜》能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和典型环境中通过复杂尖锐的矛盾冲突来刻画人物，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就整部作品的背景而言是非常广阔的，作品以一九三0年春夏之交在上海发生的事件为背景，相当全面地反映了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面貌。作者创造了一个提供人物活动的真实舞台——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的大都市，在这个舞台上主人公吴荪甫的性格通过尖锐的矛盾冲突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吴荪甫的性格首先表现为刚强自信，争强好胜，机智，富有魄力。这些性格主要通过他与同行之间的矛盾冲突来体现的。吴荪甫出身封建官僚世家，又曾游历欧美学得一套近代资产阶级经营企业本领。他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一心想发展民族工业，他不仅在家乡双桥镇办起了当铺、钱庄、油坊、米厂、电厂，还在上海经营一家大丝厂，而且联合孙吉人、王和甫等民族工业资本家组织益中信托公司，以狠毒果决的手段吞同业的丝厂、绸厂，还一口气吞下了朱吟秋、周仲伟等人的工厂，幻想建立起自己的资本主义王国。吴荪甫是民族资产阶级，这就决定了他的性格必然有所转化，作者把这种性格的转化主要放到他与官僚资本家的矛盾冲突中去完成，由刚强自信，争强好胜转化为虚弱、怯懦、苦闷、软弱。吴荪甫面对赵伯韬这个“魔王”产生了畏惧、不安，两者的斗争正如李玉亭所说，“吴荪甫扼住了朱吟秋的咽喉，赵伯韬又从后面抓住了吴荪甫的头发。”在公债市场上，吴荪甫这种性格非常突出，在夜总会“酒吧间里，吴荪甫面对赵伯韬提出的苛刻条件，反映为“哦——”吴这么含糊应着……他失去了抵抗力，失去了自信心，只有一个意思在他神经里旋转：有条件的投降了罢！非常精彩地写出了吴荪甫在金融资本家面前怯懦、软弱的性格。此外，在公债市场这个充满矛盾的场合中，也突出了主人公刚愎自用的性格特征。比如第十章在书房里杜竹斋听到吴荪甫让自己凑出五十万做公债后，他立刻正面反对，而吴荪甫却用了沉着的声音说：“没有危险，竹斋，一定没有危险，……竹斋，这不是冒险！这是出奇制胜。”作者通过把主人公放在公债交易市场上与买办资产阶级发生的复杂的矛盾冲突刻画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作者还把主人公放到资本家与工农的矛盾冲突中，突出他的凶狠、色厉内荏。在工厂门口，吴荪甫的汽车被罢工的女工围住，他坐在汽车里铁青着脸，一叠声喝道：“开车，开足马力冲！”这时他却“卜卜地心跳”，回到家里“他那颗心兀自摇晃不定，他的脸色有时铁青，有时红，有时白。”从这一矛盾冲突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吴荪甫的性格，可以体会到作者刻画人物的高超艺术。

当然，吴荪甫的一种性格并不是固定在一种矛盾冲突中表现出来的，而是他们具有的各种性格在复杂尖锐的茅盾冲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比如吴荪甫较弱的性格，在公债市场上，在与工农斗争的矛盾上，在家庭内部的关系上，都有一定程度的表现。作者把吴荪甫这一形象刻画得既复杂又丰满，使他成为具有鲜明时代和阶级特征的典型形象。

吴荪甫生不逢时，在中国半殖民地的现实环境中雄心勃勃地企图发展民族工业，结果以破产的悲剧而告终。吴荪甫身上固然有鲜明的阶级烙印，但观其全人并非是那种只有“反动性与爱国进步性”的扁平式的形象，而是一个血肉丰富性格复杂的立体化的现代民族企业家的典型，在他身上一扫老中国儿女的萎靡气息而充满了生命活力。魄力与学识、铁腕与野性集于一身的吴荪甫，被茅盾称之为“二十世纪机械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总的说来，似强实弱、外强中干是吴荪甫的基本性格特征，他的所有行为，所有动机，都是从他所处的历史潮流而来的，在那样一个时代，他出色地实践了一个现代民族资本家的历史使命，也充分展示了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企业家的巨大能量和惊人的才干，他的悲剧是中国现代企业家生不逢时、壮志难酬的悲剧，甚至是带有某些悲壮的意味。

在人物描写方面，作者还运用了对比和烘托的手法。作品中正面描写赵伯韬的情节较少，但从作家俭省的笔墨中我们可以体会出他的凶狠、蛮横、荒淫、无耻。他靠外国资本家的撑腰操纵了公债市场，凶狠而蛮横。在生活上荒淫无耻，他对李玉亭说：“你不知道我不大爱过门的女人……她（刘玉英）不是人，她是会迷人的妖精。”这个人物灵魂是卑污的，他从里到外都使人产生极强的厌恶与憎恨之感。而主人公吴荪甫却与他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吴荪甫虽然仇视工农革命斗争，有凶狠的一面，但他毕竟是为了发展民族工业，有自己的理想，并且为了这个理想不断的奋斗，这种对比手法的运用，使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除了吴荪甫、赵伯韬，小说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就是屠维岳，他倔强坚定、办事有利、阴险、狠毒、虚伪，当他受到吴荪甫的重用后，作者把他设置在工人运动的高潮中，通过一系列活动来表现他阴险、狠毒的性格，这一性格是对吴荪甫性格的一种补充，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对吴荪甫形象的塑造，起着很好的烘托作用。

《子夜》中塑造人物用了较多的心理描写，使作者笔下的人物有鲜明的个性。在这方面如吴荪甫、赵伯韬等主要人物的描写耐人寻味外，对冯云卿等人的描写也有很强的艺术效果。

没落地主冯云卿在公债市场上跌了一跤，为了翻本他竟然想到用女儿的肉体去套取公债情报。作者写到冯云卿“脑子里滚来滚去只有三个东西：女儿漂亮、金钱可爱、老赵容易上钩”；“……但忽然他的心理又浮起了几乎不能自信的矛盾：一方面是惟恐女儿摇头，一方面却又怕看见女儿点头答应。”用了非常细腻的心理描写，刻画了一个逃亡地主的丑恶嘴脸。从而使这一人物形象在这一特定环境下典型化。

《子夜》在心理描写上占有很大的比重。尤其是对人物的下意识和幻觉的描写增强了作品心理分析的色彩，这种心理分析的艺术效果，并不仅仅驻足在传统的写实主义手法的应用上，而且明显的运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或隐或现的从作品的开头贯穿到小说终结。小说开头写老太爷的一切言行总是围绕着一个总体象征展开。我们可以通过许多散在的象征性细节描写窥见这个封建僵尸的丰富内心世界。如作为象征道具的黄绫套子的《太上感应篇》就发挥了奇妙的作用；又如美老太爷对快建节奏的都市生活闭起双眼，全身发抖的细节；丰满的乳房，赤裸裸的白腿，刺激老太爷的神经时的恐惧描写……都强烈地表现出人物此时此刻的巨大心理反差。这一切作者并没有用旁白的手法来叙述，而是通过张素素、李玉亭、范博文等人的言行去“点化”出这具“古老社会的僵尸”的象征内涵和特殊的心理特征。此类的带有象征主义色彩的心理描写在《子夜》中屡屡出现，他无疑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三

在一部作品中，结构是很重要的，是表现作品主题，反映时代，刻画人物性格重要的艺术手段。《子夜》的结构安排是相当成功的。它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时间短（两个月），而容量大（反映上海三十年代社会的现实）。这就为作者在结构安排上提供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在短时间内准确真实地反映大的社会现实，《子夜》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在进行大规模的全景式描写时，茅盾注意在具体的情节安排上虚实结合、远近结合，从而显示出作品的色彩与波澜，符合生活实际。他采用以城市为近景，以农村为远景的布局，以光怪陆离的城市为主要生活舞台，通过作品中人物的谈论或政治形式的变化，起伏不断地引出农村这一条线索。这种手法笔墨经济的反映了极大的生活面，在兼顾广度的同时，又聚集于深度的挖掘。作品在围绕吴荪甫这个中心人物引出各种经济斗争和阶级斗争（即表现吴荪甫的“三大火线”）时，茅盾采用不同的方法安排各情节线索，形成虚实结合，疏密相间的布局。如果吴荪甫与赵伯韬斗法的这一线索是先虚后实，与工人斗争的一条线是一实到底，与农民矛盾斗争一条线则以虚为主。三条线索浓浓相间地起伏前进，又互相照应和互相补充。

《子夜》中写了九十多个人物，情节线索错综复杂，矛盾冲突尖锐复杂，但作者处理得脉络分明，有条不紊，所有的矛盾斗争都围绕着吴荪甫为发展民族工业所进行的斗争、挣扎及到最后彻底失败这条中心线索而展开的，作品以吴荪甫同其他资本家、工农、家庭内部的矛盾冲突为副线来推动情节的发展，形成一个宏大、复杂而严谨的艺术结构。

小说开头以吴老太爷的死揭开了全书的序幕，然后在吴老太爷的吊丧仪式上把几乎全部人物都搬到了舞台上，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人物关系网，为以后情节的发展埋下了伏笔。作者说过：“第二章是热闹场面，借了吴老太爷的丧事，把《子夜》里面的重要人物都露面了，这时，把好几个线索的头同时提了出来……结构技巧上竭力避免平淡……”作者在吴府灵堂周围集中描写了一群来自军、政、工、商及文化等界的吊客，吴府内的各色人物也有一定的描写。通过这些人物言谈、举止，读者都可以了解到来自各方面的消息，看到他们之间复杂的关系及种种矛盾。

通过人物的活动把全书三条主要线索都提了出来。通过赵伯韬、尚仲礼与杜竹斋在吴府假山上密谈做公债多头，提出了民族资产阶级与金融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这个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通过莫干丞报告裕华丝厂女工怠工情况，提出了资本家与工人资产阶级矛盾斗争这条线；通过费小胡子给吴荪甫的电报，又提出了另一条线索——资本家与农民的矛盾斗争，为下文情节的发展埋下了伏笔。此外，把一些次要线索也提了出来，比如，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吴府家庭内部复杂的关系等。这么多复杂、纷繁的线索都是以主人公吴荪甫为中心串联起来的，显示了小说结构的严谨、宏大。

以吴老太爷的死为开头除了把主要线索提出外，还有一个特别的用意就是借灵堂这个场合的悲凉气氛来烘托民族工业前景黯淡，小说的这种开头方式极富独到性，充分显示了作品结构的宏大、严谨。

以后各章中各线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有的章节独立发展一条线索，有的章节交叉发展多条线索。比如，第八章就单独写了冯云卿这个没落地位在公债市场中挣扎，而在第七章中多条线索都有了发展，费小胡子报告吴荪甫在双桥镇的损失推进了情节的发展；吴荪甫与杜竹斋的两次谈话推进了公债市场上的斗争，吴荪甫到厂子里的一系列活动，又推动了他与工人的矛盾；对吴荪甫到银行工会吃饭的描写，侧面描写了赵伯韬的行动，也是主线有了发展。无论是单独发展一条线索，还是交叉发展多条线索，都使整部作品的结构更加严谨，因为它始终是围绕作品的主线来写的。

作品的结尾部分叙述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吴荪甫振兴民族工业的雄心壮志在挣扎、拼搏中化为泡影，彻底失败了，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结构上结尾部分能照应开头；如小说开头写吴老爷、少奶奶、姑奶奶等全部出动，去码头迎接从双桥镇到上海来避难的吴老太爷，结尾则写吴荪甫在事业上失败，狼狈离开上海；开头写弹子房中“死的跳舞”，结尾则有吴荪甫等人在黄浦江夜游与之相呼应；如果开头把吴老太爷的死看成“五千年老僵尸的旧中国也已经在新时代的暴风雨中很快的在哪里风化了！”那么结尾处吴荪甫的出走正说明在中国发展民族工业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多么巧妙的相互照应！这种艺术格局的形成，使小说的结构更加完整、严谨。

四

语言对于一部作品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作品与读者的中介，读者喜欢评价一部作品离不开这一中介，从而完成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茅盾在这方面做得很有特色，显示了他在语言方面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子夜》的人物描写和叙述语言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第一，《子夜》中人物语言有着极为鲜明的个性特点，能准确地反映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每个人物都用自己的讲话方式，反映出不同人特殊的地位、生活经历、教养和心态。吴荪甫作为工厂的老板，一家之主，“立刻”、“马上”、“快、快”成为他独有的语言。吴荪甫对朱吟秋到期押款请求展期三个月，吴荪甫说了这样的话。“何必呢？竹斋，你又不是慈善家，况且犯不着便宜了朱吟秋。……真实可惜！——。”

后来劝杜竹斋在放给朱吟秋五万元，劝杜竹斋道：“竹斋，你怕抵不到十五万，我却怕朱吟秋舍不得拿出来作抵呢！只有一个月的期，除非到时他会点铁成金，……所以现在非把他的茧子挤出来不行！”

这两段话很明显地反映了民族资本家内部的矛盾，也充分地展现了吴荪甫狠毒的性格用吴少奶奶的一句“你这人真毒”做点睛之笔，使主人公的形象跃然纸上。

除了对主要人物进行语言描写外，对次要人物的语言描写也是非常精彩的：面对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及当时的社会形式，苦闷的知识分子范博文说：“我老实是觉得今天的示威运动太乏！”而杜新箨

“及时行乐”的处世哲学则是“且欢乐罢，莫问明天，醇酒妇人——沉醉在美酒里，消魂在温暖的拥抱里！”；“云卿，说老实话，用水磨工夫盘剥农民，我不如你，钻狗洞摆仙人跳，放白鸽，那你就不如我了！”这是没落地主特有的语言。用简洁语言对各种人物的身份、性格进行了真实的写照，表现出作者运用语言能力。

其次，要驾驭一个庞大的结构，把复杂的线索叙述得脉络分明，要求作者需具有运用语言的魔力。《子夜》的叙述语言具有明快、细腻、晓畅的特点。

叙述语言能使人物环境典型化，还能表现出作者本人的世界观，对问题的态度。比如，第七章中，当吴荪甫与李玉亭分手后，吴荪甫坐着汽车心情异常烦闷，作者写道：“迎接他下车的，是又一阵暴雨。天色阴暗到几乎像黄昏。……林佩珊正坐在钢琴前弹奏，那音调是异常悲凉……吴荪甫胜利了，他没有内顾忧了！……此时暴风雨已过，一片片金黄的太阳光斜射在书房的西窗上……他觉得现在的空气是从来没有的清新。”用明快、细腻的语言把景物与人物心情结合在一起，使人物环境都具有典型意义。又如，在第十六章时对周仲伟的描写，作者用明快的语言活灵活现地勾勒出一个“抖起来容易”“躺下去也快”的资本家的形象，作者对他的嘲讽憎恶之感，通过语言也流露得很充分：“现在听了陈君宜和朱吟秋的论调，他这一急可不小，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不能哈哈笑了！然而他还没绝望。……他的希望又复活了，他又能够笑了。……各项债务一齐逼来，周仲伟当真受不了了，不能够再笑一声。”周仲伟在生活中扮演一个丑角，作者用明快的叙述语言写出了他靠拉拢、吹捧过活的本质特征。然后使人在心里对这个人物非常憎恨，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